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云元年（710年），韦后和安乐公主毒死中宗，立中宗年仅16岁的幼子李重茂为帝，韦后称太后，临朝听政，并派上官婉儿商请太平公主，想得到她的帮助。此事未果以后，韦后自当朝政，后来还想杀少帝李重茂和相王李旦。多年荣华奢靡的生活，已经麻痹了上官婉儿原本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政治嗅觉，相王第三子李隆基得知韦后的阴谋后，与太平公主合谋，联络羽林军冲入皇宫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上官婉儿自然也难逃厄运。她离开人世才47岁。一代才女从此香消玉殒。
上官婉儿是历史上才女之一，她的一生可谓是坎坷传奇。虽然没有丞相之名，但有丞相之实。到了开元年间，唐玄宗追念上官婉儿的才华，下令收集其诗文，辑成二十卷。尽管上官婉儿也曾一度享尽荣华与权力，但她仍要仰皇上、皇后、公主的鼻息，仍要曲意逢迎，这个中甘苦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后来，她仍未能逃脱厄运，做了皇权争斗的牺牲品。
乾陵用外国使者守陵目的何在？
乾陵用外国使者守陵目的何在？
位于八百里秦川腹地的陕西渭北山地，蕴藏着自然界鬼斧神工造就的山川灵秀。在这优美峻秀、巍峨峭拔的锥状山峰群中，分布着数十座中国汉唐帝王的山陵，给三百里的渭北山原形成了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线。其中，位于陕西乾县城北的梁山因埋葬着中国历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女人和她的皇帝丈夫而蜚声中外，这就是乾陵。
在乾陵陵园朱雀门外的神道东西两侧，分布着61尊石人像，采用的是原雕的手法，石人像残高在1.5米至1.77米之间，大小和真人差不多，人们在习惯上称其为“蕃像”、“宾王像”。用“外国使者”守陵，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因为守陵是臣属的职责，而使臣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更奇怪的是，这些石像大多丢了头颅。人们不禁要问，乾陵为何要用“外国使者”守陵呢，它们为什么又只有身子没有头呢？
对于这件事情，宋人赵楷在为游师雄《乾陵图》所写的“记”中说“乾陵之葬，诸蕃之来助者何其众也。武后何尝不知太宗之余威遗烈，乃欲张大夸示来世，于是录其酋长六十一人，各肖其形，镌之琬琰，庶使后人皆可得而知之”。后人据此多认为这些蕃臣是前来祭奠唐高宗的人。然而研究人员却发现，这些石人像双手无一例外地都抱着笏板。所谓笏板，是我国古代大臣上朝时手持的狭长板子，一般用象牙制成，在上面记载上朝要说的事。此外，还在20多尊石像身上发现了“玉袋”。所谓玉袋，就是唐代五品以上的官员以及都督、刺史随身携带的装官印的袋子。这些都在提示我们这些石像都是唐朝身居要职的官员，而不是使者。
考古人员还发现，有的石人像背后铭文有不少开头写有“故”字，说明他们在石人像未雕刻完成时就已经去世。如西侧的阿史那弥射石人像名字前就带有“故”字。据记载，阿史那弥射是西突厥的首领，曾经被封为骠骑大将军。唐高宗继位后，阿史那弥射成为唐王朝的一名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公元662年去世。而唐高宗是在公元683年病死，并于次年葬于乾陵的。那么，在唐高宗死前20余年就已经去世的阿史那弥射是不可能参加唐高宗葬礼的。而像阿史那弥射这样在名前刻“故”字的石人像竟然有十余个，这更加说明乾陵石人像群并不是唐高宗或武则天入葬时来参加祭奠的人。
既然石像不是高宗逝世后武则天所立，那究竟是何时雕刻的呢？据史书记载，石人像在最初竖立时，背部都刻有他们的国名、官职和姓名。然而，现在只有几尊能辨别名字，其他的都已模糊不清。
北宋年间，陕西转运使游师雄曾“访奉天县旧家所藏拓本完好者摹刻四碑”，寻找到石人像背部的人名样本，刻成4块石碑，分别立于东西石人像之前。可惜这四块石碑到元代时仅余三块且有残损。元人李好文在《长安志图》中只录出39人的官衔和姓名。清代叶奕苞《金石录补》中录出28人。到现在蕃臣像上留有名衔的只有6人，其官衔可考者不过36人，其中有些人的生平事迹在唐代史书里有记载。这些可考人员的事迹大多都发生在武则天至唐中宗执政时期，可见这批石人像也是在这个时期雕刻完成，并在武则天下葬乾陵后才被竖立起来。
事实上，在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唐朝国力空前强大，统治势力北逾大漠，西越葱岭，达到中亚的两河流域。周边少数民族与唐的往来频繁，很多少数民族首领被任命为唐朝的地方官，同时担任十二卫大将军等职。根据这种情况，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在埋葬武则天时将曾在朝廷中任职的蕃酋60余人，雕刻成像置于乾陵，以反映唐高宗及武则天的统治权力及各民族对唐王朝的臣属关系。
乾陵蕃臣像在明代中后期遭到很大破坏，仆立相伴，多已无头。到20世纪初，所有石像头部均已失去。关于石像无头的原因，众说纷纭，一种说法称，北方有位突厥族可汗名叫阿史那元庆，他的石像也被立于乾陵，他的儿子阿史那石明得知后，极为不满，于是想出借刀杀人之计。他趁夜黑窜入石像附近的农田大肆践踏庄稼，却造谣说是石像作祟，只有砸掉它们的头，才能免除祸殃。老百姓信以为真，纷纷冲上乾陵，砸碎了石像头。阿史那石明趁机捡回了父亲的石像头，用包袱裹着背回家，从此乾陵上的宾王像就成了无头石像。
