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骑兵能横行欧亚，首要因素是蒙古骑兵拥有良好的军事素质和坐骑。蒙古人是擅长狩猎的游牧民族，终其一生在驰骋草原中度过。蒙古民族民风彪悍，团结，吃苦耐劳，他们从3岁开始就被绑在马背上，学习骑马和使用武器，尤其是弯弓。每一个体格健全的男子，在60岁以前都会被要求参加狩猎与战争。而蒙古部落联军，就是由部落全体成年男子所组成。蒙古马虽然身材矮小，跑速慢，而且越障碍的能力也远远不及欧洲的高头大马。但是，蒙古马却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的马，对环境和食物的要求也是最低的。无论是在亚洲的高寒荒漠，还是在欧洲的辽阔平原，蒙古马都可以随时找到食物。蒙古马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它们可以长距离不停顿地奔跑，无论严寒酷暑都可以在野外生存。同时，蒙古马可以随时胜任骑乘和拉车载重的任务，这样使得蒙古军队能持续作战。
其次，成吉思汗将蒙古军队的骑射蛮力与最高超的军事科技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在遇到蒙古军队之后，依靠城墙和水系固守，曾是其他民族抵抗的唯一方式。然而成吉思汗采纳了契丹籍重臣耶律楚材攻下城池不杀匠人的建议后，收容了大量汉、回等族的制艺能手并给予生活优待，随军制作营便能造出有效的攻城器械。成吉思汗深知实用技术的重要性，他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炮兵部队。这支新兵种抛射(不是用炮管发射)爆炸物，能轰开许多城垒，为铁骑打开突破口。蒙军还以重金收买海盗船商，不仅灭了退到海上的南宋小朝廷，还渡海直打到爪哇(如今的印尼)。在这种军队的攻击下，金朝亡国的哀宗曾叹道：“蒙古之所以常取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
蒙古军队还有异常严密的组织，而且调动起来灵活迅速。蒙古的军队是根据十进位的体系，即由十人、百人、千人、万人的部队所组织而成。各个部队的人数非常接近，可能是方便应付人员伤亡和损耗。万人部队是最大的作战单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作持续的战斗。这万名战士由大汗的一个亲戚或亲信指挥。两万人可组成一军。另外，大汗亲选一万名“体格矫健，技能好”的人，组成精锐的“护卫军”，在平时分为四班守卫，战时随大汗出征。而被征服的人民会被拆散分派到其他的部队之中，令其无法组织动员，以避免反叛。蒙古人在极其严厉的军法约束之下作战并共享战利品。在战争中遗弃战友会被判处死刑。这种严格的纪律，加上英明的领导和有效组织，让蒙古人的武力，从骑兵群提升为一支真正的军队。
在实战中，蒙古军队还继承和发展了先人的成功经验，创造了“大迂回”战术及“闪电”战术。蒙古军的“大迂回”战术源于蒙古族的围猎。他们把围猎中的技艺，娴熟地运用到战争中，它不以击溃敌人就算达到战争目的，而是用左右包抄的方式，将敌人包围，从不给对方留下一条逃生的出路。蒙古军队在战争中，还经常使用“闪电”战术。与蒙古军队相比，对手通常移动速度缓慢和谨慎，但蒙古人善于寻找机会去分散敌军的力量，然后集中自己的力量，以快速的袭击把敌人各个击破。他们会试图环绕或包围敌军，来制造局部优势。蒙古的轻骑兵并不能对抗重骑兵的攻击，所以他们会假装败逃来吸引敌军骑兵的穷追猛打，藉此消耗他们的体力，以降低其攻击实力；这时，原本走避的蒙古轻骑会突然折回反身成为攻击者。蒙古军队精于设下埋伏和突袭。蒙古军的将领也最擅长于应用侦察兵，并且在身处劣势的情况下，协调武力的调动以夹击敌军。
后勤保障是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成吉思汗对此非常重视，由于部队出征时只能携带有限的羊马，为充分食用这些牲畜，成吉思汗规定了专门的屠杀方法，使这些牲畜易于更长久的保存。据史料记载，成吉思汗差不多每到一处，就在五十、百里以内各设一驿站，以便于互通信息。在作战时军队之间相互联络信号方面，蒙古军队也都采取了妥善的办法和制定了必要的制度。例如除制定徒步和乘马联络外，用吹号、色旗互相联络等。
此外，蒙古军队还有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计划周详、时时刻刻对敌人施行的心理战术。如果蒙古军队想攻取的城市不愿意投降，那么，他们最终一定逃不掉屠城的下场。当时最大而兴盛的撒马尔罕和内沙布尔两城，就由于这个原因先后被夷为平地，居民无一幸免。这个消息传开后，别的城市就不敢抵抗。但是有的即使投降也不一定能避过厄运。基辅城中的俄罗斯王公投降前虽得到宽大保证，但最后还是给扔在饮酒祝捷的桌下活活压死。阿富汗西北边境赫拉特城的居民在听到赦免消息后走出城外，却被全部杀死，整座城也被夷为平地。
曾有史学家赞叹：“整个世界上，有什么军队能跟蒙古军相匹敌呢？战争时期，他们像受过训练的野兽，去追逐猎物。但在太平无事的时候，他们又像是绵羊，生产乳汁、羊毛和其他许多有用之物……”蒙古军队在横行欧亚的过程中，使众多城池得到灭顶之灾，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破坏，但同时却打开了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此间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传到了欧洲。成吉思汗个人辉煌的成就，也引得古今无数英雄竞折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不愧为“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的陵寝为何在“马背”上？
