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涉及一个关键问题。要解南昌之围，必须歼灭或者绕过汉军舰队。所有史料都集中于朱军舰队在上游的进展和在鄱阳湖上的战斗。在南昌得到受到援助和补给之前，两场消耗战已经发生，问题在于是南昌先陷落，还是汉军先溃败。另一方面，如果朱军解除了南昌的危险，将其牢牢掌握，扼住赣水流域的门户，那么朱元璋可能会退守长江和鄱阳湖之间的水道。那样的话，汉军水军必须沿路攻打戒备森严的朱军据点，而且前进的每一步都是在极端不利的战术条件下。即使在9月2日，汉军依然十分强大，而且很可能数量超过朱军。事实上，汉军实力的确不俗，其中一部分能够突破重重险阻回到武昌。然而，朱军在9月2日上午并未败阵，如果朱军撤退不是因为失败，那么真相只有一个：朱元璋知道（至少是相信）南昌已经脱险。
因为朱军水师还没有到达南昌，这暗示我们，广信的人马很可能已经在9月1日之前抵达南昌，因为将情报传递给朱元璋至少也要用一天时间。史书在8月25日的条目中明确记载，广信的军队已经从陆路派出。史书是这么记载的：“师次湖口，先遣指挥戴德以一军屯于泾江口，复以一军屯南湖嘴以遏友谅归师，又遣人调信州兵守武阳渡，防其奔逸。”湖口是鄱阳湖入长江的地方，泾江口更在湖口下游，而南湖嘴在鄱阳湖到湖口的狭长水道之间。这一部署大概是在朱军到达湖口时同时做出的。武阳渡在南昌东南的抚河上，如果当年的行军路线是沿着今天的铁路线，那么朱军从广信出发需要行进二百四十千米。
中国的军事作家认为，步兵加大车的军队一天可以行进三十里。53如果给广信军的命令是在朱军到达湖口之后发出的，广信军到达武阳渡要到九月末了。然而，史书的措辞，让我们能够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朱元璋决定出兵鄱阳湖时，就给广信军下达了命令。那是8月6日，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撤庐州之围也是一个证据。如果广信军准备时间是一周（水军准备也只用了九天），那么他们从广信出发的日子应该是8月15日，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康郎山之战打响时，他们应该已经到达南昌附近。广信军到底有多少人马不得而知，但是肯定比南昌的守军要少，因为浙江行省的大部分朱军都被牵制在本省。然而，陈友谅没有留一兵一卒封锁南昌，如果留了，史书会有战斗的记录，也就不用费力气推测陆路援军存在与否了。即使从陆路出兵的初衷只是防止汉军主力的会合，广信军的指挥官一旦发现围困南昌的汉军并没有自己预想的那么强大，自然会前往支援。
还有一条证据说明上文对南昌解围的推测是正确的。在顺江而下攻打湖口之前，陈友谅派出五百只船去抢掠南昌的粮食。54朱文正派出一支人马奇袭，将汉军的抢粮船一把火烧光了。陈友谅没有抢到一粒米。如果不是相信南昌有粮，他是不会派船出去的。这些粮食应该不是来自南昌本地的粮仓。久围之下，南昌城中肯定不会留下什么粮食；汉军驻扎了三个月，南昌四郊也不会有粮。最后只剩下一种可能，粮食是广信军接济的。
可以确定，统领广信军的就是6月收复诸全未果的胡德智。史书没有记载他在这一年晚些时候参加了诸全战役，说明他那时还在江西。这路军队没有参与战斗，史书只是含糊提及。但是这支军队从陆路支援南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朱元璋因为他们才得以暂停与陈友谅进行危险的、不对称的水战。9月2日夜，朱军放弃阵地，秘密撤退。汉军次日清晨才发现这一情况并采取行动。湖中浅滩极多，夜间撤退容易搁浅，于是朱元璋命令每艘船的船尾挂一盏灯笼，整个舰队排成一字长蛇阵，每艘船都跟着前面的船行驶。之后每天的时间轴并不清晰，所有的事都系于两天之中。从康郎山到第一个锚地左蠡山至少需要两天。左蠡山在都昌县西北的水道之中，朱军到达那里不会早于9月4日。陈友谅发现朱军北撤后，也向北追踪，最后泊舟于左蠡山附近的潴矶。朱元璋并没有派兵扼守松门水道。55
双方抛锚相持了三天，延续着9月2日以来的僵局。刀兵的搏杀暂停了，文字的交锋随之展开。此时陈友谅的大军开始呈现瓦解之势。汉军内部最严重的叛离事件是左右金吾将军的反水。这件事也真切地说明了汉军众将的困境：
友谅左右二金吾将军率所部来降。先是，友谅数战不利，参谋于下，其右金吾将军曰：“今日战不胜，出湖实难，莫若焚舟登陆，直趋湖南，谋为再举。”其左金吾将军曰：“今虽不利，而我师犹多，尚堪一战，若能僇力，胜负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万一舍舟登陆，彼以步骑蹑我后，进不及前，退失所据，一败涂地，岂能再举耶？”友谅犹豫不决，至是战多丧败，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将军闻之，惧及祸，遂以其众降。右金吾见其降，亦率所部来降，友谅失此二将，自是兵力益衰。56
汉军依然强大，朱军仍要退避三舍。但汉军众将帅，包括陈友谅本人，对于突破封锁、打回武昌，都不那么有信心了。
