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辛那图斯出任罗马独裁官
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即职位越高、权力越大的官员，任职时间就应该越短。两位执政官作为罗马常设的最高行政长官，任期均为一年。监察官威望虽高，但权力不大，所以可以出任18个月。而非常时期产生的独裁官不仅权力比执政官更大，而且是一人专权，相当于王政时期的国王，所以任职时间必须限制在6个月之内。在罗马，只有一个职位是终身制的，那就是主管宗教事务的大祭司长，但是他却没有什么政治权力。罗马共和国的这个制度设计是非常高明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掌握的权力太大，而且任期过长，就很容易演变为专制君主。由于罗马共和国是在推翻君主专制之后建立的，所以罗马人民对于一人专权的情况特别警惕和憎恶，在制度设计上必须要限制高级官员的任职时间。
和“法西斯”一样，“独裁官”这个名称最初在罗马并没有贬义，只是指称一种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临时官职而已。在共和国早期，尤其是公元前410年以后的50年间，由于罗马不断面临外敌的威胁，当时替代执政官掌权的6位军事指挥官又时常处于意见分歧之中，因此每到关键时刻，元老院就会推选出一位有能力、有担当的领袖人物来担任独裁官，让他合法地统揽权力，领导罗马人民来捍卫弱小的共和国。例如，著名的罗马英雄卡米卢斯就曾出任过5次独裁官，多次拯救祖国于危难之中。后来随着罗马国势日益强盛，版图逐渐扩大，罗马人从保家卫国走向了开疆拓土，也就不再需要独裁官这样的人物来应对危机了。特别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以后，罗马已经占领了大片的海外领土，国内安然无恙，威名声震四海，就更是用不着靠一位魅力型领袖来挽狂澜于既倒了。至此，独裁官制度基本上废弃不用了，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罗马政坛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独裁官。
但是到了公元前1世纪，罗马发生了内战，一个名叫苏拉的军事领袖代表贵族势力镇压了平民派。在挥师进入罗马、剿灭了与之对抗的马略党之后，大权在握的苏拉迫使元老院授予自己“无限期独裁官”的职位，以便集中权力来恢复贵族统治的古典共和体制。虽然苏拉在完成了他的共和重建计划之后急流勇退，告别了政坛，但是他所开创的“无限期独裁官”的先例却留下了无穷的隐患。
几十年后，同样通过军队干政而独揽大权的恺撒如法炮制，从积弱不振的元老院手中攫取了“无限期独裁官”的职位。恺撒不仅效法苏拉成为“无限期独裁官”，而且要做苏拉所未曾做亦未敢做之事，胁迫元老院和平民大会授予他“终身执政官”之职，实际上是要把罗马共和国变成恺撒帝国。恺撒的独裁统治激起了一批罗马贵族的极大愤慨，公元前44年，以马可·布鲁图斯为首的14名元老密谋刺杀了恺撒。
恺撒遇刺之后，在当年的执政官安东尼的倡议下，罗马元老院永久性地废除了独裁官的职位。从此以后，罗马政坛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独裁官，独裁官也就成为一个不光彩的称呼，被赋予了贬义。公元前30年屋大维在打败安东尼、完成罗马统一之后，虽然巧作安排把罗马几乎所有重要权力全都集于一身，但是他决不再像苏拉、恺撒那样使用“独裁官”的头衔，而是接受了元老院授予的一个全新称号“奥古斯都”。而从“独裁官”到“奥古斯都”的名称更迭也就意味着，冠冕堂皇的罗马皇帝从此取代了居心叵测的政治野心家。
“法西斯”内涵的演变
“法西斯”是罗马最高权力的象征，只有罗马的执政官、法务官、独裁官、骑兵长官等高官才有资格拥有，并且他们根据掌握权力的大小，分别拥有不同数量的“法西斯”，数量越多说明权力越大。例如两个执政官各拥有12个“法西斯”，法务官作为副执政官拥有6个“法西斯”，而独裁官则由于把两位执政官的权力集于一身，所以也把他们的“法西斯”全部据为己有，因此独裁官一个人拥有24个“法西斯”；他的副手“骑手长官”则拥有6个“法西斯”，和法务官一样。
“法西斯”仪仗本身具有“合众为一”、团结就是力量的含义。正因为如此，1776年在北美十三州联合的基础上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把“法西斯”作为国家的标志之一，当时的“法西斯”一词并不具有贬义，而是“合众为一”的意思。因此，在美国参议院徽章的底部就印有两个相互交叉的“法西斯”，在缠绕着十三颗星星和红白相间的十三根竖条（均代表北美十三州）的一条飘带上，写着一句拉丁文“E PLURIBUS UNUM”，即“合众为一”的意思，表示美国参议院把各州的权力和力量集合在一起。
