小伽图的外甥及女婿马可·布鲁图斯更是由于刺杀恺撒和杀身成仁而名垂千古，激励了后世无数反对暴政的自由斗士。尽管恺撒对布鲁图斯多加提携、恩重如山，这位“共和国的最后卫士”仍然义无反顾地刺杀了恺撒。后来，布鲁图斯又严词拒绝了西塞罗让他与屋大维联手对付安东尼的请求，明确表示自己刺杀恺撒决不是为了去接受另一个“仁慈的主人”（指屋大维）。布鲁图斯反对的不是恺撒，而是任何一个试图颠覆共和国的人，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父亲或好友！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对这种忠诚精神评价道：“这是对祖国的一种主导的爱，这种爱脱出了罪恶和美德的常规，它所服从的只是它自己，它是不管什么公民、朋友、好人、父亲的：美德正仿佛是为了超越自己才把自己忘掉的。”在腓力比决战之前，布鲁图斯曾给一位好友写信，表示自己在即将发生的决战中“要么获胜以恢复罗马人民的自由权利，要么死亡以免于奴役的生活”，决不会苟且偷生。在最后决战兵败之后，抱定必死决心的布鲁图斯拒绝了将士们劝他逃跑保命以图东山再起的建议，他与朋友们一一作别，欣然赴死。普鲁塔克对上述诀别的情景描写道：
“他对每个人伸出他的右手，面露高兴的神色向大家说了下面一番话：他认为所有朋友从始至终对他忠心耿耿，使得他了无遗憾；如果他对命运乖戾感到气愤，那也是为了国家。就他本人而言，他认为他比起那些获得胜利的人更为幸福，不仅是前面这些日子，就是目前的状况亦复如是。他之所以能够死而无憾，在于他能留下美德所建立的名声，这是征服者用武力和财富所不能获得的成果……”
与布鲁图斯的英雄壮举相联系的还有卢西留斯(Lucilius)的故事。卢西留斯是布鲁图斯的挚友，在布鲁图斯与安东尼、屋大维决战落败后，他利用自己的相貌与布鲁图斯相似，假冒撤退的主帅而被敌方捕获。
安东尼将俘获的卢西留斯带到军帐中时，心中非常得意，以为自己抓住了布鲁图斯。但是卢西留斯却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对安东尼说道：“你永远都不可能生擒布鲁图斯！”言中之意即布鲁图斯必定是不成功便成仁，决不会成为敌人的阶下囚。结果，安东尼不仅没有对扮作替身的卢西留斯进行责罚，反而为自己得到了一位忠诚的新朋友而深感高兴。后来当安东尼与屋大维进行生死决战时，卢西留斯一直忠实地效命于安东尼，最后为他殉职而死。
以上这些悲歌慷慨的罗马英雄故事，世世代代在罗马人中间传颂弘扬，怎能不激起后辈子弟们杀敌立功、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虽然这些故事难免带有暴力和血腥的特点，但这恰恰是狼性民族的英雄本色。这种充满了狼性特点的英雄主义既发扬了舍生忘死的崇高美德，也透露出追功逐利的行为动力。一代又一代罗马人就是在功利主义和崇高美德的激励之下，不断地创造光荣，展现出一种气势磅礴的“强悍之力”的。
罗马人的凯旋式
希腊人一生中最荣耀的事情就是能够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获得锦标（即竞技项目的冠军），戴上象征荣誉的橄榄花冠。罗马人一生中最宏伟的理想则是举行凯旋式，彰显自己的赫赫战功。尤其是出于豪门、跻身政坛的罗马贵族子弟，更是以一生能够举行一次盛大的凯旋式为人生鹄的。
早年的许多罗马英雄都因为在抵御外敌或对外扩张中取得了卓越的功勋，经元老院批准而举行场面恢宏的凯旋式，从而登临人生的巅峰。卡米卢斯一生因攻占维爱、打败高卢人等赫赫军功而举行过四次凯旋式，打败汉尼拔的大西庇阿、获得马其顿战争决定性胜利（皮德纳战役）的埃米利乌斯·保卢斯、毁灭迦太基的小西庇阿等罗马军事统帅，都曾因为伟大的胜利而举行过凯旋式。再往后，征服北非和抵御辛布里人的马略、打败米特拉达梯六世的苏拉、重挫本都王国的卢库鲁斯也都举行过凯旋式（马略还不止一次）；甚至连文官出身的西塞罗，也在卸任西里西亚总督后被元老院授予了举行凯旋式的荣誉，但是这位资深元老却知趣地谢绝了这份殊荣，因为他深知凯旋式的荣誉往往只授予那些驰骋疆场、杀敌建功的将军。罗马首富克拉苏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举行过一次凯旋式（平定斯巴达克斯起义只是让他享受了一次规模小得多的凯旋式），这种遗憾后来成为断送其性命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伟大的庞培”却在一生中分别因征服北非、西班牙和叙利亚而举行了三次凯旋式，作为罗马男儿，他的人生之辉煌已臻于顶点。而有着雄才大略的恺撒更是在消灭庞培势力、统一罗马帝国之后，一口气举行了四个凯旋式，庆贺其在十多年时间里相继征服了高卢、埃及、小亚细亚和北非等地，每个凯旋式都是实至名归。公元前46年，当大功告成、天下尽收的恺撒在为期十天的盛大凯旋式上头戴月桂花冠、驾驭驷马高车接受无数民众的欢呼膜拜时，罗马英雄的人生卓越理想可谓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与此等巅峰荣耀相比，不久后的遇刺身亡也就算不得什么遗憾了！
在共和国时期，按照罗马法律规定，从北边的卢比孔河一直到最南端的布林迪西和雷焦的整个意大利地区都是不允许驻军的（马略进行军事改革之前罗马根本也没有常备军）。每当与外敌开战，军队都是由元老院临时下令征召，由执政官统领开赴国外打仗；战争结束后，军队在进入意大利之前即予以解散，士兵解甲归田。作为国家首都的罗马更是不允许军队进入，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举行凯旋式。
