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顺军在加强对京师的控制的同时，又注意约束军纪，因此，当时北京的社会秩序是良好的。当然，李自成起义军的高层的确存在着腐化堕落的现象，但部队的战斗力大多由普通士兵决定，我们也很难说是高层的腐化导致全军的溃败。
是因为李自成起义军的军饷得不到保障，而军心不稳吗？李自成大军在北京通过肃贪追赃搞到了七千万两银子，相当于明朝的十年税收，这笔军饷足可支撑他庞大的军队。
既然不是军纪涣散导致的溃败，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号称百万雄兵，又有着雄厚财力保障的起义军在进京40天后突然间失去了战斗力——在清军的攻击下一触即溃，兵败如山倒，而且从此一蹶不振？
仔细地研究历史，或许我们能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原来李自成并非败于清军和吴三桂，而是败于当时肆虐横行的鼠疫！
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系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也叫做黑死病。临床上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本病远在2000年前即有记载。世界上曾发生三次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入欧洲，死亡近1亿人；第二次发生在14世纪，波及欧、亚、非；第三次是18世纪，传播32个国家。14世纪大流行时波及我国。
按照大兴县志记载，李自成进京前，北京出现了大量死耗子，随后军民发病，高烧、四肢无力、脖子肿大，而且患病者十死七八。这是什么病？按现代医学对照病症一看，这原来是可怕的鼠疫，大头瘟或疙疽所描述的其实就是腺鼠疫的典型特征——淋巴肿大。鼠疫于崇祯十六年秋出现，十七年(1644年)春天，天气转暖，跳蚤、老鼠开始趋向活跃，大规模的鼠疫自然爆发，鼠疫先“消灭”了崇祯的御林军，让李自成轻松进京。然后，鼠疫又感染了进入北京城的李自成大军，起义军自然战斗力大减，当然打不过清兵。最可怕的是，败兵因此成了鼠疫传染源，据文献记载“贼过处皆大疫”。因此李自成虽然此时财雄天下，可以大规模招兵买马，但新兵入伍即染鼠疫失去战斗力，兵力再多也没用，始终无法抵挡清军的虎狼之师。由于军人是集体生活，所以鼠疫流行对古代军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鼠疫蔓延军营，且长时间无法摆脱，李自成的精神遭受毁灭性打击，因此痛失江山并一蹶不振，“无可奈何花落去”。以当时的科技水平，无论是崇祯或是李自成都不可能了解这种可怕的传染病，都不知道自己的精锐部队已经在短时间内失去了战斗力。他们的失败不可避免。
也许有人会问，清军就不会被鼠疫传染吗？科学研究发现，鼠疫传播过程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传播中介—跳蚤。由跳蚤吸咬病鼠或病人的血后，跳蚤被鼠疫杆菌感染而发病。发病的跳蚤吸血困难而十分饥饿，病跳蚤因而不断叮咬人、鼠并反吐被鼠疫杆菌污染的血。导致更多人、鼠被感染鼠疫。但是，奇怪的是，跳蚤有一个奇怪的习性—它讨厌马的味道。我们在现代传染病研究的文献中可以发现鼠蚤的寄生对象没有马。所以骑兵很少会被传染。而清军八旗兵几乎全是骑兵。所以清兵能够在鼠疫流行中幸存，以饱满精神攻击对手。
翻看历史，精明能干的努尔哈赤不能战胜不大过问政事的万历皇帝灭掉明朝，而明显才干不高的顺治却能取代励精图治的崇祯与豪情万丈的李自成入主中原，仅仅因骑兵招跳蚤讨厌！真正令人拍案称奇！
明朝灭亡后崇祯子女跑哪去了？
明朝灭亡后崇祯子女跑哪去了？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闯王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率领农民起义军直捣北京。同年三月十六日包围北京，开始发动猛攻。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见大势已去，迫周皇后自杀，又手刃妃、嫔、公主后，到万岁山（今景山）吊死在一棵槐树上。明朝就此灭亡。与此同时，让人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明朝末代皇帝的子女们哪儿去了？
金庸先生曾在小说《鹿鼎记》中描绘了一位白衣侠女，纤尘不染，神功盖世浪迹江湖的尼姑形象。据说她乃是大明崇祯皇帝的女儿长平公主，但这毕竟是小说故事。据《明史》记载：崇祯皇帝在皇宫中砍伤16岁的长平公主后，长平公主晕死在血泊中，长平公主后来被人发现，抬到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中，5天后竟然苏醒过来。当她醒来的时候，北京城已经成了大顺天下。周奎不敢收留她，就把她交给了李自成，李闯王见公主居然死而复苏，感到很意外，于是将她交给刘宗敏救治。“大顺”只在北京城里待了两个月，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李自成没有来得及带上长平公主，就在清军的追击下败逃远去。
