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尔强调，在元末的乱世中，中国筑城城市非常普及，在1368年达到顶峰，那正是明朝驱逐蒙古统治者、统一中国的第一年。但是在城市之间，“交通线是长江及其支流”。所以，这一地区军事史的关键在于运送军队，以舰队围城。发生在1363年的鄱阳湖水战，就是一支舰队要解围一座被另一支舰队围困的城市。关于此次战役的史料极多，而研究极少。
德雷尔分析了朱元璋的烦恼。朱氏政权要同时对付上游和下游的两个对手。朱元璋在舰船上似乎也居于劣势。他的水军跟德雷克的舰队类似，灵活不易搁浅，但船体比敌军小。朱元璋英明的领导和部将的忠诚弥补了这一不足。敌军的三层楼船如移动的堡垒，可以把高高的船尾直接抵住沿河的城墙，供士卒架上天梯直接攻城。水战中，双方舰船互相投射火弹，同当时的围城战一样。最后，朱氏军队把握有利风向，施放火船，敌军避无可避，最终惨败。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主任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对于蒙元王朝和元末汉人起义有着特别的兴趣。261970年12月，他在美国历史学会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清晰地阐述了15世纪中期的明蒙关系，勾勒出1449年土木堡惨祸的来龙去脉。贪婪、自私、愚昧的宦官王振为了耀武扬威而出师边塞，导致皇帝被俘。这一事件让人警醒，朝廷是如此容易被妄人把持。当宫里的大太监可以指挥兵马、玩弄将帅于股掌之间时，不待外敌入侵，明朝自己就会垮掉。牟先生还指出，1449年之后，明朝固执地以被动防御应对蒙古的威胁，结果和汉朝一样没有认识和利用游牧民族对贸易的兴趣（1514年之后，中国对待欧洲的政策仍是如此），导致了亡国惨祸。
密歇根大学中文与历史教授贺凯（Charles O. Hucker）是当今方兴未艾的明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研究明朝政府的整体架构，尤其是监察制度，以及晚明专权的宦官与东林党的斗争。27在本书中，他考察了胡宗宪对付1556年沿海和长江三角洲倭寇的诸般手段，这些倭寇以日本最南方的几个岛屿为基地，此时的倭寇之中，中国海盗的数量比日本浪人还多。倭寇其实和同时代的葡萄牙、英国及其他海盗一样，伴随世界各地海上新商路的开辟而大量产生。对中国来说，他们只是海路来的“匈奴人”，只做些神出鬼没、烧杀劫掠的勾当，却没有问鼎中原的远图。16世纪50年代明朝应对倭寇表现出的被动姿态，与以往在长城沿线表现出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朝的办法不是组建一支海军，打造海上的对等力量，而是在沿海建立哨所、碉堡、灯塔，由小股军队守卫，增援部队往往要等倭寇深入内地、造成严重损失之后，才会向事发地集结。身为浙江南直隶总督的胡宗宪，手头没有什么资源可以依恃。贺凯非常老练清晰地将胡宗宪运用的种种手段，抽丝剥茧，娓娓道来：便宜行事之权、笼络、收买内奸、毒酒、道德、假情报、拖延、美女、立誓、贿赂、宴飨、恐吓、哄骗、暗杀、强攻。最终将徐海消灭。这可谓是权谋的集大成，远非头脑简单的武夫所能胜任，说明了为什么这种典型的中国式战争非常值得研究。贺凯发现，胡宗宪和他的部下在应对瞬息万变的局势时，有着高度灵活的手腕，同时展现出他们的责任感、主动性和警惕心。
战例研究首先应该关注诸如战役、战斗之类的核心军事现象，类似于1851年出版的爱德华·克里希（Edward Creasy）的《十五场世界经典战役》（Fifteen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orld）。每一位作者，虽然都应该从最基本的层面着手，但是也展示出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领域尚未开发的广阔空间。可以预见，为了回应新的问题，会出现许多基于中日学者既有研究的更深入的研究。
众多军事制度中，唐初的府兵制是需要格外仔细研究的一个。在府兵制下，六百个军府分地域管理在籍的自给自足的府兵。朝廷需要时就从中征调兵员，统一指挥。28屯田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最初屯田是大部分由犯人组成的自给自足的军事社区，驻扎在边境防备胡人。后来辽金元等异族征服王朝的朝廷为防备汉人，在汉族地区的战略要地也搞起屯田。明代的主要军事机构是卫，由世袭的职业军人组成，编入军籍，独立于地方行政系统。明朝约有五百个卫，其中有些在汉族地区，有些在边疆的游牧部落中组建。清代实行八旗制度，在原有的满洲八旗之外，又增加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通过八旗制度，满洲和蒙古的部民得以被纳入官僚机构的管理，而为其效力的汉人则成为包衣。现在已有大量关于军事力量制度化手段的中文和日文的学术文献。