成吉思汗的陵寝为何在“马背”上？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是蒙古帝国的创始人，他不仅创建了有史以来疆域最大的中华版图，也给后世留下无数的猜想与谜团。《环球时报》上称其财富位列世界史上前十位，一位蒙古学专家预言：成吉思汗的陵墓里可能埋藏着大量奇珍异宝，里面的工艺品甚至比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还要壮观。这并非夸大其词，因为成吉思汗的陵墓里可能埋藏着他东征西讨，从20多个王国得来的无价珍宝，这也是吸引考古界人士多年来前赴后继、苦苦寻觅的原因。
但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殒落六盘山后，葬身何地一直是个谜，也是史学界久为争议的一个问题。难道，真如传说中的一样，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陵寝位于“马背”之上，到处移动，难觅其踪？
现存的成吉思汗陵园在伊金霍洛旗，只是一个衣冠冢，号称“八白室”。八白室顾名思义是由八间白色的建筑构成的，建筑雄伟，具有浓厚的蒙古民族风格。“八白室”原来是八座白色的毡帐，后来的蒙古人为了祭祀成吉思汗而为他建立了一座马背上的陵园。毡帐里供奉着成吉思汗的遗像，象征着墓地。这样的陵园既便于迁移，也便于祭祀，很符合游牧民族到处迁徙的特点。“八白室”迁移多处，最后迁到鄂尔多斯草原的伊金霍洛旗，里面有他的衣服、家谱，据说还有成吉思汗逝世前的最后一口气的灵魂也在灵塔里。但成吉思汗死后的遗骨究竟葬于何处，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也成为了一个千古之谜。
成吉思汗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关于他去世的经过，以蒙古文书《蒙古秘史》（也称《元朝秘史》）的记载为最早。据记载，在出征西夏前一年，成吉思汗在一次打猎时，从马背上摔下受伤，并发起高烧。当时进攻西夏的计划已定，成吉思汗本来要和平解决，但西夏将领阿沙出言不逊使成吉思汗大怒，于是抱病出征。虽然灭亡了西夏，但成吉思汗因为病重最终也死在军营里。
成吉思汗死在西夏灵州的军中，可是陵墓为什么安放在鄂尔多斯草原上呢？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为了满足他生前的愿望。700多年前，成吉思汗率军西征路过鄂尔多斯草原，看见这里水草丰美，鸟鸣鹿奔，不禁心旷神怡，连马鞭不小心掉落都没发觉，他的部下把鞭捡起想要交给成吉思汗，然而成吉思汗却说：“这里是强大王朝存在的地方，树木花草茂盛的地方，把马鞭就放在这儿吧！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就按照马鞭放的方向，死后就把我葬在这里。”不幸的是成吉思汗却在即将攻克西夏都城的紧要关头去世，为了不动摇军心，骗取西夏早日投降，他留下“秘不发丧”的遗嘱，由少数亲信将灵柩秘密运到传说中被成吉思汗所赞美过的地方安葬。为了不使外界知道他的死讯，亲信们在途中“遇人尽杀之”。到了地点后把灵柩深埋，并将墓穴填平，把草仍然覆盖在上面，恢复原来的样子，还让群马在墓地上任意践踏，等第二年青草长起，与茫茫大草原再看不出什么区别时才将军队全部撤走。他们为了使亲族想在祭奠他时找到埋葬地，就牵来一只驼羔，当着母骆驼的面将驼羔杀死并将血洒在墓地。骆驼有辨识自己血亲的天性，每逢祭祀时，人们把那只母骆驼牵来，它徘徊哀鸣的地方就是陵墓的所在地。
成吉思汗的陵寝在“马背”上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这主要是古代蒙古族特殊的葬制造成的。《黑鞑事略》一书中记载蒙古人“以马践蹂，使如平地”的习俗，讲到的就是蒙族实行土葬，但在地面上不留坟冢、碑记一类的标志物。元末人叶子奇的《草木子》一书也同样描写了蒙古贵族实行秘密潜埋的葬制习俗。他们死后一律被送到漠北墓区深埋，埋毕用万马踏平，待草长茂盛之后再解禁。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成吉思汗选择秘密埋葬的方式可能还有保密的目的。成吉思汗的一生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他生前率领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威震四海。但也使不少民族遭到了灭顶之灾，不少人对他可说是十分仇恨。成吉思汗清楚地知道除了政治上或民族仇视的因素，还有不少人会为了盗取王者墓中的宝藏而使他的墓葬遭到野蛮毁坏。成吉思汗不愿意自己身后也遭此厄运，因为在蒙古人看来，人的遗体一旦被挖掘，他的灵魂就难以超生。所以他选择了秘密埋葬的方式，不希望自己的陵墓被找到并被挖掘。因此，由于墓地上无任何标志，从而也就无法辨认灵柩真正的所在地了。数百年来，一直不断有人寻找成吉思汗的陵寝，但都没有成功。有人认为成吉思汗墓地在今蒙古国境内，也有学者坚持成吉思汗的陵寝在中国内蒙古，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成吉思汗葬在一处深水湖底或一条大河的河底。不久前中国新疆博物馆的考古学者还宣称他们最近在新疆北部阿勒泰山脉所在的青和县三道海附近，发现了一座人工改造的大山，很可能是成吉思汗的葬身陵墓。
