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绅一生最闪光的部分在于诗歌，作有《乐府新题》20首，已经失传。流传至今的有《追昔游诗》三卷、《杂诗》一卷，收录于《全唐诗》。另有《莺莺歌》，保存在《西厢记诸宫调》中。李绅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元稹称李绅说：“予友李公垂，贶予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显见，李绅的诗风，与“锄禾日当午”诗的格调相一致。
南宋的计有功在《唐诗纪事》卷二十九李绅目中是这样记载的：“绅初以《古风》求知于吕温，温见其齐煦，诵其《悯农》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曰：‘此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唐诗纪事》是一部有关唐代诗人及作品的评论汇集，共81卷，收唐代诗人1150家，内容极为繁富。
也有一种说法是“锄禾日当午”诗的真正作者，应该是唐朝另一位诗人聂夷中。唐五代人孙光宪著有《北梦琐言》，其中卷二记载：“咸通中，礼部侍郎高知举，榜内孤贫者公乘亿，赋诗三百首，人多书于屋壁。许棠有《洞庭诗》尤工，时人谓之‘许洞庭’。最奇者有聂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贫苦，精于古体，有《公子家》诗云：‘种花于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又《咏田家》诗云：‘父耕原上田，子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又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其中明确指出，《锄禾》的作者是聂夷中。
聂夷中(837～?)，唐代诗人。字坦之。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一说河南人。出身贫寒，备尝艰辛。咸通十二年(871年)中进士。由于时局动乱，他在长安滞留很久，才补得华阴尉。到任时，除琴书外，身无余物。聂夷中的诗作，风格平易而内容深刻，在晚唐靡丽的诗风中独树一帜。如《公子行二首》、《公子家》讽刺贵族公子的骄奢淫逸，《田家》、《咏田家》谴责封建赋役对劳动人民的苛重剥削，《杂怨二首》表现连年战乱造成人们家庭离散的痛苦，写来都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唐才子传》谓其“伤俗悯时”、“警省之辞，裨补政治”。诗人喜欢采用短篇五言古诗和乐府的形式，以质朴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寥寥几笔，将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暴露在人们眼前，冷峭有力。像“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咏田家》）这样的诗句，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
那么，《锄禾》的作者究竟为谁？《北梦琐言》的作者孙光宪，生于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年)，卒于宋太祖乾德六年(968年)。而《唐诗纪事》的作者计有功，史书记载其生卒年代不详。但史书中记载了他中进士的时间为宣和三年，即公元1121年。据此可大致推测，孙光宪生活的年代距李绅（772～846年）不过50年左右；距聂夷中（837~？）也应该不过10年左右时间。从时间上来看，孙光宪《北梦琐言》中的记载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从记载上来看，《北梦琐言》内容所记为晚唐五代事，题材丰富，包括政教礼法、文坛轶闻趣事、民间风情习俗，等等，因为作者孙光宪为晚唐五代人，当代人记当代事，较能自然忠实呈现当时的样貌，王文才在《蜀杌校笺序》中曾说：“五代杂笔，首推《北梦琐言》。”许多研究唐末五代的学者在述及历史、政治、文学乃至风土人情时也常提及《琐言》这本书，如《太平广记》、《资治通鉴》、《旧五代史》、《十国春秋》等都不同程度援引《琐言》中的资料，或补其缺，或资考订，可见《琐言》是一本史料价值极高的笔记。而计有功《唐诗纪事》的成书印制，却大有周折，并非计有功亲自所为。《唐诗纪事》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王禧刻本。而据王禧自序云，他在客中邂逅计有功之子，“因得是书，立命数十吏抄录，其间不能无鲁鱼亥豕之误”。因而后来据王禧本翻刻的《唐诗纪事》的其他版本，其中的脱误舛错也就难免了。明代学者胡震亨（1569～1645年）在其《唐音癸签》中就曾指出他多处张冠李戴的错误。
综合各方面来看，或许聂夷中才是《锄禾》的真正作者！
“八仙”的真实原型是哪些人？
“八仙”的真实原型是哪些人？
八仙过海是八仙最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相传白云仙长有一次于蓬莱仙岛牡丹盛开时，邀请八仙及五圣共襄盛举，回程时铁拐李（或吕洞宾）建议不搭船而各自想办法渡海，就是后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八仙过海、各凭本事”的起源。
