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69《汉书》卷六，页14b；HFHD，61；《汉书》卷六一，页4；卷九四上，页19。
7070《汉书》卷六，页31b；HFHD，100；《汉书》卷六一，页9b。
7171具体事例见页99注③。
7272汉朝对隔绝潜在敌人的重视，可见《汉书》卷六九，页3a—4b；《汉书》卷九四，页21b。
7373关于将军的权力与地位，见大庭修：《前漢の將軍》，《東洋史研究》26卷4号，1968年。
7474《汉书》卷五五，页6b。
7575《汉书》卷五五，页13b。
7676《汉书》卷六一，页9b。
7777《汉书》卷一九上，页22b ff，正文及注释。
7878还有国相亲自参战的情况，见《汉书》卷五五，页4b。
7979关于都尉，见RHA，I，60；关于都尉在作战中的指挥，见《汉书》卷五五，页18b，以及卷九四下，页21b。
8080关于皇帝用虎符制度运作的例子，见《汉书》卷六四，页2。
8181关于戍卒的组织，见RHA，I，83。
8282《汉书》卷一七，页11，11b，13b；金日磾事迹见《汉书》卷六八，页18b。开陵侯成娩也是一例，他是匈奴诸王之一，为汉朝攻打车师（《汉书》卷一七，页23）。
8383《汉书》卷五四，页6。
8484关于李广见《汉书》卷五四，页4以及卷六，页16；HFHD，66。关于苏建见《汉书》卷五四，页16；关于张骞见《汉书》卷六，页15以及卷六一，页4，HFHD，61。关于公孙敖，见《汉书》卷六，页15，HFHD，61。关于赵食其，见《汉书》卷六，页16，HFHD，66。
8585《汉书》卷九四上，页25。
8686《汉书》卷九四上，页8b；HFHD，I，115。
8787《汉书》卷五四，页14b。
8888《汉书》卷六一，页9b。
8989《汉书》卷五四，页10a—b；《汉书》卷九五，页19。
9090《汉书》卷五五，页5。
9191《汉书》卷六，页12；HFHD，54。
9292不少学者已经接受了对这条史料的这种解释。关于别的观点以及更详细的描述，见RHA， I， 79ff， 162ff。前155年，征召的年龄从23岁提前到20岁，直到昭帝朝（前87—前74）才改变。
9393见RHA，I，78；《汉书》卷五四，页10。
9494RHA，II，181ff，《汉书》卷九四上，页25b，卷六一，页9b，卷九六上，页11b。
9595《汉书》卷九六下，页30。
9696《汉书》卷六，页22，31b，35；HFHD，80，100，108；《汉书》卷九五，页4b。关于囚徒或罪犯上战场的事例，见A. F. P. Hulsewé，Remnants of Han Law（Leiden，E. J. Brill，1955），pp. 131，147及注释109。
9797见本文附录B。
9898RHA，I，79；Hulsewé，pp. 240ff.
9999《汉书》卷六，页22，27；HFHD，80，92；《汉书》卷九五，页19a—b。
100100RHA， I， 78；《汉书》卷八，页15b；HFHD， II， 241。
101101公元前97—前74年的，见RHA，II，261ff；公元前90—前82年的，见317ff。
102102Lien-sheng Yang，Numbers and Unit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reprinted in 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103103C. Martin Wilbur，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206 B. C.—A. D. 25（Chicago，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1943），p. 399，该页有例子说明汉朝史官怎样区分真实的数字和宣传的数字。Wilbur用“falsification”（伪造）一词有点重了，原文的意思只是“实有兵力四十万，号称百万”。
104104同上。
105105出自应劭（约140—200）《汉官仪》，完整的文本和注释见RHA，I，162ff。
106106《汉书》卷六，页37b；HFHD，115；《汉书》卷六一，页14。根据《汉书》卷九四，页25，兵力还要再加一万。
107107《汉书》卷五四，页9。
108108RHA，I，90.
109109关于具体战事见本文附录A。各郡的人口数引自《汉书》卷二八各郡条下。
110110前129年，代国还包括太原郡，这里的人口数字只是代郡一郡的。
111111此时的陇西郡的土地还包括了日后分设出去的安定、天水二郡。这里的人口数字只是陇西一郡的。
112112这一观点是傅海波（Herbert Franke）教授提出的。
113113《汉书》卷二四下，页7b；Swann，p. 246。
114114《汉书》卷六六，页2b；HFHD，81。
115115《汉书》卷六一，页10a—b。
116116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III，（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0），35，44，53，and X（1954），100ff.
