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也在赵宋政权的管控之下，并非法外之地，为什么百姓自地方州县迁往京城之后能够逃避徭役？理由其实很简单：差役制度按户等摊派给乡户，确定户等的标准的家庭资产。所以，进开封城做城市居民可以逃避差役；迁居到开封府下属县乡也可以逃避差役——开封府是富户群聚之地，迁徙者在地方州县很可能会被确定为第一等户、第二等户，迁居至开封府后却很可能连前四等户都排不进去。排不进去，自然也就规避了那些可以让人破产亡家的差役。正因为朝廷关心的是户等与徭役，所以宋仁宗的诏书里同时又说：“其分遣族人徙他处者，仍留旧籍等第，即贫下户听之”，那些依旧在原籍按原定户等承担差役的家庭，可以允许他们将部分家庭成员迁徙到京城来；那些承担差役很少或根本不必承担差役的“贫下户”，也可以放任他们迁入京城。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
地方百姓“举户鬻产徙京师”能够引起宋仁宗的关注，说明这种现象在当时已较普遍。景祐四年（1037）十一月，宋仁宗又下诏给河北转运司说：“如闻城邑上户，近岁多徙居河南或京师以避徭役，恐边郡寖虚，宜令本路禁止之。”? 可见，此时仍有很多地方上的富户为了规避差役，选择从偏僻的河北二三线地区（城市）迁往富户更多的河南一线地区，甚至直接迁入京城。在制度性暴政的戕害下，富户们普遍“宁为凤尾，不做鸡头”，不愿在二三线地区作一等户、二等户，宁愿去到京城作普通百姓。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
同年七月，宋仁宗还下诏给河南府，要他们将配置在皇陵里的“柏子户”（负责守护皇陵，因皇陵普遍种植松柏而得名）做一次集中清理。其中，永安陵（宋太祖赵匡胤父亲赵弘殷之墓）、永昌陵（宋太祖之墓）与永熙陵（宋太宗之墓）只许留下四十户，永定陵（宋真宗之墓）只许留下五十户，多余的都要裁减。裁减的办法是谁的资产越多就裁减谁，原因是有人向宋仁宗报告，说“柏子户多富民，窜名籍中，以规避徭役”。为了规避差役，富户宁愿变成守墓的柏子户（有没有真去守墓是另一回事）。?
富户们纷纷逃离二三线地区，在景祐年间成为一种被皇帝关注到的社会现象，当然不是偶然的。景祐时代，衙前差役正在推行，虽未全面铺开，但第一批被摊派的富户已尝到了破产亡家的滋味。沉痛的现实教训，让富户们不得不思考应对之策。而北宋政府也很敏锐地捕捉到了富户们的这种做法。宋仁宗的诏书，多少也会起到一些阻遏效果。毕竟，对无远弗届的皇权而言，要认定一个人是在“恶意卖家产迁居京师”，并没有多少难度。
但是，只要差役这种制度性暴政不变，贫困地区的富户就一定会想方设法往富裕的地区迁徙，富裕地区的富户也会想方设法往更富裕的地区迁徙。在经历了宋仁宗的两次打击后，这种迁徙可能不会再呈现为大规模的洪流，但它不会消失，会如同涓涓细流般长期存在。这种迁徙也会自最贫困的地方州县到最富裕的京师，一环紧扣一环。它不只是人口的流动，也是财富的流动、安全感的流动。东京开封的“繁华”，与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流动，明显是有关系的。
田主不做，要做佃户
再说放弃自耕农身份寻找官户庇荫。这是很传统的自救之道。自秦汉而下，百姓经常选择连人带田产荫庇到官户豪族门下，成为他们的佃户。百姓宁愿忍受更沉重的田租，也要逃离朝廷的苛捐杂税和劳役，逃离编户齐民的身份。
北宋初年税赋沉重，这类现象已很常见。宋太宗端拱年间（988—989），京师周边百姓便常常放弃自耕农的身份去做佃户。史载：
（元）脱脱等：《宋史·食货上一》。
畿甸民苦税重，兄弟既壮乃析居，其田亩聚税于一家，即弃去；县岁按所弃地除其租，已而匿他舍，冒名佃作。?
