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子贡就对商纣王的暴虐产生了质疑，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郭沫若则说：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对古代中国的领土开拓有其贡献，所谓“纣克东夷”，就是开拓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西周正是乘“纣克东夷”的机会东进灭商的。
那是什么原因使纣一步一步被丑化的呢？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宣传的需要。“胜者为王败者寇”，当时的周王朝虽然灭了商，但并不是一个大国，它要巩固它的政权，稳定和笼络它的民心，自然需要一些政治手段。纣王当然不是没有缺点，于是灭掉商纣王的西周帝王们，以及其后的御用文人们，根据政治的需要，把死去的纣王的事一再编排，终于使他成了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人。其次就是纣王身边有个妲己，可迎合“女人是祸水”的论调，可以顺利地把罪恶之源引到女人身上。如夏桀的妹喜、周幽王的褒姒、唐明皇的杨贵妃一样，成了祸水和替罪羊。《列女传》就把劣迹都归于妲己一人身上，谓之“女祸亡国论”。
可见，商纣王虽不是什么明君，但也并不是像现代人所认为的那样暴虐无比，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
皇族伯夷、叔齐为什么会饿死？
皇族伯夷、叔齐为什么会饿死？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故事：孤竹是商朝的诸侯国，孤竹的国君有三个儿子，其中，大儿子伯夷和三儿子叔齐以仁义闻名。国君生前本来准备把君位传给叔齐，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件事，就突然患病死了。但是，叔齐却不想继承君位，他对伯夷说：“哥哥，长幼有序，还是由你来当国君吧！”伯夷不同意这么做，他说：“由你来继承君位，是父亲的遗愿，我们不能违背他的遗愿。”兄弟二人推让了很久，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
为了逃避这件事情，伯夷决定连夜出走。没想到，他却在路上遇到叔齐。原来，叔齐也是这种想法。事已至此，两个人决定一起远走他乡。孤竹国的臣民找了很久也没有伯夷和叔齐的下落，只好另立前国君的二儿子继承君位。原来，伯夷、叔齐听说西伯侯尊老敬贤，就去周地投奔他了。
当伯夷和叔齐到达周的时候，西伯侯已经去世了，他们正好遇到西伯侯的儿子周武王和太公望率领的大队军马。原来，周武王用车载着父亲的灵位，对外宣称奉了父亲的遗命，起兵讨伐无道的共主商纣王。伯夷、叔齐求见周武王，他们拽住武王的马缰绳谏诤说：“你的父亲死了，不好好地让他入土为安，却要兴兵打仗，这能说是孝子的行为吗？另外，你作为臣子，现在要去弑杀天下的共主，这能说是仁者的行为吗？”
看到他们落魄的样子，武王左右的卫兵以为是哪里跑出来的两个疯子，要杀了伯夷和叔齐。太公挥手制止了卫兵，他说：“这是仁义之士啊！”说完就把伯夷和叔齐搀扶到一边儿去了。后来，武王灭商兴周，天下归附。而伯夷、叔齐却耻于做周朝的臣民，坚守节义，发誓不吃周朝的粮食。他们二人隐居在首阳山，靠采食野菜充饥。
一天，一个村妇在山中遇到伯夷和叔齐，村妇对他们说：“二位先生有气节，不吃周朝的粮食，可是你们吃的野菜也是周朝的啊！”二人听后就再也不吃野菜了。七天之后，伯夷、叔齐饿得快不行了，他们做了一首歌，有气无力地唱道：“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最后，他们就这样饿死在首阳山上了。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伯夷、叔齐一直被当作高尚守节的典型，至今，依然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论语》中提到的100多人中，受到孔子称许的固然不少，被孔子尊为贤人的却屈指可数，而伯夷、叔齐即在其列。到战国时的《孟子》、《庄子》、《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等都很推崇他们。汉代的司马迁作《史记》特为他们立传，且放在列传之首。唐代的韩愈曾写过《伯夷颂》，颂扬备至。那么，如此受人尊敬的伯夷和叔齐真的是饿死的吗？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只要玩味一下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饿于首阳”的意思并不是说“饿死”，而是指在首阳山过着贫困的隐士生活，它是针对齐景公的奢华生活而言。孔子只说这对兄弟“饿于首阳”，并没有说他们“耻食周粟”，更没说“饿死”。《吕氏春秋·诚廉》曰：“二人北行，至首阳山而饿焉。”也没有说他俩“饿死”。清代经学家刘宝楠在其名著《论语正义》中为上述文字作注，引用了几位先贤的言论，值得细读。“钱氏可选《补阙记》：夷、齐不食周粟，非绝粒不食也。古人禄皆以粟，如原思辞粟是也。饿而食薇者，粟或不足，有时采薇以充之。未也只食薇也。《秦记》谓其食薇三年，颜色不改，诞矣。案：《汉书·王贡两鲍龚传》：昔武王伐纣，迁九鼎于雒邑。伯夷、叔齐薄之，饿于首阳，不食其禄。亦谓因不仕周食禄，故致饿也。”读完上述文字，可以看到刘宝楠也认为伯夷、叔齐二人当时在首阳仅是挨“饿”，而并没有“饿死”。