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八国联军侵华时，看见唐乾陵前立有外国使臣的群像，感到有辱洋人的脸面，于是把石人的头砍掉了。但据历史学家考证，八国联军当时并没有到过乾陵。
以上两种说法都只是传说，考古学家最近又发现：自然灾害或许是使蕃臣像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明嘉靖三十四年，也就是1555年1月23日，陕西华县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震级达到8至11级。由于地震发生在子夜，人们还在熟睡中，致使80多万人死于这次大地震。华县距乾陵只有100多公里，属于震中地带，乾陵也因此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关中大地震。专家们推断，关中大地震是造成蕃臣像头部断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不仅是蕃臣像，乾陵许多石像石马毁坏的部分恰好也都是头部。专家分析：除了石像颈部脆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石像的材质。因为当时雕刻采用的石料有一些石瑕，即从石料上可以看到的一些浅色的线条。石头受损时，最容易从这些地方断裂。
研究人员推断：61尊蕃臣像一部分毁于那次大地震。其余的石像很可能毁于距今五六百年前的明末清初的屡次战争。虽然，这61尊雕像的头像已不知所踪，但是那紧身窄袖的衣服，宽宽的腰带，矮筒的皮靴，双足并立，两手前拱，栩栩如生的形象，仍然为我们展现了朝堂上蕃臣侍立的场景，留给我们对大唐盛世的无限遐想。
唐玄奘取经时竟是偷渡出境？
唐玄奘取经时竟是偷渡出境？
玄奘（602～664年），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汉传佛教历史上最伟大的译师。俗姓陈，本名，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他曾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前往天竺取经求法，前后历尽千难万险17年，精研当时大小乘各种学说，携带回许多经籍，并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他的事迹经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改编后，写入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玄奘法师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但是，他的取经之旅竟然是没有经过唐政府出境同意的，通俗的讲，玄奘是“偷渡”出境，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玄奘自幼家贫，父母早丧。13岁时就出家。他为了学习佛法，曾游历各地，参访名师。26岁时他来到了长安求学，玄奘在求学过程中，对当时摄论、地论两家关于法相之说各异的现象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产生了去印度求《瑜迦师地论》以会通一切的念头。
贞观元年（627年）玄奘结旅陈表，请允西行求法。唐朝法律规定，凡需越渡关塞要津出国者，须向官府申请并取得“过所”后方可通行。“过所”其实就是签证，玄奘西行求法的时候，正是贞观初年，唐朝国基未定，国政新开，禁止国民出境，虽然唐朝的好多高官实际上都是外邦人，但是还是禁止国民越境，所以玄奘西行求法的请求没有得到官方的许可。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于是“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玄奘离开西安后，辗转到了秦州，又转至兰州，并随使者西行至凉州。那时凉州都督李大亮奉命守关，他得知玄奘准备离境，又无官方证明，便追问玄奘出关缘由。玄奘坦言要西游取经，但李大亮并不放行。幸好当地有一位佛教领袖慧威法师，他很欣赏玄奘的辞理通达，更佩服他西行求法的宏愿，便派了两名心腹弟子，一个叫慧琳，一个叫道整，暗中护送玄奘偷渡出关。他们不敢公然行走，只能昼伏夜行，走了十几天，终于到达瓜州(今甘肃安西)。
瓜州是偷越国境的关口，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于贞观三年九、十月间抵达瓜州晋昌城，在当地询问西行路程。有人告诉他：从瓜州北行十多里，有条葫芦河，下宽上狭，水湍波急，深不可渡。上面就是玉门关，是西去必经之路和咽喉要道。玉门关外向西北行，有五个烽火台，各相去百里。中间没有水草和人烟，过了这五个烽火台，就是著名的莫贺延碛戈壁。再过去就是伊吾国境。