朱元璋还没有抵达更下游的预定地点。他想要在左蠡山附近再打一仗，前提是汉军要在朱元璋预定的水域发动进攻，为此朱元璋设下一个圈套。他在陈友谅到达潴矶后致信，信中多有侮慢之辞。信的第一部分是对双方战争的冷静评价，表示刀兵相见绝非所愿；结尾部分则笔锋一转，非常有趣地提到陈友谅的船只：“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顿兵敝甲与吾相持……”这封信没能挑动陈友谅出战，但他为了泄愤，将俘虏的朱军尽数处死。朱元璋却释放了汉军的俘虏，凡伤者都予医治，并下令祭奠战死的汉军将领。除了左右金吾将军，肯定还有不少汉军来降，只是史书中没有专门记载。57
朱元璋一直期待的左蠡山防守反击战落空了。汉军越来越绝望，等他们主动进攻大概是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移师湖口，这个决定的做出不早于9月8日，很可能是之后几日。汉军还停泊在潴矶，陈友谅犹豫了十五天。9月23日当天或者稍后几天，他已经没有时间了：“友谅住湖中既久，食尽，遣舟五百余艘掠粮于南昌，都督朱文正复使舍人陈方亮潜往燔其舟。友谅粮绝，势益困。”58汉军掠粮失败的事说明了在胡德智的广信军和南昌守军会师后，已经完全控制了南昌周边地区，朱文正是最高指挥官。
如今的汉军，要么放手一搏，要么坐以待毙。下一条记录出现在10月3日，记载了他们的决定：“陈友谅穷蹙，进退失据，欲奔还武昌，乃率楼船百余艘趋南湖嘴。”10月3日是决定被执行的日期。汉军从潴矶向下游进发，在南湖嘴打一仗之后才能到达湖口和泾江口，所以进军南湖嘴的决策要比10月3日早几天。陈友谅派往南昌掠粮的船队，抵达、战败、消息传回，至少需要四天。如果派出的时间确如上文推测的是9月23日，那么汉军进军南湖嘴的日期大概是9月28日。
朱军已于9月10日从左蠡山移师湖口，并于县城周边立栅。南湖嘴和泾江口也有朱军驻扎，这两支人马在后来的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泾江口的驻军原先的任务是，万一朱军惨败，他们就是阻挡陈友谅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朱军战胜，单凭南湖嘴一支人马就可以截住汉军，防止其逃回武昌。鄱阳湖之战中，汉军虽然损失惨重，但并未溃散，而且实力很可能在朱军之上。朱元璋必须用这支兵力去补充二者的不足。常遇春和廖永忠率一路舰队“横截湖面，邀其归路”，而朱元璋率军移师湖口略微上游的长江江面。
除了主力舰队，朱元璋还派兵攻占上游约一百一十千米的池州和兴国。这支军队得手后，带回“十余艘”海船，可能在决战中派上了用场。59
朱元璋此时下定决心，在鄱阳湖汇入长江处堵截汉军，阻止其回到武昌。汉军要想突破封锁，首先要突破南湖嘴的岸防，然后在湖口外与朱军决战。朱军的部署确保了两支舰队在战役进行中都将到达泾江口。汉军水军向上游入长江会遭到朱军的堵截，并因为战斗的环境而陷于混乱。朱军舰队会向上游追击行驶较慢的汉军舰队，如果双方陷入胶着，一起漂向下游，那么汉军舰队会远离武昌。这个战略是俞通海首次建议撤出鄱阳湖时提出的：“湖有浅，舟难回旋，莫若入江，据敌上流，彼舟入，即成擒矣。”60
很多史书里说，此时朱军士气高涨。而《明史·常遇春传》里的一段文字却否定了这种说法。《常遇春传》描写了8月30日到9月2日的战事之后，接着写道：“诸将以汉军尚强，欲纵之去，遇春独无言。比出湖口，诸将欲放舟东下，太祖乃命扼上流，遇春乃溯江而上，诸将从之。”61失败主义者的名字没有记载，不管他们身份如何，这条史料说明，未被击败的朱军士气之低落与被封锁的汉军相当。朱元璋做出背水一战、有进无退的部署，为的就是给手下官兵最后一战的勇气。如果朱军士气较高，可能9月2日之后朱元璋就会坚决阻止陈友谅进入松门山水道。可能上文记载的事件发生在9月8日之后几天，所以当汉军发动总攻时，朱军已经休整了三周了，而这三周正是汉军后勤补给不断恶化的三周。
汉军舟师从潴矶出发，攻打南湖嘴，没有费什么力气就突破了。汉军继续前进，10月3日早晨到达湖口。当汉军舟师进入长江、准备溯流而上时，湖口江面警戒的朱军水师截住了他们，朱军水师主力也很快赶到。朱军对自己一个月前的胜利记忆犹新，准备了火船火筏，点燃之后乘着西风顺流而下，62冲入接近的汉军舰队。汉军舰队马上分散开来，掉头向下游撤退。之后双方陷入混战。最后，朱军舰队截住试图逃向上游的汉军战舰，这些战舰相持不下，向下游飘去。傍晚时分，汉军舰队漂到了泾江口，泾江口的朱军也投入战斗，在汉军水师挤作一团时，陈友谅中流矢而死。63
陈友谅战死的结局，最初有一个算命先生告诉过他。这位大仙准确地预言了1362年的反叛，由此得了神算的名声。其后，汉军降卒也确认，陈友谅在换船时，被流矢射中了眼睛，箭镞入脑，立时毙命。朱军听闻友谅的死讯，大呼喜跃，越发奋勇。陈友谅的太子也在此役中被俘。
日落之前，朱军水师泊在岸边，大多数汉军战船也这么做。你可以想象汉军将领之间产生了多么激烈的争论。陈友谅死了，他的太子被俘，两个弟弟也战死。一个月之间，有威望统领全军的人一个不剩。张定边想要代陈友谅的次子陈理摄政，而众将并不接受。张氏和其他两位将领连夜逃走，他们乘着小舟，走更浅更曲折的水道，躲过朱军的追击，最终他们逃回武昌，维持住了汉政权。张定边安葬了陈友谅，立陈理为帝。
10月4日，即张定边逃走的次日上午，余下的汉军投降了。其中，值得特别提及的高级降将有五人，指挥以下投降者五万余人。朱军完整地接收了汉军战船及其中的物资，令人骇怪的是，在一场生死一线的突围中，船上竟然还载有马匹。64
对于朱元璋来说，最大的收获还不是俘获的船只和人马，最重要的是，朱元璋牢牢控制住了江西，当时江西的人口是湖南湖北人口之和的两倍。一旦江西的人力物力动员起来，那么朱元璋的下一步棋——灭吴，就更有把握了。