每当举行凯旋式的时候，已经解散了的士兵们重新按照战时编制在罗马城外集结。他们全副武装，精神抖擞，押解着敌国的显贵战俘和人质，装载着数量惊人的金银财宝等劫掠物品，簇拥着凯旋将军的战车进入罗马城。凯旋将军驾驭着四匹白马拉拽的战车，头顶月桂花冠，英姿勃发。整个凯旋队伍在仪仗队的开道下，浩浩荡荡地从罗马城门进入，在无数民众的夹道欢呼下，穿过罗马的主要街道，一路奔向卡庇托尔山，最后隆重地把这些战利品敬献到朱庇特神庙中。这种辉煌的场面，尤其是驾驭驷马高车的凯旋将军，成为罗马青年，尤其是豪门子弟梦寐以求的理想。罗马年轻人从小就是听着那些激扬人心的英雄故事、看着如此恢宏壮观的凯旋场面成长的，从而在心灵中树立了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
到了共和国末期和帝制早期，虽然罗马政坛上的主角已经用个人的权欲取代了共和的理想，但是那种建功立业和杀身成仁的英雄主义理想仍然得以传承。罗马人普遍认为，身为男儿，若不能疆场建功荣享凯旋，则必当马革裹尸以身殉国。这种充满阳刚之气的英雄主义理想是促使罗马帝国不断壮大并且得以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因素。然而，到了帝制的中后期，随着帝国疆域的饱和以及东方财富和生活方式的渗透，气势雄浑的英雄主义就逐渐蜕变为奢靡颓废的享乐主义了。“拉紧弓弦的阿波罗”日益演化为“拉紧琴弦的阿波罗”，折戟弃盾的希腊人和东方各民族开始用柔美的阿佛洛狄忒（维纳斯）来消磨罗马披甲之士的勇武精神。
罗马凯旋式组图之一、之二、之三
罗马英雄主义与功利主义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为了政治理想和个人名誉而杀身成仁的例子不胜枚举。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荣誉和声望是比财富和地位更加昂贵的东西。但是这种英雄主义背后，一直隐藏着一种更深层次的功利主义诉求，即把权力看作比荣誉更加重要的东西。例如恺撒在公元前61年出任西班牙总督期满返回罗马时，他就面临着彰显荣耀的凯旋式与执掌权力的执政官之间的两难抉择，深谋远虑的恺撒最后选择了权力而放弃了荣耀，由此开启了缔结“三头同盟”、问鼎权力巅峰的人生成功之路。一直到十多年后，恺撒打败了庞培和元老院，掌握了共和国的独裁权力，才弥补了当年忍痛割舍荣耀的遗憾，一连举行了四次凯旋式。
在罗马英雄主义的理想之中，荣誉与功利（权力、利益等）是相互砥砺、彼此激荡的。罗马人固然把荣誉看得极重，但是在珍视荣誉的背后总是存在着对功利的追求。因此，罗马人一方面出于传统美德的驱策而建立功勋、报效国家，另一方面则在创造光荣的同时追逐功利，满足权力和利益方面的要求。
与希腊英雄传说的虚构背景——希腊人与特洛伊人、马人、阿马宗人（Amazon，一译亚马逊人，黑海之滨的一个女人部落）等的冲突——不同，罗马英雄主义直接与罗马人的家族荣誉、功利追求和国家发展紧密相关。这些英雄故事就发生在自己的家族祖先身上，这些先贤的蜡模面具还分明供奉在家族的壁龛之中。因此，这些故事就不只是一段虚无缥缈、神奇浪漫的美丽传说，仅止于陶冶性灵，而是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现实生活，涉及家族的血脉传承和国家的兴旺发达。由此可见，罗马英雄故事直接起到了加强人们的家族维系和国家认同的现实作用。
从一开始，罗马的英雄主义和功利主义就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罗马共和国时期，这种功利主义在传统美德和家国情怀的驱动下，表现为一种悲歌慷慨的英雄主义。但是到了罗马帝国时期，一方面由于罗马版图趋于稳定，英雄已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随着罗马“公民”日益沦为帝国“臣民”，人们的建功立业激情也逐渐熄灭。更重要的是，在源源不断的外省财富的腐蚀之下，尤其是在东方奢靡颓废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浸润之下，罗马主流社会一头堕入了醉生梦死的温柔乡，英雄主义理想也就荡然无存了。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就蜕变为恣睢放纵的享乐主义，罗马人逐渐丧失了气吞山河的英雄情怀，日益蜕化为声色犬马的颓靡之徒。
罗马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段对照鲜明的悲喜剧史：前半段历史悲歌慷慨、壮怀激烈；后半段历史则是纵情声色、极尽奢靡。然而，虽然前后两段历史犹如有天壤之别，却一以贯之地保持着同一种文化风格，同样表现出一种坦荡豪放的大丈夫气。换言之，这两段历史在“力”度上始终是成正比的——早先的罗马英雄主义有多么的气势恢宏，后来的罗马纵欲主义也就有多么的肆无忌惮。戏谑地说，即使是罗马人后期的声色犬马，也带有几分坦荡率直的“英雄”气概，只不过罗马人已经把英雄主义得以施展的场所从刀光剑影的战场变成了酒肉声色的宴饮场和大浴场。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声色场上，罗马人都表现出一种充满“力”度的豪迈特点，从来都是无所顾忌和勇往直前的。与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神职人员偷偷摸摸、蝇营狗苟的堕落行径相比，罗马人在纵欲主义方面不仅气吞万象（这是罗马帝国的富庶和强大所致），而且表里如一，无所顾忌地享受着人间的一切快乐。
