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藏满瑰宝的藏经洞竟是在无意中被发现的。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即1900年的6月22日，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原本是沧海一粟，一个瞬间而已。然而，正是这一天，一位道士的偶然之举，改变了莫高窟的命运。王圆箓（1849～1931年），道号法真，湖北麻城人。1897或1898年，他云游到敦煌莫高窟时，发现莫高窟前的木质栈道大都毁坏，堆积如山的流沙因长期无人清理而把最下层的许多洞窟给掩埋了。于是，他雇佣杨某帮其清理积沙。这天，杨某在休息抽烟之后。当他把点烟燃剩的芨芨草无聊地插进甬道北壁的裂缝时，芨芨草竟插不到底。杨某异常惊讶，用手敲了敲墙壁，感觉里面是空的，便立即报告了王道士。等到夜深人静之时，王、杨二人打开墙壁，去掉封泥，找到洞口，眼前的一切在烛光的照耀下令二人惊呆了：高约2米、宽约2.7米的洞窟里堆满了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纸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就这样被王道士二人在无意间发现了。
当你站在洞窟门前，望着这小小的石室，定会思绪万千，满腹狐疑。里面曾经堆置的50000卷震惊中外学术界的经卷、文书，是什么时候、什么人、由于何种原因存放的？何时将洞门封住，轻松地抹上泥皮，绘上了壁画？
敦煌学专家、学者钻进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资料中仔细地查阅，从未找到解谜的文字记载，只好另辟途径，根据其他历史资料进行推断，提出了多种假说，试图解开这个千古之谜。主要说法有这样几种：有人认为洞中的文书是敦煌各寺院集中在一起的废弃物，即所谓“废弃说”；还有人认为洞中的文书是因为避免战乱而有目的地藏起来的，即所谓“避难说”。
主张“废弃说”的代表人物是斯坦因，他是第一个来掠取这批宝物的外国人。斯坦因是匈牙利人，当时在英国所属的印度政府供职。他是一位考古学家，在藏经洞未发现之前，曾三次到中亚探险。当他得知敦煌发现古董时，于1907年来到了敦煌。几经周折，终于买通了王道士，他从中挑选了许多好的写本、绢画等，拉了满满24箱写本和5箱艺术品，经过长途跋涉，于1909年运到了英国伦敦，入藏伦敦大英博物馆。他对这批写本和绢画进行研究，他认为这些经卷文书都是当时敦煌僧众抛弃无用的废品。因佛经众多，为尊重佛法佛典，这些用过的经品既不能丢弃，也不能烧毁，只好用这个石室封存起来。而且藏经洞内没有整部大藏经和其他珍贵物品，大多是残卷断篇，夹有不少疑伪经，甚至还有不少错抄的废卷和涂鸦之杂写，乃至作废的文书与过时的契约，等等。在藏经洞封闭时，即曹宗寿当政时期（1002～1014年），敦煌僧侣已向内地请求配齐了大藏经。并向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银字大藏经，还有锦帙包裹、金字题头的《大般若经》。整部大藏经没有被收藏，收藏的反而是残经破卷正是因为这些东西在当时实在没有实用价值被废弃了。
日本学者藤枝晃也主张“废弃说”，但他认为废弃的原因是随着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印刷的佛经取代了卷轴装的佛经；图书馆的重新布置导致了原来的卷轴佛典遭到废弃，时间是在1002年以后不久。
主张“避难说”的代表人物是法国人伯希和，他是一位汉学家，不仅精通汉语，而且还精通中亚的几种文字，当他得知敦煌莫高窟有古代写本的消息后，1908年，他到了莫高窟，虽然洞内的宝物已被斯坦因洗劫了一部分，但他仍然从剩下的珍品中掠走了许多珍贵文物。伯希和根据他所掠取的文书，认为这些文物是为了避免当时的战乱而被封起来的。唐代发生了“安史之乱”以后，驻扎在敦煌的军队被调入内地平定叛乱，经卷和文书被藏于石室中封闭保存，是莫高窟的僧人为躲避战乱，使经卷文书免于战火而存放的。
中国有的学者也主张避难说，但在具体封闭时间上又各不相同。最有代表性、较普遍的说法是，宋初西夏人占领敦煌之前，千佛洞下寺的僧人为躲避战乱，临走前便把经卷、佛像、杂书等藏入洞内封闭。待战乱过后再回来启用。谁知这些僧人一去不返，杳无音讯，此洞便成为无人知晓的秘密。
又有一种说法把封闭时间定为宋绍圣年间（1094～1098年），认为藏经洞的封闭与伊斯兰教的东传有关。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哈拉汗王朝向宋朝要求出兵攻打西夏。宋朝表示赞同。这一消息传到敦煌，佛教徒们惊慌失措，恐惧万分，便采取保护措施，将千佛洞的经卷、佛像、文书全部集中堆放进石室封闭，免受其害。还有宋皇之后（1049年）说、曹氏封闭说、元初说、元明之际说等，均为逃避战乱说。
以上有关藏经洞的封闭原因，众说纷坛，莫衷一是，迄今仍无定论，有待进一步挖掘旁证资料，解开藏经洞封闭之谜。
中国僧人头上的戒疤是怎么来的？
中国僧人头上的戒疤是怎么来的？