可见，“法西斯”原本是一个中性词，既代表罗马的最高权力，也具有团结一心、“合众为一”的意思。但是到了20世纪初，这个概念的内涵开始发生变化，流于贬义。20世纪初意大利出现了一个政治野心家墨索里尼，他在1921年建立了一个政党，取名为“国家法西斯党”(National Fascist Party)，其寓意取自古罗马大权集中的“法西斯”概念。墨索里尼其人野心勃勃，狂妄至极，他不仅把自己建立的政党取名为“国家法西斯党”，而且选用了古罗马的“法西斯”仪仗作为政党的标志。通过权力运作，墨索里尼在1922年攫取了政权，他的“国家法西斯党”也就成为意大利的执政党。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墨索里尼一直控制着意大利的政权，并且利用“国家法西斯党”对内实行独裁统治，镇压人民；对外推行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希特勒统治的法西斯德国相互勾结，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一直到1943年“国家法西斯党”的暴戾统治才被意大利人民推翻，墨索里尼本人也在1945年被意大利游击队枪决并暴尸米兰广场。因此，“法西斯”就逐渐演变成一个贬义词了。
美国参议院徽章中的“法西斯”标志
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的标志
第IV节 罗马人民领袖和其他官职
执政官、监察官以及非常设的独裁官等都是共和国的政府高官，在罗马，还有另外一个角色与他们相对峙，这就是平民保民官。保民官严格说来并不是罗马的政府官员，他不享有罗马高官的特权和“法西斯”仪仗（法西斯标志），他只是人民的代理人，或者说是人民的领袖。他代表着人民尤其是平民的利益，在角色定位上始终与代表权贵的政府官员相抗衡。
保民官
罗马贵族的政治代言人就是执政官，因为早先的执政官全部都是贵族出身，他们立场坚定地维护贵族的利益。但是平民同样也需要拥有代表自身利益的政治代言人，于是在公元前494年的第一次平民脱离运动之后，罗马共和国就设立了一个专门保护平民权利的官职——保民官。保民官由平民大会（特里布斯大会）选举产生，最初的保民官和执政官一样也是每年选出两位，后来逐渐发展为十位。保民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官员，他不拥有公权力，没有积极的执行权，只拥有消极意义的干预权，即否决权。保民官的一个重要职权就是可以否决元老院和执政官制定的法规和发布的政令，只要他认为这些法规和政令侵害了平民的利益，就可以运用一票否决权，使其归于无效。
保民官的另外一个重要职权就是受理民众的上诉。在罗马共和国刚刚建立的时候，瓦列里乌斯就制定了一条保护人民权利的法令——“任何公民如果被判处死刑或者鞭挞罪，都有权向公民大会上诉”。罗马有一句代表公民权利的著名口号——“我向人民上诉！”。“人民”通常是指代表民众权利的公民大会，最初是库里亚大会和百人团大会，后来也包括特里布斯大会，即平民大会。而平民大会又选出了平民在政治上的代言人——保民官，所以保民官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受理弱势民众的上诉，为受到重刑判决（以及重大财产罚金）的平民提供司法援助。
保民官所拥有的上述权力是一种立法方面和司法方面的干预权，它是专门针对元老院和执政官所拥有的执行权而设立的。元老院和执政官可以制定法规和发布政令，而保民官却可以质疑和否决元老院和执政官的法规政令；元老院和执政官所拥有的权力是积极的，保民官所拥有的权力却是消极的，但是这种消极的权力可以保障平民的基本利益。就此而言，保民官就是维护平民权利的人民代表或者民众领袖，他们总是和平民站在一起。
此外，保民官还负责召集和主持平民大会，提出法案交由平民大会表决，以及在重案审判中充当控诉人。保民官甚至还可以对在任执政官提出指控，虽然这种指控通常都是没有结果的。
罗马法律规定保民官必须是平民出身，就像执政官最初都是贵族出身一样。尽管公元前367年的《李锡尼-赛克斯法》已经放开了平民出任执政官的限制，但是保民官的职位却从来没有向贵族开放过，保民官永远必须是平民出身，平民大会决不会选举贵族为保民官。即使是像恺撒那样深受民众爱戴的人，也因其贵族身份而不能出任保民官。正因为如此，共和国晚期一些出身贵族的野心家，鉴于平民的势力越来越大，想要利用平民的支持来实现政治目的，不惜公开放弃自己的贵族身份，找一个平民成为其养子，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竞选保民官了。后来屋大维一统河山，将罗马的大权集于一身，但是由于他的贵族身份，同样也不能出任保民官。不过平民大会却授予屋大维保民官的特权（不在其位却用其权），允许其享有对元老院法案的否决权和人身安全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由于保民官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所以他们很容易招来贵族的嫉恨和迫害，因此从设立之初保民官就获得了一种特权，即在任期间其人身安全神圣不可侵犯。由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曾经出现过保民官遭人暗杀的事件，所以平民们在公元前449年的第二次脱离运动中，重申了保民官的这项特权，并且得到了贵族们的认可和遵守。只有保民官的人身安全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他们才敢仗义执言，全心全意地为平民服务。由于共和国早中期的贵族们恪守法律、讲究信义，所以在第二次脱离运动之后的三百多年时间里，虽然保民官与执政官及元老院之间的冲突从未平息，但是再也没有发生过保民官在在任期间人身受到伤害的事情。一直到公元前133年，保民官提必略·格拉古在在任期间竟然被贵族唆使的打手公然杀害，这个性质恶劣的事件埋下了罗马内战的伏笔。
