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极端的例子最能体现问题。前638年的宋襄公（毛泽东的名言“我们不是宋襄公”说的就是他）和前205年的陈馀，他们的失败最彻底、最愚蠢，也最清晰地展现出春秋和楚汉两个时代的区别。宋襄公力排众议，坚持与楚国交战。楚军渡过泓水之前，宋军已经列阵完毕，但是襄公偏要等楚军全军渡河、列队完毕之后才下令进攻，55宋军大败，襄公自己也负伤，当宋人责怪他时，他说：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陈馀拒绝李左车的建议时，给出的理由就和这种道德主义的高调很不一样：
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56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
这种迂腐糊涂的想法，最后必然铸成大错，但它是从理性出发的，是由已知的前提做出的逻辑推论。陈馀和宋襄公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精神世界里。
1关于战争的占卜，《左传》中有三个例子最有趣：（1）僖公十五年，秦人占筮，结果是秦国将要俘获晋侯；（2）宣公十二年，邲之战，知庄子用卦象预测了晋师的虚弱和危险；（3）哀公九年，晋国放弃攻宋救郑，因为龟甲和蓍草都显示不吉。
2Cf.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3：Shoo King，p. 63.（《尚书·大禹谟》）
3鲂是子鱼的名。
4现在还不清楚占卜的工具到底是怎样的，先秦的占卜工具也是因时因地而变的。可能有一个从龟甲到兽骨再到蓍草（尤其是到了周初《易经》编成之后）的演变过程。占卜的工具越来越廉价，可能与人们对占卜结果的重视越来越低有关。随着这个变化，人们会倾向于神化早前的占卜方法，用“龟”表示“吉”的意思，而实际使用的很可能不是龟甲。当中原诸国采用更新、更简便的占卜方式时，楚国依然坚持用龟甲占卜，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楚国处于华夏世界的边缘，想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龟甲在位于南方的楚国比较易得。上文引用的《左传·哀公二十三年》提到的“龟”，指的可能是藏在特殊地方的特定物品，不是来自楚国，而是来自楚国的老对手晋国。与此相似，《左传·哀公十年》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讨论最初用龟甲占卜的结果和用蓍草按周易的方法占卜的结果有何不同（Legge，p. 819）。这清楚地告诉我们，两种办法都在使用。这么明确的词语很难仅仅被当作古词变新词，将“占卜”改为“卜筮”。必须有进一步的证据，以及进一步地研究何种证据是可用的，才能确定地回答这个问题。
5Samuel B. Griffith，trans.，Sun Tzu：The Art of War（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p. 78.
6辞书对“菆”的解释也很模糊，而且往往引用这句话。“菆”有“草”的意思，也有“箭”的意思，理雅各翻译的是“discharge a strong arrow”，意译的成分很重，但大致意思应该不差。另外一个解释是“射中插在靶心上的箭，将其劈开”，简直像武侠小说一样。无论如何，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射得有力道，娴熟，又准确”。
7“鞅”指的是马缰绳（martingale），这里泛泛地译作“harness”（马具）。
8《左传》中“挑战”的标准说法是“致”，有时候也用“挑战”或者“徇”。
9根据《左传·宣公十二年》原文，这句话是魏锜所说，而不是赵旃。——编者
10另一说法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11理雅各将“赐”译为“gave”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一翻译没有能体现出授予武器的同时也提高了接受武器者的身份。理雅各将“铍”译为“long Spear”，当我们提及战场上的兵车时，的确很容易想到长矛。但是因为木制的矛柄易于腐烂，无法保留至今，所以我们无法完整地了解春秋时代的长矛。参见Max Loehr， Chinese Bronze Age Weapon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6），该书第108项武器可能只是铍的头部。
12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Griffith，p. 84。
13将巢车译为“a chariot with a crow’s nest”基本上是直译，理雅各将其描述为“建造在马车上的瞭望台”（见The Chinese ClassicsV，396），安井衡将其等同于“橹”，顾赛芬（Couvreur）则认为巢车“上有圆顶，士兵立在上面瞭望敌人”。参见安井衡：《左传辑释》，台北，广文书局，1956；F. S. Couvreur，Dictionnari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Taipei，World Co.，1967）。