就在玄奘为难之时，凉州的访牒又来了，说明捉拿意图西游的僧人，命令沿途各州县严密查访，务必解送京师。州史李昌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接到这件公文后，马上明白指名捉拿的人就是玄奘，立刻秘密带着公文前去拜访玄奘。当李昌听完玄奘西行求法的宏愿以后，感到非常钦佩和同情，就当着玄奘的面将公文撕毁，并一再叮嘱他及早离开，以免节外生枝。李昌临走时，送给玄奘一匹马，又找了一位胡人石盘陀做向导，当天晚上就让他们出发了。
玄奘一行三更时到了葫芦河边，远远看见了玉门关（唐玉门关就在今安西县双塔水库中的双塔堡一带）。玉门关上游十多里的地方，葫芦河宽有丈余，旁边有梧桐树林，石盘陀砍了几棵树，搭在河上，铺草垫沙，让玄奘过了河。玄奘由此出了玉门关，但是玄奘还要面对另一个对手：关外的漫漫黄沙。
此时，玄奘所有的同伴均已离他而去，后来石盘陀也打了退堂鼓，石盘陀甚至以刃相逼胁迫玄奘返回归途，但法师矢志不移，石盘陀无奈，只得自己离去。临走时，他告诉玄奘，如果在沙漠中走了四天后，能够看到一小片绿洲，就说明走对了方向。走进戈壁深处的玄奘在喝水时，又不慎把皮囊的水全部洒掉了，没有了水的玄奘只得凭借着自己的信念坚持行走，其后的五天四夜，玄奘滴水未进，“几将殒绝”，经历了西行途中最为险恶的考验，最终依靠着顽强的信念和“坚持”，成功地穿越了“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莫贺延碛戈壁，到达了其西行途中的第二个起点——高昌。
在高昌国，玄奘受到了国王的极大礼遇，离开高昌后，玄奘经西突厥、阿富汗，南下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后来，他又游学天竺各地，著述立论，宣讲大乘，经过五年学习，玄奘获得了“大乘天”的“解脱天”的极高荣誉。被公认为全印度第一流学者。玄奘的威名从西域传回了大唐后，这位当年偷渡出国游学天竺的僧人，引起了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莫大兴趣。
贞观十九年春正月，玄奘给唐太宗上书，说自己取得佛经回来了。当时唐太宗正在洛阳统领兵马准备征伐高丽。得知玄奘即将携带佛经、佛像回国，唐太宗便命令留守在长安的左仆射房玄龄迎接。房玄龄派遣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雍州司马李叔、长安令李乾佑奉迎。后来，玄奘受到了唐太宗的亲自召见。公元664年，玄奘由于积劳成疾病逝。
玄奘回国后，在19年之中翻译出了经论75部，总计1335卷，他还口述《大唐西域记》。该书是玄奘西行求法历时17年、行程5万余里、经过100多个国家所写的游记。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到中亚、西亚、南亚地区内许多国家的山川地形、城邑关防、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物产气候、语言文字、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并有不少佛教传说。全书共12卷，约11万字，记述的国家达138个以上，是我国古代的一部极为重要的地理著作。
唐玄奘差点做了高昌国驸马
唐玄奘差点做了高昌国驸马
相传，汉武帝刘彻派大将军李广利率兵远征大宛以求汗血宝马，然而军队疲惫不堪大败而退，汉武帝大怒，下令不许汉军东返，进玉门关者杀，于是这支队伍来到吐鲁番，他们见这里气候宜人，又有天山雪水，李广利于是决定将军中病弱疲惫的伤员们集中起来在这里屯田。从此，他们便在这里定居下来。这个地方由于“地势高敞，人庶昌盛”而得名“高昌壁”，后来这个地方建立了国家——高昌国。
汉唐以来，高昌是连接中原、中亚、欧洲的枢纽，它既是经贸活动的集散地，又是世界宗教文化的荟萃地。当时波斯等地的商人，从他们国家带着苜蓿、葡萄、香料、胡椒、宝石和骏马来到高昌城，又从这里带走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和造纸、火药、印刷术。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宗教先后经高昌传入内地。当时这里的居民先后信奉佛教、景教和摩尼教，高昌成了世界古代宗教最活跃、最发达的地方。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即汉武帝的军队筑成高昌古城后700年，27岁的玄奘为了探求佛法求取真经，“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违反了朝廷当时禁止百姓擅自西行的规定，混在一伙四出逃荒的饥民之中离开长安，踏上西天取经之路。这之前，在贞观元年（627年），玄奘曾结旅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朝廷批准。因没有唐朝的通关文书、没有寺院的证明文件，也没有任何权贵阶层的支持与举荐。玄奘曾被唐凉州朝廷地方官员下令捉拿、曾被玉门关外五个烽火台的守边兵士张弓放箭险些射伤，常常是昼伏夜出，惶惶终日。
除了面对官府的层层盘查之外，玄奘还要面对关外漫漫黄沙。一路上为他做向导的胡人，到了关外，面对漫漫黄沙时也打了退堂鼓，临走时，他送给玄奘一匹识途的老马，并告诉他，如果在沙漠中走了四天后，能够看到一小片绿洲，就说明走对了方向。走进戈壁深处的玄奘在喝水时，又不慎把皮囊的水全部洒掉了，没有了水的玄奘凭借着自己的信念坚持行走，但是终于还是昏倒在老马身上，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凉风把他吹醒，他终于走到了那一小片绿洲，这就是富饶的高昌国。
