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贵妃独受恩宠的原因何在？
万贵妃独受恩宠的原因何在？
中国古代社会的婚配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婚配年龄上，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丈夫年长于妻子”这一模式占主流，即使妻子年纪稍大，一般也都只是在三五岁之间。若论起纳妾，那男人们更是非要挑选比自己年少许多的对象。然而在明朝的深宫大院里，曾经出现过完全相反的事情。一个比皇帝年长17岁的女人，高居专宠之位，甚至凌驾于皇后之上。这种忘年恋在民间尚且不多见，发生在后宫佳丽如云的皇帝身上更是奇闻。后世的史学家们对这一恋情见仁见智，有的说朱见深有严重的恋母情结，有的说万贵妃妖艳无比，具有超强的驾驭男人的能力……不管这一恋情是如何发生的，万贵妃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万贵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万氏是青州诸城(今山东青州市一带)人，父亲万贵为县衙掾吏，犯法发配边疆，万氏4岁时被选入宫，做过明宣宗（宪宗之父）的宠妃孙太后的宫女，长大后侍奉太子朱见深，万氏虽比宪宗大17岁，但由于她机警，善于献媚讨好，因而深得这位小太子的喜欢，朱见深16岁继承帝位时，万氏已有35岁，但这位年轻的皇帝还是撇开世俗的眼光，将其留在身边，并对她宠爱有加，万氏也“不负帝意”，挖空心思地想一些奇招妙法讨这位尚未成熟的小丈夫的欢心。据史书记载，朱见深每次临幸万贵妃的宫闱之时，万氏总是穿上军装上前迎接，令朱见深笑逐颜开，好不开心。
宪宗一生都非常宠爱比自己大17岁的万贞儿。明朝文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对万贵妃所受的恩宠感慨道：“自古妃嫔承恩最晚、而最专最久者，未有如此。”那么，万贞儿为什么会得到宪宗的旷世恩宠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朱见深具有强烈的恋母情结。明宪宗朱见深，初名朱见浚。在他3岁的时候，父亲英宗朱祁镇在与蒙古瓦剌部的交战中被俘。他的叔父明代宗朱祁钰登基皇位。他被立为太子。但是，当他的叔父逐渐牢固地控制了政权之后，就改立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而废除了他的太子身份，改封为沂王。在他11岁时，父亲朱祁镇重新成了皇帝，他又成为了太子。这一年，他改名朱见深。在朱见深最艰难的日子里，万贞儿始终陪伴在他左右。由于古代主子和侍女之间的特殊关系，万贞儿在他心目中就有了多角色的朦胧的定位—母亲、姐姐兼情人。
二是万贞儿心计颇重。据《明史·后妃传》记载：万贞儿擅宠之后，醋意大发的吴皇后凭借优越的地位和超凡的自信指责万贞儿的过错，并亲手杖打了万贞儿，结果引起宪宗大怒。宪宗一怒之下下诏“废后”，并将吴皇后打入冷宫。《明史》里面对这件事是这样评价的：“宪宗年十六即位，妃已三十有五，机警，善迎帝意，遂谗废皇后吴氏。”一“迎”一“谗”，说明万贞儿心计颇深。之后上台的王皇后对她已是忌惮三分，只能忍气吞声。
三是万贞儿懂得宪宗在私生活方面的爱好。在明末清初查继佐撰写的《罪惟录》中，描述万贞儿“貌雄声巨，类男子”，可见万贞儿绝非是美女中的极品，连宪宗的母亲周太后也大惑不解地问儿子：“彼有何美，而承恩多？”宪宗答道：“臣有疝疾，非妃抚摩不安。”这话已经说得非常露骨了，万贞儿尽管不是美女，却有美女不可替代的好处。不过这一观点大多见于小说野史。
由于朱见深极其宠爱万贵妃，因此万贵妃飞扬跋扈，据《明史》记载万贵妃不仅“苛敛民财”，“糜费无算”。为了达到擅宠的目的，她还通过买通太监给怀孕的妃嫔灌药，迫使她们堕胎，但九密一疏，一个宫女纪氏被朱见深临幸后怀孕，万贵妃命太监张敏进药给纪氏，张敏感叹宪宗无子，动了恻隐之心，私自将堕胎药量减半，竟保住了孩子，后来朱见深父子相认，万贵妃极其恼怒。
朱见深父子相认后不久，一日，宪宗召纪氏宴饮。宴席中，纪氏忽然觉得腹痛，不得不中途返回永寿宫。万贵妃得知消息，立刻派太医去为纪氏诊治，但诊治后没多久，纪淑妃就暴薨了。对于纪淑妃的暴死，皇宫内外议论纷纷，有说是万贵妃下毒害死的，也有说是下毒未果后纪淑妃自知不免而自缢身亡的。总之，不管怎么说，万贵妃都是路人皆知的主谋。这时，离宪宗父子相认之时，仅仅才过了42天。大臣们都对皇子之母如此不明不白地死去而感到震惊，纷纷请求调查纪淑妃的死因。其实宪宗自己也疑心是万贵妃所为，为了避免使万贵妃受追究，他放弃了为纪氏申冤的想法，只是追封她为“恭恪庄僖淑妃”，隆重举殡而已。
太监张敏眼看宪宗皇帝对万贵妃的偏心包庇竟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禁对自己的结局也忧惧万分。为了不至于在万贵妃手里受活罪，他决定自尽。纪淑妃的丧礼刚过，张敏便吞金自尽了。这年十一月，在纪淑妃去世4个月之后，朱樘被立为太子。
据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记载，万贵妃在鞭打一个宫女时，因为暴怒，被涌上来的痰憋死，听闻万贵妃死后，宪宗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只是长叹一声：万贵妃去了，我也快要去了。宪宗对万贵妃的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明皇对杨贵妃的爱，但两者本质是不同的，杨贵妃是四大美女之一，有惊人的美貌，而万贵妃，得宠的时候已经35岁，已经是半老徐娘。所以宪宗对万贵妃的爱应该着重在一个“情”字上，或是亲情，或是友情，或是爱情，总之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情。而这种感情造成了万贵妃独享恩宠20年。