14也见《左传·成公十六年》，就在楚王和伯州犁对话的前后。
15不幸的是，有一条引人注意的史料使得本就复杂的问题更复杂了：车的大小和人的体型不匹配。周代人的体型肯定比现代人小，但是再小也不可能解决华威廉（William Watson）提出的难题：“车内面积不会大于0.8平方米，车前进时，只能容下两个人站在一起，肯定没地方再上来两个人作战。”见William Watson， Early Civilization in China（New York，McGraw-Hill，1966），p. 79。 但是我们一再在《左传》中看到，一辆战车的乘员标配是：一人驾车，一人持弓在左，一人持戈在右。而且从记载上看，他们的确是在车上战斗的。现在又有了第四个乘员，除非“天”简单地作“后面”讲。那么只剩下两种可能：第一，当时实际使用战车比目前已经出土的战车至少大一倍；第二，前进或作战时必须有乘员下车。
列奥·奥本海姆（A. Leo Oppenheim）的Ancient Mesopotamia（Chicago，Phoenix paperback，1964）一书中的两块泥板，展示了国王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公元前7世纪）时期的亚述战车。一块是第九号泥板，题目是“王家战车”，三个人站在一辆相当大的战车上，其中一人明显是亚述巴尼拔。拉车的两匹马是停住不动的，一个没带武器的人控制它们；另外一块是四号泥板，题目是“战斗的战车”，上面有一辆三匹马的战车，一名弓手在驾车人的右边，一人手持约五英尺长的矛准备战斗。这是仅有的两幅战车图像。中国没有可资比较的图像资料。奥本海姆认为，战车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是厉害的武器，但前9世纪后，骑兵发展了起来。（p. 46）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区分了“广车”和“乘车”，广车是打仗用的，乘车大概比广车小而轻，是专门坐人的。
16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383.
17这种冲动很值得玩味，它可能意味着，甲胄至少在君主的战车上是标配。甲胄可能是皮革的，但覆盖范围还不清楚。
18宋平公是公子城的父亲。
19参考本文末尾的宋襄公的故事。
20《左传·文公十二年》记载：“秦行人夜戒晋师曰：‘两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请相见也。’臾骈曰：‘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薄诸河，必败之。’胥甲、赵穿当军门呼曰：‘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乃止。秦师夜遁。”可见，胥甲、赵穿应该是挡在自家军门前，阻挡晋军趁秦军之危追击他们。原文中作者可能将晋（Chin）与秦（Ch’in）混淆。——编者
21参见本书关于城濮之战的研究。
22格里菲斯将军（General Griffith）在他翻译的《孙子兵法》中提到：“先秦中国，战争是贵族武士的对决，受双方都遵守的规则约束，《左传》中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比如，前632年，晋军指挥官在城濮击败楚国之后，给敌人三天的粮食。后来楚国在邲之战中取胜，也用同样的方式回报了晋国。”然而，无论是《左传》原文（“晋师三日馆谷”）还是常识，都不能支持这种田园诗般的说法。试想，溃散的楚军怎么会温顺地重新排成队去领取救济？败军之将怎会把头盔拿在手中，往自己的大车上装粮食？春秋时代的战争从来不乏仪式感和骑士精神，但是这个不能算其中一例。
23城濮之战的记载，乃至《左传》记载的重耳的传奇，提供了一个惊人的范例：一些《战国策》之类的史书，怎样被武断地裁剪，再重新组合，成为春秋的传。其主要的素材肯定是一部由晋国人写就的主要记述重耳生平的史书，非常凌乱地分散在《左传》的这一部分，从鲁庄公八年重耳的出生写起，经过短命的闵公，一直到僖公。
24理雅各将“麋”译为marsh（沼泽地），《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收录了这个地方，在河南省商丘市，与城濮之战的可能地点都不远，但也不算近。所以说河神在向他许诺战争的胜利是不对的。更可靠的解释是，河神许诺他将楚国的边境推进到济水南岸，这将可以极大地扩大楚国的领土，但考虑到楚国的国力和势头，也并非难以想象（《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25《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6《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理雅各将“舍”翻译为“su”而不是“she”。见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76。
27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210.