1364—1365年，朱元璋都在忙于安定江西、征讨湖广。1366年，朱元璋大举进攻张士诚。此时朱军气候已成，难以抵挡。1367年，朱军攻破苏州。其后，朱氏政权开始同时向各个方向扩张。1368年朱元璋称帝时，明军一边在华北平原驱逐蒙古军队，一边凭借水师在华南沿海攻城略地。1363年之后，朱元璋再无兵力短缺之虞。从这个角度看，鄱阳之战的意义就更深远了：没有1363年的以少胜多的苦战，朱元璋就无法夺取全中国，此后的中国历史将完全改写。
回顾这场战役，朱军的胜利得益于对船只的有效运用。陈友谅仅仅把船只当作攻城的器械，张士诚的水军除了偶尔运兵，经常按兵不动，朱元璋的水军则用途广泛，且长于水战。实战中，朱氏水军用火铳、火船等武器纵火，用铁钩等拉住敌船，登船近战。当所有这些都无法击败敌军的优势舰队，朱军对鄱阳湖口的控制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因素。
附录 朱氏政权的军事组织和等级
朱元璋占据应天，是韩林儿名义上的丞相。韩林儿伪称自己是大宋皇帝。朱氏政权直到1367年还是隶属于“大宋”的地方政权。朱元璋在应天建立的中央政府最高派出机关“行中书省”，自任丞相。行枢密院和行中书省平行，是名义上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朱元璋自任行枢密使。朱军最重要的将领都挂行中书省衔，这就意味着行中书省同时也是最高军事指挥机关，行枢密院则沦为闲曹，只有在授予最高级以下的军官等级的时候，枢密院在制度上的重要性才体现出来。1361年，废枢密院，设大都督府，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为都督。朱文正作为朱元璋之下的“总司令”，也是名义上的。因为1362—1364年之间他实际上只负责南昌的防务。带枢密院衔的将领在1361年之后仍然保留枢密院衔。
除了朱文正和冯国胜（冯氏的职务比较特别，是“帐前亲军指挥使”），朱明军将领大概有七个层级，它们依次是：左丞、右丞、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佥枢密院事、同佥枢密院事、枢密院判官。最上层的三个其实是行省的文职头衔，这三个级别的将领独立统率浙江和江西的军队，或者在主力部队中受朱元璋直接指挥。后四个级别的将领或驻守重要城池，或是分统诸军。其他政权中将领的层级也大抵如此。
朱军起源于地方性的非正规的军队，在14世纪50年代混乱的十年中诞生。朱军一旦夺取一座城池，往往就会将其守军改编为一翼，其指挥官成为元帅。小一点的守军，约一千人，则命名为府，长官称总管。除了这些独立城市的守军，在应天还驻有十万大军，由朱元璋直接指挥，分作八翼。其中两翼是应天的守军，一翼是水军（秦淮翼），余下的前、后、左、中、右五翼则是主力野战军。1364年，翼的编制正式废除，翼被重新划分为卫，长官称为指挥。总管府变为千户所，长官称为千户。一个卫编制为五千人。这次改编具有双重意义：第一，1363年鄱阳湖大战之后，大量汉军编入了朱军，这就使得改编变得必要；第二，朱元璋个人权力大增，他第一次可以随意黜陟官员。1363年时，朱军的组织远没有这么正规化。主动投效的军官，还会保持原来的等级，统领原来的军队。所以朱军同时存在着各种不同组织形式的残余。元帅和指挥、总管和千户是最常见的校官。
虽然武人的地位在朱氏政权初创时期非常重要，但朱元璋也致力于在所征服的地区建立正规的文官政府。每一个朱氏政权的地方政府长官，一般都有在应天任职的经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限制军事长官权力的作用。见拙著《朱元璋的崛起，1360—1365》（页98—120，469—479）。对这一时期朱氏政权的军事制度最好的研究当属青山治郎《朱吴国翼元帅府考》（《骏台史学》第13期，1963年3月，页91—116）。
1本文是根据本人的博士论文“The Emergence of Chu yuan-chang：1360—1365”（Harvard University，1970）第六章修改而成。所有日期都换算成了公历。
2关于1360年三方控制的人口数，见“The Emergence of Chu yuan-chang：1360—1365”，pp. 88—98，459—469。
3“The Emergence of Chu yuan-chang：1360-1365”，pp. 139—157.
4“The Emergence of Chu yuan-chang：1360—1365” pp. 158—280.
5据和田清的研究，朱元璋麾下将士普遍崇敬韩林儿，朱元璋也无法忽视这种心理，见和田清：《明の太祖と紅巾の賊》，《東洋学報》第13卷第2號，1923年7月，页288—290。虽然巢湖的水手劝说朱元璋攻打庐州，但朱元璋并没有长期围困庐州的清晰动机。
6战事之初，汉军水师的实际人数最多三十万上下，是史料中说的“六十万”的一半。“六十万”只是一个刻板印象，《平汉录》（沈节甫：《纪录汇编》卷二八，台北，民智书局，1965，页9b）提到苻坚从长安出发时率军“六十余万”。关于汉军水师的人数，有三种说法：（1）攻南昌损失六七万；（2）水战第二天损失六万，此处将第一天战死的一千五百人和第二天才收集到首级的两千人一并算入；（3）战役最后投降五万人。只有第三条有可能是准确的，前两条有可能夸大了。
