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
时为宋神宗元丰末年，江西饶州出了个朱天赐。他跑去开封参加朝廷举办的神童考试，通过疯狂背诵经书得到了官职，实现了个人和家庭的阶层跃升。榜样在前，饶州百姓纷纷效仿。家中小儿长至五六岁时，便请来教师传授五经。为了让孩子将全部精力用于背书，家长会将孩子装进竹篮之中，高高挂到树上。对教书先生也是按量考核，孩子背诵出一本经书，教书先生便能得到相应的绩效工资。饶州因此出神童，但出神童的代价是许多孩子饱受折磨。
（北宋）庞元英：《文昌杂录》，转引自《古今笔记精华录》上册，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424—425页。
引爆饶州“鸡娃”风潮的朱天赐，之所以能成为朝廷认证的神童，是因为年仅九岁的他（另有说法是十一岁），在礼部当众背诵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一个字都没背错。“凡七经各五道，背全通，无一字少误。”朱天赐的同族兄长、年仅十二岁的朱天申，也于同年在礼部当众背诵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孝经》《论语》《孟子》《扬子》《老子》。“凡十经各有一百通。”于是，朱天申也成了获得朝廷认证的“神童”。?
榜样的力量之所以无穷，是因为榜样往往意味着更便捷的成功路径。朱天赐兄弟的示范效应便是如此。虽然像他们那般大体量疯狂背诵经书，乃至于无一字背错，本身就是件很难的事情，但对普通北宋百姓而言，其他实现阶层跃升的路径更难。在难与更难之间，江西饶州的百姓很自然地选择了难。
（北宋）陈舜俞：《都官集》卷二《厚生四》，转引自王瑞明：《宋代政治史概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
对官僚与士大夫而言，北宋是一个很好的时代；但对普通百姓而言，北宋却是一个朱熹所谓的“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的时代，日子过得实在很惨。朝廷以公田、民田、城邑、杂变、丁口五种赋税，辅以盐、茗、酒三种禁令（只许官卖），将天下百姓盘剥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正所谓：“生民之衣食，举此八者穷矣。”?
最要命的是，这种民不聊生，在整个北宋是常态化的。即便是“明君”宋仁宗统治的时代，底层草民们也必须竞相拼穷。到了爱折腾的宋神宗和私欲无限的宋徽宗时代，情况就更糟糕了。
普通人这么惨，自然便会催生民众实行阶层跃迁的热情。然而，常规路径——也就是参加科举，又实在是太难挤了。下面两项数据，足以说明北宋的科举之路到底有多难走：
《中国考试制度里的区域、家族与个人》，收入于刘海峰编《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表一”。方健：《北宋士人交游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一，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广南东路57万户人口中，只有97人有资格参与进士科考，只有3人中举。东京路的134万户人口里，只有157人有资格参与进士科考，只有5人中举。? 也就是说，20多万户百姓当中，才会有1名中举者。二，宋代官僚集团绝大多数人的出身，也不是科举。据南宋嘉定六年（1213）的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全部官员的26.1%，而“恩荫出仕”却占到了56.9%。? 北宋的情况缺乏统计，但政策是相同的，比例上自然也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做普通百姓很惨，走常规科举之路挤进体制的几率又微乎其微，只能搜肠刮肚寻找其他捷径。“小背书家”朱天赐的成功，便是饶州百姓眼中的捷径。
和常规科举考试不同，背书是一件可以量化的事情，能背出几本来，便是几本，谁也做不了假，也不必看时代风气（科举考试能否得中，许多时候取决于主持考试者在文风和思想旨趣方面的个人喜好）。可以量化，“鸡娃”时便能做到心里有底，便能衡量成本与收益，或是及时止损让娃改行下地种田。
