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长期受五行学说影响。战阵之中，五色的旗帜和灯笼指示五个方向：青色为东方，赤色为南方，白色为西方，黑色为北方，中军主将则张黄旗。还要准备令旗，写着大字的纸可以贴在上面。信使传递情报也是一种通信途径，每位指挥官都要备好一寸长的纸条。60如果信使要走远路，则纸条必须封在蜡丸之中，以防沾湿。围困日记中经常提到蜡丸。
火药武器
关于中国火药武器的历史著作已经不少，61相关文献也都已纳入东西方学者的研究，此处只需概论之即可。众所周知，火药最初在中国是用于制作炸弹和榴弹，而利用其推进力制造加农炮则是后来的事了。有人认为，中文“火炮”一词对应英文的“gun”或者“cannon”，这是不对的。事实上，这个词指的是抛射燃烧弹的投石机。“火枪”也一样，此词创自陈规，可以肯定它不是一种“gun”，而是一截填满火药的竹竿，可以喷火。另有一种南瓜形的铁壳炸弹，似乎也是用来喷火的，女真人在1221年使用过，名为“震天雷”。这种“震天雷”在1234年围攻开封的战役中，已经是公认意义上的火药武器了。1259年，蒙古军队攻打寿春，南宋守军使用了“突火枪”。突火枪是竹管所制，所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gun”。《金史》中数次提到的“飞火枪”可能是一种火箭。621270—1271年的襄阳围城战中，蒙古军队使用了由阿老瓦丁（Ala ud din） 、亦思马因（Ismail） 制造的“回回炮”。现在还不清楚它是真正意义上的“gun”，还只是一种抛射榴弹的重型投石机。
13世纪中国的军事工程人员，大概用火药做了许多试验。然而，能够证明中国在当时已经发明了“gun”“bombard”或者“cannon”的考古证据，尚付之阙如。但是不少14世纪的炸弹保存了下来。王荣的文章《元明火铳的装置复原》有早期炸弹的图样，时间分别是1332年、1351年、1372年。它们非常短，三十多厘米，在这个发展阶段上，绝不会是一种十分致命的武器。在德国也有类似的火器，德文叫Böller，直到今日，德国乡村的庆典中仍能见到它。在进攻砖石所砌、防御严密的城垣时，这种武器是难当大任的，其作用大概更多是心理上的，而非物理上的。中国在14世纪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火药武器，这在文献中得到了证明。1359年绍兴围城战中，“火筒”的记载出现了数次，几乎可以肯定，此“火筒”乃是真正的火药武器。
明洪武年间（1368—1398）留下了很多炸弹，63但之后明朝火器发展的情况，我们就知之甚少了。16世纪，欧洲火器传入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众所周知，欧洲火器是改良的中国火器，再回传入华的。但中国的手持火器却是模仿自欧洲样式，名为“鸟铳”。64明朝的戚继光，在1571年的书中明白地写道，倭人入寇之前，鸟铳在中国闻所未闻，其杀伤力高于弓箭。65这本书还记载，佛郎机（直译为“法国的机器”，即火炮）的最大射程是一里，超过了16世纪之前已知的一切中国武器。66不消说，战术必须根据这种新武器进行调整，防守一方也要越来越多地面对火器。早在1607年，吕坤就说火器是最重要的武器。67他点评了许多火炮，而对“滚车大神铳”最为欣赏。该铳由叶梦熊设计，长约1.4米，铁铸。须知14世纪的炮都是铜铸的。可以说，17世纪中国和欧洲的炮兵技术处于同一水平。68那时投石机等的旧式武器已然消失，弩再次成为单兵武器，而不像宋代时作为一种主要的重型武器。炮兵技术是如何回传到中国的，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耶稣会士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
略论战术
综论战略战术的原则的古代兵法不在少数，从《孙子兵法》开始，城池的攻守就开始纳入讨论。《墨子》中关于城池攻守的内容不多，也不切合宋明时代兵书的环境。明代的兵书将宋代兵书模糊的说法大大地细化了，举出了更多的实际细节，所以更加真切明白；其作者大多曾亲历战阵，知道轻重缓急的实际情形。例如，对城上守军的部署有极其详尽的交代。不要忘记，一旦有紧急情况，需要征发体格强健的百姓在城墙上辅助防御。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准备和井井有条的组织。临时征发的辅助兵士必须预先知道他们的岗位在哪里，为此兵书的作者们很提倡操练和演习。操练和演习不仅在风和日丽时进行，酷暑、暴风、骤雨时都不应免除。69城墙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区段，应该由娴于弓弩、火器的正规军防守。主帅手中应该有一支战术机动力量随时听命，何处危急便立刻赴援。70城墙上站岗的时间需要极其细致的管理，如果人手充足，则可以分作三班，每班八小时，昼夜站岗。如果人手不够，则十二小时一班岗，主将须保证昼夜执勤时间均匀分配。城墙上的部署取决于城垛的数量。每五个城垛为一伍，置伍长；每二十五个城垛置城长；一百个城垛，置雉长，辖有二十个伍长和四个城长。每名雉长有大旗一面，上书其属下的各伍长、城长的姓名。此外，伍长的旗帜上必须写明所辖城垛的编号，编号依千字文排定，例如一号是“天”，二号是“地”，三号是“元”（避“玄”讳，意为黑），等等。71
