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名人传》（Ming Biographical History’s Draft Ming Biographies，是为正式的《明史》所写的传记稿，从1964年起就由哥伦比亚大学不定期出版）中两篇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的执笔的《王振传》和《朱祁钰传》与本文直接相关。傅吾康关于于谦的研究也是当今分量最重的，他的“Yü Chien，Staatsmann und Kriegsminister，1398—1457，” 刊登于Monumenta Serica 11: 87—122（1946）。傅教授还有许多其他关于明前期的重要研究。
司律思（Henry Serruys）多年以来致力于汉蒙关系的研究，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他的成果与本研究最相关是里程碑式的著作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都在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丛书中出版，即第一卷Mongols in China during the hung-wu Period，1368—1398（MCB XI，Brussels，1956—1959）、第二卷The Tribute System and Diplomatic Missions 1400—1600（MCB XIV，1967）。这几部书后面列的参考文献，对于最近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研究中蒙关系的日本学者中，和田清是最重要的一个。他关于明蒙关系的研究成果都收入文集《東亞史研究：蒙古篇》（東京，東洋文庫，1959）。文集中没有专门研究土木之变的文章，但有对长城防御体系等问题做了宝贵的研究。本文还引用了荻原淳平的两种研究。
中国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较少。值得一提的是赖家度、李光璧《明朝对瓦剌的战争》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这本小书是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的一个范例，其民族主义感情之强烈，已经扭曲了历史，压倒了扎实的学术研究。
在这里我衷心感谢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会的同事，他们的热情讨论使得本文更加完善，也提高了我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弗兰克·基尔曼博士一开始就鼓励我写作本文，并在写作的每一个阶段都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司律思博士审阅了文稿并且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和修改意见。陈学霖博士也读了本研究较早的文稿，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但文中并没有一一提到。本文最终定稿由我一人负责，如有任何错误，概与以上诸位先生无关。
2见以上文献说明。
315世纪40年代的云南战役相对宫廷政治而言规模大，意义重要，也是王振的军事冒险主义导致的。战役的目的是镇压滇缅边境的土司。其梗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〇；又见黄仁宇为思任法作的传，收入《明代名人传》（Draft Ming Biographies，no.8 [1967]）。关于总体的战和问题的讨论，见Jung-pang Lo，“Policy Formul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on Issues Respecting Peace and War，” in Charles O. Hucker，ed.，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pp.41—72。
4John K.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集中了近年对这个问题的最好的研究，也是对相关研究的最好述评。
5她的本传见《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皇后张氏”。她在正史和小说中都是重要的角色，如蔡东藩《明史通俗演义》（序言日期是1920年）第三十三、三十四回。
