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维德在哲学上奉行希腊毕达哥拉斯主义和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的“变易”思想，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对神话人物的变形过程进行了轻松诙谐的描述。奥维德将诸神从崇高的天国拉回到平凡的人间，《变形计》中丝毫没有庄严肃穆的敬神感，而是充满了调侃、讽刺的色彩，既生动鲜活地展现了诸神的众生相，又入木三分地揭露了诸神的道德瑕疵，如淫乱、暴戾、愚蠢、狭隘等。正是这种嬉笑怒骂的谐谑笔法令具有古典情怀的奥古斯都颇为不悦，尽管《变形记》在结尾处也对奥古斯都的丰功伟绩进行了略带媚态的溢美讴歌，但是这仍然不能使奥维德改变被流放的悲惨命运。
在《变形记》的末尾处，奥维德这样说道：
“我的作品完成了。任凭朱庇特的怒气，任凭刀、火，任凭时光的蚕食，都不能毁灭我的作品。时光只能销毁我的肉身，死期愿意来就请它来吧，来终结我这飘摇的寿命。但是我的精粹部分却是不朽的，它将与日月同寿；我的声名也将永不磨灭。罗马的势力征服到哪里，我的作品就会在那里被人们诵读。如果诗人的预言不爽，我的声名必将千载流传。”
奥维德遭流放后，曾经多次向奥古斯都写信表示忏悔，希望能够得到后者的宽恕，但是铁石心肠的奥古斯都至死都没有原谅他。公元14年，屋大维以76岁高龄寿终正寝，此后不久，被放逐到荒岛上的女儿尤利娅就由于无人照料冻馁而亡；3年后，奥维德也在流放地郁郁而终。但是诚如《变形记》中最后一句诗文所言，诗人的声名已流芳千古。
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
奥古斯都时代除了三大诗人之外，另一位蜚声文坛的散文大家就是李维。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是罗马时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巨著《建城以来的罗马史》（共142卷，现存35卷）堪称罗马史学的典范。李维虽然与屋大维交往甚密，并深受后者的器重被聘为皇孙之师，但是他心中却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共和情结，对共和国时期的传统美德和英雄业绩充满了缅怀向往。在那部佚失大半的历史名著中，李维以恢宏的视野、崇高的情怀和优美的文笔记载了罗马自建城以来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展现了罗慕路斯、卡米卢斯、西庇阿等大量罗马英雄的可歌可泣的功勋伟业，表现了炽烈的爱国情感和高尚的价值取向。李维的文风富于修辞，高洁优雅，注重阐发历史人物的美德秉性和英雄气概，寓道德说教于历史叙述之中，强调史学陶冶人心的教化功能。但他却由于过分执着于史学的道德致用意义而有失于史料的客观真实性，这不可谓不是李维撰史的一大缺憾。
继李维之后，特别是到了“五贤帝”时代，罗马文坛上又出现了塔西佗、普鲁塔克、小普林尼、阿庇安等著名作家，他们在史学和文学方面均有所建树。历史上通常将这一时期称为罗马文学的“白银时代”。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公元56年—公元120年）最主要的著作是《历史》和《编年史》，这两部史学著作以严肃的文风和翔实的史料记载了从奥古斯都之死到弗拉维王朝的半个多世纪的罗马社会发展历程，成为后世史学界研究公元1世纪罗马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塔西佗的文笔简洁典雅，他擅长刻画人物个性，在注重史实的同时，亦不乏道德情怀，于书中深刻揭露了尼禄、图密善等罗马暴君的凶残荒诞行径，表达了对专制的愤慨和对共和的向往。后人通常把塔西佗与西塞罗、李维并称为“拉丁散文三大家”。
凡是了解罗马史的人，一定都阅读过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这部著作通过对比的方式，撰述了希腊和罗马的数十位杰出人物的传记历史。普鲁塔克（Plutarchus，约公元46年—公元120年）出身于希腊，受过很好的古典学术教养，晚年移居罗马，与文坛名宿多有交往，并得到图拉真、哈德良等皇帝的赏识。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一对一地撰写了23对希腊名人和罗马名人的合传历史（如“创基开国者”忒修斯和罗慕路斯，“暴虐统治者”赖山德和苏拉，“继往开来者”亚历山大和恺撒等），以及4篇帝王本纪。这种相映成趣的撰史方式不仅形式新颖，而且读起来妙趣横生。普鲁塔克尤其擅长描述历史人物的心理过程和个性特征，从而将那些希腊罗马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坦陈自己并非在书写历史，而是在撰写传记。在关于亚历山大的传记中，普鲁塔克非常风趣地写道：“我们从那些最为冠冕堂皇的事功之中，并不一定能够极其清晰地看出人们的美德或恶行。有时候一件微不足道的琐事，仅是一种表情或一句笑谈，比起最著名的围攻、最伟大的军备和最惨烈的战争，使我们更能深入了解一个人的风格和习性。如同一位人像画家进行细部的绘制，特别要捕捉最能表现性格的面容和眼神，对于身体其他的部位无须刻意讲求。因之要请各位容许我就人们在心理的迹象和灵魂的征兆方面多予着墨，用来追忆他们的平生，把光荣的政绩和彪炳的战功留给其他作家去撰写。”
对于后世来说，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在刻画古典英雄人物形象、传播希腊罗马历史知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可能要比任何所谓正史都要更加深入人心。据说，法国杰出的新古典主义大师雅克-路易·大卫——他创作了《苏格拉底之死》《李奥尼达在温泉关》《劫掠萨宾妇女》《贺拉斯三兄弟》《拿破仑加冕》《马拉之死》等大量经典名画——喜欢对他的学生们说：“如果你缺乏灵感，不妨去翻翻普鲁塔克！”
