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振波：《吴简户籍文书所见女子婚龄》，收入于长沙简牍博物馆编：《走马楼吴简研究论文精选（上）》，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609页。黎石生：《孙吴时期长沙郡吏民婚育状况考察》，《吴简研究》第二辑，崇文书局2006年版，第224页。
孙权对骆统的谏言“深加意焉”，但实际情况并无改善。长沙走马楼出土吴简中的户籍资料显示，孙权称帝十余年后的长沙郡百姓仍不愿生育子女——这批吴简保存的户籍资料显示，十五岁是当时长沙郡女子结婚的基本年龄，“只有极少数女子在不满十五岁时结婚，二十岁以上的未婚女子也不多”? ，可该郡吏民之妻养育子女的平均年龄却达到了三十岁? ，远高于十五岁的基本结婚年龄。养育年龄高出结婚年龄如此之多，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孙吴百姓为减轻生存负担，普遍推迟了养育时间。当时避孕技术有限，要想推迟养育时间，必然存在着隐秘的杀子行为。
魏吴两国的情况如此，同时代的蜀汉有无杀子之风？
（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唐）房玄龄：《晋书·王濬传》。（唐）房玄龄：《晋书·地理志上》。
《三国志·蜀书》中未见直接记载。这可能是蜀国“国不置史，注记无官”? 所致。但《晋书·王濬传》中留下了一段资料。内中称，司马昭派军队灭蜀后，王濬被任命为巴郡太守，他到任后发现“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这种生子不养的风气，当是蜀汉时代的遗留。王濬在巴郡太守任上采取措施，“严其科条，宽其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所全活者数千人”? ，制定严厉的惩罚政策，减轻百姓的劳役，让生育子女的家庭可以喘息。巴郡当时“统县四，户三千三百”? 。如此稀少的户口数，与王濬“全活者数千人”的记载对比，可知巴郡百姓在蜀汉时代的生存境况，已恶劣到了何种程度。而这种恶劣的生存境况，正是蜀汉政权的无节制榨取所致。两害相权取其轻，巴郡百姓为了让自己能够活下去，只好选择杀害自己的孩子。
以上种种自秦汉至三国时代的杀子现象，虽各有不同的具体原因，但究其本质，皆是底层民众为逃避沉重的人头税而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贡禹将西汉百姓“生子辄杀”归因为汉武帝开启了“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的恶政，《零陵先贤传》将“民多不举子”归因为汉末统治者实施了“产子一岁，辄出口钱”的恶政，皆是将问题指向人头税。且需要注意的是，三岁出口钱也好，一岁出口钱也罢，不过是各类人头税里压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汉代的人头税包括口钱（针对未成年人）、算赋（针对成年人）、徭役与兵役四大项。贡禹们重点提到口钱，不是因为口钱最沉重（相反，它在四大项里相对最轻），而是因为它是新增的苛政，是直接与养育孩子相关的苛政。换言之，口钱之所以能够让汉代底层百姓感到尖锐的疼痛，之所以会被贡禹们拿到朝堂之上讨论，之所以是压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因为由其他税目构成的人头税本就非常沉重。如果考虑到口钱须用货币缴纳，而普通民众获得货币的难度远高于获得粮食与绢布，这最后一根稻草其实也很重。
（东汉）班固：《汉书·食货志》。（东汉）班固：《汉书·高帝纪》。（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章帝纪》。（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王朗传》。
这种重见于《汉书·食货志》，内中记载：“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 这是晁错对汉文帝说的话。最普通常见的五口之家，两个成年男性劳动力每年须给官府服劳役，服役期间的成本自理，服役时间加路途来回往往需要数月。这意味着该普通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无法安心从事生产耕作，意味着土地产出的减少，也意味着女性在生产耕作中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如果该家庭选择生育子女，抚养孩子的重担与生产耕作的重担，便将同时落在女性身上，顾此失彼是大概率事件。两汉三国时代的帝王将相们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们非常了解百姓不愿养育子女的主要原因何在。西汉初年人丁稀少，为让百姓将新生儿养育下来，刘邦下诏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 ——生了孩子的家庭，两年时间内不征发劳役。东汉初年的政策也是如此：“人有产子者复，勿筭三岁”? ——不但不征发劳役（时长不详），还免除了成年人三年的人头税。前文提到王朗向曹丕进谏，也是主张?“新生必复，则孩者无不育之累”? ——百姓生了孩子后应免除其劳役负担，让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可以安心耕种并照顾产妇。唯有如此，百姓才不会觉得养育孩子很困难，才不会选择忍痛杀子。