但这些都缺少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成吉思汗的陵墓在何处，已成为难以揭开的千古之谜。
或许以后，人们会有幸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一览其奥妙，这都未为可知，但是，肯定的是，到时那一定会引起巨大的轰动，比秦陵兵马俑的发现不遑多让。
忽必烈远征日本为何会马失前蹄？
忽必烈远征日本为何会马失前蹄？
成吉思汗在中世纪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军事帝国，其孙元世祖忽必烈承继大统后，继承并延续了祖先征战的传统，四处征伐拓展疆土，几乎无往而不胜，但是在对日本的两次渡海作战中却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从而不得不打消了兼并这个弹丸小国的想法。我们先看一下忽必烈两次远征日本的过程。
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国书中，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的极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丽，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被日本以书辞无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此后几经出使，均被日本拒绝。
从至元十年（1273年）起，忽必烈开始着手部署征日战争。第二年，忽必烈第一次远征日本，他命忻都和洪茶丘，以900艘战船、1.5万名士兵开始了第一次远征日本。战争开始时对元军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十月，占领对马、壹歧两岛，继而进入肥前松蒲郡，日军不得不退守大宰府。可惜的是元军对日本本土地形不熟，夜晚只能在船上宿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一天晚上，博多湾出现了罕见的台风暴雨。日本群岛四面环海，除东北部沿海外，均被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暖流所环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潮，气候形成较温和潮湿的海洋性季风气候。在每年八、九、十月间，日本西部和南部常遭台风袭击，博多湾恰好正位于台风的袭击区内。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日本史书则称此役为“文永之役”。
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活动，称为“神风”。此后“神风”一词陪伴了日本人670多年，直到1945年。
自从蒙古军崛起于斡难河源以来，诸多战事鲜尝败迹，想不到战无不胜的蒙古大军竟然败在小小的日本手里，忽必烈当下非常恼火，发誓一定要拿下日本，以解心头之恨。此后，忽必烈加快了对南宋的战争，一边再次派遣礼部侍郎桂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等给日本写信，要求日本投降，否则将诉诸武力，然而日本受到上次战事的鼓舞，根本不听蒙古人的话，反而处斩了大元派来的使者，并加宽了日本与元朝之间的海防线，这让忽必烈倍受耻辱。1279年，元终于消灭了南宋，统一了中国大陆。忽必烈立即下令准备第二次攻打日本。
忽必烈第二次进攻日本是在1281年，忽必烈以日本斩杀元朝使臣为借口，集结了南宋新投降的军队10万人兵分两路远征日本。一路是派大将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等统率南宋降军10万，从浙江定海起航渡海，另一路由忻都和洪茶丘率领蒙古、高丽和北方汉军4万人组成，从高丽渡海。日本军队在箱崎、今津、志贺等地海岸构筑防御工事，对元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元军始终未能深入到日本本土。两个月后，历史又重演了，一场巨大台风又让希望撤退到海上的元军元气丧尽。这次东征又以元军大败而告终，北路军损失三分之一，南路军损失一半。
这样，忽必烈的两次东征日本都以失败而告终，战败的结果让他恼羞成怒，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东北女真人为他建造船只、高丽人为他提供粮食，准备再次征讨日本，但由于连年战争，国库亏空，财政吃紧，忽必烈不得不在1286年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
台风是忽必烈远征日本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众所周知的。那么，除了台风之外，忽必烈远征日本失利还有什么原因呢？
