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试图回答如下几个问题：赵宋王朝的繁华从何而来？相较于前代，两宋做了哪些有助于提升繁华度的重要变化？两宋繁华的实质是什么？
峰值人口过亿
与唐代相比，两宋经济领域最大的变化是人口激增。有学者认为，北宋的峰值人口已经过亿。《中国人口史》第三卷称：
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1页。
北宋以前我国人口增长缓慢。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有6000余万人……到唐朝人口峰值阶段的天宝十四载（755）仍只有1300万—1400万户、约7000余万人。北宋承唐末五代天下大乱，太平兴国五年（980）只有约3540万人。经过百余年的迅速增长，到12世纪初的北宋末年达到峰值阶段。当时，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国范围内，总人口达1.4亿。?
这1.4亿人口大部分生活在北宋境内。下表（表1）是北宋的部分官方人口统计数据：
表1?北宋部分年份人口统计数据一览
资料来源：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2―178页，“甲表32：北宋各朝户口数、每户平均口数及户口数的升降比”。
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乾德元年冬十月庚辰”条。
需要注意的是，表中统计的“口数”仅指男性人口? ，这是北宋人口统计数据与前代及后代大不相同之处。宋太祖于乾德元年（963）命地方诸州统计人口上报户账，其中便有“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须通勘”? 的规定，意思是只统计不同年龄段的男丁，不统计女性人口。
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程民生：《宋人婚龄及平均死亡年龄、死亡率、家庭子女数、男女比例考》，《宋史研究论文集》第11辑，巴蜀书社2006年版。
若将女性也包括进来，宋代家庭的户均口数将是多少？《中国人口史》的估算结论是：“最保守的估计也应在5口以上，或许5.4口比较合理一些”? 。不过，考虑到宋代有着重男轻女的传统，户均女性人口应略低于户均男性人口，户均口数估计不到5.4人——学者程民生利用41种两宋文集提供的家庭人口资料，共统计到男子4657人，女子3480人，男女比例为133∶100。扣除夭折与早亡等因素后，男女比例为127∶100。可见性别失衡、重男轻女在两宋是普遍现象? 。所以，假设前表提供的户均男丁口数不存在隐瞒情况，户均女性口数又略低于表中的户均男丁口数，两者相加，所得家庭规模当不足4.5人。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四》。
当然，部分宋代家庭为减轻税赋与劳役负担，会隐瞒男丁，故数据还可能会有增加；但并不是所有家庭皆有能力隐瞒男丁，所以这个增加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将北宋户均人口估计为五口，应是最为实际。再往上估算，便可能存在夸张——实际上，宋人谈论本朝人口问题，最常见的说法正是“大率户为五口”? 。
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9页、第352页。（元）脱脱等：《宋史》志第三十八《地理一》。
如此，以总户数乘以户均人口数，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的总人口便已过亿——据《中国人口史》的估算，大观三年的北宋总人口约为1.1275亿，宣和六年（1124）的北宋总人口约为1.26亿? 。这也是中国人口在历史上首次突破亿级大关。这个估算，与古人的观感也是一致的。《宋史·地理一》说，宋徽宗崇宁年间的总人口“视西汉盛时盖有加焉；隋、唐疆理虽广，而户口皆有所不及”? ，不但已超越西汉人口的极盛时代，也超越了疆域更为广阔的隋唐两朝，实可谓前所未有的人口盛世。
至于宋代的峰值人口为何能够过亿，这个重大的问题留到本书第二章与第三章单独分析，这里暂且略过。
粮食亩产提升
两宋经济领域的第二个显著变化，是粮食亩产有了很大提升。
（北宋）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见（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三，“庆历三年九月”条。南宋乾道六年（1170），有官员上奏建议，在征收税粮时，如百姓“如愿纳稻子，以稻子二石折米一石”。可见将稻谷按半数折算为米，是当时通用的做法。见（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七》。（南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一六，《奏救荒事宜状》。
