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消耗的比例，我们掌握的数据更为坚实，因为汉代的行政记录中有记载。从这些记载可知，政府确实会向服役者及其家属分发粮食，其数量在每年19.2—39.6石不等。48要估算整体人口在多大程度上能达到这个标准，则难以办到。假设当时所有的在册耕地全部用来种粮食，那么汉代中国达到自给自足是可能的，不过还要考虑到一部分耕地是种麻的。
汉朝战略的基本要素
对匈奴的战争是为了应对紧迫的局势伺机而发的，其战略也是慢慢成形的，只有在回溯时才能发现有“战略”的存在，局中人是很难看清的。汉朝的战略措施主要包括三点：第一，在北部和西北建立城塞；第二，在中亚结交盟友，威胁匈奴的西翼；第三，发动攻势，阻止匈奴集中兵力进犯。
防御点与防御线
代国和雁门、上谷二郡承受着匈奴内犯的主要压力，定襄、右北平遇袭则不如它们这么频繁。云中郡直到前127年还是帝国的西北边陲，受到北方和西北两个方向的威胁，一度是最易受攻击的边郡。前196年，云中从代国分离，成为直辖于中央的郡。高祖（前206—前195）、文帝（前179—前157）两朝，云中年年受袭。汉初，新单于将王庭设在云中附近，袭扰尤其频繁。由于魏尚的防御措施，文帝时局势有了变化，匈奴开始对云中敬而远之。49前135年，李广筑塞云中，他的同僚程不识则在云中东面的雁门筑塞。虽然几个月后这些城塞就撤掉了，但云中郡已经有了相当的防御力量了。直到前102年都没有匈奴进犯云中的记载，前129年与前127年，云中还是汉军发起进攻的基地。50
发动对匈战争、延伸交通线至中亚、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诸国交往，这三件事结合起来，促使武帝建立更大的永久防御据点。汉初曾不得不放弃秦长城，再想收回只能徐图缓进。51第一步，筑塞于云中，得以收复秦朝在河套沿线的疆土，并于前127年置五原、朔方二郡。前104年，汉朝与乌孙联姻，52边防线西扩，某些西北边郡肇始于此时。53建立永久据点还有一个原因，匈奴有可能与羌人配合行动，威胁汉朝。此事并没有直接证据，但是在前112—前111年几乎实现。
进一步建立交通线的行动包括：前104年筑受降城，地点可能在居延以北；前102年，徐自为在五原塞外筑防线。54这条防线不久被匈奴击破了。然而，同年汉朝就建立了与东西大道垂直、与居延河平行的防线。这条防线似乎极易受攻击，修建它的目的是保护上文提及的屯田。55用这个办法，汉政权就能保障边塞的补给，同时保护通向敦煌的道路。朔方郡也用了类似的办法。56武帝朝之后仍然有此类的做法。57
汉朝与中亚的关系
不论汉的扩张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还是出于促进商贸的愿望，同匈奴之外的其他部族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交通线的延伸，使得汉朝的军队和商旅得以沿着可知的道路西进。然而，补给相当匮乏，主要仰仗沿途地方人民的友好援助。塔克拉玛干沙漠四周的绿洲部族只要能控制当地的水源，且能提供向导，就可以享有优势地位。这些部族处在互相攻伐的两大强权之间，保持中立几乎不可能，他们只能把宝押在强者一边。武帝末年以及之后数十年，随着汉朝着手调整在丝绸之路沿线的政策，这一考虑也愈发重要起来。前139年，汉廷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前110年，汉朝与乌孙联姻。从这两件事上不难看出，汉人重视取得其他势力的支持。前108年讨楼兰，是为了保护汉朝使节不受当地人的苛待；58前90年讨车师，是为了防止它阻碍汉军征讨匈奴。59
为了向中亚诸国的来使展示中国的富厚，汉朝煞费苦心。60汉廷要了解遥远部族的信息，主要依靠的是旅人、逃兵、人质或者官方使团。这些人的传述往往荒诞不经，61但有些先驱者带来的信息的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张骞关于印度诸国的著名报告、唐蒙发现牂牁江可能连通西南和南越的报告。62前121年，霍去病率军深入大漠，不仅仅带回了大名鼎鼎的祭天金人，63很可能还获知了大量新情况及地形上的细节。当时的地图绘制水平最多画出个大概，但是前90年桑弘羊奏请屯田轮台的上疏和前99年李陵出击匈奴，都表明了绘图的价值。64