但《庄子》里却又多次提到伯夷、叔齐是饿死的说法，《韩非子》中也说“二人饿死首阳之陵”；在《史记》里说得更具体，他们是耻食周粟，以致饿死。
有些学者认为说伯夷和叔齐饿死是后人附会之辞，《史记》的说法并不可信。把他们说成“饿死”，应当看作在春秋、战国那种君不君、臣不臣的残酷争斗的背景下，游说之士为迎合统治者的忠孝道德观，或者为放弃名利、遁世绝俗的观点而进行的一种宣传。
看来，伯夷和叔齐的归宿，直至今天还不能有一个断论。无论怎样，历史上的这两位人物，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参照，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和启发，是多层面的。他们的执著，是能够让人慢慢品味的。
圣人孔子是帅哥还是“恐龙”？
圣人孔子是帅哥还是“恐龙”？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从汉武帝开始，便登上了“独尊”地位。从那时起，儒家学说开始和封建专制融为一体，为历代王朝所尊崇和利用，并不断丰富它、完善它、发展它，使儒学成为一门包容哲学、伦理学等诸学科的综合性学说，对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儒家学说渗透到社会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不仅影响了两千多年数十代人，而且它的辐射影响远及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
千百年来研究儒学的专家以及爱戴孔夫子的人们都关心一个问题：孔夫子到底长什么样子？孔子距离我们两千多年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孔子形象，都是后世想象而来。实际上，在孔子去世后近三百年时间里，他一直保持着布衣学者的身份，直到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到山东时祭祀过孔子，并封孔子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后来，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历代帝王纷纷对孔子及其子孙加封加号，各种孔子的画像才纷纷出现。那么，真实的孔子长得什么样子呢？
为《史记》作索隐的司马贞描述说，其体态好像倒过来的屋顶。名之曰丘，固当。当然，这是司马贞的说法。其实，他叫孔丘，还有一个说法，说是他的父母为求一子，祷于尼丘，故生下他后，便名之为丘，字之为尼，又因排行第二，叫仲尼。有关孔子的身高，司马迁的《孔子世家》里，称“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按西汉尺23.1厘米计算，是2米21，在平均身材不高的古代，孔子如果长得如此伟岸，在他死后，他的弟子子贡、宰予等肯定不会忽略这个足以显示“圣人”高大形象的数据，在他们的言论中会有所提及。
而《春秋演孔图》对孔子的相貌记载则是：“孔子长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准河目，龙颡斗唇，昌颜均颐，辅喉骈齿，龙形龟脊虎掌，胼肩修肱参膺，圩顶山脐林背，翼臂汪头阜，堤眉地足，谷窍雷声，泽腹修上趋下，末偻后耳，面如蒙共，手垂过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凤崎，坐如龙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宇，望之如林，就之如升腰大十围，胸应矩，舌理七重，钧文在掌。胸文曰：‘制作定世符运’。”东汉的王充在《论衡》里说“黄帝龙颜，颛顼戴午，帝喾骈齿，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汤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阳，周公背偻，皋陶马口，孔子反羽”，意思是黄帝长得像龙，颛顼的头上长角，喾的牙齿连成一片，尧的眉毛有八种颜色，舜的眼睛有双瞳，禹的耳朵有三个孔，汤的胳膊上有两肘，周文王有四个乳房，周武王眼高可以看见头顶上的太阳，周公旦驼背，皋陶的嘴像马，孔子圩顶。其他如《孝经钩命诀》、《孝经援神契》、《白虎通》、《荀子》等都有类似描述。
这种对孔子相貌的描绘自然有夸张成分，近代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中就澄清了这个事实：“到了汉朝，真是闹得不成样子了。我们只要把纬书翻出一看，真是笑歪了嘴。他们说，孔子身长九尺六寸，人皆称他为长人……”孔子“长九尺有六寸”大概是汉初一些儒生们臆想的“杰作”。司马迁撰《孔子世家》，却还是采信了“身长九尺六寸”之说。于是，纬书里的臆语就成了史籍中的正式记载。
