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问，为什么本研究没有用到明代的大部头兵书《登坛必究》和《武备志》呢？因为清代出于安全考虑，将这两部书列为禁书，流通面极窄。在我看来，《武备辑要》等后出的兵书，反而比早出的兵书更能说明问题。
然而，这些兵书给出的方法真的实用吗？有些内容纸上谈兵的意味太重，有的则还是远古的军事知识，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才受到尊重。似乎人们更加重视理论才能，而不是实战。书中的某些谋略似乎只是启发读者的灵感，而不是真的要你去这么做。比如，放老虎咬敌人，究竟有多大用处，实在值得怀疑。可能此举更多是为了心理震慑——老虎一般被当作凶猛、勇武的象征。然而想让老虎参与战斗，必须先教它怎么辨认敌人和自己人。同样值得怀疑的是，在鸟兽身上绑上火把到底能有多大用处？这种办法在史料和兵书都有记载。这可能只是为了强调火攻的重要（尤其是对于攻城）。116
如果想了解实战情况，就要换一种史料来读，比如守城录之类。宋之前的史料，一旦涉及实际战况，要么三言两语带过，要么用陈词滥调铺排一番了事。117从宋代开始，就有史料详细记载战斗过程了。上文提到的《守城录》有些部分就是这种风格。
《襄阳守城录》
本书记载了1206年12月到1207年3月金军围攻襄阳的史事。襄阳守军的主帅是赵淳，本书的作者赵万年是赵淳的同宗后辈，当时供职于赵淳幕中。118
《开禧德安守城录》
本书与《襄阳守城录》十分相似。1206—1207年，德安守军主帅是王允初（1154—1214）。本书的作者是王允初的儿子王致远，他逐日甚至逐时记录战况，其详尽不下于《襄阳守城录》。119
《保越录》
徐勉之撰。120徐勉之是当地书院的山长。前面几本书都是抵抗外敌的，而《保越录》记载的则是抵抗汉族的起义军，时段从1359年2月底到6月13日。
上述三本书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由守军主帅的亲友书写，为的就是给主帅树碑立传，不免有溢美之词。于是问题来了，我们能信几分？其实，在这三本书里，溢美之词仅限于描写大帅的性格和勇武，文学的陈词滥调都是在这种场合出现，比如孝敬父母、忠君爱国，而占了绝大多数篇幅的对事实的描述，还是值得完全信赖的。这些书里并没有提到老虎大象等动物加入战斗，全篇只是对战斗和武器的客观描述。更重要的是，正史中对战斗的记录往往失之简略，而这些日记的作者则是亲历其事。还有一点必须注意，能被歌颂的只有胜利者，败军之将，无论如何英勇，也是不能写进日记里去的；即使曾经写了，作者也可能因兵败被杀，日记难以流传。所以，现存的围困日记记载的多是胜仗，少有败仗。一个例外是陈规对开封保卫战的（1126—1127）议论。121上述日记对于事实的描述，唯一要存疑的是数字。无论中外的军事著作，往往会夸大敌方的兵力，122而己方的兵力数字则更值得相信。
这些日记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正史列传中对拯救全城百姓免遭敌人屠戮的“英雄”几乎只字不提。很明显，史官认为这些人的分量还不够在正史中享一传之荣。这是鄙薄武事的偏见在起作用，宋朝着力控制武人，这种偏见特别强烈。最著名的受害者就是岳飞。虽然岳飞冤屈得到昭雪，但是他作为一代名将的功业却一直覆盖着传说和神话的纱幕。123据我所知，没有一部书客观记载了他的功业。我们知道他是常胜将军，却不知道他是怎样指挥战斗的。在元朝，唯一会写日记的汉族士人的轻武倾向更为严重。虽然不少汉族士人与蒙古人合作，但是不会细致入微地赞颂戎狄的胜利。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有一类史料本文完全没有利用，即白话小说。《水浒传》以及反映宋朝和各种敌人作战的小说化的记录，构成史料的主体。如果不能当作实际的记载，至少是关于大众观念和理想化的史料。但是如果把这些材料也包括进去，本文的范围就难以容纳了。或许应该留待中国文学的专家来解决这些问题。大众对战争的观念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中国的英雄和英雄崇拜和其他地方一样，通过小说和戏剧为大众所接受。124
1在中国，与封建时代的欧洲城堡最接近的应该是东汉末年壁垒森严的地主庄园坞壁。参见E. Balazs， “Nihilistic Revolt or Mystical Escapism，”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p. 193。对于中国城镇的概述，见E. Balazs，“Chinese Towns，” ibid，pp. 66—78。
2《孙子兵法·谋攻篇》谈到：“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英译本见Samuel B. Griffith，trans.，Sun Tzu：The Art of War（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p. 78。
3见Alfred Forke 的译本：“Mo-ti，”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Supplements 23—25 （Berlin，1922）， pp.600—629，以及他的文章“Der Festungskrieg im alten China，”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8：103—116（1919）。