明宫“梃击案”的种种谜团
明宫“梃击案”的种种谜团
在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采用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度。那么，什么是嫡长子继承制度呢？皇帝立皇后所生之长子为太子，而皇后无所出时，则以年长者为太子。虽然明朝数代皇帝经过特殊情况而被立为帝(明成祖起兵篡夺侄儿惠帝的帝位，明代宗景泰帝因明英宗被俘而被大臣拥立，明世宗因明武宗无子而入继大统)，但明朝亦仍然沿袭这套礼制。
明神宗万历帝在位期间，由于王皇后无子，故朝臣主张立宫女王氏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皇太后李氏、皇后王氏也支持立朱常洛。
朱常洛生母王氏，于万历六年（1578年）被选入慈宁宫，在万历母亲李太后身边做宫女。一天，被万历私幸而怀下身孕。太后发现宫女王氏怀孕，问万历帝，万历帝不承认。太后命太监取出文书房内侍记录的《内起居注》，对万历帝语重心长地说：“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就是说我已经老了，现在还没有孙子呢。如果这个宫女将来生个男孩的话，那是宗庙和社稷的福啊。话说得语重心长，万历帝就承认了。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王氏生下一个男孩，就是朱常洛。朱常洛出生前50天，大学士张居正逝世，万历帝独揽大权。王氏被打入冷宫，连儿子也不能相见，抑郁成疾，双目失明。王氏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病重时，子常洛请旨获允前往看望母亲，但“宫门犹闭，抉钥而入。妃目眚，手拉光宗衣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万历帝既不喜欢王氏，由母及子，也不喜欢王氏所生的长子常洛。神宗喜欢的人是皇贵妃郑氏，他一直想立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最初神宗不断拖延，到了皇长子10岁时，因为储位未定，不能就学读书。神宗虽然处分一些支持皇长子的大臣，但东林党也支持皇长子，使支持皇长子为太子的声势更大。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常洛20岁，神宗在无法拖延下终于策立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封地为洛阳。
朱常洛虽被立为太子，但是明神宗仍然没有放弃改立朱常洵为太子的想法，朱常洛21岁大婚后，移居慈庆宫居住，但是，慈庆宫名义上是太子的寝宫，实际上还比不上宫中的一般宫殿，不仅破陋不堪，而且防卫甚差，神宗仅仅派了几名老弱病残的侍卫来防守。宫中服役的宫女太监也很少，仅有几个随朱常洛一块长大的几个贴身太监。慈庆宫的情况与皇三子朱常洵所居住的宫殿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似乎他才是真正的皇太子似的。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慈庆宫发生了梃击一案。“梃击案”的“梃”就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因为打的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是皇太子，所以就成为一个案子。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黄昏时分，一个身材高大的陌生男子手持一根粗大的枣木棍闯入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倒了几个守门的老太监后，便直奔太子就寝的大殿而去。朱常洛的贴身太监见外边的太监拦截不住，马上关闭了大殿的大门，并临窗大声呼喊“抓刺客，抓刺客”。后来，宫里的侍卫们闻讯赶到，与同时赶来的几个太监一起才将这名陌生男子制服，交由东华门的守卫指挥使朱雄收监。
经过御史刘廷元审讯，刺客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人，语言颠三倒四，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刑部提牢主王之认为事有蹊跷，觉得张差决不像疯癫之人，用饭菜引诱他：“实招与饭，不招当饥死。”张差低头，又说：“不敢说。”王之命众人回避，亲自审问。原来张差靠砍柴与打猎为生，在一个月前，张差在济州卖完货后，赌钱输了，结果遇上一位太监，太监说可以带他赚钱，张差随这位太监入京，见到另外一位老太监，老太监供与酒肉。几天后，老太监带他进紫禁城。老太监交木棒给张差，又给酒让张差饮。带他到慈庆宫，让他进宫后见人即打，尤其见到穿黄袍者(指太子朱常洛)，说他是奸人，要把他打死。老太监言明，如打死穿黄袍者，重重有赏，如被人捉住，他会救张差。张差的供言，结果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朝臣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想要谋害太子，王志、何士晋、张问达奏疏谴责外戚郑国泰“专擅”；郑贵妃则惶惶不可终日，向皇上哭诉，神宗朱翊钧要她去向太子表明心迹。结果皇帝和太子不愿深究，最后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以凌迟。张差临死前曾说：“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据《先拨志始》）。不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前后五次会审庞保、刘成两人，由于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六月一日，明神宗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这就是“梃击案”。
