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件事有惊人的相似。主人公都以显示道德高尚的好客姿态，从容自信地应对敌人的武力。这是一种儒家的大勇，在当时很受推崇。
在错误的语境下，挑战只是鲁莽之行、德衰之象，而不是军事上的机智：“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两个月后，秦国军队在崤谷败于晋和姜戎。不用讲，秦人敢在天子宫阙前放肆，无非是因为当时的周王室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
物质准备
战前，肯定要有一些常规的准备工作。《左传·文公七年》对晋国在令狐之战前的准备描绘得简练而到位：“利兵，秣马，蓐食，潜师夜起。”10（把武器磨锋利，把马喂饱，把粮草囤足，夜间出动军队。）更简单的，从个人视角出发的如下：“将战，吴子呼叔孙，曰：‘而事何也？’对曰：‘从司马。’王赐之甲、剑、铍，曰：‘奉尔君事，敬无废命。’”11
统帅的果决、效率、审慎，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晋将遁矣。雍子发命于军曰：‘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简兵搜乘，秣马蓐食，师陈焚次，明日将战。’行归者而逸楚囚，楚师宵溃。”于是晋国肃清了边境，摘得了胜利的果实。
单纯做军事准备而违反礼节，也是徒劳的。这一点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有生动的论证。当时宋国的大夫又要斡旋晋楚会盟。
辛巳，将盟于宋西门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诸侯之师，以为不信，无乃不可乎？夫诸侯望信于楚，是以来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诸侯也。”固请释甲。子木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将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将逞乎？……”赵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为不信，犹不可，单毙其死。若合诸侯之卿，以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必莫之与也，安能害我？”
所有这些都很好地体现了儒家道德。子木所说的“利”和孟子见梁惠王所说的“利”是一样的。这场对话后，晋国的谋士继续对在这个环境中楚国任何要出手的举动进行限制。楚国需要同时对付宋晋两方。一旦有事，可以迅速避入近在咫尺的宋都城门。然后他再谈了违反了道德的实际后果：“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诸侯，而称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这种不切实际的道德主义，当时却认为对大国是适当和有利的，对小国来说却是无力承担的奢侈品。他们反复地被建议守住城墙、城门，不能放下武器，不能撤下卫兵，这种态度极大地减少了关于战斗的物质准备的记录。我们知道大国都会有所准备，但并不清楚他们究竟做了哪些事，更不知道是怎么做的。我们能知道的顶多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情形。比如，军队经常会清理宿营地，铲平灶台，烧掉扎营的地方——但我们全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可能这是为了把择定的行动区域清理出来，让战车和步兵的作战没有不必要的阻碍和危险。铲平旧营盘也可能有非常重要的仪式性的意义，比如渡河之后烧掉船只，这个行为象征着与过去一刀两断，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并且全力应对此举带来的新形势。
情报与安全
知己知彼、迷惑敌人在军事准备中至关重要。12《左传》中记载了大量的秘密行动和用诈。楚人利用随国将领的虚荣心，故意展现出凌乱的军容，成功地诱使随国国君下令进攻，一位明智的谋臣也没能劝阻他（《左传·桓公六年》）。
直接观察是收集情报的常用手段。在晋楚鄢陵之战中（《左传·成公十六年》），楚王登上用来瞭望的巢车，讨论观察到的情况：
楚子登巢车，13以望晋军，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军中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贲皇在晋侯之侧，亦以王卒告。