很明显，汉朝政治家估计邻近地区的地理或者敌方的实力和组织的精确度，都有着很大的变化。前135年，淮南王刘安上疏提到了南越的情况，虽然有地图以参考65，却仍然措辞含混。《汉书》概述了汉初匈奴的统治制度，并且极其简单地介绍匈奴各酋长之间的权力和地盘的划分。66可能直到设立西域都护（前59年）后，汉朝官员才能系统地了解丝绸之路沿线诸国的情形，包括估计它们与长安的距离以及其他数据。不过，至少有一条史料显示，在某些情况下，朝廷能够给官员下达清晰的命令，并且似乎是根据准确的情报做出的。那是关于前99年的战役，武帝命路博德出兵西河，阻断钩营之道，同时下诏给李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鄣，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置骑以闻。”67
汉朝集中力量
汉朝的政治家们从中央指挥全局，他们有时候会估计四面出击的危险。前126年，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匈奴，汉朝放弃了进兵西南的构想；同年，汉朝废置了朝鲜半岛的苍海郡，可能也是出于同一原因。从汉朝打败匈奴前（前121、前119年击败匈奴）暂缓向其他方向扩张以及帝国又过了几年得以恢复元气这两方面可以看出汉朝的战略规划。根据以往的教训，如果同时发起两场战役，有一场劳而无功已经是最好的情况，而全军覆没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前124年，汉朝两路出兵，一出朔方，战果颇丰；一出右北平，无功而返。68前121年，主攻方向在西，其指挥官宣称给了敌人重大杀伤，然而，李广率领的从右北平出击的军队则大败。69最明显的例子是，李广利第一次伐大宛（前104年开始）的同时，赵破奴从朔方出击匈奴（前103年）；当李广利出师不利退回敦煌，赵破奴也兵败被擒。70前99年与前90年，也发生过分兵出击、无功而返的情况 。
汉人的多路出击、协同作战的计划有一个难点，就是设置有效的集结点，水陆并进时难度尤其巨大。前112—前108年，汉军先后水陆并进攻打南越和朝鲜，征南越的战事指挥有方，配合严密，取得胜利，但是在朝鲜却失败了。在汉朝，如果一支部队未能到达指定的地点，或者未能与协同作战的部队取得联系，主将会受到责罚。71从下面一段文字可知，除了集中力量，汉朝政府还重视隔绝潜在敌人：“是时，汉东拔濊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72
长城向西延伸到敦煌，还有一条支线修到居延。可见到前100年，掌握一条通往后方基地，或者通往附近可供补给之处的安全通道，价值重大。然而，这个原则有时也被抛诸脑后，例如前104年李广利出征大宛，以及前99年李广利和李陵两次耗费巨大的远征，直到前59年设西域都护后，汉军的战术协同才能够在西域实现。
战役指挥统帅
西汉初年，不少身登显秩的卿相都是开国皇帝刘邦的战友，在秦楚之际的内战中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与才能。七十年后，武帝的谋臣们着手执行扩张政策时，没有现成的可担重任的将才。这些将领要既忠贞不贰，又熟知塞外地形。同时，朝廷开始通过察举制吸引人才担任文官，并力图在文官中营造专业主义的氛围。
武帝并不曾明讲自己任用的武将需要有什么基本素质，也没有说明武将的素质和文官有什么差别。一个人从文职转为武职，或者从武职转为文职，都是司空见惯的。从下文就可以看出，封疆大吏往往是军务政务一肩挑。虽然无法找到职业将领群体存在的证据，但是在许多例子中，诸多战功卓著的将领终其一生都投身于武帝的征伐。在二十六位军界要人中，有四人的任命首先是基于后妃亲属的身份；七个人生长于北方边郡，对作战的地区比较熟悉；四个人是身经百战，积功而得高位的，还有一个来自通都大邑，起先是罪犯。
将军的地位相当于或仅次于九卿。73将军由皇帝直接任命，对皇帝直接负责，或者对统率自己的大将军负责。一旦任命，将军就对完成任务负有全责，并且握有临机决断与生杀予夺之权。所以大将军卫青的属下才劝他斩杀右将军苏建以立威。74李广也是卫青的部下，卫青曾派长史拿着簿册逐条责问李广，逼得李广自刎。75有战功就能获得封爵，或者相当于封爵的职权晋升；战败则可能被弹劾、审问、责罚，这一点下文还会提到。
汉代将军的人数没有定额，军官都是按需任命，有时会长期服务，有时会随着特定任务的结束而撤销。有些将军会有自己的称号，某些称号会在一个时期反复出现，比如大将军、前将军、左将军、右将军。有时将军的称号与战役的目的直接挂钩，如贰师将军。《汉书》记载：“期至贰师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76
校尉在将军之下，也可独立负责一支人马或一项任务；有时受将军指挥。77此外，太守是负责一郡军务、政务的最高官员，有时也会受将军的指挥。所以，在前119年的战役中，右北平、渔阳、西河、云中等地太守都听命于卫青或霍去病。78都尉是一郡的军事首脑，专掌军务，可能也负责征兵、练兵等日常工作。公元30年之后，边郡还保留着都尉，内地各郡则罢废了这一职位。边郡的都尉负责城塞和边墙，职责特别重大。武帝朝至少有一次都尉独立带兵参战的情况。类似事件也发生在前119年。79为防郡国有人擅自调兵，汉代有“虎符”制度。虎符一剖两半，一半在地方，一半在中央，两符相合，才有调兵之权。80都尉所辖的边塞戍卒编为队和伍。伍是汉军最小的组织，大概由一名伍长和四名士兵构成。他们戍守防线上的烽燧并巡逻，或者承担建筑之类的工作。81
