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僧用骷髅炫耀战功并不是作者的杜撰，而是有着现实的历史依据。从原始社会开始，由于各个地域中人们信仰的差异，导致了对尸体处理方法的差别。在对死者头颅的处置问题上，也是和信仰观念有观。人类社会中部落、民族间的战斗常出现获取首级的行为，是因为在古人的观念中，人的灵魂藏在头颅之中，将敌人头颅割下则可对敌人的灵魂进行危害。
实际上，吴承恩关于沙僧所戴骷髅项圈的描写，不仅仅是为了描述沙僧的战功，还有着很深的佛教渊源。在佛教密宗中，金刚、明王、护法神等神佛造像大都有骷髅装饰品，有的戴骷髅冠，有的身戴骷髅璎珞(项链)。例如，怖畏金刚身佩50颗鲜人头，遍体挂人骨珠串。据说神灵们佩戴可怖的骷髅可以震慑邪恶势力，同时象征那些已经被他们征服了的恶魔。
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元杂剧《西游记》中的说法，沙僧的原型深沙脖子上那串骷髅是三藏法师的前身，据说唐僧曾两度被深沙神吃掉。由于沙和尚项上的骷髅是唐僧的前身，而唐僧是佛祖如来弟子金蝉子转世、十世修行的罗汉，吃他一块肉便可长生不老。他的骷髅更是威力无比了，于是，《西游记》第二十二回记载，沙僧皈依之后，遵照菩萨的指令，取下脖子上挂的九个骷髅，用绳子一穿，又把观音菩萨的红葫芦拴在当中，放在河里，骷髅和红葫芦立刻变成一只小船，将唐僧等人载过河。到了岸上，木吒行者收起了红葫芦，那些骷髅立刻化成九股阴风，一会儿就不见了。流沙河是鹅毛都浮不起来的弱水，但将唐僧前身的头骨摆成九宫形状，再加上菩萨的宝葫芦居中，就可以顺利渡过弱水了。
唐玄宗开元年间，“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先后翻译了已经在印度本土发展起来的佛教密宗经典，并在各地建曼荼罗坛场，佛教密宗在我国传播开来。《西游记》中沙僧形象的前身—密宗护法神深沙神信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据佛典记载，深沙与俘丘本是两个恶鬼的名字，到唐代时合而为一，成为佛教密宗的护法神了。公元839年，日本和尚常晓将中土的深沙神王像带到了日本。他带去的深沙神像就身挂骷髅装饰品。
从中唐到宋，内地的深沙神信仰十分兴盛，这从一些禅宗语录中也看得出来。到了元代初，统治者虽然对密宗也信奉，但对骷髅装饰却逐渐心怀不悦。到了明代，很多人更不愿让一个已经皈依正果的僧人始终挂着令人恐怖的死人头骨装饰品了。所以，在许多人看来，沙和尚脖子上应当换成一串念经咒时计数用的念珠了。而沙僧也真的成为了现在我们熟悉的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和尚形象了。
辽宋夏金元——
群雄逐鹿中原
从《宋史》中的记载来看，历史上不存在“狸猫换太子”一事，李宸妃也没有流落到民间。
用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木兰辞》来形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再恰当不过：“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忽必烈四处征伐拓展疆土，几乎无往而不胜，但是在对日本的两次渡海作战中却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从而不得不打消了兼并这个弹丸小国的想法。
由此可见，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但他在书中有过于夸张的描述，这也许由于其对亲历中国这一难得经历的炫耀心理。
宋太祖戏剧性地死在“万岁殿”
宋太祖戏剧性地死在“万岁殿”
在中国历史上，自夏禹传位于子启，即开始了帝王子承父业、世代为君的先河。从此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社稷永存，福绵子孙”成为历代封建帝王恪守的信条，很少发生有子嗣却拱手将皇位传与他人的事件。但是宋朝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自己有儿子，却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赵光义。《宋史·太祖本纪》仅用寥寥一句话草草打发了赵匡胤之死：“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50岁，正当人生的壮年，居然无疾而终地驾崩，而且戏剧性地崩于“万岁殿”！
关于赵匡胤之死，千载之下聚讼纷纭。大致有四种说法：
一是著名的“烛光斧影”说。宋代有个叫文莹的老僧写了一本书，名叫《湘山野录》，其中提到了赵匡胤之死。说赵匡胤听信了一个术士的话，知道自己气数已尽，便召赵光义入宫安排后事。当时赵匡胤患病已久，他把宦官和宫女遣走，自己与赵光义对酌饮酒。喝完酒已经是深夜了，赵匡胤用玉斧在雪地上刺，同时说：“好做！好做！”当夜赵光义留宿寝宫，然后解衣就寝，鼻息声如若雷霆。五更时分，太祖驾崩，遗诏嘱赵光义在灵柩前即位。这就是著名的“烛光斧影”的故事。这种说法是最传统的观点，但也是最受非议的观点。按照宋朝的宫廷礼仪，赵光义是不可以在宫里睡觉的，他却居然在宫里睡觉。太监、宫女不该离开皇帝，却居然都离开了。也许这是一场事先策划好的血腥谋杀。