庞贝古城遗址中反映罗马人宴饮情形的壁画
狼即使是在堕落的时候，也保持着鲜明的狼性，始终不失其贪婪和勇悍的特点。这种随心所欲、尽情享乐的率性特点，仅从罗马帝国时代气势如虹的竞技场和大浴场中就可见一斑。
罗马人的文化福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观赏古老的角斗和斗兽活动，另一个就是公共浴场的洗浴活动。从共和国后期开始，尤其是在帝制时期，罗马的统治者们都热衷于修建气势磅礴的竞技场，或者规模宏大的大浴场，以取悦于平民百姓。正如同竞技场具有诸多功能，可以展现角斗、猎兽、赛车甚至海战等激烈场面一样，大浴场也具有一些文化功能，附带有图书馆、健身房、艺术中心、休闲庭院等设施，后来甚至连风月场所也设置在大浴场内。人们可以从韦斯巴芗修建的科洛西姆竞技场见识到罗马人的英雄气概，同样也可以从卡拉卡拉浴场或戴克里先浴场中领略到罗马人的放纵之风。
罗马人在竞技场和大浴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汪洋恣肆的恢宏气度，一方面令其他民族难以望其项背，另一方面也让人们多有鄙夷。这种情形就如同罗马人早年在战场上所表现出的勇猛凶悍精神，一方面让其他民族望而生畏，另一方面也给人以野蛮粗鄙之感。无论是早先的英雄主义，还是后来的纵欲主义，同样都充满了“力”和“利”的特点，都是罗马文化一剑两刃的表现形态，彰显着功利主义的精神特质。
卡拉卡拉大浴场遗址局部
希腊文化对罗马社会的浸润
如果说罗马共和国是英雄主义的摇篮，那么罗马帝国就是英雄主义的墓茔。换言之，罗马功利主义早先表现出建功立业的英雄主义，后来则表现为追欢逐乐的纵欲主义。特别是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由于开疆拓土活动的停滞和东方文化的浸染，罗马人逐渐堕入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中。在这方面，公元1世纪的罗马暴君尼禄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人物。这位皇帝一方面秉承了罗马传统的残暴本性，另一方面却大力倡导优美的希腊文化，试图用希腊高雅的诗歌琴艺和体育竞技来取代罗马野蛮的斗兽角逐，同时也把东方柔靡放纵的生活方式引入罗马社会。对于当时的大多数罗马人来说，尼禄的做法是令人反感的。因为罗马人的娱乐活动一定要充满了刀光剑影，要有血腥味，那是对战争场面的真实再现，而尼禄所倡导的东西却带有几分娘娘腔的疲软味道，这是与狼性民族的精神气质相悖逆的。但是随着东方文化对罗马社会的浸润日深，在功成名就的悠然状态中百无聊赖的罗马人越来越对这种令人舒适的疲软之风情有独钟，甚至趋之若鹜。于是，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希腊民族的历史命运——在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幸福状态下日趋沉沦——就开始悄无声息地降临到威武勇悍的罗马人的头上。
从希腊文化形态对罗马的渗透过程来看，率先流入罗马社会的是希腊人的辩证法和辩论术。自从与文明的希腊人有了较多接触之后，木讷的罗马人就对希腊人口若悬河的雄辩能力颇为钦佩。据说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雅典曾经派了几位演说家来到罗马进行演讲。其中一位演说家巧舌如簧、雄辩滔滔，他第一天在讲台上阐述了一个哲学观点，第二天又讲了一个与昨天所述正好相反的哲学观点，第三天则讲了一个介乎二者之间却又超越其上的观点。这种希腊式的辩证法弄得听演讲的罗马人目瞪口呆，他们没想到一个人嘴里竟然可以说出这么奇妙的道理来！对于普通罗马人来说，他们平时只擅长行动，并不在乎如何讲话。
由于政治生活的需要，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罗马人越来越热衷于学习和效法希腊的辩论术。当时很多权贵门第的年轻人都会到希腊去师从雄辩的哲学大师，一些殷富之家也会聘请希腊的著名学者来做家庭教师，从小西庇阿、格拉古兄弟到西塞罗、恺撒等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罗马人起初仅仅是出于功利方面的目的——政治辩论的需要——学习希腊的辩论术和修辞学，他们对于希腊的文学、艺术、竞技以及生活风习却并无兴趣，甚至多有贬抑，认为这些东西对于崇尚阳刚之气的罗马社会来说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但是从共和国末期开始，罗马人就逐渐对希腊的诗歌琴艺、戏剧表演以及体育竞技感兴趣了。尤其是尼禄本人大力推崇希腊文化，利用皇帝的权力引入希腊高雅的艺术形态和奢靡的生活方式，使其在罗马社会中生根发芽。后来又经过图密善、哈德良等喜爱希腊文化风格的皇帝们的进一步推动，日益文明化的罗马人也对优雅的希腊文化和奢靡的东方生活方式转变了态度。如果说尼禄推崇希腊文化还曾一度遭到了罗马权贵人士的反感和抵制，那么到了哈德良时代，希腊文化已经越来越被罗马上流社会趋奉逢迎。罗马帝国时代的一部关于哈德良的传记作品《皇帝传》中这样写道：