清顺治二年，长平公主向顺治帝及摄政王多尔衮上书要求出家为尼，但清政府为了笼络人心，不但不答应，在长平公主上书不久，顺治帝就下达诏命：让她与崇祯为她选定的驸马周显完婚，并且同时赐予府邸、金银、车马、田地。但仅仅过了几个月，长平公主就病逝了，时为顺治三年，长平公主18岁。赐葬广安门外。
长平公主的下落有了结论，崇祯帝的儿子下落至今却还是个谜。
据《明史·诸王传》记载：崇祯帝的一生共生有7个儿子。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之时，皇太子朱慈16岁，皇三子定王朱慈炯14岁，皇四子慈只有10岁。除了这三个儿子外，崇祯帝其他的儿子都是早夭。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之日，崇祯帝为给大明保留一丝血脉。他让儿子们都换上平民的衣服，由太监护送逃出北京城。临死，他还写下遗诏，要求各地的官员协力辅佐太子，重振大明。
那么，崇祯帝的这些儿子们逃到哪里去了呢？
说法一：被清廷捕获杀害。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在李自成战败后，太子趁机逃脱，被吴三桂部下捕获，后来太子又逃到外舅周奎家，周奎担心私藏太子会惹来祸端，就将太子献给了清摄政王多尔衮，经过一番辨认，最终被害。这一观点依据《石匮书后集》中的《烈帝本纪》及《太子本纪》记载，《国寿录·崇祯太子》及《甲申传信录》等书中也有比较类似的记述。这些说法都认为太子最终被清廷抓获，然后遇害。
说法二：被吴三桂杀害。《明史纪事本末》中称，李自成攻下北京城后，太子慈与定王慈炯、永王慈一起被起义军所掳获。后来，李自成不敌战败，就与吴三桂议和，吴三桂提出以归还太子与二王并离开北京城为条件，换取停战。李自成同意了，就将太子等人交给了吴三桂。这样说来，太子就落入了吴三桂的手中。据此，有人提出，太子已经遇害。
说法三：跟随李自成败退，不知所终。崇祯儿子三人在北京陷落后，均未逃脱，一并为李自成军俘获。在对他们的处理上，李自成采纳李岩等人的建议，封明太子为宋王，永王和定王也改封他爵。后来，吴三桂在山海关反叛，李自成率军亲征时，身边还带着明太子及其兄弟，其用意自然是以此来堵住吴三桂效忠明廷之借口，并招降吴三桂。但此举并没有收到效果。李自成农民军与吴三桂交战受挫，决定离京西撤时，将他们三兄弟一起带走。从此太子便杳无音信，不知死活。这种说法是依据《明史纪事本末》、《明季遗闻》以及《明史》等，如《明史纪事本末》云：“京城被攻陷，李自成捕获太子，封为宋王。当李自成向西前进时，太子却不知所终。”《明季遗闻》的记述尤为具体：“李自成军受挫后，便狼狈回到京城，之后又向西行。有人说太子和二王也一同出行。”《明季遗闻》乃邹流绮父子所编辑，他们在甲申之变时都身临其境，且该书面世之时离事情发生之日不过十年左右，因此人们认为他俩所辑录的遗闻还是较为可靠的。
说法四：跟随李自成败退，后逃出做了和尚。有人认为在李自成军队败退北京的路上，刘宗敏受了重伤，放松了对他们的看管，他们就找了个机会和他们以前的老师李士淳从闯王的军中逃了出来，后来到了李士淳的老家广东嘉应州阴那山出家当了和尚。他们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建了一座寺庙叫做“圣寿寺”，大殿就取名叫“紫极殿”，处处都显示了寺中和尚的神秘出身。据说太子死后，庙里就开始供奉一尊“太子菩萨”的神位。这尊神位始终保留着，直到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了，人们才知道原来供奉的这尊塑像就是明朝的逃亡太子。李士淳的后人也声称他们的先祖确实在乱军之中救了太子，并把太子带回自己的家乡，还一同出家做了和尚。
除了以上四种说法外《明季太略·太子一案》中则说，太子从李自成军队逃出后，被人带到皇姑寺藏了起来，又和太监高起一起潜逃到天津，然后像传言中的建文帝一样，出海南下，不知所终。《野史无文》则记载太子曾逃往南京的南明小朝廷，清兵攻陷南京后，他被人献出后被带往北方，不知所终。还有的说，明末清初兵荒马乱的，太子后来死于乱军之中。但这些说法均无证据证实。
种种说法，不一而足，清康熙时期有人借崇祯太子之名举行反清起义，牵连并死了很多人，结果也被证实是假的。崇祯的三个儿子到底流落何处，到今天仍是解不开的谜团。
明朝的后宫妃嫔是怎样选定的？
明朝的后宫妃嫔是怎样选定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帝王们为天下至尊，富有四海，为了保证江山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所有皇帝都希望自己能子孙满堂，人丁兴旺。为了确保皇帝有子嗣，中国古代的皇帝都广纳嫔妃。周代的制度是：“天子后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在明代，皇后以下则有皇贵妃、贵妃、九嫔、才人、婕妤、美人、昭容、选侍、淑女等。其中淑女为最末等，初选入宫即为淑女。俗话说：“后宫佳丽三千。”如果仅仅计算皇帝的妻妾们，当然没有这么多，但如果加上可以随时为皇帝所驱使的宫女们，就远远不止三千这个数目了。据记载，明朝末年，内廷宫女多达9000人。这些宫女大多数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和自己近在咫尺的皇帝，她们只是默默地做着自己的杂役，直至老死宫中。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吸取了前朝外戚干政的教训，严格控制后族的势力，因此明朝的皇后多为小家碧玉，来自民间。据《明史·后妃传》记载，朱元璋于洪武元年修纂《女训》，作为管理后妃的“家法”。在后妃的遴选上，为防范朝中权臣与后宫勾结，规定“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而且偏重于选择清贫之家的女子，试图以此辅佐皇帝去节俭勤政。后族爵位虽高，却基本没有实权。朱元璋还在宫内挂了一块红牌，上面镌刻着警戒妃嫔不能乱政的话。而明朝历代的皇帝也一向对此严加防范。