既然保民官的人身安全受到了法律的保护，那么他们就必须尽心尽力地为平民服务。按照罗马法律的规定，保民官在在职期间不得私自离开罗马，他的家门必须昼夜向人民敞开，以保证民众在任何时候、有任何困难都可以向他寻求帮助。保民官对于平民的诉求必须无条件地受理，他始终都应该是人民的忠诚公仆。
保民官与执政官的角色定位和关系变化
保民官作为罗马平民大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其职责相当于今天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就如同召集和主持元老院和百人团大会的执政官相当于美国参议院的议长一样。罗马共和国本来就是由利益分殊的贵族与平民这两个阶层共同组成，执政官领导的是由罗马贵族占优势的元老院和百人团大会，而保民官领导的则是由罗马普罗大众参与的平民大会。执政官拥有积极的执行权，保民官拥有消极的干预权；执政官可以主动地行使国家的公权力，保民官却要被动地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保民官与执政官的不同角色定位很好地体现了罗马政治制度设计的高明和巧妙。罗马人从一开始就清楚地意识到，罗马共和国以权贵政治为其特色，以贵族为主体而组成的元老院在共和国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压舱石”作用，国家的公权力一定要掌握在贵族阶层手里，但是人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保障。权力(power)属于元老院，权利(right)则保留在平民大会中；权威属于执政官，但民意却掌握在保民官手中。执政官与保民官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执政官的职责就是维护国家的稳定发展和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而保民官却构成了罗马共和国“永久存在的革命”的领袖。
作为罗马两大阶层的利益代理人，执政官与保民官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体现如下：
首先，执政官和保民官都是采用年度制和同僚制，两者的任期都是一年，每年都要重新选举。执政官永远是两位，而保民官最初是两位，后来发展到十位。由于保民官没有执行权，所以不存在彼此掣肘的问题，但是保民官相互之间也可以行使否决权。
其次，执政官和保民官均有两名助手：执政官有两位缉捕使作为助手，缉捕使相当于公安局局长，专门负责维护治安，缉拿罪犯；保民官有两位市政官作为助手，市政官主要负责供水、修桥、补路等一系列市政工程。执政官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国家的政治秩序，保民官的主要职责则是保障平民的日常生活。
再次，执政官大多出身于贵族，保民官则必须出身于平民。在二者的出身限制方面，罗马法律曾经做过一些调整（如《李锡尼-赛克斯法》等），但是这种基本态势却很难改变。由于平民大会严格禁止贵族担任保民官，所以贵族派的苏拉掌权后，又反过来堵死了平民保民官进阶政府高官的道路。“苏拉体制”瓦解后，平民保民官极力想跻身贵族阶层，而贵族出身的执政官却开始倒向平民一边，这种角色定位的变换恰恰意味着罗马共和国的危机日益加深。
最后，执政官和保民官都有行使审判的权力，执政官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保民官则是代表平民会议对提出上诉的平民行使审判权，可以改判或者解除原本的判决。从二者之间的法权关系来看，执政官可以受到保民官的禁制和裁判，保民官却不受执政官的支配，可见保民官的司法权高于执政官。从法理上来说，虽然执政官掌握着共和国的行政权力，但是共和国的人民却可以监督政府高官，所以保民官作为人民的代表，可以对执政官进行禁制和裁判；而执政官既不能对保民官运用司法权，也不能对保民官造成人身伤害，甚至连独裁官的权力也不能凌驾于保民官之上。
从理论上来讲，罗马共和国的主体是全体人民，而保民官是人民的代理人或领袖，所以他应该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事实上的情况却不同，在罗马的政治博弈中，保民官其实只是罗马平民的代理人，而不是罗马人民的代理人。相对而言，执政官虽然往往站在贵族的立场上，但是他却是罗马人民的长官，因为执政官是由全体罗马公民组成的百人团大会选举出来的，而保民官只是平民大会（特里布斯大会）选举产生的，所以二者在合法性方面的权威是有所差别的。这也是执政官拥有积极的执行权，而保民官只具有消极的否决权的根本原因。
由于保民官只是平民领袖而非政府官员，所以他也不能享受政府官员的特殊待遇：保民官没有“法西斯”仪仗，不能坐象牙椅，不能穿镶有紫边的托加袍。执政官通常都具有元老的身份，他要召集和主持元老院会议，但是保民官早先是不允许进入元老院的，他只能在元老院外面行使干预权。后来由于禁令的放宽，保民官被允许进入元老院参与讨论，但是他在元老院里没有固定的坐席，更没有主席台的位置（位置都是留给主持会议的执政官和资深元老的），只能坐在门口的小木凳上旁听。一直到共和国晚期，保民官才可以和贵族元老们平起平坐。