楚人在琢磨晋人的意图，反之亦然。14楚军已经逼近晋军列阵，之后就按兵不动了，晋人觉得奇怪。晋大夫栾叔认为，楚军轻佻，如果晋军坚守营垒三日不出，楚军必退。而另一个大夫则列举楚国六个弱点，请求速战。最关键的建议来自楚国叛逃过来的苗贲皇，其他人都说：“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告诉晋君楚师的精锐所在：“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晋厉公认为苗贲皇的建议可行，于是占筮，果然预言胜利，所以厉公采纳了苗的建议。
从敌方叛变而来的人的建议经常被采纳。受信任的变节者，比如析公，就坐在晋君的战车后面，被奉为“谋主”（《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左传》上至少有两处（都见于《左传·文公十二年》），都特别记载战车上坐有四个人。这第四个人大概就是谋士，而且往往是归降来的。15
情报工作的另一方面是阻止敌人获知关键信息。这一点在春秋时代也有体现。比如，鲁哀公六年时，楚昭王卒于军中，“（子闾）与子西、子期谋，潜师闭涂，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后还”。
公开决裂
晋国派吕相与秦绝交的宣言，是《左传》中的一篇经典文字，用语考究，辞采雅致，是战国时代许多类似文章的先河，但其确实实际发生过的可能性很小。理雅各就指出，《左传》有许多失实的表述。16
比这些掷地有声的宣言更令人惊奇的是，很多情况下，在宿命论、命令或预兆的驱使下，战士们即使相信此战必败、自己会死于非命，他们还是会回到战场上。例如，邲之战前，晋国大夫抱怨：“郑人劝战，弗敢从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师无成命，多备何为。”（《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显然与指挥官应该有的高昂斗志格格不入。
还是有些宣言比吕相的真实性高的，比如城濮之战的宣言就很可信。这些话颇像两个很有文化的橄榄球四分卫在关键的比赛之前当着记者的面讲给对方的话。这种体育竞技的氛围可能并非完全不得体。因为当时的战争和狩猎非常相似，狩猎本身就是军事训练的一部分，而且和打仗一样也是一种占卜，仔细揣摩打到的猎物，就能知道它们预示着什么。
兵戎相见：战争行为
《左传》中有不少栩栩如生的画面，比如在邲之战中：
孙叔曰：“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左传·宣公十二年》）
又如鞌之战：
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17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左传·成公二年》）
上述这些人都是贵族。对现在读者来说，“贵族”一词意味着什么都会一点、却都不专精的人。然而，以武艺、精神、坚毅和忠贞衡量，春秋时代的贵族是专业的武士。表面上的繁文缛节无法掩盖一个基本事实：他们在最严酷的考验下投身于自己君主的事业，其精神是荷马式的，有着传奇一样的果决（flatness）与包容（universality）。
实际的战斗要遵循一套准则，其大概内容可以从《左传》的叙述中推演出来，其中有些确实会让今天的读者摸不着头脑。比如，鲁昭公二十一年，宋国的内战中发生了惊人的一幕，旋涡的中心是华氏一族。而按惯例，许多大国都出面调停，宋公子城的战车和吕封人华豹的战车相遇了，公子城调头要走，“华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将注，豹则关矣。曰：‘平公之灵，尚辅相余。’豹射，出其间。将注，则又关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华豹喊：‘城啊！’公子城大怒，又折返回来，刚搭箭上弦，华豹已经拉满了弓。公子城说：‘平公的在天之灵，还在保佑我呢！’18华豹果然没有射中，公子城又要搭箭，华豹又已经拉满了弓。公子城喊道：‘不给我射的机会，真无耻！’于是华豹从弓上抽去自己的箭，公子城将他一箭毙命。”）公子城又击毙了华豹执殳的车右，重伤了他的射手干犫。干犫请求公子城射死自己，而公子城想留他性命为国君效力。干犫说：“不死伍乘，军之大刑也。干刑而从子，君焉用之？子速诸。”（“同车共伍的人都死了，自己却活着，在军法上是大罪。如果我为了逃罪而跟随了您，国君又怎么能重用我呢？您快点下手吧！”）于是公子城射死了他。
这里的军事行为准则是，战友死了，自己也不能独生，这和中国文化里其他团结模式非常相关。应该与对手交替射箭的观念，让人联想到一种基于道德秩序的“骑士精神”，但明显与军事上的实用主义相矛盾。按现代人的思维，如果华豹射箭速度是公子城的两倍，那么只能说明华豹武艺高过公子城，与品行无关；然而事实上，此事不但关乎个人生死，而且关乎国家胜败。我们因此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这类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桓公八年，随楚交战，季梁观察楚军，认为楚人尚左，楚王一定在左翼，所以击破其空虚的右翼，就可以让楚师土崩瓦解。然而，随国的少师却说：“不当王，非敌也。”（不面对他们的君主，怎么算是战斗呢？）结果随师一败涂地——“败绩”。19