罗马文学“白银时代”的著名文学家还有小普林尼。他的书信集条理清晰，文笔优美，他曾在与塔西佗的通信中生动地讲述了少年时代亲身经历的维苏威火山喷发情景，也在与皇帝图拉真的信件往来中讨论了一些重要的国家政策（例如对于基督徒的迫害政策）。“五贤帝”时期的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就是阿庇安（Appianus，约公元95年—公元165年）。他的巨著《罗马史》记载了从王政时期一直到图拉真时代的罗马内政和对外扩张历程，内容浩繁，脉络分明，至今虽已散失大半，但是保留下来的内容仍然是研究罗马史（尤其是罗马内战史）的重要资料。与李维擅长修辞和偏重道德教化的撰史风格不同，阿庇安更注重资料汇纂和客观陈述，其文字洗练却文采稍逊，更具有罗马（而非希腊）的传统表达风格。
共和国末期以及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还产生了一批小有名气的哲学家，如《物性论》的作者提图斯·卢克莱修·伽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公元前99年—公元前55年）、罗马大臣塞涅卡、获释奴隶爱比克泰德、皇帝马可·奥勒留等。他们或者传承和发扬了希腊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人的原子论，或者给希腊的斯多葛主义赋予了更加阴郁悲观的色彩，但是并没有开创出独具一格的罗马哲学理论，而是更多带有一种邯郸学步的外在性特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罗马人是一个缺乏哲学思辨禀赋的民族，即便是使出浑身解数来模仿希腊文化，在最抽象的哲学形态方面仍然是不足为道的。
到了“五贤帝”时代以后的塞维鲁王朝和罗马内乱时期，罗马文学的熠熠之光也开始逐渐黯淡。在国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文学艺术当然难以获得能让自身茁壮成长的良好土壤，走向凋敝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罗马人在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方面创造了希腊人和地中海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辉煌业绩，在国家治理、法制规范、城市建设、道路修筑和工程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古今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艺术方面，罗马人开创出与希腊人各有千秋的风格特点，在某些方面甚至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文学方面，罗马人与希腊人相比就难免相形见绌了——普劳图斯的喜剧在阿里斯多芬的喜剧面前只能算是一种粗鄙的插科打诨罢了，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布满了对荷马史诗的模仿印痕，西塞罗和恺撒的散文如果与柏拉图的对话录、德谟斯提尼的演讲词相比仍然稍逊一筹，更遑论在罗马文明中找到像出自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大师那样精美深邃的悲剧作品，尽管罗马人在政治领域中演绎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至于哲学方面，罗马历史上从来也没有产生过一个足以与希腊先哲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相比肩的哲学家，罗马在哲学思想上就更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东西了。
总之，罗马人在一切实用的技能和文化形态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在浪漫的诗意和抽象的思辨形态方面却根本无法与希腊人相提并论。仅就对于后世西方历史的影响而言，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意义是迥然相异的：古希腊文明以其美轮美奂的文化光芒辉映大地，古罗马帝国则以其雄浑壮丽的政治辉煌普照万邦。
附录 罗马帝国的历史命运与现实影响<注："本文曾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作者：赵林。">
在罗马帝国的发展过程中，地中海世界在政治上的“罗马化”与罗马自身在文化上的“异化”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其中，罗马与希腊、罗马与犹太以及罗马与日耳曼的关系成为影响罗马帝国历史命运的三对主要矛盾，它们分别表现为东西争锋、凡圣博弈和南北抗衡。罗马与希腊的东西争锋造成了“两个帝国”——从古代的东、西罗马帝国一直到现代的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历史张力，罗马与犹太的凡圣博弈导致了“两个罗马”——罗马帝国和罗马教会——之间的理想冲突，罗马与日耳曼的南北抗衡演绎了“两种神圣”——神圣罗马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以及神圣信仰——之间的盛衰转化。
影响罗马帝国历史命运的三对主要矛盾
从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已经统一了意大利的罗马就不可阻挡地走出了三面濒海、一面依山（阿尔卑斯山）的亚平宁半岛，迅速崛起为地中海世界的超级帝国。经过300多年的强势扩张，到了图拉真当政时期（公元98年—公元117年），罗马帝国的版图达到了极盛状态，东起美索不达米亚，西至大西洋，北界莱茵河和多瑙河，南迄埃及和北非。其时罗马帝国的统辖范围达600万平方公里，治下人口逾5000万。西班牙、高卢、不列颠、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上下日耳曼尼亚、潘诺尼亚、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阿非利加均沦为罗马帝国的行省和辖区，广阔的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贯通全国的罗马大道（总长度达53000英里，约85295千米）把欧洲、西亚和北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真可谓是“条条大道通罗马”！
