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出版书）》
作者：费正清/[美]小弗兰克·A.基尔曼
译者：陈少卿
内容简介：
聚焦公元前632年至1556年中国古代战争形态与社会结构互动关系 。全书通过城濮之战、征伐匈奴、鄱阳之战等案例，探讨文武关系、科层制对军队控制及游牧民族影响等主题，突破传统战术分析，结合政治哲学视角审视战争作为政治延续的本质。该书原为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论文集，中文版纳入汗青堂丛书，成为研究帝制中国军事实践的核心参考文献。
费正清在导论中强调中国军事经验的独特性，质疑西方学界长期忽视对中国军事传统的研究。
目录
致谢
导言 中国军事经验的多样性
先秦战争的模式与诸阶段
汉武帝的征伐
藩镇抗拒朝廷：淮西之役（815—817）
中世纪中国的城市攻防战
1363年鄱阳之战：明朝开基的内陆水战
1449年土木之变
胡宗宪平徐海，1556年
出版后记
致谢
十年前就有世界多地的学者为中国军事史的研究鼓与呼，然而总体而言，这门学问仍然乏人问津。1963年，社会科学研究所在哈佛大学召开了一场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探索性会议。会上，罗荣邦教授应邀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军事的导论性文献综述。1965年召开了关于明代政府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由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主办、贺凯（Charles O. Hucker）先生出面组织。与会者强烈建议尽快召开军事史的研讨会。随后，芮沃寿（Arthur F. Wright）任主席的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中国文明研究委员会，邀请小弗兰克·A. 基尔曼（Frank A. Kierman，Jr）出面，并在贺凯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两位先生的协助下，承担了会议的组织工作。1969年8月24日至29日，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会议在戴德姆（Dedham）麻省理工学院的恩迪考特中心（Endicott House）召开。
会议为期一周，内容不单单围绕着本书中收入的文章的早期版本，还有其他的口头或书面报告。以下诸位学者也是我们衷心感谢的：密歇根大学的张春树，哥伦比亚大学明代传记历史工程的房兆楹，法国陆军准将、前法国驻华武官纪业马将军（General Jacques Guillermaz），卫斯理大学的詹姆斯·米林杰教授（James Millinger），从华盛顿赶来的中国台湾陆军中将蔡文治，前美国陆军上校威廉·惠特森（William Whitson），理查德·L. 约翰斯顿（Richard L. Johnston），韦德·威尔基森（Wade Wilkison）。
我们全体人员都要感谢杨教授的巨大的贡献，这一点在致辞中也表达了。我们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和迈阿密大学的爱德华·L. 德雷尔（Edward L. Dreyer）给予这些论文上的机会。作为主编我们当然也很感谢彼此和本书的各位作者。
费正清 小弗兰克·A. 基尔曼 1973年3月
导言 中国军事经验的多样性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中国对今日世界的诸多贡献中，最乏人问津的要数它独特的军事经验。本书的研究范围，囊括了野战与围城、外征与内讨、御侮与平乱，起于公元前632年，止于公元1556年，其目标主要是用细腻的分析，呈现中国的军事风格和军事传统。
如今20世纪下半叶行将过半，控制战争规模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本书的出现显得恰逢其时。国家或政权间的暴力冲突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共同威胁。如果想借鉴军事史去应对现在的危机，那么必须重视中国人战与和的经验。西方扩张的余波在越战中达到某种顶点，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中国战争方式的扩张性弱于西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新的动员和防御艺术的突出范例。作为核大国，中美被一个同样的难题困扰：如何驾驭新兴的核力量，用它自卫，而不被它反噬？双方都需要用尽可能全面的视角看问题。