《国初群雄事略》（卷四，页19b—20a）引用俞本《纪事录》，湖广三分之一的成年男子都征召入伍了。1393年湖广地区有四百七十万人口，1363年的人口肯定更少，而成年男子的数量大概不会超过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照这样算，陈友谅还是有可能征到三十万人的，但一定达不到六十万。罗杰斯（M. Rogers）研究认为，383年苻坚南侵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M. Rogers，The Chronicle of Fu Chie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p. 64—69）。与苻坚南侵相比，1363年陈友谅倾巢东侵的史料要准确得多。陈友谅的水军比朱元璋的强大，也是很清楚的。
7胡广等撰：《大明太祖实录》卷一二，页3a；谈迁：《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2ab。壬戌即6月5日。
8《国初群雄事略》（卷四，页19b）引用《纪事录》，陈友谅所造舟船，大者乘三千人，次者两千五百人，最小者两千人。这个话是靠不住的。如果这个数字是常规装载人数，那么这些船比19世纪初欧洲的海军主力舰要更大，欧洲的主力舰船当时最多只能装载一千人，而且会极其拥挤。中国人那时可以制造比西方大得多的木船，但这种船无法仅靠划桨驱动。其他的史料记载的汉军舰船的最大装载人数比《纪事录》的说法小很多，但比朱元璋的任何船都要大。它们逐字引用了《太祖实录》卷一二中对汉军舰船的记载。
9麾下兵力有数千人。参见《明史》卷一三三，页12b；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二，北京图书馆缩微胶卷，页11b。他在1363年统领的人马很可能并不比1360年多。
10关于南昌的城门，见同治十一年《南昌府志》卷九，页1b—2a；光绪六年《江西通志》卷六五，页3b。
11《武备辑要》卷一二，页71a；《救命书》（上），12b。
12《太祖实录》卷一二，页3b—4a；《国榷》，页301；《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2b。丙寅即6月9日。
13《太祖实录》卷一二，页4a；《国榷》，页301；己巳即6月12日。
14《太祖实录》卷一二，页4b；《国榷》，页302；癸酉即6月16日。
15《太祖实录》卷一二，页4b；《国榷》，页30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2b。丙子即6月19日。
16《太祖实录》卷十二，页5a；《国榷》，页30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2b—13a。辛亥即7月24日。
17《太祖实录》卷一二，页5a；《国榷》，页302。
18《太祖实录》卷一二，页3ab；《国榷》，页301。乙丑即6月8日。
19《太祖实录》卷一二，页3ab；《国榷》，页301。栾凤和胡德智的传记附在《明史》卷一三三《胡大海传》之后。胡德智后来的失宠见《太祖实录》卷五一，页7a。
20《太祖实录》卷一三，页4b；《国榷》，页307。壬午即10月23日。
21《太祖实录》卷一三，页4b。乙未即11月5日。
22《国初群雄事略》卷四，页184；叶子奇：《草木子》卷三，页16a。《草木子》的表述非常模糊，“合战鄱阳，前后相持者八十余日”，这指的是围攻南昌的时间（八十五天） ，没有把后面水战的时间算进去。当时叶子奇并不在场，所以不能知道他的确切意思。本文所用的版本是1786年刻本，四卷，自序署的年份是1378年。
23《太祖实录》卷一二，页5b；《国榷》，页30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3a—14a；壬戌即8月4日。
24《太祖实录》卷一二，页5b；《国榷》，页30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3a。
25《太祖实录》卷一二，页5b；《国榷》，页30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3a—14a。
26《太祖实录》卷一二，页5b；《国榷》，页30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4a；甲子即8月6日。
27刘辰：《国初事迹》（《金声玉振集》本，页15b）：“为一庐州而失江西大郡，岂兵家之法？”
28《太祖实录》卷一二，页5a；《国榷》，页302。丁未即7月20日。
29《太祖实录》卷一二，页6a；《国榷》，页30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4a。癸酉即8月15日。
30《天潢玉牒》，《纪录汇编》卷一二，页5a。提到朱军的船只数量，所有史料都用“千艘”一词。这些船中很多都是1360年俘获的汉军船只，当时这些船就有“千艘”之多。1360年集中在应天的朱军，加上原来的守军约有十万人。除了那时归附的巢湖水贼的残部，胡廷瑞部的归附也使得朱军主力大大扩充。但是因为需要一支可靠的大军镇守南昌，这些新获得的兵力大部分被抵消了。所以1363年时赴援南昌的朱军大概不会超过十万。