那么，明朝是怎样确定这些妃嫔的“最高领导人”—皇后呢？
明代选后妃的制度十分规范，逐级加以筛选淘汰。第一步是“海选”。每当皇帝到了大婚年龄时，皇宫都会派遣宦官到全国各地挑选年龄在13到16岁之间的少女，从中选出5000名由皇家支付路费，由父母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京城进行第二轮选拔。第二轮选拔时。宦官们选择一个较大场地，把少女每百人排成一行，按年龄大小排序，一番察看后，把那些过于高矮胖瘦的少女淘汰。这一轮大概会淘汰五分之一。在第二轮选拔的第二天进行第三轮选拔，宦官们采用第一天的列队方式，仔细察看每人的五官、头发、皮肤以及音色、仪态，只要有一项不合规定，便被淘汰。这一轮又会淘汰剩余人数的一半。剩余的大约2000人会进行第四轮的精选。这一轮，太监们不仅会用尺子细量少女的手足，还会考察少女的步姿与风韵。这一步又会淘汰1000名少女。最终留下的1000名美女召入宫中继续参加选拔。而太监们的使命也至此打上了句号。
过了这四关的女子大概只有1000名，都成为了宫女，但是能否成为后妃还要进一步的观察。入宫后，宫中宫娥们将那些宫女分别引入密室“探其乳，嗅其腋，扪其肌理，察其贞洁”，身上不能有一丝疤痕，肌肤必须细腻光泽，这样，从这1000人中再选出300人为宫女头目。第五关是由皇帝派遣的宦官详细观察这300名留宫的美女一个月，依据她们的性情言语，判断是否性格温柔敦厚，是否具有智慧并且贤惠。据此，再筛掉250十人，剩下的50人便自动晋级为嫔妃。倒数第二轮是“选三”，就是由皇太后或太妃从50人中选出3个供皇帝钦定。最后由皇帝钦定一名皇后。一般“选三”后陪选的两名美女，都会被封为贵妃，但也有被赐予金银币退回家的。如明光宗当太子时选太子妃，刘氏与郭氏姐妹进入最后一轮角逐，郭氏老大被选为太子妃，其妹与刘大姑落选，赐给金币后返回家中。据载，这位刘氏自感身价百倍，回故里后不愿再嫁凡夫俗子，做了一辈子老处女。
明朝被选定的后妃们，大多数不仅要忍受寂寞的苦楚，还要面对更为残酷的现实——殉葬！皇帝一死，太监们便把那些没有生育子女的后妃，赶到一间小偏殿，让她们自杀殉葬。据《明朝小史》卷三记载，朱元璋死后“伺寝宫人尽数殉葬”，为他伺寝的40余名妃嫔全部陪葬于孝陵。其后，成祖的长陵也有从殉妃嫔30余人，仁宗的献陵有7名妃嫔陪葬，宣宗的景陵则有10名宫人“殉节从葬”。妃嫔殉葬时，其状甚惨。明成祖死后，宫人殉葬者30余人，全部被逼上吊自杀。为明宣宗生殉的10位宫妃中，有一人名郭爱，进宫不到一月，可能连皇帝的面还没见过，却要为刚刚死去的皇帝殉葬，自知死期后，满怀愁苦的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绝命诗：“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就被迫做了殉葬人。
这些殉葬的妃嫔死后，下一任皇帝多半会给她们及她们的亲戚一些好处。最常见的是追赠谥号，表彰其行。据《明史·后妃传》记载：“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世袭锦衣卫千百户，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皆然。”
在明朝皇帝中，英宗朱祁镇并没有什么建树，反而一生都受制于人。他9岁登基，38岁去世，他经历了“土木之变”，被掳去做俘虏，后艰难归国复位。但是他在临终前，却下遗诏说：“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这样，最终废止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制度。明英宗的继任皇帝宪宗在临终前也再一次强调不要殉葬，以表达对先帝决定的尊重。两代皇帝的坚持执行，终于给明初以来的人殉制度画上了句号。
唐伯虎为何点大他20岁的秋香？
唐伯虎为何点大他20岁的秋香？
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在江浙地区流传了500多年，说的是唐寅与文徵明和祝枝山都是吴中的才子，唐伯虎尤其能文擅画，气度潇洒，不拘小节。无锡望族华学士之夫人率婢仆乘画舫来吴中进香，正巧遇到应文徵明和祝枝山相邀来游虎丘的唐伯虎。这时，唐伯虎看见华府众人中有一位风姿明丽、秀逸绝尘的婢女。这引起了唐伯虎的追求之心。为此，唐伯虎不惜更换便装到华府应聘教书先生，取名华安，后与秋香终成眷属。