希腊城邦文明曾经为后世西方文明奠定了重要的精神根基，创造了优美的文学、艺术和深邃的哲学、科学，但是希腊城邦文明并未为西方社会提供统一的政治统治模式。城邦文明在政治上的基本特点就是分离主义，即各城邦保持小国寡民式的独立自由状态。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随着城邦的衰落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崛起，分离主义日益被帝国形态取代。但是亚历山大帝国却昙花一现，其瓦解致使马其顿、塞琉古和托勒密三个王国各行其道，希腊化世界仍然处于分裂离散的政治状况中。直到罗马人征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统一体才得以产生。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曾经说过：“罗马城的范围就是世界的范围。”(Romanae spatium est urbis et orbis idem)<注："参见皮埃尔·拉迈松主编，方友忠译：《西方文明史：欧洲谱系——从史前到20世纪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页。">西方社会作为一个政治统一体，或者说整个地中海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过程，是由罗马人开创的。如果说希腊城邦通过荷马、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游吟诗人和思辨哲人为西方文化播下了自由的精神种子，那么罗马帝国则通过饰有“S.P.Q.R.”<注："“S.P.Q.R.”是罗马军团鹰旗和罗马公共建筑上随处可见的缩写字母，其拉丁文全文为“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如果用英语来表示，就是“The Roman Senate and People”，意即“罗马元老院和人民”。该缩写字母成为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典型标志或正式名称，凡有“S.P.Q.R.”鹰旗飘扬的地方，就是罗马人所征服的疆域。">字样的鹰旗第一次使西方社会产生了统一的政治认同感。
然而，罗马帝国对地中海世界的军事征服虽然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却始终未能完成文化上的统一。相反，罗马对异域世界的每一次政治征服都面临着被异质文化渗透的危险。事实上，地中海世界在政治上的“罗马化”与罗马自身在文化上的“异化”是一个同步发生的辩证过程。当气势恢宏的罗马凯旋门、斗兽场、引水渠以及棋盘格式的罗马街区像雨后春笋一般在地中海周边地区建立起来时，这些地区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也正在悄无声息地渗透和改造着罗马。随着罗马人对马其顿、塞琉古、托勒密这三个希腊王国的吞并，“被征服的希腊反而降伏了粗鲁无文的征服者”（罗马诗人贺拉斯名言）。同样的，罗马对犹太的政治统治恰恰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文化传播开辟了通道，杀死基督的罗马帝国最终竟被基督教信仰吮尽精血而亡。<注："爱德华·吉本认为，基督教信仰的广泛传播是致使罗马帝国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基督教信仰摧毁和取代了罗马公民道德和国家安定赖以维系的多神教信仰，蚀空了罗马帝国的精神根基，最终使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的冲击之下轰然坍塌。参见爱德华·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D.M.洛节编本）第三十八章“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另外，罗马帝国与莱茵河、多瑙河彼岸的日耳曼人的关系也颇具吊诡特点：日耳曼民族摧毁了罗马帝国的庞大身躯，却在以后的漫长时期里匍匐在罗马帝国的附体阴魂——罗马教会的神圣感召之下。
以一种辩证的眼光来看，罗马与希腊、罗马与犹太以及罗马与日耳曼的关系构成了影响罗马帝国历史命运的三对主要矛盾，这三对矛盾可以从六合的角度分别表述为东西争锋、凡圣博弈和南北抗衡。罗马与希腊之间的东西争锋不仅表现为罗马在政治上征服了希腊和希腊在文化上渗透了罗马，而且更重要的是，当罗马帝国在政治上分裂之后，希腊与罗马的文化矛盾进一步演化为“两个帝国”——从古代的东、西罗马帝国一直到现代的俄罗斯与西方——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对峙，其历史影响在当今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仍然明晰可见。罗马与犹太之间的凡圣博弈可以更加确切地表述为恺撒王国与基督王国之间的理想冲突，即“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的冲突——罗马帝国的“恺撒”们杀死了基督，基督的宗教却从根本上改造了罗马，使“皇城罗马变成了圣城罗马”<注："约翰·博德曼等编，郭小凌等译：《牛津古罗马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而且在漫长的中世纪和近代，恺撒王国与基督王国的理想冲突导致了“两个罗马”——各种形态的罗马帝国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形成了对西方历史影响深远的教俗之争。罗马与日耳曼之间的南北抗衡也不仅限于日耳曼民族对罗马帝国的武力摧毁及其对罗马天主教会的信仰皈依，而是更加复杂地表现为中世纪和近代的“两种神圣”——拉丁人控制的神圣罗马教会与日耳曼人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及路德等宗教改革家为了捍卫基督教的神圣性而建立的各种新教教会和民族国家——之间波诡云谲的历史较量，其结果最终导致了罗马世界的彻底衰落和日耳曼世界的强劲崛起，从而使历史的巨轮从地中海时代运转到大西洋时代。