戒疤又称香疤。指佛教徒为求受清净戒体而燃香于身上所遗留的疤痕。众所周知，佛教中有剃度制度，即凡是出家当和尚或尼姑的人都要剃光头发。实际上，从东汉开始传入我国的汉传佛教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剃度仪式外，还有“清心”仪式。即入寺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成绩优秀者，老和尚会用线香为他们点上僧侣生涯的第一颗戒疤，称之为“清心”。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如果表现良好，则有资格得到第二个戒疤，名为“乐福”。一般而言，如果顺利的话，庙里一些年长的老和尚大多可以拥有五六个戒疤；而像少林寺等重要寺庙的住持，则是有八或九个戒疤的“高级和尚”或是“特级和尚”。而第十个戒疤却不是一般和尚所能拥有的，除了达摩祖师、六祖禅师以外，在中国十个戒疤的“首席和尚”拥有者不超过五个。
为什么出家人头上以前会有戒疤呢？戒疤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关于其起源，依谈玄《中国和尚受戒·香疤考证》所述，相传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沙门志德住持金陵天禧寺时，受到元世祖的尊崇，他传戒时，规定受戒者每人燃香于头项，受沙弥戒的燃三炷香，受比丘戒的燃十二炷香，作为终身之誓。这样一个小小的发明，后来居然悄悄地流传开来，并且世代传袭下来，逐渐演变成惯例。后世中国佛教徒往往以此表示自己的信心，出家人之烧戒疤更成为是否受戒的辨识方式。然而这并非是佛教的原创制度，而且为中国所独有，并未见于其他国家。
还有一种说法是，宋末，蒙古军队一路南征，所到之处青壮年男子要么被屠杀，要么被强征服劳役，但是蒙古军队对出家的僧人却从不为难，盖因当时蒙古上层推崇佛教。因此汉地青壮年纷纷剃发穿起袈裟，扮作出家人以躲避刀兵劫。出家人陡然增加，令蒙古军队无法分辨真伪，因此蒙古统治者以烧戒疤来区分是否是出家人，而且烧了戒疤以后是不允许还俗的。因为烧戒疤要忍受剧烈的疼痛，而且日后无法还俗，因此很多人不得不放弃假出家这种方式。从元朝以后，一直到中国佛教协会废止烧戒疤止，戒疤成为了汉传佛教的一个特色。
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和尚烧戒始于南朝梁代的梁武帝，梁武帝是个狂热的佛教徒，他曾三次舍身佛寺当和尚，又三次被大臣用重金向寺庙赎回。当时，他大赦天下死囚，令其信佛当和尚。但又怕他们逃出寺院，重新犯罪，就以黔刑（在脸面刺字的一种刑法）为范本，在头上烧上戒疤以便随时识别，加以捕获，此即中国佛教徒烧戒的开始。后来，烧戒被认为是入佛门苦修的开始，逐渐适用于所有的和尚。
实际上，烧戒疤与舍身供养的佛家思想密切相关，《梵网经》四十八轻戒之第十六条说：“若烧身、烧臂、烧指；若不烧身、臂、指供养诸佛，非出家菩萨。”《大佛顶首楞严经》卷六说：“其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地，能于如来形像之前，身燃一灯，烧一指，及于身上一香炷，我说是人无始宿债一时酬毕。”又《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中说：“有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烧身、烧臂供养诸佛。”从这几段经文的内容，说明了原来烧身有二重意义：一、是用以表申至高无上的供养；二、为了消除业障。至于燃烧的位置，则不局限于头顶，身、臂、指都是可以的。
1939年，普利普·摩勒曾在南京、浙江间的宝华山隆昌寺见到了和尚受戒的全过程，并在他所著《中国佛教寺院》一书中对于如何烧戒疤作了详尽的记录：“沙弥将祈祷毯紧紧裹在颈项上，手拿着在前项典礼领得的小红袋。袋里装着12到14颗用艾草作成的黑色小粒艾绒，每颗约一公分高。沙弥面前站着主事和尚中的一位，他把用龙眼干作成的蜡，涂在左手拇指上。从递来的小红袋中取出易燃的艾绒后，这位和尚将蜡涂在艾绒底部，再一个个放置在沙弥头皮上点有小圈的部位。接着，他拿起纸捻迅速点燃12粒艾绒。他一个人，或者再加上一位站在沙弥（现在跪着）身后的助手，用手紧按着沙弥的头，使头部固定不动。由于灼痛，沙弥必定会发出不由自主的动作，这时艾绒可能翻滚，烙疤在错处，因此这道程序以及在颈上裹毯都是必要的。在准备阶段，以及艾绒点着、燃烧时，沙弥及助理和尚不停念着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或阿弥陀佛。当12个炽燃的小点逐渐接近头皮时，我们几乎可以根据念佛的节奏，衡量痛楚的程度。佛号在沙弥口中越来越快地重复，音调也逐渐上扬，最后─通常是火烧着头皮的刹那─在痛喊声中停止，艾绒大约燃烧一分钟左右。”
烙疤不仅会给受戒者带来疼痛，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还会引起视力与视觉系统的损伤。烙疤后睡觉，也会引起短暂的血液中毒，以及视力减弱或失明、头肿胀等。为帮助沙弥保持清醒，寺院会允许他们随心所欲漫游全寺各个角落，见见男人与女人，到客堂、方丈室，等等，利用天生的好奇心，帮助他们保持清醒。
由于烧戒疤会带来严重的身体损伤，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问题的决议》。该决议中说：受戒时在受戒人头顶烧戒疤的做法“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康，今后一律废止”。从此以后，新受戒的汉族僧人，头顶上再也不会有戒疤了。
日月复明——
