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中的随葬品很有限，常常仅有一个陶罐或者几块燧石；这是因为，死者反正离活着的人那么近，意味着他们可以继续“分享”一切什物，就不需要再另外配置一整套了。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些群落的人一贫如洗，没什么物质文明。莫林达很快发展壮大，成了拥有一万六千人口的定居地，其中的手工艺人用他们制作的器皿来换取食物与其他补给品——埃及当时的易货贸易经济由此得到成长。莫林达这里有一个石器打造作坊，还有一些区域生产纺织品、皮革和陶瓷；出产的陶瓷中包括有已知非洲最早的人物雕塑作品。这个小小的陶土人头，时间可上溯至公元前4500年前后，样子接近于一个烤土豆，最初用红赭石粉上过色，底部还有一个大孔，因此可套在一根木杆顶端固定起来。这可能是在那些典礼仪式中当作人类的替代之物，因为这同一个地点也出产了埃及已知最早的狼牙棒石制杖头；这种武器在随后的五千年中都被得以应用，痛击敌人，捶打致死。
迈阿迪的文化当然也是很有活力的。这里的北部地区通过海洋与相邻的巴勒斯坦连接起来，陆路行走也只有约200千米，有一条骑行驴子只需耗时十天的商队通道；商队由此将酒水、油和当作焚香燃烧的针叶木树脂输入当地，或者贩卖到更远的南方。生意是如此兴旺，激励了巴勒斯坦贸易商在迈阿迪开业经营；迈阿迪处于通往西奈半岛的一条谷地的开口处，这种地理位置也就意味着可以直接获取半岛的玄武岩。这种石头被做成精美的优质器皿，在埃及全境都有贩卖。及至公元前3800年，玄武岩中富含的铜矿物开始得到冶炼提取，做成锛子、凿子、斧头和鱼钩，然后又被贩运到尼罗河上游的南方，换取上埃及的邻居们所生产的陶器和板岩材质的盘子类器物。
南方最早期的文明集中在巴达里一带，“巴达里文化”也以此得到命名。以往认为这种文化出现的年代是在约公元前5500至公元前4000年，但最近被修正为大约公元前4400到公元前3800年。
从巴达里往北到莫斯塔杰达再到马特玛尔，顺着尼罗河谷这30千米的一段范围内，巴达里文化的群落居住地沿河岸保留下的遗迹规模相对要小得多；这里开始种植小麦、大麦和亚麻，要比法尤姆那边推迟大约六百年。
与北边的邻居不同，巴达里人把死者埋得很远，远离他们那有限的可耕种土地。沙漠边缘才是他们的墓葬地，那里干燥的气候环境将原本会消失的那些遗物保存了下来。这些墓葬是有效的时光胶囊，把这些最古老的埃及人带到了当代，而这些古老尸体的葬仪自然是理解古代生活的最佳途径。
与北方群落形成对照的是，南方的古埃及人倾向于让死者面朝西边，对着沉落的太阳，以便他们的灵魂在那里得到重生。不过，尸体依旧是以胎儿的蜷曲姿态安放；沙坑底部铺上了芦苇编织垫，尸体用草席或兽皮盖着，就如毛毯；另外还有秸秆或兽皮的枕头，让死者在最终的安息地能舒服地长眠。
墓坑用沙子填充埋覆。通常会引发尸骨解体的体液，因重力作用从沙坑下渗漏流失；同样的炎热和干燥环境保留下了尸体的皮肤、毛发、指甲，甚至是内脏器官；有些情况下，消化器官中仍然还残留有最后的一顿餐食。
在巴达里，人并非是得到埋葬的唯一活物；牛、羚羊、绵羊和狗，也一样被用席片包裹起来，埋进坑穴。有些甚至跟人类共享墓坑，这其中就包括埃及已知最早的一只猫，约公元前4000年与它的男主人一起被埋在了莫斯塔杰达。
与他们相距不远的拉姆拉山丘的同代人一样，巴达里的死人入殓时当然也得到精心细致的打扮；比如，他们肯定也进行过“寻宝远征”，穿过东部沙漠，搜集装饰用的石头、涂画眼彩的孔雀石，还有绿灰色的石板——可在上面研磨制备化妆品。这种石板只有哈马玛特谷地的“黑山”才出产；除了“黑山”，谷地其余地方都是一片沙黄色。
与下埃及那极简的随葬品反差巨大的是，巴达里人把他们所有的物品都带入墓中，供阴间使用，而死后的日子已经被认为是“尘世生活的转化，在一个没那么殷实具体的王国中继续着”。
这些文字出现之前时代的人，尽管他们的名字永远也无从知道，但他们的财物却让后人对他们的生活能有所了解。巴达里5735号墓坑中的男性，看来是一位史前的花花公子，爱好锦衣华服，不仅戴着海边贝壳制成的手镯，亚麻的裹腰布上还有一层黑色的野兽毛皮，毛皮上还缠绕着一条总长达九米的带子，上面穿着绿色釉彩的珠子，带子被一圈又一圈地反复裹在他的腰间；这种缠裹方式在其他墓葬中也可看到。5738号墓坑中，是这位花美男的女邻居，也戴着珠子加贝壳的手镯，脚踝上还有相配套的脚环；坑中有啤酒供应，伴随的还有一罐绿色的眼彩，被细心地放在她的脸部前面；这与其他墓坑中考虑周到的安排如出一辙：石板被安置在死者的手边，以便美女们在来生世界方便地研磨准备化妆品。