117117《汉书》卷五五，页2b。
118118《汉书》卷六，页12；HFHD，55；《汉书》卷五四，页16b。
119119《汉书》卷六，页12b；HFHD，55。
120120《汉书》卷五五，页9b。
121121《汉书》卷六，页14b；HFHD，61。《汉书》卷九四上，页18b。
122122《汉书》卷六，页16；HFHD，66。
123123《汉书》卷二四下，页12b；Swann，p. 274。前123年汉军的马匹损失也是同样的数字（《汉书》卷二四下，页8b；Swann，p. 251）。
124124《汉书》卷五五，页16。
125125《汉书》卷六一，页10。
126126《汉书》卷六四上，页6。
127127例如，《汉书》卷六一，页7 ff；卷九六上，页25b ff；卷九六下，页6。
128128《汉书》卷六一，页10。《汉书》记载了李广利第一次出征返回敦煌，但是武帝下令李广利不许进玉门关。
129129《汉书》卷六，页16a—16b；HFHD65；《汉书》卷一七，页13，卷五五，页12b ff。
130130关于驿递的时间表，见RHA，I，43ff。
131131关于军队的专业水准，见RHA，I，167ff。居延汉简的时间跨度是从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00年，但大多数无法确定具体时间。从这些简牍中所见的专业水平，应该可以用来研究武帝朝的情况。文帝时晁错曾经上疏，强调用兵的法度，见《汉书》卷四九，页9ff，16ff。《史记》卷一〇九，页6记载了两位将军截然相反的约束部下的方式。
132132《汉书》卷六十一，页13。
133133RHA，II，70.
134134比如公元前99年的战役，见《汉书》卷五四，页10。
135135RHA，II，69。这一计算的基础是3.3石是每个月的粮食配给量，25石是一辆车的装载量（见Michael Loewe， “The Measurement of Grain of Han Period，”T’oung Pao，49.1—2：76）。陇西、北地、上郡、西河、朔方、五原、雁门都有盐官，军队的食盐可能由他们直接发放。
136136RHA，I，70，106，125，页94、105也提及粮草。
137137RHA，II，70.（《汉书》卷六九，10b ff。）
138138关于马匹吃的粮食的数量见RHA，II，278，一片汉简记录着两匹马四个月消耗粮食27.52石，即每匹马每天消耗0.116石；RHA，I，94，154 and n.71。
139139《汉书》卷二四下；Swann，p. 247对这一段费解而不可靠的文字作了注解，得出结论：“也许每3.616美国蒲式耳粮食中，有不足1%到6%的粮食最终抵达。”
140140RHA，II，261ff.
141141关于装备的总体情况见 RHA，I，85 ff.。《汉书》记载了李陵用鼓和钲指挥放箭，见《汉书》卷五四，页11b；将鼓列入防御装备的清单，见RHA，I，87；关于匈奴使用的旗鼓，以及汉军虏获的匈奴旗鼓，见《汉书》卷五五，页15b。
142142官员巡查边塞的报告中提到了其中一些装备，见 RHA，II，151 ff.
143143见K. P. Mayer，“On Variation in the Shapes of the Components of the Chinese Nu-chi （crossbow latch），” in T’oung P’ao，52：1—3：7ff and correction ibid.，53：293 ff。
144144石是重量单位，约合29.3千克或64.5磅。关于弩，见RHA，I，125 ff。
145145RHA，II，157 ff.
146146RHA，I，153，no. 52.
147147《汉书》卷六，页34；HFHD，页105；《汉书》卷五四，页10。
148148韦慕庭引《汉旧仪补遗》（Wilbur，pp. 232 and 405）。《汉书》颜师古注（《汉书》卷十九，页12b）也引用了这段话，但是没有提到官奴婢，《汉官仪》也是如此。张春树误认为官奴婢的人数是三十万。关于景帝设苑养马，见《汉书》卷二四，页15b；Swann，p. 172。
149149《汉书》卷二四下，页9b—10a；Swann，p. 262。
150150《汉书》卷六，页32a；HFHD，II，101。
151151这项制度可能创自前178年，见Hulsewé，p. 75.