意思是，京师周边百姓苦于朝廷的沉重汲取，兄弟成年之后便会分家，便会有人抛弃田产逃走。县级衙门每年会统计被抛弃的田地，然后减去相应的田租。实际上那些逃走者并不是真的离开了本乡本土，他们会藏匿在别人家里，假冒他人的名字来租佃这些被抛弃的土地。
关于宋代的“逃户”问题，可参见陈明光《宋朝逃田产权制度的变迁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的演变》一文，收入于《寸薪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22—438页。
好好的田主不做，反抛弃田地所有权假逃，再冒名回来做佃户这样奇闻异事的主因，是田主要承担更沉重的税赋，反不如佃户过得轻松。当时的制度规定，官府为逃户保留田地所有权一定时限后，如果逃户仍没有返回家乡，这些田地就将由官府转租给同乡百姓。为吸引人来租种，以避免田地荒芜，朝廷会在税赋方面为租佃者提供优待政策。意即，相比拥有田地所有权做田主，反不如抛弃田地再冒名回来租种田地。所有权能提供安全感，但京师周边的百姓过得太苦，他们不要所有权，不要安全感，只求减轻被汲取的力度。?
北宋朝廷也很清楚百姓这些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小手段。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
淳化五年（994）正月，郑州知州何昌龄上奏宋太宗，提出了一项打击建议。他说：“诸州逃民，非实流亡，皆规免租税，与邻里相囊橐为奸尔，愿一切检责之。”宋太宗让何昌龄负责在郑州、怀州、磁州、相州等地部署实施这件事情。何昌龄的办法是“凡民十家为保，一室逃，即均其税于九家；二室、三室逃，亦均其税。乡里不得诉，州县不得蠲其租”。何昌龄的这套办法，实际上是想要通过集体惩罚来离间百姓，让百姓自己将逃户交出来。可他得到的结果却是“民被其害，皆逃去，无敢言者”，同保的百姓干脆集体做了逃户。?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四》。
何昌龄的办法破产了，他本人也被调离了知州一职。次年，也就是至道元年（995），开封府上奏宋太宗说，京畿之地十四县，到该年二月份之前，“民逃者一万二百八十五户”，实际上许多人是“坐家申逃”，藏在本乡本土却向官府报告说已经逃亡，目的只为冒名租种田地成为负担更轻的佃户。宋太宗命人分赴各县坐镇，限期一个月将这些百姓挖出来。如果是自己主动站出来坦白，那就“不复收所隐之税”，不再追索以前逃避的税赋。反之，若是被官府搜出，就得一笔一笔全补上。百姓害怕，于是“归业者甚众”。?
待到差役制度在宋真宗、宋仁宗时代渐渐完善定型，成为宋代百姓最闻风丧胆的负担之后，逃离编户齐民的风气又有了新变化。这个新变化，就是百姓会连人带田投奔官户，成为他们的荫庇人口；或者干脆放弃民户的身份，成为僧道。差役会让富户破产亡家，而官户与僧道，恰好不需要承担差役——宋代的官户，指的是“品官及有荫子孙”，即官员本人所在家庭，及按制度可享受荫庇特权的后代子孙。
百姓“用脚投票”遁入官户之中，在宋真宗时代就已经很严重了。天禧四年（1018）正月，宋真宗下诏说：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五。
诸民伪里田产要契，托衣冠形势户庇役者，限百日自首，改户输税。限满不首，许人陈告，命官除名，余人决配。?