“皇帝在诗歌和文学方面修养极高，同时，对数学、几何学及绘画的理解也有相当高的水平，他还热衷于学习演奏乐器和唱歌的技巧，而且从不背着人偷偷练习。”
哈德良皇帝尤其热衷于希腊的建筑风格，他把这种优美秀丽的东方风格与罗马传统的建筑规范融为一体。此外，他也是第一个公开蓄起希腊式卷发和络腮胡须的罗马皇帝（以前尼禄也曾蓄过希腊式须发，但因遭人诟病而放弃），并把这种风气传给了后来的皇帝们。更有甚者，热衷于希腊文化风格的哈德良也公开表现出恋童癖，在后世的博物馆中，经常出现在哈德良雕像旁边的不是他的妻子萨宾娜，而是其迷恋的希腊美少年安提诺乌斯的雕像。正如盐野七生所言：“只要热爱希腊文化，就会爱上美少年。”
自此之后，希腊的文雅之风和柔靡之习就日益深入地渗透罗马社会，对罗马人传统的质朴、勇敢、严肃、虔诚等民族性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腐蚀作用。罗马人日益沉溺到奢靡放纵的享乐主义之中，并且由于狼性的犷悍基因而在堕落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后世的西方人有一种矫饰之辞，他们认为埃及、巴比伦、波斯等东方民族的阴柔秀美的文化风气和奢靡放荡的生活方式曾经先后腐蚀了两个伟大的西方民族：首先腐蚀了希腊人，使得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人逐渐在东方风气的浸润下走向堕落；然后又开始腐蚀罗马人，致使罗马人重蹈希腊人之覆辙。而且罗马人不像希腊人那样富有高雅的文化品位和内蕴，希腊人在堕落时多少还带有几分美感，而罗马人一旦堕落起来，就没有了任何底线，纯粹是放浪形骸、极尽人欲。这个充满了狼之贪婪和率性的民族，在悲歌慷慨的英雄主义方面创造了登峰造极的辉煌，在声色犬马的纵欲主义方面同样也表现出空前绝后的恣肆。
第II章 罗马的宗教
宗教信仰对于古代的任何民族都是非常重要的，罗马当然也不例外。在罗马草创之初，宗教就成了一种维护家庭稳固、推动国家发展的有力工具。当法律尚未制定和健全的时候，人们就是依靠宗教信仰来维系基本的家庭秩序、社会规范和国家认同的。前面已经指出，罗马人的民族性格之一就是虔诚，可以说罗马人在建功立业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他们对待宗教的虔诚态度紧密相关。罗马人的宗教虔诚一方面确立了家长的权威和贵族的统治，另一方面也维系了子嗣部属的忠诚和平民百姓的向心力。在罗马王政和共和国时期，宗教因素始终都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第I节 罗马宗教的社会功能
罗马家庭和社会组织的宗教基础
罗马国家最初是从氏族组织中发展起来的，早先的那些氏族、胞族（库里亚）、部族（特里布斯）等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就是依赖于家长的权威和家族成员的服从关系而构建起来的。宗教的重要社会功能恰恰就在于，通过树立对神的虔诚来维系人的权威。家长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家族成员对于神明的虔信基础之上；贵族在公共社会中的权威地位同样也是如此。因此，宗教生活对于罗马初民社会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约束力。
古代的罗马人以务农为本，其基本的社会组织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氏族社会。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构成了氏族社会的细胞，这种小家庭由父亲和妻子以及众多子女组成，在其中，父亲成为最重要的核心人物，妻子、儿女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父亲的绝对权威。若干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通过宗亲关系共同组成了氏族社会，而氏族的族长（即宗族中的名门望族）也具有绝对权威，就如同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一样，他们成为最初的豪强贵族。由于罗马文明自从有史记载以来就是一个男权社会（不像古希腊克里特文明还带有一些女权社会的痕迹），女人在社会生活中只能起到次要作用——虽然在罗马家庭生活中，一家之母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妻子仍然必须服从丈夫，因此，罗马社会中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严格的父强子弱、男尊女卑的等级秩序。这种以家庭为基本单元而放大到整个氏族、胞族乃至部族的等级秩序，长期以来就是依靠罗马的家庭宗教和公共宗教来加以维系的。