一是蒙古战船不适于航海作战。第一次征伐的战舰是高丽建造的，当时造船工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区仍在南宋军队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将造船的任务交给技术较为落后的高丽人。一方面，高丽对于造船很反感，认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会要求高丽参战，这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让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忽必烈强压的任务实属难事。高丽人在半年时间建造900艘跨海战舰，质量可想而知了。第二次东征虽然有江南军队参加，当时江南的造船技术虽然能够适应跨海作战，但是10万人乘坐的战舰不但数量多，而且还要能够进行作战，南宋又是新降之国，民族仇恨尚未淡化，何谈为元出力？质量劣等的战舰一旦遇上台风，其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是元军统帅指挥失误和军队的厌战情绪。海战与陆战有着根本的不同，军队统帅洪茶丘、忻都等人本不习海战，继续采用陆战的方法，他们占领对马、壹歧、鹰岛等岛屿后，没有及时在上面安营扎寨，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反而在占领后又在夜间回到战船上，而且为防止战船在海上颠簸，竟然将大多数舰船连在一起，犯了兵家之大忌，所以当台风来袭时，他们张皇失措、无处可逃，被刮入大海者不计其数。加上当时忽必烈连年发动战争，造成经济凋敝，尸横遍野，老百姓生活疾苦，而且元朝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契丹、女真、汉族等地位低下，饱受欺辱，因此民间反战情绪很高。元朝军队中，又组织混杂，既有蒙古人，又有被征服的契丹人、汉人，战斗中根本不可能团结一致，而且在发动对日本的战争中，忽必烈强令高丽国制造战船，提供粮食，引起了高丽人民的强烈不满，所造战船质量低下。远征军中蒙古、汉、高丽等各族将领统帅很难协调一致，各路军士也无心恋战，战斗力自然大打折扣，并最终导致了两次远征的失败。
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
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
马可·波罗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是意大利威尼斯人，生于1254年，自称1275～1291年在中国居留，游历了中国的许多地方，1295年马可·波罗回到家乡威尼斯。1298年9月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一场中世纪少有的大海战，战败被俘囚禁。他于狱中口述东方见闻，由同狱作家鲁思梯谦笔录成书，叫《东方见闻录》即《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和我国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以及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世界著名的东方三大旅行记。在人类旅游史上享有盛誉。但当时人们大多不相信马可·波罗的话，马可·波罗弥留之际，朋友还要求他收回其胡言乱语，他坚决地说：“我所说的还不到我所见到的一半!”14世纪以后，他的游记才得到认真对待，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主要典籍，到20世纪末，各种文字的译本超过了120种。
正是《马可·波罗游记》这样一部介绍中国文明的奇书，使意大利热那亚人哥伦布深受影响，导致了他开辟由欧洲到美洲航路的壮举。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讲述了自己史诗般的中国之旅以及他返回意大利的经过，他的书是欧洲的经典文学作品。他已经成为沟通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圣人，他的名字妇孺皆知。可是却不断有学者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这是为什么呢？
1965年，德国学者福赫伯在一篇报告中说，马可把思玛因向忽必烈进献抛石机的功劳记在了自己的头上，而据史料记载，此时他却还在去中国的途中。另外，中国史籍上没有任何马可在扬州当过官的记录，一个外国人在文化经济发达的南方商业中心当官而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这是不可能的。1982年4月14日，克雷格·克鲁拉思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马可·波罗到达中国没有？》一文。提出几点怀疑：一、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根本找不到一条可供考证马可·波罗的材料；二、书中的很多统计材料都是值得怀疑的，就连蒙古皇帝的家谱也说得含混不清；三、中国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东西——茶和汉字，书中只字不提，还有对欧洲人来说很先进的印刷术也没有提到；四、书中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都是波斯叫法。因此，马可·波罗可能只到过一些中亚国家，他可能和一些到过中国的波斯商人交谈过，或是在波斯看到了关于中国的文字介绍，加上道听途说才拼凑成了《马可·波罗游记》。