衣冠户与形势户这两个名词皆始于唐与五代。衣冠户比较好理解，即官户。形势户的涵义要模糊一些，按张泽咸先生的考据，形势户指的是在官府做事的“吏人”。他认为，宋代百姓之所以要将田产庇护到形势户名下，是因为这些形势户“在政府当差，一般地主虚报逃移，冒充了形势户的客户（即佃户）或者伪称与形势户同籍异财。于是，他们便可以不去官府另外当差了”。见张泽咸：《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3辑。另可参见廖寅：《何以称“形势”：宋代形势户溯源辨正》，《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意思是：有很多百姓伪造田产买卖合同，给官户一定好处后，将自己的田产托庇在“衣冠形势户”? 名下，然后摇身一变成为租种官户田产的佃户（实际上仍然是在耕种自己的土地），以此来逃避朝廷的差役摊派。宋真宗限令他们在一百天之内自首。超过期限后，朝廷将鼓励举报，举报者有赏。被举报的官户会被除名，再无免除差役的特权；其他人会被决杖配役。
宋真宗的这套办法效果不大。
乾兴是宋真宗的年号。乾兴元年十二月时，宋真宗已去世，宋仁宗已即位但尚未改元。（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二《职役考一》。
乾兴元年（1022）十二月，有人上奏宋仁宗? 说，差役制度已经将百姓逼到了“破尽家业，方得休闲”的地步，百姓的应对之策是：“人户惧见稍有田产，典卖与形势之家，以避徭役；因为浮浪，或纵惰游”。宋仁宗让三司官员讨论此事。三司回复说，现下的情况确实如此，乡村中那些有庄田有资产的百姓，为了规避差役，往往将田产隐藏庇护在形势户名下，他们种着自己的田地，却对官府说是佃户。三司还说：之前已有敕令，要这些人在一个月内自首，如果逾期还不自首，政府将鼓励举报，举报者有赏，被举报者严惩。之前还有敕令，要那些用假买卖合同将田产庇护在“形势豪强户”名下、图谋规避差役的百姓，在一个月内向官府自首，回归编户齐民，如果逾期不自首被人告发，官户要被除名，相关的公人和百姓要被责打脊杖和发配。这些敕令的效果都不太好。所以现在计划推行新政策，朝廷命官置办的庄田最多只能有三十顷，“衙前将吏”这些可以免除差役者最多只能置办十五顷，且买田不可以跨州。?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三。（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
宋仁宗批准了新政策。大概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新政策确实比其他办法更有效，于是，将官户的免差役资格与田产数量挂钩，就成了一项常规政策。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规定，做了官之后，购买的田产价值超过五千万以上者，要“复役如初”? ，会丧失免差役的资格。宋徽宗时期也规定，官府的乡村田产“免差科”有上限，一品官一百顷，二品官九十顷，依次减少，到第八品只有二十顷，第九品只有十顷；田地超过这个上限的部分，须与普通百姓一样承担差役? 。
（元）脱脱等：《宋史·食货上六》。
朝廷的反制政策有效，对普通百姓而言自然不是好事。其实，即便朝廷的反制政策无效，因官户数量相比民户终究有限，还是会有大量普通百姓成为官府差役的摊派对象，要去面对破产亡家的命运。所以，宋代史料中才会留下许多普通百姓想尽办法分家，想尽办法减少资产，想尽办法远离致富，甚至忍痛让老祖母老母亲改嫁、忍痛让老祖父老父亲自杀的记载。毕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开封，有着不计其数的官户人家可供百姓藏匿，可供他们两害相权取其轻。宋神宗时，据谏议大夫鲜于侁披露，“开封府多官户，祥符县至阖乡止有一户应差”? ，开封府下属祥符县的某乡，因官户资源充足，百姓全“用脚投票”跑掉了，该乡只剩下一户百姓可以摊派差役。
大家一起去做和尚
（北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二，“祖宗圣训”。转引自［日］牧田谛亮著，索文林译：《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134页。（元）脱脱等：《宋史·食货上五》。
再说出家做僧人。宋太宗时，浙江、福建等东南地区的百姓为逃避差役和徭役，已出现了“连村跨邑去为僧”的社会现象。在宋太宗时期，泉州地方官府曾上报说，当地“未剃僧尼系籍者四千余人，其已剃者数万人，尤可惊骇”? 。宋仁宗统治前期，百姓群体出家的现象也很严重。史载，“民避役者，或窜名浮图籍，号为出家，赵州至千余人，诏出家者须落发为僧，乃听免役”? ，仅赵州一地就有上千人为了逃避差役而出家。为了打击这股风气，宋仁宗下诏要求出家者必须真的削发为僧，走完程序获得官府正式颁发的度牒后，才能免掉他们的差役。
（元）脱脱等：《宋史》列传第五十八《张洞》。
以出家为僧来规避差役，其实是一条很窄的路。为控制编户齐民的数量，宋朝政府制定了抑制百姓出家的政策。在至和元年（1054）以前，政策只允许地方各路“三百人度一人”，后来人口有了较大增长，宋仁宗才特许变更为“百人度一人”，一百个男性里头允许一人出家为僧。在这种民僧人数比的控制下，宋仁宗时期登记在册的僧人仍多达三十余万，相当于各地的出家名额都用光了。?