巴达里墓葬品中，主要的种类还是手工制作的罐子。罐子有个鲜明特征，就是上部是一片黑色——这些橙红色黏土的器皿被上下颠倒过来，放置在柴灰余烬中烧制，让上部碳化坚硬。由此产生的红黑两色的组合，倒是以一种简单但又醒目的形式囊括了埃及的地貌：“红土地＋黑土地”。新生命的颜色也是黑色，而红色代表的是混乱与死亡，“两种色彩被组合在一起，喻指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反差对比”。
这些两种色调并存的罐子，包含了“死者必需的生活要素”，但并非总是只有面包和所声称的那种啤酒。尽管一眼看去，罐子里已经空无一物，但还有足够多的分子状态的残留物给当代研究者提供了“化学指纹”，可以判别出最初的内容物：一种复杂的化合物，混合了产自苏伊士湾的天然沥青、来自地中海的一种海绵生物萃取物，还有来自远方土耳其南部海岸的针叶松树脂。
这样的罐子作为证据，表明埃及与一个远为广泛的地域范围进行接触关联的时间，比我们此前普遍认为的要早得多。这些罐子实在可谓是埃及世界的一个微缩体，其中那些别具异域特色、经过长途辗转才来到本土的物品，产自遥远的他乡，却一起进入和共存在这些器皿中，而器皿的配色又象征了埃及红加黑的自然地理环境。如果这两种颜色确实分别代表了死亡与生命，那罐子装的物品就应该同样有可能在安葬仪式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且意义重大。
在莫斯塔杰达的巴达里人墓葬中发现的物质，经仔细检验后，事实上已经确认了上述的推断。有些尸骨是被部分地包裹在亚麻布里，而这种亚麻布是涂覆了一层“太妃糖乳脂般的”材料；这种物料最近被识别出来，跟上述顶部黑色的罐子中所装的复合物是同样的东西。令人惊讶的是，对亚麻布和那种涂层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结果都表明，它们来自公元前4300年左右；这不仅比古代世界所有已知的尸体浸膏涂抹更早，而且比此前认为木乃伊在埃及开始的时间，还往前推进了几乎整整两千年。
巴达里人那些精心处理和安葬的尸体，还有女性的小雕像陪伴。其中有一个“极简主义”的躯干胴体，上面刻有一处凹进去的扇状文身，此文身据信是“由一位女性制陶匠所创作，其既了解她的手艺也了解她自己同性的生理”；另有一个女性形象，是用骨头雕成的，姿势相当随意，看上去似乎是“她把双手插在了口袋里”。因为明显强调乳房和生殖器官部位，这些小雕像传统上都被称为“死者的侍女或小妾”；但在女性和儿童死者的墓坑中也发现有这种雕像，因此就暗示了，它们实际上的用意是帮助死者们顺利再生。
对于武器，当代人也有想当然的类似成见。武器通常被认为是属于男性的，因为习惯上也设定了男人们是唯一能够在战斗中使用武器的种群。所以，石制杖头的狼牙棒，虽然“在女性墓坑中并非难得一见”，一般还是被鄙薄地认为纯粹是“表示心愿和祈望的东西”，不足以给敌对的一方带来多大的伤害；但实际上，最近的考古研究已经具体形象地图解了它们的杀伤力，以及可造成的伤势，即使不是致命但也足够严重——甚至有一位年长的埃及学女学者还抡起这武器演示了它的威力。尽管如此，武器归男性专属的定见仍旧根深蒂固。
不过，巴达里文化走向末路，倒不是因为武器和冲突，而是它南边的邻居纳卡达的兴起，那里的文化让巴达里相形见绌，凋零衰落。与巴达里相似，纳卡达这个地名被用来命名整整一个年代跨度；这段时长曾经被认为是一千年，但近来更为科学的年代测定法将这个长度减了一半：“大概是五个世纪的样子，约从公元前3800年到公元前3300年。”
纳卡达文化从北边的阿比多斯一直延伸到南边的锡拉孔波利斯，而纳卡达本身是位于两者的中间位置，就在矿藏丰富的哈马玛特谷地的入口处。纳卡达迅速成长为一个大型的群落居住地，有大量的泥砖墙建筑；他们的墓葬位于远处的沙漠中，墓坑群占地总面积达到了17英亩之多，也是埃及发掘的最早一处前王朝遗址。发掘的那一年是1895年，而在此之前，关于埃及最早期的过往历史，我们几乎还一无所知。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却挖掘了两千多座墓坑，早年的那些考古学家通报说，“尸骨就摞在了（挖掘用临建房的）院子里，越堆越多，直到把我们棚屋的出口几乎都挡住了；放在棚屋里面的，是那些更易损坏和更有价值的出土文物，填满了所有的空间——床下面、架子上面，还有干脆堆在那里的”。
自那以后的一个世纪，纳卡达区域更多的墓葬被发掘出土。那些尸体安葬时被摆成胎儿的姿势，用芦苇席和动物皮包裹，而锡拉孔波利斯的有些女性遗体，她们的头和手则是用亚麻布包裹，布上的涂层与更早的一千年的巴达里墓葬中所用的是相似的混合物质，如树脂。同样的延续性还体现在将动物作为人类的陪葬品，但已经不仅限于牛、绵羊、山羊和猫。在锡拉孔波利斯这边，还包括有狒狒、鸵鸟、河马、鳄鱼，甚至是一头豹子以及大象——用亚麻和草席包裹大象，肯定不是轻易就能忙活完毕的。