4《吴子》已有俄文本，见N. I. Konrad，U Czy，Traktat o voennom iskusstve（Moscow，Izdatel’stvo Vostocnoj Literatury，1958），英文本见Griffith，trans.，Sun Tzu：The Art of War，pp.150—168。
5对此傅海波写有一篇简短的基本的介绍，见H. Franke，“Some Aspects of Warfare in Medieval China，” Trudy XXV Mezdunarodnogo Kongressa Vostokovedov，5：1—2（Moscow，1963）。
6关于宋代科技创新，见藪內清主编的文集《宋元時代の科学技術史》，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7。这本文集的页211—234是吉田光邦《宋元の軍事技術》。
7《武备辑要》卷一二，页71a；《救命书》（上），12b。
8《武备辑要》卷四，页7b；《救命书》（上），12b—13a。《武备辑要》列举了九种疏散人口的办法。
9《武备辑要》卷四，页6a。
10《武备辑要》卷四，页5b。
11《武备辑要》卷四，页7b。
12《武备辑要》卷四，页7a—b。
13《武备辑要》卷四，页1a—2a。
14《左传·襄公十四年》。
15《隋书》卷五一，页4b，见E.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St. Petersburg， Academy of Science， 1903）， p.50。
16《宋史》卷三六六，页5a。《武经总要》卷一二，页71a。
17《武备集要》卷十二，页71b。
18《武备辑要》卷四，页7b。
19《救命书》（上），页2a。
20《救命书》（上），页7b。
21《救命书》（上），页10b—11a。
22《练兵实纪·杂集》卷六。
23《武经总要》卷一二，页72a。
24《武经总要》卷一，页4b—5a。
25《武经总要》卷二，页7a—b。
26《武经总要》卷三，页20b—21a。最后一句话引自《虎钤经》卷四，页28。
27《武经总要》卷一五，页13b—16a；《虎钤经》卷三，页19—20。《孙子兵法·用间篇》讲了如何使用间谍。
28《武经总要》卷一，页1a—2b；《救命书》（上），页1a—2b。
29《武经总要》卷三，页18a—b
30《武经总要》卷三，页18b—19a。
31《武经总要》卷三，页19b—20b。
32宋代军事法的德文译本见H. Franke，Zum Militärstrafrecht im chinesisichen Mittelalter（München，C. H. Beck，1970）。
33《武备辑要》卷一，6b—9a。
341066年温州一场大火烧毁了14 000座房屋，死亡5 000人；1341年，杭州大火，烧毁官私建筑，74人死亡，10 797户人家（38 116人）流离失所。见杨瑀：《山居新话》，《知不足斋丛书》（上海，1921），页35a—b，以及H. Franke，Beiträge zur Kulturgeschinchte China unters der Mongolenherrschaft（Wiesbaden， Franz Steiner，1956），pp.98—99。
35《武经总要》卷一二，页75b；又见《虎钤经》（卷六，页48）里关于防火的内容。
36《武备辑要》卷三，30a—31a。
37《救命书》（上），页15a—b。
38《武备辑要》卷三，31a—b。
39关于中国武器的历史，参见周纬：《中国兵器史稿》，北京，三联书店，1957；以及吉田光邦的文章《宋元の軍事技術》。
40遗憾的是，李约瑟的巨著还没有写到中国的军事技术，从目录上看，该书的第三十卷要对东西方的军事技术做一番宏大的概述。见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xxii，xxiii。
41《武经总要》卷一二，页3a—5b，19b—20a。
42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页107—108）举出了宋代不同的长度单位的例子，一尺从0.22米到0.37米不等。
43《守城录》卷二，页1a—3b。关于唐宋时代的羊马城，见日野開三郎：《羊馬城：唐宋時期の技術名詞》，《東洋史學》，页97—108。 1125年幽州的城墙只有三十尺，见E. Chavannes，“Voyageurs chinois chez les Khitans et les Joutchen，” Journal Asiatique，no.11387，no.2（Paris，1898）。
44关于各种弩的图片和文字描述，见《武经总要》卷一三，页6a—12b。最大射程表，见吉田光邦：《宋元の軍事技術》，页218。关于弩台的详细内容，见《虎钤经》卷六，汉代已经出现弩台的旋转装置了，参见Michael Loewe，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 II，p. 157。
45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 4，pt. 2（Cambridge，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p.335，plate CCXLIV.