上述制度创立和运作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军事思想，同样很值得研究。比如，孔飞力指出，19世纪中期镇压叛乱的官员深受明代将领的著作的影响。例如戚继光（1528—1587）极其重视官兵对将帅的个人忠诚：“每一级的官员都挑选自己的下属，其在公的权威也由于私人的忠诚而加强。”29从晚清的曾国藩到民国的冯玉祥和蒋介石，用的都是这套办法。30
中国的战争之道
许多中外的军事经验是可以直接比较的。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各个方面的比较当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还要等高人来解决。例如：中国的匈奴人和欧洲的匈牙利人；31732年的图尔战役（又称普瓦捷战役），法兰克人在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的率领下击败了阿布德·拉赫曼（Abd-ar Rahman）率领的阿拉伯入侵者，而751年的怛罗斯战役，阿拉伯人打败了由高丽人高仙芝率领的向西扩张的唐朝军队（高氏于747年率军翻过帕米尔高原）；还没有弄清楚的中国、近东（西亚）和欧洲之间的军事技术的互相传播，包括战车、弩、马镫、火药和火器等；中世纪遍及欧亚大陆的攻城技术；蒙古战争机器和定居的汉族、波斯、南俄社会的相遇；中国、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负责官廷侍卫和外地驻防的军事力量，包括包衣、旗人、马穆鲁克和苏丹亲兵；倭寇和诺曼人。每个读者都能自己列出一张可供比较的清单来。
汉学研究中有一个误区，就是喜欢强调中国的独一无二，比较研究恰能揭破其谬误。然而，中国特殊的地理和历史的烙印确实存在，中国思维和行为的特殊习惯便由此产生：
轻视武力和英雄主义，不以为荣，更喜欢用非暴力的手段战胜敌人或者达到自己的目标。在中国人看来，军事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克敌制胜的多种手段之一。军事指挥权不应该交给纯粹的武人，因为他们所受的训练使他们的眼界不够开阔。
陆战传统深厚，倾向被动防御，喜欢将进攻者搞得筋疲力尽，或者与叛军达成和解，这样会比消灭他们的成本更低。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海军发育不良。32明清两朝对付海上侵略者的办法，并不是控制洋面，而是用对付陆上入侵者的办法——坚壁清野。将人口、粮食和其他物资都集中到城中，使入侵者缺乏补给，自行撤退。16世纪明朝为了抵御盘踞日本的海盗、17世纪清朝为了防备郑成功麾下的反清水军，都曾将沿海地区的人口和物资全部内迁。迁海给百姓带来巨大苦难，也中断了海上贸易。然而，中国东海不是亚洲内陆的草原，所以迁海政策最终劳而无功。令人称奇的是，这一政策竟然真的执行下去了。
军事同官僚主义联姻，而不与商业扩张结合，尤其不过问海上扩张。欧洲从十字军东征起，军事就同探险、海盗、大宗商品贸易、殖民地和海外帝国联系在一起。而中国则不同，她反对将商业作为高层政策的目标。国家收入来自田赋、盐税和徭役，个人牟利则要靠官僚特权。在中国人看来，武官贪墨的危险不存在于掠夺战争中（这是胡人才做的事），而存在于惩罚性战役之中，因为大多数军费会落入将领个人的口袋。这里武官模仿的是文官的贪污方式。
目前，我们还处在无知的状态，所以可以比较轻松地做出以上的概括。经过深入研究之后，反而难以这么轻松了。中国式战争的牵涉面极广，进一步研究的空间非常广阔。
1Walter Millis，Military History（Washington D. C.，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61）。这部著作博大精深，却没有提到亚洲的情形。大多数军事史的研究著作都是如此。例如Edward Mead Earle，ed.，Makes of Modern Strategy：Military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4）。
2George Babcock Cressey，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New York, McGraw-Hill，1934），p.38.