152152例如，（1）汉朝初建，社会还不稳定，一匹马的价格达到一百金，即一百万钱（《汉书》卷二四下，页4；Swann，p. 231）；（2）前118年，马匹短缺，一匹马可卖到二十万钱（《汉书》卷六，页19b；HFHD， I，66）。有居延汉简记载（37，35，见RHA，I，72），一匹马值四千钱，与同一文书中的下列商品比较：未成年女奴，一万五千钱；一辆牛车，两千钱；一辆轻便马车，五千钱。关于私下的马匹交易，见RHA，I，116，关于汉军骑兵买马，见同书，页111。
153153《汉书》卷五，页6b，卷七，页4；HFHD，I，321 and II，159.
154154《汉书》卷九六下，页3。
155155《汉书》卷九六下，页3b。
156156《汉书》卷六一，页8b。
157157《汉书》卷六一，页12.卷九六上，页37b。
158158《汉书》卷九六上，页38。
159159《汉书》卷二四下，页8，12b；Swann，pp. 251，274；《汉书》卷六一，页14；《史记》卷一二三，页42。因为缺乏更充足的资料，这些数字很难从一个完整的经济背景来解读。公认的黄金价值是一万金相当于一斤黄金（一斤约为244克）。
160160RHA，I，94ff，II，99，100ff and 282ff.
161161Lynn White，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1.
162162（1）战车。关于周代战车作战的局限，见H. G. Greel，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I，262 ff；Peter A. Boodberg，“The Art of War in Ancient China：A Study Based Upon the Dialogues of Li，Duke of Wei，”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30。许倬云曾撰文讨论骑兵与步兵的关系，并描述了春秋战车在战斗中的使用（Cho-yun Hsu，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 68 ff）。张春树（前引书，页169）指出，汉文帝时战车还是对付匈奴的主要武器，甚至前133年时还是如此，然而因为战果不佳最终被淘汰。《汉书》卷五四记载，李陵“以大车为营”，沈钦韩（1775—1832）注说“未尝以车战也”。汉代虽有“车骑将军”，也不必然表示汉军仍用车战。（2）马镫。白霖概述了汉代可能有马镫的证据（White. pp. 14ff and 140 n. 3）。又见J. Needham， “Science and China’s Influence on the World，”in The Legacy of Chin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p. 268，reprinted in The Grand Titration（London，Allen and Unwin，1969），p. 86.
163163《汉书》卷五四，页12b。
164164《史记》卷八一，页21，卷一一〇，页12；又见Lattimore，pp. 61—65，387。
165165《史记》卷七，页60；《汉书》卷三一，页22。
166166《汉书》卷六六，页1b。
167167《汉书》卷四九，页8。
168168Chang Chun-chu，p. 167.
169169《汉书》卷六，页16；HFHD，15。
170170HFHD，15.
171171《汉书》卷五四，页12b，关于文本的出入参考王先谦注。五十万的数字未必就太高，李陵有3000人，即使算上搭箭拉弓的时间，一个人一天射出116支箭并非不可能。
172172《汉书》卷五五，页4；卷五五，页5。
173173《汉书》卷五五，页5，卷九六下，页5b。
174174“四万”的数字见《汉书》卷六，页15；HFHD，62。《汉书》卷一七，页12给出的数字是“十万”；《汉书》卷五五，页11b记载：“降者数万人，号称十万。”《汉书》卷九四上，页19记载：“凡四万余人，号十万。”
175175关于属国，见RHA，I，62 ff；Ying-shi Yü，pp. 72ff；《汉书》卷六，页15；HFHD，62；《汉书》卷一九上，页19b，卷五五，页12b。
176176《汉书》九四上，页19。
177177《汉书》卷六，页24；HFHD，84；《汉书》卷九五，页18。关于该计划的具体执行，见Bielen stein, pp. 98ff。
178178《汉书》卷一七，页6b ff。
179179侯是汉代二十级爵位的最高一级，是皇帝对功劳的酬赏。获得封户的人，可以从中抽取赋税，并可自己留用一部分。
180180《汉书》卷一七，页19b。
181181《汉书》卷九五，页4b—5a。汉廷允许夜郎王称王如前。云南石寨山出土的滇王金印证实了滇王的存在。
182182《汉书》卷九六，页36。在《汉书》卷九六上下对西域诸国的记载中都可以找到。
183183《汉书》卷七五，页3b；Hulsewé，p. 175.