按正常程序，一个人在宋朝要想成为僧人，须经过“试经”，也就是前往所在州府参加诵念佛教经文的考试。可是，到了宋仁宗嘉祐年间，朝廷却开始公开对外卖起了度牒。这大概是因为皇帝也意识到了，既然僧人这个身份上挂靠着免差役免税赋这样的好处，那就不妨将度牒当成一件商品卖给百姓。那些想要获得免差役资格的富户，自会积极购买。如此，通过度牒的数量和价格，朝廷既可以控制天下僧人的数量，也可以额外获得一笔财政收入。
可参见《漆侠全集》第三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273页。
到宋神宗时代，出售度牒已成为一项制度化的常规政策。为提高交易价格，这些度牒的姓名栏全部空白。这意味着不管是谁，只要买到了度牒，就可以在上面填上自己的姓名，然后获得免除差役的资格。宋神宗熙宁年间，朝廷每年约出售9000道度牒，每道售价130贯，每年可为政府提供约120万贯收入? 。此时的度牒大体上还很受欢迎，即便王安石变法废除差役制度改行免役法，僧人也只是按半数缴纳免役钱，买度牒仍然有收益。正如赵翼所言：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十九，“度牒”条。
（百姓）一得度牒即可免丁钱、庇家产，因而影射包揽，可知此民所以趋之若鹜也。?
（南宋）李心传撰，辛更儒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900页。（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
可是，到了宋徽宗时期，情况就开始不同了。宋徽宗奢侈无度，又好大喜功，在汲取民力一事上穷凶极恶。其中大观三年（1109）出售的度牒数量多达3万道，价格也提升至每道220贯。为了将这么多的度牒卖出去，甚至按行政区划搞起了强行配卖，不管有没有需求，都必须卖掉摊派下来的度牒。到宣和七年（1125），天下僧道总人数已超过百万之众。进入南宋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宋高宗为筹措军费，也搞起了度牒的强行配卖，且出售数量完全没有节制。时人批评说，因强行配卖度牒，整个国家已是“下户贫民，俱已困乏”? ，且陷入了一种“无路不逢僧”? 的状态。
百姓幻想着遁入空门以减轻苛政的伤害，皇帝们却反将度牒弄成了新型敛财工具。百姓辗转腾挪，终是避秦无计。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概便是指此而言。
民间自救举步维艰
差役猛如虎。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终于有浙东金华县长仙乡的十一户乡民决定联合起来自救，以避免被差役制度逼至破户亡家的地步。其具体办法是：
（南宋）朱熹：《吴芾神道碑》，《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1页。
自以甲乙第其产，以次就役。?
这十一户百姓按各自家产的多少给自己排序，然后再按家产排序，自行轮流去给官府服差役。这当中的关键，是乡民们切断了官吏索贿敲诈的路径。宋朝的差役摊派以户等为依据，户等按资产等级划分。按旧做法，户等由官府派人来评定。谁是要服差役的上等户，谁是不需要服差役的下等户，谁是将被优先摊派最沉重差役的一等户，谁是只需承担相对较轻差役的二等户、三等户，名义上取决于民户的资产，但实际上却取决于官吏的意志。行贿到位的上等户可以被操作变成下等户，行贿不到位的下等户也有可能变成上等户。行贿到位的一等户可以变成二等户、三等户，行贿不到位的二等户、三等户也可以变成一等户。不难想见，这种竞相行贿必会造成深度内卷，起初是部分人行贿，然后是所有人行贿，再然后是所有人比拼谁行贿更卖力。这场内卷的极致是诉讼。资产少而户等高、须承担沉重差役的民户，会去衙门喊冤，会去举报资产多而户等低的邻居乃至亲友。正如南宋官员陈傅良所言：
（南宋）陈傅良：《义役规约序》，收入于（明）王瓒、（明）蔡芳编，胡珠生校注：《弘治温州府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621页。
今天下……民不能堪，虽叔伯兄弟，相讼以避役久矣。叔伯兄弟相讼以避役，非其愿相仇也，势使然也。虽势使然，而非其愿相仇之心不泯，于是义役兴焉。?