有些人体遗骸足够完整，可以透露出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戈贝林出土的尸骨，有五十个样本进行了医学检验，几乎有一半测出曾患过疟疾；出自埃达伊玛的一具遗骨——一位年长者，恐怕是世上最早的肺结核患者；锡拉孔波利斯则发现了几个遗体病例，患有先天性软骨发育不全，也即侏儒症中最常见的类型。
这些早期人类的外貌形象，甚至也可以推测和勾勒出来。发型多样化，从卷曲短发到长辫子都有，甚至有人的大胡子都修剪得很整齐。大部分人都是黑棕色的深色头发，但偶尔也有一些特例，是生姜色和金色的，这就提示了，这些发色“原初可能是白色或灰色的，在随后的数千年间褪色了”。不过，锡拉孔波利斯一个成年女性灰色的头发，被发现曾用“海娜”色料——用当地一种灌木（散沫花，现在那里依旧有生长）的叶子研磨后做成——染过的；她那带有暗红色的发型，由许多条接发做成的细长的“骇人”发绺聚合而成。（骇人发绺，从黑人民族主义者那里兴起。）
这是埃及至今已知最早的假发，实验考古学的研究者重新制作了这个假发，以验证这种发型是如何做出的；还有一些香脂和香料文物，也可能是在如此之早的年代就出品的，同样也由研究者们实证重做了。锡拉孔波利斯发掘出的一个篮子，其中包含有干燥的水果，薄荷，削成薄片的刺柏和柏木，莎草根茎，还有“大块的树脂”；这真可谓货真价实的混合百花香氛，其成分让人联想到后来经典的“奇斐”（kyphi）香脂，气味独特，闻起来有点像圣诞布丁；而这相当于最早版本的奇斐。
锡拉孔波利斯的居民们改进或者说改变外貌的愿望实践，还包括戴上黏土面具，面具上有孔，分别是在眼、嘴和鼻子的位置。纳迦埃迪尔出土的证据显示，人们当时可能已开始穿拖鞋，阳具上还戴有兽皮做的护套。但大多数不同形式的随葬饰品，恐怕都被古代盗墓贼给偷走了；在锡拉孔波利斯，死者的脖颈部位是盗贼们特别关注的，因为那里的男女老幼，与之前的巴达里先辈们一样，入葬时都佩戴上自己的珠宝首饰，比如皂石、玛瑙、象牙、珊瑚和贝壳之类，一同埋进墓坑。
铜质的武器，其中就包括匕首，也是毛贼们的目标。这种匕首用绳子和刀鞘系在左胳膊上方，以便用右手可以快速拿到。已知埃及最早的杀人案例中，匕首显然被用作了行凶武器。被杀的受害者，仅仅只知道是一个“戈贝林人”。这具自然风干保存下来的成年男子木乃伊，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对一代又一代来参观的学童而言，这人的名字就叫“生姜”，因为他有一头红发，而红色毛发的人在英文中即被称为“生姜”。在1900年，博物馆得到的这具干尸，被当作公众细察探究的对象也有了一个多世纪。直到2012年，馆方专家对其做CT扫描，这才注意到“生姜”实际上是背部遭刺而死，凶杀大致发生于公元前3500年。
实际上，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整个时期多有暴力死亡的事件；遭割喉的、砍头的和脑壳被打烂的。在埃达伊玛、锡拉孔波利斯和纳迦埃迪尔都有发现，同时还有抵挡击打时造成胳膊上的防卫性骨折。武器依旧在男性和女性的墓坑中都有发现，从弓到箭之类，以及圆石头的狼牙棒——被认为既是“权威的象征”，也是“保护的象征”。
明显频繁使用过的化妆品研磨板，也在女子墓葬和男子墓葬中都有发现。这些石板上被刻出线条风格化的动物造型，有些是类似神灵的形象，有头上顶着星星状角、后来代表哈索尔的天界牛头女神，也有表示生殖之神旻（Min）的双头箭图案。
有些石板也描绘有狩猎场面，其中的猎人戴着面具来模仿和引诱他们的猎物。打猎必备的敏锐目光，通过研磨石板上制备的化妆品，被仪式化地提升放大，因为这些彩妆面具突出呈现人的五官，就仿佛古代的太阳镜，减弱了日光的强度。那些可能传播眼疾的苍蝇飞虫，也能被化妆品的气味驱散；这甚至还能起到抗菌药的作用——孔雀石当中的铜成分可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而那是皮肤感染的一个主要诱因。
这些颜料也用来勾勒小雕像的眼睛轮廓；不过，有一个雕制于公元前3800年前后的兽骨材质雕像，单独用天青石做出了一双眼睛，而且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个女性小人像看似戴着一副杰姬（杰奎琳）·肯尼迪招牌样式的大太阳镜。引人关注的是，天青石距离最近的材料来源，却在2000英里之外的阿富汗；这就意味着，早至约公元前4000年，埃及人就已与黎凡特海岸（地中海东岸）比布洛斯有了接触，而那里正是天青石贸易线路的最西端。