正如沃尔特·米里斯（Walter Millis）十年前所说：“继续将过去的战史套用到未来，不但可能，甚至必然造成一个文明的灾难。”他说，亨利·哈勒克将军（Henry Halleck）、G. F. R. 亨德森（G. F. R Henderson）、查尔斯·奥曼爵士（Sir Charles Omen）、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J. F. C. 富勒（J. F. C. Fuller）等人，并不比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高明到哪里去。他说，军事史必须“少研究一点过去的战例……少一点纯军事视角，多一点文化视角……多运用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还要利用应用科学提升研究水平。”1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独到经验也许会有特别的启发。
中国参与新的国际秩序是大势所趋，国际社会必须为此做出调整。研究中国人的战争之道，可以使这种调整更顺畅。这样一来，理解中国军事传统就有了实用价值，中国政府正是它的嫡派传人。同时，我们还可以去粗取精，为我所用。毕竟中国历史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中国的军事传统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实效，还在于它每每能够推陈出新，有时创造力甚至更胜西方。中国人不仅发明了弩、铸铁、火药，还发明了纸、印刷术、科举和职业文官制度。他们还有一项很早就取得的成就：确立文主武从的观念。因此，中国“和平主义”的名声在西方民间经久不衰。中国古史中兵制和战功的记载之多，前现代民族中无出其右者。公元前221年，名副其实的战国时代定于一统，其后的十二个主要朝代，和其他十六个次要朝代，都是通过军事手段建立的。可谓“刀剑里面出政权。”统一一方面要靠武力，一方面也要靠非军事因素，这些因素军事史家也不能忽视。
本书分析了从古至今中国军事经验的典型形式：春秋时礼仪化的战争、战国时兼具礼仪和计谋的战争、汉代的内亚问题、唐代对藩镇势力的镇抚、明代沿海的倭患、围城战与内陆水战的战略战术，以及当权者错误决策造成的军事灾难。当然，这些战例都可以同其他地区的战例横向比较，且能得出丰硕的成果。它们都发生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然而其中一些方面是有着普遍意义的。
文与武：军事在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如果注意到统一中国必须面对种种复杂的地形条件，那么我们将愈加钦佩这一成就。乔治·克雷西（George Cressey）是一位游踪广布的地理学家，他将中国的山脉比作“青藏高原上伸下来的手指”2。几条大河沿着这些山谷东流，使得这些山脉更难逾越。然而还有其他南北走向的山脉，它们把地形横截成一个个孤立的台地或盆地。例如，四川的成都平原是一个很早就得到人工灌溉的鱼米之乡，四周崇山环绕。从北面的陕西入川要经过重重关隘，从东面入川要乘船穿三峡，溯江而上。这简直是上天为割据势力准备的天堂。福建的河谷和广东的沿海平原也与此类似，前往中原都要翻山越岭。西南的云南和西北的山西也都是峻岭环绕的台地。一般来说，中国的几个经济人口中心之间的距离要远于欧洲国家之间的距离。空间维度上，中国比美、俄等新兴巨头更加广袤；时间维度上，中国甚至比欧洲更古老。不得不说，单单靠暴力，永远不足以统一这样一片文化多元、历史各异、地理隔绝的广大地域。从华北平原到长江三角洲的路途并不比欧洲北部平原更平坦，但是欧洲北部平原多国并立，中国却保持着统一。一言以蔽之，统一中国不只需要兵马饷械，更需要政治军事的想象力和社会组织的天才，军事力量只是补充而已。
从地理上看，西方的扩张性源于希腊罗马对海洋的利用，它孕育出远洋贸易、殖民地和地中海帝国，比19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早了两千年之久。欧洲帝国主义继承了希腊罗马的扩张性，最终掌握了世界霸权。相比之下，中国的防御性源于华北平原封闭的地理环境，它远离其他文明中心，也远离通向它们的海路。中国对安定内政的渴望压过了开疆拓土的雄心。欧洲有克里特制海权、特洛伊战争、雅典海军和腓尼基海洋贸易，而中国却少有类似的成就。中华帝国统一发展了一千年之后，与邻近的东南亚的贸易才渐形重要起来。又过了一千年，中国人“下南洋”蔚成风潮；然而，下南洋的部分原因是欧洲人的鼓动，他们出洋乘坐的是欧洲船只，进入的也是欧洲殖民地。有一种观点值得借鉴：今天西方扩张的特殊活力逐渐枯竭的时候，中国对内部社会组织的特殊兴趣也可能同时枯竭了。
文主武从，并不是修史的文人向壁虚造的。相反，这是中国维持社会秩序的一大成就。怎样让军人服从现有的社会秩序？今天，美国乃至全球的军事技术都在突飞猛进，这个问题重新浮出水面。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这是考察中国军事史首先要注意到的一点。
从历史分期上讲，我们可以将中国军事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前221年之前，此阶段战争愈演愈烈；第二阶段是前221年之后，这一阶段中国已进入帝制时期，特点是武力钳制。先秦中国对秩序和统一的追求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一百五十个诸侯国渐渐兼并成十几个，又经过激烈的混战，只剩下七八个大国。前221年，列国终归一统。
在这五百年中，从公元前722年到前481年的二百五十年称为“春秋”3，当时的人还没有像后来那样鄙视武力，因为战争的胜利是衡量统治者价值的最终标准。4战争只是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史书上还记载着很多外交活动：建立、承认或灭亡国家；派遣使节或人质；占领或割让土地；引渡罪犯；调解争端；协同救荒；通过临时的盟会或约定结成同盟，有些同盟目的在于限制战争。5