大明王朝隐秘岁月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明朝共造出航海“宝船”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普通“宝船”的实际尺度虽无记载，但也是“体势巍然，巨无与敌”。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部著作中记述：“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决不干预恩仇。”这只是表明戚继光在治军方面的态度，没想到以讹传讹，竟然衍生出他斩子的故事。
仔细研究历史，或许我们能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原来李自成并非败于清军和吴三桂，而是败于当时肆虐横行的鼠疫！
几百年来，潘金莲一直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成为妖冶、淫荡、狠毒的典型！我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潘金莲这个人吗?
大明王朝建文帝下落之谜
大明王朝建文帝下落之谜
建文帝朱允，太子朱标的次子，朱元璋之孙。由于朱标早逝，朱允被册封为皇太孙。朱元璋死后，朱允即位，年号建文。朱元璋在位之时，为了巩固大明王朝，实权始终掌握在朱姓子孙的手中，他先后分封自己的子孙为藩王，分驻全国各要害之地，这些分封藩王都手握重兵，称霸一方，朱元璋在世之时，都还老老实实，不敢有什么非分之举。但朱元璋死后，他们根本不把懦弱无能的建文帝朱允放在眼里，个个飞扬跋扈，不服从中央政府的管辖。
为了削除地方藩王对中央皇权的威胁，建文帝采纳了齐泰、方孝孺等人的建议，厉行削藩之策。这一措施触动了众藩王的利益，于是，对朱元璋安排朱允继位本来就心怀不满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借口发动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战斗，朝廷军队最终难以抵挡强大的燕军，朱棣率军攻进了南京城。建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明史第一谜案。因为建文帝在太祖严苛统治之后，力行宽政，所以他的遭遇引起了无数人的同情，他的下落就格外引人好奇，在各种野史、戏剧里可以看到人们无尽的猜测和演绎。
据永乐年间《太宗实录》和《明史稿》的记载，燕王挥师渡过长江，兵临南京城下后，建文帝求和不允，只好死守，但是他的主帅李景隆却打开金川门迎燕王大军入城，满朝文武纷纷投降。建文帝眼看大势已去，不得已下令焚宫，顿时火光熊熊，建文帝携皇后马氏，跳入火中自焚，妃嫔侍从等，大都亦随其蹈火而死。朱棣看到宫中火起，急忙命人前来抢救，可惜没有来得及。从灰烬中找到建文帝烧焦的尸体，燕王朱棣不胜悲戚，抚尸痛哭，说他只是前来帮助皇帝学善，你又何必自寻死路呢？事后，朱棣备礼以葬建文帝，遣官致祭，辍朝三日。《明史·成祖本纪》及《明史·方孝儒传》均持此说。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建文帝并没有死，而是逃出南京，到了贵州的一个寺庙当了和尚。据说，在燕王朱棣围城之后，建文帝无可奈何，遂想一死了之。此时少监王钺告诉他：你祖父临死时，给你留下一个铁箱子，让我在你大难临头时交给你。我一直把它秘密收藏在奉先殿内。群臣急忙把箱子抬来，打开一看，里边有三张度牒，所谓度牒就是做僧人的身份证，上面写好了建文帝等三个人的名字。还放着三件僧衣、一把剃头刀、白金十锭、遗书一封，上面写道“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建文帝一看，便明白这是太祖皇帝早就预料到自己会有今天，传此密匣，告知自己剃发为僧，从密道出逃保命。按照密匣的指示，建文帝剃发做了和尚，从鬼门逃出宫去开始了浪迹天涯游行四方的僧人生活。
建文帝化装出逃之后，皇后马氏为了掩护他，命令太监放火烧城，然后自己跳入火海，自焚而死。第二天朱棣攻入皇宫之后，搜寻建文帝的下落，太监、宫女们迫于压力，便谎称建文帝已自焚而死，并指认皇后的尸体就是建文帝，此时火中找出的尸体已被烧得面目全非，难以辨清，就这样朱棣信以为真，没再追究。
而对于建文帝到了哪儿当和尚，也存在多种观点。观点一，江苏吴县。在《明史·姚广孝传》和《胡传》里记载：明成祖朱棣当了皇帝后，对建文帝自焚而死的事，也产生过怀疑，也有人告诉他那具烧焦的尸体是马皇后的，建文帝削发为僧外逃了。他就把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抓起来关进监狱长达十余年，逼他供出建文帝下落。并派郑和下西洋“欲寻踪迹”，派户科都给事中胡遍行郡、乡、邑长达16年，搜寻建文帝下落，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个晚上，他已睡下了，但听说胡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胡访得建文帝离开紫禁宫后，被僧司溥洽所救，一直藏在江苏吴县普洛寺内，此后一心为僧，无复国之意。后来，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建文帝死于江苏吴县穹窿山，终年46岁，葬于皇驾庵后的小山坡上。
观点二，贵州安顺平坝县境内的高峰寺。据《平坝县志》记载：高峰寺内斋堂地下有一个藏身洞，洞底有一块石碑上刻有“秀峰肇建文迹尘知空般若门”的铭文，此外，寺中的另一块石碑上刻有开山祖师秀峰收留建文帝的经过。以此，后人推测此处就是建文帝出家之后的归宿之地。