6在与著名蒙古学家、历史学家冈田英弘教授谈话时，他指出，元代之后草原上的蒙古人，一直用“太师”（Tayisi）一词称呼大汗的军事副手，这个词是元时借鉴的汉族官衔“太师”。太师是三公之首，在元代的官僚体制中是没有实际权力的荣衔，但在蒙古世界却有着重要的地位。
7见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2：8。与冈田英弘谈话时，他称也先在“元之后的蒙古史中破坏性的影响最为剧烈”。作为一项政策，也先杀掉了成吉思汗的几乎所有男性后代，只留下母亲来自瓦剌的不杀，并且摧毁或改写了蒙古世系，等等。冈田教授说他是“一个革命性的人物，标志的蒙古历史的转折点”。又见M. Rossabi，“Notes on Esen’s Pride and Ming China’s Prejudice， ”The Mongolia Society Bulletin9：31—39（Fall，1970）。
8部分引用，全文及中国史家的评论见《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58），页1750，庚寅日。
9典型的奏报见《国榷》，页1729页，壬寅日、己酉日（1447年九月）。壬寅日的奏报是大同守将奏报的六条措施，与本研究非常相关。史家很少关注这些问题的纯军事面相，这一次也不例外。在记录大同守将提出的防御措施时，只详细保留了军政管理的部分，至于兵器、弹药、战术、战斗序列则一笔带过，不过聊胜于无。
10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出，宦官集团可能已经控制了长城沿线的军务，这值得深入研究。第一，虽然朝贡贸易方面的问题对明朝财政的影响不大，政府对此并不关心，但额外的油水对宦官很有吸引力，对其他有机会中饱私囊的人也一样。对外贸易（包括朝贡）是皇室私人收入的来源之一，宦官则是皇室掌管贸易的代理人。第二，王振的宦官集团其实包括了北方的文武官员，见萩原淳平：《明代中期における北方防衞と銀について》，《東方学》第16号，1958年6月，页67—79。王振本身是北方人，家乡在大同府。第三，长城沿线军费巨大，可以从中捞取不少好处。非法获得的银两又使宦官能够巩固北方文武官员的利益集团。
11这是假设，而不是真实事例。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vol. 2，ch.3，pp. 29—43；ch. 4，pp. 44—63。第30页以及后面几页讨论了实际的数字。和田清：《東亞史研究：蒙古篇》（页670）认为，土木之变的直接原因就是朝贡贸易没有满足蒙古人的需求。萩原淳平也持相同看法，而且强调了蒙古对明关系中经济的迫切性，见萩原淳平：《土木の變前後》，《東洋史研究》第11卷第3号，1951年10月，页1—20。最近的研究，见Morris Rossabi，“The Tea and Horse Trade with the Inner Asia During the Ming，”Journal of Asian History4：2：136—168（1970）。David Farquha，“Oirat-Chinese Relations 1408-1446，” inStudia Altaica，Festschrift für Nikolaus Poppe（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57）提供了很多朝贡和货物交换的细节信息。
12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这段对话。如《国榷》页1748“庚申”条；《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正统六年夏四月。王佑的回答臭名昭著，但是不同史书的记载略有出入。
13关于明初帝王对宦官的控制，见黄彰健：《论〈皇明祖训录〉关于明初宦官制度》，《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2辑，中研院，1961年6月，页77—98。关于明代宦官权力的更加全面的讨论，见Robert C. Crawford，“Eunuch Power in the Ming Dynasty，” T’oung Pao49：115—148（1961）。《明史》中有传的宦官，大多是拥有巨大荣誉和赞扬的，最显著的例子是郑和（1371—1435）。
14或许王振在1449年7月提出这个建议，比9月提出更为合理。在之前的半个世纪，宦官已经作为军事将领、皇帝的得力代理人建立了声誉，15世纪下西洋的宦官郑和是最好的例子。永乐皇帝曾亲征蒙古，取得了有点虚幻的胜利，在国内赢得了荣誉，见Wolfgang Franke，“Chinesische Feldzüge durch die Mongolei in Frühen 15. Jahrhundert，” Sinologica3：81—88（1951—1953），以及他的“Yung-lo’s Mongolei- Feldzüge，” Sinologische Arbeiten3：1—54（1945）。所以宦官动议和御驾亲征并不是不光彩的事，反而完全符合明朝的惯例。