二是司马光《涑水纪闻》的记载。太祖于四更驾崩，宋皇后命内侍都知王继恩把太子赵德芳叫来，王继恩却直接去找了赵光义。赵光义闻讯大惊，正自犹豫不决，王继恩大叫道：“再犹豫，皇位就是别人的了！”两人一起踏着积雪来到万岁殿，宋皇后一看是晋王赵光义，一下子就愣住了，醒悟过来之后，泪流满面地对赵光义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托付给官家（对皇帝的称呼）你了！”赵光义也流着泪说：“你不要担心，我们共保富贵。”这是司马光描述的赵光义篡位的经过。这一记录也存在疑点，王继恩有何胆量，敢违背宋皇后的旨意，本该传赵德芳，却传来赵光义？倘若事败，不是杀身之祸么？这种说法，只不过把篡位的罪过加在一个太监身上而已，同时掩盖了杀兄的罪行。
三是“金匮之盟”说。据传当日杜太后病危，急召赵匡胤等人受遣命。太后问赵匡胤：“你知道自己是如何做了天子的？”赵匡胤十分悲伤，伤心得不能回答。杜太后又说：“我已经行将就木，你哭管什么用呢？我时日已不多，你怎么只哭呢？我还要告诉你一件大事。”赵匡胤见状，只好回答母亲：“我能做天子，全是先祖与太后积功积德的结果。”杜太后听后，有些生气，严厉地说：“根本不是这样！你能当天子是因为周室国君年幼，群心不附的原因。倘若周室有长君，你能当上皇帝吗？”继而又说，“你与光义都是我的儿子，将来你应当传位给你的弟弟光义，这才是确保社稷的根本啊！”赵匡胤于是叩头回答：“一定照您的吩咐办。”杜太后又指着宰相赵普说：“你把它记下来，不能违背我的话。”赵普于是当场记下了太后遗嘱，并在末尾署名“臣普记”三字，赵匡胤将遗嘱藏到金匮中，并命令那些细心谨慎的人掌管，这就是赵光义即位所依据的“金匮之盟”。
这一说法是宋太宗赵光义的钦定说法，历朝历代早已指摘了其中的许多漏洞：建隆二年(961年)杜太后病重时，宋太祖只有34岁，正值年轻力壮之时，赵光义才23岁，而太祖长子德昭也已经14岁了。当时太祖身体健康，没有短寿驾崩之象，即使太祖只能再活20年，那时，长子德昭已30多岁，不可能存在幼主之说。杜太后没有依据猜测太祖早死、幼子继位，而宋朝重蹈五代的覆辙。如果确如太后所预料宋太祖中年夭折，也许杜太后凭经验或灵感有超前的洞察力，立下“金匮之盟”。但是，太祖活了50多岁，并没有早逝而面临幼子主政。如果有遗诏，太祖临终前应该命人打开金匮，即使是突然死亡，皇后也应该知道此事，掌管金匮的宫人同样也知道此事，但是为什么要等到太祖死后5年才由赵普揭露出来?即使公布遗诏，赵光义应该把全文都公布出来，而留下来的却仅是一个大概的内容，而且内容还不完全一致。更何况，太宗并未遵照遗诏办事，传位给他的弟弟，而是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
四是徐大焯《烬余录》的记载。乾德三年（965年），赵匡胤以大将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都部属，伐后蜀，一路所向披靡，攻到成都城下，兵锋所指，立国40年的后蜀，仅仅两月有余就灭亡了。后蜀皇帝孟昶修降表投降，迁到汴京，刚刚被封为中书令、秦国公七天就被赵匡胤害死，葬于洛阳邙山。孟昶的宠妃，著名的花蕊夫人被赵匡胤占有。谁知赵光义也喜欢上了花蕊夫人，开宝九年（976年），赵光义趁着哥哥卧病在床，在床前趁机调戏伺候的花蕊夫人，赵匡胤惊觉，用玉斧砍他，赵光义逃跑，赵匡胤因此气绝身亡。
关于赵匡胤之死的四种说法，无论哪一种，都毫无疑问是弟弟赵光义阴谋篡权所致。赵光义即位后，不顾还有两个月开宝九年的年号就完了，迫不及待地改用太平兴国元年的新年号，是为宋太宗。
宋太宗篡位之后，太祖的两个儿子神秘死亡，宋皇后死后却不按皇后礼仪隆重发丧，弟弟赵廷美以38岁的盛年郁郁而终。至此，他的皇位才算彻底稳固，而宋太祖的死因真相也永远地被带入了他的陵墓之中。
巩义为何成了宋代的风水宝地？
巩义为何成了宋代的风水宝地？
秦陵、唐乾陵、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提起这些皇家陵园，国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地处中原的巩义市，不但埋葬着赵匡胤、赵光义等七位北宋帝王，还埋葬着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寇准、包拯、杨六郎等功臣明勋的宋陵，却鲜有人知。北宋总共有9位皇帝，靖康之难时，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掳走，死在了金国，其余7位皇帝都葬在了巩义，分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宋太宗赵炅（赵光义）的永熙陵、宋真宗赵恒的永定陵、宋仁宗赵祯的永昭陵、宋英宗赵曙的永厚陵、宋神宗赵顼的永裕陵、宋哲宗赵熙的永泰陵，加上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永安陵，史称“七帝八陵”。
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皇家陵地都在都城周围，为什么宋陵要建在远离开封的巩义呢？