外族人也可以担任汉军的高级将领，比如高不识、仆朋，前121年曾是匈奴的校尉；复陆支曾是匈奴诸王之一，前119年却和同胞刀兵相见。最著名的可能是匈奴王子金日磾 ，前121年在汉宫做马夫，最终位至三公。82
汉朝将军如果兵败或未能完成任务，则会面临严酷的惩罚。据汉代律法，军队未能按时到达集结地点当斩。83这里有几个将军未能取胜而受惩的例子：前129年李广兵败之后，前123年苏建兵败之后；前121年张骞和公孙敖未能按时会师；前119年，李广因为兵败，宁愿自杀也不愿面对责罚；赵食其为免刑，接受夺爵降为庶人的处分。84汉匈双方将领都明白战败将招致羞辱和严惩，所以一旦战败，他们都倾向于投降。李广利在败降匈奴之前已经感到大事不妙，因为李家已经卷入巫蛊之祸（前91—前90）。无论如何，他在前90年战败后投降匈奴，一定是怀着对战败惩罚的恐惧的。85
汉将投降且效力于匈奴，早在汉初就有韩王信的先例（前201年）。86上文提到的赵信，起初效力于匈奴，一生两度改换门庭。李陵也是一例。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虽然令武帝震怒，但也没有理由株连他的家人。后来当武帝得知李陵积极地帮助匈奴防备汉朝时，才诛灭了他全家。87
皇室的私心、同僚的倾轧、指挥权责的不明，都可能损害战役的统一指挥和全局协调。卫青和霍去病都是外戚，他们能够得到任用很难说没有这层原因。虽然卫、霍堪称当时最成功的将领，但是同样的评价却不适用于李广利，《汉书》特别提到，武帝拔擢李广利，是因为要取悦一个妃子。88李陵和路博德之间的嫌隙，可能是前99年西北战事失败的原因之一。前109年，朝鲜的战事也受到相似因素的干扰。89前124年，武帝遣使持节塞上，拜卫青为大将军，向其他将军明确，他们应该服从卫青的指挥。90这是汉廷有意建立明确的指挥链条的一步，前123年，卫青再次拜大将军。91
兵员的征召与伤亡
上文已经简略提及汉朝的征兵制度，还推算了国家在理论上能征召的兵力。大体而言，年龄在23—56岁之间（有时是20—56岁）、身体健全的男子，有服兵役两年的义务，其中一年是在本郡接受军事训练，一年是执行任务，或是戍守边塞，或是巡行边墙。92大多数人投身步兵，但可以相信，有些来自特定地区的人是加入骑兵或者水兵的。在边疆，有的士兵会上前线，有的士兵则负责屯田。
此外，汉军也有志愿兵，比如前99年李陵很骄傲地率领来自南方的五千兵马。93志愿兵可能充当骑兵。据记载，在前108、前104、前90年的战事中，汉朝动用了属国的骑兵，他们可能来自尚未完全纳入汉朝管辖、或尚未完全同化于汉人生活方式的地区。94前90年，一名前匈奴王率领一支西域军队，为汉朝攻打车师。95有时囚徒也会被拉上战场。前109、前104、前97年在北方，前112、前108年在南方，都曾有过这类事情。96然而，这大概只是应急之策，而不是经常之制。前100年，汉朝送囚徒到五原塞服役。非常有趣的是，前99年李陵率部出征，“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97最后，获得赦免的犯人，有时须以兵役的形式服完自己剩下的刑期。98
政府虽然不会明确宣示，但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战前会从距战场较近的郡国调兵。前112年，南方发生战事，朝廷从江淮及以南地区征兵；前109年发兵巴蜀，镇压西南反叛；同年，征发蓟、辽东二郡士兵赴朝鲜作战。99前61年，调河南等中原郡国步卒西征羌人。100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边防线上有很多戍卒是从中原征发的。101
对汉武帝投入征伐的兵力数字，不大可能是经过认真计算的。杨联陞警告，不要相信中国史书里的数字，也包括兵力数字。102上奏的时候，官员当然会倾向于夸大异族的兵力，以突显汉军的战绩。反过来，史家出于对皇帝武功的自豪，也可能夸大汉军的兵力。此外，史家无从核查兵力数字的来源，也无从区分哪些数字是真实的，哪些数字是吹嘘的。103用户籍人口数推算兵力也不容易，因为目前只有公元1—2年的户籍人口数，把它用在武帝朝需要十分谨慎。
汉军步卒主要是征召而来的，上文已经推算过，公元1—2年所能征召的最大兵力在288 357人到1 153 428人之间。104《汉官仪》中也有一段略显夸大的叙述：“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鄣塞烽火追虏。”105在《汉书》的记载中，武帝朝的征伐动辄是五万到十万人的规模，或是步兵，或是骑兵，有的时候数字更大。下面是投入兵力较多的例子：