据南宋官员戴埴于《鼠璞》中所言：“夫力役之出，庸并于两税，继有徭役之雇钱，以隶经总司，复役率钱为义役，是三出钱而不免役。”免役钱、差役法，再加上之前的庸并入两税，南宋百姓实际上是交了三次役钱而仍不能免役。
陈傅良这段话点明了一个简单却总被忽略的常识：时代的道德滑坡往往源于政治滑坡。南宋百姓被逼至叔伯兄弟也要互相诉讼对簿公堂的地步，不是这些人的素质不行，而是南宋政府推行的差役制度对民众的汲取实在太狠——南宋向民众收免役钱，却又恢复差役法，民众出了免役钱却不能免役，等于遭遇了双重汲取? 。民众为了躲避这可怕的差役，只好行贿官吏以降低户等。有人偷偷摸摸降了户等，自然就有人被顶上去成为受害者。受害者要喊冤要举报，于是就有了兄弟互相告发、叔侄互相诉讼，整个社会的人伦被践踏。从行贿到诉讼，苛政将民间变成了互害社会，官吏们的口袋越来越鼓，乡户们的资产越来越少，而该服的差役却丝毫未减。好在，兄弟叔侄相亲、邻居友人互助终究是人类的天性，当乡户们发现继续内斗只会养肥贪官污吏，无助于减轻自身负担时，“义役”这种自救手段也就应运而生了。
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203页。（南宋）吕祖谦：《金华汪君将仕墓志铭》，《吕祖谦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177页。
“义役”出现后，迅速在江浙地区传播开来，金坛、瑞安、黟县、饶州、婺州、处州等地皆可见到由富民主导的类似自救组织。义役的操作方式也渐趋丰富与合理，其中以绍兴十九年（1149）金华县西山乡的办法最具代表性。该乡有一位叫汪灌的富户，目睹本乡之人非父兄则子弟，本都是亲族，却“顾哄于役，坠恩驰义”，竟因差役问题而行贿、诉讼乃至举报，纷纷变亲为仇。汪灌深感耻辱，遂召集乡中大姓二十一户商议推行义役。他给众人算了一笔账，说如今给官府服差役做里正（里正是当时各类差役负担里最重者），一年下来，不但自家的生计顾不上，还大概要耗费三十万钱——绍兴年间江浙地区的米价约为每升三十文至六十文? ，三十万钱相当于五十石至一百石大米。宋代一石约为今天的一百二十市斤。可见确实是一笔相当沉重的负担。汪灌建议与会者自定贫富为三个等级，按等级来安排服差役的先后顺序，众人再分别拿出对应的钱来帮助服差役之人，以避免其陷入破户亡家的困境。日后若有人家境变得更富有或是家产缩水，也可通过公开公正的方式修改贫富等级。后因出钱资助服役者比较繁琐，又改为由与会众人“割田百亩”，用这一百亩田地的收入来给服差役者提供补助，使其可以安心服役，不必担心家破人亡。?
上述约定被写成文书，送至金华县衙门存档，又制作了许多副本，交由与会者收藏。淳熙元年（1174），吕祖谦为已去世的汪灌撰写墓志铭，赞誉说“自绍兴己巳迄于今，几三十年，西山役讼不至于公门”，自从当地民间社会以义役自救，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西山乡再没有发生因差役问题而上衙门打官司之事。乡户们不再内斗，衙门的官吏自然也就少了敲诈勒索上下其手的机会。
（南宋）朱熹：《奏义役利害状》，收入于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二）》，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23页。
当然，义役不完美，也有很多问题。南宋人针对义役的缺点，留有许多批评意见，如朱熹在考察了处州的义役模式后，认为有四大“未尽善”之处。第一，为了资助服差役者，使其免遭破户亡家之祸，当地让上户、官户、寺庙道观都要出义田，这是好事。可是，当地还让只有一二亩田地的下户也要出义田，这些人因资产少、户等低，本不用服差役，让他们出义田，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第二，当地搞义役制度时，设置有“役首”，由此人来管理义田的田租、排定服差役的次序，这些役首有很多并不能做到公正无私，常闹出纠纷。第三，服差役的次序是按资产的多寡来排定的，三五年后，贫者可能变富，富者也可能变穷，现在排出来的次序不再适用，到时候还会闹纠纷。第四，有些役首在排服差役的次序时，会出于私心，让上户承担比较安逸的差役，让中下户去承担更为沉重的差役。?