有的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巩义符合古代堪舆学的优良墓地标准。巩义山水秀丽，土质优良，水位低下，适合挖墓穴和丰殓厚葬。陵区南有嵩岳少室，北有黄河天险，可谓“头枕黄河，足蹬嵩岳”，是被风水家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则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原来，在宋代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宫、商、角、徵、羽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对应五行中的木，木生东方，阳气在东（因此赵宋定都开封），而死后必须安葬在西方，且陵地需要东高西下，即堪舆学上所谓“东高西下谓之角地；南高北下谓之徵地，角姓亦可居之”。巩义恰恰符合这一堪舆学的要求：东南，嵩山太室山主峰峻极峰海拔1440米；西北，邙山海拔272米，正所谓“东高西下，南高北下”。况且西有洛河北流，注入黄河；南山北水，山高水来，实为堪舆学“富贵不断”的最佳范例，赵宋不把这儿定为皇家陵地，还去什么地方寻找更好的位置？
还有人认为，选择巩义为墓地主要是因为宋太祖想迁都洛阳，巩义就在洛阳附近。宋朝开国之后，一直到赵匡胤死前，都没有停止过南征北战的步伐。尤其是黄河以北的北汉和辽国，国势强劲，对宋朝虎视眈眈，更是大宋王朝的心腹之患。开封城地处一片平原之上，没有山川之类的天险可守，摆明了是易攻难守的局面。因此赵匡胤一直想迁都洛阳。不仅因为洛阳是赵匡胤的出生之地，而且因为洛阳地形复杂多变，难攻易守：北依邙山，南望洛水，西有秦岭潼关之险，东有虎牢黑石之固。和开封城相比，更有地理优势。
赵匡胤为了迁都，他对自己的臣子说：“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不仅能据山河之险，而且还能裁撤保卫开封的“八十万禁军”之冗兵，可谓一举两得。但是他的提议却遭到了弟弟赵光义的反对：“安天下在德而不在险，秦据关中，苛政虐民，不二世而亡。”他把王朝的长治久安上升到道德高度，一句话塞住了赵匡胤的嘴，赵匡胤总不能承认自己是亡国的秦二世吧。赵匡胤事后感叹说：“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传说，当宋太祖从洛阳回开封经过巩义时，他祭奠埋在这里的父亲，更加悲从中来。于是，他登上阙台，面向西方，要来弯弓，对臣下说：“我生不能居西京，死当葬此地！”弯弓搭箭，响箭向西北飞驰而去，箭落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宋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
宋陵建制与历代帝陵不同，后妃采用的是葬制，均埋在皇帝陵外，不与皇帝同穴。皇后陵的建制与帝陵相似，只是规模较小，其他嫔妃均埋在帝陵后侧。不止是帝后不同穴，不同于历代帝王一即位就修陵的做法，北宋时期的皇帝生前是不修陵的，但又必须在驾崩7月内下葬。据史料记载：北宋皇帝下葬遵《周礼》，即从皇帝晏驾的某一天算起，选址、建陵、下葬到封闭皇堂，时间限在7个月内完成。从丧葬期间到陵墓后期的管理，均设有专门的机构，有常设的，也有临时的办事班子。常设的如太常寺，系宋朝中央专设的机构，负责掌管礼乐、宗庙、封赠、陵寝等事务，国葬期间，还有专设机构，如丧葬期组成的“五使”，规格就非常高。
至于和气势磅礴的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相比，北宋皇陵默默无闻主要是与金兵的破坏有关，1127年北宋亡国后，金兵进驻宋陵，为掠夺也为报复，他们对宋皇陵进行了毁灭性的盗掘。一时间狼烟四起，掘墓开棺，惨绝人寰。陵区内瞬间尸骨遍地，烟火弥漫，一片狼藉。偏居临安的南宋皇室听到祖坟被劫掠的消息，悲痛万分。宋高宗赵构命令河南镇抚使翟兴父子及岳飞等大将军带兵赶往巩义迎战金军。金军被驱赶出宋陵，南宋皇室派人修葺陵寝。但是宋军一撤，金兵又来，并进行更大的报复。后来，三京淮北宣谕使方庭硕奉旨到巩义谒陵，看到永泰陵哲宗的尸骨竟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只能脱下自己的衣服把尸骨包裹起来。南宋高宗听说后愤懑至极，不觉凄然泪下，但又无可奈何。后来，金人扶植的傀儡伪齐政权，又对宋陵进行大肆盗掘，烧毁所有地面建筑（神墙、神门），北宋皇陵从此更加惨不忍睹了。
花蕊夫人凭何迷倒了两朝帝王？
花蕊夫人凭何迷倒了两朝帝王？
熟谙中国历史和古代文学的人都知道，中国自古就不缺乏奇女子，但是才华和美貌却仿佛在女子身上互不相容。李清照、谢道蕴，虽才华横溢，但面容只能称得上是平凡；鱼玄机、薛涛，虽容貌娇艳，却在文才和智慧上又稍逊一筹。唯一例外的，是一个叫做花蕊夫人的女子，她美丽却摒弃妖娆，聪颖而博学强记，而在亡国之后，还写出了“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这首悲愤婉转、不亢不卑的《述亡国诗》。这位才高气傲的女诗人是谁呢？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位“花蕊夫人”，而且都居于成都。其中两位是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妃子徐氏姐妹（约883～926年），她们都是成都人，宫号为花蕊夫人，当时她们两姐妹都得到王建的宠爱。大徐妃为王建生下一个儿子王衍，后被立为皇太子。王建当上皇帝后不久去世，王衍当上皇帝后荒嬉无度，对吃喝玩乐十分在行。当他陪母亲和阿姨游青城山时，命宫女衣着都画云霞，又令宫女穿着宽松的道袍，簪莲花冠，浓妆艳抹，叫做“醉妆”，他自己跟随在后边走，边走边唱：“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这边走，莫厌金杯酒。”而大、小徐妃更是结交宦官卖官鬻爵，后唐庄宗乘机灭掉前蜀，可见这两位花蕊夫人并没有名垂千古的资本。