公元前403年到前221年的两个世纪战乱频仍，史称“战国”。这一时期战争愈发激烈，组织愈发完备，战况愈发残酷，参战国的实力愈发雄厚，技术愈发先进。最近一项研究认为，春秋时期“不下一百一十个国家”被灭亡或吞并，只有二十二个生存到了战国时代6。进入战国后，国家的数量还在急剧减少。大约战国中期，弩应用于实战；前4世纪中叶，铁开始用于兵器制造。7与此同时，征发的军队规模更大、训练更精。士兵听从统一号令，协同作战，职业军人担任指挥。这些职业将领不再措意于繁文缛节，而是专心于沙场胜负。步卒取代了贵族的戎车。论述战略战术的兵书开始出现，最著名的便是《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00年到前320年之间，时至今日仍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军事思想。8中原人很快又从北方少数民族那里引入了骑战技术，同时还引入了裤子，方便骑手跨坐在马背上。但是马镫还没有出现。
关于作战指挥的艺术，以及战争的手段和目的，前辈战略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智慧，《孙子兵法》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将这些智慧总结提炼了出来。和同时代的《孟子》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到，《孙子兵法》重视扰乱对手的心神、打乱对手的布置，它明显同早期儒家一样，认为精神状态是人间万事的首要因素。虽然帝制时期“换了人间”，但同其他生逢乱世的战国子书一样，《孙子兵法》流传到了后世（公元前221年之后两千年的军事史应该如何恰当地分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
秦始皇的统一带来了内战永久终结的曙光。“统一”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理想，因为它带来内部的安定，这是繁荣和文明生活的前提。安定还意味着思想的统一。正统思想是治国的法宝，汉代前期，朝廷转而尊奉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及其弟子。由此形成的帝制时期的儒学，吸纳了法家等其他学派思想，是一个混血儿。假如孔子复生，恐怕会被这种儒学吓一跳。无独有偶，罗马教廷的思想基础也不单是耶稣的教义，而是融合了众多源于其他宗教和社会的思想。汉代正统观念对战争是鄙夷的，这种鄙夷因此获得了道德基础，中国思想从此打上了轻武的烙印。接下来的研究要厘清汉宋两代的文官主导权的差异。宋代士大夫的主导权有理学的加持，更臻成熟完善。
这样一来，中国正统观念中的理想社会，是于家于国都等级森然的社会。这一秩序的本质是一些人理所当然地高高在上，另一些人理所当然地身居下位。“父”和“君”居于“家”和“国”的顶端，占据支配地位。维系儒家社会的“三纲”则要求“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
为了维持这一来之不易的秩序，中国人采取了多种手段。这些手段同样等级森严。最高等且最可取的手段是“教化”。扎扎实实地灌输圣贤之道，让每个人都能深入理解伟大的“社会风俗的准则”（即“礼”，礼仪、行为准则），从而各守本分，各安其业。当教化失效，尤其对于没有良好教养的下等人，就要用次一等的手段——“刑赏”，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统治者根据行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施以奖惩。儿子殴打父亲要问斩，而父亲杀死不孝子是无罪的，除非手段特别残忍。因为孝道是社会的基石。9
在这个规范性结构中，军事在第三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当教化和刑赏已经不足以挽救乱局，军事则是最后的撒手锏。如果君主树立了崇德向善的风气，国家与社会机构运转良好，诸如战争等大规模的暴力强制则不再必要。
孔孟之教素来不推崇外在的强制。儒家认为，君子是一个人自我修养的最高境界。君子应该能不借助暴力而达成自己的目的。这种观念是出于一种乐观的信念：君子的嘉言懿行能够感化旁人，旁人因此承认君子的道德权威。端正的言行本身就能化作权力。所以，在正确的时机以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不仅维系着文明化的人际关系网络，还确定了一个人在其中的地位。
对于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那个“余一人”，尤其如此。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诉诸武力等于承认自己没能用圣人之道施政，等于承认了文治的失败。所以，军事应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它需要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正当性。