高昌王笃信佛教，国都寺庙林立，平均每百人就有一座寺庙。高昌国共有僧人数千，但高昌王仍感到缺少真正的高僧。高昌商人们在凉州听玄奘讲经后推崇备至，高昌王听到这个消息颇为振奋。三年前他到长安朝贡时目睹了宏伟寺院和博学的高僧。礼仪之邦的风土人情让他倾服，回国后他下令臣民都梳唐人发式。现在又来了一位大唐高僧，可以请他向国人弘道讲法，这是一件多好的事啊！俗话说：凡事可遇不可求，现在机遇到来了。
玄奘本想取道另一条路，但高昌王派使臣专程将他请到高昌。高昌王听说玄奘当夜要到的消息后在宫殿里焦急踱步，寝食不安。午夜，卫士们报告玄奘已到，高昌王亲自举着火把迎接他，并不顾玄奘路途劳累，兴高采烈地和他聊了一整夜，随后几天也是如此。高昌王每日在三百弟子面前跪地当凳子，让玄奘踩着他的背，登上法座讲经，时间过了十几天，唐玄奘执意西行，高昌王苦苦挽留，并要以弟子身份终身供养玄奘法师，还要让全国居民都成为法师弟子，每日沐浴执香，洗耳恭听法师讲经。
但是玄奘并不想在高昌国长期逗留，他对高昌王的盛情深表感谢，但婉言谢绝。他一定要远赴印度寻求中国佛教经典里缺失的经文。大臣们为了挽留玄奘，也想出了一个计策：让玄奘成为国王的女婿。他们说，玄奘青年才俊，公主才貌双全，崇信佛法，玄奘不能不对这位公主动心。高昌王便向公主提起此事，公主喜笑颜开。她听过玄奘讲法，对他崇拜有加，能与这位才智之士共度此生是她莫大的荣幸。但玄奘却向高昌王陈情，他此生的使命就是远赴印度，求法取经，然后再回国弘扬于百姓之中，他恳请高昌王不要拦阻他。
习惯了人们对他俯首听命的高昌王，见玄奘竟然置他的恳求于不顾，不由得怒火中烧。于是威胁玄奘说：法师面前有两条路，或者留下，或者回国，请法师三思。玄奘毫不犹豫地回答：“君王留下的只能是贫僧的尸骨，绝对留不住贫僧的心！”为了能被放行，玄奘开始绝食，到了第四天，他已极度虚弱，气息奄奄，高昌王极为震惊。高昌王请求玄奘进食，恢复身体，继续西行，不过他诚邀玄奘从印度回来时，在高昌住上三年。玄奘深感于高昌王礼佛的虔诚和修业的诚意，答应他归来再访，并与高昌王结为兄弟。高昌王决定请玄奘升座讲法一个月，同时为他预备西行一切所需之物。临行前，高昌王为玄奘写了24封致西域各国的通关文书，还赠送了马匹和25名仆役。出发那天，全城居民夹道相送，高昌王麴文泰抱住法师失声恸哭，亲送至100里外的交河城，才依依惜别。
杜甫诗中竟然预测到李白之死
杜甫诗中竟然预测到李白之死
我国盛唐时期名人辈出，诗歌文学达到了一个顶峰。在众多的诗坛巨匠中，李白是其中杰出的一位。李白，字太白，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的气质。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李白留给后世人900多首诗篇。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然而，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著名诗人在死因上却留给后人巨大的争议。
第一种观点，也是学者们普遍认为的观点是李白是病死的。这一观点认为当李光弼东镇临淮时，李白不顾61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唐代最有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李阳冰是李白族叔，他的文集《草堂集序》中也写道：“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暇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唐代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序》云：“姑熟东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李白）年六十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李白死后29年，刘全白在唐德宗贞元六年（791年）作《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也说：“君名白，天宝初诏令归山，偶游至此，以疾终，因葬于此。全白幼则以诗为君所知，及此投吊，荒墓将毁，追想音容，悲不能止。”李白死后100多年，著名的学者皮日休在《七爱诗》中也曾说过“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古代文献所谓“疾亟”、“赋临终歌而卒”、“以疾终”，都明白地告诉人们，李白是病卒的。
还有一种观点是李白是溺水而死，关于他病死的说法只是人们的传言。从对李白之死的各种记载来看，李阳冰《草堂集序》说“疾亟”，刘全白《李君碣记》说“疾终”，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说“卒于此”，都不说得的什么病；为他撰集序与撰墓碑者也从未言及，而到了100多年后，皮日休《七爱诗》中才突然冒出个“腐胁疾”，显然这值得我们怀疑。
由于李白本人嗜酒，他的众多作品也以酒为题。如《将进酒》有“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叙赠江阳宰陆调》有“大笑同一醉，取乐平生年”。《赠刘都史》有“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训岑勋见寻就元丹邱对酒相待以诗见招》有“开颜酌美酒，乐极忽成醉”。《月下独酌四》之三有“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