3对于春秋与战国的起止时间，学界似无定论。国内有观点认为，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为春秋时代；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为战国时代。——编者
4见本书小基尔曼的文章《早期中国战争的模式与诸阶段》。
5入江啓四郎：《中国古典と国際法》（東京，成文堂，1966）。较早的研究可参看Richard L. Walker，The Multi-state System of Ancient China（Hamden， Conn. Shoe String Press，1953）。
6Cho-yun Hsu，Ancient China in Transtion：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722—222 B.C.（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59.
7想总体上了解中国古代军事技术，请参见Joseph Needham and others，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of Press，1971）。这部多卷本著作最新出到第四卷第三部分《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
8Samuel B. Griffith，trans，Sun Tzu：The Art of War（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毛泽东的战术原则也受到了《孙子兵法》的影响。
9关于律法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参见Derk Bodde and Clarence Morris， Law in Imperial China（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t.1。
10Herrlee G. Creel，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vol.1：The Western Chou Empi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11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见John K.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12关于末代昏君的刻板印象的研究，见Arthur F. Wright：“Sui Yang Ti”，in A. F. Wright，ed.，in Confusion Persuas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62ff.。
13H. G. Creel，“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The Origin of Hsien”，Journal of Asia Studies23.2：155—184 （February，1964）.
14关于文主武从现象的案例研究，参见 Jung Pang-lo，“Policy Form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on Issues Respecting Peace and War”，in Charles O. Hucker ed.，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Seven Studie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pp.41—72。
15Mary Clabaugh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chap.6.
16Herbert Franke，“The Omnipresent Executioner：A Note on Martial Law Medieval China”，这是一篇参加1969年中国法律传统学术会议的论文；Zum Militärstrafrecht im chinesischen Mittealter，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Sitzungsberichte，1970，vol. 5（München，1970 ）。
17H. G. Creel，“Fa-chia，‘Legalistsor’‘Administrators’？”《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增刊四，（台北，1961），页607—636。
18Samuel B. Griffith，trans，Sun Tzu：The Art of War（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19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2d ed.（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51 [1940]）；and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Collected Papers，1928—1958（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See also Wolfram Eberhard，Conquers and Rulers：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2d ed.（Leiden，Brill，1965）.