另一制度关系到执勤任务分配的公平公正。贫苦百姓不能太频繁地执勤，因为白天还要工作谋生。夜间，守城的每伍中，一人执勤，四人休息，休息者是必须和衣而卧，随时准备战斗。
吃饭的时间也有规定。饭食每日两餐，晨间一餐（早七点到九点），午后一餐（下午三点到五点）。如果预计短时间内没有进攻，则在一声击鼓信号后，将饭食送上城头。第二声鼓后，送饭的人必须马上下城。私自下城吃饭的，无论何人，就地正法。有警报的时候送饭的人不能登城。进入战斗状态后，送饭人不许登城，三餐都是在城下做好，用绳索吊上城头。每个灶供应五个伍二十五人，城上用木板临时搭建棚屋，上覆草苫，供兵士遮风避雨。72
前敌观察哨和警戒哨对于尽早发现敌军的行动关系重大。显然，哨位的布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形。习惯上每十里设一哨，驻兵五人，每二十四小时轮一岗，每天中午换岗。每个哨位配备有柴火若干、鸟铳五支、灯笼五盏、引线五根。敌人一旦靠近，守军要开三枪，以此作为信号，从一个哨位传递到下一个哨位。这和宋代的边防体制大体相同，73实际上这种办法在汉代已经实行，只是没有鸟铳罢了。这些哨兵自然很想结束战争，所以会擅自进攻或逃跑。许学范清楚地说明，对于临阵脱逃、躲入田宅，或在执勤时打盹的士兵，一律受军法严办。管理不善，使火药、引线、柴火受潮的，也要严惩。74兵书不断劝告将领，要时刻把将士的福利放在心上，在一定程度缓和了军法的严峻。在法家的心目中，赏与罚要相辅相成。极刑要公开执行，以儆效尤；奖赏勇猛之士也要公开。指挥官在进攻的那一天，手里拿着事先备好的袋子，装着从三钱半到十两不等的银子，或者是一百文到一万文不等的铜钱。这些钱将论功赏给勇敢有为的士兵，并且应该公开颁赏。75
让守军保持良好精神状态非常重要，这一点就催生了许多规定。关于敌我比较，许学范估计得实在：众人的天资是平均分布的，敌军不会全都英勇无畏，我军不会个个胆小如鼠，敌军不会全都机智，我军也不会个个愚蠢。绝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敌军打起仗来都不要命。这一点必须让全城的军民都明白。76
还有一些关于成功防御的建议是关于守城军民福利的。与军民同甘共苦，对于指挥官来说是老生常谈，关心伤病员如同关心自己的家人。炎炎夏日里，如果城头有一顶伞遮阳，能够有水果吃、有凉水喝，就能减轻昼夜戍守的痛苦。严寒的冬天，每支部队都要有一个小炉子，能做热汤、烤火。还要发放遮雨的斗篷或帽子。77这些都是纯粹实用的方法；还有一种间接手段也能保持内部团结，那就是劝说地主暂时不要收租，等战争过去再说。78各级军官都要随时注意自己的部下是否疲乏，如有可能，便令其休整。
如果所有的兵书都提及士气和斗志的重要性，那么合乎逻辑的情况是，敌军一定会努力地去动摇守军的军心。有时在真刀真枪打起来之前，心理战已经开始了。可以肯定，未攻城先劝降，是中国历代相延的习惯做法。一些围困日记记载，有时双方主帅还会来一场道德大辩论。强攻取城，难乎其难，劝降策反，实为上策。威逼利诱的手段，最先施于主帅，但也会扩展到全城军民。有的日记提到，敌军的常见做法是将传单绑在箭上，射入城中。很难讲这种招数成功过几次——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敌人是什么样的敌人。以劝说取城或解围，是中国战争的一个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很流行了。79
宋金战争中，宋军的防御相当坚实稳固，宋军将领投敌的倾向也并不多见。然而，一百多年后情形大变，死战者少，投敌者多。军法之严峻可能助长了这种倾向。另外，文武之间的长期矛盾也是一大原因。力屈而降，史家虽然可以讥为变节（史家绝不可能是武官），但全城百姓至少得以免遭灭顶之灾。城破后的屠城是很常见的，在传统中国视为当然。无论是女真、蒙古还是汉族的叛军，并无区别。80
值得注意的是，在比较晚近的时代，主帅的军令和道德训诫，会印成单子发给每位士兵。许学范很赞成这种做法。识文断字的士兵可以读给不识字的士兵听，并且逐字解释。81