曹魏的农奴制度，以屯田制度维系。可分为民屯与军屯两种。成为曹魏的民屯百姓后，将终身被束缚屯中，不能随意迁徙，不能变成郡县的编户齐民，只能世代受军事化管制。做曹魏的民屯农奴，不但没有人身自由可言，还须将50%（不使用官牛）或60%（使用官牛）的产出交给政府，并无条件从事诸如垦荒、修路、造屋、输租等各种徭役，也包括给长官做家奴，非常时期还得参与战事 。每个屯田点都是一座劳役集中营。军屯的情况更惨，相当于民屯的升级版。详情可参见笔者所著《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一书第八章《如何自群雄中胜出》，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遗憾的是，这类优待政策的持续性相当有限。汉武帝为了实现自己的雄才大略，想尽办法汲取民力，弄到婴儿生下来便要交口钱的地步，生孩子后免除徭役的优待政策自然早已作废。曹魏集团为了能够在乱世争雄中获胜，以极严酷的手段控制辖下民众，推行农奴制度? ，只求从百姓身上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因生育而免除徭役的优待政策也早已成为历史遗迹。王朗劝谏曹丕重启优待政策，便足以说明这些政策早已作废。后续也没有史料能显示王朗的劝谏得到落实。
两晋与南朝的情况
笔者在西晋史料中未能见到百姓忍痛杀子已成为社会现象的记载。
这或许与西晋仅存在了50余年有直接关系——西汉与东汉的前50年中，百姓忍痛杀子也尚未成为引起朝廷关注的社会现象。毕竟王朝初建之时耕地多而人口少——据《晋书·地理志》记载，西晋太康元年（280）平吴后，晋朝政府掌控下的民户只有245.9840万户，人口只有1616.3863万人，仅相当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政府掌控人口数量的七分之二——只要政府不像魏、蜀、吴三国那般丧心病狂地汲取人力物力，民众一般还是有生育意愿的。西晋罢州郡之兵，让那些在曹魏时代形同军管奴隶的屯田兵回归农户，又实施占田制，允许贵族与百姓按不同上限占有田地，这些政策与曹魏时代相比也确实可以称作善政。
实际上，占田制本就存有刺激民众生育的用意。西晋初年有大量无人耕种的土地，为鼓励民众积极垦荒，占田制将贵族按官品分为不同等级，最高的第一品至多可占田五十顷，最低的第九品至多可占田十顷——贵族不负担税赋劳役，为他们制定占田上限是为了防止土地被无节制兼并，以保证朝廷的税源。平民也有占田上限：
（唐）房玄龄：《晋书·食货志》。
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
西晋政府按劳动能力将民众分为三类。16—60岁者叫正丁，13—15岁与61—65岁者为次丁；?12岁以下与66岁以上者称老小。按占田制的规定，百姓家中凡有一名男子，不论年龄大小，皆可占有田地70亩；凡有一名女子，不论年龄大小，皆可占有田地30亩。到了征收赋税的时候，丁男（16—60岁）只按50亩收，丁女（16—60岁）只按20亩收，次丁男（13—15岁或61—65岁）只按25亩收，次丁女（13—15岁或61—65岁）名下田地一律不收。换言之就是只要开垦的荒地达到占田标准的上限，民众就能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耕地不必缴纳赋税。多生孩子后可以多占田，且在孩子成长至13岁以前这部分田地不必缴纳赋税，也有助于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占田制鼓励民众垦荒并多生育子女的用意，可以说是非常明显。
葛剑雄认为，因史料所限“目前对西晋的人口数只能作很粗略的估计”，“八王之乱”演变为大混战的永康元年（300）可能是西晋人口的峰值，“实际人口可能达到3500万”。见《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8页。
荒地数量会不断减少，占田制注定无法长期维持，但西晋的存续时间很短，其人口峰值远不能与两汉相比? ，人均耕地与赋役负担之间的矛盾尚未激化，故而在西晋史料中很难见到百姓忍痛杀子已成为社会现象的记载。直到东晋与南朝，底层百姓以杀子为手段来两害相权，才再次频繁出现在史料当中。
（唐）杜佑：《通典·礼二十九》，“养兄弟子为后后自生子议”条。（唐）房玄龄：《晋书·殷仲堪传》。（南朝梁）沈约：《宋书·周朗传》。（唐）李延寿：《南史·任昉传》。
东晋成帝年间，散骑侍郎贺乔之妻于氏给朝廷上表，其中提到“又今世人生子，往往有杀而不举者”? 。东晋孝武帝时代的殷仲堪做晋陵太守时，曾“居郡禁产子不举”? ，此事作为政绩写入正史传记，显见在殷仲堪治理的晋陵郡境内，百姓杀子是一种已引起政府关注的社会现象。南朝刘宋时，官员周朗上书说，朝廷虽制定了严厉的“禁杀子之科”，以严酷的法律禁止百姓杀子，现实却是“贫者但供吏，……生子每不敢举”? 。南朝梁武帝时代，任昉做义兴太守，“时产子者不举，昉严其制，罪同杀人。孕者供其资费，济者千室”? 。当地许多人生了孩子后选择杀掉，任昉以严刑峻法追究杀子者，又为孕妇提供资助，惠及上千户百姓。
（南朝梁）沈约：《宋书·郭世道传》。《南史》中将“郭世道”写作“郭世通”。
刘宋时代，还发生过一件将“埋儿养母”的惨剧当成“孝义”典范来宣传的荒唐之事。当时的会稽郡有一人名叫郭世道，他14岁时没了父亲，留下一个继母。郭世道成婚后，“妇生一男，夫妻共议曰：‘勤身供养，力犹不足，若养此儿，则所费者大。’乃垂泣瘗之”? 。郭氏夫妇居然将孩子给埋了！郭世道埋儿在当时被视为孝行，实则是夫妇二人没有办法同时养育老人与孩子。刘宋时代以律法严禁杀子（这类律法的存在本身便说明当时杀子之风兴盛），强调孝行是郭世道免受惩罚的关键。由此反推，汉代的孝行故事“郭巨埋儿”，或许也是基于相似的逻辑。
两晋与南朝时代的郭世道们养不起孩子的原因，与他们秦汉三国时代的前辈完全相同，主要是人头税太沉重，人头税的汲取力度不受约束，常常失控。东晋孝武帝时，官员范宁上疏谈过这个问题。他说：
（唐）房玄龄：《晋书·范汪传附范宁传》。
今四境晏如，烽燧不举，而仓庾虚耗，帑藏空匮。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岂不怨结人鬼，感伤和气。臣恐社稷之忧，积薪不足以为喻。?