在孔子的老家孔府中，有一份档案描述了孔子的形象，还说到了孔子的腰围：“先圣身长九尺六寸，腰大十围。”所谓“围”，《辞海》如是解释：“计量圆周的约略单位，即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拢的长度。亦指两臂合抱的长度。”按照这种标准，“十围”是三米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根据《孔子家语》的记载：孔子到郑国时，与弟子们失散而独自站立在东边的城门外。这时弟子们急忙地要寻找老师，附近的人们瞧见这些年轻人似乎正在找人，便上前对其中的子贡说：“我刚才在东门外看见一个人，身高大约是九尺六寸（这是古代计量身高的单位）。浓眉大眼，额头宽宽大大的。他的头看起来有点像尧，脖子像皋繇，肩膀倒有点像子产，可是腰部以下却像大禹，只是似乎比较矮了一点。他的样子看起来似乎很狼狈，像条丧家之狗呢！”于是，子贡便带领着其他的弟子，在东门外找到了孔子。并把郑国人对他的描述告诉孔子，孔子笑着说：“一个人的长相如何那不是十分重要的。但说我像条失去主人家的狗，倒是蛮贴切的啊！”孔子周游列国想要施展抱负的过程并不顺利，此时匆忙的行程中又与弟子们失散，所以神情看起来十分失意。这里说孔子像丧家之狗，孔子非但不生气，反倒欣然接受，可见孔子的幽默。而从郑国人对孔子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孔子的相貌确实不凡，因为尧、禹和皋繇是古代的圣王、贤臣，而子产更是郑国了不起的政治家（《论语》中便有对子产的称赞之语），说孔子长得像他们，可见孔子应该是很有圣人气象的。
孔子形象的变化也体现在画像中，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孔子形象是武梁祠东汉画像石刻中的《孔子见老子图》。汉画像石中所出现的孔子，多半是一位学者形象。而流传最为广泛的版本，是唐朝吴道子所绘《孔子行教像》。这幅画中的孔子宽衣博带，不着官服，拱手站立，面目慈祥。传顾恺之所画《孔子为鲁司寇像》中，孔子着官服、戴官帽，一副官员气派，体现了孔子较高的政治地位，但也是面容和蔼，一副“为政以德”之态。自宋元以后，孔子相继被谥为“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其服饰便由公侯制进到帝王制。
虽然我们在不断探讨孔子的相貌，但据历史记载孔子却不十分重视一个人的外表长相，从《论语》来看，孔子比较重视的，应该是一个人内在的品德修养！孔子真实长相虽然早已不可考，但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永远深植人心。
管仲为何被娼妓奉为保护神？
管仲为何被娼妓奉为保护神？
关于娼妓，在外国，可能起源于一些祭祀性的神庙。汉谟拉比时代巴比伦王国的神殿里有“圣妓”。“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描写巴比伦神殿里的妓女说：“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必须去一次神殿，坐在那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将她带出与他同卧，否则她不准回家……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一定要和第一个投给她钱的男人一同去。当她和他共卧，尽到了她对女神的职责后，她就可以回家。”地中海有个海岛叫塞浦路斯，在古代，这个岛上的女神庙里养着成群的“圣妓”，专供过客淫乐，当时的法律规定：女子不论愿意与否，只有在神庙中当过“圣妓”后才能出嫁。
在中国，《尚书》记载：尧的儿子丹朱“朋淫于家”。西汉刘向在《列女传》中说“夏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四方美女积之后宫，作烂漫之乐”。二者都类似于集体性淫乱。这些记载似乎说明娼妓在夏朝前后就已出现。有些人认为妓女源于商周时期的巫婆，称为“巫娼”。然而史书诸如《史记》以及甲骨文都没有女巫从事性工作的记载。很多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妓女可能起源于奴隶主家庭所蓄养的家妓。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对妓女的起源有另一说：
有人问：“妓女始于何时？”余云：“三代以上，民衣食足而礼教明，焉得有妓女？唯春秋时，卫使妇人饮南宫万以酒，醉而缚之。此妇人当是妓女之滥觞。不然，焉有良家女而陪人饮酒乎？若管仲之女闾三百；越王使罢女为士缝纫，固其后焉者矣。”
妓女成为一种职业大概在西周或者晚些时候的春秋。《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赵女郑姬，设形容，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这些“游女”、赵女郑姬妖艳妩媚，色艺双全，甚至不远千里从事性工作。当时也出现了一些军妓，越王勾践就用寡妇娱乐士兵。《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
但是妓女这种职业真正开始合法是从管仲在齐国设立妓院开始，作为一种职业，正式得到了齐国政府的承认，具有了法律上的合法性。当时齐国不但经营妓院，而且对性工作者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和保护，而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管仲。
管仲帮助齐桓公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管仲改革”，他使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
春秋是一个士的时代，士在当时是一个重要阶层，他们四方奔走，游说于诸侯之间。他们常年不回家，自然妓门成了他们的栖息之地，所以当时妓院很多，由于需求大，财富自然也集中于此种风花雪月之地，当时管仲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需要财力上的支持。再加上当时的烟花之地存在一些混乱，有些嫖客事后打白条，妓女的安全感降低，她们需要一只看不见的强有力的手来安慰。同时，管仲为了纳天下贤才为齐国效力，以美色留住人才，因而有必要加强对妓院的管理。