184184《汉书》卷四，页21；《史记》卷一〇，页39。这一评价的来由，见HFHD，I，272。
185185《汉书》卷七，页10b；HFHD，175。
186186《汉书》卷九六下，页39。其他的批评见《汉书》卷六三，页22b ff。桓谭《新论》（已佚）和荀悦批评凯旋后的封赏太靡费（见《艺文类聚》卷一二，上海标点本，1965，页231）。
187187吕思勉：《秦汉史》，香港，1962，页129 ff。
188188MH， I，xix.
189189应该注意到，汉高祖曾经与匈奴作战失败，自己也身陷险境（《汉书》卷一下，页11b；HFHD，I，115）。关于光武帝，见Hans Bielenstein，“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BMFEA 2.31：312 （1959）。635年，唐太宗也和大臣讨论过这一问题（见《贞观政要》卷一，页16，《四部丛刊》本）。
190190募兵的概念，应该从一个严格意义上理解，即有义务服役的人可以花钱雇人替自己服役。另一种情况是，汉族王朝（比如八世纪时）向异族请救兵，就要为此付出高额的报酬。
191191唐代的此类军队，见R. Des Rotuors，Traité des Fonctionnaires et Traité de I’armée（Leiden，E. J. Brill， 1947），pp. xix，and vii ff.
192192英文原文为“including one king”，查《汉书》，应为“裨小王十余人”，故改之。——编者
193193关于居延的地位，有几种说法（见《汉书》卷六，页14b注）：（1）张掖郡的辖县，在额济纳河畔。（2）以匈奴地名为县名。蒲立本（Edwin Pullyblank）指出，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龟兹的首府，也叫居延。（《汉书》卷九六下，页14a。）见Edwin Pullyblank，“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66），p. 21；《汉书》卷九四上，页18b记载汉军“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汉书》卷六，页15；HFHD，61记载公孙敖也参加了夏季的战事，并且因为失期受惩，《汉书》卷一七，页9。
194194关于昆邪王降汉的人数，见页114注①。
195195《汉书》卷六一，页21作“车师”，其他地方则作“姑师”；见《汉书》卷六一，页7b注。
196196《汉书》卷六，页37b；HFHD，115记载商丘成率领的人马是两万。
197197居延都尉辖有一支名为“左遮虏”的部队，见RHA，II，385。
198198《汉书》注家对“连弩”的看法也莫衷一是，见《汉书》卷五四，页12。
199199韩千秋，汉成安侯，其父韩千秋为济南相，征南越时战殁。（《汉书》卷一七，页15b，卷五四，页12。）
藩镇抗拒朝廷：淮西之役（815—817）1
毕德森（Charles A. Peterson）
学界对唐代军事史的研究异常薄弱。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之一，它给人的印象就是武功赫赫、疆土广阔。这个图像的中心是唐太宗（626—649年在位）以及他的“昭陵六骏”。然而，唐代的历史还有不那么光鲜的一面，从755年开始，唐朝主要陷入了内部问题的纠缠。可以确定，唐朝中央政府在中亚以及华北的势力已丧失殆尽。由于强邻压境，对外防御不能忽视，但是内部的威胁才是心腹大患。王朝要对付组织完善的藩镇，后来还要对付处于巅峰的农民起义领袖。624—755年之间（从唐朝统一到安史之乱），战事只发生在边疆地区；而755—907年就不同了，帝国内部战乱频仍是最大的特点。
事实上，本文所处理的政治军事史时段更为广阔，远不能以唐朝灭亡为限。从8世纪直到979年宋朝戡定内乱，从许多方面看，都是一个连续性极强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军事力量分散而不集中，主要用于内战，而非外战。由于没有外敌入侵的压力，所以最具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中原，而非塞外。这段时间里，中央政府难于、甚至不可能应对藩镇的挑战。压倒一切的问题就在明面上摆着：谁主天下？