关于粮食亩产，宋代史料留下了不少数据。如范仲淹告诉宋仁宗，他在苏州做官时，发现当地“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硕至三硕”? 。硕同石。也就是中等年成里，每亩稻田可以收获大米2—3石。南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明州（治所位于今天的宁波）官员周纲上奏说，自己询问鄞县当地老农，得知北宋时期，用于灌溉的广德湖未废之前，“七乡民田每亩收谷六七硕”，将稻谷按半数折算为米? ，即每亩稻田可产米3—3.5石（周纲提供的是围湖造田前的粮食单产，考虑到该奏章旨在强调围湖造田的危害，这个数据可能是个带有夸张色彩的极限值）。此外，南宋淳熙九年（1182），朱熹也曾上奏说，绍兴府其中六个县目前的收成是“每亩出米二石”? 。当时，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已大体自靖康之变的动乱中恢复了过来，这个数据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2是关于宋代粮食亩产（全部折算为稻米）数据的一份不完整统计：
表2?宋代部分年份粮食亩产数据一览
续表
资料来源：表格数据多引自方健《再论宋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高度：以南宋人口、田地、产量为例》一文表8“宋代江浙地区亩产稻米估测”，收入于武建国、林文勋、吴晓亮主编：《永久的思念：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页。
从表中可以看到：南方的苏州、湖州等地是粮食高产区，北方粮食亩产总体不如南方。若将南方高产区与北方低产区扯平抵消，大体可以认为，亩产稻米2石是宋代农业的平均产量。吴慧的经典著作《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便将宋代的粮食亩产确定为亩产米2石或亩产稻谷4石。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亩产米2石，意味着宋代的粮食亩产较之前代有了颇为可观的提升。吴慧将宋亩折算为今天的市亩，将宋石折算成今天的市斤，得到的结论是宋代“每市亩产稻381市斤”。与汉代相比，增长了54.4%；与唐代相比，增长了12.5%? 。
江苏省统计局、江苏省农林厅编：《江苏省农业统计资料（1997年）》，第65页。江苏省统计局、江苏省农林厅编：《江苏省农村统计年鉴（2001）》，第239页。
今人若不从事农业，可能很难理解“每市亩产稻381市斤”意味着什么。这里提供两个当代数据以供对照：1977年，苏州地区单季晚稻每亩单产为760市斤? ；2001年，苏州地区单季晚稻每亩单产为1125市斤? 。也就是说，宋代的粮食平均亩产相当于1977年苏州晚稻亩产的二分之一，相当于2001年苏州晚稻亩产的三分之一。在没有化肥和高产稻种的时代，毫无疑问，这是个很不错的数据。
杜文玉：《中国中古政治与社会史论稿》，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页。
亩产的提升，让宋朝政府可以从民众身上征收到更多的粮食。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是唐朝政府岁入粮食（地税+租庸调中的粮食）最多的时期，共计2506万石；而在北宋天禧五年（1021），政府的岁入粮食（租税中的粮食）已达到3278万石。宋石的容量略大于唐石。不考虑这一点，后者也已是前者的1.31倍。?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宋元明部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54—758页。（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四》。张邦炜：《历史学如何算起来？——从北宋耕地面积、粮食亩产量等数字说起》，收入于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宋人开垦了不少新耕地。“梯田”一词首见于宋代文献? ，此外还有围田、圩田、湖田等。这导致其疆域面积虽不如唐代，耕地面积反有所增加。当然，北宋的耕地面积较之唐代具体增加了多少，是个难以计算的问题。宋英宗时代政府编修的《治平会计录》，只推测说“率而计之，则天下垦田无虑三千余万顷”? 。这个推测数据不能全然当真，因为“去掉余数，以3000万顷计，再按一宋亩等于0.865市亩换算，当时天下垦田多达25.95亿亩，大大超过现今全国耕地总面积18亿亩”? ，这似乎不太可能。不过，这则材料透露北宋政府确有一种感受，认为本朝新垦耕地亩数极可观。
总而言之，北宋政府从农民身上征收到的粮食，相当于唐代最大征收力水平的1.31倍。这种增长主要缘于亩产提升与耕地亩数扩张。
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139页。
宋代亩产提升的原因很多。除了耕作技术提高、农作物改进、水利设施修筑等常规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文提到的人口大爆炸。在传统农业社会，劳动力大幅增加，意味着每个劳动力可耕种的土地会变少——有统计数据认为，唐代一名成年男丁大约耕地40亩，宋代一名成年男丁大约耕地30亩? 。人均耕地数量变少，意味着土地的精耕细作程度会有所提升，也意味着粮食亩产的提升。