20Jonathan D. Spence，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案例研究，揭示了满洲统治者如何利用汉人统治中国。
21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最新成果是J. V. G. Millis 翻译并作导言的马欢著作《瀛涯胜览》（Ying Ya Sheng Lan：“The Overall Survey of Ocean’s Shores [1433]，”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Hakluyt Society，1970）。
22关于地方士大夫转变为军事领袖的潮流，可参考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重要研究：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23Frank Algerton Kierman，Jr.，Ssu-ma Chien’s Historiographical Altitude as Reflected in Four Late Warring States Biographies(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62），published in the Series Studies on Asia（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for the 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
24Michael Loewe，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vol. 1：Historical Assessment；vol. 2 Documents（Cambridge， 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 本研究基于七百余枚居延汉简。从1927年开始，考古学家在额济纳河畔的古居延地区（汉代的西北边塞）陆续发现了万余枚简牍，年代在公元前后一百年间，这七百枚就是从中选出的。鲁惟一在劳幹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研究了来自前线的简牍，厘清了汉代军事组织及其运行的基本情况。随后他又更进一步，写出了 Everyday Life in Imperial China During the Han Period，202 B.C—A. D. 220（London，B. T. Batsford，Ltd；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68）。
25傅海波的作品有：Geld und Wirtschaft in China unter der Mongolen-herrschaft：Beitra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Yuan-zeit（Leipzig，Otto Harrassowitz，1949）；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sberiche Band 19，Sinologie（Bern，A. Francke AG，1953）；Das chinesiche Kaiserreich（Frankfurt，Fischer Bucherei，1968）；此外，他还与陶泽德（Rolf Trauzettel）共同撰写了一部截至1911年的中国通史，并独立撰写了大量文章。
26牟复礼除了许多论文，还有以下研究成果：The Poet Gao Ch’i，1336—1374（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New York，Knopf，1971）。现在正在研究元末明初的历史。
27尤其需要关注以下成果：Charles O. Hucker，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1368—164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The Tung-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in J. K. Fairbank，ed，Chinese Thoughts and Instit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1944—1946年，贺凯的军事史研究是在美国空军第五航空队开始的，他全面了解了美国西南太平洋司令部的战斗机和空中预警机活动的情况，撰写了大量著作。据说这些著作依旧被秘密保存在圣路易斯（St. Louis）附近的一个仓库里，以备后世之用。
28相关研究的综述，见Kuhn，pp. 15—20。