在这里潜藏着中国传统中的绥靖倾向。战争很难有什么光荣可言，因为理想上来说，它就不该发生。道德的绝对准则都是在和平一边的。没有足够的经济利益以使战争显得正当，没有富裕的邻邦吸引中国盗寇穿过边境或越过海洋去劫掠。正如顾立雅（Herrlee G. Creel）所言，10对外征战成为罗马的主要产业，而中国一直不强调征战的光荣。中国的年轻人没有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这样的榜样可供崇拜或效仿，西方的英雄崇拜在中国年轻人中是找不到的。他们最多可以找到一个罗宾汉式的偶像——三国时期（222—280）的诸葛亮。所以中华帝国的历史上很难找到“神圣战争”，同样很难找到复仇的上帝或者震怒的耶和华。中国道德的价值不是由一个支持你、并且随时准备消灭异教徒的神祇赋予的。中国的世界观并不像《旧约》或伊斯兰教那样有着强烈人格化的神，也不那么好战。
武力的地位降低，内政外交的地位同样降低，它们其实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皇帝居于一系列辐射状的影响区域的中心。如果他英明仁厚，以德服人，自然会获得权威。皇帝的榜样从文明秩序的中心照临四方，不仅直接治下中国的臣民应当臣服，连中国周边的异族君长也要臣服，虽然影响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11结果就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域外，一切以暴力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都有他的一份责任。两种情况都被视为叛逆，因为它破坏了应有的秩序。1840年，英国挑起鸦片战争，意图用武力改变广州贸易体制，中国人也将他们称为“逆”，这种“逆”不是针对中国这个国家，而是针对以北京为中心的这个文明，而英国本身也是这个文明边缘上的一员。
这一套出于儒家之手的约束武力的规范性理想，是否比耶稣的“登山宝训”更管用，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但是它比基督教更加注重既成秩序，因为它认为和平是惠及每一个人的，而受压迫者的暴力反抗对谁都没好处。行为合乎秩序的理想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宇宙观，破坏这个理想有可能导致整个宇宙系统的崩溃。结果是，在中国“反抗权利”的正当，不能靠个人或集体自由来证明。要反抗必须以整个社会秩序为借口，宣称君主没有充分而正确维护社会秩序，天命已失。末世昏君的形象就是这个原则的一例。12是他昏庸无道才使得天下大乱，反抗因而获得了正当性。反叛者往往以社会秩序的名义起事，它既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合法化的神话，也暗地里为一切诉诸武力的行为提供道德正当性。
用“文”的手段，尤其是以君主的贤德来扩张势力，是合乎天意的正道；用“武”的手段，则绝不能宽恕。即使是在书写与这种观念背道而驰的武力扩张的历史时，这种观念依然受到尊重。
官僚政治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好战倾向？
文人驯服武人有一个强大的助力，这就是中国的一项早就获得的成就——官僚政府。中国人多数居于内陆，扩张主要通过陆路缓慢推进，所以其精力主要集中于社会内部的组织，而不是外向的发展扩张。汉代的君主虽然同地方诸侯、蛮夷君长保持着宗藩关系，但也建立了一套地方行政制度——郡县制。不久，中国人开始科举取士，择才而用。官员选拔上来后，出任地方官，任期有限，俸禄固定。朝廷下旨，官员上奏，朝廷由此控制了官员的行为。这样，科层制诞生了。13其成效就是军事更易纳入中央集权，原因之一是军队本身科层化了。朝廷掌控着人事和财政大权，军队同样要服从它的控制。士兵们看到的是文官为他们分配任务，考较功过，提供给养，指示方略，还在史书上褒贬他们。有才干的普通人从行伍之间发迹的机会极其有限，除非赶上天下大乱。14
文官科层制驯服武人的效果如何？这个问题需要分朝代考察。整体上看，武人难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通向权力的最高层；高级武官按惯例须授予文职；刚刚结束战争的开国皇帝往往很快会换上明君的面具，而他的继承者们基本上不会亲临战阵。皇上还有其他更有价值的事要做。
朝廷并不喜欢用兵，掌握兵马的必须是文官，用兵与否依情形而定。消灭顽匪顽敌需要用兵，但即使在用兵时也是随时准备招抚，“抚”的手段有恐吓、收买、诱骗、挑拨，都是非军事的。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剿捻是经典案例。他只问寇首，不问胁从，还将投降的捻军收入麾下。他一直劝告叛乱者回头，而且送给粮食、减免赋税，让投降有实实在在的好处。15政治、思想、经济诸多层面的运作，已超过了一介武夫的能力范围，却是儒家官僚的拿手好戏，他们知道怎样在自己的政治戏码中运用武力，单是这个原因就能让军队听话。武人可以有自己的武举制度，也有自己的一套官僚体系，包括层级、利益、晋升、特权。但是这只不过强调了武人作为一个整体在帝国官僚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