宋朝“不立田制”也是一次对生产力的大解放。这个问题颇有些复杂，我们留到本书的第五章再细讲，这里也暂且略过。
王棣：《宋代经济史稿》，长春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233页。
此外，在募兵制下，兵役主要由中央禁军承担，徭役主要由地方厢军承担，普通民众免去了这两项极为沉重的人头税，也可以将更多时间用在生产耕作之中。还有就是自唐代初年开始出现的“定额租”，在宋代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也有助于提升佃农的耕作积极性? 。所谓定额租，就是土地的拥有者按固定额度向佃户收取地租。因为给田主的地租是固定的，佃户精耕细作后收获越多，能留在自己手里的粮食就越多。与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普遍实施的“分成租”（田主与佃户按实际收获数量按比例分配）相比，定额租更能调动佃农的积极性，更能鞭策他们对土地进行深耕细作，更用心地从事灌溉、除草、施肥，以求获取更高的亩产，进而改善自己的生活。
财政“蛋糕”变大
人口增多与粮食亩产提升，引发了宋朝经济领域的第三个显著变化：财政“蛋糕”规模远超前朝。
这是个必然结果。对传统秦制政权而言，财政“蛋糕”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三项因素：人口，物力，汲取手段。其中前两项因素是决定财政蛋糕规模的基本前提。人口对应劳役，物力对应税赋。人口多，可供汲取的劳役就多。物力多（农业时代主要指粮食亩产提升），可供汲取的税赋就多。
当然，即便人口与物力都未增长，秦制政权仍可以通过变更汲取手段，来提升汲取强度与汲取效率，进而做大财政“蛋糕”。不过，这种办法实属竭泽而渔。在短时间里，财政“蛋糕”确实能够得到肉眼可见的提升，但在长时间段里，必会陷入汲取手段越狠，民间的人力与物力便萎缩得越厉害的恶性循环。随之而来的是汲取成本越来越高，财政“蛋糕”不断缩小，最后整个经济体走向崩溃。三国时代的蜀汉政权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郡国志五》。因范晔未及完成《后汉书》便死于非命，该书的《郡国志》实际上是后人摘自司马彪的《续汉书》。（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55页。（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王隐《蜀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01页。
据《后汉书·郡国志五》记载，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益州所辖十二郡国，共有1525257户，7242046人。其中仅蜀郡一地便有300452户，1350476人? 。70余年后，刘备夺取益州。当时的具体户口数虽不可知，但益州在东汉末年遭遇的战乱不多，有限的几次如黄巾军马相部之乱与东州兵之乱，持续的时间都不长，规模与残酷性皆不如中原地区。所以益州在东汉末年长期属于人口流入地，吸引了很多荆州与三辅地区（汉代长安附近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个地区）的流民。庞统建议刘备攻取益州，说的便是“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 。所谓“户口百万”，指的正是益州的总人口超过了百万户。以100万户计算，便有大约500万人口。即便考虑到刘备夺取益州的战争持续了较长时间（两年左右），曹操在汉中之战后又强制迁空了汉中百姓（《后汉书》记载汉中户5万有余，口26万有余），折半计算，益州也至少仍有50余万户，超过200万人口。可是，蜀汉政权在诸葛亮与姜维独掌军权时代一直穷兵黩武，至灭亡之日，竟已窘困至“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的地步。
上述数据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是为了维持穷兵黩武政策，蜀汉政权加大了汲取强度，结果导致人口发生急剧萎缩。二是人口萎缩后，军队仍维持在10万人以上；抽调如此多的壮丁入伍，意味着从事生产的劳动力进一步萎缩，也意味着蜀汉政权要想维持财政“蛋糕”的规模，唯一的办法便是加大汲取力度。蜀汉政权仅20万户百姓，却需要4万名官吏来管理，原因便在这里。增加官吏人数，既是为了提升汲取强度维持财政“蛋糕”，也是为了用高压手段维持社会稳定。可是，大量豢养不事生产的官吏又等于抬升了汲取成本。长此以往，即便没有外敌入侵，蜀汉政权的结局也只有溃败——汲取收益越来越低，汲取成本越来越高，财政“蛋糕”越来越小。当汲取成本的提升幅度超过汲取收益的增长幅度时，政权就会陷入无法维持的困境。
黄纯艳：《宋代财政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元）脱脱等：《宋史》志第一百二十六《食货上一》。