“梃击案”是明宫三大案之首，其疑点重重，首先，张差怎么会轻易地拿着一根棍子闯进了东宫？其次，假若是郑贵妃幕后指使，她为什么不采用更为隐蔽更有把握的方式，反而采用这个极易让人抓住把柄的方式？再次，明神宗为什么要秘密处死庞保和刘成，他是不是知道事情的真相？还有，主审官员审讯犯人所获得的供词有没有造假……
种种谜团随着庞保和刘成的死呈现在了我们眼前，不管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梃击案”使郑贵妃势力大衰，神宗不得不放弃封福王为皇太子的想法。而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明宫“红丸案”是谁的阴谋？
明宫“红丸案”是谁的阴谋？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所以习惯把他叫做泰昌帝。特殊的身世，坎坷的经历，使朱常洛形成胆小怯懦的性格。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他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居然不给他生火取暖。他冻得浑身发抖，也不敢吭气，气得讲官郭正域训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在万历帝病重时，朱常洛带着儿子朱由校（后来的天启帝）等去探望，守门太监拦着不让进去，朱常洛不敢抗争，从早到晚一直等在门外，后来是兵部右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和东宫太监王安等周旋，他才见到父亲万历帝最后一面。
太子朱常洛既没有统兵征战沙场的锻炼，也没有协助父皇治理朝政的阅历，更没有苦读经书的学养，甚至几乎未出过皇城，又长期受到父皇的冷落，心情压抑，寂寞寡欢，无所事事。于是借酒色填补精神空虚，长期“惑于女宠”。尽管如此，泰昌帝在登基大典上，还是“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征候。
光宗朱常洛即位之后，开始行使皇帝职权，致力于扭转万历朝后期的一系列弊政，他发内帑犒劳前线军队，解决了长期缺饷的燃眉之急；还停止了民愤甚深的矿税太监的活动；起用了许多万历年间因为直言进谏而遭贬斥的大臣；他还亲自考课大臣，破格提拔人才。种种作为，显示出光宗皇帝要做一代明君的努力。但是，这个愿望随着“红丸案”的发生而变成一个历史的春秋大梦。
神宗驾崩之前，曾经留下一纸遗诏，要朱常洛继位之后封郑贵妃为皇太后。但是，朱常洛30多年来，受尽了郑贵妃的压制和打击，光宗当然不会同意，而且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祖宗的典章制度，也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所以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了下来。郑贵妃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取悦新帝，从侍女中挑选了八名能弹会唱的美姬进献给泰昌帝。郑贵妃又竭力笼络泰昌帝的宠妃李选侍，二人合谋，欲以美人计为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贪恋酒色的泰昌帝纳八姬后，一时间元神大耗。不到半个月便一病不起了。关于这段历史，在文秉《先拨志始》中也有所记载：“光庙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李逊之《泰昌朝记事》也有类似的说法：“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升座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
此时，司礼监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原郑贵妃宫中的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光宗本是纵欲伤身，身体虚弱以致卧床不起。这个崔太医不知道什么原因，却诊断为肾虚火旺，需要泻火，便给光宗皇帝开了一服药性很强的泻药。所以，接下来的一昼夜，朱常洛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后来，廷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对崔文升进行猛烈的抨击。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杨涟认为，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心叵测。当时，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八月二十二日，朱常洛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大臣，六品的给事中杨涟也在召见之列。朱常洛看了杨涟很久，说：“国家事重，卿等尽心。朕自加意调理。”之后，朱常洛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接着，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服后，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然而，次日（九月初一）五更，朱常洛便死去。