观点三，浙江兰溪东山。东山又名皇回山，是金华山脉的一支，寺院里的和尚世代口传建文帝在此削发隐跸的传说，并说寺院中还保留有建文帝的隐居之处和古碑遗迹。在寺院的大殿内，塑的是身穿袈裟的建文帝像，左右两旁分别为伴帝出家的杨应能、叶希贤两人，殿内的后壁绘有建文帝逊国出逃的路线。此外寺院内还保存有建文帝出家后所作的几首诗：“百官不知何处去，惟有群鸟早晚朝”；“尘心消尽无孝子，不受人间物色侵”。诗中意蕴饱含仓皇出逃，归于世外的无奈和忧伤，为建文帝归隐于此，又添一证据。
对于建文帝逃出南京后的下落，还有人认为，建文帝从南京城逃出之后，见前往北方的道路大都被燕王的军队围阻，因此不得不化装南下，辗转来到武昌罗汉寺。过了一段时间后，建文帝等人见此处易于被燕王的爪牙发现，他们又在达玄和尚的指引之下坐船前往泉州开元寺，然后辗转逃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达腊岛，开始在此隐居，据说，当地的华人，至今仍在每年农历五月十六建文帝登基那天，举行隆重的拜“皇爷”之礼。后来明成祖即位之后，派郑和下西洋，就是为了寻找流落海外的建文帝。
综上，朱棣在即位后，下令搜寻建文帝，这是历史事实。但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至今仍是一个未揭开的历史之谜。各类辞书字典，也只好注明：“建文帝不知所终。”
明成祖的生母竟然是朝鲜人？
明成祖的生母竟然是朝鲜人？
明成祖朱棣在中国历史上是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出生于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际。当时，朱元璋尚未建立明朝，而是忙于争夺天下，当时尚无朱棣生母的争论。等到朱棣夺位以后，被正统思想浓厚的封建史学家们讥为“赧颜人上”，斥为“燕贼篡位”，视为“叛逆”。关于他的生母是谁的问题突然敏感起来。自永乐时期以来，各种官方史书和野史上都对成祖生母问题有所记载和猜测。
明成祖朱棣的生母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一说是朱元璋的原配夫人孝慈高皇后，也就是大脚皇后马秀英。马秀英，凤阳宿县（今安徽宿县）人，濠州红巾军郭子兴养女。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郭子兴将其许配给部将朱元璋。当年朱元璋受到了郭子兴的猜忌，马氏多次从中调解周旋。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册封她为皇后，对她十分信赖，多次听从她的意见宽免大臣过错，因此有人将她与历史上的贤后唐代长孙皇后相提并论。马皇后是朱棣的母亲是官方的权威记载，《明太宗实录》说：“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标，次秦愍王，次晋王，次上，次周定王。”肯定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为马皇后亲生。《明史·成祖本纪》也说：“文皇帝讳棣，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
但是除朱棣外，马皇后亲生皇子都有谁，在各种史籍中又有着不同的记载。一种说法认为马皇后生懿文太子、秦王、晋王、燕王、周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马皇后只亲生燕王、周王。其实，《太祖实录》为成祖朱棣所修，成祖为了抹杀自己即位前的真实事实，曾两次改修《太祖实录》，删减篡改之处甚多，因此他将自己的亲生母亲说成是马皇后是很有可能的。明成祖的母亲是马皇后的说法虽然在正史中一脉相承，众口一词。但据民间传说，马皇后并没有生育能力，太子朱标、四子燕王朱棣等都不是她的亲生儿子，而是由宫中的妃子所生，被她抢了过来据为己有。
第二种说法是，朱棣的生母为“妃”李氏。成祖为马皇后所生的说法到了明中后期就受到了质疑，而妃说浮出水面。妃是高丽（今朝鲜）美女，长得花容月貌，深得朱元璋宠爱，说她是明成祖生母的主要根据是《南京太常寺志》。太常寺是明朝管理祭祀礼乐的机构，皇家宗庙的祭祀就由其负责。据《太常寺志》记载：“孝陵祀太祖高皇帝、高皇后马氏。左一位淑妃李氏……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和李清见到这样的记载也无法判断孰是孰非。钱谦益当时是南明弘光朝的礼部尚书，李清曾任大理寺左丞，二人利用职务之便，于弘光元年元旦利用祭祀孝陵的时机，悄然打开孝陵寝殿，“入视果然，乃信”。
另外，明代的沈玄华在《敬礼南都奉先殿纪事十四韵》写道：“高后配在天，御幄神所栖。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意思是说妃的灵位之所以单独放在西面，是因为她是成祖的亲生母亲，因而成祖独独突出她的位置，不与别的妃嫔放在一起。但事实上朝鲜向中国称臣送贡女是在1365年，而史籍上明确记载，朱棣生于1360年，其时朱棣已5岁了，难道朱棣是她从朝鲜带来的？显然是不可能的，根据这种推测，朱棣生母是李氏的说法也不靠谱。