28两支军队的具体组成只能靠推测，《左传》对此语焉不详，晋军的阵营里有秦、齐、宋等国的贵族，按理说他们肯定带来了军队，但是《左传》中并没有记载他们在哪里战斗，却专门提到陈、蔡的军队组成或属于楚右军。竹添鸿光的《左氏会笺》认为，陈、蔡两军从属于楚右军，虽然和楚右军不同，但受右军统率节制。杨联陞教授认为，楚国的老牌卫星国申、息也参加了城濮之战，列在楚军左翼（在中国军事史研讨会上的口头发言，1969年8月24—29日）。因为楚王令子玉自杀时，说子玉愧对申、息的父老（Legge， 210）。这也说明，卫星国不但要派兵参战，而且损失最大；受到攻击最强烈的是左军，而子玉指挥的中军却没有支援。楚王对子玉的责难正好印证了杨联陞的说法。《中国历代战争史》（蒋介石名誉主编，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校1967年再版）卷一第十七章，将息国军队归入子上统率的右军，将申国军队归入子西统率的左军，目前我还未能找到证据。
29值得注意的是，龙卷风的特点是，里面是狭长湿润的气旋，外面是较宽的干燥气旋，所以《左传》记载风从沼泽刮来就增加了可信度。这个细节没有在记载城濮之战战况时正面提到，而是后来追述的（《左传·僖公十四年》；Legge，212）。但是理雅各太过忠实于朱熹错误的注，导致英译的偏差。
30程发轫在《春秋左传地名图考》（台北，广文书局，1967）中认为，城濮是卫地，有濮水流经，即今濮县南六十里的临濮集。他还推测，有莘之墟在河南陈留，因为离临濮集太远，所以有莘之墟不可能发生战斗。他又从另外一条史料推测，有莘之墟在今山东曹县以北十八里，他认为这个地点大致可信。晋军从曹国南下，楚军从宋国北上，两军相遇于曹宋边界。之所以以“城濮”命名这场战役，是因为晋军曾在此驻扎数日。而真正的交战是在有莘之墟，因为晋文公曾在这里检阅军队。不过单纯从地理角度看，我认为此说也未能尽善：姑且按照程氏的说法，濮县以南六十里距离曹县以北十八里还有一百里，大约相当于晋文公退的“三舍”。很难想象晋军会撤退一百里后又向南前进了一百里。需要注意的是，历史上“里”的长度是变化的，所以这种论证的风险很大。
31童书业：《春秋史》，上海，开明书店，1946，页180—181。
32见《左传·成公七年》。另见沙婉（E. Chavannes）的法译本《史记》：Memoires Historiques（Paris，Ernest Leroux，1895），V，5。
33能从《项羽本纪》找到的仅有的军事装备信息是：项羽使用了弩和剑（可能是短剑），并有一匹心爱的坐骑；在垓下之战中，他是徒步作战，没有骑马。
34井陉之战的记载见《史记·淮阴侯列传》。其英译本见John DeFrancis，trans.，“Biography of the Marquis of Huai-yi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47），pp.193ff，以及Burton Watson， trans.，“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208—232。本书引用的《史记》是顾颉刚点校本《史记》（国立北平研究院，1936），因为它标出了具体行数，方便具体引用。关于井陉之战的记载，主要是第45—72行，第73—89行是冗长的结尾，记载了韩信与李左车的谈话，他们不但谈了这场战役，还谈了这场战役之后的新形势、新战略。《史记》中其他提到井陉之战的地方，都没有披露更多的史实。
35阏与是战国时代秦赵两国之间一场著名战役的发生地，见F. A. Kierman，Four Late Warring States Biographies（Wiesbaden，Harrassowitz，1962），pp. 31，86—87。Defancis 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将“新”简单地译为“recently”。
36德范克将“奇兵”译作“shock troop”，但同时指出按字面翻译应该是“surprise troops”。汉代以前，“正”和“奇”的概念就已成形，此后一直是中国军事思想的基本概念，关于“正”“奇”的探讨，见Benjamin J. Wallacker作品“Two Concept in Early Chinese Military Thought，”Language，42.2：295—299（1966）。孙子对二者的表述见格里菲斯《孙子兵法》译本的索引“Tactics”条。Peter A. Boodberg，“The Art of War in Ancient China，”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30，pp. xvii-xxii，2—3，7—9，12—14，17，32—33， 36，39—40，45—46，51，53，60—61。正和奇的最好的定义应该是“straightforward”和“unexpected”，但在一个老练的指挥官手中，二者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告诉我们，二者既矛盾又统一，其含义需要全面把握。例如，如果对手预判你要用“奇”，那么对你来说，用“正”才是用“奇”。
37“二子”即韩信与张耳。张耳后来成为赵王。
38王伯祥《史记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解读“儒者”有“迂腐不知通变”之意。司马迁对陈馀的描写没有溢美之词。陈馀是一个野心勃勃而短视的机会主义者，并不机敏，刘邦曾用另一个人的头颅冒充张耳的头颅献给陈馀（《史记》卷八九，II. 109—110）。这件事尤其难以理解，因为（a）陈馀把那个头颅真当成了张耳的，一度与刘邦合作。（b）张耳和陈馀曾是“刎颈之交”。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39这里的断句参考王伯祥《史记选》，页344。
40他可能听说刘邦将韩信麾下精兵尽数抽离，过度估计了此事对韩信的影响。