前133年，李息率三十万人屯于马邑
前119年，出动十万骑兵、十四万匹战马，还有大概数十万步卒。
前111年，武帝亲率十八万骑兵巡行郡国。
前102年，李广利第二次征大宛，征调了十八万人。
前97年，七万骑兵和十四万步兵参与对匈奴的作战。
前90年，三位将军率军十三万106，出征匈奴。
除了这些汉军兵力的总体数字，史书上有时也会记载一些具体的战例，只有小规模兵力实际参战。前108年，七百轻骑生擒楼兰王。李陵年轻时，曾率八百骑深入大漠两千里。107前99年，李陵麾下的步卒不过五千人。据估计，防守从敦煌到朔方（河套附近）的长城，实际需要约3 250人。108与漫长的距离相比，三千多人显得很少；但如果把边防线后的驻军也算进去，人数可能还会大大增加。如果用同样的算法计算朔方以东的长城，那么还需要6 500人。由此可以推出，长城沿线需要的戍卒约9 750人，此外补给、建筑、巡逻、屯田、通信等方面还需要人手。必须强调的是，这个数字很不可靠。
不幸的是，没有证据提示，汉朝各郡国以怎样的比例提供兵员。《汉书》记载征讨匈奴的战役时，常会提到将领出兵的郡。所以可以大致推测，北部和西部边郡是其主要兵源，至少骑兵来自那里的可能性较大，无论是志愿兵或义务兵，将投入到战争中的兵力数字和边郡的人口对比，将是很有启发性的：109
年份
将领
骑兵数量
郡
人口（公元1年）
前129年
卫青
10 000
上谷
117 762
公孙贺
10 000
云中
173 270
公孙敖
10 000
代郡
278 754
李广
10 000
雁门110
293 454
前121年
霍去病
10 000
陇西111
236 824
前119年
卫青
50 000
定襄
163 144
霍去病
50 000
代郡
278 754
前111年
为炫耀武力，武帝从云阳出发（左冯翊的辖县），北行经上郡、西河、五原，率领的骑兵最终达到180 000。
上郡
606 658
西河
698 836
五原
231 328
对于“一万”这么整齐的数字，很难不加批判地接受。然而，通过比较可知，这些数字与当地人口的比例还是比较适当的，如果考虑到真正交战的季节非常短暂，那就更适当了。如果这些数字也包括非战斗部队，将更为可信。112评估这些数字的可靠性时，还必须考虑到这些战役并不是当时汉朝军事行动的全部。前127年“卫青率数十万骑击匈奴”的同时，一支同样规模的大军在修筑通往西南地区的道路。地方的叛乱需要火速平定。还有记载显示，汉朝在向短命的苍海郡（前128—前127）派兵的同时，还征召了一支十余万人的部队筑塞于新置的朔方郡。113
记载中武帝朝后期大规模动用军队的例子有：前112年，汉军十万征南越。次年，陇西、天水、安定等地的骑兵，与来自长安、河南、河内的十余万步卒一道镇压羌族叛乱。114前102年，李广利第二次征大宛，曾征召十八万人，但《汉书》的文本在这里可能有些舛误。这十八万人和一年前从敦煌出发的六万人、十万头牛、三万匹马、数万头驴和骆驼有何联系？115目前还不清楚。
《汉书》里汉军兵力的数字和匈奴骑兵的数字处于同一数量级，都以万计。为了比较，我们还应该留意同时代世界上其他地区战争所投入的兵力。前218年，汉尼拔离开西班牙时，率领马匹、步兵四万，罗马方面有十万兵力，可能还包括盟军。坎尼会战（前217年）中，四万八千罗马步兵对阵三万五千迦太基步兵，而汉尼拔的骑兵有一万，罗马方面仅有六千。前32年的亚克兴会战中，安东尼有步兵七万到七万五千，骑兵一万两千，屋大维有步兵八万，骑兵也是一万两千。116
《汉书》中汉军的伤亡数字大概也有道听途说、夸大其词的成分，其中可能包括脱逃者和死者，上报的马匹损失也很可能是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被屠宰吃掉了。据说前129年公孙敖率军一万征讨匈奴，损失了七千人。117前123年，卫青麾下六将之一的苏建被匈奴打得全军覆没，118而匈奴自己也损失了一万八千人。119前121年，李广再次出兵右北平，四千骑兵折损了一半。120同年春，霍去病出兵陇西，伤亡八千人；夏季又出兵北地、陇西，伤亡三万人。121前119年，卫青北击匈奴，两战连捷，分别消灭一万九千人、七万人，汉军的伤亡也有“数万”122。《汉书·食货志》记载123，汉朝在这一年损失了十万骑兵；《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124，汉军十四万骑出塞，返回的不足三万。据记载，李广利第一次征大宛的伤亡率达到80%—90%。125前135年淮南王警告朝廷，南方的战事会有两到三成的患病率或死亡率。126这一数字应该有些夸大。