31《太祖实录》卷一二，页6a；《国榷》，页30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4a。壬午即8月24日，癸未即8月25日。
32泾江口在湖口下游不远的长江北岸，南湖嘴在湖口到星子县（南康府治）的水道的最狭窄的地段。《明史·戴德传》和《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五，页12b）都没有提到这个部署，也没有提扼守南湖嘴的将领是谁。
33《太祖实录》卷一二，页6a；《国榷》，页30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4a。
34《太祖实录》卷一二，页6ab；《国榷》，页302—303；《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4a。丙戌即8月28日。
35《太祖实录》卷一二，页6a；《国榷》，页303；《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4ab。丁亥即8月29日。
36《太祖实录》对更传统的武器着墨更多，但是明军已装备了相当数量的火器。《国初群雄事略》（卷四，页19a）引《纪事录》，列举了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可能相当于小型燃烧弹）、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还有一种两船相靠时向敌船扔炸药包的发明——“没奈何”，据《纪事录》记载，敌船面对这种攻击无处可逃，但是对于施放炸药包的船来说，同样危险。
37《太祖实录》卷一二，页6a；《国榷》，页30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4ab。
38史书记载他“乘风纵火”，可见并没有使用火炮。见L. C. Goodrich and Feng Chia Sheng，“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Firearms in China.”Isis 36：114—123（1946）。
39《国榷》页303提到朱元璋旗舰名叫“白海”。
40此时俞通海受到了强大的压力，见《明史》卷一三三，页4ab；卷一二九，页10b—11a。
41《太祖实录》卷一二，页6b—7a；《国榷》，页303；《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4b。戊子即8月30日。
42《国初群雄事略》（卷四，页19a）引用《纪事录》证明廖永忠和俞通海分统朱军水师的两翼。
43《明史》卷一二五，页2b；《太祖实录》卷一二，页7a；《国榷》，页303；《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5a。
44《明史纪事本末》直接说“连锁为阵”，而《太祖实录》只说“联舟”。汉军舰船互相靠得太近，操控不便，《三国演义》第四十七到四十九回，曹操采纳了铁索连船的建议，结果被敌方的火船焚烧殆尽，《明史纪事本末》中加的“连锁”二字可能就是来自这个传统。《大明英烈传》里描写得更细致：刘伯温登上祭坛祈求风向转变以利于朱军火攻，同《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借东风如出一辙。参见Chan Hok-lam，“Liu Chi（1311—1375）in the Ying Lieh Chuan：The Fictionalization of a Scholar-Hero，”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5：1—2；25—42（1967）。跟本研究相关的地方在于，两部小说都说明中国将领清楚地认识到，只有风向对的时候才能实施火攻。风向的转变很可能只是偶然，而朱元璋已经预备好了火船，只等机会出现就发动火攻。汉军船只挨得太近，对风向的突转猝不及防。
45《明史》俞通海和廖永忠的传记记载，火攻是这二人执行的。见《明史》卷一三三，页4b；卷一二九，页11a。
46《国初群雄事略》（卷四，页20a）引《纪事录》。如果算上回防应天的徐达部的损失，整个朱军的损失更大。俞本将前两天的水战都系在8月30日，记载红船（陈友谅一方）损失了二十艘，白船（朱元璋一方）损失了七艘，这七艘指的明显是火船。正如在1360年，俞本虽然参加了战斗，但是没有参与计划制定，所以不知道那七艘船是用作火船的。《纪事录》时间顺序偶尔错乱，而细节栩栩如生，是事后回忆常见的情况。
《平汉录》（《纪录汇编》卷二八，页8b）记载8月30日汉军损失两三万人，而31日只损失两千人。两三万人只能是第二天的损失数字，我没有对这些数字进行单独计算，因为已经包含在俞本给出的六万人中。。
47《太祖实录》卷一二，页7ab；《国榷》，页303—304；《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5a—16a。己丑即8月31日。