八仙的传说始于唐时，其时已有《八仙图》、《八仙传》等，然而八仙姓氏至宋代犹有变更，至《东游记》始定为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吕洞宾、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八人。那么，八仙中的人物完全是虚构的吗？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没有这些人的原型呢？
铁拐李：铁拐李在民间传说中为八仙之首，是年代最久、资历最深者，身世由来传说颇多，有的书中称其姓李，名洪水，隋朝人，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则说他姓李，名玄；赵翼的《陔余丛考》中又说他姓刘。《历代神仙通鉴》称，其原本一俊伟丈夫，善道术，会使导出元神法术，修炼于砀山岩穴中，有次应师父老子之约，行“元神出壳”法术，赴千里之外华山，数日后回归，发现其肉体被其徒误焚，无奈将元神附会到跛了一只脚的丑陋汉子身上，用来倚身的竹杖，变为铁拐，故名铁拐李。看来他是一位民间流传的，诸事附会而成的道家仙人。
汉钟离：八仙中名气仅次于铁拐李的是汉钟离。他在八仙中地位较高，特别是由于道教徒的吹捧，名声更大。元时，被全真教奉为“正阳祖师”。有关其人物原型，约出现在五代、宋初之际。《宣和年谱》、《夷坚志》、《宋史》等书都有他的事迹的记载，只是后来讹传为汉钟离，才附会为汉朝人。《历代神仙通鉴》、《续文献通考》等书称：钟离权，复姓钟离，字寂道，号云房子，又号正阳子。
张果老：道教称之为果老仙师，其原型为唐代道士张果，因其在八仙中年事最高，故被人们尊称为张果老。张果老的有关事迹，最早最真实的记载见于刘肃的《大唐新语》。据《大唐新语》载，张果老先生者，隐于恒州，往来汾晋，时人传其有长生秘术，自称是“尧时丙子年生”。中唐以后，张果老的传说日益增多。《唐国史补》卷上“张果老衣物”条指出：“天宝末，有人于汾晋间古墓穴中，得所赐张果老敕书、手诏、衣服。进之，乃知其异。”《旧唐书》卷八、卷一百九十一和《新唐书·方伎传》均记载了张果的有关情况。除了《新唐书》加入了玄宗屡试张果仙术和玄宗欲令张果尚公主等事外，其余记载和《大唐新语》基本相同。在当时的诗作中，可以发现张果和京城文人们的交往情况。在唐人的一些记载中，还可发现张果和其他方伎之士交往的一些活动。
八仙中流传故事最多的当数吕洞宾，在道教中，全真教奉其为“纯阳祖师”，又称“吕祖”。吕仙原名吕，又有说法是本名吕煜或吕琼，号纯阳子，一般认为他公元798年生于永乐县招贤里（今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另一种说法是他是唐末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唐宝历元年（825年）中了进士，并且为官了一段时间。不久因为厌倦腐败的官场生活，弃官入道，隐居终南山。在现实的吕洞宾的基础上，民间添加了许多他的传说故事，是“八仙”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也是名气很大的一个。从北宋开始就一直有人假借他的名号出山，让他的传说更加丰富而且神奇。比如“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四下鹤城”“吕洞宾卖汤团”，等等。
何仙姑：八仙中唯一的女性，有关其身世说法不一。一说她是唐朝人。宋初《太平广记》引《广异记》称有“何二娘”者，是位以织鞋为业的农妇。《续通考》说何仙姑为唐武则天时广东增城县人，出生时头顶出现六道毫光，天生一副“仙科”，13岁时在山中遇一道士，吃了道士一只仙桃，从此不饥不渴，身轻善飞，并可预见人生祸福。后来她应召进京，途中离去。一说她是宋朝人。宋代的一些文人笔记多称她为北宋永州（零陵）人，有称她幼遇异人，得食仙桃成仙。有称她放牧于郊野，遇异人送仙枣，食后而成仙，宋人笔记中还记载了何仙姑一些为人占卜，预测祸福的事迹，一时士大夫及好奇者争相前往彼处占卜，可见她的原型不过是一位精于占卜的民间女巫。
八仙中有位玩世不恭，似狂非狂的行乞道仙，名叫蓝采和。南唐沈汾《续仙传》、宋初《太平广记》、陆游《南唐书》等书均载有他的事迹。是唐末至五代时人。其行为怪僻，他经常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只脚穿着靴子，另一只则赤着，于长安街市乞讨，并手持大拍板，乞讨得来的钱有时赠予穷人，有时花在酒肆中，醉了就唱歌，歌词多充满神仙之意。另外，他又喜欢于夏天穿厚厚的衣服，冬天躺在雪地上。相传有人在童年及老年时都见过他，蓝采和的容貌都没有改变。而最后，蓝采和得汉钟离度化，于酒楼乘醉骑鹤而去。
韩湘子：普遍认为是文学家韩愈的侄子（有说侄孙），《唐书·宰相世系表》、《酉阳杂俎》、《太平广记》、《仙传拾遗》等书都有关于他的介绍。一称是韩愈侄孙，历史上韩愈确有一个叫韩湘的侄孙曾官至大理丞。他成仙的传说，最早见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书中称韩愈有一年少远房子侄，为人轻狂不羁，不喜读书，韩愈曾责怪他，他却能在七日之内使牡丹花按其叔的要求改变颜色，并且每朵上边还有“云横秦岭家何在……”的诗句，韩愈惊奇万分。还有说韩湘子是韩愈外甥，其事迹和《酉阳杂俎》所言大同小异，韩湘子其人物原型为韩愈的族侄，五代时即被仙化。