大臣们联想到梃击案以来的风波，不禁疑窦丛生，所谓“张差之棍不灵，则投以丽色之剑；崔文升之泄不逮，则促以李可灼之丸”，这一系列事件岂非正是有目的地陷害皇帝吗！继泰昌帝而后新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罢免未力阻李可灼进药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将崔文升发配南京，李可灼充军，此案草草收场。但泰昌帝之死究系何因，郑贵妃是否是幕后主谋，始终未解，“红丸案”也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明宫“移宫案”的真相如何？
明宫“移宫案”的真相如何？
明朝末年的宫廷斗争并没有因为明光宗的死而结束，反而更加扑朔迷离。“红丸案”的真相还没有查清，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大案“移宫案”。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至九月一日，万历、泰昌两帝相继而亡，新帝即位之事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
事情还得从明光宗说起，明光宗有一位非常宠爱的李选侍。李选侍入宫之后，很快讨得了朱常洛的欢心。在宫里的地位迅速上升，并且替光宗抚养日后的皇太子朱由校，地位由此更加特殊，几乎掌握了后宫的实权。而且她还同郑贵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选侍极力地想通过郑贵妃的力量将自己扶上皇后宝座，郑贵妃则想利用李选侍在皇帝面前说话方便的机会，帮她实现做皇太后的梦想。
当初，朱由校由于其父泰昌帝朱常洛不得万历皇帝的宠爱，他自幼也备受冷落，直到万历帝临死前才留下遗嘱，册立其为皇太孙。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虽位尊于李选侍，但因李选侍受宠，她备受李选侍凌辱而致死，临终前遗言：“我与李选侍有仇，负恨难伸。”而朱由校从小亦受李选侍的“侮慢凌虐”，终日涕泣，形成了惧怕李选侍的软弱性格。
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初一，朱常洛在宫中暴毙。李选侍却仍住在皇帝、皇后的寝宫乾清宫，丝毫不想搬出乾清宫。按照明代的制度，外廷有皇极殿，内宫有乾清宫，都是属于皇帝、皇后专用的。而李选侍是想借年仅15岁的光宗长子朱由校掌握朝政，坐镇乾清宫，进而统驭后宫。
此举引起朝臣的极力反对。泰昌帝驾崩当日，杨涟、刘一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要求哭临泰昌帝，请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但受到太监们的阻拦。兵部右给事中杨涟挺身而出，厉声斥责道：“你们这些奴才想干什么？我们都是受皇帝召见的，皇帝晏驾了，你们敢造反不成！”太监们这才让开。李选侍把朱由校藏在自己房里，不让出来。大学士刘一爆问：“太子到哪里去了？”太监们都不答话。比较正直的东宫伴读太监王安走进房内，哄李选侍道：“太子出去一下就回来。”才将朱由校带出。但李选侍马上就后悔了，叫太监把朱由校带回来。太监们上前拉住朱由校的衣服，朱由校一时也没有了主意。这时，杨涟上前将太监斥退。群臣簇拥着朱由校来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的礼拜，决定以本月六日举行登基大典。为了朱由校的安全，诸大臣暂将他安排在太子宫居住，由太监王安负责保护。
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目的落空后，群臣纷纷上书，要求李选侍搬出乾清宫。李选侍却“居乾清宫自若”。而朱由校（天启帝）要登临大位，就必须回到乾清宫。为了让李选侍尽快“移宫”，御使左光斗上书朱由校明白指出：“内廷有乾清官，犹如外廷有皇极殿，唯天子御天得以居之，唯皇后配天得以共居之。其他妃嫔不得常住。这非但为避嫌，也为了区别尊卑。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殿下反而退处慈庆宫，名分又从何说起?不早作决断，势必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氏之祸，将在今日重演。”朱由校听了，觉得甚是有理，便发布上谕，说移宫已有圣旨，册封贵妃一事，尊卑难称，著礼部再议。
随着朱由校登基大典日期迫近。至初五日，李选侍尚未有移宫之意，并传闻还要继续延期移出乾清宫。杨涟便直言上奏：“选侍托保护之名，图专擅之实，宫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诸大臣赞决之，也在今日!”