15下文所列均采自《英宗实录》（卷一八〇至一八一，尤其是页3485—3510）及其他史料，但是大多数都能在《国榷》页1770—1780查到。
16邝埜传见《明史》卷一六七，有些史料记载谏阻亲征的是兵部侍郎于谦。15世纪30年代晚期，邝埜就开始强调加强长城边防的必要，但他反对冒进的策略，《明史·邝埜传》记载：“王振主亲征，不与外廷议可否。”英宗下诏亲征后，邝埜和于谦一起领衔率外朝官员谏阻。邝埜是湖广宜章人，于谦是浙江杭州人，都是南方人。
17以下序号数字对应的是地图上标出的行进天数。
18原文为“birthday of the Emperor Cheng-ts’u”，《英宗实录》原文为“忌辰”。查《成祖实录》，成祖崩于永乐二十二年秋七月十八日辛卯，应该为忌辰，而非生辰。——译者
19《英宗实录》和许多其他史料都说本日过宣府，次日过鸡鸣山。这种记载和地图和方志记载的两地位置有矛盾。比如《畿辅通志》卷六五《山川》记载，鸡鸣山在宣化府（即明代的宣府）东五十里，而鸡鸣驿更在鸡鸣山东南五里。《畿辅通志》卷一二一的记载也相同。《实录》中这种错误非常罕见，但是我还是判断这是一个错误，并且根据地理情况重新调整了史料。
20这里就涉及一个关于土木之变的史实性问题。既然所有高官都在1449年9月1日身亡了，那么类似曹鼐和诸御史关于刺杀王振的谈话是怎么被记录下来的呢？《英宗实录》和《明史》中都没有记载这段谈话。《国榷》和《明史纪事本末》是17世纪编纂的质量很高的史书，补充了大量有用的史料，使得历史背景更加清晰，但二书也都没有记载这段谈话。这段话出自夏燮的《明通鉴》，是1873年才问世的晚清史书。夏燮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史学家，他写的东西应该是有根据的，但我确实还没有找到这段史料的出处。
陈学霖博士提醒我注意《古穰杂录》（文献说明有介绍），作者是扈从出征的御史李贤。他称自己曾提议刺杀王振。陈博士认为，夏燮在编撰《明通鉴》的时候出现失误，将李贤记成了曹鼐。有两种观点认为这个故事和事实有关，要么谈话确实发生过，要么它本应该发生。如果此事确实发生，有官员从土木之变中幸存，而他们之中又有人是曹鼐等主要人物或其他御史（例如李贤？）的助手，参与了对话。后人需要重新梳理亲征的日程，填补起居注留下的空白，现在看来，这项工作做得很充分，只留下很少的问题没有解决。提供这个信息的人应该还可以提供一些与《实录》给出的结论不符的信息，他们可能还记录了许多其他信息，或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了其他人。第二，对话本身固然可能是编造的，但传递的信息是真实的，即仇视王振的官员确曾想过刺杀他，动念可能更在亲征之前。所以，曹鼐曾经谈论过刺王而未实施的记载（以及一名军官在土木之变的战场上杀王振报仇的记载），可能有一种抽象真实性，传递的是一种总体上的事实。
21《明史》卷一五六；Henry Serruys，“Mongols En0nobled during the Early M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2：209—260（1957）。
22《明史》卷一五六。
23《畿辅通志》（卷六五，页4b）记载鹞儿岭在宣府城东南三十里。
24这句话和其他蒙古人表现出对英宗敬意的话，似乎都出自杨铭《正统临戎录》，或者出自中国史官的想象。《正统临戎录》作于土木之变数十年后，作者杨铭是一个在明朝做官的汉化蒙古人，是明政府的“蒙古通”。所以这本书的立场不能代表那些毕生与明朝人厮杀的蒙古人。但又没有其他史料记载也先及其他蒙古酋长对英宗的态度如何，所以杨铭的书值得仔细研究。The Mongol Chronicle，Altan Tobci，trans.，C. R Bawden（Wiesbaden，Harrassowitz，1955），p.172，和其他史料都记载英宗第一次被俘时反复奇迹般地死里逃生。
25这个数字可能来自《否泰录》（收入《纪录汇编》）。不少史书引用了这一数字，比如《国榷》页1777。中国文献记载的战争人数是出名的棘手问题，事实上，任何描述战争细节的材料都语焉不详。将军出征留别妻子或友人的诗作大多保存至今，但都没有提到敌我双方的路线、兵力、装备。当史书中记载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目的不是要为读者提供军事上的细节，而是为了以土木堡的惨败来鞭挞王振。
26这段史料出自《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谷应泰还在文末阐发了这段话的含义。近人赖家度和李光璧（见文献说明）的解读则是违反历史的、民族主义的解读。两帝并存的状况让传统的忠君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细心研究土木之变带来的压力和各方不同反应，可以澄清我们对中国晚期帝制的认识。又见《国榷》，页1801，癸丑日。《英宗实录》并没有记载“社稷为重，君为轻”这句话。