46关于各种器械的完整解说和图画，见《武经总要》卷一二，页39a—57a；关于射程表和其他数据见吉田光邦：《宋元の軍事技術》，页223。
47《守城录》卷一，页3b，卷二，页7a。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笔记小说大观》，上海，进步书局，页7—9）中关于投石机的有趣记载。
48《武经总要》卷一三，页6a—12b。
49《守城录》卷二，页7a—b。
50《武经总要》卷一二，页58a—b。
51为此，李约瑟举了一次12世纪30年代的内战为例，见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 4，pt. 2， pp.420—421.
52《武经总要》卷一一，页27b—28a；《救命书》（下，页13b—14a）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53Forke，“Mo-ti，” p. 609. 宋代的云梯样式见《武经总要》卷一〇，页15b—16a；《虎钤经》卷六，页48—50。
54关于6世纪的土山的例子，见Benjamin Wallacker，“Studies in Medieval Chinese Siegecraft：The Siege of Yü Pi，A. D. 546，”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8：796（1969）。
55《虎钤经》卷七有很大的篇幅介绍旗帜的使用。
56《武经总要》卷五，页20b—24b。
57《武经总要》卷一五，页12a—13b。
58《武备辑要》卷一，页14b—15a。
59《武备辑要》卷二，页1a—2a。
60《武备辑要》卷二，页13a。
61在此列举几种近期的关于中国古代火药史的研究：L. C. Goodrich and Feng Chia-sheng，“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Firearms in China，”Isis，36. 2：114，123 and 36. 3—4：250—251 （1946）；Wang Ling， “On the Invention and Use of Gun-powder and Firearms in China，”Isis，37. 3—4：160—178（1947）；王荣：《元明火铳的装置复原》，《文物》，1962年第3期，页41—44；《中国兵器史稿》，页269—273；《宋元の軍事技術》。
62复原的宋代火箭的图片见Glimpse on Chinese History， supplement to China Reconstructs（April， 1960） p. 3；另见Wolfgang Strubell， “Die Geschi der Rakete in alten China，” HTM， Schriftenreihe für Geschichte de Naturwissenschaften， Technik und Medizin， 5： 2： 84-86 （1965）。
63许多关于15世纪军事技术的有趣数据，可以参加Wolfgang Franke， “Yü Chien， Staatsmann und Kriegsminister，” Monumenta Serica 11：109 （1946）。
64鸟铳的图片见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4， pt. 3， p.121。
65图片见《练兵实纪·杂集》卷五，页239。
66《练兵实纪·杂集》卷五，页232。
67《救命书》（下），页12a—b。
68关于最近发现的17世纪的火铳，见L. C. Goodrich，“A Cannon from the End of the Ming Period，”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7：152—157（1967）。
69《武备辑要》卷一，页5b。
70《武备辑要》卷一，页13b—14a。
71《武备辑要》卷二，页6b—7b。
72《武备辑要》卷二，页10a—b；《救命书》（上），页8a。
73《武经总要》卷五，页20a—25b。
74《武备辑要》卷一，页11b—12a。
75《武经总要》卷一四中记载了详细的赏罚规定。上文所给出的数据，见《武备辑要》卷一，页11a。
76《武备辑要》卷二，页15b—16b。
77《武备辑要》卷二，页14a。
78《武备辑要》卷一，页11a—b。
79关于劝说在战争中的作用，见James. I. Crump，jr，Intrigues Studies of the Ch’an-kuo ts’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1964），pp.88—109。司马迁高度评价鲁仲连的游说技巧，说他“排难解纷”。见Frank. Kierman，jr，Four Warring State Biographies（Wiesbanden，Harrassowitz，1962），p. 19。关于鲁仲连排难解纷的事例，见该书页45—47。
80汉族的叛军常戴上假辫子伪装成女真人，说明了女真的威慑力有多么强。《守城录》卷三，页8b。
81关于现代意义上的战前动员讲话的事例，见戚继光《练兵实纪》卷二、《纪效新书》卷四。
82《武备辑要》卷二，页14b。
83《武备辑要》卷二，页14a。
84《救命书》（上），页6a—b；《武备辑要》卷二，页17a—b。