汉匈双方的兵力及伤亡的数字有几分真实，难以定论。兵力和人口数字不会太不成比例，但是很难相信，当时的社会能为这么庞大的军队提供必要的后勤支持。“万”这个词在史书里很可能只是为了强调数量多而已，而非实指。
补给和交通
《汉书》有多处反映出，汉朝的将相们意识到遥远距离带来的困难。127据说李广利征大宛（前104年）128来回花了两年，这是个例外，其全部意义不能完全知晓。知道一支部队的行军速度，比如从长安到云中或张掖需要多长时间，对我们的研究帮助甚大。不幸的是，信息并不完整，只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供我们去推测时间和距离。
比如，前119年路博德等破敌立功，受到封赏。他们由霍去病率领，从代国发兵，为擒单于出塞两千里。战役的发动是在夏季，两位将军的封爵是在丁卯，即六月初九，那么整个战役耗时不会超过六十八天。129不幸的是，这一特例不能作为普遍规律套用，但总体而言，出塞远征都不大可能旷日持久。
从公文投递的时间可以找到进一步线索。文书由出征的士卒携带，投递的时间应该符合精心安排的时间表。从居延发现的一枚珍贵的简牍残片可知，公文通过驿站接力传递，从安邑（今属山西）到居延，一般的行程需要四十八到五十一天。不过，驿递的时间不会和军队行进、粮草运输的时间完全一样，只能作为一个大致参考，需要谨慎使用。130
行政和军事管理中形成的简牍，不少能够反映出边塞军队的专业水平。131但有些情况的信息本就很少，比如将领如何维持行军的军纪、按时间表行事、做书面记录、关心士兵的身体和生活、提供规定数量的口粮。蛛丝马迹偶尔还是能够找到。比如《汉书》记载，李广利第二次征大宛时（前102年发起），“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132。
一场战役耗费几何？前60年赵充国对此的估计非常有趣。他的估算包括了粮食、食盐和马料的数量。他估算的数字与西北边疆实际分配的数字非常接近。133通过仅有的零星史料134，很难确切知晓一支军队出征所需的粮草有多少要依赖当地供应，又有多少要靠远途运输供应。敦煌和居延出土的材料，可以作为推算军需的基础：一万人一整个月需粮三万三千石（658 944公升），运输需要大车一千三百二十辆；一万人一个月的食盐也要三百六十辆车运。这里的数字，无论实际是否足额发放，都没有任何主观的修改。135
关于马草料的记载较少，只有几处史料提到在西北边境就地征集草料。136赵充国估计，一支六万人的军队，一个月需要二十五万石的草料。137两片居延汉简还提到，每头牲口每天有0.12石（2.3公升）粮食。一万匹马每月需草料三万六万石（718 848公升），大概需要一千四百四十辆车运输。138《汉书》说粮食运达西南目的地后，损失九成。139可能是为突出运输途中损耗严重的夸张说法。
行政记录显示，发给士兵的还有一些其他物品，比如衣服。每个人领取衣服都需要登记。140许多防御用的装备无疑是就地制造的，有些物品属于要核验检点的公物，在内地制造出来运往前线，比如指挥用的旗帜，做饭的锅，木工工具（斧头、锤子、锯子等），进兵时击的鼓，收兵时鸣的钲，141盔、剑、盾等军械。142从前119年左右起，开始有国有机构专门制造这些物品。这些机构还制造各种形制的箭镞和弩的扳机，扳机做工精细，是汉军用弩的基本构件。143弩按照一套标准等级制作，这个标准的单位是拉开弩身所需的力道。弩的重量在三到十石之间。144较重的弩可能安在固定的防御设施上，这种弩也许有旋转装置，必然有瞄准装置。145据记载，曾有一个人连射一百五十支箭，但是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常事。146
《汉书》中记载的前124到前119年之间的历次战役中，骑兵数量都十分庞大。而前99年，路博德在西北领兵的数量，相比之下就没有那么夸张。三年之前，路博德受命建立居延防线，对前线情况有亲身了解。他认为，酒泉和张掖各出五千骑兵即可稳操胜券。147
关于《汉书》中汉朝制度的几处注释，给出的马匹数字更为庞大。在武帝之前，边郡的马场（苑）也是由中央政府管理的。史料记载，汉廷在北方和西北边疆，设有三十六处这样的马场，养马三十万匹，三万名官奴婢负责养马。148《汉书》记载前121年的战争所需要的给养时，提到了武帝拥有众多马匹，其中一万匹赶到长安喂养。关中养马的人数不够，朝廷又从其他郡调来人手养马。149前103年，朝廷为增加军马供应，进行了国有和私有马匹的登记，150武帝还颁布法令，为朝廷养马可以蠲免赋税。151