27北京的明廷认识到了喜宁对也先的重要。《国榷》正统十四年十二月甲寅日（页1821）记载，朝廷反复传谕边关，有蒙古人声称送英宗回京的，“勿堕其计”，而且“如喜宁随至，即诱杀之”。《国榷》又记载（页1841），景泰元年（1450）春二月壬辰，喜宁被擒，送往北京处死。史书还记载，英宗曾向明朝边将发出密信，让他们不要答应蒙古人以送还自己的名义打开城门的要求；英宗还策划了要求喜宁为蒙古人送信的计策，为明军创造机会擒杀他。可能这只是对英宗被俘经历的浪漫演绎，事情只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28见《英宗实录》（1964年版），页3520ff；《国榷》，页1783—1784。这件史无前例的事件的爆炸性说明，朝臣对宦官集团及其在锦衣卫的党羽的憎恨已经接近顶点。曹鼐在宣德八年（1433年）状元及第，又是翰林学士，以品行端正闻名，就连他都曾考虑自己否有责任采取极端手段挽回危局。9月9日，百官对王振的冗长参奏演变成对马顺的殴打，还说无人不欲王振死，军中无人不欲割其心，碎其肝。这些指控异常激愤，说明百官早已考虑对宦官采取暴力行动了。又见《古穰杂录》，页15a—b。
29孟森：《明代史》（台北，1957），第133及以后数页，进一步论证了土木之变为何成为明代历史的转折点。
3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45，页13a；顾氏对东胜的位置的描述，源自严从简在进呈自己的著作《殊域周咨录》时上的一封奏疏（进士，1559），转引自《国榷》，系在正统十四年十二月的最末一条，页1826，只简略地记载着“弃东胜州”。谈迁引用严氏对放弃东胜的后果的检讨，作为对这一事件的注释。
31关于邱濬的著作，见Franke 9.2.1
32《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北直隶”八，页22a—23b。
33《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六，页1a。
34《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九，页2a。
35《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九，页21a—b。
36《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九，页16b。
37《明史》卷一五六里收录了一些明初效力于明朝的蒙古人的传。这些传说明了两件事，一是蒙古人在明朝有极大的社会上升空间并有机会取得成功，如果出任军职，帮助汉人抵御蒙古人，成功机会尤其巨大。第二件事是即使对成就平平的人，明朝人也很愿意奖赏，为的就是避免种族的隔阂，如果将汉蒙关系简单看作损害汉族人的关系，这种隔阂就会出现。《明史》中提到的某些蒙古人痛苦地意识到了这些难处，记录了毛忠的一生怎样反复绕开互相猜疑的深刻问题；1450年吴瑾（土木之变的英雄吴克勤的儿子、吴克忠的侄子）拒绝出任甘肃的要职，因为自己是蒙古人，在那个位置上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司律思（Henry Serruy）的文章《明朝早期的蒙古贵族》（“Mongols Ennobled during the Early Ming” ）收录了本文提到的蒙古人和其他人的传记，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背景信息。
38在与司律思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明朝人在1449年之前对蒙古人的憎恨更加强烈，虽然总体上反蒙的情绪无疑是因为土木之变激化的。陈学霖提醒我注意刘子健的《岳飞》一文（《中国学人》第二期，页45，我无法找到该杂志）。本文指出，将岳飞作为抗击异族将领的典型来崇拜，是土木之变后几个月，由明朝官方将其制度化的。
找出土木之变后明中期反蒙情绪的具体表现，分析其内容和影响，将是非常有意义的。钱穆的一些文章已经提到这些问题，如《读明初开国诸臣文集》（《新亚学报》第六卷第二号，1964年8月，页243—326）讨论了宋濂等跨元明两朝人的生平，对比了14世纪的宽容与中晚明的不宽容。《实录》和《国榷》之类的史料，在直接记录土木之变后果的部分，充满了反映憎恨和恐惧的记载。并且提出了一些降低在汉地居住的蒙古人威胁的办法，例如《国榷》第1778页对土木之变的评论，第1800页（己酉日）、1809页（壬申日） 记载着处决不服管束的蒙古人的建议，有些已经执行，以儆效尤；第1810页乙亥日录有翰林院侍讲刘定之谈应变办法的奏疏（见页1811—1812），他的一个提议是，在平民和军人两个层面将蒙古人打散，将平民分散到南方省份，逐步将其强制同化。谈这个问题时，他开宗明义地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表达的是一种古老的情绪，见《左传·成公四年》（前586年）。注意“族”字，在这里是“种族”的意思，在先秦的宗法社会，“我族类”的含义更为狭窄。《英宗实录》也收录这篇奏疏，但文字颇有不同，见《英宗实录》（1964年版），页3657—3658。