因此有人推测，李白的死很可能与酒有关。五代时期王定保在《唐摭言》中记载：“(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捉月而死。”这种说法认为李白是醉酒溺水而死的，北宋初期梅尧臣《采石月下赠功甫》一诗说得最为明白：“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说李白醉中在船上以手于江水中戏弄月影时，翻身落水溺死。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也有“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之语，可见，他也认为李白是醉入水中溺死。元朝时候的学者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说：“（李）白晚节好黄老，度牛渚矶，乘酒捉月，沉水中，初悦谢家青山，今墓在焉。”
那么，李白如果是溺水而亡，为什么部分历史记载他是病死的呢？有学者认为：“溺死在封建时代被认为‘横死’非‘善终’，依古礼属不祥，亲友不能吊唁，还有碍子孙前程，为了掩饰真相，往往当做病故。于是，既顾及忌讳又不甘造假的亲友提笔行文之际未免踌躇，不得已而闪烁其词。”刘全白于李白死后20多年撰写《碣记》，当时，李白的儿子伯禽仍然在当涂，于是刘全白恐有碍伯禽及子孙前程，为他避讳而写作“疾终”。其他的人也因为这个原因闪烁其词。
作为李白的好友，杜甫在冥冥之中对于李白有可能溺死仿佛有预感。他在“三夜频梦”李白之际，作《梦李白二首》，反复提出自己的担心：“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杜甫深知李白嗜酒，也知李白晚年正“病起暮江滨”。但醉与病都不使他担心，唯担心有舟楫失坠的可能。这种担心不能说事出无因。起码可以说是杜甫在往年与李白交往的实践中得出的体验。
正史中的《旧唐书》和《新唐书》在提到李白之死时，都一笔代过，并没有说明李白的死因。《旧唐书》只说李白是醉死于宣城的。那么是醉而病死的，还是醉而溺死的呢？人们不得而知。或许是人们不愿凭吊溺死之人而说李白是病死的，或许是古人不愿面对李白病死的结局，宁肯认可他入水捉月、仙游羽化也未可知。两种死因都难以排除。如今看来，解开李白死因之谜并无多大意义，倒是唐代项斯《经李白墓》里面的一句话“醉死此江边”很值得后人玩味。
鉴真双目失明还是得了白内障？
鉴真双目失明还是得了白内障？
鉴真（688～763年）是我国唐代赴日传法的名僧。日本人称其为“过海大师”、“唐大和尚”。鉴真俗姓淳于，扬州江阳(今江苏扬州)人。他父亲是一名虔诚的居士。14岁那年，他随父亲去大云寺参拜。一见到慈悲的佛像，他就产生了禅悦之喜，便向父亲提出要皈依佛门。被他的诚心感动了的父亲，就将他托付给自己的师父智满法师。鉴真于46岁登上戒律大师的讲座，在江淮地区讲律传戒，被仰为东南戒律宗首、“江淮化主”，40余年间，鉴真为俗人剃度，传授戒律，先后达4万余人，江淮间尊为授戒大师。在佛法戒律之外，他还广泛涉猎梵声音乐、佛寺建筑、雕塑绘画、草药医术、书法镂刻。漫长的修炼过程，造就了鉴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卓越超群的人格。
当时的日本，佛教戒律不完备，僧人不能按照律仪受戒。公元733年(日本天平五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随遣唐使入唐，邀请高僧去传授戒律。访求l0年，决定邀请鉴真。鉴真的弟子中有人劝他不要去。“到日本去，路途遥远，沧海森漫，百无一至……”鉴真说道：为了弘扬佛法，何惜身命？唐天宝元年(742年)，鉴真不顾弟子们劝阻，毅然应请，决心东渡。但是，由于地方官阻挠和海上风涛险恶，先后4次都未能成行。
公元748年，鉴真又开始第五次东渡。由于船只误入海流，又遇狂风巨浪，鉴真一行在海上漂流了14天后抵达海南岛南部。鉴真一行过海到了广州，准备北返再次东渡，但由于劳累过度，日本僧人荣睿又不幸病逝，鉴真的得力弟子祥彦也在途中死去。加上南方炎热，使鉴真患了眼疾，医治无效而失明。
公元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青河一行在回国时，特意到扬州拜谒鉴真，再次请他东渡。鉴真不顾高龄和双目失明，毅然决定随日本船第六次东渡。一个多月后在盛大隆重的欢迎下鉴真进入日本首都奈良。这次东渡，虽然终于取得成功，但他年近七旬。日本天皇下诏慰劳，并授予鉴真传灯大法师之位，宣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尚”。同年四月，鉴真初于东大寺卢舍那殿前立戒坛，登坛为日本圣武上皇、光明太后、孝谦天皇等授菩萨戒。不久又为沙弥澄修等400多人授戒。已受过戒的日僧灵福等80多人也纷纷舍旧戒，重新从鉴真授戒，日本佛教开始有了戒律。鉴真又在日本传戒、建寺、讲学、行医，生活了十个春秋，直至圆寂。