要研究军队纳入文官秩序的问题，还有一个切入角度——法律。中国的军法当然会严厉地处罚违反纪律和打架斗殴的人16。但是总体上说，中国的官府不会在战时颁布异于和平时期的法律。战时和平时没有清晰的、法律上的区分。这部分是因为中国社会中正式的法律发挥的作用不及近几个世纪法律在西方发挥的作用大。中国社会秩序的构成要素和西方不同。例如，中国社会中，文武是不平等的，善恶之间也没有任何平衡可言，法律从属于道德，从未独立。
试举一例，汉语中“法”多译为“law”，也译作“method”。有个先秦学派主张用律法作为非人格的普世规则来控制社会。他们被称为“法家”，而顾立雅认为称他们为“治家”（administrators）更合适，因为它们是官僚制的发明者。17秦朝在他们的谋划下实现了统一（前221年）。到汉代，法家表面上没有儒家得势，儒家倡导社会秩序的学说上文已经涉及，但是从那以后，帝制时期的儒学都打上了法家遗产的烙印。事实上，汉朝第一个皇帝曾痛苦地宣称，汉家统治的基石是儒家学说，但设计制度和制定政策时也会参考法家的办法。这一宣示效果如此巨大，以至于真相到了20世纪才浮现出来。
无独有偶，公元前4世纪的《孙子兵法》流行至今，无疑是因为它比《毛泽东选集》还要切合毛泽东的思想。18《孙子兵法》明确指出，暴力只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不是一个优先的部分。战争的目的是最终制服对手，改变其态度，诱使其就范。最经济的手段就是最好的手段：通过欺诈、偷袭等办法，让敌人感到自己处于劣势，从而不战而降，至少也是不战而退。
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它来源于不使用暴力而维持既有秩序的追求。《孙子兵法》的作者如果看到今天的核威胁体系，一定会有很透彻的理解。如果他听到美国人对自己核力量吹嘘，大概会一笑置之，因为这是错把手段当目的。在古代中国，不管武人的武艺如何高强，战争对他们来说都太复杂了。战争的目标不是胜利，而是重建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和平的艺术和战争的艺术同样重要。
内亚对中国军事史的影响
地中海之于古代欧洲的军事史，大概相当于内亚的茫茫戈壁草原之于古代中国的军事史。在那里，中国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无从扎根，游牧民族的骑兵的劫掠无法根除。深入亚洲内陆，靠的不是船只，而是大车，所以补给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劫掠的大军可以横越蒙古草原，而喀什噶尔的绿洲可以作为沙海上的停靠港，有时甚至是商路上的军事基地。但是以海洋类比草原不能太过头。无论如何，直到中华帝国的末期的18世纪50年代，装备了火枪的八旗军队占领伊犁，击破了漠西蒙古的势力，内亚才真正被纳入版图。
到那时为止，游牧民族的问题已经持续了超过两千年，至少从公元前4世纪起，可能是匈牙利人始祖的匈奴人，就开始从中国北境南下，劫掠定居村庄。约在基督纪元开始，游牧的骑兵有了真正的马镫，战斗力自然大增。从4世纪到14世纪的一千年，是骑射手称雄的一千年，其顶峰就是蒙古征服波斯、南部罗斯和中国。在这三大定居地区中，宋帝国离蒙古最近，却抵抗得最久。1279年，它还是最终落入了蒙古之手。一千五百年以来，蒙古人的祖先不断侵略中国北方，虽然时断时续，但势头越来越猛。
长期的苦难给中国军事思想与应对方式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其影响程度还没有被充分地估计。首先，我们假定防御意识是需要的，但这种防御意识有时会成为一种“长城心态”，比马奇诺将军的错误更加根深蒂固。因为中国直到18世纪才彻底控制亚洲内陆，那时已是西方从海上入侵中国的前夜，所以游牧民族的威胁的持续存在，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中国无法消灭游牧民族，只能以某种方式与其共存，于是他们成为中国社会秩序的边缘部分。长城以内的百姓也会产生和游牧民族类似的作用。长城内的农民中也会出现盗贼，甚至起义军。接下来的研究应该揭示，中国历代的儒家帝国体制怎样扩展并容纳内亚的异族。中华帝国最终在军事战略的意义上成为囊括全东亚的帝国。清朝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帝国由两部分构成，即人口稠密的汉族地区和内亚地区。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大致重合。
游牧民族在中国的长期存在产生了许多后果。他们通过朝贡体制被纳入中国中心的世界，朝贡体制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游牧民族经常成为中国边防力量的组成部分，被派去对付其他的游牧民族。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三十年前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汉族和非汉族的势力在中国边疆地带的拉锯与消长。中国王朝的更替，草原势力的分合，可能使得主导权时而在此，时而在彼。19