于是管仲设立“女闾”，根据《周礼》的“五家为比，五比为闾”，那么一闾就是二十五家，总数就是17500家妓院。《东周策》说：“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这是国家经营妓院之始。而西方的国营妓院始于雅典政治改革家梭伦，他决定开设国营妓院受到群众的赞美，说这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梭伦改革是在公元前594年，他创设国家妓院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而管仲相齐在周庄王十九年，即公元前685年，死于周襄王七年，即公元前645年，管仲创设国家妓院至少比梭伦早50年左右。当然，从道德上来说，这并不光荣。
管仲是大政治家，他创设国家妓院并不止是为淫乐而淫荡，他有他的政治经济目的。
首先，增加国家收入，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即后世所谓“花粉税”、“花粉捐”。清人褚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其次，缓解社会矛盾，一方面解决许多没有妻子的男子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另一方面使大量女奴隶得以适当安置。《韩非子·外储》说：“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无妻，以告管仲。对曰：‘臣闻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这样一来，使社会上有些男子无妻的矛盾缓和了。同时桓公在称霸战争中俘获的女子和一些女奴隶，把她们安置在国家妓院中。
第三，吸引士阶层。这些常年游说在外所谓的士喜欢妇女和美酒，于是开设妓院达到了引进人才的目的。
最后，齐桓公好色，常常游乐于国家妓院“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管仲设妓院也算是投其所好。
管仲设妓院后，诸侯国纷纷取经学习。一些诸侯国甚至利用妓女来控制他国，亡人之国，看来妓女的力量并不亚于十万雄兵。这样妓院遍地开花，并影响到后来的封建社会，妓院虽然不被主流文化所称颂，但是具备了默认的合法性；在私下场合，成为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一切都要拜管仲所赐，他可能永远想不到，他会成为娼妓的保护神，或许这位保护神的面前香火鼎盛，因为他给了娼妓们前所未有的安慰和鼓励。
屈原自沉汨罗江有何难言之隐？
屈原自沉汨罗江有何难言之隐？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和伟大的政治家。他在《诗经》的基础上，对楚国的民歌加以改进，创立了“楚辞”这种诗歌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
早年屈原曾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使得屈原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放到汉北。流放期间，屈原感到心中郁闷，开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成为中国诗歌文学的起源之一。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大石投汨罗江而死。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鱼以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纪念仪式。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关于屈原自沉汨罗江的原因，历来有诸多说法，却都相差甚远，恐怕是因所选择的分析角度不同所致，总括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说法是以身殉国。这一种说法，以清代学者王夫之和现代历史学家郭沫若为代表。他们认为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先秦采用分封采邑制，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就亲疏有别地分封到不同地方当诸侯，诸侯又按照同样的方式把国家分给不同的大夫。楚国和其他诸侯国有点不同，国君和周天子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所以在其他诸侯只能称“公”、“侯”时，楚国国君就能自称为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的“王”的称号。楚国的君臣同样有这种关系，屈原和楚王同姓，所以他对楚王和楚国，不仅有一份大臣对国家的忠诚，也有一份难以割断的血脉亲情。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认为，屈原所以写下著名的诗章《哀郢》，是由于哀叹郢都的陷落，宗庙社稷成为荒丘废墟，人民流离失所，楚顷襄王不能拼死抵抗秦军，楚国灭亡指日可待。据此，现代的屈赋研究者大都认为，屈原投江是因为秦军攻破楚国都城，屈原不忍亲眼目睹国家灭亡，故而投江殉国。郭沫若在《屈原考》中写道：“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颠沛流离的苦状，才悲愤自杀的。”他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写道：“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