39和田清深入研究了16世纪中期对明朝构成威胁的俺答汗的生平之后，指出土木之变如何被人们牢牢记住，当后世史家讨论蒙古的威胁时，如何无意识地拿土木之变来打比方，见《東亞史研究：蒙古篇》，页754。
胡宗宪平徐海，1556年
贺凯（Charles O. Hucker）
1556年春夏时节，一个名叫徐海的中国匪首，率领着一伙倭寇在浙江东北一带烧杀抢掠。这伙人中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官军多年来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这一年，有抱负、有智略的胡宗宪担任总督。1556年，这群倭寇攻城略地，打得官军闻风丧胆，抢夺了大量财物和人口。胡宗宪用智取而不强攻，一边挑拨匪徒的头目自相残杀，一边用金帛和封赏引诱他们，最终将他们消灭。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明史上，这场战役的影响都算不得多么深远，但在当时声名远播，留下了很多相关记载。1我们可以从这场战役了解到，帝制时期的中国人在面临非常的军事问题时，会采取怎样的非常手段。
军事问题的性质应对军事威胁的传统模式
千百年来，中国人逐渐适应了三种主要的军事威胁：（1）臣民心怀不满，发动叛乱。这种叛乱一旦成了气候，会有改朝换代的危险；（2）具有高度机动性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小股劫掠，或偶尔大举内犯；（3）汉人的居住范围和政治社会组织在华南和西南稳步扩展，引起原住民的反抗。庞大的官僚机器释放着一股令人敬畏的道德至上的气息，朝廷对这种气氛压制内外挑战的功效很有信心。中国人风雅自赏的表象背后，是长城沿线和内地的水陆要冲驻扎的重兵。面对危险，朝廷的政策在两种行为之间摇摆。一是军事手段：瓦解有威胁的军事联盟、占领自然缓冲区、炫耀武力震慑敌人；二是政治手段：招抚、威胁、利诱、迷惑、声东击西，以使得自己的安全免受威胁。
无论是边疆还是内地，冲突爆发时，官府一般都会考虑两种可能：一是直截了当的军事解决（“剿”或“灭”）；二是用间接的政治经济手段解决（“招安”或“招抚”），而辅之以不动声色的武力威胁。实践中，只有当国家的关键利益受到威胁，又不存在招抚的可能，且招抚的后果令人无法接受时，官员才会考虑使用最后的手段——剿。在解决内部叛乱时，中原王朝更青睐“抚”，而不是“剿”，只有少数穷兵黩武的君主例外。在家庭中和邻里间，中国人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事情“过得去”，力图通过调和妥协让大家都有面子。对“抚”的偏好无疑是这种倾向的反映。
前所未见的以日本为基地威胁中国的倭寇
日本是不与中国接壤却威胁中国安全的国家。从12世纪早期开始，日本海贼就开始劫掠朝鲜半岛。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度征讨九州失利，随后日本人将劫掠的范围扩展至中国沿海。明前期诸帝用艰苦的外交和军事努力降低了日人劫掠的影响，将中日交流纳入朝贡体系。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的行为在纳入朝贡体系之后才算是可以接受的。然而1548年后，由于日本朝贡使团状况频出，中日正式的朝贡贸易中止了。2朝贡中止之前，日本人在中国沿海的劫掠就已经重新抬头，而且规模持续扩大，顶峰出现在16世纪50年代（巧合的是，此时的西欧沿海也同样饱受北非海盗的困扰）。
以下因素使得解决倭寇问题十分棘手：
中国海岸线漫长，要在全线保持武备充足，事实上难以办到。3明朝皇帝想建一座“沿海长城”，从朝鲜到安南，用城垣、碉堡、栅栏、瞭望塔、烽火台连成一道防线。此外，长江三角洲以南的河口、港湾、海岛多不胜数，须编练水师巡弋。明朝水师的舰船比倭寇的船只先进，在面对面的海战中胜算很大。明政府明白，在海上截住倭寇，比等他们登陆之后再追击要好。然而，即使是一支强大的岸防舰队，也没有信心能够保证安全。追击满载赃物的海盗船诚然简单，但是预判这些船的来路并将其击退，则不那么容易了。无论如何严防死守，中国的沿海地区都极易渗入。