东西争锋——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的历史张力
早在公元前3世纪末叶，罗马在与北非劲敌迦太基进行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就同时拉开了征服东方希腊化世界的序幕。通过一系列扩张战争，到了屋大维统一罗马全境时（公元前31年），罗马人已经先后吞并了内讧不已的希腊各城邦以及希腊人所统治的马其顿王国、塞琉古王国和托勒密王国，将希腊本土以及广大的希腊化世界（包括小亚细亚、西亚和埃及）尽收囊中，按照波斯帝国的行政体制将其设立为若干个行省。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罗马对希腊化地区的征服完全不同于它对高卢、不列颠等西方地区的征服——对于已经踏上文明历程的罗马人来说，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所生息的西部地区仍然属于鸿蒙初开的蛮荒之域，然而希腊世界却无疑具有令人仰止的文化优势。因此，随着罗马人对希腊世界的政治征服，希腊对罗马的文化渗透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尽管以恪守传统美德而著称的老伽图等保守派人士曾多次告诫罗马青年，千万不要让希腊的柔靡之风腐蚀了罗马古朴的道德风尚，但是到了共和国末期，罗马在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已经完全沦为希腊的“文化殖民地”。希腊人崇拜的那些充满了浪漫美感的神祇被搬到罗马，与一些功能相近的本土神祇相合并，换了一个拉丁名字继续受到罗马人的崇拜；<注："例如，希腊的众神之王宙斯(Zeus)在罗马被叫作朱庇特(Jupiter)，神后赫拉(Hera)被叫作朱诺(Juno)，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被叫作密涅瓦(Minerva)，美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被叫作维纳斯(Venus)，战神阿瑞斯(Ares)被叫作马尔斯(Mars)，商业之神赫尔墨斯(Hermes)被叫作墨丘利(Mercury)，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Artemis)被叫作狄安娜(Diana)，等等。然而，罗马人只是沿袭了希腊诸神的形体，却尽失其精神，充满美感的希腊神话一旦到了罗马人手里，就被变成了“一种冷漠的‘理智’以及模仿的产物”（黑格尔）。诸神也全然失却了自由浪漫的性灵，成为充满暴戾和功利色彩的征服者。">受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的启发，维吉尔创作了最著名的拉丁文学杰作《埃涅阿斯纪》；希腊的柏拉图哲学在罗马被西塞罗等人加以传播，最终结出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果实（希腊的其他哲学学派如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等亦是如此）；希腊的雕塑和建筑在罗马得以传承，只是少了一些唯美的色彩，多了一些实用的特征；甚至连拉丁语本身，在字母、语法和词汇等方面也深受希腊语的影响。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希腊语一直与西部地区流行的拉丁语并存，二者共同构成了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
尽管罗马人在文化上极力效仿希腊，但是这两个民族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禀性。一般而言，希腊人是富有浪漫精神的人文主义者，罗马人是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者。希腊人张扬个性自由，罗马人（至少是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早期的罗马人）服从整体秩序。希腊人仰望幽邃的星空，用美感和智慧创造了优雅精深的文化；罗马人则俯抱广阔的大地，用金戈铁马征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这两个民族的性情差异从他们留下来的历史遗迹中就可以明显看出，希腊人留给后世的恢宏建筑有三类：神庙、竞技场和剧场；罗马人遗存千年的壮观建筑也有三类：凯旋门、斗兽场和浴场。二者之间大相径庭的文化旨趣无须赘言。希腊人将“人是万物的尺度”（希腊哲人普罗泰哥拉名言）作为现实人生和一切价值判断的基本准则，因此他们所创造的奥林匹斯多神教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各种文化形态——史诗、竞技、戏剧、艺术、哲学、科学等——无不焕发着美轮美奂的人性光辉。汤因比认为，希腊精神的特点就在于：“希腊人把人视为‘创造之主’(the Lord of Creation)，并且将人作为处于神之地位的偶像来崇拜。”<注："阿诺德·汤因比著，乔戈译：《希腊精神——一部文明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0页。">由于注重个人的精神自由，城邦时代的希腊人从来没有创建过大帝国，公元前477年以提洛同盟为名义的雅典帝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雅典对于后世的影响不在于它的军事征服而在于它的思想风采，“好像只有思想是他的本行”<注："参见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修昔底德）。相比之下，罗马人则沉迷于各种拜物教——国家拜物教、权力拜物教、金钱拜物教等——的晕轮之中，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通过不断地喋血奋战创建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超级帝国，而后又在无休止的穷奢极欲中致使这个大帝国土崩瓦解。