然而这只是传说故事，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不仅没有传说中的风流韵事，而且生活清贫，一生坎坷。他年轻时，妻子离世。唐伯虎27岁时续弦，娶了何氏。可惜，好景不长，在第二年的会试中，唐伯虎受到科举舞弊案的牵连，吃了一连串冤枉官司，从此科举无门，功名路断。何氏见唐伯虎失去仕进希望，与唐伯虎日日争吵，唐伯虎一纸休书将何氏送回娘家。后来，唐伯虎娶青楼女子沈九娘为妻，俩人情投意合，唐伯虎自此也潜心作画，在丹青上大有进展。唐寅31岁开始“千里壮游”，足迹遍及江、浙、皖、湘、鄂、闵、赣七省，贫困之下以卖画为生。唐寅擅画山水及工笔人物，尤其是仕女，笔法秀润缜密、潇洒飘逸，“唐画”为后世画家所宗。传世作品有《骑驴归思图》、《秋风纨扇图》、《李瑞瑞图》、《一世姻缘图》、《山路松声图》等。诗词散文有《六如居士全集》。
唐伯虎的后半生与桃花坞是密不可分的，明正德四年（1509年），唐伯虎在苏州城北建成桃花坞，他自称桃花坞主，曾写《桃花庵歌》描写自己的生活：“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唐伯虎的主要艺术作品也产生于此。唐伯虎坎坷一生，晚年生活贫困凄苦，享年54岁。
从唐伯虎坎坷的一生来看，他并没有叫做秋香的妻子，那么“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呢？秋香又是何等人物？
在明代的笔记体小说中最早出现秋香的身影。明代小说家王同轨在他的《耳谈》中叙述的另一个苏州才子陈元超与唐伯虎点秋香一模一样的故事：“元，少年倜傥不羁，尝与客登虎丘，见官家从婢姣好姿媚，笑而顾己，悦之。令人迹至其家，微服作落魄，求佣书焉，留侍二子。自是二子文日奇，父师大惊，不知出元也。已而以娶求归，二子不从，曰：‘室中惟汝所择。’曰：‘必不得已，秋香可。’即前遇婢也。二子白父母，嫁之。元既娶，婢曰：‘君非虎丘遇者乎？’曰：‘然！’曰：‘君既贵公子，何自贱若此？’曰：‘汝昔笑顾我，不能忘情耳！’”这个故事到了明末冯梦龙手上，就变成了《警世通言》中《唐解元一笑姻缘》。而在戏曲中出现唐伯虎的故事的，最早有明末孟称舜的杂剧《花前一笑》，后来人们觉得“一笑”太不过瘾，又从“一笑”发展到“三笑”，出现了王百谷的《三笑缘》弹词、卓人月的《唐伯虎千金花舫缘》杂剧。乾隆、嘉庆以后，苏州评弹艺人口中常唱的弹词有《三笑姻缘》、《三笑新编》、《三笑八美图》、《笑中缘》，等等。到了清朝末年，民间开始流传弹词唱本《九美图》，开始有了唐伯虎娶九个貌美如花的老婆的说法。
唐伯虎虽然并未娶秋香为妻，但与其同时代，的确有一个叫秋香的女子，不过这个秋香并非是大户人家的婢女，而是当时南都金陵风月场中的名妓。据记载，这个秋香本名林奴儿，字金兰，号秋香，她琴、棋、诗、画样样精通，当时被誉为“吴中女才子”，秋香早年被迫堕入青楼，从良嫁人后还有些老主顾来找她。她不仅拒绝了，而且还在扇子上画了一幅画叫《新柳图》，题诗曰：“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如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据明代《画史》中记载：“秋香学画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笔最清润。”在《金陵琐事》中，还记载了秋香曾经向唐伯虎的绘画老师沈周学过画画。沈周是明代相当著名的大画家，曾为秋香画过一幅丹青画，写过一首词。秋香与唐伯虎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据考证，秋香是生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比唐伯虎足足大20岁，唐伯虎16岁出道时，很难与金陵秦淮河畔的秋香产生感情。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看来很可能是后人的附会了。
秋香确有其人，华太师也在历史上出现过，不过据《明史》记载，华太师其实比唐伯虎小27岁。他原名华察，字子潜，号鸿山，明嘉靖五年（1526年）中进士，当时才30岁。华鸿山后任兵部郎中，入为翰林院修撰，曾奉命出使朝鲜，赐一品服。和《三笑》中描述的情况恰恰相反，华鸿山平时的生活很俭朴，饮食非常简单，家中也没有侍婢，他年老归隐时，“家本素丰，林园甲江表，而食不三豆，室内无侍媵，文词清削”。而且华鸿山的两个儿子也不是弱智，据《西神客话》载，其子“少有隽才，甫冠即登科第”。
由此可以看出，“唐伯虎点秋香”原本是“陈公子点秋香”，由于“陈公子点秋香”的原型陈元超，也是明代苏州人，与唐伯虎同为才子，明末的冯梦龙把两人的身份搞错了。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文学家根据历史材料和民间流传的故事创作的。它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塑造了李逵、武松、林冲、鲁智深等众多在梁山泊聚义的英雄人物，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腐朽，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语言丰富生动。但是这样一部传世奇书，却给后人留下了诸多难解之谜。《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第一种说法，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这种说法最早出现于明朝嘉靖年间的一些文人笔记。例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等等都有这样的记载。