还有一种说法是屈原以死谏楚王。持此说的人认为屈原看到楚国“党人”横行，百姓看不到希望，朝中没有忠良之臣，国家没有抵御外敌的力量，楚国将面临亡国大祸。满怀救国大志的屈原却遭谗言而被流放，报国无门的他没办法身谏楚王，哀叹报国之志无法实现。绝望的屈原决心以死来震醒昏君。屈原在《离骚》篇末有“吾将从彭咸之居”。彭咸是殷朝有名的贤士大夫，他曾忠心劝谏国君，遭到漠视，最后愤然投水而死。由此看来屈原之死是“尸谏”，是向彭咸学习而来的。
最近，有人对屈原的死提出了新的看法，那就是，屈原并非死于自杀，而是被谋杀。屈原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理想的诗人，他写过大量的情诗，其中《湘夫人》是其中之一。
研究这篇文章，我们通过屈原谦卑的态度判断，“湘夫人”拥有很高的地位，而且超过了屈原本人，很可能是一个王室成员；“湘夫人”有着惊人的美貌；“湘夫人”是位已经出嫁的、受道德礼教制约的女人，她不能与屈原公开见面，而只能跑到荒郊野外与其秘密幽会。而标题“湘夫人”中的“湘”代表楚国，“夫人”就是妻子。对照王宫里的所有有身份的女人，符合“湘夫人”这四个特征的只有楚怀王的宠妃郑袖。
屈原与怀王宠妃的暖昧关系被怀王知道后，促使他以政治名义放逐屈原，使他再也无法与郑袖见面。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在秦国病逝，秦国把遗体送还了楚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楚人正式立太子为王，是为顷襄王。耐人寻味的是，心灰意冷的屈原闻听此讯后却禁不住的欢欣鼓舞、欣喜若狂。因为屈原相信他的老情人“湘夫人”会想尽办法说服顷襄王，让他重返京城，再握权柄。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为防止屈原与郑袖的关系卷土重来，楚国王室遵照楚怀王的遗命，派人对屈原进行了捕杀。追杀事件的发生地就是今天的汨罗江，兵士们最终在江边抓住了屈原，将他刺杀后装进袋子，捆紧了之后绑上石块投入江心，演出了一幕残酷的历史悲剧。
而流传至今的赛龙舟和包粽子是不是也在暗示当时的追杀情景呢，用赛龙舟隐喻当时追杀屈原的激烈场面；用包粽子来隐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惨事实—糯米饭象征着屈原的肉体，粽叶象征着装他的袋子，粽丝象征着捆扎他的绳索；而把粽子投入水里，则象征着屈原被人淹死的真相。
当然屈原死于谋杀这一说法并没有切实的依据，只是一种猜测，但是谁又能说这种猜测不是历史的事实呢？
勾践“卧薪尝胆”是真是假？
勾践“卧薪尝胆”是真是假？
众所周知，在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中曾有这样一个故事，越国在一次战争中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被吴军围困于会稽山上，不得不向吴王夫差屈辱求和。从此，越国臣属于吴，受到吴国的控制，越王勾践还到吴国宫廷中服了3年的劳役，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勾践被吴王赦免归国以后，力图报仇雪耻。为了不忘亡国的痛楚，激励自己的斗志，他在屋中吊了一个苦胆，出来进去、起立坐下、吃饭睡觉时，都要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他疲倦了要休息时，不用床铺，不垫被褥，而是把硬柴叠起来睡在上面，以使自己的筋骨感到疼痛。经过这样十多年的磨炼，再加上各项措施的得力，越国终于灭了吴国。这就是“卧薪尝胆”的故事。然而关于越王勾践是否真的曾经卧薪尝胆，在史学界却是众说纷纭……
在浩繁的历史典籍中，《左传》和《国语》是现存最早的记载吴越争霸和勾践事迹的历史典籍，而且距当时的历史较近，其中记载的史实也较为可信，因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在这两本史籍中，都没有讲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行为，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这么一段话：“吴既赦越，越王勾践返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司马迁的话是非常明确的，勾践确实有“尝胆”的行为。但“卧薪”呢？司马迁笔下的“苦身”是不是就是指的“卧薪”呢？司马迁并没有给出更为详细的交待。东汉时期，袁康、吴平作《越绝书》，赵晔作《吴越春秋》，这两本书虽然是专门记录关于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历史，但它们却只是以先秦历史为基础，又加上了小说家们的荒诞想象。《越绝书》中卧薪、尝胆都未提及；《吴越春秋》中的《勾践归国外传》，也仅说越王勾践“悬胆在户外，出入品尝，不绝于口”，而根本没有卧薪之事。由此看来，在西汉的《史记》中最早出现了越王尝胆一事；而在东汉时期的史料中还没有出现卧薪之事。