不该乘敌之危的思想根深蒂固，它本身就可以被当作一种手段。于是，秦晋鏖战一番之后，秦军使者知会晋军，待拂晓再战，晋国的胥甲和赵穿到秦营门前喊道：“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秦军连夜撤退，没有再战。20
战斗展示的个人品质中，先秦的中国人最为推崇临危不惧，认为这比单纯压力下表现出的勇气要宝贵得多。《左传》对很多事件的记载近乎漫画：“颜息射人中眉，退曰：‘我无勇，吾志其目也。’”（“颜息射中敌人的眉心，回到阵中，说：‘我并没有什么大勇，只是瞄准了别人的眼罢了。’”见《左传·定公八年》。）
武人还必须果毅。“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兵戎之事在于发扬果毅的精神，将果毅之念内存于心、外见于行才叫作礼；‘果’就是杀敌，‘毅’就是能够杀敌”，如果不依此而行，就会死得很不光彩。”《左传·宣公二年》）。该事件清楚地显示，帮助或放过处在困境中的敌人，是违反军事行为的准则的。私人的恩怨不能影响履责的忠诚（《左传·宣公二年》）。不顾艰险、不计利钝、百折不回的忠诚，恰恰是整个国家道德风尚的体现。有这种臣民的国家将是不可战胜的，所以攻打这种国家是愚蠢的（《左传·成公三年》）。恐惧和自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心理不能影响履行职责（《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我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先秦中国的军队是一群乌合之众，所谓战斗只是一通乱打。然而，这种想法未必符合实际：
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21（《左传·庄公十年》）
且不说贯穿整场战斗的军事天才，以及曹刿战后对自己的推测的生动而巧妙的解释，这场战斗本身就充分表现出，鲁军的一举一动都是严格遵守指挥的。鲁军不但可以按照命令进攻，也能按命令停止进攻，即使胜利在望；进攻中能保持良好的队形，第二个信号发出时，能够重新发动进攻。对于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支军队来说，这都是极杰出的表现。
战后
战斗刚结束时的状况跟当时世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两样。屠杀很少被任意实行。在推崇克制和仁爱的风气下，即使战争中也是如此，史书很可能略去了对不必要杀戮的记载，所以很难说是战后的杀戮真的很少，还是史书里删去了杀戮的史事。战后的杀戮肯定是有的，至少有一些仪式性的杀戮。“衅鼓”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词。衅鼓要用人血，可能取自战死的人，更可能取自战后杀掉的俘虏。战后用真人做祭品也是有记载的（《左传·昭公十年》），这种例子大多来自鲁国（《春秋》就是鲁国的史书，而鲁国又是孔子的故乡，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作道德楷模），但《左传》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此举的。割去左耳象征着将战俘降服或者变为阶下囚，也可能是用来计算杀敌数量的手段。战胜后通常要享用战利品，通常是大吃“三日”。“三日”可能只是形容缴获之多的套话，大部分战利品要就地吃掉。22
楚王在邲之战之后的言行的记录，大概是最使人惊讶和引人思考的道德塑造的表现。他拒绝用晋军的尸首筑立京观，并引用《诗经》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不能确定自己的对错，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臣事周天子）、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楚王认为自己七德一条也不占。对于一个军事家来说，追求这七种道德是矛盾的，就像用战争来终结战争。楚王的这番表述尤为奇怪，因为楚国向来没有谨守礼仪的名声，一直被视为半野蛮的国家。
而且，在《左传》邲之战的上下文中，楚国把各种高尚的德操展示了一遍，我们不由得再次怀疑，楚国到底是因为拥有这些品质才赢得了应有的胜利，还是赢得了胜利之后有人才裁剪史书，使得军事的胜利看上去像是道德的胜利？对于晋国，这种问题不是那么严重，因为《左传》对晋国的评价总体较高。然而，《左传》对战胜者楚国德行的褒奖如此突兀，提醒了我们要对《左传》道德上的偏见保持警惕。先秦史学家不能设想——或者不能承认自己设想，一位没有道德君主率领一个只有武力而没有道德的国家，可以获得大胜。而君主和将领们对此则不会大惊小怪。但是至少在史书里，每一个获胜者都要在战前、战中、战后展示正确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上文已经提到，在邲之战的预备阶段，晋国的大夫就已经对晋国的道德做出了负面评价。