八仙中，曹国舅的事迹最少，出现最晚。其身世，说法大同小异，都和宋仁宗的曹皇后有关。《宋史》有传，曹佾，字公伯，曹彬之孙，曹皇后的弟弟。他性情和易，通晓音律，喜爱作诗，封济阳郡王，身历数朝而一帆风顺，年七十二而寿终。《神仙通鉴》云：曹国舅天性纯善，不喜富贵，却慕恋于仙道，其弟则骄纵不法，恃势妄为，曹国舅对其恶行深以为耻，遂入山修炼，遇汉钟离、吕洞宾而收他为徒，很快曹国舅修成仙道。《东游记》中所述曹国舅与上略同。
法门寺地宫埋藏1000多年的秘密
法门寺地宫埋藏1000多年的秘密
位于中国陕西省扶凤县的法门寺，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寺院之一。它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凤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据专家考证，法门寺始建于北魏时期约公元499年前后，当时称“阿育王寺”。
经过隋唐时期的不断改扩建，到了宋代，法门寺发展到最大规模，当时仅二十四院之一的“浴室院”即可日浴千人。宋徽宗曾手书“皇帝佛国”四字于山门之上。金元之际，法门寺仍是关中名刹，“藏经碑”中有寺僧抄写大藏经5000卷之记载。金人也刻“诗碑”盛赞其寺塔：“三级风檐压鲁地，九盘轮相壮秦川。”明清以后，法门寺逐渐衰落。明隆庆三年（1569年），历经数百年历史的唐代四级木塔崩塌。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年），地方绅士杨禹臣、党万良等捐资修塔，历时30年建成八棱十三级砖塔，高47米，极为壮观。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因地震塔体倾斜裂缝。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爱国志士朱子桥先生的主持下，完成了晚明以来最大规模的维修。
几千年来，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中都曾提到，法门寺地宫里有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到底是真有其物还是讹传？法门寺地宫中真的埋藏有千年的秘密吗？
1981年8月24日的一场暴雨使得伫立在法门寺中的佛塔，中部突然出现裂缝，佛塔东北边的部分完全坍塌，西南边部分出现倾斜，千年古塔即将毁于一旦，该如何处理？经过反复论证，有关方面形成了两个方案，一是把旧塔拆除后重新修建，另外一个是保护剩下的半边塔。
鉴于佛塔十分珍贵，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工作人员决定修复残塔。但是，佛塔倒塌的情况十分罕见，残塔里全是土坯，把土坯保护起来非常困难，而且造价极高。最后，专家组研究决定，将残塔拆除重建。
1987年4月3日，考古人员在清理古塔拆除后的塔基时，终于使得一个埋藏了1000多年的绝世秘密重见天日：塔下果真埋葬着珍贵的“佛指舍利”。原来，考古人员无意中在塔基处浮土下发现了一块白玉石板，除去浮土，一尊雄狮浮雕渐渐显露出来。推开白玉石板，一个神秘的洞口赫然出现。这就是法门寺地宫的入口。考古人员沿着地宫的幽暗隧道前进，发现墙壁为黑色大理石拼贴。石壁因年代久远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斑驳，东侧上刻有白色的文字。隧道尽头，两块石碑赫然屹力，碑文在手电光下依然清晰可辨。两块石碑上共计刻有约900个字，一个是记事碑，一个是物账碑，文字内显示石碑是唐代最后一次迎送佛骨时留下的。在两块石碑被移开后又一道门出现，石门左右两边各雕刻一尊精美的菩萨像。进门后，地面上是一堆堆整齐的丝织品。虽经千年岁月，丝织品依然精美光鲜。在前室尽头，一座大约有80厘米高、四面有精美的彩绘浮雕的汉白玉石塔静静伫立，塔盖、塔刹、塔身、塔座均保存完好，后来，这座塔被人们称为阿育王塔。
神秘继续上演，阿育王塔后面竟然还有一道石门，门后设有密室。第三道门打开后，法门寺地宫的中室被打开。中室呈方形空间，中央放了一个白玉灵帐，灵帐里面放置了一枚玉质仿制舍利。这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灵帐后果然又有一道石门，门内是地宫的后室，在后室的土层里，考古人员发现一个密龛。密龛里藏着一个包裹，包裹里面又是一个铁函。这个沉甸甸的密龛里套着一重又一重的密龛。直到第七重，是一个镶满珍珠的金质宝函，宝函里是一座宝珠顶小金塔。第八重是个纯金塔，打开后，金座子上有个像手指一样的银柱子，是玉质仿制佛指骨舍利。最后一层铁函打开了，里面有个用丝绸包裹的镏金函，镏金函里有个檀香木函，檀香木函里还有个水晶椁子，水晶椁子里还有一个玉棺，在玉棺里面，终于又出现了一枚佛骨舍利。这是一枚真正的佛骨舍利。世间圣物、唯一仅存的佛祖真身指骨舍利，终于显身。这被誉为继秦始皇陵兵马俑之后的又一考古重大发现，是中外佛教界和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除了珍贵的舍利之外，法门寺地宫中的丝绸文物，则是继中国西北甘肃省敦煌藏经洞之后，唐代丝绸出土数量最大、品种最多、价值最高的地方，被誉为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据考古资料所载，法门寺地宫中所藏的丝绸织物工艺极其精致，缝合处所用的金线平均直径只有0.1毫米，最细处仅0.06毫米，比头发丝还细。地宫中一只藤箱内堆积的丝绸衣物，厚度虽然只有23厘米，却叠积丝绸织物达780层之多。