而另一位“花蕊夫人”是后蜀后主孟昶的费贵妃，也正是《述亡国诗》的作者。花蕊夫人，本姓费，四川青城人，约于后蜀广政六年(943年)入宫。据《十国春秋·慧妃费氏传》记载，孟昶对她十分宠爱，嬖之专房，拜为贵妃，又升为慧妃。“尝与后主登楼，以龙脑末涂白扇，扇坠地，为人所得，蜀人争效其制，名曰‘雪香扇’。又后主与避暑摩诃池上，为作小词以美之，词曰：‘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因其娇美明艳，赐号“花蕊夫人”。
因自撰“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而为后世公认为中国最早对联的孟昶，虽然是个花花公子加昏君，但也是一位才子。花蕊夫人的诗作水平较高，在后蜀时，就曾仿唐代宫体诗人王建的风格写了宫词百首，深受蜀中士大夫赞赏。其诗词短小、平易、细腻、传神，多数近似白描。对人物的描写擅长以动状人，往往在寥寥数十字中，塑造出栩栩如生的形象。如孟昶夜寝喜听滴水之声，宫人为了取悦于他，便用水车踏水模拟滩头细流，花蕊夫人曾作宫词记之：水车踏水上宫城，寝殿檐头滴滴鸣。助得圣人高枕兴，夜凉长作远滩声。
流传到现在的《花蕊夫人宫词》有100多篇。后人认为她的诗，“清新艳丽，足可夺王建、张籍之席”。由于与皇帝有着共同的爱好，加上貌若天仙，自然会得到皇帝的宠爱。
孟昶是个不错的诗人，但却不是一位好帝王。后蜀广政二十八年（965年），赵匡胤建立的北宋王朝，仅用了66天时间，就将后蜀灭亡。沦为俘虏的花蕊夫人，在从成都押解北上开封的途中，当行至一个叫葭萌驿的驿站休息时，在驿站墙壁上，留下了一阕没有写完的词：“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刚写下这些，由于“军骑促行”，只好又匆匆上路。从这首未曾写完的词中，可以想见花蕊夫人的亡国之痛。
宋太祖见到花蕊夫人后，被她的美貌吸引，为掩饰自己的失态，宋太祖竟厉声指责花蕊夫人说：“人说女色是亡国祸水，你倚仗美貌，使孟昶荒于游乐，败了国家，该当何罪？”花蕊夫人面无惧色，坦然陈辞：“做君主的掌握军政，占有权力，不能悉理朝政，强军保国，自己迷恋声色，又要将罪名加到宫妃身上，是什么道理？”当场索要纸笔，题写了《述亡国诗》。这首诗感慨后蜀将士没有斗志，14万大军顷刻间被宋军摧毁，后蜀因此而亡国，孟昶和自己因此而成为大宋王朝的阶下囚。或许正是这首诗打动了赵匡胤，他在点头称许这位年轻女子才艺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喜欢上了她，将她收为妃子。7天之后，孟昶暴死于宅第。花蕊夫人悲痛欲绝，在宫中挂上孟昶的画像，表示纪念，为了瞒过宋太祖，她说是“张仙送子图”(据说后人盛行供奉“张仙送子图”，就是由此而来)。关于花蕊夫人之死，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说“尝进毒，屡为患，不能禁”，终于被宋太祖赐死。也有人说，她后来年长色衰，郁郁而死。还有人认为，花蕊夫人被赵匡胤收入后宫后，赵光义以皇帝当以江山社稷为重、不当惑于女色为名，屡屡劝谏太祖，但宋太祖赵匡胤并不在意，于是，赵光义对花蕊夫人起了杀心。一次，赵匡胤与赵光义、花蕊夫人等同在御花园射猎为戏，赵光义借调弓弄矢之际，一箭将花蕊夫人射死。甚至有人认为，宋太祖死后，赵光义继位，又逼花蕊夫人就范，花蕊夫人不肯，被恼羞成怒的赵光义一箭射死。
后蜀花蕊夫人到公元965年国破身亡于北宋时，可能还不足40岁。但她的百首宫词、葭萌驿题词、宋宫赋《亡国》诗，则是她一生中几个重要阶段的代表作，足以彪炳文学史册、永垂不朽，清人吴文锡《青城山吊花蕊夫人》一诗概括得极为精炼：内家本事诗犹在，城上降旗恨未休。试问葭萌题驿处，有无水殿任梳头。
孟昶暴卒后，葬于洛阳邙山。花蕊夫人死后，则葬于福建崇安。20世纪50年代，人们在四川广汉发现了“孟昶暨花蕊夫人墓”，但何时何因何人将这对苦命鸳鸯合葬，史无明文，就不好妄断了。
历史上真实的杨家将有多厉害？
历史上真实的杨家将有多厉害？
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演绎杨家将故事的剧目可谓数不胜数，能查到剧名的大概有几十种之多，其中较为著名的如《穆桂英挂帅》、《四郎探母》、《百岁挂帅》、《李陵碑》、《清官册》、《杨八姐游春》、《三岔口》、《挡马》等等，这些故事，以宋辽战争为背景，刻画了杨家一门忠烈的故事。杨家将的故事有历史原型，但又经过夸大和杜撰，直到成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杨家将。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杨家将是什么样子呢？