认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专家针对以上疑问，分别给予了回答。第一，中国的史籍浩若烟海，在没有把该查到的典籍都查到以前，作出否定的或肯定的结论都有困难。而且700年来扬州地区编撰了大量的地方志，至今只有6本被发现。如果仅仅依靠现有的几本就得出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的结论是不严谨的。所以一些史学家虽然早就发现了问题，仍只是抱存疑的态度。
第二，马可·波罗的口述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是在离开中国几年后，凭借记忆口述给其他人记述，他对很多事情，甚至一些重要细节总会有所遗漏或者记错。我们不能强求古人，把我们自己换到他的位置上，我们可能会漏掉更多的东西。
第三，至于《马可·波罗游记》中为何没有提及筷子、茶叶、长城等。元朝实行社会等级制度，第一等级是蒙古人，第二等级是色目人(突厥人、回族人等，也包括欧洲人)，他们都是特权阶层。马可·波罗属于色目人。在等级制度下，他在中国的生活圈子很小，基本局限于蒙古人、色目人中，而这些人吃饭是不用筷子的。当时，蒙古人和色目人也不喝茶，比较流行的饮料是马奶、葡萄酒和果子露。
第四，马可·波罗是从中亚抵达中国的，他用波斯文的《导游手册》中的叫法来称呼中国的地名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那么《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朝政府在灭掉南宋后，大量拆毁南方的城墙等事情就很难解释了，因为马可·波罗是记述此事的唯一一个外国人。如果没有到过中国，他能从哪里抄袭呢？马可波罗还在书中写道忽必烈曾下令在国家主要道路的两侧栽植树木，给行人提供荫凉，指示方向。这条记载和同时期元朝法律的规定是一致的。元代的法令汇编《元典章》、《通制条格》等都收录了忽必烈的这项命令。
不仅如此，在《马可·波罗游记》和马可·波罗叔父的遗嘱中都提到了蒙古大汗的牌子。这是由蒙古帝国中央政府发放的一种身份证明，一般用金银等贵重金属制作，持有者享有特权。有关的史籍记载显示，只有那些为政府或权贵服务的人才能得到这种牌子。马可·波罗不但在书中详细记载了蒙古帝国的各种牌子，还提到忽必烈以及远嫁西亚的蒙古公主赐给他金牌。他的遗产登记表明，直到他去世时蒙古大汗的金牌仍在他手中。这一点不但说明马可·波罗的确到过中国，还证明他在元朝的身份相当特殊，绝非普通商人。如果没有到过中国，马可·波罗根本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涉及元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大量细节的著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同时期的欧洲、西亚、中亚文献对元代中国的记述如此翔实。
由此可见，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但他在书中有过于夸张的描述，这也许由于其对亲历中国这一难得经历的炫耀心理而已。
西夏遗址黑水城之谜
西夏遗址黑水城之谜
在我国的北部边陲，历史上闻名的居延海南侧，有一座城墙保存完好的古城遗址，从城内市井建筑的颓垣断壁可看出昔日街巷的布局，从城外残存的田畦沟渠可想到当年农业的兴盛。这就是有名的黑水城，蒙古语称作哈拉浩特(意为黑城)。传说过去黑水城是西夏都城，最后一位君主号称黑将军。他英武盖世，所向无敌，在与汉族争霸中原时，出师不利，退守孤城。中原大军久攻不克，见城外额济纳河流贯其间，便以沙袋塞其上流，断绝城中水源。守城者于城内掘井，至极深而滴水未见。黑将军被迫全力出战，未战前，以所存白金八十余车连同其他珍宝倾入井中，又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小，以免落入敌手，然后率士卒出战，终因寡不敌众战败身亡。中原军队攻陷黑水城后，大肆搜寻而未能得见宝藏。这一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但其中藏宝的传说却吸引着不少人。抛开这一传说，西夏王朝是怎样历经兴衰的？黑水城真的是西夏的都城吗？历史上的黑水之城到底是怎样被抛弃的？它又有哪些令人叹息的故事呢？
西夏，是一个800年前在我国西北与宋、辽（金）鼎立189年历史的封建王朝，它以党项族为主体。党项族，最早居住在今天的西藏、青海、四川等省区的交界地区。在隋末唐初的时候，羌族中的党项族开始兴盛起来，他们以姓氏为部落的名称，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在党项族的许多部落中，尤以拓跋氏最为强大。到了唐禧宗时，以党项族的领袖拓跋思恭镇压起义有功，于公元883年将其晋爵为夏国公，赐皇姓“李”。从此以后，拓跋思恭逐渐形成一支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五代十国时期，他们乘乱扩张势力范围，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到了1038年(夏大庆二年十月十一日)，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于都城兴庆府南筑台受册，即皇帝位，国号大夏。因其地处西北，又在黄河以西，所以史学家称之为“西夏”。