法门寺地宫中还发掘出土了上百件璀璨夺目的金银器和琉璃器，而久已失传的16件“秘色瓷”则让中国的瓷器研究专家兴奋不已。秘色瓷是唐代宫廷专用瓷，制作工艺早已失传，其实物也只是在中国的史书中提到过，后世从未见到过。据记载，秘色瓷器由于釉料好，给人的印象好像是碗中盛有水，因而总是晶莹透亮，一尘不染。
为了保护和展示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珍贵文物，我国政府在当地成立了博物馆。我国的文物保护专家还与德国同行合作，对地宫中出土的丝绸织物进行高科技保护。
古代“高考”是怎样进行的？
古代“高考”是怎样进行的？
高考，虽然是现代才有的名词，实际在中国古代已有悠久的历史。科举制度，就是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在隋唐时期，在隋唐之前的魏晋时期，官吏大多从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选官以家族、门第为标准，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入朝做官，而且升迁快速，公卿机要职务全被他们占据。出身寒门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依靠自己的才能谋得一官半职，却位卑权轻，无法担任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职位。高门无士庶，寒门无王侯，一个人能否有所作为早在他出生之前已经确定，此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以门第取人弊端显而易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泾渭分明，地方官员和士族官僚选拔晋升体系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隋朝统一中国以后，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正式废除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公元605年，隋炀帝设置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正式创立。当时，科举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按照成绩的高低来录取。最初的时候，分科取士刚刚草创，国家并没有统一的法度，进士考试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但是读书、应考和做官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起来。
唐朝时，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帝王积极推进科举制度改革，选拔了大量寒门人才。有一次考试之后，新科进士鱼贯而入，入朝堂拜见皇帝，唐太宗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唐代科举考试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考试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考试的内容已经很复杂，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等50多种科目，最为重要的是明经和进士。唐高宗李治以后，进士科逐渐重要起来，许多宰相权臣等都是进士出身。由于考试时间都在春天，因此科考被称为“春闱”。唐代科举取士规模很小，进士科得第很难，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新科官员中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只占5%左右。而且，进士及第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还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做官。
无论如何，对于寒门学子来说，通过科举考试如同鲤鱼跳过龙门一样值得庆贺。科考成绩开榜之后，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新科进士们一起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显示荣耀，中进士因此又称为“雁塔题名”。新科进士的各种聚会庆贺活动中，有很多王公权贵参加，有很多权贵就在聚会中甄选女婿，这对那些既得官位又得娇妻的穷酸学生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