第三种说法是元顺帝的妃子洪吉喇氏。洪吉喇氏是元顺帝的第三福晋，是太师洪吉喇特托克托的女儿。元顺帝败，朱元璋入大都（今北京）见洪吉喇氏貌美，就留在身边。然而她入明宫时就已经怀孕，所生的就是明成祖朱棣，所以朱棣即元顺帝的遗腹子。其实这只是民间的传说而已。徐达攻陷大都是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而朱棣生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两者相差达8年之久。这种情况可能由于朱元璋刑罚过严、朱棣杀戮过重，从而导致民情激愤，因而编造谣言以发泄胸中的不满情绪，以至于以讹传讹。
还有一种说法是成祖为蒙古女人瓮氏所生。主要记载于清代《广阳杂记》。然而《广阳杂记》本来就是一部记叙佚闻趣事的书，作者刘献廷也说这是他听到的古老传说，没有指出确实的根据，它很可能是洪吉喇氏之说的另一个版本，因而也是不足为信的。
以上种种说法，都有漏洞。实际上，明成祖的生母不是马皇后是确凿无疑的。靖难之役后，明成祖虽然限制任何对自己不利的记载，但是他左右不了国外的史籍。洪武二十二年，朝鲜使臣权近一行曾在北平拜谒当时的燕王，权氏著有《奉使录》记其事，其中有诗题云：到燕台驿，进见燕府。先诣典仪所。所官入启，以是日先太后忌日，不受礼。命奉嗣叶鸿伴接到馆。七月十五日也。
此处“先太后”当是从汉制之称诸侯王母，显然指燕王自己的生母。诗题中明言太后忌日在七月十五日，而高皇后马氏的忌日在八月初十，显然不合。洪武二十二年，当时朱元璋还在位，朱棣还不存在嫡庶之差别问题，因此他对外国人也不遮掩其真实生母身份。所以，成祖非马氏所出无可怀疑。
那么，朱棣为何一再强调自己是嫡出呢？这是因为明朝的皇位继承制为嫡长子继承制，只有嫡子继承皇位才是深孚人心的，否则会危及皇权的稳定。特别是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将建文帝赶下台后取而代之，更恐难以服众。他担心后人说他篡权，所以才千方百计强调自己嫡出的身份。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伎俩，是不足为怪的。而明成祖的生母到底为谁我们只能期待更多史料的发现了。
明成祖为什么屠杀三千宫女？
明成祖为什么屠杀三千宫女？
明成祖朱棣(1360～1424年)，1402～1424年在位，年号“永乐”。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原来被封为燕王，后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即位后，五征漠北，80万大军下安南，浚通大运河，大规模营建北京紫禁城，7次遣郑和下西洋，其文治武功为其在历史上留下美名，可以说他完全有资格跻身著名帝王之列。但是他在中国历史上又是一位极为暴虐的皇帝，他不仅在靖难之役后屠杀了前朝大臣及家属14000多人，后来，他还暴虐地屠杀了宫女3000多人。那么，明成祖为什么要制造这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呢？
永乐初年，国家逐渐恢复强大。朱棣追求享乐主义，后宫美女渐多。永乐五年（1407年），皇后徐氏病死，一直没有再立皇后，王贵妃和贤妃权氏是他最宠爱的妃子。权氏是一位选自朝鲜的美女，天姿国色，聪明过人，能歌善舞，尤其是善吹玉箫，成祖十分怜爱她。永乐八年（1410年），成祖率大军出征，特地带权贤妃作为随侍嫔妃宫女，随军出塞。没有料到，这位独得天宠的妃子，在大军凯旋回京时，死于临城，葬在峄县。成祖伤心欲绝。
恰在此时，宫中发生了两名姓吕的朝鲜宫人与宦官相好之事。这原本是件极其平常的事，因为历代宫中都有宫人和宦官相好之事。宫中的很多宫女殡妃，因得不到皇帝的宠幸，便和宦官相好，虽然宦官不能行夫妻之事，但多少可以给予一些心理上的慰藉和生活上的照顾，这种现象宫中称之为“对食”，与宦官对食的宫女称为“菜户”。此举虽然不合规定，但应该不会招来什么杀身之祸。但此时成祖正经历丧失爱妃之痛，于是下令彻查。这两名吕氏中有一为朝鲜商贾之女，史称“贾吕”，贾吕与吕氏素来不合，贾吕为报复吕氏，并免掉自身罪过，便向成祖造谣，说是吕氏串通太监和银匠用砒霜毒死了权贤妃，成祖一听，非常暴怒，在没有仔细调查的情况下当即下令诛杀了被举报的太监和银匠，对吕氏则采用酷刑，用烙铁一直烙了一个月，吕氏被烙得体无完肤而死。明成祖怒火难熄，又下令诛杀了跟吕氏有关系的婢女、丫环等数百人。
第一次屠杀过后第十年，也就是永乐十八年（1420年），成祖独得天宠、准备立为皇后的王贵妃也死去，成祖再一次经历丧失宠妃的伤痛。贾吕与宫人鱼氏私下与小宦官结好之事又在此时发生了。成祖甚为恼火，雷霆大发。对宫女贾吕、鱼氏等严刑拷打，贾吕于酷刑严逼之下，供出十年之前吕氏勾结宦官毒死权妃的事情，乃是自己的诬告，成祖闻言更加暴怒，下令动用株连之法，将与她有关的一干人众悉数抓来严刑逼供，成祖甚至还亲自审问，希望得到更多的密谋。贾吕和鱼氏恐惧万分，上吊自杀了，但明成祖并不肯善罢甘休，又将贾吕、鱼氏身边的婢女、丫环作为审讯的重点，看贾吕等人是否还有其他阴谋。有些宫婢受不了酷刑折磨，竟然诬称后宫有人要谋害皇帝。此话一出，引发了朱棣的狂暴，激起了他嗜杀的本性，于是他下令重查后宫谋逆大案，这时后宫诸妃嫔、宫女之间将平时积累的恩怨一一发泄，相互指责、相互陷害，结果以谋逆之罪而被抓的宫女达到2800余人。
对于处理这些“罪犯”，朱棣竟残忍地下令全部处以剐刑！所谓剐刑，即是后来的凌迟，是用刀片将犯人的肉一小块一小块的割下来，让犯人在零刀碎割的剧烈痛苦中死去，凌迟的刀数从数十刀到上千刀不等，直到剐得露出白骨、内脏等才让犯人死去，是古代诸多刑罚中最为残酷的一种。明成祖亲临现场监刑，他这种丧心病狂的处罚引起了宫女的强烈愤怒，行刑现场有宫女大骂朱棣，说他年老体衰，不能照顾宫女，宫女们与宦官相好又有什么罪过！朱棣大怒，让画工画了一幅贾吕与太监相拥而抱的图画挂在后宫，以羞辱无辜的宫女。据《李朝实录》记载，在朱棣虐杀宫女的时候，突然有雷电击到宫殿的檐角，宫女们心中暗喜，以为这是苍天开眼，要阻止明成祖的暴行了，然而朱棣不为所惧，继续下令戮杀宫女，“不以为戒，恣行诛戮，无异平日”。就这样将2800多名宫女全部杀死。