从寥寥几条材料很难判断马匹的价格，因为这些材料常常是记载异常情况的。152前146年，朝廷禁止成年马匹出境，直到前82年才解除。153同时，朝廷也开始认识到从中亚的产马区买马的好处。早在张骞出使西域时（前130—前125），乌孙就送给武帝良马数十匹，154后来一位汉朝公主嫁往乌孙，乌孙又送了上千头牲畜作为聘礼。155随着与西域诸国的交往愈加频繁，汉朝从乌孙、大夏获取马匹的欲望也更强烈。156李广利征大宛（前104—前101）的战果之一就是数十匹最上乘的战马，以及三千匹较次的战马。157后来汉与大宛约定，大宛每年送给汉朝两匹天马，很明显是作为种马。158
战争结束后财政还有花费，比如犒赏凯旋军队的巨额支出。《汉书》记载，前124到前123年的赏赐黄金达二十万斤，前119年又赏赐五十万金，前101年李广利出征凯旋时赏赐四万。159军官的俸禄肯定也是汉代财政的一大负担。虽然可以推测出军官俸禄的等级，也有居延驻军军官的俸禄的史料，但是无法估算整体的支出规模。160
战斗方式
白霖（Lynn White）写了一篇关于马镫研究的介绍，引人入胜。他划分了马匹在战争中作用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战车；第二阶段，没有马镫，骑者借助膝盖的力量夹紧马身；第三阶段，装备马镫。161武帝时，车战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但也没有证据显示马镫已经广泛使用。162
汉军的骑射手肯定是模仿匈奴。163拉铁摩尔（Lattimore）已经描述了汉族在与草原民族的战争中，战法从步兵转变为骑兵的过程，并且已经指出这一关键时段是公元前4—前3世纪。赵武灵王（前325年登基）和李牧（前3世纪）时代的赵国军队，是有确凿证据的最早用骑射手的中原军队。可以确定这两个时代都已经在训练骑射手了。164到汉武帝时代，又过了几百年，中国人有充足的时间积累马战的经验、训练娴熟的马弓手。赵国正处在中原最易受匈奴劫掠的地区，也是中国对匈奴发起攻势的地区。史书记载，在汉朝初年的内战中，刘邦麾下就有马弓手，165前103年，公孙贺拜相时，就提到了“鞍马骑射”。166
我们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段晁错对汉匈各自战法优劣的评价。文帝时（前180—前157），匈奴势力正强，劫掠边疆郡国如同家常便饭。曾潜心商鞅申不害之学的晁错上疏文帝167，开宗明义指出了地形有利、士卒服从、兵器坚利的重要性。接着，他阐述了哪些地形适合哪些兵种或兵器——包括步兵、车骑、弓弩、长戟、矛铤、剑楯等。他认为匈奴人的优势有三：第一，在北方，汉地的马匹不及匈奴的；第二，匈奴人“且驰且射”的技术也为汉朝所不及；第三，匈奴人能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然而，汉朝也有五个优势。第一，在平原地形中，汉军的“轻车突骑”能够轻易打乱匈奴的阵脚；第二，汉军的“劲弩长戟”攻击距离远，匈奴人难以格挡；第三，汉军甲胄坚牢，兵刃锋利，长短齐备，并有弓弩，汉兵以五人、十人为单位前进，匈奴人无力抵御；第四，汉兵的弓弩齐射，可以穿透匈奴的皮甲木盾；第五，下马步战，短兵相接，匈奴人也不是汉人的对手。
以上种种优势，汉人在战场上究竟发挥了几成？五十年后，武帝的众将能够多大程度上选择有利的战斗条件，将汉军优势发挥到极致？这恐怕要永远成为未知之谜了。可能我们要接受张春树的说法168，“骑射手是前120—前90年汉朝对匈奴战争的关键因素”，步兵在战斗的记录中非常鲜见，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带领的数十万步卒发挥了怎样的作用169，只能留给我们推测了。
前99年李陵指挥的战役，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却又很特别的运用步兵的战例，此战被德效骞（H. H. Dubs）赞为“天才的军事行动”，因为“李陵展示出，步卒只要组织得当，弓弩充足，可以击败数倍于己的骑射手”170。《汉书》中记载的战法绝不是当时的常态，步卒的胜利也远不是十拿九稳的。李陵胜利的秘诀有三：第一，保持有纪律的射击，以便有效地集中弩箭；第二，纵使敌方骑兵反复冲击而造成伤亡，我方也要保持阵形不乱；第三，箭支源源不绝。一天用了五十万支箭的说法可能有点离谱，但是史家的观点依然是成立的。171另外，地形的极端重要无须多言。
征伐的结果
到前119年为止的一系列战役，使中国二十年免受匈奴的入侵，汉廷得以抽出手来向其他方向扩张。随后的若干年，汉朝的权威在西南和西部的扩张成为可能，首先应该归功于军事的进取，其次应该归功于一条由高度专业化的军队保护起来的通向中亚的安全通道。汉朝的功业不能仅用开拓了多少疆域来衡量。在物质层面，汉朝取得了大量牲畜，比如，在前127年，号称获得百万头马、牛、羊；前124年又获得数百万头牲畜。172值得注意的是，汉朝将领会因军功封爵。奖赏的高低取决于俘虏的敌人的重要性，比如王、单于的亲属和其他重要人物。173