尽管如此，保民官的否决权却是令元老院和执政官非常头疼的。保民官以人民的名义对元老院和执政官的法令进行干预，他的身后站立着广大的罗马平民阶层，他代表了平民的意志，所以元老院和执政官不得不对其敬畏三分。但是保民官虽然可以运用人民赋予他的干预权来反对元老院的议案和执政官的政令，他却不能以此来反对百人团大会通过的法律，因为百人团大会是代表全体罗马公民的权力机构，它通过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保民官也不能超越和践踏法律，他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行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民官的干预权也不是无限制的。
保民官虽然必须为平民出身，但绝非普通民众可以胜任，他们一般都是出身平民豪门。他们与罗马执政官一样，家境优裕，受过良好的教养，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只不过他们关心民间疾苦，勇于为民请命，自觉地站在平民一边，通过推进各种改革措施来协调平民与贵族的关系。在罗马共和国，以执政官为代表的贵族集团与以保民官为代表的平民阶层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二者之间的权力博弈构成了共和国历史的主要内容。著名罗马史专家蒙森非常精辟地描述了二者之间的对立：
“两方各在其领袖之下，屹然对峙，宛如列阵备战。一方力图限制执政官的职权而扩大保民官的职权，另一方必欲消灭保民官职位。平民的武器是使法律不惩抗命之罪；拒绝为保卫国家而入伍；长官如有侵犯平民权利的或仅使平民不悦的，处以罚款或绳之以刑法。贵族对付平民的方法是暴行，并与国家公敌私相勾结，有时也利用刺客的匕首。”
保民官与执政官、平民派与贵族派之间的对立并非始终都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有时候双方也能握手言和，同舟共济。例如在迅猛对外扩张的罗马共和国中期（从《霍腾西阿法》颁布到布匿战争结束），贵族就与平民携手共进，利益均沾；保民官也与执政官并肩战斗，关系融洽。一些出身平民豪门的保民官跻身元老的行列，加入新贵的阵营。这一时期是罗马共和国内部矛盾缓解、两大阵营一致对外的黄金发展阶段。
但是到了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罗马的对外扩张告一段落，在诸多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共和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又开始激化，并且迅速演变为不可调和之势。贵族们在外省财富的腐蚀下日益堕落，平民大会也逐渐被失去土地的城市无产者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保民官就利用穷人对富人、平民对贵族以及意大利非公民对罗马公民的怨恨，一方面公然与元老院相对抗，另一方面则与那些拥兵自重的执政官相勾结。与此相应，从前立场坚定地站在元老院一边的执政官也开始利用平民革命和罗马内战的混乱局面，与操纵城市平民的保民官暗通款曲，形成了执政官、保民官和军队的新三角同盟，共同对付元老院和传统贵族集团。从马略、秦纳到恺撒、屋大维，他们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前进的，最终，获得了保民官和城市平民支持的执政官借助军队取代了元老院的统治，把共和国转变为帝国。
市政官和其他低级官职
罗马共和国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官职——市政官(Aedile)，市政官是保民官的助手，与保民官同时创设，也是由平民大会选举产生。市政官主要负责罗马城市内的神庙维护、市场管理、粮食供应、街道和道路养护，以及公共卫生、供水、葬礼和宗教节庆等公共事务，以及处理一般的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其名称即源于拉丁语中的“神庙”(aedes)一词。市政官最初被设置为两名，和保民官一样必须是平民出身。后来贵族也要求设置两名贵族出身的市政官，因此市政官就变成了四位。贵族出身的市政官叫“牙座市政官”，即可以坐象牙椅，表示他是政府的官员；而平民出身的市政官是不能坐象牙椅的，所以与保民官一样只是人民的代表。虽然后来牙座市政官也可以由平民来担任，但是他与平民市政官之间仍然保持着一种身份地位上的差别。
此外，罗马共和国还设有一些权力地位较低的官职，例如财务官负责在执政官率领军队打仗时管理国库；主审法官负责审理司法案件；刑事三吏相当于警察局和武警部队，专门负责侦破刑事案件和缉拿罪犯；土地三吏负责分配和处理新开拓的殖民地；军团长官负责军队事务，等等。
罗马共和国的官职可以划分为高级官员和一般官员两类，市政官以上的官员都属于高级官员，而诸如主审法官、刑事三吏等则属于一般官员。罗马还为这些官职设立了一种“年功序列”（或荣誉阶梯），用来保证国家的主要官员必须具有逐级升迁的行政阅历和军事经验。元老院分别在公元前180年和公元前81年制定和完善了《任职年限法》，明确规定了罗马公民担任各级官员时必须满足的年龄条件。这一法案旨在防止政治野心家凭借投机或者贿赂青云直上，篡夺国家权力，保证只有那些循序渐进、久经考验的官员才能登上权力的顶峰。
综观罗马共和国的各种官职，其产生的根据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公民大会（百人团大会）、元老院和平民大会（特里布斯大会）。具有执行权的政府官员大多是由百人团大会选举产生的，在紧急状态下产生的独裁官是由元老院直接任命的，而具有干预权的人民领袖则是由平民大会选举产生的。