五代十国时，政权更迭频繁。公元979年，宋太宗亲征北汉，北汉灭亡。北汉将领杨业也随北汉降宋。杨业本名叫杨崇贵，他年少时很受刘崇的看重，刘崇以其为养孙，改名为刘继业。刘继业先担任保卫指挥使，以骁勇著称，以功升迁到建雄军节度使。由于刘继业战功卓著，所向无敌，国人号称无敌。然而刘继业在北汉30多年的战绩却湮没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宋史》和《辽史》均缺乏这方面的记载，《宋史》中提到宋军几次与刘继业的交锋，全是以刘继业的失败而告终。在《续资治通鉴》中，仅仅提到刘继业在太原城头苦战防守，甚至北汉主刘继元投降以后，还在坚持战斗，直到宋太宗派刘继元亲自招降，刘继业才大哭解甲归降。同时期的《九国志》曾经记载过刘继业的功绩，但是遗憾的是其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没有流传到今天。《辽史》中有辽将耶律斜轸责问杨业说：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可见刘继业在北汉时期主要的对手是辽国。虽然北汉一直臣事辽国，但是处于强势的辽国经常侵掠北汉的边境，刘继业为北汉守边，估计经常与来犯的辽军交锋，虽然规模不大，但三十余年未处下风，这样的经历让刘继业积累了边防的丰富经验。
宋太宗素知刘继业威名，授予他左领军大将军、郑州防御使。刘继业归宋以后，复本姓杨，单名业。后来，杨业因功升云州观察使。以后辽国望见杨业的旌旗，就不战而走。守边的主将忌杨业威名，屡次向宋太宗上书，诽谤杨业。宋太宗封其奏交给杨业，以表示对杨业的信任。雍熙三年，宋太宗派出三路大军征讨辽国，其中潘美为西路军主将，杨业为副将。起初各路进展顺利，杨业一路夺取了辽国的寰、朔、云、应四州，但主力军中路曹彬失利。宋太宗命令各路人马班师，后又命潘美等率领大军将收复四州的民众迁移到内地。此时，辽萧太后又领兵十万夺回寰州。杨业爱民，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护送四州人民迁移。现辽已大兵压境，应避免与之正面冲突。监军王诜不懂军事，反而斥责杨业贪生怕死。
最后杨业力争不果，只能冒险出击，他和潘美做了约定，在陈家谷口埋伏人马，万一兵败也好救援。杨业出兵后不敢轻战，久未回还。潘美与王诜以为辽军败退，欲抢功劳，竟率军离开谷口，来会杨业。此时杨业已败退，潘美见势不妙，弃陈家谷口逃走。杨业且战且退，至谷口已傍晚。本以为伏兵四起，定杀辽军个措手不及，不料竟空无一人。杨业无奈，只得率众守住谷口死战。此时，杨业之子杨延玉也已战死。部下也仅剩百余人。杨业知必死，叫部下散了，自己死守。杨业素与士卒同甘苦，无人愿退缩。最后全部壮烈殉国，无一生还。杨业身受重伤，仍杀敌数十，最后因马受伤被俘。杨业宁死不屈，后绝食而死。而非戏剧小说中的撞死在李陵碑前。
杨业死后，朝野义愤。宋太宗削去潘美三个虚衔。王诜被开除军籍。杨业有七个儿子，但并非个个都骁勇善战。除杨延玉战死外，杨延昭（即杨六郎）曾长期在今河北地区与辽作战。他所驻守的保州（今河北保定）高阳关离三关口很近。杨六郎之子杨文广，曾抗击西夏，后来也在今河北地区抗辽。宋史有杨业、杨延昭传。至于杨门女将，不见史料有载。是否真有其人，就不得而知了。
“杨家将”故事发生在北宋初年，在北宋中叶就已迅速流传于天下。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中写道：“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这里的父子就是指杨业和杨延昭，这位供备库副使杨君，叫杨琪，其祖父是杨崇勋，杨业是其伯祖。另一位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著名人物苏辙也写过一首《过杨无敌庙》，苏辙也是北宋人，离杨业去世的年代并不算太远，他的诗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杨家将故事在宋代的影响力。
到了南宋，民间艺人把杨家将故事编成了话本，在民间越传越盛。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南宋遗民徐大焯所著的《烬余录》，书中把与杨延昭同时代的将领杨嗣的功绩安到了杨延昭身上，又创造出了杨宗保，还构想了杨家父子舍命救援宋太宗的情节。到了元代，杨家将故事形式又有新拓展，出现了杂剧，比如《昊天塔孟良盗骨》等。到了明代，杨家将故事进一步丰富，出现了《杨家将演义》、《杨家将传》，杨家将故事以小说、评书的形式广泛流传。这些故事反映的时间跨度加大，从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一直写到宋神宗赵顼，约100年的历史，编撰了杨家祖孙世代抗敌的英勇故事。
明朝中后期，杨家将成了借古言今的最好武器。民间艺术家在传说和戏曲的基础上，改编出历史演义小说，如明代纪振伦的《杨家将通俗演义》，加上清代熊大木的《北宋志传》，这两部书使得杨家将故事定型，为后来的戏曲和说唱文学提供了丰富素材。明清两代，戏曲舞台上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剧目就有360出之多。直到今天，京剧和其他地方剧种还经常上演《四郎探母》、《穆桂英挂帅》等剧目。这些小说和戏曲，与历史事实出入已经很大，成了英雄传奇。杨家将的故事已经偏离历史原貌了！
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是历史事实吗？
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是历史事实吗？