敌方归降君长的待遇
敌方的军队首先不是被当作一个与中华分庭抗礼的对手，而是被作为致力于破坏中国统一和完整、蹂躏中国的禾稼和百姓、劫掠中国的城市和仓廪的叛逆。从本质上或者概念上来讲，此类虽非汉族的强盗，却与中国内地威胁法律与秩序的盗匪并无不同。区别存在于镇压乱法者所付出的代价以及谈判协商的可行性。因为朝廷与某个内地的渠帅头领妥协，必然削弱皇帝的权威。然而作为权宜之计，通过某些特定的礼仪，也可以与内亚的首领达成妥协。
虽然一个异族酋长携带部众与牲畜归降，标志着一场战役的目的达到了，但是它马上产生了许多其他问题。有两件事至关重要：第一，确保投降的酋长忠于汉朝；第二，在新拓疆土上建立常设政府机构，巩固战争的胜利果实。这种机构必须足够强大，能够抵御敌人的入侵，并能汲取当地的资源为中央王朝所用。
前121年，匈奴昆邪王率大批部众归降，174是汉朝的一场大胜利。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行政管理的一场新的分裂。汉朝为此建立了五个属国，昆邪王的部众可以在这里按照旧有的风俗习惯生活。通过这种手段，他们被安置到“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其他情况下也仿照此制度实行。武帝设属国都尉，175使得汉朝可以征调属国骑兵。也是在前121年，“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176另有一种强制迁徙异族的情况。前110年，汉朝要迁移东越的所有人口，177东越没有同化于汉，最后却不得不屈服于汉朝的压力。
前121年的胜利之后，汉朝给予投降的匈奴首领以很高的礼遇与特权。这可能是有意设计的，以奖赏这些首领对汉朝宗主权的顺服，保持他们对汉朝的忠诚，将他们与皇帝的关系礼仪化、正规化。虽然之前已经有匈奴王享受了这种待遇，178但是封给他们的食邑从未超过一千六百八十户，179然而昆邪王的食邑据说不下万户。这些食邑在平原郡（今河南省境内），如此一来，昆邪王就不得不离开自己部民所在的五属国，再度控制他们的机会也就断绝了。同年和前119年的其他封赏很少超过千户，无法同昆邪王的封赏相提并论。在南方，汉朝对南越等势力的王侯和将领也采取同样的政策。东越王甚至得封万户侯。180最后有一点值得注意，武帝朝共封出爵位七十五个，其中有四十一个是归降的异族君长。
汉朝对归降的异族君长还有一种安排，就是承认其名号与地位，令其依旧统领部众。对西南的夜郎（前111年）、滇国（前109年），181采取的就是这种办法。后来，汉朝的势力扩张到西域，武帝之后的皇帝用同样的办法安排当地的君长。《汉书》非常自豪地记录了有多少西域君长接受了汉皇的册封和印绶。182
后世对汉武帝的批评
传统观点认为，武帝在大政方针和具体决策中都起主导作用。因此对武帝朝的征伐的批判也都指向了武帝本人。
《汉书》中记载的第一个公开批评武帝的人应该是夏侯胜。前72年，宣帝刚即位，想为武帝立庙乐，夏侯胜反对，他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183《汉书》的其他部分也能见到对武帝扩张政策的明讥暗贬。《文帝纪》中说，文帝对匈奴“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184多少有点暗贬武帝的意味。《昭帝纪》说得更直白：“（昭帝）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185《汉书》的作者还特别强调了经略西域靡费之巨。他们感叹外交的排场、宴飨的奢侈使得苛捐杂税泛滥。他们指出，这种政策导致了官员纪律的懈怠乃至废弛。《汉书》提到西域诸国时说：“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186
吕思勉在自己的新书中批评武帝的征伐，说此举靡费巨大、毫无必要。吕氏认为，如果任用李广、程不识等信臣宿将征讨匈奴，耗费必然大减，而战功反将远胜于以外戚见宠的卫青、霍去病。不学兵法、不恤士卒的霍去病得见大用；士卒不尽饮、自己不近水的李广反遭贬斥，吕思勉对此尤致讥评。吕氏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武帝的武断易怒，他正是因为李广和卫青的竞争，才将李陵灭族。187
结论
本文将武帝朝的征伐作为帝制中国早期军事行动的典型例子来研究。当时的政府在多个领域同时推行积极政策。征伐的进程和时间显示出，汉廷有意地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问题，虽然有时战术上的分兵会破坏集中的战略。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卫青等将领对匈奴的攻势类似于匈奴对汉朝的攻势，规模小，机动性强，主要目的是威慑敌人，劫掠牲畜，逼对方首领归降。