除了直系和旁系的血缘关系之外，早期罗马社会还建立了一种恩主-门客关系——一些德高望重、地广财丰的氏族豪门，在自己管辖的土地范围内收容了一些外来的投靠者，从而在家族的血缘关系之外，又建立了一种异姓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一个家族的家长既是氏族中位高权重的豪强，又是他所收容的诸多门客效忠的主人。这些门客身为自由人，享有罗马公民权，却在恩主的土地上进行耕作生息，平时仰仗恩主的庇护和恩泽，关键时刻则有义务来维护恩主的权威、保护恩主的安全。在罗马传统社会中，门客对于恩主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罗马贵族在与平民的权力博弈中能够长期占据优势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从血缘关系中延伸出来的社会关系，同样也要依靠宗教信仰和虔诚品性来加以维系。
前面讲到庞培的昔日门客拉比埃努斯，他在恺撒与庞培结盟期间曾长期追随恺撒征讨高卢蛮族，屡建战功，深得恺撒信任。后来当恺撒与庞培因争权夺利而公开决裂、兵戎相见时，拉比埃努斯毅然离开恺撒阵营，投奔旧主庞培，成为恺撒在战场上的劲敌。恺撒对于拉比埃努斯的背叛行为毫无怨言，而是派人把行李和盘缠给拉比埃努斯送去，因为他深知效忠旧恩主乃是罗马人的传统美德。后来拉比埃努斯在庞培死后转战西班牙，继续辅助庞培的儿子与恺撒对阵，直至兵败，以身殉主。
拉比埃努斯的故事表现了罗马人的忠诚，这种政治上的忠诚往往因宗教上的虔诚而得以强化。一个在宗教上虔信神明的民族，往往也会大力推崇政治上的忠诚。甚至连罗马权贵的贴身奴隶，也会恪守对主人的绝对忠诚，他的一项重要义务就是在主人身陷绝境时帮助其自戕，然后再杀身相随，例如小格拉古的奴隶与主人杀身成仁的情形。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人既虔信宗教，又注重忠诚和信义。相比之下，同时代的希腊人对于宗教采取了一种戏谑的态度，自然也就无信义可言。当时的地中海世界流行着一句话：“一个希腊人发誓是没有人相信的，但是一个罗马人发誓却完全可信。”早先罗马人一诺千金、言出必践的质朴品行是与他们的宗教虔诚直接相关的；然而，随着罗马帝国的发展和传统宗教信仰的日趋松懈甚至败坏，罗马人的道德品性也就江河日下，最终造成了帝国的崩溃瓦解。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罗马帝国的衰亡最初就表现为罗马传统宗教和虔诚精神的没落，故而爱德华·吉本认为，基督教才是致使罗马帝国断命的毒酒。
从组织关系来看，罗马社会最初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一个个氏族，若干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库里亚），十个胞族又形成了一个部族（特里布斯），最后由特里布斯联合组成国家。在早期的罗马社会中，宗教信仰构成了确立和维系家庭—族群—国家的重要精神根基，罗马人正是凭借着宗教虔诚来保证父亲的权威、贵族的权威、恩主的权威以及国家权力机构的权威地位的。由此可见，宗教信仰在罗马人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公元前2世纪杰出的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不仅对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也对罗马宗教的社会功能具有深刻的见解，他强调：
“罗马共和国最明显与众不同的特点是罗马人对宗教的信仰。正是这种执著认真近于迷信的信仰——它在其他民族可能被讥为一种羞辱——保持了罗马国家的凝聚力。这种信仰在罗马人的公私生活中都采取极为隆重的形式……而我们当代希腊人却极为轻率愚蠢地抛弃了这种信仰，结果是世风日下，不可收拾。”
在波利比乌斯看来，罗马人的成功之道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虔诚的宗教信仰，而希腊人的堕落则同样在于其宗教信仰的衰颓。作为一个在罗马共和国生活多年的希腊人，波利比乌斯对于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宗教信仰状况的对比是颇具发人深省之义的。
罗马的重要神庙
罗马的神庙既是罗马的宗教中心，也是罗马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最初的七丘之城就是围绕着神庙而建立起来的。宗教在罗马先民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法律尚未健全的时候，宗教可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维护家庭的稳固，加强氏族的凝聚力和推动国家的发展。
相传罗慕路斯兄弟在创建罗马城伊始，即确立了对民族神雅努斯的崇拜。根据罗马人劫掠萨宾妇女的著名传说，当以罗慕路斯为首的拉丁人和以塔提乌斯为首的萨宾人化干戈为玉帛之后，他们就在各自占据的帕拉蒂尼山和奎里尔诺山之间的卡庇托尔山上修建了神庙，对神明进行崇拜。这两个族群在合并之前，原本各有自己崇拜的主神：拉丁人崇拜雅努斯，萨宾人则崇拜奎里努斯，这两个神都以尚武好战而著称。当两个族群合并之后，他们所崇拜的神明也日益融为一体。传说罗慕路斯死后，就化身为奎里努斯，成为三合一的罗马民族的保护神。