苏轼在《拟孙权答曹操书》中第一次把卧薪、尝胆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用。但苏轼起草这封信时带有很强的游戏性，信中的内容与勾践无关，而是设想孙权在三国平分天下时曾“坐薪尝胆”。到南宋时期，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曾谈及吴王夫差有“坐薪尝胆”之事。明朝张溥在《春秋列国论》中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以后，马在《左传事纬》和《绎史》两书中，都把卧薪尝胆说成是吴王夫差的事情。与此同时，南宋的真德秀在《戊辰四月上殿奏札》、黄震在《古今纪要》和《黄氏日抄》两书中，又说越王勾践曾卧薪尝胆。到明朝末年，梁辰鱼写传奇剧本《浣纱记》，渲染了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二事。清朝初年，吴秉权编了一本简易通俗的史书《纲鉴易知录》，书中写道：“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不久，又刊刻了明末作家冯梦龙写的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书中也多次提到勾践曾卧薪和尝胆。这样，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也就愈传愈广了。
有些学者认为勾践卧薪尝胆是历史事实，据东汉时期的史籍《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苦身焦思，夜以继日，用蓼攻之以目卧”。蓼是一种很苦的菜。这样，《勾践归国外传》中的话，意思就十分明显了：那时勾践冥思苦虑，日夜操劳，眼睛十分疲倦，就想睡觉，即“目卧”，但他用“蓼薪”来刺激自己，以便能够忍耐克服，避免睡觉。“卧薪”、“尝胆”分别是让视觉和味觉感到苦。由此可知，后人把“卧薪”说成是在硬柴上睡觉，是曲解了《吴越春秋》的意思，因为“卧薪”是眼睛遭受折磨而不是身体遭受折磨。这种说法的结论是：尽管后人误解了这个词语的意思，但勾践确实有过“卧薪尝胆”的行为。这似乎与司马迁笔下的“苦身”之间存在若干联系。而关于勾践“卧薪”之说，却是今人误解了古人的记载，这里的“卧薪”并不是指躺在柴草上睡觉，而是用蓼草刺激自己的眼睛，使自己不至于犯困睡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卧薪”也是存在的。
勾践有无卧薪尝胆，要做出精确的考证已经相当困难了，也许这并不重要，勾践坚忍不拔的精神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不断学习的。
美女西施死后香魂归向何方？
美女西施死后香魂归向何方？
浣纱女西施，是众所周知的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相传西施姓施，名夷光，春秋末期越国苎萝（今浙江诸暨南）人。“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中的“沉鱼”，讲的是西施浣纱的经典传说。西施与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其中西施居首。自东汉初年《越绝书》和《吴越春秋》问世以来，范蠡访西施于苎萝村、献西施于吴王夫差以及勾践亡吴后与西施浪迹江湖的浪漫传说，流行了近2000年。
那么，吴越战争结束后，西施真的与范蠡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吗？
对此，民间流行的说法是：当姑苏城破，吴国灭亡之时，西施的恋人范蠡匆匆来到吴宫，把西施领出，从水道进入云雾朦朦的太湖。后来两人结为夫妇，离开政治斗争的漩涡，远走高飞，范蠡化名陶朱公，以其雄才大略，经商致富，过着极尽人间豪华的生活，福寿双全而终。这种大团圆的结局最早见于东汉袁康、吴平的《越绝书》。里面记载说，“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唐代诗人杜牧在其所作《杜娘诗》中这样写道：“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这里的“鸱夷”代指范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有关于范蠡这样的记载：“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而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也有类似说法，认为西施原是范蠡的情人或妻子，吴国覆亡后，范蠡带着西施隐居起来。明代陈耀文的《正杨》卷二《西施》也引用《越绝书》认为西施跟随范蠡隐居。明代的戏曲作家梁辰鱼在颇具影响的《浣纱记》中也说：“范蠡和西施早已定情。吴亡后，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范蠡却认为越王雄猜阴狠，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于是激流勇退，在一个风清月白的夜晚，带着西施，驾着一叶扁舟，泛五湖而去。”宋代诗人张尧同诗云：“少伯曾居此，螺纹吐彩丝，一奁秋镜好，犹可照西施。”清人朱彝尊也写过这么一首诗：“落花三月葬西施，寂寞城隅范蠡祠。水低尽传螺五色，湖边空挂网千丝。”这两首诗说的都是范蠡和西施归隐五湖后，每天早上，西施对着青铜镜梳妆，随手将脂粉水倒入湖中，以致湖中螺呈五色。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大团圆的结局只是人们的幻想，历史上西施的真正结局是沉水而死。《墨子·亲士》就记载说：“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死，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沉”，古作“沈”）。这句话把西施被沉于水中解释为是因为她的美丽。