宋仁宗赵祯（1010～1063年），是宋真宗第六子，乾兴元年（1022年）即位，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死后，他开始亲政。在位时间为1022～1063年，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关于宋仁宗赵祯的身世，有一种流传至今的说法，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刘氏、李氏在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刘妃工于心计，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天怒人怨，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经历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李妃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这一故事经过千年的演绎流传，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京剧、蒲剧等有《狸猫换太子》、《遇后》、《打龙袍》，梨园戏有《陈州赈》，汉剧有《拷寇珠》，秦腔有《抱妆盒》，淮调有《斩郭槐》，演绎的都是这个传奇式的故事。虽然内容各有不同，但却大同小异。那么，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在宋朝真的发生过吗？
在《宋史》中对宋仁宗身世的记载是这样的，《宋史·仁宗本纪一》：“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讳祯，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也。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献皇后无子，取为己子养之。”《宋史·仁宗本纪二》：“明道元年春二月……丁卯，以真宗顺容李氏为宸妃，是日妃薨……夏四月丙申朔，出大行皇太后遗留物赐近臣。壬寅，追尊宸妃李氏为皇太后，至是帝始知为宸妃所生。”也就是说宋仁宗的确是李宸妃之子。
《宋史·后妃上》还记载了李宸妃与后来的刘皇后的这段公案：
李氏本是刘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后来被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在李妃之前，真宗后妃曾经生过5个男孩，都先后夭折。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据记载，李氏有身孕时，跟随真宗出游，不小心碰掉了玉钗。真宗心中暗卜道：玉钗若是完好，当生男孩儿。左右取来玉钗，果然完好如初。后来，李氏的确产下一个男婴。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仁宗赵祯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记住自己亲生母亲的容颜，便在父皇真宗的默许下，被一直未能生育的刘氏据为己子。生母李氏慑于刘后的权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去，却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否则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给亲生儿子带来灾难。
真宗去世后，赵祯即位，也就是宋仁宗。昔日的刘皇后成了刘太后，临朝辅政，又掌权后宫，众人都不敢冒着杀头的危险来挑明这个真相，只能眼睁睁看着仁宗母子不相认。天圣九年，仁宗生母李宸妃病危，刘太后晋升她为宸妃。次年，李宸妃去世。刘太后本想只以妃子之礼下葬李宸妃，可是宰相吕夷简却上书给刘太后说，仁宗现在虽然并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李宸妃，可是在太后百年之后，一定会有人向仁宗禀告实情的，如果仁宗因此怪罪太后家人，那就不是谁可以控制的了，所以应当以一品礼安葬李宸妃，那时即便谁要说什么坏话，仁宗也不会拿刘家怎么样的。刘太后认为宰相吕夷简言之有理，于是就下令以一品礼安葬李宸妃。宰相吕夷简又暗中吩咐内侍押班给李宸妃穿皇后装入殓，并使用水银装箱，刘太后也一一默许了。李宸妃的丧礼因此举行得极为隆重。
1033年，刘太后死后，宋仁宗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其震惊无异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宸妃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做出处理。此时的仁宗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死于非命，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宸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道：“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