对这一时期的战争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内在趋势。此时少有传统定居社会与游牧社会的边境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大开大阖、以骑兵为主、以通信和补给为关键的战争。更多的战争是阵地战，而非运动战，敌军的地盘防御严密，补给充足。这些战争发生在定居的、人口稠密的地区，一方面可以获取充足的人力，另一方面，不只是地盘，百姓也处在危险之中。防御技巧的高度发达，使得婴城固守成为上上策。战争时间拉长了，攻城技术更是不可或缺。认为中原鏖战和塞上交锋完全对立自然是不对的；然而，这种区别为我们评价8—10世纪中国的主流战争形式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出发点。
本文是中晚唐藩镇军队防御能力的案例研究，聚焦于唐代的一次战争——唐朝中央政府在815—817年征讨藩镇淮西的战争。此战在当时影响极大，是唐宪宗（805—820年在位）一个里程碑式的政治成就。这场战争结束于一次奇袭，那算是中国历史上名头最响、戏剧性最足的奇袭之一，其本身就非常值得探究。2另外，关于这场战争的史料之丰富，整个唐代大概无出其右者，所以最有深入研究的可能。3
中晚唐的割据藩镇——淮西
这一场战事的起因要追溯到安史之乱（755—763）。安史之乱将唐代截然分为两段，4其最终结果是，藩镇长官长期控制长安之外地区。他们手握重兵，因而也取得了行政权。5其后数十年，中央政府为重新取得藩镇支配权，做了艰苦的努力。到了8世纪末期，大部分藩镇都回到了中央政府手中，藩镇的高级长官，无论文武，都由朝廷任命。然而，偏有七个强藩，成为完全独立于中央之外的政治存在，自除官吏，自行其是。其中六个藩镇盘踞帝国东北角，约当今的河北、山东地区；而第七个藩镇淮西却地处唐代河南道的西南部、淮河上游。805年，宪宗甫一即位，就把淮西选为收复七镇的突破口。这意味着，朝廷与淮西等藩镇的直接武力较量将不可避免。这一主题贯穿了宪宗朝始终。宪宗虽然未竟全功，却也完成了大半。820年宪宗晏驾时，割据的藩镇只剩下两个了。帝国大体上有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得以安然度过后来的近半个世纪。6
安史之乱初期，淮西被忠于朝廷的军队控制。第一任淮西节度使在安史之乱中证明了自己的忠贞，是东北地区少数几个没有跟随安禄山造反的将领之一，7所以辖境和职权比继任者都大。虽然此人的政治忠诚后来也没有根本改变，但是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治淮西极少在意朝廷的功令。779年他在一场兵变中被驱逐后，淮西马上对朝廷构成威胁，直到817年。781年，淮西在新节度使的率领下参加了四镇之乱（781—786），而且同其他藩镇一样，在叛乱结束时并没有被击败。8后来一位忠于朝廷的节度使长期控制淮西，恢复了和平。他被武力推翻后，取而代之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阀，断然走上了割据之路。9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淮西的三任节度使都姓吴，虽然并不都是一家血脉，却都警惕地守护着淮西的割据地位，必要时会动用武力。10淮西对朝廷的第一场成功的防御战发生在8世纪80年代早期，第二场发生在799—800年，朝廷大举讨伐淮西，却以失败告终。11815年朝廷第三次征讨时，对收复淮西的难度并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平时，淮西等割据藩镇与中央政府维持着一种脆弱的相安无事的局面，其关系并未到势不两立的田地。例如，藩镇遭遇灾荒，中央还会拨粮赈济。12大体而言，藩镇没有什么表示，更没有什么行动表明自己不服从朝廷。一旦节度使过世，他的继任者一定会争取朝廷对自己地位的认可，这是对“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神话的承认。此时新任节度使还没坐稳，正是朝廷下手的良机。宪宗正是看准了这一时机，才对割据藩镇开刀的。809年，淮西就出现了此类情况，这是宪宗朝的头一遭。然而，宪宗正受另一场战争的牵制，难以抽出手来，于是他认可了自封的继任者，但是将淮西列为必除之患。814年底，淮西再度发生继承问题，宪宗决定出手。中央已经知晓淮西内部各首领的分歧以及即将到来的权力更迭，因此有余裕做军事准备。13