诸如此类的小雕像，有些是变形组合，把人类和动物融为一体；比如鸟状的头，是寓意人的灵魂，或称为“巴”（ba），在死后会再现为一只带有人头的鸟儿，能够自由扇动羽翼，任意飞翔。同样是这些小雕像，有时候双臂会向上伸展开来，就像芭蕾舞女那样，所以被称为“跳舞的女神”；她们的那个姿势，在当代的苏丹依旧能看到，被描述说是“模仿牛的角”。奶牛随后很快就将成为哈索尔的标志；她是舞蹈的守护女神，也是照看死者灵魂的女神。纳卡达墓坑中安置的陶土奶牛造型组，被认为是永恒的食物来源，喂养阴间人口，同时也一样具有象征意义，代表着这位牛头神。
这些同样有着芭蕾舞般姿势的“奶牛舞者”，也被刻在岩画上。东部沙漠的乌姆萨拉姆谷地岩画场景中，有一个夺人眼目的形象，头戴高高的羽毛冠饰，大大的阳具向前勃起；这些都是旻——那生育神的关键辨识特征。这也许是“古埃及宗教中已知最早的一个神明形象”。已知最早的法老风格群落首领画像，时间可推断至公元前4000年，是在这同一片沙漠里的卡西谷地中发现的；随后的四千年间，这个形象几乎保持基本不变，牧羊人弯头棍样式的权杖，还有那特征鲜明的红色王冠，都跟纳卡达陶器上发现的一样。
这些器皿上面，也出现越来越多的动物，刻绘在外侧表面，或者做成小雕像的形式，添加在器皿边口上，让人联想到仿佛是动物们来水源地饮水。纳卡达的陶工也采用仿石材的效果和类似彩陶的釉料，出品种类繁多的陶器，来满足日常的实际应用和宗教仪式的不同需求。同样的这些罐子，按照一套固定的传统，也被用作陪葬品。有波浪形把手的器皿，通常被放置在死者的头部上方；有大容量的储物罐，通常安置在死者脚边。正是这些陶罐那千差万别的风格类型、大小尺寸和颜色，构成了一个判断的基础，考古学家们可首先据此去追踪埃及有文字之前的历史。他们用的是“顺序纪年法”：陶罐风格上的逐渐变化，按年代顺序标绘出来，以此搭建一个时间框架，来推断出这些文物的相关年代。这一体系运用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直到现代科技手段能用来探测文物的确定时期；而随着对埃及早期历史的考证越来越深入和精确，以往的年代推断也持续得到修正和更新。
不过，古埃及人随身带去来生世界的东西，并非全都有着科学意义上的秘密或者只有内行专业人士才能懂的什么奥义。有些东西仅仅只是被它们的主人当作宝贝而已，觉得足够珍贵，所以想永远持有，便随葬了。巴拉斯的100号墓坑中，发掘出的一套撞柱游戏装备，便确实是如此；其中的每一件东西，考古学家们都仔细修复了；他们忍不住想复原出这游戏最初的玩法和场景，而这套装备最后一次让那墓坑中的孩童得到娱乐，已是五千年前的事了。
对墓葬品的研究，揭示出约公元前3500年时“阶序人的初现”，也即人类阶层的分化。不过，当时“女性的墓坑却更大，其中随葬的物品也比男性墓坑中的更有价值和意义”。有些人的地位已经大为提升，死后也想得到确认和体现，所以那些精英男女就要求有新的墓坑，而不是类似以前随便在地上挖出的简陋的洞眼。于是，他们的墓穴加大了，其中有了梁柱、砖墙或灰泥抹的内壁，甚至还有涂料彩绘。在锡拉孔波利斯发现了埃及最早的彩绘墓穴；一米半高的内壁上，满是红黑色的绘图，跟陶罐与岩洞壁画一样，其中有船，有猎人忙着追捕野兽，以及用狼牙棒痛打被绑住的敌人。
同一处墓穴中间的分隔墙透露出，墓坑一部分是用于安放尸体，另一部分是存放财物，既有大量的首饰和精美无瑕的石头器皿，也有从黎凡特海岸贩运而来的昂贵的酒类、油和树脂。像这样被埋入地下，这些令人脸面增光的尊贵物品也就从正常贸易流通中被取消，很快便让大多数人也无法染指了，因为“用来制作这些东西的材料来源是由精英阶层专享和调配的”，他们掌握了长途贸易的控制权。
象牙手柄的刀具，也反映了技术能力的迅速提升，以及同样程度的社会阶层分化。这些刀还是使用原始的燧石片做刀刃，暗示着它们只是被当作某种形式的饰物或者身份标志来佩戴。就出自阿比多斯·阿拉克（Gebel el Arak）山丘的小刀文物而言，显然就是这么回事。那曾经镀金的、河马牙齿做的手柄，上面刻有一个大胡子的人物形象，穿着美索不达米亚王国风格的袍服，在两侧拱卫他的是两只狂暴的狮子。
手柄上的装饰图案还有高船头的船只和徒手近身搏斗的场面，跟东部沙漠中发现的岩画一样；欧洲早年的埃及学专家猜测，这个证据肯定可以表明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优等种族”，通过红海入侵了位于非洲的埃及，也带动了那里的文明进步。这一推论，他们又迅速发挥，把外来的这个种族说成是法老时代的人民和王国（das Volk und das Reich）——后来又再次润饰，标榜为“王朝种族”；而这曾经风靡一时的理论又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不幸盛行的关于人种的社会观念。不过，现在已经有足够丰富的证据，表明埃及文化中很多的渊源都萌生自西部沙漠和撒哈拉，因此也就彻底摧毁了前述论调的基础。