所以，从《宋史》中的记载来看，历史上不存在“狸猫换太子”一事，李宸妃也没有流落到民间。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包拯为李宸妃鸣冤这样的故事呢？包拯是《狸猫换太子》中的重要人物，但是，在历史上，他与这桩公案无任何联系。包拯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踏上仕途，开始做建昌知县、天长知县、端州知州等地方官，自然无从参与宫廷斗争。到他进入中央政府，仁宗已经亲政很久了。包拯使“狸猫换太子”一事大白天下只是戏剧小说中的演绎而已。
李师师在北宋灭亡后结局如何？
李师师在北宋灭亡后结局如何？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崇奉道教，任用蔡京、梁师成、李彦、童贯、朱、王辅等，时称六贼。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但是他却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和书法家。他画的花鸟、人物、山水，描绘工细入微，尤善花鸟画，设色均净，富丽典雅，笔墨精妙，造型生动，神形兼备。除擅长绘画外，还兼善书法，风格挺健秀丽，称瘦金体，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赵佶一生生性轻浮，除了爱好绘画和书法外，他还嗜好女色如命，甚至，他竟然到青楼中幽会歌妓李师师。
李师师，生卒不详，北宋末年汴京名妓。本姓王，四岁时亡父，因而落入娼籍李家，改名李师师。据载，她气质优雅，通晓音律书画，芳名远扬开封城。当时的文人的笔记小说中记载着她与不少文人如周邦彦、晁冲之等人的交往。清人史梦兰有诗：“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师李，尽得承恩入禁城。”宋徽宗在位期间，自政和年间以后，也常微行出游，乘小轿子前往李师师家。由于李师师深得徽宗宠信，后来徽宗索性把她召入内宫，册封为瀛国夫人。李师师以枕边风，权势倾朝野，相传聚众梁山泊起义的宋江，打算归顺朝廷时，想利用李师师与徽宗的关系，也偷偷进入汴京访李师师。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兵进逼开封，徽宗将皇位让给太子钦宗。李师师失去靠山，“废为庶人”，并被驱出宫门，地位一落千丈。据《李师师外传》，她为了免祸，曾汇集徽宗赏赐的钱财，献给官府，以助河北军饷，并自乞为女道士。靖康元年，钦宗下令籍没李师师家。《三朝北盟会编》载“靖康之年，尚书省直取金银，奉圣旨：‘赵元奴、李师师，曾经抵应倡优之家，逐人籍没，如违并行军法’”。不久，汴京沦陷，北宋灭亡。经过这次变故，权势倾天的李师师成了一贫如洗的平民女子。不久，金兵第二次围攻汴京，并俘虏徽、钦二帝和赵氏宗室多人北返，而李师师的下落也变得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了。
李师师其人其事，频见于宋人笔记，综观历代记述，有关李师师的下落，大致有三种说法。
殉节说：有一本佚名的《李师师外传》，说金人攻破汴京后，对这位芳名远播的名妓“必欲生得之”，费了很大周折，还是由大汉奸张邦昌帮着找到了她。宴席之上，李师师慷慨陈词，痛骂张邦昌，而后吞金簪自杀。临死之前，她大骂张邦昌：“师以贱妓，蒙皇帝眷，宁一死无他志。若辈高爵厚禄，朝廷何负于汝，乃事事为斩灭宗社计？”清朝人士黄廷鉴《琳琅秘室丛书》也据此称赞她的殉国行为是大丈夫气概的表现，“师师不第色艺冠当时，观其后慷慨捐生一节，饶有烈丈夫概，亦不幸陷身倡贱，不得与坠崖断臂之俦，争辉彤史也”。认为这一行为将在历史上永放光芒。后世的通俗小说多沿袭这一说法。但对于这一记载，大多数学者表示怀疑，认为不过是后人借塑造李师师这一形象讽喻当世。
被俘北上说：李师师在汴京失陷以后被俘虏北上，到了北国咸州一带，被迫嫁给一个病残的老军为妻，最后凄凉悲惨地死去。后世的通俗小说不少沿袭这种形式的说法。但小说的作者主要是借人借事来抒发亡国的感慨，恐怕没有什么事实依据，因而学者多对此说持有异议。
老死江湖说：《青泥莲花记》记载：“靖康之乱，师师南徙，有人遇之湖湘间，衰老憔悴，无复向时风态。”张邦基《墨庄漫录》书中称李师师被籍没家产以后，流落于江浙一带，有时也为当地士大夫唱歌，“靖康间，李生与同辈赵元奴及筑毯吹笛袁、武震辈，例籍其家。李生流落来浙，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清初陈忱《水浒后传》继承了这一说法，说李师师在南宋初期，流落临安（杭州），寓居西湖葛岭，操旧业为生，“唱柳耆卿‘杨柳外晓风残月’”。宋代评话《宣和遗事》也有类似记述，但添加了“后流落湖湘间（今湘南一带），为商人所得”。宋人刘子《汴京记事诗》云：“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这个说法，凄凄切切，充满惆怅之感，颇有“门前冷落车马稀”和“落花时节又逢君”的苦味，很可能是时人的借托。