41下文韩信的部将引用孙子的话，和陈馀的做法一样，王伯祥认为这句话出自《孙子兵法·行军篇》，但是我只找到“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没有找到关于河流与扎营位置的说法。
42有了司马迁的叙述和固定的时间限制，按理说定位战场的位置应该很容易，但事实并非如此。以外国学者现在的知识储备和进入中国的难度，几乎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地图比例不统一，有些矛盾之处；航空照片有些帮助，但并不够；从前的记载大多数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下面列出的是我查阅的文献和地图（一些没用的就省略掉了）：（1）德范克引用了最著名的中国历史地理的辞书《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水经注》。前者的答案是错的，后者则未能定论。（2）《中国历史地图集》有一幅接近事实的很好的地图。（3）杨守敬《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在宏观上很有启发，但不能确定细节问题。（4）王伯祥《史记选》中的地图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一样。（5）《井陉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则遵照当地传统的说法，也不可信。按照《井陉县志》的说法，韩信的大军要走几英里才出井陉口，并且要渡过两条小溪。
43这句话的思想明显来自《孙子兵法·九地篇》，但文字略有不同。
44出自《孙子兵法·用间篇》，论述主帅怎样才能有效地使用间谍。
45司马迁对于楚王给子玉的兵马的记载就是一例。《左传》很详细地记载楚王让子玉率领“西广、东宫与若敖六卒”。而司马迁只说楚王给了他很少的人马（“与之少师”）。
46Four Late Warring States Biographies，pp. 32—34，88—89，90.
47“军事地平线”的概念及其特征见H . H. Turney-High，The Primitive War，2d ed（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71），pp. 21—38。1949年这本书初版时引起了众怒，其原因正如一位书评家指出的，就在于它散发着一股“骑士精神”的臭气。对中国古代军事史的研究者来说，它指示出一种评价战史的有趣的可能性。前言中Turney-High说：“战争是第一门真正变成科学的社会科学，因为它的实践最先简化为几条纯粹的原则，并且不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失去效力。”这提供了一个可能：可以将战争的原则当作评估战史记载的可信度的标准，相比单凭直觉判断进了一大步。将“地平线”这一隐喻的说法作为技术考古学的术语也是非常合适的。
48Turney-High，p. 23. 从1860—1960年的百年日本可以看到，和平时期的成功与战时的胜利之间的密切关联。
49如果马镫是中国人发明的，那么它将是任何应用的链条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条件，Lynn White 在其著作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第15页谈到：“马镫可能是一项中国发明。”Charles Chenevix Trench 则不这么认为。见C. C. Trench，A History of Horsemanship（London，Longmans，1970）。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50Henry Maspero，La Chine Antique，new ed.（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5），pp. 263—267。详细探讨了晋国在晋文公统治下的军事化；秦国毫无疑问也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楚国也一样，令尹既是首相也是总司令。关于国家的军事化的史料虽然不总是充分的，但可以说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普遍情况。
51E. G. 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Rebellion of An Lu-sh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 AppendixⅡ，用图表的形式展现了从隋到中唐中国人口从北向南的转移，令人印象深刻。宋代以来，华北地区的外族存在加强，意味着南方人口的同时上升，长江流域的人口也会向华南流域迁移。（Herald J. Wiens， Han Chinese Expansion in South China，[Hamden，Shoe String Press，1954]，p. 183.）牟复礼认为，蒙古征服中国时，五分之四的中国人口都在淮河以南（“China Under Mongol Domination，”vol. 4 of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到了明朝，华北平原的某些地区人口过于稀少，朝廷以免征赋税的办法吸引百姓向这些地区移民。（P. T.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 263.）
52战国涌现出一大批良将：齐国的乐毅，燕国的田单，赵国的廉颇、赵奢、李牧，更不用说智勇双全的蔺相如，秦国的白起、王翦、章邯，等等。
53Defrancis，pp. 197—198；201—207.