“西夏”地方割据政权建立以后，同宋朝时战时和，1115年，金灭辽。宋室南迁之后，西夏对南宋、金都采取和好政策，并广泛吸收汉族生产经验和技术，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当时，尽管形式上西夏必须向宋、辽称臣纳贡，实际上，它已经完全成为西北的一大军事强国。西夏当时的疆域达到“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形成了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面。
黑水城始建于11世纪初，是西夏王朝设在北部边境的一座重要的军事城堡，城堡早在西夏王朝正式建国以前就已建成。尽管城市规模较小，但因它是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必经之路和交通枢纽，所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西夏建国后，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管理，以防东面辽国和漠北蒙古的侵入，西夏王朝曾先后调集两个统军司来驻守黑水城及整个居延地区。并将大批人口迁到黑水城一带定居，让他们在当地屯垦造田、生产粮食，以满足大批军民的生活需要。
到西夏鼎盛时期，黑水城已不再是一座单纯的军事城堡，逐渐变成一座经济、文化都较为发达的繁荣城市。当时的黑水城内，官署、民居、店铺、驿站、佛教寺院以及印制佛经、制作工具的各种作坊布满了城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1226年，北方蒙古汗国的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征伐西夏，首先攻克了黑水城，并由此南下，直取西夏的国都中兴府，次年，西夏灭亡。元朝建立后，由于黑水城是漠北通往内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元朝统治者不仅派遣了大量军队来黑水城驻防，还从各地迁来许多汉族和蒙古族人，来这里与当地人共同发展农牧业生产。这一时期的黑水城继续发展，成为了当时的繁华城市。是当时“北走岭北、西抵新疆、南通河西、东往银川”的交通要冲和元朝西部地区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
但是好景不长，14世纪中叶，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的绿洲被沙漠吞噬，变成了一片荒漠，昔日繁华昌盛的黑水城也变成了一座废城。
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受黑水城传说的吸引，为了寻找那藏在井中的大批珍宝，他率队来到我国进行“探险”。此时正值我国腐朽的清王朝行将崩溃，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文化侵略失于防范。当年3月科兹洛夫终于找到了哈拉浩特，并在这里进行了发掘。1909年5月，他们从西藏东部返回时又重到哈拉浩特，对这座古城再一次大肆发掘。他们虽然没有找到所曾幻想的“神秘宝藏”，但却在城外的一座塔内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文献。其中既有刻本，又有写本，既有大量的佛经，又有多种多样的世俗文献。除此之外，还有汉文、回鹘文、蒙文、叙利亚文、突厥文等多种文献。此次发掘甚至被称为找到了一个“完整的书库”。这批文献运到彼得堡(列宁格勒)后，共编了8000多个编号，大约有两千册书。
科兹洛夫的野蛮发掘给黑水城遗址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他在黑水城周际一共挖掉了30多座原先保存完好的佛塔，几乎毁了黑水城80％的塔！科兹洛夫因为他的野蛮行为，在离开黑水城时似乎“良心”有所发现，他在自己的“考察记”中这样写道：“随着考察队与死亡之城距离的增加，不由自主的难过之情越来越强烈地控制了我。我仿佛觉得在这毫无生命的废墟中，还存留着为我所亲近、珍视以后将不断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还有一些我舍不得与之别离的东西。我无数次的回望这座被尘土遮盖的城堡，在和自己‘苍老的朋友’告别时，我带着某种可怕的感觉意识到，哈拉浩特城（黑水城）现在只耸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塔了，这座塔的内容已经无可挽回地死亡了——被人类的好奇心和求知精神给摧毁了……”
失色的黑水城，成了今天那些仍然在关注着西夏文化的人们心中永远的痛。此外，就要被大漠掩埋了的它向人们证实着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今天被湮没在沙海里的城池是西夏王国当年最漂亮最发达的城市，而这里的每一个沙丘都是牧人们当年的家！发白的牛骨、残存的瓦砾、考古专家刚刚发现的600年前的儿童干尸都在向人们述说着黑水城的过去。而黑水城的败亡之谜也吸引着我们继续向前探索……
古墓怪异符号暴露契丹失踪之谜