据情理分析，似乎最后一种说法较合情理。在汴京失守前，实际上李师师已废为庶人，当了女道士，她藏匿于民间，流落于江浙、湖湘一带是可信的。金军攻陷汴京后是根据降臣官员提供的名单索取皇宫妃嫔的，而李师师已不在京城，不可能在名单之内，因而说她被点名索取或被掳北国是不成立的。当然，李师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子，有关她的传闻，不免有许多臆测和讹传的成分。因而她的归宿究竟如何，恐怕永远是难解之谜了。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是非恩怨之谜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是非恩怨之谜
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北宋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他们曾经是相互倾慕的朋友，只是由于后来的政见不同而成为一对政治冤家。他们各自恪守自己的政治理想，毫不妥协。但他们又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尊重，也许用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木兰辞》来形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再恰当不过：“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好友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司马光《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交往）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游处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他们还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
据《邵氏闻见录》所引司马光的《斋记》记载，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为：“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式文有美者，读一过则成诵在口，终生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错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月辄无……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邵氏闻见录》称“荆公（王安石）、温公（司马光）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这些共同的品格和志趣，使得他们互相“倾慕之心，未始变移”，就连租赁住宅，王安石也宁愿和司马光做邻居。
在王安石即将被起用之际，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说：“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矣！”这年五月，司马光发现好友吕诲袖中藏有弹劾王安石的文章，非常不理解，对吕诲加以劝阻后，回到学士院默坐终日，想不出王安石有何“不善之迹”。
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赞赏的诗赋。王安石与司马光友谊的顶点是在他们共同担任馆职—皇帝文学侍从的时期。《宋人轶事汇编》记载“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时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终日，他人罕得预，时目为嘉四友。”
但是，好景不长，两人因为政见不同发生了分歧。1067年，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当时朝廷将要举行春季祭天大典。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命。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很可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著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
当司马光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他开始用激烈的言词弹劾王安石；而作为好朋友，他又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以尽益友之忠”。王安石在与宋神宗的谈话中，力排司马光的非议；但对这位好友，又“赐之诲笔，存慰温厚”。眼见无法改变局面，又与王安石因变法事绝交，司马光坚辞枢密副使，离开权力中心，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洛阳专心修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