鉴真的事迹在日本人民中，世世代代传为美谈，日本文化史学者甚至称他为文化的大恩人。弟子为他所塑干漆夹像，1200余年来，始终受到日本人民的景仰。1980年，日本曾送这座塑像短期来华，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佳话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鉴真作为中日民间交流的使者，为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谱写出了光辉的篇章。尽管如此，有些学者在研究了史料后，却对鉴真在第五次东渡过程中失明之事提出了质疑。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就认为“鉴真和尚到日本后，晚年曾失明则或有之，谓鉴真和尚未到日本前已失明，则殊不可信”(陈垣《鉴真和尚失明事质疑》)。因为，鉴真失明一事，《宋高僧传·鉴真传》等书都没有任何记载，仅据日本人真人元开所撰写的《唐大和尚东征传》上的一句话作为孤证，论据并不充足。鉴真在日本，校正数百万言的经论而一字不差，对一个盲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唐大和尚东征传》所提供的那些导致双目失明的原因，涉及荣睿病死，鉴真悲痛得数日不进滴水；与普照分手，鉴真痛惜悲戚；祥彦病逝，鉴真抚体悲呼。还有诸如遭受暑热瘴气，毒火攻心，等等。与鉴真这样的得道高僧的精神境界完全不相符合。这些说法，将鉴真视为凡夫俗子，而非得道高僧。显然是“以凡夫之心，度高僧之腹”，所作出的分析结论，与得道高僧所修炼而成的精神境界相去甚远。因为鉴真作为虔诚的有着多年修行功夫的佛教徒，深知五蕴皆空，生死不二，对人的生死必然会有一种非常超脱的看法，怎么会因为生离死别而悲痛得数日不进滴水、痛惜悲戚、抚体悲呼，以致于毒火攻心、双目失明呢?而我们从前几次东渡失败之后所看到的那个表现出乐观精进、深信有佛菩萨保佑的百折不回的精神的鉴真，怎么会在第五次失败后表现出那样的一种不堪打击的沮丧情绪呢?
一些日本学者也认为，《唐大和尚东征传》所说的“眼光暗昧”，是指鉴真患有老年性白内障，而不是双目失明，这种说法倒是有可能更为接近事实的真相。《鉴真奉请经卷状》这张鉴真的借条仿佛也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佐证，公元757年，鉴真为借经卷曾经向当时的奈良东大寺出具了一张借条。这就是现存正仓院的《鉴真奉请经卷状》。借书条上的书法为唐人风格。值得注意的是，书法字迹端正整齐，并有涂改重写的地方，经过奈良国立博物馆的西山厚研究员鉴定，认为此文与中国所存鉴真相关文献出自同一人手笔，所以，日本研究人员认为，鉴真在东渡时，可能还保有轻微的视力，能够自己书写重要文件，但不能很好地阅读了。
据此，也许鉴真得了老年性白内障，而非完全失明更符合历史的真相，无论鉴真是否彻底失明，日本的文献中，他在日期间从未有过哭泣的记载，而总是以最和善的微笑面对信徒。鉴真因为年高体弱，为了弘扬佛法又不惜劳苦，终于在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年）五月六日，坐化于唐招提寺，根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当时鉴真双脚结跏趺坐，神态安详，死后三日，体温尤在，时人呼为真菩萨……
佛法云，大雄无畏，勇猛精进。这就是为鉴真大师最好的写照。
貌美杨贵妃为何没能成为皇后？
貌美杨贵妃为何没能成为皇后？
白居易《长恨歌》生动地描述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杨贵妃生前，有“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等诗句；杨贵妃被赐死后，有“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诗句。《明皇杂录》、新旧《唐书》等多种史书的记载，可以证明白居易的描写基本是属实，并非文学夸张。杨贵妃，名玉环，字太真，是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一位美女，也是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一位后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备受宠爱的美人，却一直没有被册封为皇后，原因何在呢？
唐玄宗将元配王皇后废为庶人之后，皇后之位一直空着。当初，王皇后为了跟武惠妃争宠，让其兄王守一找僧人帮助。僧人明悟领着他祭祀北斗星之后，“取霹雳木刻天地文及帝讳合佩之”，说是这样可以生子，像武则天一样尊贵。开元十二年，事情泄露，王皇后被废为庶人，不久便抑郁而死。王皇后死后，唐玄宗想要册立武惠妃为皇后。但是，遭到了御史大夫潘好礼的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是：曾经搞得李唐王朝鸡犬不宁的武三思和武延秀都是武惠妃的远房叔伯，唐玄宗跟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加上当时太子又不是武惠妃所生，而武惠妃本人也是生有儿子的。武惠妃一旦被册立为皇后，争夺太子的事情就在所难免。结果，武惠妃就一直没有被立为皇后。只是在她40余岁死去之后，才获赠了一个皇后的名号。实际上，杨玉环成为杨贵妃的时候，武惠妃早就已经死了。此后，杨玉环也没有被册封为皇后。对于这件事情的原因，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从有关记载中发现和挖掘线索，进行相关论证和推测。从史书记载中的蛛丝马迹来看，唐玄宗之所以没有册封杨玉环为皇后，很可能与他得到杨玉环的卑下手段有关。