叶梦得所见闻的饶州“鸡娃”风潮，便是在这样一种时代逻辑下兴起的。从宣和元年（1124）到乾道九年（1173），江西共举神童23人次，其中饶州便有19人次。可见饶州百姓在逼孩子背书方面是最疯狂的。
“鸡娃”现象，其实只是宋人以进入统治阶层为终极梦想的一个小案例。
在宋代，财富与阶层如果没有获得权力的加持，皆很难维持。乡村有衙前之类的差役，可以将没有权力背景的富户闹至破产。城市有沉重的行役，可以将没有权力背景的富商折腾至家道败落。为了保住财富与社会地位，宋代商人极度热衷与权力联姻。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写道：“近宗室女既多，宗正立官媒数十人掌议婚，初不限阀阅，富室多赂宗室求婚，苟求一官，以庇门户。”宋代榜下捉婿的社会风气也是因此而生：
（北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一。
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亦有缗钱，谓之“系捉钱”，盖与婿为京索之费。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五一》。（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二》。
榜下捉婿之外，宋代富人也很愿意花大价钱去购买官身，以求能够免除各种科役。如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四月二十九日，有官员上奏说：“访闻河北路买官之人，多是市井庸猾，门户科役辄恃无赖以免，郡县莫之能制。”? 这里仍透露了如下信息：河北路的城市居民为了免除课役，纷纷花钱购买官身。因为有了官身，地方郡县就没法盘剥他们了。而且，对民众的剥削越严重，民众想方设法花钱购买官户身份的驱动力就越大。南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正月十五日，有官员上奏说：“今日官户不可胜计，而又富商大业之家多以金帛窜名军中，侥幸补官，及假名冒户规免科须者，比比皆是。”? 宋高宗时期赋税科役层出不穷，很多人只好花钱行贿弄个官身，以求躲避官府的压榨。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六十三《外戚上》。
投靠有权势的官僚勋贵，抛弃自己的祖先，成为官僚勋贵家族中的一员，也是一种免除差役与行役的办法。如开封府的茶商马季良娶了刘太后（宋真宗皇后）之兄刘美的女儿，获得了免除各种差役与劳役的官身。这马季良随后就“冒立券，庇占富民刘守谦免户役”，拿了富民刘守谦的好处，用假文书将之庇护在自家名下，使其也得以免除了户役。? 政治制度塑造社会风气。统治阶层最了解制度的运转逻辑，自然也最明白官户身份的价值，最懂得如何利用身份来变现财富，马季良显然就是这类人。
到了北宋中期，拿官户身份来变现财富的现象已泛滥成灾。活跃于宋仁宗、宋哲宗年间的官员丁骘上奏说：
（北宋）丁骘：《请禁绝登科进士论才娶妻》，收录于（南宋）吕祖谦编：《宋文鉴》卷六十一。
臣窃闻近年进士登科，娶妻论财，全乖礼义。衣冠之家随所厚薄，则遣媒妁往返，甚于乞丐，小不如意，弃而之它。市井驵侩出捐千金，则贸贸而来，安以就之。名挂仕版，身被命服，不顾廉耻，自为得计，玷辱恩命，亏损名节，莫甚于此。?
丁骘希望御史台加强对登科进士婚姻选择的监察，严惩那些一心只想用官户身份变现财富、遂去与富商之家结为姻亲之人。
（南宋）洪迈：《夷坚志》甲卷七，“黄左之”条。
然而，只要赵宋王朝不改变其特权社会的本质，这种监察就不会产生效果。与丁骘大略同时代的蔡襄与司马光，还有南宋的朱熹等，均对士大夫论财娶妻的风气深恶痛绝，但都无可奈何。如南宋淳熙年间，太学生黄左之科举登第，很快就做了池阳人王生的女婿，“得奁具（嫁妆）五百万”? 。黄左之不傻，王生也不傻。这场结合，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在当时婚姻市场上的正常变现。进入统治集团内部，以摆脱官府的各种盘剥，并保住财富与阶层，可以说是宋人的终极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