两宋与蜀汉不同。在长达300余年的时间里，两宋的财政“蛋糕”总体量虽有起伏（靖康之变前后的起伏最大），但整体而言始终处于不断扩张的态势，“不同的统计方式都显示，从宋太祖、太宗到徽宗朝，财政收入总体趋势是不断上升的”?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广州州学教授林勋向朝廷进呈《本政书》，内中称：“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 虽然林勋只提到了两税正赋，未计入劳役，也未计入体量绝不亚于正赋的诸般杂税，但这番比较已足以说明两宋的财政“蛋糕”增加到了何种程度。
（南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
财政“蛋糕”的这种大规模扩张，既得益于人口的增长，也得益于粮食单产的提升。民间有了更多的人力与物力，两宋政府才会有更多可汲取的对象。同样，两宋财政“蛋糕”的扩张也得益于两宋政府的汲取手段够多、够狠、够有效。用朱熹的话说，就是“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两宋王朝是历代汲取手段之集大成者。
关于汲取手段的具体细节，本书后文诸多章节皆会涉及，这里只讲一个总的趋势：当民间有了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后，更多更频繁的商业活动成为可能，两宋政府也将财政“蛋糕”的重心，从实物收入（征收粮食与绢绸丝绵等，主要来自二税正赋）逐渐转移到了货币收入（直接向百姓收铜钱）。当然，这并不是说两宋财政中的实物收入少于前朝——如前文所言，北宋天禧五年（1021）的粮食收入是唐朝天宝年间粮食收入的1.31倍——而是说货币收入在两宋财政“蛋糕”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下面这张“唐宋岁入总额与钱币收入占比”表（表3），足以说明这一点。
表3?唐宋岁入总额与钱币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全汉昇：《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辑上册，1948年。
表3来自全汉昇先生的经典论文《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岁入总额即财政“蛋糕”总量，岁入钱数即财政“蛋糕”中的货币收入。需要注意的是，表中岁入总额的单位是“贯石匹两”，货币收入的单位是“贯”。也就是说，该表未将各种实物收入，如粮食、布绢丝绵、草茶盐铁等，全部折算成统一的货币单位“贯”，而是将不同计量单位的收入直接加在了一起。这样做的原因，是考证不同时期各种实物的市场价格难度非常大。即便如此，这张表也已足够直观，足够得出两个结论：一，相比唐朝政府，宋朝政府更愿意向百姓征收货币，而非征收实物；二，货币收入在宋代财政“蛋糕”中的比例不断扩张，最终变成了宋代财政“蛋糕”的主体。
如果勉强将宋代财政蛋糕中的各项实物收入皆折算为铜钱，那么，货币收入在财政“蛋糕”中所占的百分比只会更高。原因很简单：除了粮食与绢的价格在北宋末年曾达到或超过了每石（匹）1贯，其他实物普遍远低于这个价格。布在宋真宗时代是每匹150—300文（1贯等于1000文），丝和绵在宋神宗时代分别是每两65文和每两35文，盐价、茶价、铁价、草价也是如此。学者贾大泉依据上述物价，将北宋财政蛋糕中的赋税总收入全部折算为货币后，得出的结论如下（见表4）：
表4?宋代财政“蛋糕”总额与金钱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3期。
据该表的统计，早在宋真宗天禧末年，朝廷的货币收入占比就已过半，成了财政“蛋糕”的主体。较之唐玄宗时代货币收入只占到3.9%，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这种翻天覆地，固然与赵宋王朝的所谓“商业繁荣”有关，直接原因却是赵宋王朝统治者以货币收入为财政“蛋糕”主体的征税思路——相比征收实物，将手直接伸向百姓的钱袋子，是征税成本更低、征税效率更高的方式。比如，原本收实物的税种改收银钱，得有个折算标准，这个标准完全由官府说了算，百姓无权参与制定，只能集体被迫将收获的实物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市场当然也会因此“繁荣”起来）；再如某地不产某物，本无相关税种，改收银钱后，官府便可以设立名目进行征税，反正收的是银钱，只要有折算标准即可。此外，实物税还存在运输、储存、损耗等诸多烦琐环节，每个环节都意味着成本，远不如直接掏百姓的钱袋子来得便利。
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乙表6：北宋至道末年及天禧末年实收租税数”，第396页。
数据也很能体现这种征税思路。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朝廷收到的实物税里，有粮食（谷）3171万石，到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增加至3278万石，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增长幅度仅为3.4%? 。增幅这般微小，说明北宋政府对直接征粮的兴趣有限，没有将增收的重点放在这里，不愿为此太多花力气——这当然不是说北宋政府没有加大税收的汲取力度，而是说相比收取实物，政府更愿意将实物税折变为金钱税。所以，货币收入自北宋初年开始即不断翻倍，宋人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