到了宋代，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进士科的重要性则更为突出，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这时的科考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防止徇私舞弊。宋太宗时，开始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宋仁宗时期，省试、州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又进一步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考生姓名、字迹等均无从辨认，对防止主考官徇私舞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而随着明王朝的建立，科举制也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科举考试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士人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先进入学校。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三年一次。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科。殿试完毕后，次日改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明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科举主要考八股文，为了功名，读书人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依照题义阐述义理。写作八股文措词要用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格式要符合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必须对偶。八股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八股文一般分为六段，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也把科举制度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1901年，为缓和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慈禧宣布实施新政停止八股。1905年9月2日，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下谕旨，宣布：“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科举制度正式终结。
科举考试制度确弊端明显，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考生的分数压倒门第、血统、关系、金钱等等诸种因素，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即使今天，弊端重重的考试制度仍然为各国广泛采用，目前仍无更好的、更易操作而实用的制度能够将其代替。
“梁祝”是浪漫故事还是史实？
“梁祝”是浪漫故事还是史实？
梁山伯与祝英台（下简称《梁祝》），是一个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具有神话色彩的民间传说故事，说的是东晋永和年间，在风景秀丽的善卷山南，有一个祝家庄。庄里有一户殷实富户，户主被人称为祝员外。祝家族规，财产传男不传女。因祝员外没有儿子，为继承家产，祝员外将女儿英台自小男装打扮。英台才貌双绝、聪颖好学。到了读书年龄，祝员外便把英台送到附近的碧鲜庵读书。在碧鲜庵读书时，有一位同学叫做梁山伯，家住善卷山北西去五里的梁家庄，两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引为知己，遂于善卷后洞的草桥结义金兰，兄弟共勉，相互提携。
英台与山伯在碧鲜庵同窗三载，期间曾同往齐鲁谒拜孔圣，又同到东吴游学。两人日则同食，夜则同眠，诗文唱和，形影相随。山伯不仅才高学富，而且为人忠厚正直，深得祝英台的爱慕。然而，三年之中，英台始终衣不解带，山伯虽屡起疑惑，但均被英台支吾过去。山伯始终不知英台为女子。
三年的同窗生活，梁祝情深意笃，祝英台对梁山伯产生了爱意。三年后，梁山伯要继续去余杭游学，而祝父因英台年届及笄，不许英台前往。二人依依不舍，互赠信物。山伯赠与英台古琴长剑，英台回赠山伯镏金折扇，亲书“碧鲜”二字。在山伯去杭城时，英台相送十八里，途中英台多次借物抒怀，暗示爱慕之情。但忠厚淳朴的山伯浑然不觉，不解其意。临别时，英台又假言做媒以家中九妹许与梁山伯，并约定时日，请山伯来祝家相访求婚。
英台学成回家后，岂料其父母已将英台许配邑西鲸塘马氏。山伯从余杭游学回来，到祝家造访，英台红妆翠袖，罗扇遮面，前来相见，山伯方知其为女子。当得知英台已聘马氏后，柔肠寸断，悲痛至极。两人临别立下誓言：“生不能成婚，死也要成双。”