明代杨慎《太史升庵全集》卷六十八《范蠡西施》录《修文御览》所引《吴越春秋·逸篇》之文亦云：“吴王败，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这里的“浮”字也是“沉”的意思。而“鸱夷”本指夏商时青铜所制的鸟形盛酒容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多用皮革制成袋囊以盛酒，但仍称之为“鸱夷”。清人黎士宏《仁恕堂笔记》记载：“秦巩间人，割牛羊去其首，剜肉空中为皮袋，大者受一石，小者受二三斗，俗曰混沌，即古之鸱夷。”所以鸱夷的意思就是用一整张牛羊皮做的皮袋。“沉水说”理解“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而终”的意思是：吴国灭亡后，越王把西施装在皮袋里沉到江里去了。并继续引证《吴越春秋·夫差内传》里面的记载：“吴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之器，投之于江中。”这段话中的“鸱夷”是伍子胥的代称，伍子胥死后，被装在鸱夷之器里投江。照此理解，延伸出西施是被越王献给吴王的，吴亡后，越王把西施沉江，随伍子胥去了，而不是随范蠡泛舟五湖。
那么，为越国战胜吴国作出巨大贡献的西施为什么被沉水呢？
一种说法是越王妻子吃醋所为。吴越之争结束后，越王与西施形影不离。勾践夫人是一个阴险心狠的女人，眼看勾践沉迷在西施的娇媚之中，暗暗咬牙，非置之于死地不可。但勾践与西施形影不离，无法下手。一天，船队渡江南归，途中，勾践夫人对勾践说：“敌国臣民，正在大江南岸跪迎大王，大王应受臣民欢迎，以示王礼。”勾践本来对夫人比较畏惧，现又以大义相请，于是应声而出舱。这时，勾践夫人将西施骗至船尾，命力士将她绑缚于大石之上，沉入江底。当勾践发觉后，回舱询问，勾践夫人理直气壮、色厉辞严：“此亡国之物，留之何为?”绝代佳人就此香消玉殒，魂断于江波浪涛之中。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正是勾践将西施溺死。《吴越春秋》记载，越王“乃使相者国中得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教以容步，习于王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西施在宫中三年学习期间，与范蠡产生了感情。越王勾践显然也被西施的美貌打动，但他为了成就自己的伟业，只能将西施献与吴王。为了使西施死心塌地地替他完成使命，勾践和范蠡约定：灭吴之后，将西施赐予范蠡，不仅可成全二人的一番相恋，同时也稳住了西施的心，才能身在吴宫，心存越国。但是灭吴之后，阴险的勾践变了卦。他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落到别人的手中，于是下令将西施鸱夷沉江。
当然也有西施是不慎落水而亡的说法，这几种说法尽管存在分歧，但是都是认为西施是溺水而死的。现在沿海的泥沙中有一种似人舌的文蜊，大家都说这是西施的舌头，所以称它为“西施舌”。西施为了越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却又在越国胜利之后不知所终，真是可悲可叹。
名将吴起为何死在君王尸体之上？
名将吴起为何死在君王尸体之上？
吴起(约前440～前381年)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统帅。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一说曹县东北)人，著有《吴子》，《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吴起是继孙武之后，既善于用兵同时又具有高深的军事理论的第一人。历史上，吴起作为军事家与孙武齐名，后世论兵，莫不称“孙吴”。作为政治家、改革家，他与商鞅齐名。吴起一生在鲁、魏、楚三国出将入相，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对后世用兵起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他却又因“诛邻止谤”、“母丧不临”、“杀妻求将”的行径为后世的道德维护者所鄙夷。辉煌与阴影，都集中到这个引发争议的名将身上，那么，一代名将缘何被乱箭射杀于楚悼王的尸体之上？
吴起原本出生于卫国的一个商人家庭，从小立志要走仕途之道。为了实现做官的梦想，他到处交朋结友，到处学习兵法剑术。但是当时的卫国，只重门第，不重学问。他千金散尽，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相反却受尽讥笑与嘲讽。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的他，一怒之下，杀死了一直诽谤他、侮辱他的三十多名乡邻。在逃跑之前，在与母亲告别时，他一口咬下手臂上的一块肌肉，“呸”地一声，喷口吐出，以此发下毒誓：“今生不为卿相，决不再回家乡！”