48《太祖实录》卷一二，页7b；《国榷》，页304；《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6a。 庚寅即9月1日。《纪事录》（引自《国初群雄事略》）称汉军舰队为红船，朱军舰队为白船。有史料提到陈友谅的战船会涂成红色。有一种说法认为朱元璋的船只的桅杆在战前就已经涂成白色，只是有些船在9月1日完成了重新涂刷，《纪事录》的记载支持了这一说法。
49《太祖实录》卷一二，页7b；《国榷》，页304；《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6ab。辛卯即9月2日。
50鞋山即大孤山，在湖口以南的水道中。《国榷》和《明史纪事本末》都记录这是陈友谅本人的主张，而被朱军挫败。不管主谋是谁，这是放弃鄱阳湖的计划。
51《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认为柴棚在“都昌县东南”。
52四天的战斗下来，明军的损失大概在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其中包括回防应天的军队的损失。王崇武注意到朱军的胜利有限，而汉军实力依旧强大。见王崇武：《明本纪校注》，香港，龙门书局，1967，页85—86。
53这个数字出自《孙子兵法》。
54大多数史料都说是都昌，而《明史纪事本末》中南昌才是正确的，因为朱文正没有力量去阻止都昌的劫掠。南昌在那时叫洪都，但是在所有这些史料还没有编纂的时候就已经改名南昌了。
55《太祖实录》卷一二，页7b；《国榷》，页304；《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6b—17a。
56《太祖实录》卷十二，页8ab；《国榷》，页304；《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7a。这段故事应该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刚投降时，会当着掌管书记的幕僚的面，将此事禀告朱元璋。
57《太祖实录》卷一二，页8b—9a；《国榷》，页304；《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7ab。
58《太祖实录》卷一二，页9b；《国榷》，页304；《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8a。
59《太祖实录》卷一二，页9ab；《国榷》，页304；《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8a。
60《明史》卷一三三，页4b。
61《明史》卷一二五，页13a。
62《国初群雄事略》卷四，页20b，引《纪事录》。
63《太祖实录》卷一三，页1ab；《国榷》，页305—306；《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八，页18ab。壬戌，即10月3日。傅友德在鄱阳湖水战中遇汉军前锋，身被数创，其后又与诸将邀击汉军于泾江口，陈友谅败死，傅氏因此声名鹊起。见《明史》卷一二九，页6a。徐达返回应天时，可能在泾江口留下了一些伤势较轻的士兵。
64《太祖实录》卷一三，页1ab；《国榷》，页305—306；《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八，页18b—19a。
1449年土木之变
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
中国的千年帝制到20世纪初才寿终正寝。1对于帝制时代下的中国执政者来说，军事与整个中华文明相比只是次要的问题，事实也应该如此。然而在古代中国，军事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例一向都是最大的。政治家们为此思量得殚精竭虑，争论得舌敝唇焦，由此也影响到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军事组织如何运作？如何做出决策？何时主动出击？怎样安排防御的重点？对于这些问题，从15世纪中期的一起荒唐的事变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事情发生在1449年夏天。皇帝年纪尚轻，大太监王振实际控制着内廷和外朝。王振率领一支大军征讨蒙古，使军队陷入本可避免的绝境，明军被敌军一股先头部队杀得血流成河。随皇帝出征的所有高级将领，连带王振本人，都葬身沙场。皇帝被生擒，做了一年俘虏。这种危机足以灭亡明朝，至少会使明朝丢掉华北。北京朝廷的果断既拯救了王朝，也拯救了国家。但这起事变在明朝的政治家乃至百姓心中都留下了太深的烙印，“蒙古的威胁是首要的”这一观念一直保持到明朝灭亡。土木之变的过程及屈辱的结局，在明史上简直难以置信，如果你了解它的细节，就更会觉得如此了。这起事变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它揭示了明朝军事机构运作方式，还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接下来几个世纪的军事史。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前两部分简要介绍事变的背景，结论是1449年的惨败是明朝政府和蒙古之间问题发展的顶点。第三部分应该题为“如何失去一个皇帝”，通过爬梳传统史料，厘清时间脉络。第四和第五部分是对事变推理性的思考，其中一些思考并不能从本文给出的史料获得支持，但还是值得提出，以供对明清史和军事史有兴趣的读者了解。2