表5-3 罗马政府官员和人民领袖产生的机构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执政官、法务官、监察官、牙座市政官、财务官等政府官员都是由百人团大会选举出来的，其中执政官须经元老院批准后才能正式任职。百人团大会是由罗马贵族和平民共同组成的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即代表全体罗马人民的公民大会。独裁官是由执政官推荐、元老院直接任命的，骑兵长官（独裁官副将）由独裁官本人指定；而保民官和市政官则由平民大会推选。由此可以看出公民大会产生的政府官员与平民大会产生的人民领袖之间的背景差异和权力区别。
罗马共和国的兵役制度
罗马共和国实行公民兵役制度，兵民一体，罗马百人团就是兵役、税收和选举权三位一体的社会基本单位，它既是一个政治机构，也是一个军事团体，罗马共和国早期的军队就是在百人团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罗马人在兵役来源上与同时期的希腊人和迦太基人大不相同，希腊人（包括马其顿人）和迦太基人在战场上大量使用雇佣兵，罗马的军队则是由罗马公民按照百人团编制而组成的子弟兵（后来又加上罗马同盟国所提供的兵源），罗马共和国从来不聘用雇佣兵。雇佣兵是为了钱财而打仗，子弟兵则是为了保家卫国而战斗。
由于罗马是根据个人财产来划分百人团的等级，所以富裕的罗马贵族和第一等级的百人团往往提供骑兵和全副武装的重甲兵，在战斗中他们骑着战马或者组成精锐部队冲锋在前，身先士卒。第二、第三、第四等级的百人团提供轻甲兵，装备和战斗力稍逊于骑兵和重甲兵，但是仍然士气饱满，勇往直前。第五等级和无产者装备简陋，往往充当辅助部队和工兵、鼓手等，其战斗力自然不能与前几个等级相比。
按照罗马的军队建制，一个军团通常是由4000名步兵和300名骑兵构成，军团下辖若干个百人团，每个百人团由经验丰富的百夫长统帅，军团则设有军团长官，早先都是由罗马贵族担任。罗马军团在作战时使用的战术也不同于希腊人的方阵战术，而是采用以百人团为单位的步队形式排阵，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罗马军团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军旗。罗马共和国并不像今天的国家一样有国旗和国徽，只有“S.P.Q.R.”的统一标志；但是罗马的军队却有军旗，军旗就是军团的荣誉和象征，也是军团的生命和灵魂，一旦在战斗中失去了军旗，这个军团的编制就要取消。在共和国的早中期，每个军团的军旗上面都绘有不同的图腾，如狼头、狐狸头、野猪等。后来马略在进行军事改革时，将罗马军团的军旗统一改为鹰旗。罗马军旗的雄鹰下面，写有“S”“P”“Q”“R”四个字母，自此鹰旗就成为罗马军队和罗马共和国的共同标志——凡有鹰旗飘扬的地方，就是罗马共和国的疆域！
罗马军团的鹰旗
自此之后，雄鹰就成为西方传统大国和强国的经典标志，如中世纪拜占庭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双头鹰徽，近代德意志帝国的鹰旗和纳粹德国党卫军的鹰徽，以及今天俄罗斯的双头鹰国徽、美国的鹰徽等。
俄罗斯的双头鹰国徽
美国总统的鹰徽
在马略进行军事改革之前，罗马共和国一直没有职业军队，平时大家务农或各从其业，战时就由元老院委派执政官按照百人团编制（后来又与行政区域相结合）征集军队，由执政官出任军事统帅负责战场上的军事指挥、人员调度、军费筹集等一切事务。一个执政官有权征召两个罗马军团，再配备拉丁同盟或意大利同盟国提供的两个军团，一共四个军团近两万人。如果敌军太强大，就由两个执政官共同召集和统帅四个罗马军团和四个同盟军团出征。在古代，国家规模一般较小，人口有限，这样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已经足以威慑对手了。再加上罗马子弟兵勇猛顽强、忠诚守纪，从小深受英雄主义精神的熏陶濡染，而且经过严格的战争训练，所以罗马军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很快就征服了周边所有民族。
在共和国时期，罗马军人强盛的战斗力主要源于两种动力，一是追功逐利，二是报效国家。早期罗马军队的军饷非常微薄，但是赏罚分明，士兵们可以通过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而获得大量的战利品。至于对国家的忠诚意识，一向就是罗马共和国的立国之本，由罗马贵族们身体力行地做出表率，鼓舞着罗马军人不断地建功立业、创造辉煌。正是在这两种动力的驱使下，罗马人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勇猛、顽强、凶残、视死如归的性格特征。这种崇尚武力、渴望光荣的民族性格，追功逐利的贪婪本性，以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顽强意志，使得罗马军团用血与剑征服了广袤的疆土，将整个地中海世界都尽收囊中。
第VI章 罗马人的早期扩张