上文已经提到，白天发警报，须开炮、升令旗；夜间发警报，须开炮、升灯笼。一旦接到警报，无论是正规军还是辅助的民夫，都要迅速进入城上事前派定的岗位。连坐互保制度，在军队中同样执行，与平民相比不打折扣。82比如，中国的军法很早就规定，五人互保，一人临阵脱逃，其他四人也要惩办。“使人知守不必死，退不必生，不畏敌而畏我。”83
严格的规定是为了执行纪律。凡城上执勤者，一律不许朝同一方向走出五步以上，只有伍长可以前后移动，但是如果他走到了相邻的城垛，一样要斩首。84还有一些规定是为了保持城上的秩序和安静。城上严禁喧哗。如果某军官想招呼一个人，他只能挥手，不能喊叫。交谈必须低声，夜间尤其如此。夜间每过一个时辰，诸城门的守夜人都会击鼓，这时需要一个大嗓门的士兵喊：“大家小心！”全体官兵都要齐声重复。除此之外，不能有任何声音。即使是受伤了也不能喊叫，不能大声谈论，更不用说离开自己的岗位。执勤时闲谈者会被割去耳朵，以示羞辱。85
如果敌人登城，不可避免要发生肉搏。肉搏也有规定。如果看到敌人逼近城墙，就要放箭。同时要注意观察敌人是否用草人迷惑我方。城头的守军要攻击正在登城的敌人，不能射箭，而要用石头或者石灰罐等物砸向敌人头部。城墙上建有箭楼，只有箭楼上的弓弩手才能放箭，城垛后面的守军是不放箭的。如果敌军架梯登城，那么守军等到敌人的手扒上城墙的护栏，再用斧头砍。投掷石块之类要对准敌军的头，施放火器弓弩要对准他们的躯干，手持长枪铁钩对准心脏，挥舞斧头和棍棒则对准脖子。86
狙击手有特殊任务，他们要锁定敌军主帅并击毙之。怎样于千军万马中找出敌军主帅呢？办法是从城上缒下一块牌子，写上一些高深莫测的话，或者将信绑在箭上射入敌营，如果敌军拿到，肯定会上交主帅，狙击手就可以确定目标了。87
兵书中除了记载常规武器的使用之外，还介绍了一些原始武器，如石头。守军用的石头分三类。（一）小型，重一斤半到五六斤不等，每个城垛都要堆成三尺高的石堆；（二）重型，重五十至六十斤，须预备五块，主要砸敌人躯干；（三）巨型，如磨盘之类，是为了对付敌人的云梯等攻城器械。巨型石块要用绳子系好，以便重复利用。
就连便溺也能化身守城利器。守军每二十五人配发大铁桶一只，用以收集便溺。敌人来攻时，则生火将桶中妙物煮沸，用长柄大戽当头浇下。88
如果城垣有两道，而敌军攻破了外城，则可将两道城墙之间的房屋中填满易燃的柴草、垃圾等物，点燃之后，内城就被一圈“火池”保护起来了。89
如果敌军已经破城而入，又当如何？这是否意味着战斗不得不结束？敌军占领了城池之后，城中百姓又该怎么做？吕坤给出了解答。他认为，城墙内外都要挖掘深十尺、宽五尺的陷阱，最好在城门周边。陷阱附近的草丛中，埋伏十名鸟铳手、十名弓弩手。通衢大道要用家具（桌、椅、床等）封堵，以重装士兵戒备，如有可能，最好架上大炮。
吕坤认为，攻进城的敌军，肯定先涌向商铺、监狱（这表明他更关心内部的叛乱，而不是外敌），其后才会进入民房搜掠。这意味着有大概一刻钟的间歇，足够百姓撤离（不如说是逃离）。他们必须携带五六天的粮食，立刻逃走，昼伏夜行，不然第二天就没有机会了。这样一来，敌军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吕坤认为，不能逃走又不能自尽的妇女，一定会遭到奸污。但即使敌军攻入城内，战斗也不应停止，守军应该乘敌军纵火劫掠之时发动奇袭。他还提出，躲进自己的屋子是没用的，唯有死战到底才是正道。
有人向敌人磕头喊爷，有富人把金银、布匹、粮食送给敌人，以求活命，吕坤对此极其鄙夷，认为这是苟且偷生。真君子应该慨然受之：“死则死耳”。90这是一幅城池陷落的悲惨画面，可以为此作证的中国史书汗牛充栋。
13—14世纪的三次围城战
无须多言，上述各种技术与纪律，随环境而变通损益，不可能同时实施。即使这些兵书的作者曾亲历战阵，他们写的东西也是给将帅按需选用的，即使真实细节丰富，也只是纸上工夫，实际战争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有的书里也不乏异想天开和纸上谈兵，所以有多种围困日记能留存至今供我们检验理论是非常幸运的。日记上记载的军事技术和军事行动，有兵书作者闻所未闻者。只有将兵书与围城战的真实记载比较，我们才能知道兵书上的内容到底有多少符合事实，有多少只是纸上空谈。
为此，我挑选了几种真实可信、对本研究有帮助的文献，成书时间从宋到元都有。有两种文献描绘了1206—1207年宋金战争中的攻城战，当时宋军意图收复1127年被金国占领的中原土地。1206年夏，战争打响。起初宋军夺取了几座金国城池。金国调集大军，于1206年11月反攻，分兵数路进攻江淮。其中两座城池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一是襄阳（今属湖北省），一是德安（在襄阳东南）。襄阳控制着汉水汇入长江的水道，德安控制着涢水汇入长江水道。91两场围城战都有目击者留下记录。