（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财赋一“国初至绍熙天下岁收数”条。
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税易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
宋太宗时代的“两倍唐室”也好，王安石变法时扩张至岁入“六千余万”也罢，皆是指政府的货币收入。相比实物，赵宋王朝更爱钱。因为收钱更有效率，可以让财政“蛋糕”变得更大。
食税规模暴增
财政“蛋糕”的扩张，引发了宋朝经济领域的第四个大变化，也是与“两宋繁华”最直接相关的一项变化，即：纯依赖税赋供养的统治阶层人数暴增，是前代的数倍乃至数十倍。
有些朝代则不同。如明代因朱元璋对宗室实施畸形供养制度，多生子孙以增加禄赐，成了宗室增收的核心手段。许多人认为，明末之时靠税赋供养的朱明宗室已扩张到了近百万的规模，“遍天下几百万”“明季天下宗室几百万”［分别见（清）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四十八，列传第四十四“宗藩”；（清）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七，《朱中尉传》］，庞大的宗室群体给明王朝的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
传统秦制王朝的食税群体，通常由皇帝、宗室、文武官吏与军人构成。唐宋两代皆有热衷于大操大办掏空国库的皇帝，也皆有体量有限消耗有限的宗室? 。评估唐宋两代食税群体的区别，主要得看文武官吏与军人的情况——既要看数量上的差异，也要看待遇上的差异。
先来看唐代的情况。
黄天华编著：《中国财政制度史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页。
军人方面，唐前半期实施府兵制。百姓按资产多寡被分成九个等级，资产等级在中等以上，且家有三丁者，须派一人充当府兵。这些府兵平日耕种训练，战时奔赴前线。不但出人出命，还得自备粮食、衣物与武器，自行负担前往戍守地的盘资，实在不能算是食税群体。因朝廷仅负担京城宿卫部队、出征作战部队和边镇守卫部队的衣食，故唐高宗与武则天时代虽有近70万府兵，军费开支却只占到国家岁入的30%。?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三，《沈传师》。
府兵制在唐玄宗时代崩溃后（主要原因是做府兵太惨，兵士纷纷逃亡），唐王朝改行募兵制，自民间招募士兵到军中长期服役。为保证招募有吸引力，这些士兵由政府供给吃喝、提供衣装并发放兵器。于是军费开支大涨。唐德宗时代的官员沈传师感慨说，消耗唐王朝财政“蛋糕”最大者“唯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 军费已上升到财政支出的第一位。这里的“兵资”既指蓄养士兵的成本，也包括军中各级将官的俸禄。当时的军队主体是中央禁军和藩镇兵。以藩镇兵数量最多，极盛时有80余万之众，占唐王朝总兵力的八成。安史之乱后，藩镇大多无视朝廷节制，自行掌控辖区税赋来供养和扩张军队。这些名义上由唐王朝税赋供养的藩镇兵，实际上已成为地方军阀的私兵。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五，《刘祥道》。唐宋历史上存在两种胥吏。一种相当于下层官员，领朝廷俸禄，如在各级政府部门工作的令史、书手、录事、谒者、府史、掌固、亭长等。因不在九品之内，一般称作“外流官”。另一种则是纯粹的劳役。地方官府会将衙门里又脏又累的工作如征粮、捕盗等摊派给民众，被摊派者无报酬，须免费乃至贴钱为官府干活。一般称作“职役”。见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54页。（唐）杜佑：《通典·职官二十二》。
文武官吏是唐王朝的另一个主要食税群体。唐高宗时代，全国文武官员总数是13465人? 。唐玄宗开元年间上升至18805人，另有分布在中央、地方与军队中，由朝廷发放俸禄的胥吏数十种? ，共349863人。两项合计，当时由朝廷税赋供养的文武官吏总数是368668人? 。这也是唐代文武官吏体量的高峰数据。
两宋的情况与唐王朝大不相同。
第一项不同是宋代的食税群体总人数暴增。
军队方面，北宋通过募兵制长期维持着一支由中央禁军与地方厢军构成、数量达百万级别的庞大职业军队。军中上至各级将官，下至底层小兵，皆由朝廷财政供养，皆属于北宋的食税群体。这个食税群体在北宋不同时期的具体数量如下：
表5?北宋军队体量变化
数据来源：程民生：《宋代军队数量考》，《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
以上宋代官员总量数据转引自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