随后，杨涟又去拜见首辅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起初认为这件事不用太着急，晚两天也没什么关系。杨涟却说，太子明天就要登基了，难道登基为天子后还要回到东宫的住处吗？选侍今天不愿离开乾清宫，难道以后就会主动离开了吗？方从哲最终被杨涟说服，两人统一了意见后，又去请求太子颁下严令。于是，朱由校登基在即时下令，命李选侍移出乾清宫，移住仁寿殿。他还下令收捕李选侍身边的几个亲信太监，理由是他们涉嫌偷盗大内库藏。如此情形下，势单力孤的李选侍还是敌不过皇帝的一纸命令，移宫已成定局。李选侍终于无奈地决定移宫。九月初五日，她抱着皇八女，徒步从乾清宫走向宫中宫妃养老处—仁寿殿哕鸾宫。于是，这件震动宫闱的明朝三大疑案之一的“移宫案”终于落下了帷幕。李选侍以失败而告终，熹宗朱由校进驻乾清宫，登上宝座。
李选侍封后的要求没有实现，做皇太后控制朝政的愿望也落了空。她赖在乾清宫不走是否是受到了郑贵妃的幕后指使，这个后人亦无从得知。但是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通过控制新皇帝朱由校来操纵整个朝政。李选侍虽已“移宫”，但斗争并未结束。“移宫”数日，哕鸾宫失火，经奋力抢救，才将李选侍母女救出。反对移宫的官员散发谣言：选侍投缳，其女投井，并说“皇八妹入井谁怜，未亡人雉经莫诉”，指责朱由校违背孝悌之道。朱由校在杨涟等人的支持下批驳了这些谣传，指出“朕令停选侍封号，以慰圣母在天之灵。厚养选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尔诸臣可以仰体朕心矣”。至此，“移宫”风波才算暂告结束。它与万历朝的梃击案、泰昌朝的红丸案一直是天启朝争论的问题，史称晚明三大疑案。
戚继光斩子疑案竟是子虚乌有
戚继光斩子疑案竟是子虚乌有
戚继光（1528～1588年），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是明代著名抗倭将领、民族英雄。
倭寇的形成，最早要追溯到元朝。元朝末年，日本的北条时宗曾两次发布异国征伐令，企图趁战乱之机入侵朝鲜，进而觊觎中国。被这个征伐令动员起来的日本武士从此开始骚扰中国东北沿海，倭寇之患逐渐形成。由于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国”，所以这些劫掠中国沿海的日本武士和浪人被称为“倭寇”。明初时，国家强盛，海防较为完备，倭寇并未酿成大患。正统年间之后，由于朝政腐败，军备废弛，倭寇日渐猖獗。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袭入浙江台州的桃渚村，杀人放火，劫掠财物，甚至把婴儿拴在竿上，用开水烫死。嘉靖年间之后，倭寇之患发展到了极点。他们在东南沿海一带，攻城掠地，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使东南沿海一带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难以估计的损失。
为了剿除倭寇之患，嘉靖年间，戚继光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始抗倭。曾有一首民谣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广为流传：“天皇皇，地皇皇，莫惊我家小儿郎，倭寇来，不要慌，我有戚爷会抵挡。”戚继光统军打仗，十分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他要求士兵要绝对地服从指挥，指挥官下令向前，前面就是有刀山火海也要奋勇前进，不得后退，违令者定斩不赦。正是因为戚继光如此强调军纪的重要性，戚继光才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战、纪律严明的军队，在抗倭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民间传说，戚继光为了严明军纪，甚至处斩了自己的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件事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吗？
清代乾隆版《宁德县志》抄录《连江县志》的一段记载：“更闻，公(指戚继光)既平连江，移兵宁德，以其子为前锋，传达‘退缩者斩’。其子登白鹤岭，见倭势甚盛，回首欲有关白，立斩以徇，三军股栗，临战无不以一当百，于是尽歼群倭，遂平福宁路。”《宁德县志》接着写道：“公但有此子，宁人感而伤之，因并塑其子之像于庙，配祀无疆。”这段记载，使后人相信：戚继光在宁德县的白鹤岭斩了自己的儿子。
但是“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却受到了不少后人的质疑。