双方最终都未达成战略目标。宋军未能收复中原，金军也未能扫平淮南，饮马长江。襄阳、德安的坚城固垒，是战略僵持的一大原因，也使双方产生了妥协的意愿。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成为金国背后的一股危险力量，金与南宋议和的愿望因此更加强烈。双方经过长时间谈判，于1208年达成和议。金一直要求南宋将主战派领袖韩侂胄作为“战犯”交予金方，92于是南宋主和派在临安发动军变，杀掉韩侂胄，将头颅传送金廷。
下文的比较可以归结为一点：真实的守城战和兵书记载大同小异。技术方面如此，心理措施、治安措施和焦土策略也是如此。但日记的某些有趣的细节是兵书上所没有的。下文就要考察围困日记中哪些地方印证了兵书上的说法，哪些地方是兵书之所无。
襄阳，1206—1207年
让我们观察一下襄阳之战的背景。襄阳主帅赵淳，1206年5月已经出任京西北路招抚使（军事上的负责人）。金军进攻从12月开始，持续九十余天。襄阳城周回九里三百四十二步，城外有羊马墙，墙外又有护城河。北门临汉水，东西两侧有两面雁翅墙直达江岸。守军又用拆除的车辆在两雁翅间竖起拒马。据记载，襄阳守军不足万人，而金军在二十万以上，金军的数字必然夸大了。襄阳守城战有趣的特色之一是征用茶商武装。襄阳商旅辐辏，是四川茶叶外销的集散地。茶商相当骁勇的原因在于茶叶归官府专卖，贩卖私茶的利润极大。即使合法商人也要雇人保护自己的安全。私茶贩子与合法茶商的界线极为模糊。宋代的一些地方叛乱就是茶商起事。富商大贾结成行会，操纵着茶叶贸易。他们之下的分销商、分销商之下的小店主，都要仰他们的鼻息过活。国家危急之时，商人手中的半合法武装就成为官府征调的目标。93赵淳在襄阳征调茶商武装，另组一军，名曰“敢勇军”。他们的战斗力绝不下于官军，而且忠勇可靠，深得倚畀。在城外的战斗以及夜间奇袭中，敢勇军屡次参战，其兵力多少，未见记载。不过，有史料显示，某役有六千敢勇军参战。照此推算，襄阳守军的兵力不下于一万六千人。然而无论如何，金军及其汉人仆从军大大超过襄阳守军，是没有疑问的。
按照计划，襄阳周边乡村的农民集中迁入城中。汉水北岸樊城的数千人，也通过浮桥撤入襄阳。樊城军民全数渡江后，拆毁浮桥。襄阳城外的百姓撤入城中，靠近城墙的房屋也统统拆毁，拆出的木料运入城中当柴烧。即便如此，城中燃料还是紧缺。
金军宿营于汉江北岸，欲攻城必先渡江。金军主帅恪守中国传统，正式交战前先劝降赵淳。金军主帅和赵淳之间的对话十分有趣。《襄阳守城录》主要是以文言写就的，但其中记载的双方主帅的对话却没有文绉绉的套话，全是口语，感觉当时有人一旁在做速记之类的工作。赵淳拒绝进一步谈判之后，才正式开战。
城中粮食相当紧张。每四坊立一官市卖米，米来自公仓，以收购价论斗出卖。只有贫民得买，官府派出官吏登记贫困家庭，发给凭证，拿到凭证后才能在官市买米。有些富家也通过钻营打点取得凭证。如果一旦发现此类情况，凭证没收，发给贫民，尤其是从四郊迁入城中的百姓。内外城之间野草茂盛，用来放马，草料问题由此解决。
在官府颁布的治安措施中，有禁止买卖酒水一项，酒是天寒时发给兵士暖身子的。除了常规的保甲制度，还有许多防火措施，上文已经着墨甚多了。宋金双方都很重视火战。襄阳之战的一大特点是，守军并不坐待敌军攻城，而是频繁奇袭，尽可能扰乱敌军。《襄阳守城录》记载，守军发动奇袭三十四次，94大战十二次。
双方的技术装备大同小异，都是弓弩、投石机。原本城上只有十六架投石机，守军又赶制了九十八架，还包括可以旋转的“旋风炮”。这一百一十四架投石机有的在城上，有的在城内隐蔽着。城内的投石机最为强劲，每架有九到十个杠杆。宋军用投石机发射的是泥弹。有趣的是，作者特别强调泥弹是兵书上所不载的，然而《武经总要》和《守城录》之类的兵书都曾反复揄扬泥弹的好处，赵淳乃至大多数南宋将帅都没有读过，可见其流传不广，甚至有可能只是在临安枢密院里被束之高阁。探子报告赵淳，金军最怕弩箭，于是他以每人三贯钱的价格招募弩手，招得三千余人。
敌人曾试图改变汉江水道，使襄阳“移到”汉水北岸。这个谋略连赵淳也称许，但还是失败了。金人起了一座土山，对守军构成巨大威胁。土山上有木结构工事，宋军得以用火攻摧毁。金军从襄阳及周边地区撤军之后，赵淳派官属勘察金军营地，绘成地图。又派人焚化尸首，搜集敌人遗落的物资。
围城期间，柴薪稀缺，一千钱才买十斤柴；敌军退后，襄阳周边到处是木材，赵淳命人运入城中分给军民使用。据说襄阳周边广大区域的树木都被金军伐光了，乡间一片牛山濯濯的景象。金军撤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的木制攻城器械损失惨重，金军同样面临无柴可烧的窘境。
最后要谈的是襄阳周边狗群的命运。坚壁清野之后，成百上千的流浪狗在城外废墟游荡。每当守军出城夜袭，它们就汪汪地叫起来，敌人因此得到了“警报”。赵淳就派人编竹刍捕狗。不出十日群狗尽皆落网，被送进了厨房。