文武官吏方面，北宋的规模同样远大于唐代。官员人数，宋真宗景德年间是1万余人，宋仁宗宝元年间增至15400余人，宋哲宗元祐年间增至34000余人。至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已达51000余人，几乎是唐代开元年间官员数量的3倍。?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九。
食税胥吏的数据，两宋缺乏具体统计，但有一个数字可见一斑：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朝廷为减轻开支，派人去地方实施“减省天下冗吏”的工作，结果“计省十九万五千八百二人”? ，有超过19万食税胥吏被裁。考虑到这次裁员并未真正解决“冗吏”的问题，仍在职的食税胥吏想必更多。而且，宋真宗时代也不是两宋“冗官”与“冗吏”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前文提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有官员18805人，有食税胥吏349863人，二者的比例是1:18。两宋“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取民无艺”，各级衙门在做大财政“蛋糕”方面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其官员与食税胥吏的比例，势必不会低于唐朝。即便保守按1:18来计算，宋哲宗元祐年间的食税胥吏也应有60余万，已是唐朝的两倍；宋徽宗时期则应有90余万，已是唐朝的近3倍。
第二项不同是宋代的食税标准暴涨。
蔡襄：《论兵十事》，《蔡襄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5页。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的米价缺乏数据，这里使用了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苏州的米价数据“每斗50—80文”来进行计算，取其中的高值80。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粮价表”，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87页。
宋朝为军队制定了优渥的月俸。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官员蔡襄在上奏中提到北宋职业兵的收入情况，“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兵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意思是一名基层禁军士兵，包括吃穿与常规赏赐，一年要消耗50贯钱（相当于月俸4.1贯），一名地方厢兵一年要消耗30贯钱（相当于月俸2.5贯）? 。此外，宋代基层军官的月俸是7贯，中层武官是20—100贯不等，高级武官是150—400贯不等。这是唐代府兵不敢想象的待遇。唯有唐代后期待遇最优厚、收入相当于边军三倍的神策军士兵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神策军士兵的俸禄加上常规赏赐，每年能得粟36石、绢布21匹。宋英宗时期基层禁军士兵的收入，按当时的物价可以买到约60石大米? 。二者大体相近。但神策军最多时不过20万人，宋英宗时期的禁军却有近70万之众，若加上厢军则超过了118万。
（元）脱脱等：《宋史》志第一百二十四《职官十一》。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页。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182页。
再来看文武官吏的俸禄。一般来说，唐、宋官员的俸禄均包括正俸、加俸和职田三大块。就正俸而言，又包括禄粟（米）、俸钱和衣赐三项。北宋的《嘉祐禄令》将官员俸禄自上而下，从宰相而下划分为41个等级。禄粟方面，最高级别的宰相与枢密使是每月200石，最低一级是每月1石。俸钱方面，最高级别的宰相与枢密使月俸是300贯，最低一级的月俸是10贯? 。衣赐方面，最高级别的宰相与枢密使是每年绫40匹、绢60匹、绵100两，最低一级是每年绢4匹，布0.5匹。? 反观唐代，唐太宗贞观年间制定的京官禄米标准是：正一品每年700石（相当于每月58石），从一品600石，正二品500石，依次往下递减，至从九品是52石。之后虽有改动，数据变化不大。唐高宗时期，官员的俸料钱开始正规化，规定一品官员每月可以拿到11000文（11贯），二品官员能拿到9000文（9贯），依次往下递减，至九品官能拿到1500文（1.5贯）。? 也就是说，禄粟（米）方面，宋代一品官员每年可以拿到2400石，是唐代一品京官的3倍有余。俸钱方面，宋代一品官员每年可以拿到3600贯，是唐代一品京官的27倍有余。其他相应品级的对比也大体如此，不再赘述（宋代分级多，是因为俸禄的覆盖面比唐代广）。
当然，这番比较有点简单，不够严谨，未将所有收入都纳入进来，只选择了最重要的几项；也未在比较俸钱时考虑不同时代的物价，且没有细究禄粟和禄米的区别。