梁祝泪别后，山伯忧郁成疾，不久身亡，卒葬村西胡桥。英台闻讯悲痛欲绝，决意以身殉情。出阁当日，坚持要经胡桥祭奠。轿至胡桥山伯墓时，英台上前祭吊，恸哭撞碑，突然狂风大作，天空混沌，飞沙走石，地忽裂丈余，英台堕入其中。风停雨过后，彩虹高悬，有两只硕大的蝴蝶，蹁跹起舞，传为梁祝两人之精灵所化，黑者即祝英台，黄者即梁山伯，情侣依依，形影不离，比翼双飞于天地之间。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也是优美的四大民间传统戏剧之一。它以生动感人的形象，向社会展示了封建制度压制下的男女青年，为婚姻自由与封建势力竭力抗争的画卷，真挚地歌颂了青年男女要求自由、坚贞笃厚的爱情。对这个流传已久的爱情故事，很多人以为，它只是一个传说，并没有史实依据。但是我们仔细研究古文献后却发现，梁祝故事并非虚构，而是由真人真事演化而来的。
最早记录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是唐初梁载言的《十道四蕃志》，其中记载“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这仅仅是简略的记事，没有情节，不能算作传说故事。到晚唐张读的《宣室志》里，才有了极简单的故事梗概：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到了宋朝时，故事有了进一步发展。北宋徽宗时，《鄞县志》记载，明州（宁波）知事李茂诚写过一篇《义忠王庙记》，其中记有：“神讳处仁，字山伯，姓梁氏，会稽人也。东晋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生……尝从名师过钱塘，道逢一子，容止端伟，负笈担簦渡航，相与坐而问曰：‘子为谁？’曰：‘姓祝，名贞，字信斋。’曰：‘奚自？’曰：‘上虞之乡。’曰：‘奚适？’曰：‘师氏在迩。’从容与之讨论旨奥，怡然相得……于是乐然同往，肄业三年。祝思亲先返，后二年，山伯亦归。”去拜访祝时，才发现祝是女的，就遣媒求亲。但祝“已许贸城廊头马氏，弗克”。以后山伯任贸县令，于宁康癸酉八月十六日辰时病死。翌年春，英台出嫁路过梁山伯坟时，“波涛勃兴，舟航萦回莫进”，问知是山伯梁令之新冢，去祭奠而地裂，则入穴殉情。丞相谢安曾奏表封为“义妇冢”。《仙踪记略》中也有相同的记录：“东晋宁康年间，吴郡梁山伯、国山祝英台同学三年，不知祝乃女子，结为兄弟，寝食与俱。梁为鄞县令……卒，葬四明山下，祝往哭吊，墓忽开裂，祝坠下复合，仅露玄襟，从者之皆毁，旋化蝶类飞去。”由此看来，梁山伯和祝英台应是东晋穆帝至孝武帝时人，生活在公元352年至373年之间。梁山伯在求婚不成之后，曾出任了贸县（即今鄞县）的一个小县令。在县令任上病死，死后就埋在城西门口外。至今宁波市鄞县高桥尚有梁山伯庙旧址及墓址。
到了明、清代，一些小说、鼓词，特别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宝卷》及各地方唱本，故事情节有了一个大发展，其中也有不少离奇荒诞的说法。当然，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了很大的演变，成为了一种历史传说。历史传说是劳动人民在历史进程中创造的一种口头（或文字的简单记录）文学，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但是它不等于历史。它有着历史的依据和凭借，但它又有着成为这一传说故事的过程。在传说的过程中，又深深地烙下了历史真实的痕迹。《梁祝》也同样，既有着历史真实的痕迹，又有着它作为一个传说故事的发展过程。
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在哪里？
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在哪里？
唐代诗人杜牧有一首《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脍炙人口，历来受人称道。但诗中的“杏花村”在何处却众说纷纭，或说在山西的汾阳，或说在湖北黄州，或说在安徽的贵池。那么，杜牧的《清明》所指杏花村究竟是现今何处呢？
第一种说法是：今山西汾阳县杏花村。早在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代，这里的杏花村酒已闻名国内。而且，历代的杏花村都以酿酒、酒文化闻名。盛唐时，这里以“杏花村里酒如泉”、“处处街头揭翠帘”成为酒文化的古都。历史上，我国著名文人、学者李白、杜甫、宋延清、顾炎武、傅山、巴金、郭沫若等都赋诗赞誉。李自成进北京路经杏花村，停留三日，留下“尽善尽美”的题匾，杏花村曾一度更名“尽善村”。
虽然有人认为诗中“清明时节雨纷纷”描述的是江南的春景，但在唐代山西的春天恰恰也是春雨纷纷，雨水充足。其实，唐诗中描写山西及北方春天的诗句甚多，唐代著名才女鱼玄机在《寄刘尚书》一诗中说：“汾川三月雨，晋水百花春。”独孤良在《清明宴游》中云：“细雨莺飞重，春风酒酝迟。”姚合有诗：“代马龙相杂，汾河海暗连”、“晋野雨初足，汾河波亦清”。但是山西汾阳说却有一点争议，那就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现杜牧涉足汾阳的文献记载。但杜牧有《并州道中》一诗，有研究者便认为杜牧曾到过太原，因唐时并州州府所在地就是今天的太原，而从太原到汾阳不过150华里，因而推断出杜牧可能经太原往汾阳品酒。
第二种说法是湖北黄州（古齐安）的麻城县古镇歧亭之旁。歧亭处于洛阳至黄州的要道上，是南朝以来的古城，古镇歧亭历来是政治、经济、文化比较集中的地方。现在，仍扼守汉麻公路，处于麻城、新洲（原属黄冈）、黄陂、红安四县交界处。《黄州府志》还载：杏花村在歧亭镇北五里处。因是交通要道，杜牧过此赋诗，是很自然的事情。