唐代的割据大藩集中在今天的河北、山东地界，相比之下，淮西的物产和幅员都不算大。其他藩镇通常领有六七个州，甚至更多，而淮西只领三州：蔡州（治所）、申州、光州，大致分别相当于今天的汝南、信阳、潢川，这个三角地带居于今天的开封和武汉之间，处在华北平原的西南角，属淮河流域。淮西大部属于平原，南有大别山，西有桐柏山（在这里，“山”译作“Hill”比“Mountain”更为恰当），都是重要的自然地理边界。然而，考虑到这一地区的东部有宋代的主要南北陆路通道，14尤其是汉族和外来军队在这一地区来往频繁，所以过分强调淮西拥有什么自然屏障，大概是不合适的。
与其他割据藩镇比，淮西战略劣势明显。其他割据藩镇集中在东北部，遇有朝廷进攻，可以互施援手，而淮西孤立一隅，四邻藩镇都忠于朝廷。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中央政府看来，淮西的位置威胁很大，因为它向东可以破坏大运河地带，向南和东南则可以威胁富庶的江南。结果中央政府只得在周边藩镇遍立堡栅。
虽然相关数据付之阙如，但是当时的淮西地区应该和现在一样，是富庶的产粮区。从当时这一地区的人口密度就能看出其潜力。15我们只能极为笼统地推断9世纪初淮西的人口。8世纪中期的统计显示，淮西三州共有144 398户、806 541口，16这是时间最接近、也最可靠的数字。我们必须注意，这只是税收登记的户口数，并不是全面普查得来的数字。唐朝未登记人口的比例是非常高的。17因为本文研究的时段比8世纪中期晚了六七十年，又因为北人南迁的趋势从8世纪已经开始，所以淮西人口肯定因此增长。18说这一地区人口超过百万是不会夸张的。19简而言之，这一地区虽然没有八方辐辏的通都大邑，但是人力资源还是相当充足的。
淮西百姓是和淮西节帅一样具有分离主义倾向，还是不满于节帅，希望与朝廷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间接的、有条件的。然而，考虑到本研究的特殊性质，这又不能忽视。第一，朝廷曾公开承认，割据政权通过经年累月的统治，已经在当地百姓眼中树立了合法性。这些地区由朝廷统治已经是好几代人以前的事了；如今当地百姓的利益和忠诚已经和节帅绑在一起了。20第二，藩镇对朝廷抵抗之强韧，标志着他们取得了当地百姓的支持。能够佐证这一观点的例子不少，而淮西是最适合的。藩镇放弃割据的情况是极少见的，直到后来才多了起来。退一步讲，不管当地百姓对军阀的想法怎样，他们会自然而然地相信自己在执干戈以保乡曲，节帅当然也受惠于这种想法。
图3-1 9世纪初中原及东北的藩镇
战争的准备
814年初夏，朝廷收到消息，淮西即将出现权力更迭。21八九月间，22随着更迭的日子越来越近，朝廷开始为新节度使人选可能引发的军事冲突做准备。这些准备包括：一、任命忠于朝廷的将领担任淮西周边关键藩镇的节度使；二、赏给某东北藩镇大笔钱财，确保其忠诚；可能还用了一部分他们的军队。23当时吴元济子承父业，自任淮西留后，朝廷虚与委蛇，意图先稳住他。毫无意外，这些手段统统失败，但其军事影响却被忽视了。24
吴元济很快摸清了朝廷的意图。九月，他主要在东、北、东北三个方向大举焚掠，远及千里之外，大量百姓流离失所。25吴元济的意图之一当然是使得官民同感惊恐，取得心理优势。另一个意图可能是获得粮草军实，在持久作战中尤其需要。最重要的是，吴元济要取得一项军事优势，在淮西界外建立外围阵地，使得战火延烧到淮西的土地之前要经过漫长的战斗。26