如果想捣毁倭寇巢穴，就必须占领琉球列岛、台湾岛，甚至日本的一部分。明初，大名鼎鼎的太监郑和率舰队横越印度洋，那时明朝有可能建立一个海洋帝国。太祖（1368—1398）和成祖（1402—1424）都曾以出兵征讨来威吓日本，4不过他们并没有鲁莽到当真去征讨。明朝后来的皇帝都更关注北方的边患，放任中国的海上力量衰落下去。16世纪50年代，没有人认真考虑以攻为守的战略。5当海盗袭扰东南时，朝廷的注意力却灌注在北疆。当时蒙古在俺答汗的统治下再度崛起，成为中国百年来仅见的严重的军事威胁。61550年，俺答汗率军杀入北京近郊。之后直到1570年，北方边境一直警报频传，北方的边防牵制了明朝大量兵力。所以16世纪50年代的中国在其他地区没有主动出击。
倭寇劫掠沿海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对外关系问题。最初实施劫掠的是日本人，但倭寇并不是日本的政府派出的。16世纪时（当时日本还没有有效的中央政府），日本浪人只占沿海倭寇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些人往往是由中国匪徒率领，还受到其他中国匪徒支持。海岛的居民、大陆的流浪者都在铤而走险，寻找发财的机会；葡萄牙人，以及随葡萄牙人而来的马来人也会参与其中。16世纪50年代明朝官府所称的倭寇，其实是一个国际联合体，包括被卷入劫掠的走私者及其大陆上的同谋，甚至包括一些颇有名望的人。这些倭寇很清楚大陆的情形，和各城镇都有密切的联系，明显得到了当地人的协助和引导，和官军的待遇并无二致。简而言之，入侵的“蛮夷”和团结御侮的地方百姓并不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就像镇压现代的游击队一样，想用军事手段毕其功于一役是很难办到的。
受倭寇蹂躏的地区财富丰饶，交通便利，使得问题更加棘手。倭寇重点劫掠的地区，传统上称为江南或者东南，包括今天上海到江苏苏州，以及浙江杭州到宁波一带，在中国的地区和国际关系上都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唐宋以来，杭州和宁波就是对外贸易的中心。16世纪早期，宁波还是葡萄牙人在华活动的中心。19世纪的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特别重视江南。宁波附近的舟山岛是当时英军的主要海军基地，以此为据点，英军攻占了宁波、乍浦（浙江北部邻近江苏的良港），以及拱卫宁波的定海。宁波和上海都属于向近代西方开放的第一批条约口岸，而上海则迅速成为近代中国最繁忙的口岸和人口最多的城市。
江南是明代倭寇劫掠的天然目标。春秋时节的盛行风使得从日本航行到浙江十分方便。江南又是一片河网纵横的平原，很容易乘船深入，沿岸又有无数条件良好的锚地。早在明代，江南就已经人口繁庶，农产业发达，手工业兴盛，产生了许多豪门巨室和书香门第，至今也是如此。江南还是明朝的粮仓，税粮通过运河从杭州北运京师和边疆。对于16世纪的倭寇来讲，到东南非常容易，又有大量财富可供掠夺。
1555年的东南防务
16世纪40年代，东南地区已经饱受匪徒蹂躏，防御也稳步增强。71547年，朝廷首次向浙江派出了巡抚，掌管浙江全省及福建沿海诸府州军务。1554年，杭州被大掠之后，朝廷又设立新的职位——浙直总督（辖区包括南直隶［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地），统领整个东南沿海的抗倭事业。1550年初，许多内陆城镇由于受到掠夺和威胁，历史上首次修筑了城墙。8虽然当时北方边疆也需要内地增援，9但为了补充江南兵力，朝廷还是从遥远的省份调兵前来。1555年，战局不断恶化，朝廷派工部侍郎赵文华（1529年进士）10到东南监军。不久，总督张经（1517年进士）下狱论死，11南直隶巡抚周玧（1532年进士）成为新的总督。12上任甫月余，周玧就同浙江巡抚李天宠（1538年进士）一道被革职，李天宠和张经被处斩。13南京户部尚书杨宜（1523年进士）14，成为当年的第三位总督。胡宗宪当时只是都察院巡按浙江的监察御史，超擢为浙江巡抚。嘉靖三十五年（1556）二月，杨宜被革职，于是胡宗宪升任总督，浙江巡抚之缺由浙江提学副使阮鹗（1509—1567）继任。15但是在前线待了不到一年的赵文华，信心满满地认定局势已经得到控制，于是返回京师。
无论怎么看，1555年都是东南倭乱史上灾难最为深重的一年。16浙江的十一府州中，只有三个最偏远的内陆府州——中部的金华府、西部毗邻江西的衢州府、西南毗邻福建的处州府，在这一年中似乎没有受到侵扰。六个沿海府州，从北到南依次是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都惨遭劫掠，处于内陆的两个州——杭州西南的严州和杭州西北的湖州，也未能幸免。处于内陆的嘉兴府崇德县，县城被攻破，损失惨重。南至福建，北至上海、苏州地区，甚至长江三角洲的北岸也受到袭扰。一伙匪徒向西深入，穿过安徽，到达南京郊外，南京是明朝的陪都，无论是战略意义还是象征意味都非常重要。