54中国的史家塑造的刘邦，成为朱元璋效法的对象，可见他们的笔是多么有魔力。
55“渡河未济，击其中流”在当时是极为常见的战术，所以宋襄公就显得滑稽了。《孙子兵法》云：“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楚汉战争中有一场关键战役，也是类似情况：刘邦向楚军大将曹咎挑衅，引诱他出战，在楚军出战半渡氾水时，刘邦纵兵出击，歼灭了楚军。（顾颉刚点校本《史记》，卷七，页2，272—274。）
56这是对《孙子兵法·谋攻篇》的不准确的引用。原文是“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
汉武帝的征伐1
鲁惟一（Michael Loewe）
随着公元前221年的统一，中国的军事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此前的战争，都是小国之间争夺暂时的霸权或者领土。与此同时，匈奴骑兵已经可以深入中国北方，在战国时代的村庄和城市烧杀掳掠。他们可能是入侵欧洲的匈人（Huns）的祖先。秦朝（前221—前207）和汉朝（前202—220）建立后，中国的军事有了新的侧重点。虽然秦朝之后的两千多年有不少割据时期，但就整体而言，内亚部族联盟越来越成为主要的军事威胁。汉族王朝的主要忧虑将是，内亚的各部落如果能够在一个公认的领袖的统率下一致行动，将获得巨大的力量。通过研究汉武帝（前141—前87）的征伐，我们就能看到，对于汉朝来说，击败匈奴或者防止其他部族落入匈奴的控制是头等大事。这种情形在后来的两千年中时常再现。把研究限定在汉武帝时期，并不是说汉朝的军事战略战术靠的是哪一位皇帝。统治者个人对政策的影响、对事态的控制、对自己意志的贯彻能到何种程度，都还没有定论。但主流观点认为，汉武帝的作用是积极的。虽然我们不能说他比大臣、谋士、皇亲国戚对战事更有影响力。2汉武帝时代值得研究是因为它的时间足够长，能够见证中国新扩张方略最初的执行与成功，以及后来的失败和放弃。我们还可以看到立场和观点各异的官员们的反应。从公元前130年到前90年的近半个世纪，中国的帝制政府首次把积极的、扩张主义的政策保持了两年以上。随之而来征伐无论在当时和后世都遭到批评，这些批评也是宝贵的史料，此类的史料在帝制中国的早期并不多见。
汉武帝征伐概述
如果我们从公元前138年之前汉朝前期的防御姿态入手，首先考察汉朝的总体发展脉络，就能更容易地分析汉朝的军事行动。秦将蒙恬主持修建了长城，随着秦帝国的覆灭，长城防御体系已经难以运转。匈奴恢复了力量，又进入了此前被蒙恬逐出的地区。公元前202年，内战结束，汉朝建立，新的行政体制影响着汉朝与北方的关系。汉朝的大片领土，包括北部领土，都不是中央政府的直辖郡，而是诸侯王的封国。3理想状态是，诸侯王们忠心耿耿守护一方，维护汉朝的大一统。汉初数十年，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内保留着相当的自由。最初，只有代国和燕国会遇到老对手匈奴人的袭扰。他们劫掠乡村，如果可能，城市也一并洗劫。到前144年，云中之外的所有北方边郡都被劫掠。4我们难以估算这种行政体制对汉朝中央政府的行动自由有多大的阻碍。将北方边郡逐步纳入中央直辖，是帝国政府统一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进程大约持续了七十年，限制了征伐和扩张所能动用的资源。
汉初的对外政策带有必要的消极色彩。只有在异族进攻时，才会被动应战。汉朝人大体上委曲求全，馈赠黄金、丝绸以取悦匈奴，有时甚至把公主远嫁匈奴。5然而，这些办法并不是每次都灵。前166年，匈奴大举内犯，斥候一度到达甘泉。6前162年，双方达成和议。前158年，匈奴撕毁和议，以三万骑兵入寇云中、上郡。此时的汉朝已可以做出某种武力的回应了。朝廷派遣三名将军在北部边境建立了三处要塞，加强了边防。在长安附近的三处要地驻军，拱卫京师。从长安到甘泉设置了烽火台。7匈奴随之退却，“和亲”关系也得到恢复。景帝朝（前157—前141），汉匈关系大抵平稳，匈奴只作小规模的劫掠。8
除了淮南、衡山二王的叛乱（前122年），前99年东方的起义，以及前91—前90年的巫蛊之祸9，武帝一朝基本没有大规模内乱，也没有保持一支常备军应对此类事变的必要。10附录A列出了武帝一朝的主要军事行动，有的是异族入侵造成的，有的是汉朝从前130年开始的积极政策造成的。显而易见，武帝一朝，匈奴是汉朝的头号麻烦。只有在汉匈关系相对平稳的时期，汉朝才能向其他地区扩张。
汉武帝时新增郡国的说明（地图见2-1）
图2-1 汉武帝时新增的郡国
鲁惟一在《汉代行政记录》（Michael Loewe, 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 vol. 1, [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pp. 178—181）已经给出了郡和国之间的界线，只有本文提到的地名才在地图上标出。在括号里的数字是某一个郡设立的时间，作为武帝一朝战争的结果。
安定前114年，安定和天水从陇西郡分出，分别独立置郡。
张掖张掖、酒泉、敦煌、武威置郡的时间见第93页注①.
