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材料很多，不再一一列举。总结起来，明清两代的生子不育有两个特点：一是被抛弃或被杀害的孩子，大多不是家中独子，而是有了多个孩子之后才杀子或弃子，也就是朱高炽说的“多生辄弃之不育”。二是抛弃或杀害男婴之事有所退潮，抛弃或杀害女婴之事上升为更受关注的社会现象。
（明）宋濂等：《元史·刑法志二》。《明宪宗实录》卷二六四，“成化二十一年四月壬子”条。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是说明清两代之前女婴被抛弃或遭杀害的情况不严重。元代针对杀女婴，也有专门的法律规定：“诸生女溺死者，没其家财之半以劳军。首者为奴，即以为良。有司失举者，罪之。”? 前文提到，元延祐四年（1317），针对福建浦城县祖父母杀害刚出生的孙子一案，元朝政府的处罚标准是施以杖刑七十（可纳钱免刑）。在元代统治者看来，溺杀女婴的现象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必要采取严厉的打击政策。到了明代，打击溺杀女婴现象的手段进一步升级，明宪宗时代制定的政策是“所产女子如仍溺死者，许邻里举首，发戍远方”? ，不是杖责，不是没收半数家产，而是发配流放至边远地区。这同样说明在明代的“生子不育”现象里，溺杀女婴是更严重的问题。
上述两个特点共存，造就的结果便是“富家溺女，贫家溺子”。这是雍正十一年（1733）刻版《黔阳县志》里的原话：
《黔阳县志》卷一，雍正十一年刻版。“□”系原文辨读不清者。
黔俗，富家溺女，贫家溺子。万历三十七年，县令王公讳体道申详两院，立石县前，酌定聘礼妆□。称家贫富，以为三等，不许索求，违者治罪。富家产女存活至二人者，旌以仁育字匾。贫家存活产子至二人者，赏以银米。□事□聘，上等无过十六两，中等无过十两，下等无过六两。妆奁上等大小衣服俱无过四套，首饰无过六两，中等大小衣服各无过二套，首饰无过四两，下等衣服一套，簪钏二事。极贫者令男家自备，永着为令。行之既久，敝俗复兴，知县张扶翼刊示申明，其□责令坊里户首邻人互相举察，如有实贫不能存活男女者，据实列名报县，给与银米衣布，以资育养，全活多者赏，其户邻违者一体治罪。?
明清两代黔阳县的治所，大致在今天湖南省的洪江市。这段县志记载了两件事情：一、明朝时，黔阳这个地方存在“富家溺女，贫家溺子”的风气（贫困人家的女婴自然更难存活）。万历三十七年（1609），王体道来到这个地方做县令，为缓解这种现象，特意制定了一套政策。二，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张扶翼（也是《黔阳县志》的编纂者）来到黔阳做知县，发现这个地方仍然存在“富家溺女，贫家溺子”的风气，于是又将王体道当年的旧政策翻出来，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对民风实施整顿。
王体道的政策，大体能够说明富家为何要溺女，贫家又为何要溺子。贫家养活两个儿子，可以从官府那里得到银两和米粮；富家养活两个女儿，官府给他们的奖赏只是写有“仁育”字样的匾额。显见贫家溺子是因为养不活孩子；富家溺女则不然——从王体道按家庭贫富状况，对聘礼、妆奁的规模实施了一系列硬性规定来看，富家不愿养活女儿的主因，乃是觉得女儿将来要嫁出去，还得倒贴嫁妆，是一笔亏本买卖。当然，王体道的政策，得让官府出钱出粮出匾额出人力（核查资产来划分每户的财富等级），其不可持续是可想而知的。张扶翼发动民众举报并株连邻居的办法，才是官府既不必付出成本，又能对百姓实施高压的传统技能。
明清时代，不独黔阳这样的中部郡县存在“富家溺女，贫家溺子”的现象，东部较为发达的地区也是如此。康熙年间，江苏仪征县开设育婴堂收养民间弃儿，由仪征籍名人陈邦桢撰写《育婴堂记》。其中写道：
（清）陈邦桢：《育婴堂记》，收入于《康熙仪徵县志》卷一一，《艺文下》。
罪莫大焉、罪莫加焉，则溺子之一事是也。而溺女为尤甚。溺子者，或以贫，或以众，或以变，或以私，或以母之病。而溺女者，不过惧其长而有妨己之贪吝，人道绝矣。?
陈邦桢说：溺女是比溺子更罪大恶极之事。溺子者往往是因为家境贫穷、孩子太多。溺女者则不同，往往是担忧女孩子长大了会妨害父母的“贪吝”之心（主要是指女子会出嫁到别家且要付出嫁妆）。陈的这段叙述，与《黔阳县志》里的“富家溺女，贫家溺子”大体是一个意思，不过贫家会溺子，当然也会溺女。
（清）张廷玉等：《明史·张淳传》。（清）张廷玉等：《明史·胡贵贞传》。
总体而言，相比两宋，明清两代的溺子之风已大为减弱，溺女之风成了更受社会关注的问题。反映在史料中，是《明史》与《清史稿》中溺子的资料较少，溺女的资料却很多。比如，《明史·循吏传》里记载，“永（康）人贫，生女多不举”? ，在永康做知县的张淳，只好拿出自己的俸禄去救助这些可怜的女婴。《明史·列女传》里也记载，江西乐平女子胡贵贞“生时，父母欲不举”? ，这位胡贵贞的命运很悲惨，先是遭到亲生父母抛弃，被邻家捡回来收为童养媳，后来邻家败落，亲生父母又试图将胡抢回嫁给别人（实际上相当于卖掉），胡被逼无奈选择了自杀。《清史稿》中关于“溺女”的记载也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