王政初期，罗马所在的“七丘之城”只有72平方公里，可谓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到了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的时候，其拥有的疆土面积也不过约900平方公里。罗马就是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起步，经过几百年的持续扩张，到了共和国末期（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其疆域已经扩展到欧亚非三大洲。再往后到了公元2世纪初图拉真当皇帝的时候，罗马版图达到了最大化，成为一个版图范围达590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国，与亚欧大陆东端的东汉帝国可谓伯仲之间。自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布匿战争和马其顿战争结束之后，偌大的地中海已经成为罗马共和国的内湖，罗马人狂妄地将其称为“我们的海”。地中海周边今天分属欧亚非三大洲的40多个国家，都是从当年的罗马版图中分裂出来的，可见其时的罗马帝国是何等强盛！
在数百年的时间里，罗马共和国从一个蕞尔小国最终发展成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超级大国，其扩张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罗马共和国创建之初到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罗马从台伯河畔的一个弹丸之地，逐步实现了对整个意大利半岛的统一。
第二阶段，在完成了统一意大利之后，罗马人开始走向广阔的东、西地中海，最终成功地将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都纳入罗马国家的版图之内，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超级帝国。
这一切扩张，最初都是从台伯河畔的“七丘之城”滥觞而来，罗马的扩张起初就表现为意大利中部的崛起。
第I节 罗马共和国早期的族群冲突
常言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刚刚创立的罗马共和国只是一个小国寡民的城邦，周边强敌环伺，危机四伏。在最初发展的两百年间，罗马人相继打败了北方的劲敌伊特鲁里亚人和野蛮的高卢人，征服了南方的坎帕尼亚地区并慑服了剽悍的萨莫奈人，成为拉丁同盟和罗马同盟的盟主。
罗马共和国的地理位置
从文化上来划分，罗马人属于拉丁族裔，而拉丁人又属于意大利族群。在意大利半岛，除了意大利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族群，例如伊特鲁里亚人、高卢人、希腊人等。意大利人主要指生活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地区的一些部族，包括拉丁人、萨宾人、翁布里亚人以及偏南的萨莫奈人等。而罗马人只是意大利的拉丁族裔中的一个很小的分支，他们的周边生活着许多不同的族群。
按照传说，在罗马王政初期，罗马人就开始与周边的萨宾人、伊特鲁里亚人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三合一特点的早期罗马拉丁部族。实际上，这个传说本身很可能意味着最初的罗马人不断地被周边的萨宾人、伊特鲁里亚人等族群征服，最后整合成了所谓的“罗马人”。即使到了公元前509年共和国建立的时候，蕞尔小国的罗马仍然处于各个不同族群的包围之中，在持续不断的族群冲突中保生存、求发展。
罗马位于台伯河畔，与河对岸的维爱等伊特鲁里亚人的城市相对峙。与罗马人同处意大利中部地区的还有拉丁其他部族，以及构成罗马人劲敌的伏尔西人(Volscinans)、萨莫奈人等。意大利北方有两条河，偏南的是卢比孔河，偏北的是波河。在卢比孔河与波河之间，以及波河流域以北的广大蛮荒地区，生活着一些完全不同于意大利人的族群，他们是利古里亚人和高卢人，后者是一个非常凶悍野蛮的民族，曾经对罗马产生过致命的威胁。而在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地区和西西里岛上，生活着阿普利亚人(Apulians)、梅萨皮亚人(Messapians)、卢卡尼亚人(Lucanians)、意大利奥特人（Italiotes，意大利土著），以及后来居上的希腊人。当时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城邦，例如库迈、那不勒斯（新城）、塔兰托、叙拉古等，这些城邦被统称为“大希腊”。再往南，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对面的北非海岸上，屹立着西地中海的霸主迦太基。
蕞尔小国罗马的地理位置
罗马人与伊特鲁里亚人的冲突
罗马共和国刚刚创建的时候，其最主要的劲敌就是伊特鲁里亚人。当时的伊特鲁里亚人就生活在今天的托斯卡纳地区，是一个文明开化且实力强大的民族，他们最初可能是从小亚细亚迁徙而来，是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之间的重要中介。而且罗马王政时期的后三位国王都是伊特鲁里亚人，所以罗马人的文化血脉中有着不可忽略的伊特鲁里亚基因。在罗马王政后期，伊特鲁里亚人不仅攫取了罗马的王位，还在罗马城的北边形成了强大的伊特鲁里亚同盟，包括维爱等十二座城市。