第二种说法，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合作的。例如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书志》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传》中提到作者，说是“施罗二公”。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编次”，可解释为“编辑”。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第三种说法，认为是施耐庵一个人所撰。这主要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现在这一说法占主流地位。
第四种说法认为《水浒传》的作者已不可考，施耐庵和罗贯中都是假托的人名。如中国近代的文斗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简本书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过了几十年，出来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当时在读书人的眼光中，写诗词歌赋的是“文人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无聊文人”。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房、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强盗，作者不敢署名，而对于刊刻书籍的书商来说，作者的名气对书的发行又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有些书商就在刊印时署上某个名人的名字，或者说是某某名人“本”，某某名人编撰，而真正的作者或编撰却被隐去了。
那么，在这四种说法中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我们先来看施耐庵和罗贯中的生平。关于施耐庵，有些人认为并无其人，是别人托名；有人认为是杭州人施惠；有人认为是兴化人施彦端。各有各的理由，但又不能令人信服。不过有一点，就是在《靖康稗史》一书上署名编著和作序者的是耐庵。学术界认为，这个耐庵就是施耐庵。也就是说，施耐庵编写了一部《靖康稗史》，而且这一部书在当时很有名气，很受欢迎，施耐庵也就成了很有名气的稗史即小说作家。
关于罗贯中，《水浒传》最早本子署名为“东原罗贯中编辑”。罗贯中的生平事迹虽不十分清楚，但有几部作品却已被学术界认可是他编写的，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杂剧剧本《风云会》。由此可以看出，罗贯中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小说家。
既然施耐庵和罗贯中都是有名的小说家，这也为他们合作编写，或者是独立写作《水浒传》这样一部名著提供了可能。
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最早见于明朝嘉靖年间，第三种说法，首见于万历时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比第三种说法可靠。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同。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因此，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在清代，也有人认为施耐庵写了前七十回，罗贯中写了后五十回。但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流行之后，才有这种说法，因此不足信。
至于第四种说法，只是说《水浒传》可能不是罗贯中或施耐庵中的一个人或他们合作写作的。并不能否定他们写作的可能性。其实，水浒故事，早有流传，元杂剧里便有《梁山泊李逵负荆》的本子，人物刻画已经很生动。大约罗贯中也曾著过《水浒传》，而施耐庵是《水浒传》这一书目的集大成者吧。
历史上的潘金莲是水性杨花吗？
历史上的潘金莲是水性杨花吗？
潘金莲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潘金莲的成名缘于《水浒传》和《金瓶梅》的描写。几百年来，她一直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成为妖冶、淫荡、狠毒的典型！我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潘金莲这个人吗?