在个人层面，受褒奖之后，不用非要摆出谦逊的姿态。“既战，简子曰：‘吾伏弢呕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邮良曰：‘我两靷将绝，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驾而乘材，两靷皆绝。 ”（战斗结束后，赵简子说：“我伏在弓箭袋上吐了血，而鼓音不衰，今天我的功劳最大。”卫太子说：“我在车上救了您，又击退了敌人，我是最棒的车右。”邮良说：“今天两根皮缰绳都快断了，还是能停住车，我是最厉害的驭手！”车向前走着，皮缰绳挂上了树枝，全断了。见《左传·哀公二年》）除了自夸，这段文字呈现了有趣而精确的对应楚国行为的副本。这种一一对应又让我们精神紧张，我们到底是在处理事实还是一些被重新拼接排列的文学作品？
对比两场重要的战役，可以更深刻地认识这些礼仪和道德行为的模式。这两场战役相隔四百多年，一场是城濮之战（前632年），此役晋文公击败楚国；第二场是井陉之战（前205年），此役韩信率军打败赵国军队。两场战役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在传世文献中被浓墨重彩地书写，分别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和《史记·淮阴侯列传》。
城濮之战
这场战役要放在两大集团长期对抗的大背景下考察。一个集团以晋国为首，其成员国是更为中原化的国家；另一个集团以楚国为首，其成员多是非中原的各南方国家。城濮之战是双方的第一场大会战。
结盟
结交和维持盟国是战争外交准备的重头戏。晋楚争霸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两个大国和夹在其间的各个中原小国之间分合无常。地缘远近无疑是首要因素。申国和息国参加了城濮之战，两国是楚国的老牌卫星国，其军队非常好地融入了楚军；陈国和蔡国毗连楚国，也是其坚定盟友。估计楚方三分之一的兵力都是这些盟军提供的。晋文公敏锐地察觉到，这正是楚军的命门所在。徐国也因为地缘相近，成为楚的盟国。卫国和曹国则明显是临时加入楚国一方的；鲁国也与楚结盟，鲁国公族率领军队保护卫国。宋国和齐国则受晋国的保护。通常来说，最先进攻的目标，就是离自己最近的敌方盟国：在城濮之战中，楚国及其盟国攻宋，晋则攻曹、卫。像卫国这样，远离自己的“大哥”，却与“大哥”的对手相距很近，便非常容易遭到攻击。任何一个时间点的力量平衡，无非靠以下两种办法维持：一是不断的背叛和结盟，二是国家势力的消长。判断消长，就看一方敢深入与主要对手之间的缓冲区多远。
主帅
争霸中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双方君主的道德人格。中国的史家向来看重天命与功过，他们修史总是遵循道德主义，对战史的记述也是为了证明战胜者实至名归。就城濮之战而言，我们应当注意到《左传》对重耳的流亡生涯的完整记述。重耳流亡国外十九年，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晋文公。23《左传》似乎想要告诉读者，一个真正尽职的谋臣可以为一个不那么完美的主公做许多事。重耳有一个特别厉害之处，就是能让许多人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成全他。在这些人的指引下，重耳才开始产生对自己天命的幻想。重耳变成晋文公之后就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完全符合儒家理想的虚怀纳谏的君主。晋文公的形象非常模糊，这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对中国历史名人的个人情况往往知之甚少。城濮之战中，几乎唯一有关他个人经历的记载是，他曾经一时兴起答应楚王——可能是他没忘，也可能是别人提醒之后记起来了——如果他的军队和楚军对阵，他会“退避三舍”。
《左传》也描写了楚军统帅子玉的个性。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击垮晋文公抱着偏执甚至狂热的态度，这种一维的、毫无来由的恶意，就像《奥德赛》中的埃古（Iago）一样。唯一赞许子玉的大概只有晋文公本人，他说这些话是在子玉去世之后。蒍贾评价子玉“刚而无礼”，并且预见楚军在他的指挥下必败。子文急于把位置让给子玉，似乎是因为惧怕他。《左传》在城濮之战后插入了一段文字，可疑却透露真情。这件事发生在战前，子玉有“琼弁玉缨”，河神托梦给他，如果他能将琼弁献给河神，河神将赐给他“孟诸之麋”。24子玉用非常理性的话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拒绝巴结河神：“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这是地道的儒家思想，不像一个偏执、狂热的半野蛮的楚国人说的话，而随后，晋文公说这才是子玉的真实面目。他批评子玉的继任者“奉己而已，不在民矣”，明确地表示子玉的接班人在这些重要方面是不如子玉的。