第二任国王努马统治时期，修建了罗马最古老的雅努斯神庙。雅努斯神庙前后都有大门，每当罗马人发动战争时，雅努斯神庙的两扇大门就会洞开，一直到战争结束才会关闭。自努马之后，从王政时期的图鲁斯吞并阿尔巴开始，一直到共和国中后期，罗马人持续不断地进行对外扩张，雅努斯神庙的两扇大门始终都没有关闭过。到了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公元前196年），雅努斯神庙的大门一度关闭了二十余年；但是从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开始（公元前171年），这座神庙的两扇大门又重新敞开，一直到屋大维结束内战、统一罗马（公元前30年）才最终关闭，由此开启了长达二百年之久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至今日，罗马的雅努斯神庙已经荡然无存，但是从共和国末期开始修建的罗马凯旋门就是从两面开门的雅努斯神庙中演变出来的。
到了伊特鲁里亚诸王统治时期，罗马人引进了希腊人的神明崇拜，并在卡庇托尔山上建造了崇奉天神朱庇特（即希腊的宙斯）的神庙，将其作为国家的祭典中心和金库所在地。罗马通常被称为“七丘之城”，台伯河畔的七座小山丘围绕着一片湿地，这块大约72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就是罗马帝国最初的发源地。七丘中的五座小山丘——卡庇托尔山、帕拉蒂尼山、埃斯奎里山、维弥纳山和奎里尔诺山——呈现为环形，围绕着湿地；另外两座小丘——阿文庭山和西里欧山——则稍稍靠外。在七丘之中，最高的山丘就是卡庇托尔山，它背靠台伯河、俯瞰由湿地改造而成的罗马广场，成为罗马城的重要地标。因此，在卡庇托尔山上修建天神朱庇特的神庙，更是以宗教形式凸显了罗马政治中心的权威。到了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时，罗马人民又对朱庇特神庙进行了大修。从此以后，卡庇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庙就成为罗马国家的神圣象征，朱庇特也成为超越各种部族神明的最高神。公元前83年7月6日夜晚，卡庇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庙被大火焚毁，当时正值罗马共和国深陷于酷烈的内战之中。遭受浩劫的朱庇特神庙很快又被重建起来，仍然作为罗马国家的宗教-政治中心，展现着一统天下、威慑万邦的赫赫雄风。
罗马卡庇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庙
后世通常用卡庇托尔山及朱庇特神庙来指称罗马，这里一直是罗马国家的权力圣地和最后庇护所。例如，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罗马城，罗马人都收缩到卡庇托尔山上，保卫他们最后的圣殿朱庇特神庙。平时，罗马平民的聚会场所主要是在阿文庭山的同盟圣庙（狄安娜神庙）附近，而贵族们的集会地点通常都是在卡庇托尔山的朱庇特神庙门前。当年小格拉古改革导致了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白热化，双方纠结力量准备一决雌雄的集合地点就分别为这两个山头。公元前44年3月15日，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等元老刺杀了恺撒之后，他们手提血淋淋的刀剑直奔卡庇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庙，在神庙中度过了惊惶不安的一夜。对于这些前程未卜的刺客来说，卡庇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庙就是最庄严神圣的庇护所，没有任何人胆敢进入这座神圣的殿堂来侵犯他们的人身安全。
在王政时期第三位国王图鲁斯执政期间，罗马人兼并了阿尔巴·隆加，并取代了后者的拉丁盟主地位。到了第六位国王塞尔维乌斯统治时期，又在阿文庭山上修建了崇拜狄安娜（即希腊的狩猎女神和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的神庙，将其作为拉丁同盟各邦国共同崇奉的同盟圣庙。此外，素来崇尚战争的罗马人很早就修建了战神马尔斯神庙，他们每年都要在马尔斯神庙前举行盛大的宗教崇拜活动和炫耀武力的游行表演。后来到了屋大维时代，罗马人又在奥古斯都广场上新建了一座宏伟的马尔斯神庙，将其作为罗马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元老院会议经常就在马尔斯神庙中举行。
奥古斯都广场上的马尔斯神庙复原图
公元前496年，已经建立了共和国的罗马人在罗马广场上修建了一座高大的萨图尔努斯神庙。萨图尔努斯(Saturnus)就是希腊神话中宙斯的父亲克洛诺斯，他作为大地丰产之神而受到以务农为本的罗马人的顶礼膜拜。这座神庙建成之后，罗马人就把国家金库从卡庇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庙迁移至此，金库中汇集了罗马人在对外扩张中劫掠的大量金银财宝。从此以后，萨图尔努斯神庙就成为罗马共和国的财政中心，就如同朱庇特神庙象征着罗马国家的权力中心一样。时至今日，萨图尔努斯神庙的废墟依然高高耸立在罗马广场上，向人们昭示着昔日罗马国家的恢宏气度。