对这一广阔的历史区域的研究，既有广而博的，也有窄而深的，从中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验证的假设。第一，中国前现代时期的主要外交经验得自于内亚。这种“外交”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外”，因为从军事目的上说，内亚虽然有点边缘，但很早就是中国军事舞台的组成部分之一。第二，维持汉族地区社会秩序的手段，同样可以用于维持与游牧部落的平稳关系：手段之一是社会风俗的准则，文明和礼仪，这一点经常是打了折扣的；手段之二是“刑赏”，包括给异族酋长多种形式的馈赠；第三种手段是战争，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换言之，应对内亚的经验，对提升军事力量在中国整体战略中的地位很可能没有什么帮助。卫青、霍去病单靠“虽远必诛”之类的铁腕政策也难取得胜利，应对内亚需要在各个层面施展更细腻和复杂的措施。
有一个假设有待验证：长期与内亚接触的经验，是不是并未助长中国对武力的轻视。游牧民族必然是擅长骑射的马背民族，是天生的战士。他们很早就开始为汉族人当雇佣兵，或者充当汉族人在边疆的盟友。不久他们也开始入侵长城，有时会统治长城以内的地区。最终他们统治了全中国，而且有两次。虽然他们的人口与汉族相比永远是少数，大概只是汉族人口的百分之一二。显而易见的是，1644年之后满人入主中原，不是靠着人口之众，也不是靠着弓马之多，而是靠着智略。他们成功的秘密在于，将打天下的能力和治天下的能力结合起来。满人的成功不仅因为武力的强悍，更是因为政治组织的高明。这一秘密反过来就是边疆游牧民族同边疆地区的汉人合作，通过这种合作，将非汉族的战斗才能和汉族臣属宝贵的管理才能结合在一个政权之下，也就是将怎样打天下和怎样治天下结合在一起。夷夏合作统治中国的进程在清朝（1644—1912）达到顶峰。但这一成就以两千年“夷夏”合作的经验与尝试为基础，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20日本和西方的观察者对中国历史的这一面相津津乐道，而对中国各个阵营的爱国者来说，这一问题又是敏感而尴尬的。
如今正是时候更进一步指出，夷夏合作长期存续在一定意义上是汉人的成就。关键在于一个变量：“如果你无法打败他，那么就加入他吧！”中国人需要稳定统治的王朝，需要能够长久掌握权力并维持安宁和秩序的家族。这是一项特殊的职责，其稳定延续依靠精神的保持，依靠全力以赴地从事艰苦工作。这种特殊的品质，可能少数异族入侵者更容易拥有。非汉族皇室往往能保持勇武，而汉族皇室更容易沉溺于声色犬马。比较明清两代的帝王，朱元璋的子孙腐化的速度大大快于努尔哈赤的子孙，是非常明显的。明朝前两代皇帝之后，宦官就开始乱政，而清朝统治了两百年之后宦官干政才出现。1860—1908年，慈禧太后或许表现出不思进取的倾向，但和万历皇帝相比，她简直堪称劳模。1573—1620年，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大部分时间不理朝政。
简而言之，这个假设值得研究：非汉族的王朝最终统治了中国，主要是因为有足够多的汉人愿意这么做；而另外一个原因是更多的人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关心。支持异族统治的就是和异族合作的人，他们往往感到，汉人充当内亚王朝的支持者，比汉人自己当皇帝过得更好。漠然处之的人是广大农民，他们已经学会将政府的事情交给统治阶级，不管这个统治阶级是谁。异族征服者在中国找到自己的角色，他们将自己塑造成职业的战士和统治者。他们越来越成为中国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元朝（1279—1368）和清朝（1644—1912）时，中国的军事力量归他们统率。
在夷夏之间的合作与让步的过程中，不少人注意到赶走蒙元政权的明朝的形象更加专制，它在某些方面模仿元朝的军事制度，并且一直受到蒙古军事力量复兴的威胁。可以肯定，明初的君主就开始追求天下一家的政治排场，遣使八方，建立朝贡关系。1405—1433年派出规模惊人的航海舰队，远达印度、阿拉伯半岛和非洲沿海，表现出了向外部世界扩张的兴趣。21然而，明廷同样对向蒙古草原的扩张感兴趣。明朝海路七下西洋的同时，还发动了五次深入大漠的远征，其中还有几次是御驾亲征，然而并没有什么用。漠西蒙古远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明廷鞭长莫及，对蒙古的远征无疑抑制了明朝的海上扩张。最大的战略威胁还是来自亚洲腹地，这一点在1449年得到了夸张的表现。蒙古太师也先俘虏了英宗，包围北京。一百年后同样的戏码再次上演，1550年，俺答汗率军突破长城，京师震动。
蛮夷对汉族生活的具体贡献程度是一个大题目，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考察。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对帝国的军事贡献很大，不但提供了人马，更重要的可能是军事制度上的影响。儒士要想把异族征服者的武力控制在从属地位是很难的。然而总体来说，他们竟然非常成功。因为他们要通过所有非军事的政治手段，帮助异族君主掌握了权力。
可以想见，通过这种方式，汉族官僚把军事交给异族武人打理，自己则更专精于“抚”的艺术，这种倾向至少在清朝是显而易见的。直到19世纪中叶，农民起义迫使曾国藩一代的汉族官僚承担起办理和指挥团练、保卫传统秩序的任务。22孔飞力已经揭示，19世纪50年代，朝廷对于地方士绅办理团练非常犹疑，因为地方武装往往导致割据，威胁中央。明智的君主会全力将军队乃至整个政府与汉族统治阶级隔离。从这一方面看，外来的清朝控制秩序和征收财赋的做法继承自明朝，且青出于蓝，而明朝的办法部分是学自元朝的。