蒙古的兴起
中华帝国晚期由朝廷直辖的军队，除了承担越来越具象征性的护卫皇帝及皇陵的常规任务，还有两个明确的任务：预防和镇压造反，防止国内混乱；戍守北方边境，防止外敌入侵。正规军几乎不用承担警察的职能。他们对内维持秩序的功能，到王朝受到政治性威胁的时候才发挥出来。至于外敌，历来只有北方边境对中国构成重大威胁，其他三个方向的边界都是“软”的，汉族和异族的冲突可以被控制在地方冲突和政治活动层面。即使是边境问题需要朝廷军队来解决（比如1406年对安南的战事、15世纪40年代西南边境的战事，规模极大，而战略上得不偿失）3，也从不或者极少对中央产生威胁。他们既不会改朝换代，也不会侵入中原腹地，只局限在边远地区。
从大西北的青藏高原边缘，到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的茫茫林海，可以划出一条定居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分界线。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治和军事组织能力极强，足以对中国构成威胁。中亚草原是历史上很多民族的故乡，他们懂得汉人的生活方式，却不能总是模仿，这在汉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有着物质依赖，经常通过武力掠夺、勒索，或者有计划地压榨中国的物资。为了将掠夺常规化，他们在帝制时代（从公元前200年到20世纪初）的中后期越来越擅长统治中国北部边境与他们相邻的地区，而且设计了诸多政治军事措施使掠夺常规化，不然单次军事入侵之后，掠夺就会结束。这些措施包括以巨额的财物换取和平的条约，以及占领和直接统治。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长城都是一条剑拔弩张的边界。中原王朝强盛的时候，政府可以确保长城以内地区的安全，并对其实行直接管理。更强盛的时候，中原王朝用以夷制夷的办法来干涉长城以外的权力安排，这样既能防止草原部族凝聚成一股势力对付自己，也可以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张到长城以外。中原王朝虽然偶尔支持百姓在塞外定居，但仅仅止于防御性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而并不想直接统治长城以外太远的地方。北方草原，即使是邻近长城的北方草原，从未彻底受到中原王朝的控制。中原王朝并没有像罗马一样，对其北部边境实施武力征服、军事占领、建立殖民地、汲取财赋。罗马人用武力扩展疆土汲取财赋的做法，更像是草原民族对汉族的做法。
虽然在汉唐时代，中国的势力远及中亚，但直到17世纪后，草原地带才成为中原政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清朝三百年的内亚草原政策，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使得现代中国既可以继承前代王朝的传统疆域，又能继承清朝平定的疆域。内蒙、东北地区（除明代的辽东以外）、新疆（塔里木盆地及周边绿洲地区）被中央政府直接管辖，文化上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汉化，都是清朝统治带来的一个意外的好处。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民族国家的例子，现代民族国家偶然地在民族国家概念凝固之前继承了周边地区。在这里介绍后来的历史发展，就是想要引入对于中国北方边境地图的一种更开阔的眼光，这样我们才不会把看现代地图领土划分的眼光投射到历史当中去。
明朝（1368—1644）早期同蒙古的关系处在一种变动不居的环境中。“蒙古”一词的概念——涵盖了长城以北所有的相邻地区——正在形成。中原王朝在长城沿线的势力在崩溃了数百年之后，此时又重建起来了。蒙古强权土崩瓦解。明朝的势力成功地伸展到长城以北尚未直接统治的地区。明朝初年，明军多次进攻蒙古残部。当时明军多能征惯战之将，皇帝有时还会御驾亲征。明军在蒙古的地域打败蒙古人（其战术很大程度上模仿蒙古人），对蒙古军事社会的高层组织施加强有力的干预。明初的君主显然希望可以给蒙古各部划定领土，让部族首领向明朝称臣纳贡，但没有什么成效。日后清朝的政策也是如此，但远比明朝成功。