官军面对1555年的劫掠活动并非毫无作为，但是总体上效果并不好，除了极少一些例外。官军最得意的行动要属王江泾大捷。王江泾位于浙江的最北部，一伙倭寇五月从沿海巢穴柘林（位于南直隶的金山卫以北）出发，在王江泾被总督张经设伏歼灭。张经不久就因为督战不力论斩。据记载，此役斩杀倭寇一千九百多人，归功于新到来的永顺、保靖土兵投入战斗，也归功于抗倭宿将卢镗、俞大猷（1503—1579）的指挥。17
图7-1 明嘉靖时期浙江的府城
1555年对苏杭要地的劫掠主要由徐海指挥，不久前在王江泾遭到重创的就是他的主力。徐海原是杭州古刹虎跑寺的僧人，法号“明山”，时人常常用法号称呼他。落草时间不详。落草后，因算卦灵验受到倭寇的尊敬，被奉为“天差平海大将军”。16世纪50年代初，他是倭寇诸头领中名头最响亮的。另外一个倭寇头领王直，号称“倭寇王”，盘踞在九州的五岛列岛。徐海的地盘在九州岛最南端的萨摩藩，他的手下主要来自萨摩和附近的出水、肥前。他在1555年的赫赫战功使他一跃成为最重要的倭寇首领。18
胡宗宪的难题与策略
1556年初，胡宗宪接过了抗倭的重担。他是江南徽州府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19做过两任知县，而后奉调入京，升任监察御史。曾出任北直隶巡按御史，巡按北方边境的宣大地区，之后调任浙江巡按御史，不久就参与到了抗倭的斗争中，并被超擢为总督。
史书上对胡宗宪的评价，大体是有智略、有雄心。他在浙江的任职是由于严嵩的提携，这很容易被解释为政治投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他都因此饱受争议。嘉靖朝政局复杂，宦途险恶。世宗皇帝（1522—1566年在位）即位之初，就因为“大礼议”与满朝文武对抗，后来反复地表现出酷虐不仁、喜怒无常的性格。16世纪50年代他沉迷于炼丹修道，将朝政交给大学士严嵩（1480—1565）20打理。严嵩把持朝政二十年（1542—1562），其子严世蕃（1513—1565）是他的帮手。严世蕃贪腐的恶名早已远扬，那时就被视作阿谀奉承、贪得无厌、私心自用的权奸。无论这个评价是否公允，在当时，如果一个人没有严氏父子的支持，不帮着他们中饱私囊，那他在朝中什么事也办不成。
1555年在浙江督师的赵文华就是严嵩的门生。赵氏为人傲慢贪婪，是抗倭的一大阻碍。总督张经和巡抚李天宠因为对他不够恭顺便遭到革职，但胡宗宪却很得赵文华宠信（事实上很可能是胡宗宪主动巴结），还通过赵氏得到了严嵩的信任，于是一举飞黄腾达。然而，胡宗宪的权位是岌岌可危的。就冲着他和严嵩、赵文华的关系，随时随地可能遭到弹劾。无论军情如何，弹劾的机会都俯拾即是，因为胡宗宪必须压榨自己的下属和百姓，才能给自己的恩公源源不断地“上供”。所以，1556年初徐海率部卷土重来时，胡宗宪面临的问题是多面的。首先，他处于动辄得咎的境地，落马的前任总督就是前车之鉴。为了防止朝中的弹劾给自己招祸，他必须维持严嵩对自己的信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避免军事灾难；为避免军事灾难，鉴于上一年一连串的惨败，他必须非常善用谋略。无论朝廷和百姓多么渴求一战“剿”灭倭寇，事实都反复证明，即使各省军队汇集江南，这一点也是难以办到的。而“抚”，对于朝廷或者倭寇双方，都不一定能够接受。北方边疆的俺答汗受抚就是因为边境贸易正常化，但16世纪50年代的明廷是坚决反对贸易正常化的。所有东南地区寇乱的根源，都是朝廷不肯给外人以常规贸易的机会。如果朝廷政策有变，并且赦免犯禁者，那么倭寇的大头领王直随时可以受抚。而1555年徐海抢掠得盆满钵满，他显然对现状特别满意。即使朝廷开出了招抚条件，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好处。1554年年中就有人建议用开放贸易之外的办法招抚,21并且朝廷也尝试批准了，但是招抚的风险仍然极大。
招抚的主要风险有三：（1）抚寇而没有足够的军力可恃，东南地区将可能出现大溃败；（2）招抚容易给胡宗宪落下“纵寇”的口实，这个罪名已经断送好多人的前程；（3）士气已极端低落，招抚可能会使士气瓦解。他们似乎相信，不管上一场战斗如何惨败，下一仗一定大胜。浙江巡抚阮鹗和浙江总兵俞大猷是胡宗宪的直接下级，都极力反对招抚。22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风险，1555年，时任浙江巡抚的胡宗宪向赵文华进言，倭寇不是单凭军事手段就能消灭的。他派出一个使团前往五岛列岛与王直谈判，借口是侦查倭寇在日本的巢穴，并争取日本官方与中国合作剿倭。这场谈判的结果又是另外一个重要而有趣的事件了，它的高潮是1557年末王直在宁波自首。23和本文直接相关的是， 1556年和徐海的整个较量中，胡宗宪一直在与王直谈判，劝服他帮助自己对付徐海。他一面向王直隐瞒朝廷的真实意图，一面向朝廷隐瞒他对王直的许诺。结果证明，胡宗宪是骗人的好手。
1556年徐海来到江南之前，胡宗宪派出与王直谈判的一名使者已经从五岛列岛返回，还带着几个倭寇首领，包括宁波人毛海峰，他又名王滶，是王直的义子和心腹。另外一名使者留在日本，事实上是留在王直处作为人质。而表面的理由是，日本列国林立，没有统一的政权，胡宗宪要求“日本王”镇压倭寇的信函需要逐个递送，速度自然会变慢。胡宗宪殷勤地款待王滶，努力让王直相信自己的真诚。而朝廷下令王滶亲自参与剿倭，以证明王直的忠心。