本书战例研究介绍
在中国，或许战争与和平的交织比注重法律的西方国家更加微妙，所以应该把军事史作为中国史的一个特殊面相，而非一个独立的领域。就如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的律法汗牛充栋，但是真能执行者寥寥无几。各种制度错综复杂，形同泥沼，而各种专门术语则如同灌木丛覆盖其上，这是深入研究必须克服的障碍。研究者必须借着自说自话的官修史书和儒士不切实际的记载的昏暗光线前行。真实深刻的战例研究于是就非常宝贵了。本书的研究有一个优点，就是多样性强，内容和年代涵盖面广，描述了中国在不同情形下的不同类型的战争，展现了中国军事史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
小弗兰克·A. 基尔曼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史研究，并曾在美国军队和政府中供职，所以他最有资格组织此次会议并发表第一篇战例研究。23《左传》和《史记》记载了许多国家间的战争，不少为战争做准备的仪式性的活动和道德上的考虑或随之产生，对此他做了系统的研究，阐述了个人—封建关系的背景，迷信、占卜、仪式的规则，以及贵族武士在战斗中的行为规范。他还从战术层面研究了两场著名战役——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和公元205年的井陉之战。
这四百多年间，战争形式经历了沧桑巨变。战争的仪式性越来越弱，而更像一场有组织的杀戮。但是记录两场战役的史家，都着重渲染了诡谋、奇袭、以智取胜。城濮之战是一个经典战例，晋军一翼佯败，而中军不动，诱使楚军冲入包围圈，另一路晋军从侧翼杀出，将楚军包抄歼灭。基尔曼发现，四个世纪过去了，战争的关键仍然在于心理的较量以及敌人是否轻率。在技术上，昂贵的战车的重要性降低了。在任何一场战斗中，战车都不能起到“古代坦克”的作用。她的作用更多的是仪式性的，用来搭载贵族，并且是弓手的平台。马镫还没有出现，所以真正意义上的骑兵也没有出现，步兵是军队的主体。战争还是邦国或家族君长之间的事情，是相当个人化的，很可以拿来同荷马和色诺芬比较。基尔曼先生还提出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剑桥大学中文讲师鲁惟一（Michael Loewe）通过研究汉代西北边塞的行政文书，取得了汉学领域划时代的成果。当时纸张还没有发明，文书是写在木简上的，为考古学家发现。他的《汉代行政记录》（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是对这些原始史料切近的、第一手的解读。24他的论文《汉武的征伐》（The Campaigns of Han Wu-ti），将汉朝的军事活动置于新统一帝国内部的国家建构的大背景下研究。从天朝的视角来看，匈奴不是平起平坐的对手，而是化外的叛逆。匈奴的威胁无非是烧杀掳掠，而不是真的征服。汉朝的基本方针是取守势，一面建立强固的要塞与防线，一面探索通向西域诸部的商路。对西域诸部的中立君主，运用讨伐、收买、与中立领袖外交谈判等多种手法，这个整体框架下也会出兵惩戒。战争需要大量的马匹、车辆、车夫、粮食。他们实际上是汉代的突击部队，目标是擒拿匈奴单于与诸王，钝其锋锐，挫其攻势，有可能的话迫其臣服。汉朝没有指望能将匈奴斩草除根，也没有想把匈奴的地盘纳入自己的领土。
战争的代价是高昂的。鲁惟一通过仔细研究居延汉简，估算出大致的军费。出动10 000名骑兵，需要1320辆大车运送一个月的粮饷，还有360辆车运盐。10 000匹马的饲料需要1440辆车运送。即使备用的马匹可以吃草原上的草，不用另外运送饲料，那么补给车队也不会少于3000辆，这还没有算车夫和杂役。后勤负担如此沉重，无怪乎鲁惟一发现一场战役很少能持续两个月以上的。这就让人联想到与现代军队伴生的大规模补给和后勤问题。
后勤补给和人马征调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汉代的军事越来越依赖官僚机构。鲁惟一指出，汉代边防由地方官员负责，没有常设将帅，没有常备军。武人是受到限制的。
汉武帝饱受诟病的远征之后，匈奴的威胁依然存在。他的继承者只能用其他代价换取和平，甚至称单于为“叔父”。鲁惟一和基尔曼有同样的疑问：游牧民族是农业中国在草原上的附庸，粮食、布匹、金属制品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马匹换取，如果汉朝执行更优惠的商业政策，难道不会大大降低他们的好战性吗？
康奈尔大学的助理教授毕德森（Charles A. Peterson）的研究关注晚唐。这一时期外族开始渗入中国北方，对帝国力量的复兴做出了贡献。唐朝人发扬光大了汉朝人的功业，平定了四周所有的少数民族，但是有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怎样既授予千里之外的将帅以充分的统兵征粮之权，又能确保他们的忠顺？这一问题还附带着另一问题，汉族少有能征惯战的将领，于是许多异族将领脱颖而出，例如玄宗宠信的安禄山。755年，安禄山率重兵大破唐朝的中央军。9世纪初，帝国力量衰微，军事关注的重点已经从外部转向内部。毕德森研究了唐宪宗发动的一场历时近三年的战事，唐朝由此将藩镇大权收归朝廷。