罗马广场上的萨图尔努斯神庙遗址
维斯塔神庙也是罗马较早建造并且具有重要影响的神庙。维斯塔是罗马的圣洁女神，也是女灶神，她在罗马人的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希腊神话中，维斯塔的对应者是宙斯的大姐赫斯提亚）。在罗马，不仅家家户户都供有祭祀维斯塔的炉火（对于起源于七丘之城潮湿地带的罗马人来说，长年不熄的炉火有利于驱除湿气），而且罗马广场上专门建有维斯塔神庙，由六位专职的贞女（女尼）在神庙中供奉维斯塔女神。这些维斯塔贞女一般都来自贵族豪门之家，她们在豆蔻之年即自愿侍奉圣洁女神维斯塔，守护着神庙中的圣火，为期三十年（三十年后可以还俗嫁人）。在此期间，她们必须保持纯洁之身，维斯塔贞女的贞节神圣不可侵犯。传说中罗慕路斯和雷慕斯的母亲西尔维娅就曾经当过维斯塔贞女（尽管是被逼无奈），而帝国时期的埃拉伽巴卢斯皇帝诱奸维斯塔贞女之事也曾激起了罗马民众的极大愤慨。在罗马，维斯塔神庙及神庙中的贞女代表着最崇高圣洁的事物，深受罗马人民的敬重。罗马公众人物的一些重要个人文件，如遗嘱等物，就存放在维斯塔神庙中，由专门的贞女保管。例如当年恺撒被刺，他的遗嘱就是由维斯塔贞女当着恺撒亲人和安东尼的面宣读的；后来屋大维也是运用强制手段从维斯塔神庙中攫取了安东尼的遗嘱，当众揭露了安东尼背叛祖国的行径。一直到共和国末期为止，罗马人的家庭道德还是比较保守严谨的，而维斯塔神庙在维护罗马人的传统美德和家庭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罗马广场上的维斯塔神庙遗址
罗马维斯塔神庙废墟中的贞女雕像
随着罗马国家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神庙在罗马广场和台伯河两岸拔地而起，如希腊英雄卡斯托尔(Castor)和波吕克斯(Pollux)兄弟神庙（公元前485年）、阿波罗神庙（公元前432年初建，公元前353年重修）、“祖国之父”卡米卢斯修建的协和神庙（约公元前367年）、维纳斯神庙（公元前295年）等。再往后，随着罗马版图的不断扩大，一些被征服的民族所崇奉的神祇也被罗马人兼收并蓄，罗马帝国境内也因此修建了五花八门的各种神庙。
罗马广场上的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兄弟神庙遗址
在罗马城，最具代表性的神庙就是阿格里帕初建、哈德良皇帝重修的罗马万神殿。这座始建于奥古斯都时代的万神殿可谓是罗马帝国最恢宏的宗教庙宇，罗马人不仅将地中海世界的各路神祇都供奉于其中，而且把一些伟大人物，如恺撒、奥古斯都等人的雕像也置于万神殿中供民众膜拜。后来的历代罗马皇帝，只要死后不被元老院处以“记录抹煞罪”的，均会被神化，其雕像会被放入万神殿中，与诸神共享人间香火。公元前27年，屋大维的得力助手阿格里帕在尤利娅选举会场旁边开始修建万神殿和阿格里帕大浴场，其时正值罗马帝国归于一统、万象更新之际，阿格里帕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把巍峨的万神殿建造完成。但是经历了公元64年（尼禄时代）和公元80年（提图斯时代）的两场大火之后，万神殿只剩下一片废墟。公元120年，热衷于建筑艺术的哈德良皇帝亲自设计和主持重建了这座神庙，新建的万神殿由于采用了混凝土浇筑技术，因此显得更加宏大壮观，成为堪与卡庇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庙争妍斗艳的罗马宗教中心。
罗马万神殿正面的希腊式柱廊宽约34米，进深15.5米，由16根高12.5米的科林斯式石柱分为三排——前排8根，中、后排各4根——顶起巨大的顶梁和三角楣；神殿主体为罗马式的圆形圆顶建筑式样，雄伟厚实，气势磅礴。阳光从直径约9米的穹顶空洞中投射进来，映照得满堂神像熠熠生辉，使人顿生庄严敬仰之感。这座后来被改用作天主教堂的万神殿曾被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擘米开朗琪罗赞誉为“天使的设计”，它不仅是罗马帝国最宏伟的宗教殿堂，也是古典时代建筑艺术的卓越典范。
罗马万神殿外观
罗马万神殿内景局部
罗马宗教对公共生活的影响
王政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人虔信神明，注重祭祀，他们在举行公民大会等重要的公共活动时，首先要举行占卜观兆等宗教仪式，根据观兆的结果来做出政治决定。罗马人非常迷信，每逢遇到重大的事情，如选举执政官等高官、召开公民大会讨论重要议案、进行战争宣告和媾和缔约等，都要先请祭司来主持宗教典礼，请占卜师通过观察飞鸟运动的方向、动物肝脏的形态等兆象来判断吉凶，据此来决定是否如期进行上述活动。