杜牧是否到过这里呢？有诗为证。《题木兰庙》：“弯弓片战作男儿，梦里曾强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指云堆上祝明妃。”这是杜牧任黄州刺史时登木兰山(当时属齐安郡，今为湖北黄陂县)为木兰庙所题的诗。杜牧从黄州到木兰山，必定经过杏花村。杜牧清明而遇雨，想借酒消忧解乏，正是这里，宋代苏轼谪迁黄州，也曾路过这里，与隐居在杏花村的旧友陈季常邂逅。
而对于杏花村的“酒家”，这里流传的民谚云：“三里桃花店，四里杏花村，村头有美酒，店里有美人。”据《麻城县志前编》(卷之三)载，这里的酒是与众不同的“水酒”(又名“黄酒”)，“纯以糯米酿者，其曲内无血肉品，故酒味最醇。漉净余滓，入瓷瓮固封贮之，经年色黄，味尤美”。这种酿酒方法流传至今，是麻城特有美酒。据《复斋漫录》记载，就在杜牧到杏花村之后的二三年左右，宋代词人谢无逸也路过这里，并于杏花村驿壁上题《江城子》一首：“杏花村里酒旗风，烟重重，水溶溶，野渡舟横，杨柳阴浓……”
第三种说法是安徽贵池杏花村，有学者认为山西汾阳属于华北，而诗中“清明时节雨纷纷”，算是江南多雨的现象，不是黄河以北地区的气候。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自春季开始，北半球白昼渐长，南方暖气团逐渐北移，在阳历四月清明前后，正好移至大陆的江南地带，与北方冷气团交会，造成这一时段的蒙蒙春雨。但在北方，清明时节仍为干冷的天气，不会有“雨纷纷”的情形。
不仅如此，贵池的杏花村还得到了大量文献古籍的印证。《江南通志》（1829年）、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两部《池州府志》和清道光年间、光绪年间两部《贵池县志》，以及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刻本《杏花村志》、1915年《杏花村续志》都从不同角度认定：杜牧《清明》诗吟的就是贵池西郊之杏花村。
其中清道光年间《贵池县志》，归纳各种志书对池州乃杏花村的记述作了综合表述：“池州府志：在秀山门外里许，有古井、阑刻‘黄公清泉’四字。明天启间，顾太守元镜作‘杏花亭’于此地。邑人郎遂有《杏花村志》。《江南通志》：因唐杜牧诗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得名。《南畿志》：有古井石圈刻‘黄公广润玉泉’六字。”该志载有清康熙年间池州同知《周疆筑杏花亭碑记》、《又募杏花村种杏树檄》和蒋韶《杏花村记》，上述三文分别写道：“自有杜牧之清明诗，后村遂以杏花名，且筑亭于中，为游人止息地”；“照得杏花村，自杜公留句而后遂成千古名区，闻其风者多深卧游之”；“杏花村者乃唐杜司勋刺池时，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之句而因以名焉”。
至于杜牧是否曾到此一游呢？据《江南通志》记唐武宗会昌四年，牛李党争正烈，杜牧也身受其害，从黄州调任池州刺史，仕途不尽如意。以他的个性，公余之暇，到城外的野店喝上几杯，借酒浇愁，是必然的事情。
各地关于“杏花村”地望之争，愈演愈烈，也许牧诗中“牧童”所指的“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而只是“牧童”所指的那个杏花深处的村庄而已。
千古悬棺到底如何放置上去的？
千古悬棺到底如何放置上去的？
悬棺是古代一种奇特的葬俗。葬址一般选择在临江面水的高崖绝壁上，人在崖下可见棺木，“地仙之宅，半崖有悬棺数千”，悬棺因此而得名。同天葬、水葬一样，悬棺葬是一种古老神秘的丧葬形式，它分布于四川、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福建和台湾等13个省区。悬棺目前分布最集中的地方，是四川珙县洛表乡和曹营乡两地，其悬岩峭壁上还存放着250多具棺材。
斗换星移，天宇浩缈。那始终高悬于峭壁之上的褐色木棺，宛若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感叹号，引来无数人绞尽脑汁地寻思：这些重达数百斤的悬棺，离地高度一般五六十米乃至几百米，有的安放斜度接近甚至超过了90度；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悬棺都置于水流湍急，几乎无法攀援的险要绝壁上。别说把棺材扛上去安放好，就是空手爬上去都不可思议。这些悬棺始终像一个谜团萦绕在人们的脑际：古人为何要把棺木高悬于千仞绝壁之上？重达数百公斤的悬棺，是怎样被安放在那些水流湍急的悬崖绝壁上的？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先来研究一下悬棺葬的安置方式。悬棺葬共有三种悬置方式：一是木桩式，在峭壁凹入可避风处，凿孔插桩，架棺于上；二是凿岩式，凿岩为穴，置棺于内；三是自然洞穴式，利用岩壁天然缝隙或洞穴，置棺于内。据《稽神记》记载：“建州武夷山，或风雨之夕，闻人马箫管之声，及明，则有棺椁在悬崖之上。”南朝人顾野王把武夷山中的悬棺墓葬，号为“地仙之宅”。当地的百姓也把悬棺之处称为“仙人葬骨”之处，武夷山的一些洞穴因此就有了仙机洞、升真洞、换骨岩之类称法。说悬棺是神仙所为自然不可深信，但这些说法流传已久，足以说明悬棺葬法之奇。
唐张《朝野佥载》中，曾记有古人在临江高山半山腰间开凿石穴安葬死者的情形，办法是从山顶上放绳索把棺木吊下来。1978年，福建省博物馆曾使用这种方法，用辘轳自山顶上放下钢索，从武夷山白岩洞取下一具完整的船棺。今人所实践的吊置棺木之法，并不能解决古人置放悬棺过程中的所有细节问题，在崖壁上凿孔并打入木桩搁置棺木，用什么办法才能把棺木勾拉到预定的位置上？困难之大难以想象。