要探究这个问题，首先应从她第一次出场的地方—《水浒传》开始查起。《水浒传》是作者在基于怎样的事实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呢？《水浒传》中国明代长篇小说。又题为《忠义水浒传》，通行本简称《水浒》。《水浒传》是民间无名作者同文人作家集体创作的成果，其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传演变过程。《水浒传》描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6年)，因声势极盛，便在民间产生许多奇闻异说，流传中不断得到无名作者的加工增饰。施耐庵就是在长期民间传说、民间说话艺术和元杂剧水浒戏的基础上加工写定成书的。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由此可见此书的创作是根据史实的不断加工演变，而且掺杂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书中有大量的情节是作者的想象创作，除了全书的基本故事梗概是依据史实，其余单个人物的经历，基本上是作者根据生活经验和想象对人物形象丰满化的加工。所以，对于潘金莲这个配角，作者完全可以为了突出武松这个重要人物，而凭空创作出来。
从作者这一方面说完后，那再看看作品本身。潘金莲与武松这个主要人物有关系，那武松存在吗？《临安县志》《西湖大观》《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史籍都记载了北宋时杭州府中的提辖武松勇于为民除恶的侠义壮举。上述史籍中，武松原系浪迹江湖的卖艺人，“貌奇伟，尝使技于涌金门外”，“非盗也”。杭州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高强，人才出众，遂邀请入府，让他充当都头。不久，因功被提升为提辖，成为知府高权的心腹。后来高权因得罪权贵，被奸人诬陷而罢官。武松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赶出衙门。继任的新知府是太师蔡京的儿子蔡，是个大奸臣。他倚仗其父的权势，在杭州任上虐政殃民，百姓怨声载道，人称蔡为“蔡虎”。武松对这个奸臣恨之入骨，决心拼上性命也要为民除害。一日，他身藏利刃，隐匿在蔡府厅前，候蔡前呼后拥而来之际，箭一般冲上前去，向蔡猛刺数刀，当即结果了他的性命。官兵蜂拥前来围攻武松，武松终因寡不敌众被官兵捕获。后惨遭重刑死于狱中。当地“百姓深感其德，葬于杭州西泠桥畔”，后人立碑，题曰“宋义士武松之墓”。由此可见，历史上的武松与《水浒传》中描写的武松可谓大相径庭。历史上武松的侠义切合了作者创作人物的主旨，但是他的事迹并不符合作者创作的背景，所以作者对武松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从景阳冈打虎到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都是创作出来的而非历史的真实呈现，那么烘托武松这个人物的潘金莲也是作者加上去的。
上文提到了在《水浒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其实民间传说也是来源于生活的，只不过是加上了后人的想象和再创作，所以是有源可寻的。《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自幼为奴，后被“赏”或“卖”给矮小丑陋的武大郎为妻。这个婚姻根本没有丝毫感情可言。而在封建道德体系的束缚下，潘金莲别无选择，只好忍受。那已经是一个不幸。如果她终生没有遇见第二个男人，守在武大郎的炊屋里，枯萎凋零而终，全如中国世世代代无数平凡女性那样，那仍然是压抑人性的一个巨大悲剧。如果因此中国人民就送给潘金莲一顶道德桂冠，装饰得再美丽，也掩饰不住其下面毁灭青春扼杀人性的罪恶。可是生活终于没有让潘金莲沿着这个悲剧走下去，却转向了另一个悲剧。潘金莲毕竟是个活生生的人，毕竟年轻美貌，无论怎样压抑，她毕竟需要感情生活，需要性的慰藉。这一切，武大郎都不能给予她。这种情况下，与武二郎的相见，便使潘金莲感情生活的意识觉醒了，而且如久枯干柴遇火，一发而不可收。但是在封建道德体系的罗网里，离婚不可能，要被视为大逆不道。她只好走许多不幸婚姻迫害下的妇女走过的道路：偷情。可是武二郎偏偏不好女色，不理解潘金莲，不愿与之偷情。于是潘金莲便面临了极大的挑战。于是有权有势又有钱的西门大官人来捡便宜了，以买卖感情和肉体为业的王婆得以入手了。潘金莲为了挣脱与武大郎不幸婚姻的悲剧，堕入另一个更深重的悲剧，把被玩弄当作了爱情。于是潘金莲就成了一个社会道德罪恶的牺牲品。从这一大段的描述中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解读，潘金莲是在向封建伦理道德挑战，虽然她的挑战是在她为了满足自己需要的情形下发生的，但是这也是一种突破，其实这与作者作品的反封建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另外，作者在创作潘金莲这个人物的同时，也加进了自己的思考。