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使得希腊人虽然在政治上接受了罗马人的统治，但是在精神上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在有教养的希腊人眼里，罗马人只不过是一群颇为凶悍的乡巴佬而已，他们是永远不谙文雅的。这种文化上的蔑视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古典学术方面，而且也为后来的基督教教义之争和教会分裂埋下了伏笔。当希腊世界和拉丁世界都开始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古典时代的文化抵牾就进一步演变为宗教神学（以及教仪教规和教会组织）方面的分歧。汉密尔顿指出：“早期的基督教会面临两种选择：希腊的道路与罗马的道路。两者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彼此几乎没有契合点。”<注："依迪丝·汉密尔顿著，曹博译：《希腊的回声》，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页。">所谓“希腊的道路”无疑是指思想文化的道路，而“罗马的道路”则是指政治权力的道路。在使徒时代以及早期教父时代的《圣经》译撰和教义建构的过程中，“希腊的道路”明显占了上风——《希伯来圣经》的七十子译本以及《新约全书》都使用了希腊文，初期教会的主教们大多是希腊人或受过希腊文化教养的人，早期的神学教义更是被打上了深深的希腊形而上学烙印。但是到了公元313年《米兰敕令》颁布之后，获得了合法地位的基督教会就越来越关注组织和权力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罗马的道路”后来居上。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希腊的道路”与“罗马的道路”非常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导致了基督教会内部不断重演的教义之争和教派分裂（表面上的教义神学之争背后掩饰着实质性的教派权力之争）。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从尼西亚大公会议一直到卡尔西顿公会议所贬抑的所有“异端”思想（阿利乌主义、阿波利拿里主义、聂斯脱利主义、一性论派等）全都是出于希腊文化盛行的东派教会（亚历山大教会、老底嘉教会、君士坦丁堡教会等）。这种现象恰恰说明，随着基督教会与罗马政权的日益妥协（从合法化到国教化），“希腊的道路”也逐渐被“罗马的道路”取代。但是对于许多具有较深学养根基的希腊教父来说，所谓“异端”恰恰意味着更多的哲学智慧，诚如拉丁教父所指责的那样，“哲学导致异端”。这种极其复杂的文化分歧再加上权力博弈，最终造成了基督教两大教派——希腊正教会与罗马公教会——的彻底分裂。<注："关于11世纪东西方教会大分裂的文化、政治和宗教背景，可参见拙文《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盛衰转化——从东西方教会大分裂到西方教会大分裂》，载于《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6期。">
希腊与罗马之间根深蒂固的文化分歧，更由于罗马帝国在政治上的分裂而进一步加剧。事实上，随着拉丁世界在文化上不断被希腊精神渗透，希腊世界在政治上也日益被罗马体制同化。早在罗马人的征服之前，来自北方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就已经终结了希腊城邦分离主义的田园牧歌，吹响了帝国扩张的凯旋号角。幅员辽阔的亚历山大帝国曾一度使希腊人陶醉在帝国扩张的光荣眩晕中，热衷于自由遐想的希腊人竟然成了东方世界的现实统治者。而后，在经历了希腊化时代的一段政治混乱之后，整个希腊世界又沦为罗马帝国的若干行省，在政治上成为罗马的附庸。但是在罗马人迅猛扩张的过程中，亚历山大帝国一直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宏伟理想。尤其是当罗马人的扩张在西边止步于浩瀚无边的大西洋时，他们更是对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东方的丰功伟绩仰慕不已——毕竟东方是远比西方更加富庶、繁荣和开化的文明之域。这种极具诱惑力的“亚历山大理想”或“东方梦”鞭策着一代又一代罗马人前赴后继地向东扩张，共和国时期的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12年—公元前146年）、叙利亚战争（公元前191年—公元前188年）、米特拉达梯战争（公元前88年—公元前65年）以及庞培对塞琉古王国的兼并（公元前64年）、屋大维对托勒密王国的征服（公元前31年），已经将罗马的东部疆域拓展到了小亚细亚、西亚和埃及。而得陇望蜀之志又不断地激励着罗马英雄们，从恺撒、克拉苏、安东尼一直到图拉真、奥勒留等罗马皇帝，他们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挥之不去的东方情结，那就是像当年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一样去征服东方强敌帕提亚。<注："恺撒被刺之前准备实施的政治抱负，就是东征帕提亚。图拉真把罗马帝国的疆域向东推进到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度攻占了帕提亚的重镇泰西封。