怎样让人民做好战争的准备？《左传》中，这个问题通过晋文公和子犯的对话表现出来，谈话还涉及征伐、正礼、狩猎。文公选择了一名主帅，然而此人据说只擅长学问25——由此我们可以知晓，先秦人认为自己应该怎样思考战争，或者应该表现出怎样思考战争。虽然《左传》中对子犯的描述极其程式化，但我们依然可以相信《左传》的记载，晋国练兵的方式就是狩猎和征讨小邦，顺便还能解决一些政治问题。
有些人头脑简单、脾气急躁，如何利用这一点让他们在战斗中发挥作用？对此《左传》有现实主义的解答。晋文公的车右魏犫，因为觉得得到的褒奖不够，怒而违命，在战斗中负伤。文公探询他伤势如何，见他身体并无大碍，就把他从车右的位置上撤换下来，同时斩首了与他一起违命的人，以立威。
占据有利位置
敌对的两军进入战场之前，需要先抢夺道德制高点。当年晋文公还是重耳时流亡到楚国，子玉就劝楚王杀掉他；城濮之战时，子玉依然是晋文公的死敌。楚王认为晋国没有道德瑕疵，晋国士气正旺，政治清明，没有可乘之机。子玉又抛出了个人的理由：“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楚王很不高兴，但也不想过分约束自己的令尹，于是交给他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这是个愚蠢的行为，既没有阻止他出兵的决心，也没有给予他获胜的力量。子玉率领着这支队伍向晋文公发出了挑战。晋国谋臣就此展开了反复辩论。晋军退避三舍，而楚军还在喧嚣挑衅。至此，一战已经难免，而晋军已在道德上占据了有利的位置。
第二阶段才是占据地理上的有利位置。《左传》并没有明白提到晋文公挑选了一个特别有利的位置扎营。在地形平坦的华北平原，起伏不大，但是小小的差异就会对军事造成很大影响。晋文公应该有足够时间选择一个有利地形。如果《左传》所说的“次”果真是宿营两夜以上，那么晋军在这里至少宿营两夜。26理论上讲，到达城濮多少有一点仪式性的目的，而不是单纯地选择一个军事上的有利地形。这意味着晋文公退避三舍，已经履行了对楚王的诺言，打起仗来可以甩开思想包袱，虽然他的臣下还要帮他扫除疑虑。
在城濮宿营之后，晋文公偶尔听到了军中唱的一首歌，他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不好的预兆，而子犯则必须找到有利的解释。因为楚国曾经帮助过晋文公，所以晋文公一直感到非常苦恼。栾贞子以家族忠诚劝说文公：楚国已经灭亡了汉阳诸姬，还剩晋国一家。文公做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噩梦，而子犯又从中找到了吉兆。
最后是应战。这一情景为后世反复引述，楚国使者优雅而轻松地邀请开战：“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我请求与您的武士比试比试，您站在车上看。”）晋文公回答：“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麻烦您告诉贵方将士，照顾好你们的战车，谨慎地侍奉楚王，明日破晓，不见不散！”）
战斗和余波
《左传》对具体的战斗情形描写得十分简略，一共只用了167字，这是其简约风格的又一个例子。描写当然不详尽。战斗中的一些关键情节没有特别提到，但可以从话中推测出来。下文中我复原战役过程时，会把推测出来的情节用楷体字表示。27
这场战役加入了晋军两翼的进攻。楚的同盟陈、蔡的军队组成楚军的右翼，晋军的左翼进攻陈、蔡联军，势如破竹。28晋的左军（或称下军）就成为中坚力量，扎进楚国的中军，一面防止它进攻晋方的中军，一方面防止它援救楚军左翼。因为在两种情况下，晋军的下军都可以从侧翼或后方攻击它。
晋军的右军（或称上军）由狐毛和狐偃指挥，这支兵马在整盘棋中的作用只是诱敌。战斗开始前，晋国的最高指挥部已经将战略分为三个部分，同时晋文公已经将其解释给几名指挥官，当上军到了可能产生伤亡的地步时（有可能就是进入弓箭射程之内时），他们掉头就跑。上军有两面大旗，表明晋国的主帅文公就在其中。同时，栾枝的战车布置在中军和上军之间，扫过正在撤退的上军尾部，战车后面拖着树枝，车过之处尘土蔽天，楚军看不清狐毛和狐偃的军队正在扬尘的掩护下重新整队，调过头来。
子西指挥楚国左军，该军由申、息两国征调来的士兵组成，申、息和陈、蔡一样，也是楚国的与国，但是加入楚方的历史更久，与楚军的融合更深入，也更受楚国的信任。当他们迫近晋军战线时，一支精锐的人马从晋中军杀出，他们是文公的近卫军——“公族”，都是公族子弟或者流亡时与他共患难的忠臣子弟，由原轸和郤溱指挥，突入楚军右翼；同时，晋中军余下的人马按兵不动，与楚中军对峙，有效地支持了胥臣指挥的晋下军的行动。此时，附近沼泽中刮来一阵龙卷风，一度乱了晋中军的阵脚，还刮飞了文公的一面旗帜。29晋公族冲击楚左军时，晋上军和栾枝的战车部队也大举出击，歼灭了楚左军。