但这些因素无关宏旨，不妨碍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宋代官员的食税标准是唐代官员的数倍乃至数十倍，这使得他们可以很轻松地过上比唐代官员更安逸的生活。
富养统治基础
宋代食税者数量的暴增与食税标准的暴涨，是其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
（北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四部丛刊续编·集部》，上海书店1985年版。赵匡胤的原话是：“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这种制度设计可以概括为“富养统治基础，以优待来贿买忠诚”。秦制政权的核心统治基础是军队和官僚集团。宋太祖赵匡胤曾对宰相赵普等人说，要想让王朝千秋万代，必须不惜财力去养兵。将兵养满意了，遇上灾年只会“有叛民而无叛兵”；太平年景里当然更不用忧虑。? 历代赵宋皇帝也都深信这套统治逻辑，宋神宗曾如此赞美宋太祖的制度设计：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七。
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
宋代以前起来造反作乱的，都是些无业游民。本朝太祖皇帝吸取教训，以优厚的待遇为饵，将大宋的无业游民全招进军队之中，用军营与军法将这些不安定因素管控起来，再用他们去控制普通百姓。大宋无叛民，太平便是这么来的，这是前无古人的成就。宋神宗这些话，既显示他深谙宋太祖统治之道，也赤裸裸地挑明了赵宋王朝富养军队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对内的统治，而非对外御敌。
（南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十一。方健：《北宋士人交游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赵宋王朝富养官僚集团的逻辑，与富养军队的逻辑是一样的。对秦制政权而言，知识群体与游民同属需要优先控制的社会群体。两宋以军队吸纳游民，也以官吏吸纳知识群体；既不惜将军队扩张至百余万，也不惜将官吏扩张至唐代的数倍。官僚集团膨胀至最极端时，“率数十人而竞一阙”? ，录用官员的数量远远超出实际职位所需，数十名候选者盯着一个实缺。需要注意的是，两宋虽扩大了科举规模，但官吏集团膨胀的主要途径并非科举，而是恩荫，也就是官宦子弟们拥有直接做官、优先做官的福利。据南宋嘉定六年（1213）的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当时全部官员的26.1%，远比不上占比56.9%的“恩荫出仕”? 。扩大科举取士规模，意味着两宋政权愿意给底层人提供进入统治集团的上升通道；恩荫出仕的比例如此之高，则意味着两宋政权无意破坏官僚集团的稳定性。给底层知识分子以进入体制的希望，与维护体制内官僚的世袭利益，皆是为了巩固两宋政权的统治基础。
（南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丛书集成新编》第86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版，第752页。（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卷八十二，“元祐八年正月丁亥”条。（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七。
除了富养之外，两宋政权对官僚群体还有一项重要优待，即不对他们施以严刑峻法。北宋神宗年间，皇帝欲诛杀漕官，大臣们谏阻的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 。宋哲宗年间，大臣吕大防奉命向皇帝讲授“祖宗之法”，也重点提到“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斥，此宽仁之法也”? 。宋哲宗后来拒绝杀戮党争失败者，理由是“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 。可见官僚群体在宋代鲜少有性命之忧。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条。
在清代史家赵翼看来，这种“富养统治基础，以优待来贿买忠诚”的立国之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优待政策将赵宋皇室与军队、官僚集团牢牢结为利益共同体，被富养的军队和官僚集团很愿意支持赵宋皇室，两宋读书人多慷慨报国者，两宋亡国之际捐躯殉国者独多，均非偶然。但另一方面，这种优待也给底层百姓造成了极大负担，乃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 ——百官是统治基础，唯恐给他们的优待有所不足；万民是被统治者，唯恐从他们身上汲取太少而有剩余。这种治理逻辑，也正是两宋财政“蛋糕”规模相当于唐代的数倍乃至数十倍，但绝大部分消耗在食税者身上，鲜少用于改善民生的主要缘故。对此，做过掌管财政收支的三司使的北宋官员蔡襄深有感触。他在给宋英宗的奏章中说：