对汉朝来说，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最多只是一二十年免受劫掠罢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注意沙畹（E. Chavannes）的观点。他的大意是，终武帝一朝，对匈奴的征伐未尝止歇，却未能使他们完全降服。匈奴曾威胁武帝的父祖，未来的许多年也将继续威胁他的子孙。188中国行政和军事目标的地缘特性在帝制时期一直变化。领土和边疆往往是由地形特点和经济活动所决定，而不是靠人为划定。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领土完整的观念在西汉才刚刚萌发，当时中央集权的帝制政府还没有被公认为是安排社会秩序的正统的、有价值的、有效的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汉朝开疆拓土、在西北和北部建立固定边防线的成就，开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先例。长城划出界线，既为了防止外人入侵，也为了防止内地的士兵或者罪犯出逃。可以肯定，出入境检查是戍边将士的职责之一，于是长城将汉人和塞外部族的差异固化了。只有双方做出妥协，导致治理方式和经济活动的变化，这些差异才有可能变得模糊。长城一旦筑成，就会长久留存在后世每一个汉族王朝的记忆中，就会持续影响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军事战略。
在汉人看来，敌人就是掠夺者。这大概也是中国军事思想中防御精神的源泉之一。作战目的是震慑和击退敌人，保护中国的烽燧和贸易路线，而不是为了制敌死命、兼并领土。对汉朝来说，战争的主要目标就是阻止匈奴袭扰，通过夺取其财货（尤其是牲畜），以打击其士气；通过降服其君长甚至所有部民，以削弱其势力；寻求中立小邦的帮助，这些小邦提供的水、向导、必需品，关系到一个汉朝使团、屯田或者烽燧的存亡。汉朝的策略似乎比后来通行的策略（比如攻取敌人的城寨，占领敌人的领土）更有效。如果我们思考对比汉武帝和康熙帝（1662—1722）的战争策略，那么上述结论就更显其正确了。
作为武帝征伐的结果，汉朝新置了二十多个郡，但我们不能将这一举措视为汉朝最终军事胜利的标志。汉廷依靠武力将控制扩展到原来越广的地区。任命一位太守，一个郡在纸面上就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位太守能有效行使权力的范围，不是在地图上划定的，如果认为一旦新郡建立，汉朝政府就能实际管理和征调此地的百姓，肯定是不对的。
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从未御驾亲征。史书上唯一一次记载武帝出现在戎行中，是前111年的巡幸。当时汉朝已经战胜，可以休养生息了。汉武帝姓刘名彻，他的谥号“武”解释为性格之勇或者武功之盛，都是不恰当的。它似乎已成为后世的反面典型。刘邦在群雄逐鹿的战争中，也曾亲冒矢石；一旦称帝，他就很少亲自上阵了。汉光武帝和唐太宗也大抵如此，而康熙帝是个例外，但是康熙的大臣也数度劝谏他应该追求“文”，而不是“武”。189
在汉朝，文职和武职没有截然的界限，二者只是同一职责的两面而已。虽然基于专业自豪的文官职业生涯正在逐步形成，将军个人可能在汉朝的制度架构中身居高位，但是武人作为一个群体却没有很高的地位。汉朝没有专门培养职业军人的制度，常见的情况是，将领的任命常常是出于皇帝个人的偏好或临时起意。大概到了一千多年后的明朝，汉族王朝中职业军人的威望才有所提高。
有一个汉朝就面临的困难在后世反复出现，它可以解释中国传统中“忠”的概念的发展（中国的“忠”与西方传统的loyalty是不一样的）。汉朝将军在自己的营寨里享有高度自主权，除了天子使者，可以拒绝一切人进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理解，朝廷并不愿意建立一个将军可以大权独揽的指挥架构，因为这样做会危及朝廷自身的安全。还有一个原因是，当缺少能征惯战的汉族将领时，朝廷就要任命归化的异族将领指挥军队。汉律对本朝败军之将的处置极严苛，这使许多汉将宁愿在匈奴的毡帐之中讨一条生路，也不愿在长安的市集上身首异处。如果一个异族降将指挥汉朝军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汉将的变节就不能算是特别严重的不道德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