85《救命书》（上），页7a；《武备辑要》卷二，页18a。汉律及以后的律法都没有割耳的刑罚，但实际操作中肯定是使用过的，类似于割战俘的耳朵或者给囚犯刺青。
86《救命书》（上），页9b-10a（文中将城头的守军比作临盆的妇人，因为都要等待时机）；《武备辑要》卷二，页17b—18a。
87《救命书》（下），页11a。
88《救命书》（上），页8b；《武备辑要》卷二，页11a—b。
89《救命书》（下），页10b；《武备辑要》卷二，页38a。
90《救命书》（上），页11a—12b。
91关于襄阳的战略地位，见徐益棠：《襄阳与寿春在南北战争中之地位》，《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八卷，1948年，页53—64；关于宋代的情况，见曾我部静雄：《襄陽攻守戰について》，《歴史公論》第六卷第13号，1937年，页8。
92关于此战及其后果，见外山軍治《金朝史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叢刋》，1964，页505—549。沈起炜：《宋金战争史略》（汉口，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对这次战役的研究令人失望。对这次战役研究最充分的西文文献是Otto Frank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Berlin， de Gruyter，1948）， IV， 260—261， 297—299，而Gorinna Hana 女士的研究已经超过了他。关于宋金之间条约，见H. Franke， “Treaties Between Sung and Chin，” in Etudes Song-Sung Studies inmemoriam Etienne Balazs， I， 1： 55—84 （Paris， 1970）。
93关于边境地区征募民兵的有趣细节，见尚重濂：《两宋之际民众抗敌史研究》，《新亚学报》卷五，第二期，1963年，页147—238。关于南宋军民抗金的斗志，见邓广铭：《南宋对金斗争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页21—32。本文对于茶商武装的角色的分析借鉴了佐伯富的研究，见佐伯富：《宋代の茶商軍に就いて》，《東洋史研究》卷四，第二号，1938年，页51—59。佐伯先生在文中提到了德安的茶商军，但没有提襄阳的。
94有的版本作“二十四”。
95兵书中常常提到挖掘地道的技术，如《武经总要》卷一〇，页4a—b；《虎钤经》卷六，页49，6世纪的地道技术见“Sudies in Medieval Chinese Siegecraft：The Siege of Yü Pi，A. D. 546，”p. 797。
96《墨经》中已经提到了瓮听，见Forke，“Der Festungskrieg im alten china，”p. 111。
97《虎钤经》卷一七，页167—174，卷二〇，页189—195。城隍是城的守护神，公私的事情都可以向他诉说，它可能起源于古代的社稷崇拜。见W. Eberhard，Lokalkulturen im alten China（Peiping，The Catholic University，1942），II，182—183；E. T. C. Werner，A Dictionary of Chinese Mythology（Shanghai，Kelly and Walsh， 1932），s.v.。关羽（162—220）是三国名将，被后世尊为“武圣”。1120年关羽被追封爵位，1594年更被封神。1916年，袁世凯还将关羽和岳飞一起祭祀，见A Dictionary of Chinese Mythology。蚩尤是古代的战神，也是铁匠的祖师爷，见Lokalkulturen im alten China，pp.392—394。
98关于佛教对于战争的态度，见Paul Demiéville，“Le Bouddhisme et la guerre，”Mélanges publiés par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I：347—385（Paris，1957）。中国历史上，道教各门派往往与武装活动有关，见Vincent Shih，“Some Chinese Rebel Ideologies，”T’oung P’ao44：150—226（1956）。太平天国的思想是基督教的一种歪曲形式，也导致了武装起义。方腊起义的思想是以佛教为主而带有摩尼教元素，具体研究见Kao Yu-kung， “A Study of Fang La Rebelli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4：17—63（1962—1963）。
99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北平：《燕京学报》专号第十六，1938。
100关于这支苗兵的暴行，见陶宗仪《辍耕录》卷八（《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1936），页127—129。
101《诗经》就专门用“馘”字表示割去的敌人的左耳。1969年3月塔斯社报道，中苏乌苏里江边境冲突中，有苏联士兵被割去耳朵，见Suddeutsche Zeitung（March 11，1969），p. 2。这是中国传统的延续还是苏联造谣，尚不可知。
102《宋史》卷二八九，页1a—4a。又见《大清一统志·绍兴府》，页40。