“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驾船驶向红海的西岸，经由哈马玛特谷地进入埃及”，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贸易，而不是为了征服。他们对埃及的文化影响确凿无疑，既有“宫殿墙立面”这种众所周知的镶板方式——在埃及体现为泥砖墙，有不断重复的凹陷处，也有象牙雕刻，既有雕制成野牛蹄和狮爪样式的家具腿，也有精细优美的象牙梳子和发卡。
石榴石、玛瑙和天青石（青金石）的珠子也大受欢迎，跟金子一样风靡。最初，人们得到的直接是小块的黄金，那是偶尔被突发的洪水冲入东部沙漠的低谷间的。这些低谷也是纳卡达群落首要的定居点，紧靠法瓦基尔金矿的矿源。而这也解释了那里最初的古代名字的由来——努布特（Nubt），意即“黄金镇”。相对应地，锡拉孔波利斯离巴拉米亚谷地也很近；那里的金矿让锡拉孔波利斯的财富来源大为增长。当金子开始出现在墓葬中时，便与远方进口来的天青石配对成双；这种经典的蓝与金双色组合，如此贴切地呼应了亮蓝色天幕上金色的太阳，映照在尼罗河的水面。
这种审美感受令人愉悦的组合，因其稀有和价值，也就向所有的人显示出，如此难以到手的昂贵物品的拥有者，无疑是特殊人物，其与众不同，理当受到高度尊重。
南方的这几个区域性权力中心——阿比多斯、纳卡达和锡拉孔波利斯，随着不断修建防御工事和哨卡、大型建筑以及排场堂皇的墓地，都经历了快速的扩张；而财富占有者和非占有者之间日渐增长的反差当然也越来越明显。
部落首领们的墓葬越来越繁复豪华，有多个墓室，尸骨边环绕着炫示他们身份地位的各种宝物，而墓穴的上部构造由进口的雪松木制成。这些坟墓的四周甚至还建起了围墙，向平民百姓们有效宣告：“禁止进入”。
上流社会、精英阶层的出现，也向北扩展到了下埃及的那些权势据点，比如布托、哈拉杰和阿布希尔－梅勒克（Abusir el Melek，简称阿布希尔）；这些地方的陶器，现在在上埃及也已经开始制作。这里以前的芦苇房舍，逐渐地被与南方一样的泥砖建筑取代。北方以往低调简朴的墓葬，也向南方邻居看齐，有了同样气派讲究的特征和随葬品。每样东西都与“上埃及社会行为习惯和意识形态的传播有关，上埃及的社会形态最终成为主流，传遍了埃及”。
南方很快就会将北方置于控制之下，不仅是在文化和商业层面上，而且最终是在政治层面上，由此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或政权。
4．南北分治：
约公元前3500—公元前3100年
埃及人沿尼罗河的长条形聚居，极化为南与北，分成上埃及和下埃及；这两半最终又分化出各个地域性的中心，或称省份。每个省有自己的头领、自己的神灵、自己的特色鲜明的标志——类似旗帜。
这些中心相互争夺资源，争夺影响力，最终是争夺权势。在这过程中，纵贯整个尼罗河谷，他们建立起同盟群落的联合帮派。这被刻画在所谓的“城镇石牌”上；石板类似版图，排列有七个建有防御工事的聚居部落。每个聚居点都有雉堞墙环绕护卫，而这墙是一种预演，构成长方或顶圆下方的纹案的早期版本——这种埃及特有的纹案叫作“塞雷克”（serekh），形状就像用于防卫的城寨，被框在里面的是一些重要人物的名字，框形顶部有一个相应的保护神。“城镇石牌”上刻着的每一个聚居点，同样在护墙顶部有一个活物形象：猎鹰、蝎子或狮子之类的，这或许是代表该部族的首领。每个动物还都挥舞着一把锄头。但锄头是用于建立这些定居点，或者更有可能是毁灭这些定居点？这不得而知。
随着领地扩张变大，数量上相应减少。纳卡达和它的联盟部落，逐渐被竞争势力，也即被北边的阿比多斯和南边的锡拉孔波利斯掩去了光辉。
这些城镇不仅获得了政治势力，还有宗教影响力；锡拉孔波利斯成为南方的精神首都，而北方与它对应的是位于河口三角洲的布托。它们皆以王冠的形式来昭示各自同盟的“团队颜色”。南方是高高的白色冠冕，与北方那红色的冠冕针锋相对；红冠冕中央上部的螺旋“让人联想到蜜蜂的触须”。此前曾认为，上下埃及都是冠冕的起源之地，但后来发现，最早的红冠冕图像出现在南方，所以，这很可能是“当上埃及控制了北方之后”，才被北方采用的一个符号标识，而埃及人为了润饰——如果不是改写——他们自己的历史，要得出一个更令人满意的齐整协调的结果时，这便是他们的典型做法。
一旦这两个冠冕成为这个国家南北两地的象征符号，各自便有了它自己的标志性神灵。布托的眼镜蛇女神瓦吉特（Wadjet）成了北方的守护者，而锡拉孔波利斯地区的秃鹫女神奈荷贝特（Nekhbet）则是南方的保护神。两个神灵被称为“威力无穷的两位”，分别被当作国王的神圣母亲；蜿蜒盘曲的神蛇瓦吉特（来自古老的埃雷特语言，也即“眼镜蛇”）奔跃起来攻击，把死亡带给王室的敌人，而敌人的尸体则会被她的秃鹫姐妹神奈荷贝特啄食消灭。