直到此时，上千年帝制和大一统理想还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也得到淮西历任节帅的认可。他们算不得军阀，而是倾向于建立一个更为松散的帝国观念——比如可以将节度使之职传予子孙，自己决定藩镇内的大小事务。这种诉求对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都是无法接受的，冲突不可避免。
唐宪宗的行动表现出了朝廷积累已久的智慧。朝廷征讨淮西的军队由二十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军队组成，各部队格格不入，难以拧成一股绳，也没有一个最高统帅，而是分由五个将领指挥，从五个方向集中到淮西。很明显，这样的作战效能大大弱于统一指挥的效能；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对朝廷的威胁也会大大降低。皇帝们已经学会了多想一步棋。我们可以看到，在满洲八旗军鼎盛时期，同样是由小股力量临时组成部队，专门执行某项任务，同样无法发展自己的野心。
淮西的防御讲究积极地占领外部据点，将战事挡在辖境之外，于是境内的生产得以持续。两年以后，才开始粮饷匮乏，从而导致士气削弱，部将倒戈。此时唐军将领以惊人的胆略发动奇袭，突然间结束了战争。这是继承《孙子兵法》优良传统的又一经典战例。毕德森发现，淮西防御之所以可以如此持久，是因为它是“阵地战”。淮西创造了一个以关键的要塞城镇为基础、外围遍布野战工事的边境区域。在这一区域，积极防御可以配合阵地战对抗入侵者。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晚唐和五代时期（907—960）的藩镇势力可以长期割据。
慕尼黑大学远东研究所教授傅海波（Herbert Franke）专精宋元史。25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留有大量手稿，内容就是守城的实践指南，他对围城战的研究就从这里入手。这个时候，中国的有城垣城市（与欧式的城堡不同）长久以来是农村的统治阶级的权力中心。它既可以保卫身家，又可以积聚资财。守城的第一要义是坚壁清野，将城郊乡村能运的全部运进城去。城外空空如也，除了投了毒的水井，就是一圈专为防御设置的燃烧地带。城中则有充足的粮草物资，比敌人费尽力气搜罗到的多得多。所以被围一方一定占有优势。傅海波推断，后勤补给的难题使得围城很少有超过几个月的。围城一方很可能因为粮草匮乏便解围而去。
用大投石机投掷火球是攻城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投石机利用的是杠杆而非扭转原理，每次需要四十到一百人去拉杠杆的绳子。这种投石机称为“火炮”（“火炮”一词在现代汉语中一般指加农炮），并不是真正的火药武器。虽然“火炮”也施放火药填充的炸弹，但人们看中的是火药的燃烧效果，中国的城门、城楼和房屋是木结构的，用火药可以烧毁。守城用的投石机可以放火，也容易着火。攻城武器还有巨弩（有固定的也有旋转的）、火箭等。投石机也会投射黏土制成的大球，其冲击力与石块一样，但是击中即碎，敌人没办法再打回来。第一门原始加农炮出现于1332年。
傅海波还研究了另一类型的史料——从蒙古南侵开始到结束的三次围城战中亲历者的私人日记。他发现，这些日记基本上可以与兵书战册相印证。守城的特点是，严格盘查并控制进城的难民，城墙上的军纪也非常严格。日记的作者表现出统治阶级对于穷苦百姓的极大的不信任。然而如果想守住城市，城中百姓必须积极参与防御。傅海波的研究生动地揭示了，为什么所向无敌的蒙古人在灭亡南宋时用了最长的时间。傅海波发现，宋朝将领一旦陷入绝境，往往选择投降，而很少死战到底，他认为“文武官员之间长期矛盾”是原因之一。这是文主武从的代价。
迈阿密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爱德华·L. 德雷尔（Edward L. Dreyer），1969年本会召开时正远在日本。本书收录的《1363年鄱阳之战：明朝开基的内陆水战》（The Poyang Campaign，1363：Inland Naval Warfare in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是从他1970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修改而来的。“内陆水战”（inland naval warfare）对西方读者来说很新鲜。西方人已经习惯了将海军和陆军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军种，就如游鱼和飞鸟、男人和女人。从克里米亚到维克斯堡再到诺曼底和仁川，都能看到海陆军的协同作战，但是几乎见不到既是“内陆的”又是“水上的”战争。德雷尔先生使用的“内陆水战”一词非常切合14世纪中期对长江下游的争夺。长江下游地区既有大江横陈，又有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水军可以独立作战。19世纪外国炮舰也侵入过这一地区。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中，江河湖泊也是重要的战场。很明显，中国的中部和南部的交通运输非常依赖内河水道，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战争中也是如此。这使我们不得不把“内陆水战”好好研究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