首先，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在《明史》、《罪惟录》和汪道昆的《孟诸戚公墓志铭》、董承诏《戚大将军孟诸公小传》、《闽书》中的《戚继光传》等较为可信的史料中均无记载，戚继光后人所编著的《戚少保年谱耆编》中也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而且从《宁德县志》的记载来看，戚继光在白鹤岭“斩子”，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宁德县第一次编写县志是万历十九年(1591年)，“斩子”距编志不过28个年头。万历版县志对倭寇侵扰，记叙详尽，而对“斩子”，只字未提。至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宁德第二次编纂县志，对戚继光“斩子”一事，不作直接记述，而是抄录《连江县志》，还慎重地附上一句“事见连江县志”。后人就以此为依据了。其次，嘉靖四十四年的《建功德祠记》以及祭文，其内容都没有说到“斩子”之事。第三，白鹤岭两侧，留有明、清及民国的摩崖石刻20余处，也没有发现有关戚继光“斩子”的片言只语。《连江县志》这段文字开头的“更闻”二字，足以说明是道听途说，敷衍而来的。传闻之事，不足为据。
其次，此外，在福建连江、莆田、闽侯，浙江义乌、台州等地也有类似的传说。《闽都别记》第301回，回目上联“严军令戚参将斩子”，文中描述倭寇至福州北岭，戚继光以其子为先锋，传令“直往破贼，回顾者斩”，其子回顾父至未，令即拿斩。《仙游县志》载：“戚公至莆田，将出师，烟雾四塞，其子印为先锋，勒回马，且求驻师，公怒其犯令，杀之。”还有传说，戚印是戚继光早年收养的义子。传说归传说，并没有可靠的记载。
最直接的证据是，根据《戚继光墓志铭》的记载，戚继光的正房夫人王氏，一生只生有一个女儿，并无传说故事中的长子戚印这个人。戚继光在军中所纳的小妾陈氏、沈氏、杨氏等人虽然先后为他生了戚祚国、戚安国、戚报国、戚昌国、戚兴国等几个儿子。但这些儿子在戚继光抗倭时期都还是襁褓中的小儿，根本不可能成为统军打仗的将领。因此，许多历史研究者认为，戚继光斩子之事，纯粹是子虚乌有。民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故事流传，也许是人们根据戚继光将军治军严明，军纪如山的特点演绎出来。戚继光斩子的传说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讲并无明证。
而引起这场争论的源头很可能是戚继光的两本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戚继光的这两部著作中都记述：“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决不干预恩仇。”这只是表明戚继光在治军方面的态度，没想到以讹传讹，竟然衍生出他斩子的故事。
骇人听闻的“天启大爆炸”
骇人听闻的“天启大爆炸”
明朝天启六年五月初六巳时(1626年5月30日上午9时)，北京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厂火药库发生离奇的大爆炸，范围半径大约750米，面积达到2.25平方千米，造成2万多人死伤。这场大爆炸之惨烈、诡秘，世所罕见，至今众说不一。
关于大爆炸的情况，在《明实录·熹宗实录》、《国榷》、宦官刘若愚所著《酌中志》、北京史地著作《帝京景物略》、《宸垣识略》中都有记载，尤其是根据当时属于官方的、相当于现在政府新闻公报性质的邸报底本，佚名抄撰《天变邸抄》对王恭厂灾变记述极为详细。这部著作是最早记述王恭厂灾变的著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流传于明朝天启末年。其影响之大就连明代佚名小说《杌闲评》第四十回中也把这一事件写进了小说的情节之中。
《天变邸抄》对这次灾变的描述是：“天启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时(天启丙寅即天启六年)，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今宣武门内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西及平则门(今阜城门)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这次爆炸中心的“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层叠、秽气熏天……”
在爆炸中心范围内行路的官员薛风翔、房壮丽、吴中伟的大轿被打坏，伤者甚众，工部尚书董可威双臂折断，御史何廷枢、潘云翼在家中被震死，两家老小“覆入土中”，宣府杨总兵一行连人带马等7人没了踪影。还有，西会馆的塾师和学生共36人，一声巨响之后，都没了踪影。据说，承恩街上有一八抬大轿正走着，巨响后，大轿被打破在大街上，而轿中女客和8个轿夫不知去向。更为奇怪的是，菜市口有个姓周的人，正同6个人说话，巨响后，头颅突然飞去，躯体倒地，而近旁的6个人却安然无恙。爆炸之时，许多大树被连根拔起，飘落于远处。石驸马大街有一尊1000斤重的大石狮子，几百人都推不动，居然被一卷而起，落在10里外的顺成门外，猪马牛羊、鸡鸭鹅狗更是纷纷被卷入云霄，又从天空落下。据说，长安街一带，纷纷从天上落下人头人脸来，德胜门外一带，落下的人的四肢更多。一场碎尸雨，一直下了两个多小时。木头、石头、人头、人臂以及缺胳臂断腿的人，无头无脸的人，还有各种家禽的尸体，从天而降，绝对骇人听闻。