上述情节有几个地方可以做改动，也言之成理：战车部队可以横掠阵前掩护中军，然后与公族一道冲锋。这种假设要劣于上文重建的史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如此复杂的行动中，由指挥官直接掌管的部队多多益善，这样他才能比较容易地指示部队何时行动，近卫军开始时处在中军和上军之间的位置，最能满足这个条件。让他们出击也可以让最右翼的尘土飞扬得更持久，在这里的上军就可以调转头来准备逆袭。战车加入公族一起作战则没那么容易。公族要等楚左军冲出扬尘之后立即予以痛击。也可能晋中军并没有前进，战斗就开始了。换言之，双方的左翼都受到攻击，晋国在先、楚国在后的可能性较大。另一种可能是，晋国的上军只是挑战诱敌，而没有参与进攻。我们已经注意到，这在《左传》中是常见的做法。
图1-1 城濮之战（前632年）第一阶段 排兵布阵
图1-2 城濮之战（前632年）第二阶段
图1-3 城濮之战（前632年）第三阶段
这场战役具体是在哪里发生的，现在还难以确定。最可能的地方是两处：河南省陈留县东北、山东省濮县南部。30然而事实是，战场的具体位置既不可能明白确定，也不是很重要。有人推测有莘之墟位于某座小山上，而沼泽也在战场的边缘。不过地形在城濮之战中并不重要，除非要设伏时才加以考虑。
城濮之战后的仪式性行为也非常典型。文公回到晋国，为周天子立宫于践土，他还在践土献给天子一百辆战车和一千名楚国步卒，由此正式称霸。不难想见，随后小国君主便要急忙寻求新的平衡，《左传》里也有体现。
用道德主义记录战争当然会掩盖实情。逻辑上讲，如果像《左传》宣扬的那样，文公之德有如此强的感召力，那么他肯定能长久不衰；然而事实是，城濮之战后不久，他就遇上了接连不断的难题。他称霸后几个月就率盟国围攻蕞尔小国许国，没有成功。翌年，他又威胁郑国；第三年围郑，结果还是空手而归。在这一时期，狄人一直是中原的威胁，在践土之盟之后三年就大举（至少就记载来说）入侵齐、卫两国（两国都是晋国的盟友）。可以判断，这场以城濮之战为顶峰的争霸大戏，损耗而非充实了晋国的国力。
历史学家童书业把城濮之战视作一个大转折，楚国对中原地区所向披靡的入侵受到遏制，认为晋文公处于同时抵抗南蛮和北狄的地位。31然而事实上，前584年巫臣出使吴国，才是遏制楚国、削弱其威胁的关键事件。巫臣是楚国的前高官，流亡到晋国得到任用。他最有理由憎恨楚国，担负起向吴国提供军事援助的任务：传授吴人怎样使用武器、怎样列阵战斗。楚国东南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军事存在，就无法在北方为所欲为。32
井陉之战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代正史的典范，军事记载极多，但是通常很简略，甚至有点遮遮掩掩。司马迁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项羽本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项羽武艺高强，是楚国名将之后，他的军队是秦末起义军中最强的一支。然而，诸如装备、战术、战场位置以及军事史中的其他要素，司马迁都语焉不详。33《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对井陉之战的描述是全书最令人满意的战史记载。它的特别有趣之处有二：（1）和城濮之战一样，可以用示意图呈现出来；（2）和城濮之战不同的是，此战的地理位置对军事行动至关重要，这一特点让我们迟早能确定战场的位置，也可能精确定位，也可能比较笼统。
井陉战役的过程
前205年秋，最终的赢家、在前202年创立汉朝的刘邦下令，派韩信与张耳一起出兵攻打赵代两国。代国很快降服。代国一克，刘邦就收回了韩信麾下的精锐，留给他数万次等的人马，让他去攻赵。井陉的山路是从山西崎岖的山地通向华北大平原的必经之路，狭窄险恶。34
赵王和成安君陈馀在井陉东口集合数十万大军严阵以待，广武君李左车向赵王献计：
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喋血阏与35，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原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36，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原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擒矣。37
然而陈馀是一介“儒者”，38常说“义兵不用诈谋奇计”。39他拒绝了李左车的建议，一厢情愿地认定韩信所部不过“数千”。40他还说：“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
韩信通过间谍知道了陈馀拒绝李左车献策的事，于是大胆地领兵进入井陉，在离井陉口三十里的地方驻军。他挑选了两千轻骑，人手一面汉军的赤旗，抄小道到达可以望见赵军的有利地点。当赵军倾巢出动去攻击韩信率领的汉军时，这两千轻骑便驰入赵军的营垒，拔下赵旗，插上汉旗。
韩信让剩下的部队简单吃了一餐，承诺在破赵之后可以尽情享用战利品。于是挥师前出井陉口。他知道，陈馀只会纸上谈兵，照着书里的办法修筑了营寨。营寨的右边和后边是山，左边和前面是河。41根据司马迁的记载，韩信在此战中用了间谍，所以我们假设韩信已经对此心知肚明。他知道，陈馀认为赵军的地形非常有利，迫不及待地要利用这一地形开战，而且在韩信全力以赴之前是会避免任何接触的——直到汉军张起大将的旗鼓。