必须指出的是，本文用“金”这个词，不是意味着攻打襄阳的部队全由女真人组成。即使在1200年前后，女真人已经高度汉化，我们也可以肯定金军中大多数是纯粹的汉人。襄阳守军偶然截获女真文的文书，却无人能读。另外，汉文的传单却源源不断射入城中，动摇军心。由此可以推测，金军装备技术方面的工作，也是由汉人匠师负责的。
德安，1206—1207年
从军事和技术上看，德安之战与襄阳大同小异。德安守卫战持续一百零八天，比襄阳多打了半个月。德安主帅王允初，麾下有六千兵马，以民兵为主，另有当地茶商武装两千人。相形之下，官军人数极少，开战时登记在册的官军只有四百余人。所以守城主要依靠“民”，这个“民”也包括茶商武装。
王氏守城的成功，很好地体现了守城的结果取决于民众的决心。敌众我寡，兵力悬殊。攻城部队有十三万至十五万人。史书记载，守军探知敌军每万户其实不足万人，通常是七八千；如此算下来，攻城的部队大概有十万五千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数字很可能夸大了）。史料也没有记载城内粮草器械是否充足。无论如何，守将在城内储备了三万石粮食。即使城中军民有三四万人，也足以支持一百零八天。襄阳城内的总人数有记载，而德安城则付之阙如。
德安也照例坚壁清野，并没有什么特别；军事技术、治安措施也大抵如此。但有些办法是襄阳之战中不曾用的，如宋军向井中投毒、金军挖城墙。襄阳没有打地道战，可能是因为襄阳在汉水之滨，地下水位高。而攻打德安的金军，则挖空了一段德安外城的地基，使这段城墙坍塌。95书中还提到了一种探测地下挖掘活动的古老装备——瓮听。96王允初在城墙脚下埋了几个大陶瓮，因为盲人的听力要比正常人敏锐，所以派盲人在瓮旁守候探听。同襄阳一样，火战给双方造成的损失最惨重。双方不仅用投石机投射燃烧弹，还用弓弩将燃烧箭支射击敌人的柴草堆，引起大火。金军造了一种“高如塔”的楼车，填满柴草，由数十匹马拉到城下，打算在城下点燃。楼车逼近时，守军的火箭齐发，提前点燃了楼车。金军的计策失败了。另外，经常有女真士兵成功点燃城门的传闻，可见城门及其上的建筑肯定是木制的。
金军也对德安守军展开心理战。金军曾数次派人劝王允初献城归降，并重金悬赏捉拿他。金军还向城内射发传单，内容尽是编造的“战况”。一份传单上写着，王允初派出的送信人已经被捕，将被剁成肉酱；还有传单说，一位德高望重的当地大儒已经为金人效力（是否出于自愿尚不清楚），他致书王氏，剖析战局，指出德安马上就要陷入绝境。另一个心理战的伎俩是，攻城的金军士兵将面具涂成红色，看起来如同鬼魅。金军还用残暴的手段恐吓守军，用投石机将俘虏的头颅抛入城中，有时一次能抛数十个。这提醒我们，至少在中世纪的中国，是没有类似国际法的制度或者军事伦理来保护战败者的。普通士兵被俘之后，要么为奴，要么被杀，鲜有例外。人道与否并不在当时人们的考虑之内，因为双方粮草都很有限。一个俘虏如果没有利用价值，多分他一口粮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俘获了敌方的高级军官，可以留为人质，用为要挟之具。被俘的将领被赎回或换回，也未必是什么好事。按照军法，败军之将是要被惩办的。襄阳之战中，宋军俘获金将纳合道僧。后来双方议和时，金方要求将纳合交还。我们不知道嘉定和议达成时（1208），宋方是否同意了这个要求，也不知道如果他还活着，将经历怎样的命运。
和襄阳一样，德安军民要时刻注意各种征兆。比如，天上出现第二个太阳可以极大地激励守军的士气。守将还祭拜城隍和关公，祈求保佑退敌。这一点也不奇怪。宋代祭祀各种神祇有一整套仪节。《虎钤经》第二十卷全是祭文和仪注，祭祀的神灵有毗沙门天王、风伯雨师、山川神、黄帝（主要是谋士保护神），以及远古战神蚩尤。《虎钤经》另有一章专门讲天象，尤其是云形的观察。97简而言之，《虎钤经》力主禁止普通百姓从事算命等迷信活动，但统治阶级还是要搞一搞高级的仪式化的迷信。这说明预兆及其解释方式是可以影响实际战况的。仔细地研究战争的预兆、仪式和祈祷者，对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中世纪的精神世界98非常有价值。虽然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研究者会有一种印象：从16世纪开始，迷信和仪式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在减弱，中国人在军事上越来越理性了。
绍兴，1359年
开禧北伐（1205—1207）实质上是宋朝与自北方来犯的金朝之间的民族战争，汉人只占金朝治下人口的一部分。以推翻元朝为顶点的元末内战，起初只是反抗统治阶级的农民起义，而不是针对蒙古帝国的国际战争。99本节所选的，是群雄逐鹿的元末的战例。浙江绍兴位于杭州湾南岸，以黄酒闻名。围攻绍兴的军队属于以南京为基地的朱元璋势力，后来的明朝（1368—1644）就是他建立的。攻打绍兴的朱军主帅是胡大海，守军主帅是张士诚的麾下大将吕珍，14世纪50年代，张士诚割据浙江，后受元廷招安。可以说，绍兴守城战是一场典型的汉人之间的较量。但这场战役又不纯粹是军阀的争夺，而是带有许多阶级战争的特点。所以战役的结果除了受地理位置影响，也受到了阶级斗争特点的影响。