29Kuhn，p. 125. 还可参考James F. Millinger，“Ch’i Chi-kuang：Chinese Military Official，”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1968。
30重点参考James. E. 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ü-hsian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chap. 4—5。
31Frederick J. Taggart对公元57—107年的汉匈战争和罗马与蛮族的战争做了开创性的比较研究，但是汉学家们并未继续深入研究下去。参见Frederick J. Taggart：Rome and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39）。
32这对于19世纪的观察者来说是不言自明的。李约瑟的研究显示，在1161年的一场水战中，宋朝曾派出战船340艘、水军52 000人；1281年，蒙古征讨日本，动用战船4400艘；郑和最大的宝船长达449英尺（约137米），装有9根桅杆，现在已经发现的船舵直径有20英尺（约6米）；明朝水军有舰船3800艘，最大者可装载1000人。
先秦战争的模式与诸阶段
小弗兰克·A. 基尔曼（Frank A. Kierman，Jr.）
虽然先秦的史料真伪互现，但是要从中梳理出战争的几个阶段是可以办到的。战争的各阶段和战斗的诸模式，主要见于《左传》和《史记》两部经典。而《左传》中军事史的材料更为丰富。它是对东周（前770—前403）时期政治史的一份独立记载，成书时间大约在前4世纪晚期到前2世纪早期。《左传》是以为《春秋》作注的形式流传至今的。《春秋》是一部简要的大事编年，记载了始于前722年、止于前481年的历史。《史记》是由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所修，修纂的时间跨越公元前100年前后的数十年。《史记》囊括了从黄帝到司马迁所处时代的全部历史。但它记载最为翔实是春秋之后的史事，其中战国、秦朝、楚汉争霸和汉初百年尤其详尽。两部史书将那些兵戈扰攘的年代和数百年的变迁展现在我们眼前。
如果你了解一点春秋时代的社会背景，你就能猜到当时的战争是非常仪式化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后世的中国人大概是鄙夷武人和战事的，我们也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所以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东周时代的中国人而言，战争是君德的终极试金石。一次战争就好比一次大型的占卜，天意会肯定或否定一个诸侯的统治。如果换用更理性的说法，这是一种将战争和终极的风险与胜负联系在一起的意识。
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左传·成公十二年》）
这段名言，尤其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句，凸显了战争与庄严仪式的关系。战争的胜负反映了民心，也影响着民心。任何一场战事的胜负都会造成一个新局面，有的邦国可能因为激发了美德而更强大，有的则沮丧地意识到自己致命的缺陷。战争是礼制的一部分，而礼制维系着现实社会与祖先精神和宇宙秩序之间的联系。所以不奇怪，史书上对那个风云激荡时代的战争叙述，除了实际的军事行动，很大篇幅都在讲冗长的战前准备和战后的解释思考：治国理政；为军事行动寻找道德正当性；收集和评判敌方情报（包括敌方君主和国家的道德水平与士气）；占卜；公开挑战；占据预定战场的有利地形；在战前挑战逞威，展示武力和决心；战后从道德和实战角度进行记录，不管是否符合实际。
《左传》中有大量关于战争的记载，但是大多过于简略，意义晦暗不明，没有明白告诉我们，仗究竟是怎么打的。《左传》中记载的数百场战事中，有46场材料充足，能供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在这46个战例中，有11例异乎寻常地篇幅长、细节多、刻画精，或者技术上很有趣；其中4个尤其出众，因为《左传》里会反复提及，有的是直接重复，有的是间接涉及。这几个战例应该是被视作历史意义重大，应该被引为殷鉴的。这些战役是：晋楚城濮之战（前632年），其中陈蔡两国作为楚国的与国参战；晋楚邲之战（前595年）；齐晋鞌之战（前588年）；晋楚鄢陵之战（前575年），其中郑国作为楚国的与国参战。最为有趣的大概要属城濮之战了，因为《左传》中呈现了此战的大量细节，足以让我们画出战斗的示意图，对战事的进展过程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把握。
中国古代史书的记述中到底有多少创造性想象，或者用一个当今文学研究者爱用的词，到底有几分“小说化”？这个量是没法精确计算的，但是一定极为可观。此外，军事事件的特殊性很强，军事史从来都是光怪陆离的。一场战役就如一段演奏完毕的音乐一样独特和容易消散，并且更加复杂。甚至到如今，战况最激烈的时候，战地演说都难以当场记录下来，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自古以来中国士兵的话多是在压力下说的违心话。但是还有一些事件在《左传》中的记载看上去很短，写实性却引人注意，应该是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当时的情况。在邲之战中，一辆晋国战车撤退时陷入土坑，楚人竟然教晋兵丢弃一些东西以减轻车重，帮助晋人战车逃出土坑。晋人非常窘迫，对敌方的建议也很疑惑，冲帮他的楚人咆哮：“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我们逃跑的经验果然没有贵国丰富啊！”虽然无礼，但挺可信的。