103传说中的大禹就葬在绍兴，所以绍兴自汉代起就有祭祀大禹的习俗，参见《史记》卷六；E. Chavannes： Memoires Historiques（Paris，1898），II，198；Lokalkulturen im alten China，II，p. 365—381。
104《大明太祖实录》卷七，己亥岁六月甲子。
105可以说，欧洲和中国中世纪文明的一大区别就是，前者是铁与石的文明，后者是木与竹的文明。传统中国金属业的地位，以及金属在工具中的作用，应该重新思考。中国人很少用石头建造建筑的现象也值得研究。
106黄巾军每到一处，就“焚烧官府，杀戮或驱逐长吏，任命新人替代，并征税修路”，见“Nihilistic Revolt or Mystical Escapism，”p.193。这说明黄巾军的领袖抓住了巩固起义成果的关键。
107《武备辑要》许乃济跋，页1a—b。
108例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漢籍目錄》，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1963年；《中国丛书综录》，上海，中华书局，1961年，页768—777。但这些书目没有收录关于军事的日记、回忆录、一般性的军事史著作，所以实际的史料数量远远大于“兵家”条目下所列的内容。
109本文所引的《武经总要》版本是《四库全书珍本》，即1935年在上海出版的《四库全书》手稿影印本。1959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明正德（1506—1521）的八卷本，但是这个版本只有《武经总要》的《前集》。《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卷一，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58年，甲篇，第三章，第20页）收录有正统四年（1439年）本，应该是迄今最早的版本。关于文献信息，请对照《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九，商务印书馆，1933年四册本第二册，页2041；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万有文库》本，上海，1937年，第四册，卷三八，页721）。除非特别指出，文中引用的都是《四库全书》版。我已将《武经总要》下列章节抽译为德文：卷三《叙战》，卷五《赍粮》《行烽》，卷九《土俗》，卷十《攻城法》，对卷十五则全文翻译，包括《军行约束》《符契》《传信牌》《守验》《间谍》《乡导》。
110《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九也收录了夏绍曾的《朝野佥言》。目前《守城录》版本，例如本文用到的《守山阁丛书》本、《墨海金壶》本（1921年）都源自四库手写本，而四库本则来自《永乐大典》。关于文献信息，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九，页2042—2043；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第四册，卷三八，页721—722。许多年前《守城录》卷一的德文译本就问世了。在慕尼黑大学召开的会议上，讨论了《守城录》卷一和《武经总要》。
111许洞生平见《宋史》卷四四一，百衲本，页5a—b。《虎钤经》有若干明代版本，现在通行的版本是《粤雅堂丛书》咸丰二年（1852）本（收入《丛书集成》卷0945—0946）。进一步的文献信息，见《四库全书总目》，第二册，页2041—2042；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第四册，卷三八，页720—721，以及19世纪的学者写的两篇跋（《丛书集成》本，页1），署的日期已经漫漶不可识。许洞在《宋史》的本传写明了《虎钤经》于1005年成书。
112文献信息见《四库全书总目》第二册，页2045—2046；《丛书集成》本（卷0948—0950）来自《墨海金壶》本。
113现在通行的版本出自嘉庆十四年（1809）的《借月山房汇钞》，1936年又作为《丛书集成初编》卷0950重印。进一步的信息见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第四册，卷三八，页725，它参考的是1809年《借月山房汇钞》本。
114该书由许学范的儿子（或侄子？）许乃济1832年在广州印行，又收入许乃钊编的《敏果斋七种》中。见《中国丛书综录》卷一，页185b。
115关于佛郎机，见P. Pelliot inT’oung P’ao38：105，n.39（1947）。
116《武经总要》（卷一三，页26a）有一幅插图，画的是一只关在笼中的可怕的狮子。将火把绑在动物身上的战术经常见于中国史料中，《武经总要》（卷一一，页20a—21b）也有记载。这种近乎传奇的战法在蒙古人中存在，蒙古军队攻城时会让鸟带着火把焚烧被围的城市，据说成吉思汗攻打金国的城池时就是这么做的，见I. J. Schmidt，Geschichte der Ost-Mogolen（St. Petersburg，1829），p.74。John R. Kruger的英译本见 Occasional Papers Number Two of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Mongolia Society，（Bloomington，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1964） ，p.50。