也有人参照东南亚古代居民安葬瓮棺的办法，提出一种设想：依靠绳索、长梯之类的攀援工具，将尸骸、板材、殉葬物品和制棺工具等一一包裹，借个人的力量运送到选定的洞穴中，然后现场制棺成殓并予安葬。
还有一种说法是：先将悬棺搬上崖顶，或者就在崖顶凿木为棺。然后，将一位熟练的打桩工拴住放到放置悬棺的位置，打好孔、画好岩画，安上桩头。最后将凿好的棺木拴好从崖顶放下，安放在打上桩头的位置。第三步才是吊下尸体，装入棺内。第四步是吊下盖板，合上棺材，将放置棺材的人拉上崖顶，一具悬棺即放置完毕。
与此一种相近的说法是：悬棺应该是古代人用多个安放在山顶的辘轳，先将人系住从山顶缒下到悬崖有洞处选址或者选址做洞，再做好接棺的辅助事项。然后再将棺木吊下，棺木另外还有几条牵引绳，牵引绳由洞内的人用钩子钩住再由洞内的人合力拖入洞内。仪式完成后洞里面的人再由多个辘轳将人绞上山顶。这项工作需要很多绳索和辘轳，是多人合力的一项用多个辘轳机械运动的活动。
另有一种说法是：棺木是古人通过在悬崖上修栈道放置的。研究者经反复考察发现，在悬棺附近的崖壁上，往往有一些桩孔遗迹。此外，在悬棺周围的崖壁上，特别是没有凸出岩石作护罩的地方，还发现了许多排列有序的桩孔遗迹。因此，有人猜测，可能是先将匠人从山顶上绑绳吊至山腰，打孔、安木桩，再用原始的滑轮将绑上绳子的棺木往下放，并用长长的楠竹枝将棺木往外顶，以免被乱石所碰。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办法。
清许缵曾《东还纪程》记载，湖南常德沅江流域有一“倒水岩，石皆壁立水滨，逶迤高广”，壁上凿有十个洞穴，下临绝壑，其中有个洞穴内藏有五具棺材，“旧传为沉香棺”，理解为是沉香木制做的话，其分量之重自然又过于一般木棺。这样重的东西，是怎样把它抬升进壁穴里去的呢？许缵曾便向当地人请教，当地人只能提供先人的传说，据讲是趁沅江涨水时由“健鬼引而上”。此说属实，就还存在一种与从山顶上吊下棺木正好相反的办法：即利用水位抬高，以船载棺而将之运进预先看好的天然洞穴或人工凿成的崖窦里，等水位降低后，便有了石壁悬棺下临绝壑的奇特景观。而随着三峡大坝的修建，这一种观点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那就是古人利用雨季水位抬高，用船载棺椁将其运进预先选好的洞穴里，等水位降低后，棺椁便留在了悬崖绝壁上。
中国的悬棺葬遗存，多以处山临水为选址共性，有两三千年的历史(最晚的也在400年以上)。在这千百年中，河道、地貌都可能发生很大变化，如福建武夷山的九曲溪、江西贵溪县仙岩的信江支流上清河等的两岸石壁，在两三千年内都经历了河水对河床的冲刷侵蚀，在长期自然力的作用下，河流水位降低是完全可能的事，因而当时放置棺木的高度也就不会像现在所看到的这样高峻。
逝者长已矣。无论种种推测如何，总存在着许多难以解释的疑问。唯有恢复到古人生存的环境、民族地区特有的人文风情，才有可能最终解开悬棺到底如何安葬之谜。以今日之情境推测古人之事，难免会有闭门造车、缘木求鱼的困惑。
沙和尚为何戴九颗骷髅项圈？
沙和尚为何戴九颗骷髅项圈？
《西游记》是吴承恩根据长期流传于民间的唐僧西天取经故事写出的长篇神话小说，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唐三藏、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生动鲜活的形象。在风靡全国的电视剧《西游记》中，沙僧项戴佛念珠，手握月牙铲，性格憨厚，忠心耿耿，既不像孙悟空那么叛逆，也不像猪八戒那样花痴不改，自他放弃妖怪的身份起，他就一心跟着唐僧，正直无私，任劳任怨，从不左顾右盼，谨守佛门戒律。但是，原著中的沙僧戴在脖子上的并不是佛念珠而是用九颗人头骷髅穿起来的项圈，那么，原著为什么将沙僧塑造成戴骷髅项圈的形象呢？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记载了沙僧的“履历”：他法名悟净，人称沙和尚，原是天宫的卷帘大将，因打破了琉璃盏，触犯天条，被贬出天界，在人间流沙河兴风作浪。他使用的兵器是一柄降妖杖，武艺高强，不畏强敌，懂得地煞十八般变化。经南海观世音菩萨点化，拜唐僧为师，与孙悟空、猪八戒一起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因他最后拜唐僧为师，只好负责挑担。他身上有两件宝，一件是菩萨所赐葫芦，另一件是九个骷髅组成的项圈。后来，他用九个骷髅作为九宫，把菩萨所赐葫芦安放在其中，成为法船，稳似轻舟，顺利地帮助师徒四人渡河西去。沙和尚在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上，任劳任怨，忠心不二，取经后被封为金身罗汉。
有专家认为，沙和尚脖子下挂着的骷髅，是他生吃活人的见证，也是他炫耀战功的方式。《西游记》第八回，沙和尚被观音菩萨降伏，情愿皈依正果，主动讲道：“我在此间吃人无数，向来有几次取经人来，都被我吃了。凡吃的人头，抛落流沙，竟沉水底。这个水，鹅毛也不能浮。唯有九个取经人的骷髅，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为异物，将索儿穿在一处，闲时拿来玩耍。”如此说来，将骷髅头挂在项上真成了沙僧炫耀战功的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