杨玉环进宫前，原为唐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后来，唐玄宗见到了杨玉环，马上便被杨玉环的姿色深深迷住了。于是唐玄宗设计了一番表面文章，先是打着孝顺的旗号，说是要为自己的母亲窦太后荐福，下诏令杨玉环出家做道士，并赐道号“太真”。5年之后杨玉环守戒期满，唐玄宗便下诏让杨玉环还俗，并接入宫中，正式册封为贵妃，自己养了起来。这件事情，李商隐曾在诗歌《骊山有感·咏杨妃》中有所记载：“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就是说明了当时唐玄宗抢走儿媳妇后，寿王李瑁的郁闷和唐玄宗的尴尬。
由于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的朝代，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各种外来风俗在大唐落地开花，封建伦理等级制度得到弱化，因此唐玄宗这样做并没有遭到太大的反对。然而将从儿子手中抢来的贵妃封为皇后毕竟有违伦理，虽然其时风俗开化，但纲常伦理的主体还是存在的，让这么得来的妇人做了皇后显然是无法“母仪天下”的。如果封杨玉环为皇后，对寿王李瑁来说，自己的妻子突然变成了自己的母后，必然会激发他的更大怨恨。到时候发生政变也是很有可能的。这一点使得唐玄宗不得不加以提防。
而且杨贵妃虽然聪明伶俐，能够随时迎合皇帝的心意。但李隆基对她也并不是百依百顺。天宝五载和天宝九载，杨贵妃先后两次被李隆基驱逐出宫。驱逐的原因，史书没有明言，不得其详。当然，每次驱逐杨贵妃后不久，多情、痴情的李隆基就会后悔，思念不已，很快由高力士将其接回宫中，礼遇如初，欢爱如旧。可以说，杨贵妃对李隆基而言，是让他欢喜让他忧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李隆基觉得并不适合做皇后。
唐玄宗晚年虽然有些沉湎于男欢女爱，沉湎于声色娱乐，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头脑比较清醒的皇帝。他也意识到了杨贵妃得宠后仙及鸡犬，她的兄妹亲戚都得到了朝廷的重用，已经发展成一股庞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再封她为皇后，必将引起大臣的反对和权力的倾斜，这对维护统治是很不利的，所以唐玄宗一直不肯封杨贵妃为皇后。
除了对权力平衡的考虑外，还有一点是唐玄宗不得不考虑的，那就是杨贵妃一直没有生育。杨贵妃不生育的原因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没有儿子肯定是封她为皇后的一大障碍，因为古代册立皇后是件非常重要的大事，要君臣参与，诏示天下，册立的皇后必须是懿德懿容，能起到垂范万众、母仪天下的作用，她所生的儿子也将被立为太子，日后继承大统。因此皇后与太子一般应当是母以子显或是子以母显的，但当时太子已立多年，而且成长正常，杨贵妃又迟迟没能生个儿子出来，所以就没有理由封她为皇后。
有唐一朝，杨贵妃虽然没有成为皇后，但她却集“三千宠爱在一身”，无皇后之名，但得皇后之实，享受的待遇规格早就是皇后的标准了。聪明的杨贵妃也许觉察到，既然已经达到了一个女人所能达到的极致，得到了天子的万千宠爱，何必还去在乎皇后的名号呢？
杨贵妃与山口百惠有什么关系？
杨贵妃与山口百惠有什么关系？
杨玉环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因为后来她被册封为贵妃，人们通常也称其为杨贵妃，对于她死于自杀的说法，历来就有人加以怀疑，那么，杨贵妃真的没有死于马嵬驿吗？
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洛阳失陷，潼关失守。盛唐天子唐玄宗仓皇逃离京师长安，但是不久军队就发生了哗变，当哗变的军士杀了杨国忠后，护驾的六军将士仍不肯继续前进，唐玄宗亲自下令，也无效。唐玄宗要高力士问军中主帅陈玄礼是什么缘故？陈玄礼回答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唐玄宗听后，最初不肯割爱，“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却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而唐玄宗却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这时连高力士也一反常态，对玄宗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视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玄宗经高力士劝说，“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这样才使六军将士“始整部伍为行计”（《唐记》三十四）。