当年迈的图拉真抵达波斯湾时曾望洋兴叹，感慨自己已经不可能实现亚历山大大帝的伟业了。而克拉苏、安东尼、奥勒留、瓦勒良等人都先后在进军帕提亚时战败，甚至身死或被俘。">当罗马陷入内战时，一些拥兵自重的政治野心家也是在亚历山大理想的感召下试图在东方另起炉灶。从苏拉与马略之争、安东尼与屋大维之战，一直到戴克里先的分区治理制度，以及李锡尼乌斯与君士坦丁的对峙，都可以看作希腊与罗马的文化抵牾在政治层面上的再现。戴克里先就已经认识到希腊世界的经济、文化优势，因此把首都迁到拜占庭附近的伊兹米特，而把帝国西部交给副手马克西米安治理。君士坦丁在消灭李锡尼乌斯、统一罗马帝国之后，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举措：将帝国首都迁至拜占庭（即君士坦丁堡），从而使罗马帝国的政治重心转移到希腊世界。君士坦丁死后，罗马帝国再次经历了分裂和整合，到公元395年正式分裂为两个帝国，即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都城的西罗马帝国。
至此，希腊世界在拉丁世界面前不仅继续保持着文化优势和经济优势，而且也具有了新的政治优势。到了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蛮族摧毁之后，希腊世界的政治优势就变得更加不可动摇。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皇帝曾一度从蛮族手中光复了意大利和北非，展现了以希腊世界为中心重振罗马帝国河山的政治宏愿。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一直到公元800年查理称帝的三百多年时间里，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不仅在希腊人眼中，而且在山河破碎的罗马人眼中，甚至在入侵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眼中，都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统性和权威性。<注："在蛮族入侵的“黑暗时代”，对于在西方土地上生活的人民来说，罗马帝国并没有灭亡，它仍然在君士坦丁堡威严地挺立着。当时流行的一句格言是：“皇帝在哪里，罗马就在哪里。”罗马公教会（即天主教会）的教皇们也承认自己是拜占庭皇帝的臣民，他们在西方的宗教领导地位需要得到东方皇帝的恩准。至于那些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蛮族王国的日耳曼首领，同样也蛰伏在拜占庭皇帝的政治权威之下，并从后者那里获得“罗马贵族”(Patricius Romanorum)的称号。">拜占庭帝国的官方语言虽然是希腊语，人民信仰的宗教虽然是希腊正教，但是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们却始终以“罗马人的皇帝”的身份自居，因为他们的帝国是从君士坦丁大帝那里一脉相承地延续下来的。<注："拜占庭帝国科穆宁王朝的皇帝伊萨克一世（1057—1059年在位）后来还把罗马军旗上的鹰徽改造为双头鹰徽，用以表示一个头护卫着君士坦丁堡，另一个头紧盯着罗马。">“希腊的罗马公民”这个看似矛盾的称呼，已经为拜占庭帝国的臣民们所习惯。但是希腊与罗马的实际关系却变得更加疏远和淡漠，当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大入侵的冲击下土崩瓦解时，“拜占庭朝廷则以漠不关心，或甚至喜悦的心情，观看着罗马的屈辱、意大利的不幸和西部的丧失……而希腊和拉丁的分裂，则又因为永远存在的语言、习俗、利益，甚至宗教方面的差异，而更为加深。”<注："爱德华·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D.M.洛节编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9页。">
公元800年，在罗马天主教皇利奥三世的主持下，法兰克国王查理以“罗马人的皇帝”之名在罗马城加冕。西方世界在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帝位空缺期之后，终于又有了自己的皇帝。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认为，查理加冕称帝的历史意义不仅意味着“罗马人又自由了，又成为世界的主人和中心了”，而且还“宣告了准备良久，后果巨大的罗马人和条顿人的联合、南方的记忆和文明与北方新生力量的联合”。<注："詹姆斯·布赖斯著，孙秉莹等译：《神圣罗马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4页。">
当西罗马的土地上开始实现南方的罗马文明与北方的条顿（即日耳曼）力量的联合时，东罗马的范围内也正在发生同样的事情——南方的希腊文明对北方的斯拉夫民族的教化。到了公元10世纪末叶，当罗马天主教卓有成效地感召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诺曼人时，希腊东正教也同样成功地传播到基辅罗斯，实现了拜占庭文化与斯拉夫文化的融合。这样一来，希腊与罗马的传统矛盾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它已经把新生的日耳曼因素和斯拉夫因素也混杂于其中。