14世纪的绍兴被河流环绕。即使到了20世纪，也被河流包围了大半。绍兴与浙江其他地方的交通主要靠水路。绍兴城的城壕虽然不宽，但四围都是广阔的水田。水道大概有五十尺宽、两尺深，可以通航小船。水道与城市之间有栅栏，可以阻挡敌人前进。我们不知道绍兴的城防有多强大，也不知道朱元璋方面的兵力有多少，只能收集到间接的信息，例如史料上只记载某些战斗，朱军有“数千”步兵和“百余”骑兵参战。然而在这种地形中，骑兵派何用场是值得怀疑的，在堤坝或大道上交战时可能用到骑兵。有一点必须存疑，当时的攻城军队是否能超过一万人？因为同一时间浙江义军蜂起，所有城池的守军基本都是汉人。即使是军官，汉人也占多数，我们找到一份军官的完整名单，名字明显不是汉人的只有十几个。绍兴守城战的一大特点是粮食供应从未切断。可以推测，朱军数量不足以将绍兴不留空隙地团团围住。绍兴和襄阳、德安的情形大不相同的是，襄阳守将赵淳极少亲自上阵，德安守将王允初从不亲自上阵，而绍兴守将吕珍几乎每天都要跨马出战，与朱军厮杀，留下很多勇猛的事迹。或许在内战中，内部反叛的危险远远大于开禧北伐这样的对外战争，所以他必须为下属做出表率。
张士诚政权的处境相当危险，因为他只是表面臣服元廷，而且必须对付乡间的反叛。胡大海率军包围绍兴之后，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显。官府行事如履薄冰，以免失去民心。为保证社会安定，城内实行严格的配给制，禁止米商运米出城，官府将米商的粮食征收，发给可以在杭州换取新米的凭证。粮食状况总体是不错的，官府能够一次向贫民发赈一万石粮食。此外，城内的公共空地，乃至一切开阔的地方也都插上了禾苗。许多中国城市里有广大的开阔地，一般来说要比同时期的欧洲城市宽敞得多。插秧的活计主要由进城避难的城郊农民来做。另外一项确保社会安宁和秩序的措施是暂时停止常规的徭役。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从一些日记中看到当时绍兴城中发生了骚动。数百名因为战争失去工作的工匠要求当兵，官府没有批准，可能认为匠人会当逃兵。城中还发现了几名间谍。
朱军向城内发射的传单抨击守将，尤其吕珍本人，斥责他是肉食者的鹰犬。这说明14世纪50年代的内战有着阶级战争的一面。
朱军的劝降没有成功。早些时候朱军曾俘获一名军官，正好是某己方将领的结拜兄弟。于是这个军官被派去面见吕珍。吕珍见了他，但拒绝交出绍兴。吕珍没有将这个军官当作间谍拿问，而是把他放归敌营，还给了他金帛若干。这也是吕珍的反宣传手法。有时吕珍对待囚犯的方法也出人意料：只有承认参加了朱军并且杀了人的才会处决，其余的胁从者一律释放并且发给衣食，所以大多数俘虏都得到释放，甚至同一个人被抓住两三次也有机会被送回家。日记中说，不少朱军受到感化，转投张士诚。
守军有一个鼓舞民气的做法：开战之初，允许百姓登城观战，亲自看看敌人怎样被击退。几周后就不允许这么做了，因为万一出了差池，便会造成全城的恐慌。此后普通百姓就不能获知战况了。似乎绍兴的坚强防御，部分是因为敌人的暴行。朱军中有一支从元军阵营倒戈而来的苗兵，其残暴在倒戈前就已臭名昭著了。100如果绍兴城破，百姓的命运可想而知。101
吕珍经常主动偷袭，所以肉搏战很多。有好几战取回了敌人的耳朵（将敌人尸首的耳朵割下，是从周代起就有的做法），吕珍自己也曾负伤。
总体看来，绍兴之战的“机械化”水平比襄阳和德安要低，或许是由于农民军装备水平低。当时朱元璋政权的技术和资源都无法和金国这样一个大国相比。刚开始城内的投石机很少，据说只架设在每个城门上，和上文两座城池相比，投石机的数目是相形见绌的。
火炮、火筒（上文已经提到）弥补了这一不足。张士诚时代浙江铸造的火筒有一部分幸运地流传至今。敌对双方都配备了火筒，数量十分可观。据记载，某次战斗中有数十支火筒齐发。这些武器对于城墙和城门有多大作用，实堪怀疑，但是对于活物或者木结构的建筑，还是很有效的。杭州可能是火药生产的中心，绍兴本地也产火药。史料说，绍兴城中木炭一度匮乏，树木被砍伐一空，供应作坊之需。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宗教和迷信。日记记载了一个吉兆：敌军撤退前，一朵紫云出现在绍兴上空，于是守将祭祀城隍和“武安王”。“武安王”可能是宋太祖麾下大将高琼（935—1006）。102朱军将士也在禹庙祭祀了大禹，103但据说大禹的回应不祥，朱军士兵大怒之下推倒了大禹的塑像。
大禹不祥的回答并不是朱军撤军的唯一原因。更有可能的是，夏季的浙江炎热潮湿，1359年5月中旬瘟疫流行，迫使他们放弃了围城。