出事之时，明熹宗皇帝朱由校正在乾清宫用早膳，突然，他发现大殿震荡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祸事，吓得不顾一切就逃。他跃出门外，急忙拼命向交泰殿狼狈奔去，内侍们惊得不知所措，只有一个贴身内侍紧忙跟着他跑。不料，刚到建极殿旁，天上忽然飞下鸳瓦，正巧砸在这个内侍的脑袋上，当即脑浆迸裂，倒地而亡。熹宗皇帝也顾不上他了，一口气跑到交泰殿，正好殿内墙角有一张大桌子，他连忙钻进去，才喘口气，躲过此劫。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次灾变中死伤的人，无论男女老幼，全都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衣裤鞋袜全都不知去向。《天变邸抄》记述：“所伤俱赤身，寸丝不挂，不知何故？”《日下旧闻》记有这么一件事，在元宏街有一乘女轿经过，只听一声震响，轿顶被掀去，女客全身衣服都被刮走，赤身裸体坐在轿中，竟没有伤及皮肉。他们的衣服哪里去了呢？据《国榷》记载：“震后，有人告，衣服俱飘至西山，挂于树梢，昌平县校场衣服成堆，人家器皿、衣服、首饰、银钱俱有。户部张凤奎使长班往验，果然。”以上所述虽看上去荒诞不经，怪异迭出，但这些记述完全出自明朝很有声望的官员和史学家笔下，以及官方报纸《邸报》，其真实性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
由于这次爆炸受害范围仅限于北京城西南角长三四里，周围十几里的一小块地方且灾害区的人全部赤裸，而衣服却飘荡到几十里外的山上。使得人们对引起这场灾害的原因百思不得其解。
有人认为是火药致灾。由于明末王恭厂是作为工部制造、储存火药的火药库。因此，自然很多人会认为，是王恭厂的火药爆炸引起了这场灾难。但是，这次奇灾相当于3万吨黑色火药爆炸的能量，而据史料记载，王恭厂内贮存的火药最多不超过几百吨，根本不足以形成将数里外紫禁城中“大树二十余株尽拔出土”，庭院内“坑深数丈”这样大的破坏力。
有人认为是陨石坠落。此说根据当时出现了“飓风一道，内有火光”，“西安门一带皆霏落铁渣，如米者，移时方止”，以及呈方向性的冲击波、陨击坑等记载，认为这场灾变成因类似通古斯大爆炸，系陨石坠落造成。可是作为天文学很发达的我国，当时却无陨石的记载，直到现在爆炸现场也根本没有发现任何陨石。
还有人认为是地震。古籍对当天的记载，确实肯定地提到了地震。突变前地声、火球很像地震的前兆，而整个突变过程都很像是地震。可是，地震说无法解释受害者被脱光了衣服的现象。
也有人认为是飓风成灾。这些学者解释说很可能在灾变发生的一瞬间，大气压几乎为零，而人体内的气压远远超过外界，于是，就出现了受害者皆赤体的现象。同时各种杂物随风飞升，被抛至远处。不过，爆炸中出现的地震、火球、地声现象是这种说法解释不了的。
除此之外，还有多种猜测分析。但究竟哪一种或是哪几种原因造成的这次惨绝人寰的大爆炸，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
袁崇焕之死真是千古奇冤？
袁崇焕之死真是千古奇冤？
袁崇焕，祖籍广东东莞。明万历中进士，从政之初，任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明朝后期，后金不断侵扰明朝边境，袁崇焕深感其辱，于是单骑出关考察关外形势，回到北京后，袁崇焕自请守卫辽东。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军攻打袁崇焕守卫的宁远城时被炸死，袁崇焕升至辽东巡抚。后被宦官弹劾，因而被撤职。
崇祯皇帝登基之后，为了解除后金对明的边境压力，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区，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焕得知消息后率部星夜驰援京师，迫使后金军退回关外。后金军撤退后，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反而将袁崇焕逮捕下狱。《明史·袁崇焕传》说：“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三年》也有类似的记载，崇祯三年（1630年），崇祯帝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等罪名将袁崇焕处死于西市。
当时，京城百姓对袁崇焕恨之入骨，据史书记载：“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由于努尔哈赤死于袁崇焕的大炮之下，而袁崇焕是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而死，且“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因此有人认为袁崇焕的死是千古奇冤，袁崇焕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但也有人认为，袁崇焕的死在很大程度上归罪于自己。那么，袁崇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认为袁崇焕并不是冤死的人又有什么证据呢？
首先是错失良机。宁远大捷后，本是最好的反攻时机。当时努尔哈赤回到老家，曾哀叹若是此时明将率军进击，加上朝鲜、毛文龙部及周边军队，后金四面受敌，必会败得很惨。然而袁崇焕有识无胆，竟然白白放过这个大好时机，让努尔哈赤得以缓过一口气来。历史上努尔哈赤便是在这个时候颁下数条法令：包括通商、释奴等等才使后金政权缓过劲来。