不管朝廷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都不足以阻止吴元济占得先机。815年一月之后，朝廷的兵马才到位，具体作战命令才下达，27可以想见，军事上的准备，尤其是补给上的准备，早在吴元济叛乱之初就着手进行了。28然而，除了动员军队迟缓，朝廷迅速取胜还有一个障碍来自战场本身。朝廷倚仗的是高度分散化的军事架构和来源多样的军队。自安史之乱以来，唐朝的军队主要由各藩镇的军队组成，藩镇军队是由节度使直接指挥的。29虽然朝廷的威望与实力在宪宗初年已大大恢复，但藩镇军队仍然直辖于节度使，尽管节度使也由朝廷任命。这种体制的延续固然是由于惯性，但官兵的一致支持也是重要的原因。自780年起，朝廷组建了一支直辖军队——神策军。其主要职责是扼守京畿要地，承担西北边防。神策军虽然偶尔参与其他方面的作战，包括征讨淮西，但都不是主要的。
征讨淮西的朝廷军队之所以如此复杂，无非是出于政治考虑。以过往的经验看，立功的军队会私吞战利品，以壮大自己，要防止这一点异常困难。只要不分散使用这些军队，肯定会造成恶性循环。为了规避风险，一定要把战斗的任务与自我壮大的机会分得越散越好。据估计，朝廷从二十余个藩镇调兵遣将，最大的一支有数千人，但大多数都不足两千。这些军队布置在不同的地方，分由五名将领指挥。30这是朝廷打破藩镇军队建制的举措。朝廷将军队与将领打乱使用，大概是为了建立某种“国家”军队，让士卒明白，自己不是为节帅效命，而是为朝廷杀敌。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取胜，从一开始就应该想到此举有缺乏统一和默契的弊端，然而不幸的是，朝廷在实践中才认识到此举的弊端。
史书记载，朝廷征讨淮西的兵力达九万人，31似乎并不为多，很可能后来兵力又有增加。32这个数字和我们所知的这一时期的其他的兵力数据完全吻合。33朝廷军队和大部分叛军一样，都是职业军队。当时府兵制已经废弃百余年，军队职业化的转型到安史之乱时已彻底完成。34地方军队虽然活跃，但是像征讨淮西的作战，所有的朝廷军队当然都是正规军。正规军大概可以保证最低限度的训练和纪律。然而，因为一些最精锐的藩镇军队投入了战争，朝廷也就没有必要派出自己最精锐的军队。
想弄清淮西的兵力更为棘手。这不单是因为叛军史料的缺乏，还因为非职业武装在战争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这是一场在淮西本土及周边的防御战，所以倚重地方武装是可行而且必要的。35估计地方武装占总兵力的比例尚无可靠的办法，但按25%估计是不会夸大的。这还不包括临时拉来守城的平民，当时临时拉夫也是司空见惯的做法。36除了这些重要的辅助力量，主要承担作战的还是正规军。淮西军队的数量虽不是各镇最多的，但是精锐甲天下，未尝败绩，信心十足。37史料记载，淮西军队四出焚掠时，有三万兵马。在这种情况下，三万人有可能都是正规军。38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应该达到四万之谱，和同时代的其他数据也吻合。39
双方采用的战略，必然依各自的目标而定。淮西的目标肯定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生存下来。淮西无法消灭朝廷，但可以遏制朝廷，让朝廷付出巨大的代价，最后放弃。此类先例太多，绝非不切实际的目标。按常理，反叛的藩镇应该以逸待劳，然而，淮西却尽可能频繁地主动出击。
朝廷的目标则相对局限，即更换淮西节度使。就是说，朝廷并不想在战场上彻底消灭淮西的军队，更不想伤害百姓，除非不这样做就无法达到目的。40朝廷大肆宣扬仁慈的政策，想以此策反叛军的支持者。41尽管如此，战争还是旷日持久、伤亡惨重，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拉锯战。
为了作战，朝廷在淮西布置了五路兵马42：北、东北、东（或东南）、南、西（见图3-2）。在实际行动中，前两路往往协调行动，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北线。这两路士卒最精锐，兵力最雄厚，所以普遍认为北线是最关键的。朝廷命西路的严绶统一指挥各路兵马，43可见朝廷想以西路为主攻方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严绶只有总指挥之实，并无相当的名义。以当时的军事和行政体制，能允许“同侪中居首位者”存在已经是最大尺度了。如果记载的战争的总体结果和战争规模是匹配的，那么这段战史的重建将会容易许多。但事实并非如此，应该是史料的歪曲造成的。从道德角度来讲，朝廷的胜利才有记录价值，叛军的胜利是不值得记录的。所以，虽然仗打了三年，虽然官军的将领因无能被撤换，虽然不少朝中官员对战果非常绝望，呼吁讲和，但是从记载看，官军打胜仗的比例是叛军的三倍。有关官军的信息也大大多于叛军，关于伤亡的消息尤其如此。当然，朝廷的史官多少是被前线的将领蒙蔽了。战况不利时，前线将领会谎报军情。44此外，中国传统史书的编纂总被一种黑白分明的道德情感左右，自然导致了记载的失衡。