蔡襄：《国论要目·强兵》，《蔡襄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页。
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六》。
按蔡襄所见统计数据，北宋财政“蛋糕”的六分之五用来养军队，剩下的六分之一用来养皇室和官僚集团，几乎完全没用在百姓身上。蔡襄的感受不是孤例，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的官员姚愈也上奏说，天下之财“大略官俸居十之一，吏禄居十之二，兵廪居十之七”? ——官俸加吏禄消耗掉了财政的十分之三，军队消耗掉了财政的十分之七。换言之，取之于民的财政“蛋糕”，全用在了“富养统治基础”这件事情上。
（南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一〇。据关履权的统计，两宋“规模较大”的民变共计70余次。可惜他未明确什么是“规模较大”。见关履权：《论两宋农民战争》，《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
宋神宗赞誉“富养统治基础”的祖制，其实也是因为他切实见到了该制度设计带来的好处。两宋“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本是个民变迭起的时代。据何竹淇编纂的《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一书统计，北宋有各类民变203次，南宋有各类民变230次，可谓年年皆有百姓铤而走险。但因赵宋王朝富养统治基础，这些此起彼伏的民变鲜少有官军和士绅加入。民变在人力、物力、智力与组织能力方面皆很难得到支持，大多旋起旋灭，规模止于数百人或数千人? 。规模最大的蜀中王小波与李顺起义、浙江方腊起义，波及范围与持续时间均远不能与汉之绿林、赤眉、黄巾，隋之瓦岗诸军、唐之黄巢、明之闯献相比。北宋存续160余年，亡于外敌入侵；南宋存续150余年，也亡于外敌入侵。这300余年间，得益于富养统治基础，赵宋王朝没有发生过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确如赵匡胤所言是个“有叛民而无叛兵”的时代。
繁华的底层逻辑
富养统治基础造就的结果，便是所谓的两宋“繁华”。
今人谈论两宋繁华，通常有两个维度。一是物质与市井层面，也就是《东京梦华录》所载开封城内的香车宝马、雕梁画栋、新声巧笑、按管调弦、集四海之奇珍、会寰区之异味。二是精神与文化层面，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这两个维度的繁华，其社会基础都是两宋那规模庞大、前无古人的食税群体——职业兵按100万算，加上家属按五口之家算，便是500万之众；官与吏的数量取宋哲宗时期的保守估算数字——官员34000余人，食税胥吏60余万；官员之家按十口算，食税胥吏之家按五口算，便是330余万之众。再加上皇室、王公贵族与他们蓄养的僧道之流，说北宋共计有上千万食税人口，应是个比较保守的数字。这些人构成了北宋最具消费力的人群。哪座城市聚集着更多的食税人群，哪座城市就必定更繁华，必定能提供更多的奢侈品、生活用品与文化产品，必定有更多的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淳化二年六月乙酉”条。周宝珠：《宋代东京开封府》，《河南师大学报增刊》，1984年3月，第27—30页。另可参见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的研究。久保田和男认为，宋太宗时开封有禁军约17万人，加上家属共计约68万人（其考据认为禁军家庭规模一般略小于普通民户，按每户四口计算较为合理），再加上民间人口约55万，再加上皇室、贵族、官僚、工匠等约10万人，城内人口合计可达130余万人。宋仁宗时因驻京禁军人数增多，入京谋生的普通民户也有增长，城内人口可达140余万人。宋神宗元丰年间，因驻京禁军人数的减少量大于普通民户的增长量，开封城内人口约为125万。到了宋徽宗时期，开封城内的总人口仍有120万左右。见［日］久保田和男著，郭万平、董科泽：《宋代开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7—98页。
北宋都城开封的繁华逻辑便是如此。宋太宗说过，开封城“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 ，这话很具象地显示开封是一座聚集了数十万食税者的城市。一般认为，北宋时期，开封城的人口规模大致维持在130万—150万人。这当中包括：驻军10万—20万人，皇室、贵族、官僚、官用工匠约10万人，僧尼道士2万—3万人。这些人加上他们的眷属，至少占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某些时段甚至可占半数以上。? 为这些富有的食税者提供服务，从他们身上赚到钱，是普通民众涌入开封城的主要驱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