其次是擅杀毛文龙。毛文龙的皮岛基地对后金起的威胁作用是巨大的。当时，毛文龙军与关宁守军、朝鲜成三角之势，每次后金欲深入中原腹地，毛文龙便自后出兵袭扰后金腹地，令其不得不回师救援。努尔哈赤曾叹道：“有毛文龙在，某不得深入敌地，恐家中妇孺不宁也！”史书记载：“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袁崇焕借口毛文龙不听指挥，就地将他斩杀后。清军无所顾忌，所以才能长驱直入到北京城下。
再次，袁崇焕的人品也值得怀疑。有史料显示，袁崇焕对奸佞魏忠贤阿谀奉承、极尽谄媚。《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记载，辽东巡抚袁崇焕疏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至其身任辽事，誓□恢复，枭灭逆虏……浞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明熹宗实录》则记载“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
袁崇焕与后金的议和在受到崇祯皇帝的反对后，袁崇焕便邀后金军进攻，以胁迫崇祯议和。袁崇焕在蓟门先款待敌人，后来后金军半夜潜越入关，袁崇焕并不堵截，而是尾随殿后。徐石麒于弘光年间（1645年明南京福王称帝后的政权）所上的反对与清议和奏疏中就说袁崇焕是“阳主战”、“阴主款”，并且以杀边帅毛文龙为向敌人示好之信，认为杀毛文龙以示好后金的说法在《石匮书后集》中也有提及：“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真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真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而说后金军入寇乃袁崇焕招来的还有《崇祯实录》：“丁酉孙承宗入朝，袁崇焕抵左安门。时戒严，报不即入；漏下，始驰奏簿城下，都人竞谓崇焕召。”
许多人认为袁崇焕被剐时北京市民的表现是明显的愚民反应，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以魏忠贤屈杀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时的残酷压迫形势下，仍多有市民为其鸣冤叫屈，同样被冤杀的大将熊廷弼也受到百姓歌颂赞扬，偏偏袁崇焕死时却被人生啖其肉，其中必有原因。
事实是历史上对袁崇焕评价最高的，不是别人，正是后金最高统帅努尔哈赤，是他一再对袁崇焕表示赞赏，康熙更是下令为其建祠供奉，这就更加耐人寻味。乾隆四十九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虽然，后世将乾隆皇帝为袁崇焕平反昭雪的根本目的解释为崇儒重道，笼络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缓解满汉两族矛盾。但是，这样的解释怎么看都是牵强。如果按照清人所说，崇祯皇帝凌迟袁崇焕是因为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但是，袁崇焕是囚禁半年后才被处死的，这就杜绝了崇祯皇帝一时失察激愤误杀的可能。如此看来，崇祯皇帝中反间计凌迟袁崇焕的理由就显得生硬可疑，里面有了造假的成分。乾隆皇帝为袁崇焕平反昭雪的真实目的，则是袁崇焕被崇祯所杀，如袁崇焕是英雄，崇祯自然是昏君，袁崇焕形象越高大，就越可显示明朝皇室的昏庸。
李自成百万大军竟瓦解于鼠疫
李自成百万大军竟瓦解于鼠疫
明朝末年，盛极一时的李自成起义军却在清军与吴三桂军队的联合进攻下迅速失败，李自成也死于地主武装的袭击中。是什么原因导致李自成起义军的溃败呢？
有人认为是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军心涣散，军纪败坏，导致了他们的溃败。但是，李自成起义军能够迅速扩大，并且能得到百姓拥护的根本原因是其军纪严明，早在起义之初，他就提出了“剿兵安民”的口号。并且提出“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女者如淫我母”，严肃军纪，并且下令“三年不征，一民不杀”。
大顺军在入京之初，便迅速地稳定了局势，恢复了北京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赵士锦在大顺军进城时是明工部官员，他根据亲眼目睹记载说，大顺军进城之后，鉴于官军停止了抵抗，立即就“不杀人了”。义军战士“俱白帽青衣，御甲负箭，衔枚贯走”。百姓“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丝毫不加侵犯。为了防止敌对活动，义军“添设门兵，禁人出入；放马兵入城，街坊无不至者，但不抄掠”。在数以万计的入城大军中，个别违反纪律的现象自所难免，但一经发现违纪事件时，能秉公执法，迅速处理。赵士锦就记载说：“贼初入城，有兵二人抢前门铺中绸缎，即磔杀之，以手足钉于前门左栅栏上，予目击之。”当时在北京充当明给事中的徐应芬（署名聋道人），在其著作中虽然提到个别义军战士有贪图便宜暗中窃取银钱的现象，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认：“至淫、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