1556年初王滶在浙江与胡宗宪接触时，他透露，徐海带着他的萨摩手下要再次劫掠江南，对于王直无法干预此事表现出明显的歉意。二三月间，徐海果然在乍浦一带登陆，剿灭他成为胡宗宪的当务之急，直到八月，胡氏的精力都灌注在这件事上，虽然也不能完全搁置与王直谈判以及对付自己辖境内的其他倭寇的任务。
再谈谈浙西的可用之兵。整个战役展开的地区在传统上称为“浙西”，即杭州和杭州湾以北的地区。当时胡宗宪在这一地区可以依靠三类人。一是地方官吏：杭州、湖州、嘉兴三地的知府及其属吏（嘉兴尤其重要，是主要战场所在）；嘉兴府七属县的知县；省级衙门，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浙江都指挥使司；都察院派驻浙江的监察御史；浙江巡抚。府县官员有守土之责，所以掌握着一部分武装；监察御史和巡抚对本省军务有监督之责。
图7-2 浙西地区
图7-3 浙西地区的主要卫所
二是浙江都指挥使司掌握着浙江的常备军。24浙西有三个卫（官兵都是世袭），杭州前卫和杭州后卫，治所在杭州城中；海宁卫，治所在浙江东北沿海的海盐县城。理论上讲，每个卫都有五千六百名世袭的士兵和二十九名世袭军官。但是到了16世纪中期，卫所缺员的情况已经尽人皆知，而且各卫士兵是分散部署的。大约同时的史料表明，海盐驻军员额是一千二百四十人，海盐总部下辖人数不固定的卫所，驻守在南部澉浦和北部乍浦的有护墙的堡垒中。杭州卫辖下的一个卫所，驻扎在杭州和乍浦之间的海宁县城中。其他的卫所军队，常规的是七十人一队，分驻沿海的六个巡检司，给养由杭州和嘉兴两府供应。25其他卫所的士兵一定有派出任务，分作小队，驻扎海边星罗棋布的堡垒或哨所。杭州郊区有一个小堡，还有五个堡垒在澉浦周围，两个在海盐附近，十三个在乍浦与浙江东北省境之间。
哨所分布得更加均匀：杭州和海宁之间有六个，海盐和乍浦之间有五个，乍浦和东北省境之间有九个。26守卫内陆城镇的城垣和衙署，也需要卫所派人。假设浙西三卫基本满额，有一万至一万两千兵力，大部分兵力以及临时组织的团练，也是在固定据点守卫，不能轻易撤防。所以，可以调动的机动兵力肯定只占总兵力的一小部分。而且非常明显是，世袭的卫所军队早已不堪使用，即使是守卫据点，也恕难胜任。要想追击歼灭倭寇，需要组建特殊武装。27
第三类可依靠的人可以称为机动力量，28包括地方官、军官和非正规武装。巡抚和监察御史可以视为这个机动力量的组成部分，而浙江省的常规行政管理层则不属于。更特别的是，一名按察副使被任命为嘉湖兵备道，统辖浙西军务。浙西机动力量的军官——有正式的武官职务但是另有差遣——包括浙江总兵官（浙江的最高前线指挥官），以及副总兵官；驻扎海盐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参将；驻杭州的浙江游击将军。这些军官统率的机动部队，无疑是从各卫所和部队抽调的，但是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包括了特别招募的当地雇佣兵（募卒），以及外省派来支援浙江的军队。明代的惯常做法，就是将华中或者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军队派出支援外省，但在16世纪50年代的抗倭战争中，这些军队也并不那么可靠。
据当时的史料记载，1556年初胡宗宪就任总督时，他的前任总督从四川、湖广（包括今天的湖北和湖南两省）、山东、河南借来的军队都已解散且返回原籍了，原因是赵文华向朝廷保证，沿海的倭寇已经得到控制。胡宗宪手下的主力只有三千募卒，不堪作战。他唯一的专门预备队是一千名来自今天湖北容美的土兵，以及游击将军宗礼（1510—1566）从华北地区招募的八百人。29以上估计可能不包括总兵官俞大猷和副总兵官卢镗所部，俞卢二人都是在沿海地区久历战阵的宿将。以上的估计还不包括胡宗宪管辖范围内可以调派的常备军和非常备军，比如现在江苏省境内的部队和杭州湾以南的浙江省军队。在浙西一地，能够立即投入进攻徐海的战斗的机动部队接近一万人。
1556年胡宗宪和徐海的较量
关于16世纪50年代的抗倭战事，史料非常丰富，有当事人自己的记载，也有其他时人的记载。朝廷非常重视倭患，当时官方的编年中收录了很多相关文献。东南是人文渊薮，当时东南的士大夫对倭患有亲身的经历与观察，留下的关于倭患的文字甚至更多，例如著名的文学家归有光（1506—1571）、唐顺之（1506—1560）等都有关于倭患的文章。30不幸的是，对于理解范围如此广泛的众多事件，这些史料的价值是不确定的；它们对某一事件的时间和结果的记载，常常语焉不详，甚至相互抵牾。后世的中日史学家披览搜辑甚勤，力图书写可信的倭乱大事记，做出可信的分析。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解决，甚至简单的时间问题都没有厘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