古墓怪异符号暴露契丹失踪之谜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有一个以“镔铁”自称的民族，他们就是契丹民族，这个剽悍勇猛、好战威武的民族，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曾经挥斥长城内外，饮马黄河。在最强盛时期，曾经雄霸中国北部半壁江山，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民族，自明代以来就集体失踪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契丹人究竟去了哪里？他们还有没有后裔？寻找这个失踪的民族，成为一个诱人的历史之谜。
据《辽史》记载，辽灭亡后，至少还有两大部分契丹人留了下来。一部分是契丹末代皇帝的追随者，另一部分是聚居在辽国南部的契丹人，还有一些散居各地的契丹军民。黄河流域不断出土的文物说明有的契丹人被女真人降服，有的向北回迁到契丹的发祥地，也有人和北方其他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体。事实上，在金朝统治时期，契丹人不断举行起义。当蒙古族兴起后，契丹人纷纷投靠，想借助成吉思汗恢复本民族的地位。这也从侧面证明，到元代初期，契丹人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
那么，几百万契丹人到哪里去了呢？
有人认为契丹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了。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虽然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当地民族完全同化了。但他们对西方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致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也有人认为契丹民族没有被融合，他们作为一个民族仍然存在。一种说法认为，生活在大兴安岭、嫩江和呼伦贝尔草原交汇处的达斡尔人，就是契丹人的后裔。达斡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就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斡尔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等内容，找到了大量证据证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但这些只是间接的证据，具体定论尚待进一步的证明。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契丹部落最后流落到了云南地区。他们的根据是，在云南施甸县，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文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他们分布在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据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1990年以来的调查，“本人”的先祖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契丹人。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还发现了一本《勐版蒋氏家谱》，其中记载着蒋氏家族的来源：“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这个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勐版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为了解开契丹民族的神秘失踪之谜，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利用了DNA技术。他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经过现代科技手段的支持，契丹民族消失的千古之谜终被解开。即使如此，由于契丹族100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早已经不存在了。
济公和尚原型是位博学高僧
济公和尚原型是位博学高僧
“济公”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罗汉化身的济公在人间惩恶扬善、治病救人。老百姓将他视为“活佛”，而那些为富不仁、坏事做绝的恶人则对他又恨又怕。那么，济公其人是否真的存在？他是何许人也？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济公的传说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六朝以来，浙江南部的天台山就是充满神秘色彩的佛教圣地，晋代《西域记》把天台石桥方广寺称为五百罗汉显化之地；唐代被称为三贤的寒山、拾得和丰干，就以疯癫著称，因此，天台在历史上就流传着许多罗汉、颠僧的传说。