两片土地上的花卉符号就要安宁祥和许多。北方的是纸莎草，南方的是“莲花”，也即睡莲。这两个象征也有变体形式，南方的莎草植物和北方的蜜蜂——尤其是蜂王（后），与创世女神奈斯有关联。
这同样的二元性也延伸到了男性神灵那里：帝王之神荷鲁斯，与之相对应相抗衡的是混乱之神塞斯。作为相对抗的两极，他们也分别是锡拉孔波利斯与纳卡达这样两个竞争对手的神灵代言人。两个神灵被合并到了帝王一人的身上，帝王头衔就叫“身有两位大神和平共处之王”，而更早前一位女王的称号正与之对应，叫“亲见荷鲁斯与塞斯之女君主”——如此命名方式，几乎有人格分裂之嫌。
随后的三千年，通过这种无休无止的人为排列组合，所有那些文化元素都能被合并为一体，从荷鲁斯和塞斯被捆绑在一起，并把北方和南方的代表性植物搅合起来，再到护卫王族大人物名字的瓦吉特和奈荷贝特。这些象征符号强调和凸显了“两方土地”丰富的多样性；两处联盟领地按传统一直是由布托和锡拉孔波利斯的精英首领统治，这些人被集体称为“荷鲁斯的后继者”。
但这些远非简单的符号代码，被用于指代传说中那些王国的虚幻抽象的统治者；这些图形里包含着历史真相中很多被长期遗忘的事物。持续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揭示出埃及的这两个神秘的首府，还有它们那同样神秘的统领者，曾确实存在。
布托——传说中北方联盟的首府，实际上此前一直被认为纯属虚构，直到1983年这个城市的原初遗址被发掘出来。原址在现代居民区法拉因山丘（Tell el Fara'in）的下方，地下二十三英尺（约6到9米）处的饱和含水层。这里的地质层遗物显示，布托最初都是用芦苇编织搭建的棚屋；有一座庙堂，也是用这种寿命短暂的材料建成。据传，在伊希斯的同胞兄弟兼丈夫奥西里斯被他们那嫉妒又狠毒的弟弟塞斯谋杀之后，布托这片茂密葱郁的小树林，就是伊希斯的藏身之地。她的儿子荷鲁斯，经她从小养到成人，从布托起家，击溃了塞斯；这就是所谓的“布托神话”（Butic Cycle）组诗，而这一段神奇的历史，传播范围超出了埃及本土，一直影响到黎凡特沿海的神话信念。
布托，位于离地中海仅仅24千米的地方，不仅与黎凡特和巴勒斯坦有贸易往来，而且城中还有巴勒斯坦人聚居区。这些外来人口，现场制作他们特征鲜明的陶器；所用的陶轮，在一千年之后才被保守的埃及人接受和采用。与叙利亚的关联，也让布托跟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有了联系；那里如壁龛般规则内凹的“宫殿墙立面”建筑最终出现在了布托，一起到来的还有产自甚至更远东方的货物。这些货品也被输入到三角洲的另一个重要地方——法尔卡丘地；那里直到现在才得到充分的考察研究。
作为另一个主要的聚居地，法尔卡丘地设施齐备，有谷仓和一个大型的酿酒作坊；这里的“行政兼宗教中心”在近期出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文物：河马长牙材质的小雕像，化妆颜料研磨板，红海的贝壳，黄金和半宝石的饰品。这些都展示出当时下埃及的财富和权势，而这是学界此前没预料到的情况。
法尔卡丘地这里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两座金质小雕像；雕像被认为代表着当地的统治者，也许是父子俩，约公元前3200年在该地的庙堂中受到敬奉。他们都戴着巨大的阳具护套，呈勃起挺立状；两人的眼睛和眉毛都是用来自阿富汗的天青石镶嵌而成。
布托、法尔卡丘地，以及它们的三角洲腹地，都是位于“两种传统的交界处，两种传统也即上埃及的‘非洲’文化与巴勒斯坦的东方文化”。而布托位于南方的对应城市，锡拉孔波利斯，也是一样的情况。
自从1897年被首次发现，锡拉孔波利斯就一直是诸多细致的考古探索的发掘对象；这是个泥砖建筑沿着尼罗河岸绵延三千米多的城镇。当地的农夫种植庄稼，饲养牲口，而那些各有专长的匠人们，则负责把由船只从南北两个方向运来的象牙、金子和宝石做成奢侈品。
当地曾聚居过不少的工具制作匠人，石艺工匠和陶瓷匠人。制陶匠的产出非常丰富，以至于这里至今仍然四处散落着陶器碎片，由此也触动和导致了当地现代地名的出现：柯姆·阿玛尔（Kom el Ahmar），意即“红土丘”。它的古代名字，锡拉孔波利斯，意思是“猎鹰之城”，意在贡奉和赞美帝王之神荷鲁斯，而这里正是埃及未来君主们的精神家园之一。
顺理成章地，在此地的初次发掘，便挖出了埃及至今所发现的一些最著名的手工艺品，而这些东西曾被安置在最早一座敬奉荷鲁斯的神庙中。如今标示出这个遗址的，只有沙漠里一系列的柱子坑，而这些坑里埋着的曾经是四根雪松木制成的巨大柱子，它们从黎凡特海岸运至本地。柱子位于神庙前部，撑起门面；神庙墙体是芦苇编织而成；庙堂建在沙子堆积成的人工丘地顶部，模仿了“创世说”中的土丘陆地，四周环绕的是大块的砂岩、石灰岩，其中还有一块石头，看上去“高高瘦瘦的，至少是像一根柱子，同时又像一座男性人物雕像”。