漆侠先生认为“义役比差役还要残酷”（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98页），笔者认为不正确。毕竟，民间役首与衙门官吏的权力是两码事，不能等量齐观，更不能认定民间推举的役首实施暴政的危害要大于衙门里的官吏。
尽管有这些缺点，义役仍是一场行之有效的民间自救运动。毕竟，这些缺点在旧的差役模式里也有，而且更严重——民间推选出来的役首不公正，自会有乡户们联合起来抵制，役首本就生活在乡间，与其他乡户低头不见抬头见，再如何不公也不至于将事情做绝。役首排定的服差役次序过了几年后不再适用，乡户们也可以要求集体商议重新制定次序，役首是无力阻止的。而在旧的差役模式里，不公来自索贿受贿的衙门官吏，乡户们拿他们毫无办法；衙门官吏态度消极，不想增加自己的工作量，不愿意及时更新乡民们的户等，进而变更服差役的次序，乡民们也拿他们毫无办法。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役首们的权力是乡户集体赋予，是可以制约的权力；而衙门官吏的权力是皇权的延伸，并不受民意的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做起恶来是无解的，乡户们只能咬牙忍受。这也正是义役虽然缺点很多，但直到南宋末年，文天祥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仍在倡导义役的主因。?
遗憾的是，这场民间自救运动虽传播甚广，也得到了不少有良知的地方官员的支持，但并没有能够在南宋境内全面推广开来，其中最大的阻力便来自地方衙门的官吏。毕竟，推行义役相当于断了地方衙门官吏一条极重要的腐败路径。正如做过衢州知州的南宋官员袁甫所观察到的那样：
（南宋）袁甫：《知衢州事奏便民五事状》，收入于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页。
盖差役之利，在吏而不在民。义役之利，在民而不在吏。差役如旧，则请嘱之门开；义役一成，则渔取之路绝。非得仁守廉令出力以维持之，其不乘间伺隙、沮其谋而败其成者鲜矣。?
在袁甫看来，义役严重损害了地方衙门胥吏的利益。只要乡户们搞义役，这些胥吏就会跳出来搞破坏。如果当地官员没有仁爱廉洁的品德，也与胥吏们沆瀣一气，当地的义役定会失败。而残酷的常识是：在官权力不受民意制约的时代，仁爱廉洁的官员从来都是少数。
（南宋）孙应时：《烛湖集》卷九，《余姚县义役记》。
类似的观察也见于另一位南宋官员孙应时。孙是浙江余姚人。宋孝宗淳熙年间，余姚百姓痛恨差役已久，在当地有声望的父老的组织下搞起了义役。孙应时当时正在家乡闲住，是余姚义役兴起的见证者。据他讲，义役推行开来之后，“豪宗大姓，无复仇讼，而欢然相亲。……唯是奸胥猾吏，无以弄权取资，嗾群不逞，专欲沮阻”? ——百姓不再因差役而互相仇视，原本的互害社会变回了互助社会。只有那些无法再弄权索贿的胥吏对义役恨之入骨，在竭力唆使不逞之徒去破坏义役。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九，“淳熙十一年春正月丙午”条。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监察御史谢谔又披露，在江东路、江西路等地，“民间有便于义役之处，官司乘此颇有摇动”，百姓想搞义役，但地方官府并不支持。且有饶州德兴县与吉州吉水县的乡户来京控诉，说当地胥吏痛恨义役制度断了他们索贿的财路，“日夕伺隙，思败其谋”，鸡蛋里挑石头专门给义役找茬，要阻止民间百姓以义役自救。其中，从德兴县来京控诉的乡户，还带来了一块“本县旧刊义役石碑”，从石碑上的内容可以看出，当地百姓是真的想要搞义役。? 将乡户们逼至千里迢迢带着石碑上京控诉的地步，自不难想见德兴县当地官吏对义役的敌视程度。
以上种种，其实也只不过是在彰显一个基本常识：在官权力不受民意制约的地方，民间社会非但难以指望官府的救助，甚至连自救也会举步维艰。
数据里的“共同贫穷”
本章的最后，我们要介绍一组数据。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二《职役考一》。
北宋乾兴元年（1022）十二月，有官员上奏宋仁宗说，“且以三千户之邑五等分算，中等以上可任差遣者得千户”? 。意思是按照乡村五等户制度，一个有三千户人口的县，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百姓资产可归入中上等户，可以承担官府摊派的差役。剩下的三分之二都是底层穷人。