吴起历经千辛万苦，成功地潜逃到了鲁国。他听说孔子的学生、儒家大师曾参正在开堂讲学，广招门生，兴奋不已。要知道，儒学就是以教育和培养“士”为己任的。“士”者“仕”也，就是做官。这正符合吴起的梦想，吴起想千方设百计，终于如愿以偿地迈进了曾子的学堂。但是，这时吴起的母亲去世了。吴起理所当然地应该回家奔丧。然而在休学与就读之间，他却选择了后者。母亲去世，儿子却不回家奔丧。吴起的所作所为，为以孝著称的曾参所不齿。曾参愤愤地痛斥他：“我没有教过你这样不孝的学生，我也不再需要你这样不孝的学生。”师徒反目，吴起被扫地出门，再次跌入人生低谷。不奔母丧之事，成了后人指责他、嘲讽他的口舌之一。
吴起审时度势，毅然弃儒道改学兵法。三年后，经相国公仪体的推荐，被鲁穆公任为大夫。周威烈王十四年(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国君想用吴起为将，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因此对他有所怀疑。吴起由于渴望当将领成就功名，就毅然杀了自己的妻子，表示不倾向齐国，史称杀妻求将。鲁君终于任命他为将军，率领军队与齐军作战。吴起治军严于己而宽于人，与士卒同甘共苦，因而军士皆能效死从命。吴起率鲁军到达前线，没有立即同齐军开仗，表示愿与齐军谈判，先向对方“示之以弱”，以老弱之卒驻守中军，给对方造成一种“弱”、“怯”的假象，用以麻痹齐军将士，骄其志，懈其备，然后出其不意地以精壮之军突然向齐军发起猛攻。齐军仓促应战，一触即溃，伤亡过半，鲁军大获全胜。
不过作为孔子故乡的鲁人不耻吴起之德行，擢升他的鲁君也为此人心狠手辣而内存惊悸，不久便下了辞退书。
吴起离开鲁国后，听说魏文侯很贤明，想去投奔他。文侯问大臣李悝说：“吴起为人如何？”李悝说：“吴起贪荣名而好色，但是，他用兵司马穰苴也不能超过他。”这样，吴起被正在开始变法求强的魏文侯起用。他在魏二十六年，“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其余也打成平局，同时又“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吴起任西河守将时，一再以寡兵击败庞大的秦军，占据了黄河以西七百里之地，使原来强大的秦国一度岌岌可危，魏国变成战国强国。
魏武侯即位后，吴起因不受信任又投奔楚国，被楚悼王任用为相，仅一年便创造了“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的显赫成就。但是，吴起的种种变法措施却招致了楚国众多守旧贵族的嫉恨。楚悼王刚死，前去致祭的吴起便被众多手执弓箭者追逐。尽管他临危仍显智谋，趴在按礼教神圣不可侵犯的故王遗体上，意在以此或者可使作乱者有所顾忌，若作乱者无所顾忌，射我必中王，中王，自然就暴露他们是反叛的罪人。但追杀吴起的楚贵族还是射杀了吴起，箭也射到了悼王的尸身上。这一年是公元前381年。悼王葬后，太子(楚肃王戚)即位，就派令尹(楚国的最高军政官员)杀了全部因射刺吴起而同时射刺中了悼王尸体的人。由于射刺吴起被诛灭宗族的有70多家。
纵观吴起出仕鲁、魏、楚三国的过程，每到一地便能强军兴邦，既会统兵又善治国，确有过人之才。他的著述大多散佚，却仍留下“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谋国强军之道，并对“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有独创性见解。吴起死于乱箭之下固然有行变法之策得罪了既得利益豪强的因素，个人道德缺失亦难辞其咎。吴起虽在史册上留下让后人赞叹的武功，其为争功利不择手段之举却应视为古代兵家遗产中的糟粕。正如著名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吴起的评论那样：“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韩非为何被喜欢他的秦王杀死？
韩非为何被喜欢他的秦王杀死？
韩非，战国时韩国人，为韩国公子（即国君宗族）。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韩非口吃，不善言谈，而善于著述。韩非与李斯同是荀卿的学生，他博学多能，才学超人，思维敏捷，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写起文章来气势逼人，堪称当时的大手笔。凡是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几乎没有不佩服他的才学的。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他对左右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但是韩非到秦国之后，并没有如秦王所言那样，反而被投进牢狱，不久就被处死。韩非究竟为什么被欣赏自己的秦王处死？
最流行的说法是韩非死于李斯的谗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秦王得到韩非后很高兴，但还是没有重用他，秦国大臣李斯和姚贾出于对韩非才情的嫉妒，就在秦王面前诋毁韩非，那个秦王就像历史上的所有暴君一样，只做正确的事和不正确的事，在韩非问题上，恰恰做了不正确的事：下令将韩非关进监狱。不久，满腹经纶的韩非在狱中服毒自杀，而送给他毒药的正是李斯。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按司马迁的意思，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嫉妒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