神庙前面，是一个大大的椭圆形庭院，其中还有另一根木柱，柱顶上是猎鹰雕像，荷鲁斯的宗教象征物。曾有络绎不绝的礼拜供品被敬奉到此，既有出自本城作坊的奢侈工艺品，作为陪葬埋入周边墓地的异国动物，还有战争中的俘虏，在神的见证下被现场处决——这些都是给神灵们补充威力的恰当仪式，而这些做法当然是互惠互利的：人们贡奉上神，而大神们则负责保佑埃及，还维持宇宙万物的正常节律。
神庙逐渐被祭品填满，先前供奉的物品就被转移出来，放入四边砌了泥砖的坑洞；1898年，早期的考古学家们就在这些坑洞中发现了这些遗物。与法尔卡丘地的情形相似，锡拉孔波利斯的“主要宝藏”是由象牙小雕像构成，其中有长着大胡子的男性，精心装扮过长发的女性，一身行头繁复的侏儒，还有被捆绑着的下跪的囚徒……这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人物，几乎像在演出一场祭典仪式的剧目，不过是缩微形式的，如同在棋盘上纵横捭阖，来决定宇内大事。
这些小雕像中，有一些许多部位受潮遭侵蚀，原本的象牙变得软黏黏的，就如“煮熟捣碎的三文鱼块”，但也有些是用皂石和天青石雕成的。此外还有大型的武器——三把燧石大刀，几乎长达一米，以及三个一组的大型权杖棒头，石灰岩材质，曾经被安置于粗矮木柱的顶部。由此，可以看到这些棒头是如何被用来宣告社会地位，展示威力和控制权的。
这些棒头上都刻有精细的场景。其中的“蝎子权杖”，得名于所雕刻画面中最大的那个人物形象；那人戴着南方上埃及的白色王冠，身后还系上一根牛尾巴，来象征他的猛力。这位蝎子“大王”，是南方的首领；他的名字被用一个小蝎子的图案书写出来。关于人工灌溉，在已知最早的具象描绘中，是蝎子大王挥动着一把锄头，主持引领水渠开挖的典礼，这个工程是通过小型运河水道的体系，将尼罗河水引入田地，也让周边更多的土地能够用于种植。前王朝时代，用于耕种的土地估计有16000平方千米，可养活大约三十万人口，其中大部分都是农耕居民。他们所收获谷物的一部分用于纳税，不仅如此，有需要时，他们还必须承担额外的劳役，去开挖和维护遍及全国的无数条灌溉水道。
蝎子王的强大存在保证了土地的丰盛收获。石刻画面中，环绕他身边的女人们在纷纷起舞，击掌欢呼，而在她们上方，安坐在滑竿轿椅中的，是一位王族贵妇——这也是世上已知最早的女贵族肖像。尽管此女之名目前仍未知，但很可能是蝎子王的母亲或者妻子。她正查看着眼前的这些场景事件，既欢庆又恐怖的事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蝎子王不仅被男侍从们在两侧簇拥着——这些小人扛着扇子，以及蝎子王盟友部族的旗杆——而且，其他区域地方势力的旗杆被变换当成了临时绞架：杆子上晃荡着鸟头麦鸡的尸体，而这正是象征着那些反对蝎子大王统一南方的敌人阵营。
蝎子王曾被认为是来自埃及那神秘的古老往昔的一个虚构人物，但近年的考古发现显示他是确有其人的。强有力的证据出现在阿比多斯，就在编号为U-j的地下墓穴中；这座面积为82平方米的死者殿堂有多达十二个墓室。古代时，这里就被盗挖洗劫过，但最近的重新发掘，还是出土了一根象牙权杖，还有4500升从黎凡特进口的葡萄酒，存储在四百只陶制容器中；大部分酒罐子都印着官方的封印，要么就是刻着象形文字标记——其中就包括了蝎子的符号。
这种简单的文字记录，更多是出现在164块象牙和兽骨材质的标签上；这些标签曾经被固定在墓室中木头的储物箱上。文字列出的是早已从箱子中消失的财物清单及其来源地——若干卷的亚麻布匹、油料和其他的商品，作为纳税朝贡，从北方的布托、南方的巨象岛，以及东方和西方的各个地区送到这位统治者的王宫。
这些不显张扬的朴素标签，是跟邮票差不多大的小牌子，在北部的一些考古遗址也有发现。它们是最早的实物证据，说明埃及的行政区（省份）是如何运作，又是如何征税的。但它们之所以能跻身于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列，是因为刻在小牌子上的是文字书写的证据，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发现的都更早，明显要早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这也证明了及至公元前3250年前后，埃及已经有了“语音学意义上可读的”书面文字。