韩信首先派出一万人马，在赵军阵前背泜水为阵，韩信必须承受让敌人知晓此事的困扰。虽然行动在夜间，但汉军很可能点了火把，赵军望见汉军的背水阵就大笑起来，陈馀肯定是笑得最大声的。傍晚，韩信张起了大将的旗鼓，率军出井陉口，处于赵壁和他早先布置的背水为阵的先锋之间。
赵军望到这种情况，打开营门，大举出击。双方苦战良久，韩信和张耳抛下旗鼓佯败，与河边的汉军合兵一处。赵兵急于抢夺汉军的旗鼓、生擒韩信和张耳，一窝蜂地向前冲杀，而汉军坚韧异常，难以撼动。这时，埋伏在一边的两千汉军轻骑按照命令驰入赵营，拔下赵旗，换上汉帜。赵军苦战不胜，锐气摧折，原以为唾手可得的战利品成了镜花水月，于是返回营垒，却看到墙上汉帜招展。赵军乱作一团，四散奔逃，即便赵将斩杀逃兵，也难以遏制溃散。一切都是徒劳。汉军大败赵军，不但俘虏了兵将，擒住了赵王，且“斩成安君于泜水上”。42韩信严令部下不许杀李左车。有人将李左车擒献，韩信亲手为他松绑，“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
汉军众将问韩信，为什么一反常规，背水而战？在出井陉之前，韩信承诺众将“破赵会食”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信心的。韩信用孙子的话回答他们——“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43他接着说：“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
井陉之战的分析
图1-4与1-5是井陉作战计划的简图，是将书中记载的井陉地区的地貌和《孙子兵法》的思想相结合所绘。陈馀是书生典兵，一定会布阵于山前和山左，在高处扎营。由于井陉是条东西走向的峡谷，而山西地区的山脉是南北走向的，所以韩信应该是面朝南或者东南布阵。不妨采信《史记》中战役发生地在井陉口的说法。
图1-4 井陉之战（前205年）第一、第二阶段
图1-5 井陉之战第三、第四阶段
《史记》提供的关键的信息很少。从上文可见，参战的人数只是模糊提及，其数目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至于武器、阵型、作战技术，要不就是全然无迹可寻，要不就只能靠推测略知一二。比如，我们无法从《史记》中得知骑兵手持何种武器，也不知道他们是马上战斗还是下马战斗。
《淮阴侯列传》不提供无根据的信息，这是它最难得的地方。它为推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自己却不做任何推测。比如，韩信一定对陈馀的个性与思想了如指掌，因为张耳是与陈馀相知甚深的故交，当时他正和韩信在一起，一定将陈馀的情况告诉了韩信。但是司马迁从来没有这么提过。同样可以推测出，间谍不但能告诉韩信，陈馀拒绝了李左车计策，而且会告诉他赵军营垒的位置和大小、赵军的人数和武器等。《孙子兵法》有言：“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44韩信是良将，完全符合条件，凡是间谍探知的，他一定都掌握了。司马迁没有再啰唆地把这事告诉我们，可能是觉得没有必要，也可能是他没有确切的证据。有一些信息司马迁并没有掌握，但是对于没有把握或信息不充分的问题，他有技巧地回避了。45
和城濮之战相比，井陉之战非常明显地缺少仪式性的前奏和收尾。没有占卜，没有解梦，没有为占据道德制高点而去寻找借口或证据。汉政权正在逐鹿中原，韩信只是受命率军破敌，并且完成了任务。春秋时代已久远。秦的统治向各个方面注入了实用主义，每个人都奉行这一原则。汉军从指挥到态度都是平民化的。风格完全变了。另外，这场战役的记录者司马迁虽然是孔孟之徒，却并没有那么鲜明的道德色彩。唯一可见的战前准备，正是现代战争中的将军要全力完成的：收集情报；制定作战计划；下达命令，安排部下去执行计划。最后肯定要让将士饱餐一顿，因为韩信承诺要“会食”缴获的赵军军实，虽然司马迁没有提，但是可以想见汉军战后肯定“会食”了。关于战后的事，《史记》中只提到斩杀陈馀、韩信向部将简述自己的战略，以及韩信留用李左车。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代（前722—前481）的战后屠杀并不常见。楚汉争霸时代（前209—前202），战后屠杀虽然并不经见，但绝非无人知晓。比如，章邯率秦军投降项羽，项羽还是将秦军统统坑杀。这种在屠杀行为也见于战国时代（前403—前221），例如长平之战（约前261—前258）46。 常有人为滥杀辩解，因为降卒难以驾驭，在本就危机四伏的处境里更增添了不必要的危险。井陉之战胜利后，赵地对韩信来说还是敌土，彻底平定赵地还要花上几个月，但《史记》中并没有滥杀赵军降卒的记载。
很明显，井陉之战极端重要。陈馀是潜在的分离势力的中心人物，杀陈馀，就是摧毁了这个中心。赵国灭亡，项羽失一强援，燕降齐破，皆由于此。而韩信此前就已灭了魏国和代国，这就意味着项羽失去了对整个北方的控制。韩信与刘邦、项羽鼎足而三的局面悄然形成了。有人劝韩信趁机独树一帜，韩信断然拒绝，决心继续效忠刘邦。回头看来，这是一个自寻死路的决定。