（北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二一，《论天下州县新添置弓手事宜》。
庆历元年（1041），张方平上奏说，“逐县五等版籍，中等以上户不及五分之一，第四、第五等户常及十分之九”? 。意思是按照乡村五等户制度，大多数县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百姓资产可归入中上等户，剩下的五分之四都是底层穷人。其中资产最低的第四等户和第五等户，占到了所有乡户的十分之九。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三，“庆历三年九月丁卯”条。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上奏说，“今河南府主客户七万五千九百余户，仍置一十九县（主户五万七百，客户二万五千二百），巩县七百户，偃师一千一百户，逐县三等而堪役者不过百家，而所要役人不下二百数”。? 范仲淹说河南府下属各县可供摊派差役的富户（三等及以上）普遍不足100户。这里按100户算，河南府下属19县共有资产三等及以上的百姓1900户，只占到了全部户数的2.5%，或者说只占到全部主户的3.75%。余下的都是非常贫困的底层人。
（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九，《水利》。
熙宁三年（1070），郏亶作《吴门水利书》，里面提道，“苏州五县之民，自五等已上至一等不下十五万户。……又自三等已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户，可量其财而取之。”?
（北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六，《论率钱募役事》。
熙宁九年（1076），张方平又上奏宋神宗说：“万户之邑，大约三等以上户不满千，……四等以下户不啻九千”? 。
（北宋）刘安世：《尽言集》卷十一，《论役法之弊》。
元祐年间（1086—1094），刘安世上奏宋哲宗说，“且治平之前，天下户口一千二百七十余万，而旧法役人五十三万六千余人。元丰之后，户口一千八百三十五万九千有奇，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余万，而新定役人，止于四十二万九千余人，比之旧法，却减十万七千之额”。? 在宋英宗治平时期（1064—1067）以前，那时候行的是差役法，朝廷控制的户口下，只有4.2%的百姓资产过线可供摊派差役，剩下的都是穷人。宋神宗元丰时期（1087—1085）之后，那时候实行的是募役法，朝廷控制的总户口上升，募来服差役的人数却减少了，二者的比例已跌至2.3%——这种减少，说明朝廷如果使用专业人员来办理公务，本就用不着那么多差役。当然了，募役法的问题后文再说，刘安世此处提供的最有价值的信息，是到宋英宗治平时期，已只有4.2%的百姓可算作中上等户。
南宋乾道五年（1169），吕祖谦替严州知州张栻起草了一份呈给朝廷的《乞免丁钱奏状》，里面提到，严州一共有六个县，其人口具体构成如下：
（南宋）吕祖谦：《东莱集》卷三，《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
第一等至第四等户止有一万七百一十八丁，其第五等有产税户共管七万一千四百七十九丁；虽名为有户，大率所纳不过尺寸分厘、升合抄勺，虽有若无，不能自给。其无产税户共管四万一百九十丁，并无寸土尺椽，饥寒转徙，朝不谋夕。本州统管一十二万二千三百九十三丁，而第五等有产税户、无产税户共管一十一万一千六百七十五丁；是十分之中，九分以上尫瘠困迫，无所从出。?
因为奏状的主旨是希望南宋朝廷能够免除严州百姓的“丁钱”，所以吕祖谦提供的数据是“丁数”而非“户数”。按吕祖谦的数据，严州中上等户（第一至第四等户）里的丁数，只占到了全部丁数的8.76%，无力承担差役的底层贫民（第五等户和无产税户）占到了91.24%。
以上这些数据的统计口径略有差异。比如，有些将中上等户的范围定为第一至第三等户，有些将第四等户也包括进来；有些只统计了主户，有些同时提供了主户与客户的数据。但总体而言，这些差异不影响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两宋政府长期实施户等制度，按家庭资产等级向民众摊派差役，名义上虽然牢牢占据着“抑制兼并之家”的道德高地，实际得到的结果却是共同贫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