117对此，毕汉思已经研究得很明白，见Hans Bielenstein，“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Stockholm， 1954），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26.40—44，60—62（1954）。
118该书最早的刻本应该是《粤雅堂丛书》本（1854）或《指海》本（1839—1846），能得到的比较早的标点本《笔记小说大观》本，本文用的就是这个版本。文献信息见《四库全书总目》第二册，页1151—115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将1206年金人围襄和1268—1273年蒙古人襄阳之围混为一谈。又见H. Franke， “Some Aspects of Chinese Private Historiography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in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W. G. Beasley and E. G. Pulleyblank ed.，（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124。 我已经翻译了全文，现在还是手稿，一部分会在即将出版的Wittfogel Festschrift上发表，题目是“Die Belagerung von Hsiang-yang. Eine Episode aus dem Krieg ziwischen Sung and Chin，1206—1207”。
119除了王氏所藏的古写本，这部书大概只有一个版本，即孙衣言辑刊的《永嘉丛书》。其文献信息见孙诒让的跋语以及他的《温州经籍志》（1921年，卷八，页12b—19a），Corinna Hana 女士已经将此书翻译，作为Münchener Ostasitatische Studien第一卷出版。
120本书最完善的版本是《十万卷楼丛书》本（1880年）；其他版本如《学海类编》本（1831年），都在明代受到删改，删除了原本中形容“叛军”的词语。文献信息见《四库全书总目》，第二册，页1293，以及伯希和（Paul Pelliot）在Bulletin de l’École Franςaise d’Extrême-orient9：223（1909）发表的文章。我已经将《保越录》全文译出，会找机会和《襄阳守城录》和《守城录》第一卷译文一同发表。当然，还有许多记录了守城的宋元文献，在此无法一一列举，但值得留意是刘克庄为杜杲所写的《杜尚书神道碑》记载的1236年后宋蒙战争的情况。见刘克庄（1187—1269）《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卷一四一，页7a—21a。
121刘祁的《归潜志》的第十一、十二卷记载了城池陷落。关于这部书，请参考H. Franke，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125—126；Erich Haenisch，“Die Ehreninschrift für den Rebellemgemeral Ts’ui Li，”Abh. der Preuss，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44 fasc. 4（Berlin，de Gruyter， 1944）；Zum Untergang zweier Reiche，ed. Peter Olbricht（Wiesbaden，Franz Steiner，1968）。Chan Hok-lam， Notes on Chin Historiography（Wiesbaden，Franz Steiner 1970），作为Münchener Ostasitatische Studien 的第四卷出版，其中详细讨论了刘祁及其著作。著名的《扬州十日记》是一个扬州本地人记录的1645年扬州被满人攻陷后的情况，已经被译为德文和法文，见P. Aucourt，“Journal d’un Bourgeois de Yang-tcheou，”Bulletin de l’École Franςaise d’Extrême-orient7：297—312（1907）；Lucien Mao，“Mcine Erinnerungen an das ZehnTage-Massaker in Yang-dschiou，”Sinica 13：265—283（1938）。
122关于中国史书对待数字的态度，杨联陞已经作了充分的研究，见Lien-sheng Yang，“Numbers and Unit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XX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 146—161。
123Hellmut Wilhelm，“From Myth to Myth：The Case of Yue Fei’s Biography，” in Confucian Personalities，ed.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146—161.