所以综合上述各个原因，潘金莲这个人物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但是有原型可寻，她之所以形象那么鲜明，因为她是作者为了创作的需要，从许多生活原型中提炼糅合并且在符合作者作品要求的前提下创作出来的。
历史上的三个张三丰之谜
历史上的三个张三丰之谜
很多读者通过金庸的作品了解到张三丰其人，对他出神入化的武当神功以及仙风道骨和高尚德行，钦佩不已。历史上确实有张三丰这个人，而且可能有三个张三丰，宋朝的张三丰，元朝的张三丰，明朝的张三丰。
宋朝的张三丰，又名张三峰，大概生活在北宋末年。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黄宗羲在《王征南墓志铭》（王征南生平时间为1617～1669年）说，内家拳“盖起于宋之张三峰。三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进，夜梦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黄宗羲儿子黄百家，也是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跟王征南学过内家拳，在他写的《王征南先生传》中说：“盖自外家至少林，其术精矣。张三峰既精于少林，复从而翻之，是名内家。得其一二者，已足胜少林。”王征南是黄宗羲的朋友，是黄百家的师父，黄氏父子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家，关于宋朝张三丰的记载应该是有依据的而且相当认真的。雍正年间，宁波知府曹秉仁纂修的《宁波府志·张松溪传》中说：“张松溪，鄞人，善搏……其法自言起于宋之张三峰。三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前。夜梦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遂以绝技名于世。”这里张松溪自己说他的武功来源于宋朝的张三丰。清光绪六年，即1880年，武式太极拳创始人武禹襄的外甥李亦在《太极拳小序》开宗明义地说：“太极拳始自宋张三丰，其精微巧妙，王宗岳论详且尽矣。后传至河南陈家沟陈姓，神而明者，代不数人……”
元朝的张三丰，本名张阳，字三风，中岳武当山道士，中岳慈云寺佛徒，创张阳拳和二路通臂拳。然而元朝的张三丰似乎很难确定，《明史·方伎列传》记载：“或言三丰金时人，元初与刘秉忠同师，后学道于鹿邑之太清宫，然皆不可考。天顺三年，英宗赐诰，赠为通微显化真人，终莫测其存亡也。”刘秉忠（1216～1274年）是元代前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建筑设计家。刘秉忠现存作品较多，但是没有提到“张三丰”这个人。《名山藏》也说：张三丰曾与刘秉忠、冷谦同师元初著名的海云禅师。清人李西月编写的《张三丰全集·芦汀夜话》里，张三丰自称生于蒙古定宗三年（1248年），曾任中山博陵县令，后弃官出家，做全真道士，在终南山遇到火龙真人，得到真诀。最后在武当山修炼多年。
那么明朝的张三丰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明朝的张三丰是一名被神化的人物，据说有时候三五天吃一顿饭，有时候两三个月才吃一次饭。精神好的时候穿山走石，累了的时候铺云卧雪。有时一日走千里，“人皆异之，咸以为神仙中人”。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对道教的控制，派遣一些道士出使全国各地道观，特意叮嘱使者：“有张玄玄，可请来。”但始终没有找到张三丰。
明成祖朱棣信仰神怪之说，奉祀武当玄帝，而张三丰是武当山最有名的道士，也祟尚玄帝。因此，朱棣想把在民间影响很大的张三丰“延请诣朝”，一方面可以粉饰太平，收买民心；另一方面也可获得仙药，延年益寿。
张三丰的弟子众多，散布各地。明人任自垣的《太岳太和志·张全一传》记载，张三丰在武当山的弟子，有道士丘玄清、卢秋云、刘古泉、杨善澄、周真德五人，各奉师命住一地。《张三丰全集·道派》，张三丰的弟子还有秦淮富翁沈万三及其婿余十舍，以及曾助朱元璋军粮的富翁陆德厚。另外淮安人王宗道，也从张三丰学道，永乐三年命寻访张三丰而不遇，封为“圆德真人”。明武宗时候的李性之，说在正德年间（1506～1521年），入武当山遇张三丰而得诀，算起来，其时张三丰已二百五六十岁，似乎不大可能。
北京白云观抄《诸真宗派总簿》列出奉张三丰为祖师的道派，有王屋山邋遢派、自然派、三丰派、日新派、蓬莱派、檀塔派等17支。清朝道咸年间，四川乐山人李西月所立内丹西派，继承张三丰，并称张三丰一系为“隐仙派”，编排了从老子、文始真人尹喜至张三丰的传法谱系。这一谱系虽不尽可靠，但突出隐遁为该派独特宗风，也确实反映出了张三丰的人格特点：一种类同于中国历代隐士风骨的“隐仙”风范，这种隐仙精神，和那些包括当时腰金衣紫的正一道士在内的达官贵人，趋炎附势之徒相比，张三丰是多么难能可贵，从当时主流传统来说，张三丰的人格颇符合儒家那种不慕富贵的精神。
张三丰是三个，还是两个，或许只有一个，这个问题似乎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张三丰是一个值得人们尊敬的历史人物。
大英帝国向明王朝赔款之谜
大英帝国向明王朝赔款之谜