金城前81年，从昌邑、陇西、天水三郡各分两县置该郡，令居归该郡管辖。郡城筑于前119年。
酒泉见“张掖”条。
珠崖前111年设珠崖郡，前82—前46年并入儋耳郡。
玄菟前111年，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前82年，临屯和真番合并。
辽西原代国包括了后来的云中（前196年废）、定襄、雁门（约前144年废）。前114年，代国归中央政府直辖，分置代郡和太原郡。燕国包括后来的辽东、辽西、渔阳、右北平、上谷，直到前144年。
辽东见“辽西”条。
乐浪见“玄菟”条。
陇西见“安定”条。
上谷见“辽西”条。
沈黎沈黎、文山二郡置于前111年，分别于前97年和前67年并入蜀郡。
代郡代郡和太原郡一起组成代国，前114年两郡归中央直辖。此前的变动见“辽西”条。
太原见“代郡”条。
儋耳见“珠崖”条。
天水见“安定”条。
定襄见“辽西”条。
敦煌见“张掖”条。
文山见“沈黎”条。
武威见“张掖”条。
雁门见“辽西”条。
右北平见“辽西”条。
渔阳见“辽西”条。
云中见“辽西”条。
前133年，汉军策划伏击单于失败，当时匈奴的侵掠已经持续多年，汉朝开始采取攻势（前129年）。前127年，汉军收复了河套以南被匈奴侵占的领土，置朔方、五原二郡并筑城，极大地强化了汉朝在这一地区的存在。
前121年，汉军取得重大的胜利，几次征讨之后，匈奴昆邪王率部众归降。汉朝设五属国，安置这些部众，将他们纳入汉廷的统治之下。11驻扎陇西、北地和上郡边塞的汉军削减了一半。两年后，汉朝再次大举出兵，虽然没能活捉单于，但是汉将声称重创了敌人。这几场战役的主要成果是，稳定和强化了从朔方到灵丘的沿黄河一线的边境。在这一地区，汉朝征发五六万人兴修水利工程，并设置了农业管理机构，强化了汉朝的势力。12此后，直到前103年，除了两次例外，都不再有匈奴入犯的消息。这两次例外是：前112年的内犯（可能是希望与羌人联合行动13）；前107年的小规模的劫掠。
前119年到前112年之间没有战事的记载，此后汉朝就有余力向其他方向扩张了。汉朝征讨华南（前112—前111，对南越）和东南（前111）后，抚辑土民，置郡十四。《汉书》记载，汉朝将台湾对岸的沿海地区的土著居民全部迁出，但是是否真的付诸实施还存疑问。14前109—前108年两征朝鲜，并于前108年置四郡。同时汉军深入西南，于前109年置益州郡。15
前111年，武帝亲率大军巡行郡国，展示对匈奴的力量。这一时期，汉皇和单于的关系依靠外交维持，而不是武力。与此同时，汉朝的扩张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将目光投向了西北。约前110年，汉朝为了与乌孙（今伊犁地区）建立紧密关系16，将一位公主嫁与乌孙王。约前108年，汉兵击败了西域诸国之一的车师，并生擒楼兰王。17约前104年，汉在西北新设张掖、酒泉二郡，又在塞外筑“受降城”；前102年，徐自为在五原塞外“筑城障列亭”。前104—前101年，李广利率军征大宛（今费尔干纳），最终迫使大宛接受了汉武帝的意志。18
然而，此时的汉朝已经透支了国力。徐自为的城障当年就被攻破。当时在居延（今额济纳）修筑的烽火台和土木工事还断断续续地使用了两百年。匈奴卷土重来。前103年，汉军出征匈奴，一败涂地。前99年，李广利师出酒泉，号称杀敌万余，但汉军自身也伤亡了六七成。同年，李陵率领的小股步卒深入中亚腹地，战败投降匈奴。前97年对匈作战的结果不具有决定性。前91—前90年匈奴再次入寇。在武帝朝的最后一次征伐中，马通领兵西出酒泉，降服绿洲国家龟兹。李广利率领的另一路大军，兵力强过马通所部，却被匈奴击败。李广利投降了宿敌匈奴，匈奴人待以优礼。他还娶了一位匈奴妻子。后来匈奴人为了祭神才将他杀了。19
图2-2 西域地区诸国