图3-2 淮西战况
出于种种原因，细致划分这场战争的阶段并不容易，不过可以大致划出两个阶段：815—816年，淮西军成功拖住官军，将其远远挡在外线，是第一阶段；817年初至该年十月，从官军实力开始占优，到战争戛然而止，45是第二阶段。这两个阶段延续性极强，原因是：第一，至少到817年，双方的战略都没有根本性的调整；第二，直到817年初，没有出现足以改变战争进程的决定性战役。
第一阶段，815—816年
就战略而言，朝廷掌握着主动。然而官军开局不利，东西两线尤甚。815年二月，严绶吃了败仗，被迫放弃阵地，退守唐州。46同月，东路的指挥官丢掉了所有阵地，被迅速撤换。47据记载，东北路取得了几次小胜，或许还有一次大捷，但阵线并无前移的迹象。48815年，战事仍无进展，宪宗甚为焦躁，派他信任的御史中丞裴度到前线视察战况。49九月，西路师久无功，严绶失宠遭贬，声望素著的大将高霞寓继任节度使，50征讨淮西诸军都统也改由宣武节度使韩弘担任。宣武军地处运河要冲，向称雄藩。朝廷恐怕并未指望韩弘能立大功，因为其任命是出于政治考虑。51也没有迹象表明韩弘本人曾离开过宣武军的治所汴州（今开封）。上任不久，他就策划了一场各路联合进攻。虽然北线报捷，但整体战果极小。52
与此同时，又有其他棘手的问题牵制了朝廷的精力。割据藩镇中，平卢、成德二镇与朝廷关系最疏远。二镇都有理由相信，宪宗已经决心拿他们开刀。事实上，成德镇在宪宗朝一度成功守住自己的特殊地位。所以，淮西虽然还没有求援，但二镇节帅都准备帮助淮西这样的难兄难弟，且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宪宗的拒绝。于是，二镇展开了有限但直接的干预。53
平卢的角色似乎更关键。815年初，平卢军派出三千人马，以支援朝廷征讨淮西为名，进入淮西以东地区。事实上，这支部队是来烧杀劫掠搞破坏的，直到年底才被彻底打败。同年四月，平卢招募盗贼将洛阳附近的河阴转运院付之一炬，给朝廷以重大打击，损失的绢帛、粮食、制钱不计其数。六月，平卢刺客又潜入长安，刺杀了一位主战的大臣。同年夏，平卢又策划在洛阳焚掠，谋泄事败。54
满朝文武都认为，成德军在上述事变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还搞了其他破坏。结果成德军与朝廷的关系走到了破裂的边缘。816年初，朝廷发河东、河北六镇兵马讨伐成德。55此举又在朝堂上引起争议：同时对两个强藩用兵，尤其是同时在两条独立的战线作战，56是否明智？讨伐成德的战事持续到次年春天，以朝廷罢兵告终。不问可知，经此一役，朝廷方面的信心更加低落，物资更加紧张了。
整个816年，淮西的战事没有取得任何朝廷认可的战果。李文通稳住了东线，淮西开始感受到他带来的沉重压力。他号称打了一连串胜仗，却未得一城一地，然而对研究者而言，拔城略地才是军事胜利的唯一可靠指标。57北路的乌重胤和东北路的李光颜一直是战功最卓著的官军将领，58但这两线的进展也不大。官军首次攻克叛军的据点是在九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攻克的陵云栅可能尚在淮西军境外。59南路一直沉寂，究竟是主将不出力，还是没有什么胜仗可记，就不得而知了。60西路官军的运气更加糟糕。高霞寓并没有发挥出独当一面的能力，兵败铁城。因为大败难掩，七月被罢官，宿将袁滋继任。袁滋上任后，一度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西路从此一蹶不振，袁滋也在年内被罢。61鏖战两年，朝廷却没有得到实质战果，也没有发生什么可以激励士气的事件。我们不知道朝廷得到的军事情报是否能充分证明战事应该继续，但今天在回溯时我们发现，很可能是一些手握军政大权的人、也包括宪宗自己的坚持，才使得裁抑藩镇的政策得以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