杨贵妃自杀于马嵬驿的说法，不仅有正史的记载。一些诗词歌赋、稗官野史和戏剧传奇也认可和采用这种说法。如：唐人李肇在其《唐国史补》中说：“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马嵬店媪收得锦一只，相传过客每一借玩，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至富。”意思是杨贵妃死于马嵬驿的一座佛堂前梨树下，在搬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导致一位老太婆借此大发其财。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旧唐书》、《新唐书》的记录与李肇的上述记载大同小异。
虽然正史对杨贵妃的死记载确之凿凿，但是早在唐代就有传闻说杨贵妃没有自杀，死的只是她的替身，她被调包计所救后逃跑了。
至于杨贵妃逃脱后的去向，有些人认为杨贵妃流落于民间，当了女道士。如白居易《长恨歌》中记载：“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说的是平叛后玄宗由蜀返长安，途经杨贵妃缢死处，踌躇不前，舍不得离开，但在马嵬坡的泥土中已见不到她的尸骨。后来又差方士寻找，“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白居易在这里暗示贵妃既未仙去，也未命归黄泉，仍在人间。时至近代，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寓。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驿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值得注意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唯恐后人不明，特为点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闻”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暗示杨贵妃并未死。
还有一种说法是，杨贵妃逃脱后，辗转到了日本的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众军士逼迫唐玄宗赐死杨贵妃之时，军中主帅陈玄礼爱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于是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据说，平定安史之乱之后，唐玄宗曾派方士出海寻找。在久津找到杨贵妃后，方士还将唐玄宗所赠的二尊佛像交给了她，杨贵妃则赠玉簪作为答礼。这二尊佛像现在还供奉在日本的久津院内，杨贵妃最终死于日本，葬在久津的院内。至今当地还保存着相传为杨贵妃墓的一座五轮塔。五轮塔是建在杨贵妃墓上的五座石塔。杨贵妃墓前有二块木板，一块是关于五轮塔的说明，一块是关于杨贵妃的说明，上面写着：“充满谜和浪漫色彩的杨贵妃之墓——关于唐六代玄宗皇帝爱妾杨贵妃的传说。”
以上两种说法虽然传说已久，但是都没有确切的根据。实际上，杨贵妃极有可能死于马嵬驿。《高力士外传》认为，杨贵妃的死，是由于“一时连坐”的缘故。换言之，六军将士憎恨杨国忠，也把杨贵妃牵连进去了。这是高力士的观点。因为《外传》是根据他的口述而编写的，而且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不死，唐玄宗也是很难交待的。杨贵妃自缢之后，尸体由佛堂运至驿站，置于庭院。唐玄宗还召陈玄礼等将士进来验看。杨贵妃死在马嵬驿，旧、新《唐书》与《通鉴》等史籍记载明确，唐人笔记杂史如《高力士外传》、《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也是如此记述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杨贵妃缢杀于马嵬驿，历史记载应该是准确的。流落民间和流落海外只不过是善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已。
谁写出了励志诗“锄禾日当午”？
谁写出了励志诗“锄禾日当午”？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唐诗读来朗朗上口，是妇孺皆知的佳句。然而，对于这首诗的作者，却有争议，那么，这首广泛流传的唐诗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
一种说法是此诗的作者，是唐朝诗人李绅。李绅（772～846年），字公垂，生于唐大历七年(772年)，祖籍安徽亳州。父李晤，历任金坛、乌程(今浙江吴兴)、晋陵(今常州)等县令，携家来无锡，定居梅里抵陀里(今无锡县东亭长大厦村)。李绅幼年丧父，由母教以经义。15岁时读书于惠山。青年时目睹农民终日劳作而不得温饱，以同情和愤慨的心情，写出了千古传诵的《悯农》诗二首，内有“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名句，被誉为悯农诗人。贞元二十年(804年)李绅再次赴京应试，未中，寓居元稹处。曾为元稹《莺莺传》命题，作《莺莺歌》，相得益彰，流传后世。元和元年(806年)中进士，补国子监助教。他曾历任江州刺史、滁州刺史、寿州刺史，与元稹、白居易交游甚密，游学乌镇，与乌镇普静寺住持唐抱玉为莫逆之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