罗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职位——大祭司长，即罗马人民的宗教领袖。虽然大祭司长并非国家官员，但是他作为宗教领袖却可以通过宗教信仰对民众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进而左右政治局势。大祭司长通常都是由政治权贵来兼任，王政时期的第二位国王努马就是第一个担任大祭司长的人，后来的历任国王都自然而然地继任了这一职位。他们不仅是国家的政治统治者，也是代表神意的宗教领袖（就如同埃及的法老和中国的天子一样）。在罗马人的日常宗教活动中，并没有设立专职的祭司人员。罗马的祭司集团往往是由一批精通工程技术、熟悉度量和计算的专业人士组成。他们又被称为“造桥团”，负责主持日常的宗教典礼和祭祀活动。此外，一些掌握专业技能的民众组成了占卜团，根据各种自然现象来预测社会活动的吉凶泰否。以大祭司长为首的这些宗教人士共同构成了罗马的宗教团体，成为与国家官僚体系平行互补的另一支政治势力。到了共和国时期，由罗马望族担任的大祭司长仍然对罗马的政治决策和公共活动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他可以参加元老院会议，具有优先发言权和表决权，其政治地位与执政官、监察官等重要官员相当。由于罗马民众虔信宗教，所以大祭司长就如同保民官一样被视为罗马的民意领袖。更重要的是，罗马所有的政府官员包括执政官、监察官、独裁官乃至民选的保民官都是有任期的。然而大祭司长却是终身任职，他可以长期活跃于罗马政坛和宗教领域。正因为如此，一些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往往都觊觎大祭司长的职位。例如，恺撒在跻身政坛竞选高官之前，首先就通过政治运筹而攫取了大祭司长之职，利用宗教上的权威地位来影响民众，收揽人心，为日后的政治升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恺撒遇刺之后，“后三头同盟”中年事最高的雷必达继任了大祭司长之职；公元前13年雷必达去世，大权独揽的屋大维就顺理成章地接过了大祭司长的职位，一直担任至死。在罗马时代的一些雕像中，屋大维往往是身穿大祭司长的长袍而非“英白来多”（凯旋将军）的戎装，由此可见，这个宗教职位对于罗马公共生活的重要影响。
罗马王政时期确立的最初历法，就是建立在宗教崇拜的基础之上。罗马的历法虽然和农业时令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与宗教信仰之间的联系却更加紧密。例如，在王政时期第二任国王努马制定的月亮历中，1月(Ianuarius)得名于雅努斯神，表示万物的开端（和终结）。12月(Februarius)源于“洁净”一词，意指通过一种宗教仪式来涤除一年的污秽，同时进行宰牲祭祀；后来到了公元前452年，罗马人将12月移到1月之后，使之变成了2月，以后诸月则按顺序后移。罗马历的3月(Martius)、5月(Maius)和6月(Iunius)分别是献给战神马尔斯、大地女神迈亚（她也是商业之神墨丘利的母亲）和神后朱诺的；4月(Aprilis)则表示开花之季。至于6月以后的诸月，则以Martius月之后的第几个月来命名（如9月September，意为Martius月之后的第七个月；10月October，意为Martius月之后的第八个月，以此类推）。后来到了屋大维时代，罗马人又把7月（Quintilis，原义为Martius月之后的第五个月）改换为恺撒的家族名“尤利乌斯”(Iulius)，把8月（Sextilis，原义为Martius月之后的第六个月）改换为屋大维的称号“奥古斯都”(Augustus)。由此可见，罗马历中最前面的6个月都与宗教崇拜和农业时令有关，7月和8月是献给伟大人物的，9月以后的4个月则无特殊的宗教、农时含义，只表示时日的推移而已。
与历法一样，罗马的法律最初也是源于宗教信仰的禁忌律例，主要包括与宗教祭祀活动相关的一些禁忌规则、等级秩序和惩罚方式等。在法律尚未健全之时，占卜者以神的名义来解决共同体内部的各种利益纠纷，以及共同体与其他族群之间的战争及和平关系。宗教处理人与神之间的契约关系，法律则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后者以前者为根据，人与人之间的法权关系最初是建立在人与神之间的信仰关系之上的。罗马的民法起源于宗教信仰中人与神之间的誓约关系，而“全部刑法都是奠基于赎罪这一宗教思想上的”（蒙森）。当罗马法律获得了独立发展之后，罗马宗教又进一步加强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罗马人的法治精神是与他们的宗教虔诚密切相关的。一个虔信神明的民族，往往也是一个恪守法律的民族。
罗马的公共节庆和礼仪规范更是与宗教崇拜息息相关。在古代，罗马民众几乎每个月都要举行敬拜神明的祭典仪式，如雅努斯祭日、狼神节、农神节、家神和灶神节、海神节等；官方也会举办各种向神献祭的庆典仪式和针对自然异象的驱邪活动，这些带有浓郁宗教气息的公共活动构成了罗马人的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希腊人的那些具有鲜明世俗色彩的文艺活动渗透罗马社会之前，质朴而虔诚的罗马人一直都是在浓郁的宗教氛围中消度时光的。每当罗马人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时，他们一定会心怀虔诚地向神明献祭，例如罗马凯旋式的终点就是卡庇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庙。在凯旋式上，凯旋将军头戴月桂花冠，驾驭驷马高车，押着无数俘虏和金银财宝穿过宽敞的罗马大道，奔向巍峨的朱庇特神庙，在极其庄严隆重的仪式中将这些战利品奉献给罗马人所崇拜的神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