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这些国外的研究著作来，当前中国学界关于古罗马文明（以及古希腊文明）的著述不仅数量甚少，而且往往缺乏宏观视域和人文情怀。事实上，今天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们正在工具理性和利益诉求的引导下，越来越把充满了鲜活人性和盎然情趣的人文学——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宗教学等——弄成了一堆枯燥乏味的东西，就像钟表匠们所面对的齿轮、游丝、刻盘、螺丝钉一样。大多数高校和研究机构里的人文学者，撰写论著都是为了申报课题和评职称，所论述的内容，且不说一般读者看不懂，即使是同行的专家们，读来大多也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书是写给人看的，一本好书应该让人看得懂、愿意看；读者不仅可以从书中获得知识，而且更能够陶冶情操，提升睿智水平，达到一种激发美德、净化心灵的效果。这种愿景，就是我撰写这部《古罗马帝国的辉煌》的初衷。
我的学术研究之路最初是从西方哲学入手，逐渐深入抽象的哲学思想背后的宗教背景，尤其是基督教思想史和文化史，这也是我多年来在武汉大学所招收和指导的博士生的研究方向。在这方面，多年前我就相继出版了《西方宗教文化》《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演进》《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等多部研究著作。10多年来，我又沿着历史的脉络从基督教文明上溯到古典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对西方历史的文化源头和制度滥觞越来越感兴趣，而且曾多次到希腊、罗马等地的历史遗迹和博物馆进行文化考察。2015年5月，我曾带领一支专业的摄影团队到希腊各城邦旧址主讲和拍摄了12集的大型文化纪录片《爱琴海的光芒》；2019年10月全球疫情暴发之前，我又带领这支摄影团队去意大利和突尼斯等地主讲和拍摄了10集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地中海的辉煌》。这两部纪录片现在都已经在国内各大网站上公开播出，尤其是《地中海的辉煌》，获得了影视界和广大观众的较高评价。
2020年11月，我出版了一部《古希腊文明的光芒》（上、下册），系统讲述了希腊各种文化形态的发生、发展过程。该书完稿之后，我就全力投入这部《古罗马帝国的辉煌》的撰写工作中，一眨眼就过了两年多光阴。相比起《古希腊文明的光芒》，本书耗时更长，花费的精力也更大。近几年来，我先后在武汉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夏理工学院等高校多次讲授“古罗马文明”的课程。正是在10多年的资料准备、多次实地考察以及已拍摄的纪录片的基础上，我以“古罗马文明”课程的讲课录音为底稿，进行了几乎是重新撰写的艰苦整理工作，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古罗马帝国的辉煌》。整个过程可谓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无论是从历史上来说还是从逻辑上来说，罗马文明都构成了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重要枢纽。正如我在此书附录《罗马帝国的历史命运与现实影响》中所展示的六合之中的罗马帝国情景，罗马不仅与希腊形成了东西争锋，与基督教形成了凡圣博弈，而且也与后来居上的日耳曼世界形成了南北抗衡。就这种枢纽意义而言，《古罗马帝国的辉煌》正好构成了我此前出版的《古希腊文明的光芒》和《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一个有机中介，这三部著作也珠联璧合、一脉相通地展现了我关于西方文化史的宏观视野和独特史观。
为了帮助读者更加贴切地了解古罗马文明，我在本书中插入了大量的图像资料和历史地图（如同我在《古希腊文明的光芒》中的做法一样），旨在引导今人能够便捷而直观地进入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场景。书中的插图大部分是我自己多年来探访古罗马帝国各地遗址和西方各大博物馆时所拍摄的照片，还有一些图像资料是由我的好友张松先生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周玄毅副教授收集提供，在此谨表谢忱！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部书稿竟然是在新冠病毒隔离病房中完稿的。2022年11月22日星期二（这是一个够“二”的日子！），我在给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本科生讲授“西方哲学史”专业课时，感染了新冠病毒，第三天开始发热、头痛，睡了一夜就恢复正常了，但是核酸检测结果却为阳性，因此被送进武汉市第七医院进行隔离观察。这次新冠病毒感染来去匆匆，无甚大碍，我却在隔离病房中待了十余天，每日餐食水果按时供应，身体健康如常，只是要等到核酸检测结果转阴才能出院。其时正值这部书稿进入收尾阶段，我就是在被隔离的状态中，在病房中写完了本书的最后一个字符和这篇后记。
说来也巧，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时，我正好暂居上海，在居家隔离的情况下完成了《古希腊文明的光芒》一书。时隔近三年，这部《古罗马帝国的辉煌》竟然又是在更加严格的住院隔离状态下脱稿的，这或许也是某种冥冥中的定数吧！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就在我住院隔离期间，国家的防疫方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冠病毒感染被宣布为自限性疾病，如同流感一般，全国范围内全面放开，持续了近三年的严防死守、“动态清零”政策至此终结。
我的书稿完成了，国家的防疫政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很快就可以走出隔离病房自由地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了。唯愿在这本书出版之时，中国能够彻底驱散肆虐三年的疫情阴霾，整个华夏大地重新沐浴在温煦明媚的春光之下。
2022年12月6日
于武汉市第七医院隔离病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