1840年，英国侵略者在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向古老封建的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英国强行向中国倾销鸦片引起的，所以历史上叫做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腐朽的清王朝战败而结束，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不仅要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还规定了西方列强在中国拥有一系列的特权。这次战争，使西方列强发现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为了扩大自己在中国的权益，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列强在中国肆无忌惮，多次强迫清政府签订大量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主权一步步丧尽。
这段历史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但当我们翻看历史时，竟然发现，在鸦片战争爆发200年前的1636年，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竟然也曾向当时的明政府赔过款……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继位之后，英国国内印行了许多关于航海、旅行及地理发现的文章，其中东方中国的富庶，便成了当时欧洲冒险家们东来“寻宝”的动力。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伊丽莎白曾派亲信携她写给中国万历皇帝的信函，前往中国。但却被控制外商进入中国的葡萄牙人发现，致使此次遣使流产。
1588年，英国全歼西班牙海上“无敌舰队”，其后又击败荷兰舰队，夺得海上霸权后，决定再次遣使来华。这次使团由三艘船组成船队，但一艘在好望角附近覆没了，另外两艘在东驶时，遇上了葡萄牙船队，双方激战18天，幸存者集中到一艘大船上继续东进，船驶到布通岛时触礁覆没，仅存的四人便携女王致中国皇帝的国书，逃到波多黎各，不幸又为西班牙人所俘，后遭枪杀。
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死后，英国历史进入了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王朝的第一代国君詹姆士一世屡屡接到商人赴华贸易的请求后，决定派使臣到中国，向中国皇帝提出建立贸易联系的请求。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詹姆士一世修书两封致中国万历皇帝，派商人尼古拉·道通为代表，持信往中国。尼古拉·道通原定先经过万丹、日本，寻找在那里的中国人陪同，之后将两封国书呈送给中国皇帝。尼古拉·道通抵万丹后遇到不少中国商人，“但竟找不到一个中国人敢翻译和陪同呈递这两封国书，因为这样做，根据明政府海禁国令，他们有被处死的危险”。标志着英国第三次遣使来华的两封英王致中国皇帝的国书，在万丹搁置四年之久，最后竟不知落于何人之手。使臣来华之事，亦告息鼓。
经过这三次失败的贸易探索之后，英国人决定不必经过中国皇帝的允许，直接参与对华贸易，1635年(明崇祯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果阿（现为印度的一个邦）的葡萄牙总督达成协议，葡萄牙人同意英商自由出入澳门从事贸易。于是英王查理一世依靠有经验的商人威廉·科尔亭，组建了一个直接赴华贸易的私人“科尔亭商业公司”。英王本人加入了一万英镑作为股份，并从东印度公司聘请了一位善于远航的船长约翰·威德尔为兵船商队指挥官，在中国有权代表英王行使权力。查理一世在给威德尔的委任状中提到“国王授予你的不仅仅是许可证或下达命令，而且给了你权力……到中国海岸及日本，在这些地方进行贸易。”1636年4月，威德尔率领6艘船舰前来中国。
威德尔船队于1637年6月27日，到达澳门以南的十字门外停泊。在此贸易的荷兰人对英国商船的到来十分不满，因为这时澳门与果阿、里斯本的贸易航线已被荷兰舰队所阻截，航行十分困难，澳门葡人只能维持长崎和马尼拉的贸易航线，而且同长崎的贸易也因日本颁布锁国令而被迫停止，这样就只剩下马尼拉一处仍然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但贸易额每年仍达白银100万两。如果英国人也来到澳门做生意，那么，葡萄牙人对中国贸易的垄断势必会被打破，葡萄牙人的利益将会受到很大损失。因此，澳门葡人拒不执行果阿总督的指示，不允许英国人分享澳门的贸易特权。由于当时英国人无法靠岸与中国官员交流，于是葡萄牙人在中国官员面前极力诋毁英国人，将他们说成是前来捣乱的荷兰人，应予驱逐。葡萄牙人又从澳门派出巡逻艇在英船附近巡弋，阻止英国人进行贸易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