这两次大屠杀，共使3000余人成为刀下冤魂，而朱棣之所以如此丧心病狂，有学者指出，不仅是因为他的两个最为宠爱的贵妃先后暴死，让其伤痛欲绝，可能还与他身患疾病有关，据《明史》记载，明成祖晚年身患疾病，经常突然之间发狂，一旦发作起来就难以控制，产生狂暴异常行为，甚至残忍地杀害无辜的人。这样看来，在朱棣先后失去两个爱妃之后，心智已经失常，做事失去理智，从而歇斯底里地虐杀了3000宫女，酿成了令人发指的千古惨案。
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有多牛？
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有多牛？
郑和，1371年生于云南昆阳州（今昆明晋宁县），原名马和，小字三保（后又称三宝），11岁时净身进宫，后当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的近侍。朱棣登基，念他有勇有谋，屡立奇功，便赐姓“郑”，改称郑和，并提拔为内宫太监。经过元末的战乱之后，朱元璋和朱棣都采取了发展农业、扶植工商业的措施，使明初国力逐步强大起来。同时，朱棣在政治上又加强中央集权，消除诸王势力，充实军事实力，开拓、巩固边疆，维护国家稳定。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奠定了明王朝开拓对外交往活动的基础。
朱棣攻下南京后，始终没有找到建文帝朱允，朱棣怀疑他逃到了海外或者隐匿于某个海岛上。还有一点是，洪武中后期，东南亚一带许多国家再没有按期向明王朝纳贡，这使朱棣感到天朝的宗主地位正在丧失，还有些地区的首领甚至阻碍、破坏中国官方、民间的对外海上贸易，朱棣对此难以忍受。于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在朱棣脑际中出现，那就是派遣使节，打通海上通道，重建天朝威严，恢复和扩大对外邦交，郑和在这个时候承担起了历史的使命。
造船业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造船技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西周时，建造的海船就能东达日本。秦汉时，更能远航至爪哇、柬埔寨、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到了唐代，我国建造的大船，已可乘坐六七百人，而宋元时代，又增大船体，可乘近千人。由于指南针的运用，使得在茫茫大海上航行安全可靠。历史悠久的造船业和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加上明初强盛的国力，为郑和能大规模地建造远洋船队出使西洋，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和物质条件。
为尽快造出下西洋所需的舰船，郑和派员协助新建和扩建了许多船厂。船厂分工很细，木工、铁工、篷工、橹工、索工、漆工，样样齐全。大船厂还附设许多小作坊，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造船体系。据《明史·郑和传》记载，经过紧张准备，明朝共造出航海“宝船”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普通“宝船”的实际尺度虽无记载，但也是“体势巍然，巨无与敌”。巨型“宝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4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200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千人。《明史·兵志》也记载说：“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除了“宝船”还有4种船，分别是“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粮船”，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可见，郑和所率领船队的船只，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于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细致，种类较多。我们可以说，郑和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体，配合以协助船只组成的规模宏大的船队。