蒙古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汉族王朝大相径庭。蒙古社会是军事化的，各个小部落组成军事联盟，中国人会把它们看作行省，这种类比虽然在描述蒙古的组织结构上有用，但是它们又不是行省，因为它们可以成为国家级别的组织。在诸如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那样卓越的统帅下，这样一个相当于国家的部落联盟会扩大成一个众多国家联合的广袤帝国。成吉思汗的胜利是因为他建立了可能是最大的帝国级的超级联盟，然后利用其军事资源，征服世界。成吉思汗死于1227年，但是他开启的势头一直继续到13世纪中叶。顺着这股趋势，13世纪70年代蒙古征服了长城以南，忽必烈建立元朝。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崩溃之前，帝国层面的蒙古权力结构就先崩溃了。因为早期的大汗开拓的疆土太过辽阔，离心力也就随之增强。统治中国的蒙元王朝，虽然将成吉思汗和元代之后的蒙古联系起来，但只是整个蒙古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在忽必烈和他的子孙的统治下，到13世纪末期，元朝中国已经脱离了蒙古世界。1368年蒙古统治被推翻，汉族统治的明王朝建立。蒙古人被赶进了辽阔的北方草原。在蒙古历史的低潮期，国家级的联盟也一度解体，结构松散，更像是众多分散的省份。后来这些省级的联盟也出现了解体的危机。不少蒙古部落，尤其是居住在长城附近或者留在中国内地的，渐渐同化于汉族了。这数万人占整个蒙古人口的比例很小，但象征着蒙古国家的崩溃和无序。
我们不要忘记，蒙古国家无论从政治还是民族构成上讲，都是一个历史的创举，即使在草原的历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草原部族和社群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结合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它使得各不相同的分立部落和民族（虽然血缘相近）取得了一致的文化和心理认同。“蒙古”是一个新词，它的出现比成吉思汗的出生早不了多少。在成吉思汗有计划地扩张蒙古国家之前，“蒙古”只是一个部落的名字。14世纪晚期以降，随着元亡明兴，蒙古这个名称才被用作指称今天所说的蒙古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后裔，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这片土地文化的统一性和身份的延续性，并且持续至今。这标志着草原历史进入了新阶段。虽然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蒙古国家的政治军事架构摇摇欲坠，但蒙古人还是保有作为成吉思汗子孙的自我意识，这是推动重新统一的强大潜在因素。
亚洲腹地有许许多多民族学会了系统、持续地利用他们和中原王朝的关系（以及和居住在“内亚海”的“岛屿”和“海岸”的其他定居民族——借用威廉·拉铁摩尔的地理学的比喻），蒙古族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军事上的组织能力是最强的，而且建立了历史上最大的世界帝国（虽然不是最长寿的）。蒙古人是第一个在中国全境建立统一政权的少数民族，其统治从1279年持续到1368年。在所有统治中原的游牧民族中，蒙古统治者的汉化程度最低。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最多的东西，而且在放弃原有价值观方面付出了最小的代价。蒙古人和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影响到他们在15世纪早期变动不居的关系模式。
汉人虽然早就习惯了在北方草原上有个危险的邻居，但是到了明朝，北方又有了一个新形式的邻近强权。草原在文化上更加同一了，有着前所未有的统一潜力。它的统治者不久前还处于元朝统治的伟大时代。四分五裂的蒙古和刚刚建立的明朝不得不思考和回应他们关系中的新状况。明朝对双方关系的态度是消极的，它并不觊觎草原，只是想确保草原上的部落对自己没有威胁。马匹大概是明朝唯一需要向草原买进的东西，但是买马还是为了防备草原民族的入侵。明朝的态度只有一点积极之处：非常重视心理和意识形态。明朝宣称自己文化优越，是世界中心，很希望草原能认同这一点，4但不会为此发动战争。
从蒙古的角度讲，双方关系更加重要和积极。蒙古依赖明朝供应一些必需物资，而且还会寻求一些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必需品包括粮食、生铁、铁制品和其他手工制品。这对蒙古经济，以及对维持其原有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这种需求比中原对战马的需求重要得多。为了以汉人能接受的方式获得这些关键物资（当他们必须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是愿意放下身段承认中原中心的，而且多少也会受此影响。例如汉人对天地万物的看法就影响了蒙古巫术。这种不平衡的共存关系中的单方面依赖，使得他们对于明朝强硬的命令能够灵活适应。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在处理双方关系时比汉人更有创造性，更灵活。但如果把眼光再放远一点，到了清朝，汉人进入蒙古的草原世界，对此蒙古人在文化和人口上都难以抵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