济公其实是一个有史可查的人物，最早记录见于南宋高僧释居简《湖隐方圆叟舍利铭》和释如《赞济颠》。济公，法名道济，他的高祖李遵勖是宋太宗驸马、镇国军节度使。父亲李茂春和母亲王氏住在浙江天台北门外永宁村。李氏家族人丁不是很旺盛，但因历世仕宦，家境富裕，也称得上是天台的望族了。赭溪西岸的一大片田地，就属于这个家族所有，至今人们还称作“李家”。李茂春年近四旬，膝下无嗣，虔诚拜佛终求得子。济公出生后，国清寺住持为他取俗名修缘，从此与佛门结下了深缘。
少年济公成长在赭溪畔，读书于赤城山。由于受天台山“佛宗道源”和李府世代积善信佛家族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萌生了出家的念头，先入国清寺，后投奔灵隐寺瞎堂慧远，这位“佛海禅师”为济公授具足戒。
济公被人们神化为“活佛”，不是偶然的，而是他扶困济贫、除暴安良的行为得到了大家的尊敬所致。济公出家后，不像其他世俗和尚那样守着寺院的清规戒律循规蹈矩地生活，而是成天吃荤喝酒，衣衫褴褛，浮沉市井，救死扶弱。不过，在一般僧俗眼里，道济的言行出格，被认为不是正常的人。有的僧人向方丈告状，说道济违犯禅门戒规，应责打并逐出山门。谁知，方丈瞎堂慧远一边口宣：“法律之设原为常人，岂可一概而施！”并在首座呈上的单纸上批了：“佛门广大，岂不容一颠僧！”此后无人再敢诟逐。瞎堂圆寂后，道济去净慈寺投德辉长老，后来做了书记僧。
济公破帽破扇破鞋垢衲衣，貌似疯癫，实际上却是一位学问渊博，行善积德的得道高僧，被列为禅宗第五十祖，杨岐派第六祖。由于济公法行高超，达官贵族都以与其结交为荣，但是，道济却轻易不入侯门，而用他精湛的医术为老僧、贫民悉心治疾，疑难杂症多得根治。净慈寺失火后，他自撰榜文，前去严陵山一带募化，使之恢复旧观。他好打抱不平，息人之争，救人之命。于是人们又以他扶危济困而称之为“济颠”，尊之为“济公活佛”。济公诞生时正好碰上国清寺罗汉堂里的第17尊罗汉（即降龙罗汉）突然倾倒，于是人们便把济公说成是罗汉投胎。黎民盼望救星，社会呼唤英雄，当人民十分需要圣贤的时候，高僧就成了活佛，凡人道济成为历代供奉祭祀的神灵，其成佛后的尊号长达28个字：“大慈大悲大仁大慧紫金罗汉阿那尊者神功广济先师三元赞化天尊”，集佛道儒于一身，堪称神化之极致。
不过，也有人认为，济公的原型为金陵高僧宝志，是南北朝时建康（南京）人。宝志，自小出家，住京师(即建康)道林寺，修习禅业。又曾向西域来的著名禅师学习禅法。至宋明帝泰始(465～471年)初年，忽然出现反常行为，居止无定，饮食无常，留着长长的头发，喜欢赤脚走街串巷。出门时总是扛着一根锡杖，杖头挂着剪刀和镜子，或者挂一两匹布帛。他那诡异乖张的行止，常常招致人们的好奇和讪笑。
据《南史·陶宏景传》后面所附的沙门宝志事：“宋泰始中（468年）见之，出入钟山，往来都邑，年已五六十矣。宋齐之交，稍显灵迹，被发徒跣，语默不伦……好为谶记，所谓志公符是也。”这样一直到南齐建元中(479～482年)，宝志有时一连几天不吃饭，而没有饥饿的神色；有时言辞闪烁隐晦，难以捉摸，事后却发现他说的话都应验了。不时自编自唱半通不通的歌谣，结果都成了某些大事的预言。
据说梁武帝在位时，宝公有诗云：“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复有四，城北火酣酣。”梁武帝38岁做了皇帝，83岁时他曾“舍身”当和尚的所在地同泰寺发生火灾，火起之日为四月十四日。宝志和尚的话都得到了应验。在此之前的齐武帝，曾将他关押起来，次日，人们却在大街上见到了他。齐武帝很惊讶，亲往狱中察看，却见他依然在押。齐武帝无奈，只好恭请他出狱，对其敬奉有加。
天监十二年的一天，宝志忽然将寺中的金刚像搬出，自语道：“菩萨当去。”到了第二天就无疾而卒。宝志死后，梁武帝女儿永定公主出资，在钟山玩珠峰开善寺（明初称蒋山寺）前为他建塔下葬，称宝公塔。琅琊王筠奉命为宝志撰写碑文，文词丽逸。后人便依此碑文演误其名为道济，朝代为南宋。
到了明初，朱元璋为了营建孝陵，选中了蒋山寺这块风水宝地，决定迁移蒋山寺及宝公塔。谁知在拆塔掘基时，却见宝公尸体未腐，手缠腰，发披体，容貌如生，朱元璋视之生畏。遂许愿金棺银椁，以葬宝公。随后将其移至钟山东南麓，重建寺塔，即今之灵谷寺、宝公塔。
不管济公的原型是谁，济公的既颠又济，他的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彰善罚恶等种种美德，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独特而美好的印象，人们怀念他、神化他。他也成为人民心中的活佛，反映出济公形象的广泛亲和力。
敦煌藏经洞用壁画封闭千年之谜
敦煌藏经洞用壁画封闭千年之谜
位于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莫高窟诸多洞窟中，最为驰名的首推第17窟——藏经洞。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始于十六国，终于五代宋初，历时近7个世纪，因而，敦煌的这些文献写本本身也是研究中国书法的活资料。而文献中除大量汉文文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非汉文文献，如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梵文、突厥文等，这些多民族语言文献的发现，对研究古代西域中亚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