结论
从公元前9世纪中国有连续的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中国社会已跨过“军事地平线”（military horizon）很久了。“军事地平线”是原始战争和文明战争的理论分野。在后原始时代的战争中，君主可以为了国家目标发动战争，可以强制把人力物力用于战备，可以执行严格的军事纪律，可以根据现成的兵法用兵，可以靠着充足的补给打旷日持久的战争。47用于战时社会组织的基本能力，是和平时期成就的衍生品。48
从有真正历史开始到楚汉战争的一千年，是中国的军事进步显著、创造力活跃的一千年。在军事技术、军事组织、军事学说等领域，各诸侯国展现出的天才，与灿烂的中华文明相得益彰。在这期间，中国人淘汰了战车，也淘汰了与战车伴生的一系列贵族行为规范和战斗技术。两种相互矛盾的战术并行不悖地发展，体现了中国人在军事上的现实主义。其一是“胡服骑射”（马镫的出现可能就是胡服骑射的后果）；49其二是发展出组织严密的步兵战术，以及相配套的武器装备。这比胡服骑射更加切合中华文明的城市—农业底色。古代中国的军事和意识形态、行政管理一样，也是集权制的。宗教活动和军事活动紧密联系，战前固然要专门祭祀和占卜，就连战争本身也是一种预兆。军事机器和国家行政体系区别不大。50从先秦的史书和兵书可见，当时军事思想和军事传说故事已经传播开来。虽然后来千百年对武力的偏见一直存在，但今天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在先秦，军事不但受到尊敬，而且受到高度的重视。
中国历史有个显著特点，即汉族的军事创造力和适应力发展缓慢。随着文化和人口重心不断南移，51中国在军事上越来越依赖边疆的半开化或野蛮民族，结果就是整个帝制时期，中国人安内攘外的力量日渐削弱。有一点需要记住，削弱帝制中国军事能力的政治和思想因素，在战国时代才刚刚出现；而在春秋以及更早的时代，人们对这些思想还相当陌生。
城濮、井陉两场大战之间的四百年，中国的战争形态发生了巨变，骑兵代替了战车。可惜的是，无论是骑兵还是战车，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使用的，也不知道它们是如何同其他武器配合的。步兵显然训练得更好，而且构成了军队的主体。弩成为重要的武器，可能占据支配地位。矛戟的形制也变了。公元前4世纪末引入胡服之后，中国的军服也变了——其实中国人的整体衣着都变了。在战车时代，御者、车左（执弓）和车右（执戈）的个人击技很重要，而现在则让位于步兵更精准低廉而缺少个性的弓弩射击技术、矛戟刺杀技术、大兵团的组织。在这个不断前进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重大变化的特别运动（比如前307年赵国推行胡服骑射，前690年楚国军事改革）。然而，这类事件短暂而孤立，只是惊鸿一瞥，它的产生过程只能靠推测。
只有把观察的时段放得够长，我们才能看清大势。城濮和井陉两战能观察到的差异中，最值得注意的无疑是战争的理性化。迷信和宗教仪式或许都还存在，但我们在井陉之战中没有看到记载。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韩信在装备和战术问题上都采取了高度现实主义的态度，依靠逻辑和情报决策。在文献上，《孙子兵法》的权威持续至今，它是中国军事天才全盛时期的象征，而韩信则是这种天才的化身。他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至少是最伟大的将领之一。52
在楚汉争霸时代，几乎不再有人强调胜利从根本上取决于统治者及其国家的道德优越性。说客（比如蒯通劝说韩信时）直接诉诸个人的抱负与恐惧。53韩信反对蒯通的理由，是自己对刘邦个人的感恩，而绝不是因为钦佩他的德行。事实上，很难想象刘邦的同时代的人会把他当作道德楷模。54胜利靠的是诈与力，而不是塑造国家、时代和天下的命运的德行。
城濮之战和井陉之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胜利的基础都是准确地估计敌人、制定相应的策略。文公看到了楚军的鲁莽，可能还有子玉必欲置他于死地的狂热。韩信看到了陈馀僵化的思维和狭隘的目光，甚至猜到他会放弃高地上的营垒，全军出击！对奇谋的褒扬，可能反映了中国读书人（包括史家）对武力的厌恶。如果战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智斗，而诸如纪律、组织、武器、耐力、流血等严酷的事实，某种程度上因为对智谋的强调而最小化，那么中国读书人会更容易接受战争。这种思维再往下发展，就会认为常胜将军们有操控自然和环境的能力。于是战争离实际经验更远，儒生掌握了军事史的书写，把军事史降低到寓言和传奇的层次。史家省去了记录战争中复杂多变的技术的麻烦，也进一步鼓励了纸上谈兵。直到今天，中国的军事思想还有深深的纸上谈兵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