不管我们对《左传》细节的可靠性多么怀疑，但是比较清楚的是，春秋时代的战争严格按规程进行，等级森严，举止文雅。有些战争的记载至少作为背景是可信的，从中可以爬梳出不少关于装备、阵形、战术和谋略的细节。此外，《左传》内在的矛盾给了我们信心：大多数材料还是有史学价值的。例如，贬低暴力却有热血的战争描写；又例如霸主追求道德优越性来减少自己的困难，却永远面临困难。况且，《左传》对军事如此重视和尊敬，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其可靠，因为这种重视与后世的情感是格格不入的。如果在帝制时代，你有可能说，这种对战争的重视只存在于受命于天的概念中，在天之下，开国君主以武力夺得大位被确定为正当的，仅仅是因为他打赢了。
我们可以把先秦的战争叙述划分为几个阶段。我的想法是：某些元素在同一叙述中会重复出现，某些元素在特定的史料里经常被遗漏，当然有一些元素会同时出现：
一、战前
1. 精神准备
① 解释预兆或梦境
② 占卜
③ 根据以往的作为，估计道德优劣（balance）
2. 搜集情报，评估局势
① 侦查，观察，用谍
② 考虑地形、兵力、武器、士气和双方主帅的性格，以及第1项中列出的各种因素
③ 摸清预期的盟友、中立方与敌方的立场
3. 安营扎寨，展开部队（包括为特定的战略提供特殊装备，并且提前警告己方的弱点）
4. 决定是否开战
① 是否有利？
② 是否可能？
③ 敌军会怒而进攻还是惧而撤退？
5. 最后的准备
① 饱餐
② 激励士气的演说，祝祷，与神灵、祖先沟通，等等
③ 表现个人的英雄主义，挑战，等等
④ 列阵，制定作战计划
二、战中
1. 决定是率先进攻还是静待反击
① 取攻势的好处
② 取守势的好处
2. 作战
① 信号和其他控制措施
② 应对敌军的进攻；临机应变
③ 实施己方的作战计划
④ 利用上文提到的种种元素实施心理战
三、战后
1. 利用战役造成的新军事形势
① 胜者乘胜追击，败者或自杀，或投降，或逃逸
② 俘敌
a 杀俘衅鼓（将俘虏的血涂在鼓上）
b 扣押人质索取赎金，“割左耳”
c 用俘虏做奴隶
③ 恣意享用战利品
2. 凯旋或败归
3. 利用新的政治形势
① 割地，在新获的城邑驻军、筑城，或拆毁旧城
② 结纳新的盟友或失去旧的盟友
4. 将物质和精神状况记载下来
战前准备占卜
占卜有蓍草、龟甲、星象、解梦或解释预兆等种种形式，在《左传》中非常普遍。1如果任性地拒绝接受占卜结果，便会招致祸端。连卜两次也是可耻的，占卜的人接受了更有利的那个结果尤其可耻。办大事之前，用占卜寻求信心是没问题的，但是寻求第二次是不行的，即便占卜的规则非常模糊、而且君主在冒险行动前非常紧张也不行。《书经》记载舜帝的话：“卜不习吉”。2
公元前525年，吴伐楚，楚国令尹阳匄占卜战事，不吉。楚国司马子鱼说：“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马令龟，我请改卜。”（我军居于河流的上游，怎会不吉？按照楚国的传统，龟甲占卜应该由司马掌管，我请求再卜一次！）第二次占卜的结果是：“鲂3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子鱼及其家兵战死，楚军继续战斗，大概能大败敌军吧！） 这次结果是吉利的。
于是吴楚交兵于长岸（今安徽当涂），战斗很激烈，子鱼和他的部下在第一轮战斗中就阵亡了，但楚师大败吴师，而且截获了吴王的乘舟“馀皇”。吴军统帅公子光对将士们说，失却吴王的座舟是一桩重罪，全军都难逃一死。于是众人决心去追回“馀皇”。他们选了三个有长须的人，可能是扮作楚人（吴人只留一点点胡子），潜伏在“馀皇”周边。其他吴军偷偷靠近时，大呼“馀皇”，三人也呼“馀皇”相应。楚人杀掉了这三个内鬼，自己却方寸大乱，被吴人击溃。吴人取“馀皇”而回。于是，卜辞以一个极其微妙的形式应验了：楚军的确按照卜辞赢得了这场战斗，却输掉了整场战争。此事成了对重复占卜的警示。
《左传·哀公二十三年》还有一处谴责重复占卜的记载，当时齐晋交兵：
将战，长武子请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龟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齐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辞伐罪足矣，何必卜？”
还有说得更明白的。《左传·哀公十年》记载，晋国赵鞅率兵伐齐，有大夫请赵鞅再卜一次，赵鞅说自己已经卜过了，“事不再令，卜不袭吉，行也！”（一件事不卜两次，卜第二次也不会再得吉兆，直接出发吧！）
如果某国能有一名临危不乱的使节，那么将占卜与外交刺探结合起来，或许能收到和心理战同样的效果。临危不乱的品质在先秦极受推崇。楚吴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吴王派弟弟蹶由犒劳楚师，借此以窥楚师虚实，却被楚人俘虏（《左传·昭公五年》）。楚王打算杀掉蹶由，用他的血衅鼓。他问蹶由，来犒师前是否占卜了？蹶由答道，已经用“守龟”占卜了，结果是大吉。“守龟”是国家珍藏的佑国重宝。4吴王曾问：“余亟使人犒师，请行以观王怒之疾徐，而为之备，尚克知之？”（我现在赶快派人去犒劳楚师，让他去观察楚王的怒气是急还是缓，因而做出防备。我们能够探知情况吗？）占卜的结果是：“克可知也。”（可以探知。）于是蹶由指出，楚王震怒到要杀使臣，吴国知道消息会早做防备，这对吴国是好事。他打了个机智的比方，一下就熄灭了楚王的怒火：“一臧一否，其谁能常之？城濮之兆，其报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报志？”（祸福之事谁能料定？城濮之战前楚国占卜得吉，结果失败；而吉兆应在了邲之战楚国取胜；我这次卜吉得凶，吉兆恐怕就要在吴胜楚败上应验了。）果然，楚人发现吴国早有戒备，武装游行一番后无功而返，蹶由成了人质，被带回楚国。于是，蹶由一方面机智地利用庄严的占卜的严肃性，一方面提醒楚国，吴国会像楚国报复晋国那样报复楚国，使得楚国的战役流产了。而对贵族俘虏险些被杀了衅鼓的描写，可能是为了展现蹶由的临危不惧的大勇，顺便把楚国描绘成半开化的蛮子。