西部沙漠中同时期的岩画石刻也有着类似的价值，标志着埃及文字历史的开端，因为它们也构成一种清晰可读的手稿；其中蝎子和猎鹰的组合，再加上一个挥舞狼牙棒、手里牵着一个俘虏的人形，被解读和描述为是“关于上埃及联合统一的文献记录”。这个石刻的位置也暗示出，蝎子王和他的武装是利用了基纳这一带尼罗河大拐弯处对面西部沙漠中的路线，从侧翼迂回包抄从而击败了盘踞在纳卡达的敌对力量。
不过，蝎子绝非一个孤立和仅有的首领人物，因为阿比多斯墓葬里的小标签牌上也刻有狮子、大象、狗和贝壳。这些有可能是指代另外一些名字至今未知的地区统领——或者，他们甚至可能是古代帝王名录中“荷鲁斯的后继者”；为安顿这些人物，埃及学研究者们大概要不得不再编排一个“零王朝”出来吧，放在第一历史王朝之前。
阿比多斯的墓地，不仅是蝎子王最终的安息之所，而且还发现了这个谜一般的王朝最后两个统治者的地下墓室。两位大王分别是伊里－奥（Iri-hor）和卡（Ka）。与蝎子王一样，他们也只是半个王国的统治者，都在为一位后继帝王预演暖场。长期以来，那位帝王已经被誉为是古埃及的终极统一者，将这个文明从史前时期带入真正有据可考的历史时期，而从此以后，埃及人自己当然也认可了这是统治整个国家的第一位君主。
这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国王纳美尔（Narmer），习惯上被誉为是埃及两半国土的统一者，他在约公元前3100年完成此项大业，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而这也是“所有现代国家的先驱”。
关于纳美尔的真实身份和那些归功于他的成就，尽管有着持续的激烈争论，但他统一国家的那个时刻，虽然被理想化了，却一直受到高度称颂，被认为相当于重演了“第一次”——创世本身；而这个重复的“第一次”，是指埃及国家政权的诞生。
这事被庄重地记录在纳美尔石板上。石板是在锡拉孔波利斯的主遗址宝藏中发现的，并被很恰切地定义为“古埃及创立的铭石碑刻”。
在这片彩妆颜料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土地上，第一个历史文献竟然是以一块超大号化妆品研磨石板的形式出现，这反倒是再合适不过了。尽管石板上用以研磨色料的圆形凹陷区，几乎只是偶尔使用。这块64厘米高的盾牌状石板，主要意图显然不是当作日常研磨工具来使用；与那些巨大的狼牙棒棒头一样，这是一个庆典仪式用品，竖直安放在神庙中，以此来永久记录下重大事件本身。它代表统治者来传播信息，所采用的是“经典的”埃及风格，其中包含的基本要素都已齐备；随后的三千五百年间，在同类历史事件的人工表述或再现方式中，这些要素一样会出现。在此前的几个世纪，这一方式已经在打磨和试炼过程中，然后瞬间聚焦，达到最清晰的形式，以便最佳地传达王室官方宣传的高妙之处与权威性。
帝王的名号，也即所谓的“荷鲁斯名字”，被保护性地圈在形似要塞工事围墙的“塞雷克”图案中；两个象形符号拼读出纳美尔的名字：鲇鱼符号代表“纳”（nar），凿子代表“美尔”（mer），字面意思就是“击杀鲇鱼”。为了保障最大程度的安全，框中的这个帝王名字，两边还各有一巨大的头像——女神哈索尔的头——来保护；在此下面，纳美尔本人的真形才会出现。
头上是与蝎子王一样的南方白色王冠，浑身每一处都是半神半人的神王气派，纳美尔被描绘得伟岸高大。他戴着假胡子，身后还系着一根公牛尾巴；一件腰部嵌有钉珠的裹布上，还装饰着更多的哈索尔牛头图案；要保护这个男人身体最脆弱的部位，保护王族后代繁衍的源泉，司掌爱情和生育的哈索尔无疑是最合适的神祇。
穿上了一身保护装备，纳美尔高举他的狼牙棒，朝脚下的俘虏施以致命的一击；而这个不幸的人是一个敌对者，被考证是来自下埃及紧靠布托的“鱼叉”（Harpoon）地区。在他们下方，更多的敌对者已经横尸倒伏；这些处决行动，有荷鲁斯在一旁监察——作为其象征的猎鹰栖停在代表下埃及的纸莎草标志上，标志上的六个花簇，每个表示一千。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象形符号的画谜，读出来的意思是，“大王击溃了河口三角洲的敌人，计有六千名”。如此的符号画面，其功能既是艺术形式，也是一种语言形式。
在石板的反面，纳美尔戴着的是红色王冠；这就与北方关联起来，意味着他已经把全国范围纳入麾下。他身前有人扛着一列旗标，旗杆顶部分别是猎鹰、豺狗和王族生养之后的胎盘；这些部分的“神圣本质之物，在统治者间代代相传。从最早的时候起，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来证明王权神授，传达和维持埃及帝王权威的意识形态”。这些旗标属于“荷鲁斯的后继者们”，代表着“下埃及帝王们的灵魂”；他们所累积并流传下来的权力，现在被纳美尔挪用和占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