按范宁的观察，那时节的东晋王朝四海平静没有战乱，却国库空虚没钱没粮，鳏寡之人不敢娶妻，百姓生子不肯养育，已到了干柴成堆只欠火星的危险境地。究其原因仍在于人头税太重，百姓已被种种劳役折腾至“殆无三日休停”的地步。有人主动将自己弄成残疾人来逃避劳役，有人生了孩子故意杀死，鳏寡之人也不敢成家。范宁对东晋百姓杀子的观察，与贡禹对西汉百姓杀子的观察、王朗对曹魏百姓杀子的观察，大体是一样的。
（南朝梁）沈约：《宋书·徐豁传》。（南朝梁）沈约：《宋书·王弘传》。
南朝刘宋时代，徐豁做始兴太守，当地百姓“断截肢体，产子不养”。徐豁也在给朝廷的表章中说主要原因是人头税太重。“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按家中人丁数量向百姓征收米粮，16岁以上者收六十斛，13岁至15岁者收三十斛。13岁的小孩子没有能力耕作，却要缴这么重的人头税，所以百姓都不肯养孩子。即便养下来，到了13岁“便自逃逸”，纷纷逃往蛮族的地盘? 。另一位同时代的官员王弘也说，孩子13岁就要服“半役”，承担相当于成年男丁半数的劳役，实在是一项苛政。因为有这样的苛政，所以百姓们“一身之切，逃窜求免；家人远计，胎孕不育”? 。13岁孩子的耕作所得，不足以负担他名下的劳役（通常会被折算为钱粮）。对本就生计艰难的家庭而言，养孩子就成了一桩再清楚不过的亏本之事。所以有孩子的家庭，到了13岁就让孩子逃走成为化外之民；没孩子的家庭，夫妻从长远考虑会选择生了孩子不养育，或将之抛弃，或将之杀死。
南朝萧齐时代的竟陵王萧子良，也有大体相同的观察：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
东郡使民，年无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台使命，切求悬急，应充猥役，必由穷困。乃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为恒事。守长不务先富民，而唯言益国，岂有民贫于下，而国富于上邪？?
萧子良说，底层百姓之所以砍手砍脚搞自残，之所以生了孩子不愿养活成了常态，是因为官府按人头摊派给他们的劳役太沉重。一年之内该服多少劳役没有标准，朝廷与官府感觉有需要就去抓丁，任务下派到地方就要立即执行，不给百姓半点缓冲时间。有权的人不会被摊派，有钱的人可以行贿，最后承受负担的全是底层民众。底层民众只好自残，只好不养孩子。
（唐）李延寿：《南史·齐本纪第四》。本文第二、三、四小节的内容，部分参考了李贞德《汉隋之间的“生子不举”问题》，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5年第3期。
两晋与南朝的帝王们，当然也深知百姓杀子的原因何在。所以，齐武帝的人口政策是“申明不举子之科，若有产子者，复其父”? 。意思是，用严刑峻法惩罚杀子的父母；谁家生了孩子，孩子的父亲当年就可以不用去服劳役，可以在家从事耕作生产、照顾孕妇。齐明帝的人口政策也是“民产子者，蠲其父母调役一年，又赐米十斛。新婚者，蠲夫役一年”，同样将免除劳役当作最重要的催生手段。遗憾的是，这类政策本就无法治本，实施起来又时断时续效果有限，远不足以实质性减轻压在底层民众身上的人头税负担。?
略言之，自秦汉至两晋南朝，对普通家庭而言，人头即负担，增加人头即增加负担。民众被人头税压榨苦了，又没有与官府正面博弈的能力，便只能逆向操作，以少生孩子，甚至主动杀子的方式减少人头税，以减轻自己的生存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