罗马城位于意大利西部，面对着西地中海，在其崛起之前，西地中海有两支强大的势力形成了对峙格局。一支是迦太基人，另一支就是希腊人，他们在西西里岛和第勒尼安海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希腊人不仅掌握着东地中海的霸权，而且他们所建立的诸多殖民城邦也散布在西地中海的海岸线上，而迦太基人则极力维护西地中海的霸权，与不断渗透的希腊势力进行着持续的较量。当时的希腊人渗透到意大利南部海岸和西西里岛的东部地区，以及高卢沿海的马西利亚（今法国马赛）、西班牙的安普里亚斯（今巴塞罗那附近）等地；迦太基人则控制着北非海岸线、西班牙南部地区、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以及西西里岛的西北角。在两强针锋相对的情形下，伊特鲁里亚人作为一个同样面对西地中海的民族，在实力上虽比不过迦太基人和希腊人，但是仍不失为一支强劲的力量。他们在两强之间审时度势，借力打力，趁机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自古以来，希腊人和迦太基人分别作为东、西地中海的霸主，都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双方一直处于明争暗斗的对立关系中。而实力稍逊的伊特鲁里亚人选择了与迦太基人联合，共同对抗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借助迦太基人的海上优势，沿着意大利西海岸向南渗透，曾一度征服了坎帕尼亚地区。希腊人早先在坎帕尼亚地区建立了一些殖民城邦，例如今天意大利第三大城市那不勒斯（一译拿波里），最初就是由希腊人所建，其名字“Napoli”的原义即是“新城邦”。凡是地名中带有“poli”的，早先大都是希腊人建立的城邦，如北非的的黎波里，土耳其的希拉波里等。除了那不勒斯之外，坎帕尼亚地区还有一个重要的希腊城邦库迈，同样也受到了伊特鲁里亚人南侵的威胁。
伊特鲁里亚人向坎帕尼亚地区的渗透，引起了西地中海一个强大希腊城邦的强烈不满，这就是西西里岛上的希腊重镇叙拉古。叙拉古原本是希腊本土第三大城邦科林斯在公元前8世纪建立的海外殖民地，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城邦的发展达到了鼎盛状态，受母邦影响，叙拉古也走向了繁荣昌盛，商业发达，文化开放。在希腊人与迦太基人的霸权角逐中，叙拉古由于地处双方交锋的焦点区域，再加上自身的实力强盛，所以成为希腊人在西地中海的领军角色和排头兵，直接与迦太基人在西西里岛和西地中海地区展开了较量。公元前474年，叙拉古统治者希伦一世联合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打败了南下入侵库迈的伊特鲁里亚人及其盟友迦太基人。此后不久，伊特鲁里亚人在坎帕尼亚地区的统治也被意大利南边的萨莫奈人取代。
与此同时，来自北方的蛮族高卢人越过了卢比孔河，开始频繁骚扰伊特鲁里亚北部的同盟城市，致使伊特鲁里亚人的处境雪上加霜。当时的伊特鲁里亚人三面受敌，在西南方海上受到叙拉古等希腊城邦的制约，南方的殖民地又被剽悍的萨莫奈人征服，北方的同盟城市则受到高卢人的威胁。正是由于面对多方面的压力，伊特鲁里亚文明从此元气大伤，由盛转衰。
关于罗马人推翻伊特鲁里亚国王塔克里乌斯的统治、建立共和国的故事，有一种说法认为，罗马人正是在希腊城邦库迈的帮助下完成这项事业的。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在罗马人推翻王政、建立共和的最初阶段，伊特鲁里亚人的势力确实开始由盛转衰，这就给区区小邦罗马的独立和崛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
虽然伊特鲁里亚人在罗马的统治被推翻了，但是分布在台伯河以北的伊特鲁里亚城市仍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同盟，其中的维爱成为罗马共和国初期的最主要的对手，双方曾发生过多次战争。由于伊特鲁里亚文明的总体趋势是日益衰落，而罗马却如同朝阳喷薄而出，勇猛顽强的罗马人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公元前396年彻底征服了维爱。这是罗马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征服了拉丁族裔之外的一个国家，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它不仅意味着罗马人终于战胜了强大的伊特鲁里亚人，而且标志着罗马人真正迈出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当时率领罗马军队征服维爱的军事统帅就是被誉为第二位“祖国之父”的卡米卢斯。
在早期罗马历史上，只有两位人物获得过“祖国之父”这个光荣称号。第一位“祖国之父”就是建立罗马城的罗慕路斯，他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祖国之父。第二位就是卡米卢斯，他不仅征服了维爱，首创罗马人开疆拓土之功，还在后来抗击高卢人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把罗马从高卢人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卡米卢斯曾经五次出任罗马独裁官，四次被元老院允准举行凯旋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因此继罗马奠基者罗慕路斯之后被赋予了“祖国之父”的称号。