也不是每次打仗都要占卜。有人劝楚国的斗廉暂缓出师，集结更多兵力，并卜问凶吉。斗廉回答直截了当：“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左传·桓公十一年》）今天看起来，有些占卜的方法未免太儿戏了。例如，楚师伐郑，威胁晋国，晋君很忧虑。师匡说：“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没事的，我高声唱了北方的曲子，又唱了南方的曲子，南曲音弱，多是预示死亡的调子。）当时的乐师多为盲人，人们认为他们有着协调天人的特殊能力。善观天象的董叔接着说：“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天道大多在西北方，楚人出征不合天时，一定失败。此条和上一条均见《左传·襄公十八年》。）
寻找可能的盟友
春秋时代的联盟，分分合合，风云难测，需要保持极高的警惕。《孙子兵法》很重视寻找盟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5，把拆散敌人的联盟当作战争的次优手段。春秋时代的军情政局波谲云诡，国与国之间关于结盟的讨价还价从未停止，哪怕第二天就翻脸。《左传·文公十二年》记载了一个例子，秦国为了对抗晋国，遣使求援于鲁国，此举是为了压制或者夹击晋国，因为晋在秦之北，鲁在晋之东南。几年前的崤之战中（《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西乞术曾被晋师生擒，秦国派他去可能是出于增加说服力的考虑。
我们可以推测，《孙子兵法》倡导这种“伐交”与结盟，因为鲁国是大国，与晋国结盟时不必像许多小邦和大国紧紧绑在一起，而能保持一定的独立。小国在“以小事大”的关系中没什么选择，与其说是大国的盟邦，不如说是附庸。
当结盟非常关键或非常敏感的时候，参与者就会郑重其事。城濮之战的记载中，楚国和宋国的城下之盟，就是一个为军事目的而庄重结盟的例子。《左传·成公元年》则记载了一个反面案例，告诉我们只顾军事目的而背信弃义将如何遭受惩罚：
元年春，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单襄公如晋拜成。刘康公徼戎，将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神人弗助，将何以胜？”不听，遂伐茅戎。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
不消说，盟约经常是强扭西瓜，弄得大家对盟约本身也看得轻了，这里就有个例子。宋国大夫把晋楚两个冤家拉到一起会盟，《左传·成公十二年》记载了誓文：“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三年不到，撮合晋楚的宋国大夫华元流亡国外，次年晋楚便在鄢陵大打出手（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挑战
用敢死之士显示武力，或掠阵敌前，或突入敌阵，都可用作激怒、震慑敌军，或是挑动敌军进攻的手段。挑战的分寸是可以自觉把握得很精准的。邲之战前楚人的挑战便是一例：
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菆6，代御执辔，御下两马，掉鞅7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晋人逐之，左右角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矢一而已。麋兴于前，射麋丽龟。晋鲍癸当其后，使摄叔奉麋献焉，曰：“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鲍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既免。（《左传·宣公十二年》）
这种既勇猛又心细的人是很少见的。一般的挑战只是用勇猛与蛮力让敌人害怕，而不是用精确的技巧和镇定的心态让敌人佩服。鞌之战中的例子更加典型：
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馀勇！”（《左传·成公二年》）
这挑战8究竟是出于上命还是自发，还不得而知。如果我们以这两个例子为基础分析，其效果是出乎意料的：虽然高固有英雄行为，但是齐国还是在鞌之战中战败；而三位楚国武士的联合表演则是一场大捷的前奏。非常明显，就在许伯、乐伯和摄叔的英雄行为之后，晋国勇士赵旃和魏锜心浮气躁，请求去楚军阵前挑战都没有获准。但是他们都被派去楚营，一个人传了话，一个人提议会盟。赵旃抓住机会自作主张采取行动。送去挑战信之后，他被楚国的潘党所追，追至荧泽，赵旃发现六头麋鹿，便射杀了一头送给潘党，说：“子有军事，兽人无乃不给于鲜？敢献于从者。”9（因为您专心于军事，掌管狩猎的官员恐怕不能供给足够的鲜肉吧！请把这些野味拿给兄弟们分了吧！）于是，潘党命部下舍去不追。作为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此举不但可称成功，而且可谓风雅，但也是晋国失败的序曲。赵、魏二人的作为和楚国三勇士的行为相似，射麋鹿献给追击者尤其如此。可以想见，史家删改史书时，只要想多来一点生动的细节，就可以信手添入一些这种小插曲。这些细节并没有增强《左传》的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