武帝的统治结束时，汉匈双方都意识到了自己所遭受的损失之重，都渴望和平。汉朝的首创性集中于丝绸之路沿线的外交与贸易。汉朝在丝路上有着很高的权威，从内地到敦煌的道路沿线遍设烽燧和城塞，旅人可以通行无阻。出敦煌之后，旅人所能依靠的就是地方政权的善意和援助了。前59年汉朝设西域都护，标志着中国人在边远地区的协调能力有了长足进步。武帝身后汉朝的势力，可以从两件事上看出端倪：前51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宣帝；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攻杀郅支单于。到了前1世纪，西汉国运衰落，曾经成功的进取政策也随之停止。20
汉帝国的国力及其局限军事扩张的背景
整个国家为汉武帝的历次征伐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其动机如何，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防御的需要，有人认为是贸易扩张的愿望。21或许动机本就不止一端，现代史学家大概比较爱做严格的区分，而事实上的区分并没如此严格。征战之后，贸易关系建立、外交关系活跃，都十分明显，但是并没有可靠材料供我们估算贸易量，也无法知晓商队来往频率和规律，或相对于官办生意的私人商队的活动。同时，这些军事行动的价值招致不少各种角度的诟病。22此类诟病应当和另一问题放在一起审视：汉朝为强化中央政府权力，为更有效地汲取全国的人、财、物，都采取了哪些措施？例如文官选任、收缩大行政区的范围、削夺诸侯王的权力、重整财政机构、盐铁专营、禁止民间铸钱，等等。23
批评汉武帝的征伐，还要将其与应对匈奴的其他手段一并考虑。实力虚弱时，汉朝屈从于对方的要求，以财货换取和平；实力充沛时，汉朝不但大张挞伐，还辅以其他暴力手段，比如前100年的轮台屠城；24或者谋杀、废立西域绿洲小国的君主。25外交博弈中的策略，包括要求外邦向长安派出人质，或者将公主嫁与外邦。和亲意味着储君的母亲是汉人，其长远利益大有可期。置办丝绸等嫁妆以及陪嫁的奴婢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26汉朝在两件事上放弃了潜在的优势：第一，放弃在轮台驻军屯田27，理由是耗费巨大；第二，汉朝有一块楔入匈奴辖境的领土，极易受匈奴攻击，汉军从此地撤出。28武帝去世后不久，汉朝就希望与匈奴在开发车师田土的问题上和解，双方的实力都不足以绝对控制这一地区。29
从地理上讲，人们对西汉武力的感受是，北方强于南方，黄淮流域强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30西汉政权非常清楚，最易受攻击的领土，就是秦朝曾设防、有道路供匈奴人入侵的地区。羌族部落以西的西南夷未经汉化，很少袭击汉人的城市和村庄，基本不构成对汉朝领土的威胁。31
汉朝国力的来源
汉朝统治者将匈奴视为头号敌人，认为匈奴人是牧民，其力量来自牲畜众多、弓马娴熟，不受地域概念的限制，面对敌人时可以充分发挥机动性。32虽然应该考虑一些相反的证据，比如匈奴可能已认识到了土地的重要。33然而，从两个例子可以明确看出，匈奴没有能力组织永久的定居点。
第一件事是赵信筑城。前119年，汉军前出至赵信城。此城是赵信为匈奴人所筑，在被一把火烧掉库存之前，一直为他们自己提供需要的补给。赵信最初是匈奴的高官，投降了汉朝，从前123年起成为汉朝的将军。败于匈奴后，他又投降了匈奴。赵信到底是出身汉人的赵氏，还是降汉之后才改姓赵，已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匈奴人不会筑城，34他将效力汉朝时学到的筑城技艺带给了匈奴人。第二件事发生于前83年，卫律建议匈奴人“掘井穿城，治楼以藏谷”，并建议匈奴人将防御交给（投降的）汉人负责。35