在欧洲中世纪，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之间的历史张力主要表现为拜占庭帝国与法兰克帝国（以及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政治对峙。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宣称拥有罗马帝国的血脉和政统，法兰克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则自恃据有罗马城和使徒（圣彼得）法座。<注："从查理大帝的加冕开始，一直到1452年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三世称帝，法兰克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多数皇帝都是在罗马城由罗马天主教皇来主持加冕，他们在成为帝国皇帝之前往往先要获得意大利国王的称号，并且被称为“罗马人的皇帝”。">两个帝国的政治对立又与两个教会（希腊正教会与罗马公教会）的宗教分歧以及两大类型（希腊-斯拉夫类型和拉丁-日耳曼类型）的文化差异极其复杂地混杂在一起，从而造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迷局。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穆斯林攻占，延续千余年之久的东罗马帝国终归灭亡，君士坦丁堡教会的东正教中心地位也随之瓦解。刚刚摆脱了蒙古金帐汗国统治的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伊凡三世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他在罗马天主教皇的撮合下，迎娶了逃亡到罗马的拜占庭王室末代公主索菲亚（罗马教皇之所以要撮合这段婚姻是为了联合东正教势力共同对抗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伊凡三世还接受东罗马帝国的双头鹰徽作为俄罗斯的国徽，并在索菲亚公主的帮助之下，效法拜占庭帝国的政治模式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变革。从此以后，迅猛崛起的俄罗斯以“第三罗马帝国”自居，其统治者改“大公”称号为“沙皇”（俄语表示为“Tsar”，即“恺撒”），莫斯科也取代君士坦丁堡而成为东正教的新中心。15世纪末，一位东正教修士菲洛修斯在给伊凡三世的信中这样写道：
“整个东正教世界都归您统治，您是世界唯一的君主，基督教徒唯一的沙皇。……看呀！听呀！哦，虔诚的沙皇，前两个罗马虽已灭亡，第三个却依然耸立，而且决不会再有第四个。”<注："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道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24页。">
与俄罗斯僭取罗马帝国称号的做法相对应，自阿尔伯特二世（1438年称帝）以来长期垄断帝位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也将双头鹰标志确立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徽。于是，两个采用双头鹰徽的帝国——俄罗斯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又开始了欧洲近代的政治博弈。随着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和西方民族国家的崛起，俄罗斯帝国先后与法兰西（拿破仑战争）、德意志（第一次世界大战）等西方大国争强夺霸；到了苏联时期，又与德国和英美进行了酷烈的热战和漫长的冷战。直至今日，俄罗斯与西方世界仍然处于针锋相对、彼此掣肘的微妙关系中。
从古代世界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的分立，到中世纪拜占庭帝国与法兰克帝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对峙，再到近代俄罗斯帝国与西方列强的争锋，乃至当今世界俄罗斯与美国及北约的抗衡，所有这些“两个帝国”之间的利益角逐，都可以追溯到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亚历山大帝国与恺撒帝国的历史张力中。
凡圣博弈——罗马帝国与罗马教会的理想冲突
如果说希腊与罗马的历史矛盾表现为一种旗帜鲜明的分庭抗礼，那么犹太与罗马的历史矛盾就表现为一种纠缠不清的相生相克。前者以亚历山大帝国与恺撒帝国的对立为象征，反映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利益角逐；后者则以基督王国与恺撒王国的对立为象征，反映了天国与尘世之间的理想冲突。由于基督王国——在现实世界中表现为基督教会——是在罗马帝国的躯体中生长起来的，所以它与罗马的关系就不像希腊与罗马的关系那样泾渭分明，而是盘根错节地纠结在一起。特别是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基督教和文明变得和罗马帝国同疆共域了。一个罗马人即是一个基督徒”。<注："詹姆斯·布赖斯著，孙秉莹等译：《神圣罗马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2页。">在这种情况下，基督王国与恺撒王国的关系在后来的西方历史中就表现为“两个罗马”——罗马天主教会与形形色色的罗马帝国——之间的教俗之争。
犹太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自从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在公元前14世纪来到巴勒斯坦（古称伽南）定居之后，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遭受了埃及人、非利士人、亚述人、新巴比伦人、波斯人、亚历山大帝国、托勒密王国、塞琉古王国和罗马人的统治。长期受奴役的苦难遭遇使得犹太民族强烈地期待社会解放，盼望古代大卫王国的辉煌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再现。<注："犹太人曾经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10世纪建立以色列国，经历了扫罗、大卫、所罗门三王的统治。大卫是犹太人历史上最英明的国王，他的统治被犹太人奉为理想国。按照福音书的谱系学记载，耶稣是大卫王的嫡传后裔（《圣经·马太福音》，第1章第1—17节）。因此，基督王国可以看作是大卫王国的再现。">在塞琉古王朝统治期间，犹太人中盛传关于弥赛亚将至的预言。