吕珍坚守绍兴，让朱元璋印象深刻。他认为吕珍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104吕珍与朱元璋较量了多年后，于1366年投降。
结论
对于中世纪中国城市攻防战的技术、管理、心理诸层面，本研究只能浮光掠影。这个题目太大，史料浩繁，细致翔实的记载又特别多，扩成一部大书并非难事。因此我需要克制自己不要冒险，不要做太多概括。但是读中国古代的兵书或者守城录之类的著作时，有几点还是要注意的：
这些著作的第一个特点是浓厚的传统主义、军事策略与技术的延续性。《墨子》里描写的守城战术，与19世纪早期的兵书战册的说法并无根本不同。武器的改进、火器的发明，对军事思想没有什么根本性冲击。《孙子兵法》直到20世纪仍然保有经典的地位。
然而中国军事思想并非一潭死水，毫无进步。中国的军事科学和其他领域一样，不是停滞不前的；但是很难考察其军事历史的图景完全改变的具体转折点。中国的发展跟欧洲不同，是渐变的，而非突变的。就连火器也是如此。明朝前的火铳很难用于攻城拔寨，但是到了16世纪，欧洲火炮传入中国，情况才有了变化。攻城一方主要靠人海战术，而不是军事技术取胜；而且从来没有十足的把握。
城防的特点是非常依赖民兵。征用民兵、民夫是头等大事，无论是看重个人的战斗能力还是其技术。这反过来使得官府迫切地需要严格治安措施。一旦民心丧失，再精锐的军队也很难守住城池。职业军人在野战中发挥的作用要比守城中大。但是即使在野战中，还是有相当比例的民兵参与的。尤其在宋代，朝野对官军的批评声不断，王安石认为官军不堪作战。史料充分证明了地方民兵的重要性，间接地支持了王安石的看法。但他们轻视军事的偏见也是值得注意的。
有趣的是，中国的城池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比较，有一点明显的不同。在中国，一旦敌人破城而入，城墙之内基本上再无坚固的工事可守。即使是城中的主要建筑，如宫殿、庙宇、衙署，也都是砖木结构，鲜有石砌。105城内没有堡垒，这是和欧洲的显著不同。在欧洲，甚至有些教堂也修成堡垒，可以供小部队据守。欧洲中世纪城市，如圣吉米尼亚诺、博洛尼亚、雷根斯堡，有许多豪门的宅邸，每座宅邸都是一座城堡。欧洲的封建主义的特点就是多中心，即使在一座城市中，也会有多个政治甚至军事中心。权力越分散，城中之城就越多。中国则绝无此事，统一的中央政权早已消灭了封建分立，除了普遍的官僚国家的权力，再没有别的权力。通过众多官员管理无力的大众，这些大众在必要时可以协助守城，但无法产生自己的权力中心。
这里必须谈一谈围城的时间长度。一般来讲，中世纪中国的城市要比同时期欧洲城市人口多，但是攻方似乎很少能单凭饥饿迫使一座城市投降。如果官府能够恪尽职守，使官仓无匮乏之虞，那么城市可以支撑很久。围困日记记载，最容易缺乏的不是粮食，而是燃料。攻城一方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城内相对安全，面积也比较大，所以守军常常较攻方占优势。可别忘了，在中国，大粮仓都在城市，农村囤粮并不多。
攻城军队可以从整个乡村掠夺物资，但是掠夺的物资一旦用尽，就会面临严峻的补给问题。军队如群蝗，所到之地搜刮无余，连喂马的草料都难找。军队还要在这种荒凉之地持续驻扎，所以要解决十万大军的补给运输，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军队驻地水路通畅，可以大量运输，但前提是必须完全控制水路。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国军事史上少有长期围城战的原因：攻城军队的补给困难，使得围城最多不过数月。而对于一个粮草充足的城市，支撑几个月毫无问题。只有当军事和官僚机器控制了广大地区，不但能保证生产，还能保证运输，其军队才能在较长时期内获得补给。可以推测，中国不少农民起义之所以都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就是因为不能迅速建立起管理和补给机器。106
经济因素对中国中世纪战争之重要，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如果官府可以保证官仓充足，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攻城方肯定是处在不利地位的。这是为什么所有的关于围城和围城战术的书籍，各个方面的防御准备都扮演者重要角色。正如许乃济所说：“兵可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无备。”107
附录 中国军事史和军事技术的史料
既有史料显然是难以穷尽的。相关史料太丰富了，随意从参考文献中选一条就能说明问题。108所以我们必须主要关注几种重要的史料，其成书时间从11世纪到19世纪不等。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武经总要》