汉朝的国力还有一部分源于其组织。汉武帝刚登基时（前141年），汉朝人靠着八十多年缓慢而持续的摸索，逐渐掌握了中央集权政府的运作方法。汉朝的有些制度是早先就存在的，有些制度是为了应对眼前的需求而发展的。此时的政府，如果需要戍边或者用兵，可以征发义务兵；需要输挽粮草、修筑道路或为军队提供其他后勤服务，可以征发民夫。另外，汉代政府还继承了前代的固定防线，这防线当时已经称为“长城”了。36保证长城兵力充足也是政府的一大任务。汉朝对游牧民族的优势，不单在于它的农业，还在于它的制造业，包括兵器在内的铁器、奢侈品。奢侈品中的丝绸尤其受到汉朝疆域之外人民的追捧，甚至可以作为外交上讨价还价的筹码。37
中国人发动战争的主要困难是缺少马匹，在中国内地大规模养马是很困难的。还有一大问题是为大规模军队提供补给，不管他们是戍边还是出塞远征。于是，兵员、马匹、粮草是汉军胜利的主要条件。如果汉朝境内养的马匹数量不够，汉人可以用条约或者强制手段从境外获取。38粮食需求催生了屯田。屯田者有的是征发来的士卒，有的是农民，政府专门将他们迁移到最需要人手种田的地方。39最后，在战争中，政府必须随时能从附近地区或内地调兵至战场，还要随时能驱使民夫修筑道路。40
汉朝的人力资源和粮食供给
我们无法找到武帝一朝人口与土地的所有统计数据，在估计中国整体实力时，只能依靠年份最近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是公元1—2年的，使用的时候必须有所保留。41并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从武帝朝到公元1—2年中国的人口有大幅增长。42不过，还要估计到有移民存在的可能。此外，公元1—2年的统计包括了武帝朝所置郡的数字，这些应该相应地扣除。如果用公元1—2年登记的耕地面积来研究武帝朝的耕地，那么至少应该考虑到，这段时间里必然发生了一些技术的变化。公元1—2年的土地产出相比前140年有一定的增长。43还有一种可能，在这百十年间，制造业有了长足发展，城市化水平并没有降低，而是提高了。
加上这些条件来推算，公元1—2年登记户数是12 366 470，口数是57 671 400。44如果按武帝登基时已存在的郡国推算，前141年户数是11 680 825，口数是53 869 572。武帝统治期间，随着扩张政策的推行，新设了很多郡，计算时要将这些新郡的人口加上去。公元1—2年时，这些郡共有685 645户、3 801 818口。45征役制度在整个帝国的执行不会全都高效而无差别，所以计算时还要有所保留。政府可征的兵力还有以下限制：46
义务兵服役两年，占人口总数的0.5%—2%，即288 357—1 153 428人（公元1—2年），或269 347—1 077 388人（公元前140年）；
强制徭役每年一个月，占人口的20%—25%，即11 534 280—14 417 850人（公元1—2年），或10 773 914—13 467 393人（公元前140年）。
衡量武帝朝战争的物质成本，要与当时的农业产出比较，而且只能得出一个不太准确的结果。《汉书》记载的公元1—2年在册田地的面积，没有按行政区一一列出，而且从全国总的数据来计算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数字的解释是存疑的，可能包括了公元1—2年32 290 947顷47未耕地及8 270 536顷在耕地。耕地面积还要与在册的人口数、估算出的不同的农田产量放在一起考虑。据估算，当时粮食亩产大概在1.5—3石，据此可以推算，全国粮食年产量在1 240 575 400到2 481 150 800石之间，在册的平均每人是21.05—42.1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