但是，近来却有专家学者怀疑郑和下西洋船队中巨型“宝船”是否真的存在过。他们认为明永乐年间，朱棣施政办公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是当时最大的木结构实体。其大小也不过宽63.96米，深37.20米，高35.05米。而大号宝船上仅船楼的面积就大大超过了它，从封建的宗法礼仪上讲，作为宦官的郑和乘坐似乎有僭越之嫌。而且郑和宝船的长宽比例不协调，“长44丈4尺，阔18丈”，长宽比大致为2.4666∶1，比例之小使“宝船”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方盒子。再次《天妃经》卷首插图显示郑和下西洋船队雄姿，图中的船型应当是下西洋主要船型，但却不是巨型宝船，巨型宝船既巨大，又重要，理应充当“主角”，为什么反而不被描绘呢？
肯定郑和船队有宝船的专家认为，在中国古代，宫殿的营造法式是有严格的等级界限，而舰船则被视为海上的移动城池，属于军事设施的一种，两者并不具备可比性。近年来在我国沿海地区陆续出土了一批宋、元、明时期的古船遗骸，其中有的古船经测算，其长宽比大致约为2.4∶1，虽然这些船的尺寸不能与宝船相比，但也证明了宋明时期我国的确存在一种“粗”腰身的船型。而且，经过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研究，发掘出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巨型宝船大小相符。至于《天妃经》卷首插图没有描绘巨型“宝船”之事，很可能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占主体地位的是普通型的“宝船”，于是画作对其描绘而不描绘少量的巨型“宝船”，这也有可能，而且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游记中早已记录中国巨大的12张帆可载千人的海船，这也可作为12帆载千人的“宝船”的旁证。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清晨，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开始了首次出使西洋的远航，从此揭开了我国古代，也是世界外交、航海史上的光辉一页。
郑和航海，主要依据的海图是《针经图式》，此图是依据沿海船民的实际经验，结合当时的航海技术制作而成，用以指引航船的路程。可惜，这份宝贵的《针经图式》早已失传。但《郑和航海图》流传至今，此图共40幅，详细记载了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出长江口，沿苏、浙、闽、粤海岸航行，跨过南海及印度洋，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航线。这种航线，系借用罗盘，采用“更”、“托”、“针位”加以确定的。以60里为“更”，以“托”避礁浅，以“针位”取航道。航程中，需随时掌握航行几更可到某地；又必须沉绳海底，测量水深几托，探知何处有暗礁；还需根据针路，察明海岛的方位。《郑和航海图》中详细地描绘着航经各国的方位、航程之远近及航行之方向，对何处宜于停泊，哪里有礁石，什么地方有浅滩，都一一标明。这样，在海上航行也就无异于在陆地上走平道了。
郑和下西洋船队的每艘船上，均配有罗盘，由24名官兵掌管航船的方向，这种罗盘的精度很高，采用24个方向，各以天干地支与八卦五行命名，标记方位，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
在“宝船”、海图及罗盘针的配合下，郑和从永乐三年率领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开始，在以后漫长的28年间，历经亚非30余国，涉10万余里，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郑和在第7次下西洋时不幸于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城市）病逝。郑和把毕生精力贡献于航海事业，是世界历史上杰出的航海家。
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是谁？
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是谁？
500多年前，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东的土木堡曾经发生过一场大战。这次战役的结果，使“一代国君”沦为“阶下之囚”，50万大军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被称为“土木之变”的著名战役。而这场战争的惨败竟然源于一名太监的专权，这名太监就是明朝英宗时期的王振。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误国的悲剧几乎在每朝每代都上演过，明朝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吸取以往历朝历代宦官祸国的教训，在建国之初就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例如，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许兼任外臣，任职不许超过四品，并在宫门外立一铁牌，上书“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但是到了明宣德年间，这一规定却被打破，宫中正式设置了宦官学校“内书堂”，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并派大学士任教。由此，许多宦官便在皇帝沉湎酒色玩乐之时，替皇帝批复奏章，日久成例，称为“批朱”。如此一来，宦官权势得到进一步扩大，明英宗时期就出现宦官王振专权的局面。