按照这种预言，上帝将指派一位复国救主弥赛亚(M?shiah)<注："希伯来文M?shiah直译为“受膏者”，古代犹太人拥立国王时，要在受封者头上涂抹羊油，因此“受膏者”即是国王。">降临人间，他将带领犹太人脱离苦难，享受一千年的幸福生活。到了罗马统治时期，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脱颖而出并且与犹太教分道扬镳，但是在坚持大卫后裔弥赛亚或基督的王国一定会实现的理想上，<注："“救主”一词在希伯来语中的发音为“弥赛亚”，在希腊语中则为“基督”（Khristós，拉丁语为Christus），因此基督就是弥赛亚。关于基督教对犹太教的继承与超越，可参阅拙著：《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第二讲“基督教与希伯来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基督教与犹太教是一脉相承的。基督徒们坚信，“神将通过一位弥赛亚进行干预，推翻罗马政权，建立神的国；在这个国度中在大卫的子孙弥赛亚王的公义统治下……一个黄金时代由此开始”。<注："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孙善玲等译：《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由于罗马帝国是一个“条条大道通罗马”的普世大帝国，因此基督徒只能在这个现实的国度之内来实现基督的理想国度，这样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基督王国与恺撒王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着以暴戾武力来征服世界的罗马帝国，刚刚诞生的基督教会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来传播上帝的福音，在罗马统治者的暴戾压迫之下采取一种逆来顺受的应战姿态。耶稣本人痛苦而屈辱地死在“恺撒”代理人竖起的十字架上，彼得、保罗等使徒以及一批批虔诚的基督徒纷纷以身殉道。犹太民族也在公元70年圣殿被毁以后，被罗马人赶出了家园，寄人篱下，受尽欺凌。自从公元64年尼禄皇帝对基督徒首开杀戒以来，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罗马帝国对基督徒进行了多次惨无人道的大迫害。但是，正如拉丁教父德尔图良所言，“殉道者的鲜血成为教会的种子”。失去了家园的犹太人在1000多年的苦难中坚韧不拔地守护着他们的信仰，而新兴的基督教更是在罗马帝国体内忍辱负重地传播着上帝的福音。随着罗马帝国在穷奢极欲中逐渐走向衰竭，基督教却以其纯真的信仰和高洁的道德而感召了越来越多的罗马民众，动摇了罗马帝国赖以维系的多神教信仰。最终，那位被罗马人杀死的犹太人（耶稣）的信仰竟然成为罗马帝国的断命毒酒。海涅非常俏皮地写道：
“那个被谋害的犹太，把它的唯灵主义奉送给罗马人的时候，是不是想向它那得胜的敌人报复，就像从前陈陶尔<注："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怪物，为朱庇特之子赫拉克勒斯所杀。陈陶尔临死时，劝赫库勒斯之妻得伊阿尼拉，用他的鲜血提炼一种可使丈夫永远爱她的油膏，这油膏其实是毒药。得伊阿尼拉把它涂在白袍上献给丈夫，赫库勒斯因此中毒而死。">那样，临死时狡猾地把一件浸渍过自己鲜血的有毒致命的长袍交给朱庇特的儿子？真是这样，罗马帝国、各国人民中的赫库勒斯，被犹太的毒药慢慢害死，结果头盔铠甲都从他那衰朽的躯体上脱落，他那声振四方的激战呼号日益低微，变成了僧侣的喃喃祈祷和阉人的颤声嘟囔。”<注："亨利希·海涅著，张玉书译：《论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皇帝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公元380年，狄奥多西皇帝又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要求全体罗马人民“遵守神圣使徒彼得带给罗马人的信仰”。至此，恺撒的国度和基督的国度似乎合为一体了，但是二者之间的深刻仇隙却始终未能冰释，而且随着罗马帝国和罗马教会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两个罗马”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了。君士坦丁皇帝之所以要大力扶持基督教，只是因为一个充满感召力的新宗教是与一个重新完成统一的大帝国相适应的。他本想利用基督教信仰来重振罗马帝国，却未曾意识到基督王国与恺撒王国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理想冲突。但是后来的奥古斯丁对于这两个国度之间的吊诡关系却有着清晰的认识，在《上帝之城》中，这位罗马教会的思想巨擘明确地指出，虽然“上帝之城”（基督王国）与“世俗之城”（恺撒王国）共存于同一个现实世界中，但是它们却代表了两种截然对立的理想态度：“一座城在它自身中得荣耀，另一座城在主里面得荣耀”。<注："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中册，道风书社（香港）2004年版，第267页。">前者贪恋尘世的物欲，后者向往天国的荣耀。因此，这两种理想之间的深刻矛盾是根本无法调和的。但是，尽管这两种理想在内涵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它们在形式上却有着某种同一性，即它们都具有普世性的特点。罗马帝国的理想是让鹰旗插满世界，基督教的理想则是让信仰传遍万邦。<注："耶稣在复活时教导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参见《圣经·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节。">从这种普遍性的意义上看，“罗马帝国平定并统一了世界，适时地为在各地传播福音准备了条件”。<注："约翰·博德曼等编，郭小凌等译：《牛津古罗马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