曾公亮（998—1078）、丁度（990—1053）撰。《武经总要》是一部军事百科全书，成书于11世纪40年代。1044年，作者将此书呈献给仁宗皇帝（1023—1064年在位）。《序言》提到，本书编纂时，正值宋朝和西夏交兵。本书有《前集》《后集》各二十卷。《前集》包括制度十五卷，其中卷十二专论守城，卷十三是各种兵刃、器械的图样，卷十六到卷二十则是论述宋朝的军事地理。《后集》主要搜集了前代兵家著作，论述战略战术以及将帅之道（卷一至卷十五）。《后集》卷十六至卷二十讲军事的占卜，让我们得以一窥宋代占卜的方法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这五卷由司天监杨惟德等人编撰。109
《守城录》
宋人陈规、汤璹撰。这本书是不同文章的汇编，分为四卷，第一卷是陈规所作，题为《〈朝野佥言〉后序》，内容是批评夏绍曾《朝野佥言》110记载的开封守城战（1126—1127）的战法。卷二也是陈规所作，题为《守城机要》，里面详述了修墙、筑垒、修造守城器械的方法，以及守城战术的大概。卷三、卷四题为《建炎德安守御录》，汤璹撰，记载了1127—1132年宋朝军队守卫德安、抗击金军的事迹。此前刘荀曾写作三卷本赞颂陈规在德安之战的战功，这两卷似乎是对刘荀作品的总结。很明显，这四卷内容在1200年之前就编成一书了。明朝时，此书被编入《永乐大典》，才免于湮没。
《虎钤经》
宋人许洞（970—1011）撰，共二十卷。许洞少时习“弓矢击刺”，后来成为一名武官，仕途并不得意，据说被罢官之后一度“日以酣饮为事”。他积四年之功写成《虎钤经》，于1005年献给真宗皇帝。他著作宏富，却唯有此书传世。此书对军旅征战之事无所不包，而且还有许多篇幅是关于军事的占卜和仪式的。卷六则一再提及守城。无论从内容的范围还是篇目的安排来看，《虎钤经》与《武经总要》都很相似。据此推测《武经总要》有些地方取自《虎钤经》大概是不会错的。111
《练兵实纪》
戚继光（1528—1587）撰。戚继光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练兵实纪”四字体现出戚氏将练将与练兵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本书其实一部综合性的军事著作。本书有正文九卷、《杂集》六卷。正文卷一至卷六的内容是战略战术的训练，而《杂集》则包含各种武器装备的数据，弥足珍贵。虽然本书没有专辟篇幅论述守城，但是包含很多重要的数据，对于了解16世纪的守城方法相当重要。112
《救命书》
吕坤（1534—1616）撰。序言写于1607年，其时吕坤已经致仕。本书特点是短小精悍，只有上下两卷。上卷分三部分：守城事宜、必备之物、遇变事宜。下卷最为有趣，因为其中记载的武器与《练兵实纪》中记载的十分相似。作者曾任山西巡抚和刑部侍郎。113
《武备辑要》
许学范（1751—1816）撰。许学范，杭州人，曾任贵州黔西州知州，1795年苗民叛乱，许学范成功守住铜仁府。本书六卷，主要内容就是守城。卷一讲守城的战术，卷二讲守城的指挥与信号，卷三讲守城的准备，卷四讲敌人来临时的坚壁清野和治安措施，卷五讲战术和军事行动的总原则。114这本书很有趣，因为它成书时间较晚，可以反映1800年前后军事思想与军事技术的水平。当时正值中国与西方军事接触的前夜，中国军事的传统模式即将发生根本改变。但是《武备辑要》虽然成书于19世纪早期，却没有体现出西方军事技术的影响。唯一直接的证据是“来自西洋”的望远镜（卷一，页20a—b，附了一张简图）。本书提到的“佛郎机”也是西方传来，但并不是18世纪的发明，115晚明的《练兵实纪》和《救命书》（经过比对，许学范在许多地方抄了这两本书）已经提到过佛郎机。
后书抄前书是一个问题，不但在军事文献中存在，在其他中国文献中也存在。孙子等古代“兵法”的影响一直存在，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研究它们并且奉为圭臬。在技术和实战领域，我们也能感觉到强烈的传统主义。11世纪的《武经总要》和19世纪的《武备辑要》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武备辑要》包含了一些细节，尤其是关于治安措施的，在宋人著作中没有，但它们的军事思想仍然与古代兵家若合符节。所以本文还是较多利用《武备辑要》，而不是早前的兵书。偏重《武备辑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是总结实践经验写成的，对于普通指挥官该做什么，讲得更加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