124Robert Ruhlmann，“Traditional Heroes in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in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ed. Arthur F. Wrigh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75—84.
1363年鄱阳之战：明朝开基的内陆水战
爱德华·L. 德雷尔（Edward L. Dreyer）
元末有三方势力争夺长江流域，即以武昌为首府的陈友谅政权，以应天（今南京）为首府的朱元璋政权，以苏州为首府的张士诚政权。1363年鄱阳湖水战是这场争夺的顶峰。战役的结果是，大汉皇帝陈友谅兵败身死，朱元璋吞并了他的地盘，取得了打败张士诚的实力。张士诚数年来与朱元璋争夺长江三角洲，相持不下。1363年之前，元朝的江山鹿死谁手还是未知之数，1363年之后，朱元璋地盘的扩张势如破竹，1368年终于驱逐了蒙古人，于应天称帝。
鄱阳湖水战不但对明朝的建立意义重大，而且作为一场内陆水战，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典范意义。这一时期的军事目标是筑城城市，这些城市对控制周边的农业地区至关重要。这些城市之间的交通靠的是长江及其支流。于是这一段军事史就是船运军队攻城的历史。1363年，陈友谅水军包围南昌，朱元璋率水军前往解围，鄱阳湖水战由此展开。此战是中国历史上内陆水战中史料最完备的一场，但是西方学界却不甚留意。1
争夺中的战略要素
1356年朱元璋就将自己的首府设在应天，张士诚几乎在同时拿下苏州。双方都在江南扩张势力。1360年，张士诚政权除了苏州，还控制着松江、湖州、嘉兴、杭州、绍兴，以及江北一片人口不太稠密的地区。浙江沿海的庆元（今宁波）、台州、温州掌握在方国珍手里，其水师尤其精锐。朱元璋则占据今天浙江、安徽、苏南的其他部分。张士诚治下的人口约一千万，比朱元璋治下（约八百万）略多，基本上势均力敌。想要夺取对方的地盘，必须先夺取其他地盘扩充军队。
1359年，陈友谅已经夺得了席卷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军的领导权。次年称帝，国号为汉。陈友谅势力鼎盛的阶段，治下有一千四百万人口，比朱元璋和张士诚多出一半。2然而，他的政权最极端地体现了当时所有中国政权的普遍弱点：地方的军事力量掌握在地方长官，尤其是城池守将的手中。他们和自己主公的关系以私人忠诚维系，在陈友谅顺风顺水时便服从他，但如果陈友谅倒了霉，就会考虑另寻出路。
这个时代中国中部的战争是围绕城池展开的，每座城池都是一个广大区域的经济和行政中心。14世纪50年代的战乱结束后，中国中部的城市一般都有地方武装重兵把守，而且必然属于三家之一。当时简易火炮已经广泛应用，但城池攻防战中，守军仍然占有极大的战术优势。事实上，并不存在城防完备的城池没有经过围困而被攻下的，除非有内奸。所以攻占一座不愿投降的城池，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围困。被围城池附近乡村的粮食往往都已经运进城中，所以围城军队的补给不能完全从被围城市周边搜集。因此，围城军队往往要从更远的地方运送补给到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