到了共和国后期，“祖国之父”的称号开始较为频繁地被赋予一些拥兵自重的将军或者元老院领袖，如多次连任执政官的马略、挫败喀提林阴谋的西塞罗、开创元首统治的屋大维等人，其荣誉内涵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罗马人在公元前396年征服了维爱以后，相继征服了另外一些伊特鲁里亚人的城市，如凯雷、塔昆尼、法勒里等。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叶，罗马人已经把整个伊特鲁里亚地区全部纳入罗马共和国的统治之下。
罗马人与高卢人的冲突
罗马人在征服了伊特鲁里亚诸城之后，开始面对北方更加彪悍的高卢人。高卢人属于操凯尔特语的广大族群中的一支，凯尔特人是最早来到欧洲西部定居的民族，他们是今天法国、西班牙、英国等欧洲西部国家可以稽考的最早定居者。在凯尔特人迁徙过来之前，当地的原始族群已经无法考据。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凯尔特人就是欧洲西部地区最早的土著。
在凯尔特人掀起迁徙浪潮的数百年之后，又有一些新来的游牧民族迁徙到欧洲西部地区定居，比如意大利人来到了意大利半岛定居。后来罗马人进行海外扩张，逐渐把凯尔特人居住的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南部（英格兰）征服，将其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内。再往后，到了公元5世纪，原来居住在中北欧的日耳曼蛮族开始大举入侵西罗马帝国，日耳曼人中的不同分支西哥特人、东哥特人（以及稍后的伦巴第人）、法兰克人分别占领了罗马帝国的西班牙、意大利和高卢地区，另外两支日耳曼部落——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越过英吉利海峡，征服了不列颠（至今人们仍然把英国人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这些入侵的蛮族把西罗马帝国大卸八块，占地为王，建立了一个个蛮族王国。正是在这些蛮族王国的基础上，经过中世纪一千年的历史演化，才衍生出今天西欧的那些民族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等。
在后来的迁徙者和入侵者的挤压下，原来已经在欧洲西部定居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凯尔特人只能被迫移居到更西边的地方。直到今天，西欧国家的偏西地区仍然保留着一些凯尔特文化的痕迹，生活着古老凯尔特人的后裔。比如法国最西边的突出地带布列塔尼，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地区，英国西部的威尔士和北部的苏格兰，以及爱尔兰等地区，至今仍然生活着凯尔特人的后裔，具有明显的凯尔特文化特色。在英国威尔士地区，公路上的路牌仍然用两种文字来标示，一种是英文，另一种则是凯尔特文。
高卢人也是凯尔特人的一个分支，早在公元前5世纪时，高卢人已经分布在今天法国的广大地区了，其最南端的一支来到了意大利北部。按照地理位置，古代高卢人可以分为阿尔卑斯山以南（山南高卢）和阿尔卑斯山以北（山北高卢）两部分，罗马共和国在崛起之时主要面对的是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人。当时高卢人的势力已经从阿尔卑斯山麓扩展到意大利的波河流域，甚至到达了卢比孔河。
在公元前400年以后，由于处在高卢人和罗马人中间地带的伊特鲁里亚人日益衰落，高卢人就开始与罗马人发生正面接触。高卢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完全不同，伊特鲁里亚人虽然是罗马人早期的劲敌，但是他们的文明水平比较高，曾经把一些重要的文化成果如文字系统、宗教信仰、建筑技术、风俗礼仪等传给了蒙昧初开的罗马人；然而高卢人却迥然相异，他们是一支野性未泯的蛮族，仍然保持着半游牧的生活习性，迁徙无定，趋利而动，喜好不断地攻掠别人的国家，自己却从来不立国。虽然高卢人已经开始接受农耕生活方式的影响，但是仍然不擅长艰苦的农业劳作，更喜欢烧杀掳掠。而且高卢人是北方民族，身材高大，剽悍骁勇，打起仗来往往都是披头散发，赤膊身子，手执刀斧冲锋陷阵，从来不讲究任何战法和阵形。仅凭着他们的高声呼啸和铺天盖地地冲杀，就足以让敌人闻风丧胆了。
早在与罗马人发生接触之前，高卢人就成为伊特鲁里亚人的心头大患。后来罗马人蚕食了伊特鲁里亚地区，高卢人的威胁就降临到罗马人的头上。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在劫掠了伊特鲁里亚人的一些城市以后，开始入侵罗马。由于当时的罗马人还没有练成娴熟的排兵布阵战术，面对身材高大、凶悍无比的高卢蛮族，罗马人丢盔弃甲、溃不成军。高卢人攻占了罗马城，罗马人不得不收缩到“七丘之城”的最后一个山头卡庇托尔山上。卡庇托尔山是罗马七丘之中的主山头，山上建有朱庇特神庙，这里素来就是罗马的象征。野蛮的高卢人把卡庇托尔山团团围住，然后肆意在罗马城内烧杀掳掠，将罗马城中除了高卢人的首领布伦努斯居住的帕拉蒂尼山以外的地方全部焚毁，公元前449年颁布的《十二铜表法》（镌刻在十二张铜板上）也是毁于高卢人放的这场大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