王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县）人，读过私塾，略通文书。本想通过应试进入仕途、飞黄腾达，但屡试不中，便也渐渐丧失信心。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已经堵塞，也只有另作其他打算。据记载，王振因触犯刑律而被发配充军，正好赶上皇帝下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王振便自阉入宫。王振知道在宫中要出人头地就必须依附朝廷中举足轻重的靠山。后来他成功寻找到他的大靠山即太子朱祁镇。当时的史籍记载王振为人“狡黠”、善于揣摩别人心意。王振进宫后凭借灵敏的头脑获得宣宗皇帝的喜爱，宣宗皇帝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陪太子读书。这时的太子还是个小孩子，王振略施手段便让太子对他是既敬重又害怕，称他为“先生”。颇有心计的王振也深知自己陪读的孩子就是将来的大明皇帝，他除了表现严肃的一面外，还竭尽全力讨好太子，挖空心思地讨太子喜欢。本来小孩子就有很强的依赖性，朝夕相处使得太子与王振两人形影不离，关系十分密切。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太子朱祁镇继位，是为明英宗。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凭借与英宗的亲密关系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王振控制朝政以后，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耍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终于招致了瓦剌贵族的进犯。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制造衅端，分四路进犯明边境。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
对此，诸大臣极力劝阻，但英宗还是听信了王振的蛊惑，决定亲征。经过两天仓卒的准备，王振挟持英宗率领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这支庞大的军队出居庸关，至宣府（今河北宣化），八月到大同。一路上为狂风暴雨侵袭，兵士饱受饥冷，士气大减，前线又时有战败的消息传来，更使军中一片混乱。大同镇守郭敬把各地惨败真相秘告王振，王振慌了手脚，急令班师。王振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就在撤退的路上，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便邀皇帝“临幸”他的老家。大军刚刚出发，王振又后悔了，他想，50万人马经过蔚州，自己庄田里的庄稼不就全毁了吗？于是又下令改回原路。这样一来，也先部队赢得了时间，渐渐逼近明军。八月十三日，明军退到土木堡，次日，也先也追到，并迅速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是一个没有水源的地方，50万饥渴交加的将士如入绝境。也先看到这种情况便佯作撤退，并派使者讲和。王振信以为真，急令移营就水。这时，瓦剌骑兵突然从四面八方杀来，明军顿时大乱，士兵丢盔弃甲、仓皇奔逃，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皇帝英宗只有下马盘膝坐以待俘，随行大臣大多战死，明军全军覆没。祸首王振早为将士们所切齿，乱军之中，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把他捶死，并痛骂道：“我为天下诛此奸贼。”（《明史纪事本末》卷29）。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明朝50万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后来，明代宗朱祁钰对王振的府邸也进行了查抄。搜查的结果令新皇帝和大臣们瞠目结舌：总计有金银60余库，玉盘上百个，高达六七尺的珊瑚树20余株，马匹数万，其余珍宝不可胜计。
土木堡之变后仅仅一年，被俘的英宗就从蒙古回到了皇宫，后来又经过8年的密谋准备，发动了“夺门之变”推翻了景帝，又一次成为大明王朝的皇帝。但是明英宗却用木头雕刻成王振的模样供奉于智化寺。他又为王振精心修建了一座精忠祠，并命人撰写了一篇文辞华美的墓志铭，极力鼓吹王振的忠心。英宗的这些行为让我们颇为费解。如果说英宗以前处于年幼时期，不辨忠奸，那么土木堡之辱却还没有让他警醒，这其中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是历史给我们留下了错误的信息？回答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对被称为“英宗”的朱祁镇也只能用“昏庸”二字来概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