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书》首次记载了精绝国以来，此后的史籍对精绝国的记载都很少，精绝国人最后在历史上出现时，已经是改名为鄯善的楼兰国的子民了。作为一个袖珍国家，仅有500名士兵的精绝国在那个兼并战争如同家常便饭一样的时代是不可能长期独立存在的。楼兰国在改名鄯善之后，因为是西出阳关第一站，又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扶植，曾经盛极一时。大约在东汉王朝的末年，强大起来的鄯善兼并了包括精绝在内的邻近的几个绿洲城邦。从那时起，尼雅河流域被纳入鄯善王国的版图，变成了它的一个行政区，精绝国改名为精绝州。西晋以后，精绝复国，在故土上仍然延续着自己的文明。
但是后来，尼雅文明却逐渐衰落下去，精绝国也逐渐变为没有人烟、流沙肆虐的荒漠。到了唐朝，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精绝国已经成一片荒野了，这之后，再无精绝国的记载，精绝国神秘消失了。直到20世纪初被斯坦因发现。
在尼雅废墟的流沙中，可以看到保存完好的民居、畜舍，房顶虽然被风吹落，可高大的房柱却依然屹立在流沙之中。此情此景，不禁使人追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尼雅文明的衰落。
有专家认为是尼雅河的变迁导致了尼雅文明的衰落。尼雅河发源于昆仑山，其上游有60条冰川，冰川融水是尼雅河水的主要来源。在秦汉时期，尼雅河水相当充沛，流程比较远，其尾闾可以到达尼雅废墟一带。于是尼雅在河水的滋润下，林木葱郁，灌草繁茂，成为一个良好的绿洲。在沙漠地区，绿洲是人类唯一可以居住生活的地方。于是在尼雅绿洲上出现了居民和“精绝国”，出现了尼雅文明。
但是随着气候的变化，尼雅河出现了河道退缩，由于尼雅河的退缩，原先“精绝国”的地方失去了水源，居民无法耕种与生活，最后只好离开这里，迁移到其他地方。于是尼雅的历史发展完全中断，成为没有人烟的废墟。水是生活之源，断绝了水源以后，胡杨林成片地死亡，飞禽、走兽也逃离了这里，于是尼雅逐渐成为没有生命的荒漠。人类古代文明，都是在河水资源充沛的地方出现的，古代的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和黄河文明，莫不如此。早已绝灭的尼雅文明同样印证了这一道理。
也有人认为是战争毁灭了尼雅文明。从尼雅文明发掘出的文献来看，精绝国长期受到西南方向的强大部落“SUPIS”人的威胁和入侵，而考古学家们在这个沉睡了1600年的废墟上，看到了宅院四周尸骨累累，内部各种遗物四处散落，房门敞开或半闭。用来存放卢文的陶瓮密封完好没有拆阅，储藏室里仍有大量的食物，甚至纺车上还有一缕丝线。这一切似乎告诉人们尼雅王国在面临长期的外族入侵威胁后，遭到了惨重的致命一击，甚至没有留下最后的文字记载。
虽然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和依据，但是考古学家在尼雅遗址发现，不少住宅周围都有巨树环绕，果园中林木整齐。住处附近从堆积的淤泥看，还有水塘的痕迹。在这样好的生存环境中，很难说尼雅河会突然断流，导致精绝王国覆灭。而且，在尼雅遗迹中，没有断戟残剑沉埋沙中，所有出土的古尸，都是平静而又安详的。所有的房屋遗址，都是完整的。如果说精绝是毁于战争，又该如何解释这一切呢？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还有，考古学家在尼雅遗址的一所房子废墟中发现一只脖子上拴着绳子的狗的遗骸。显然，狗的饿死是因为主人离去时忘了解开绳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精绝国的人们在离去时连爱犬的绳子都忘了解？但他为何又一去不返？如果说精绝的居民真的集体迁徙了，他们究竟迁到了哪里？由于资料的缺乏，仍是一个难解的科学之谜，目前尚无法作出确切的说明。
谁把楼兰古国变成沙漠废墟？
谁把楼兰古国变成沙漠废墟？
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一支庞大的驼队来中国的罗布泊地区考察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古国遗址，并在遗址上获取了大批汉魏古钱、一枚罗马钱币、一枚于阗钱币、各类精美的丝织品、颇具中亚希腊化艺术风格的雕花建筑构件。其中一件带有木雕小佛像的佛殿建筑饰件，十分精美，迄今仍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佛像艺术品。最重要的文物当属那些魏晋木简残纸。魏晋书法真迹留传至今者寥寥无几，被历代收藏家视为珍宝，而赫定在遗迹里一次发掘所获就达150余件。根据赫定带回的卢文和简牍上的“Kroraina”一词，德国语言学家研究后确认：这片废墟就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后又销声匿迹的楼兰！
楼兰是中国古代西部的一个小国，属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它西南通且末、精绝、拘弥、于阗，北通车师，西北通焉耆，东当白龙堆，通敦煌，是扼丝绸之路的要冲。最早记载“楼兰”这一名称的是《史记》：“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扦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根据《史记》的描述，楼兰人在公元前3世纪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时的楼兰受月氏的统治。公元前177年至公元前176年，匈奴打败了月氏，楼兰又被匈奴所管辖。楼兰在西汉时有居民14000多人，士兵将近3000人。
这样一个并不算大的国家，在汉朝以前，是不为中原人所知的。直到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时，楼兰才第一次进入了中原人的视线。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楼兰古城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繁荣的商业为楼兰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使楼兰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中原的商品和文化也借着丝绸之路传入楼兰，给楼兰带来了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楼兰此时已经成了西域的乐土，沙漠里的天堂。
西汉王朝衰落之后，无暇顾及西域，楼兰也渐渐与中原失去联系。公元400年，高僧法显西行取经，途经此地时，此地已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楼兰—这座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在辉煌了近500年后，逐渐没有了人烟，在历史舞台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楼兰衰亡？内力的损耗还是不可抵御的外力的侵袭？楼兰的子民去向了何方？
有人认为是交通路线以及水系的变化导致了楼兰的衰亡。西汉时丝路出玉门关，北道一路经过车师，一路经过楼兰。经楼兰之路最为便捷，但是沿途缺水草，多风沙，然而车师靠近匈奴，受匈奴侵扰，动荡不稳。因此，楼兰成为西域交通重要枢纽，担负着“负水担粮，送迎汉使”的重任。交通地位的确立带来了楼兰的繁荣。但是随着高昌局势的稳定，中央政府在高昌建立了稳定的统治，成为西域的门户。经过高昌的天山南麓道路逐渐代替了经过楼兰的道路。道路的变化，使楼兰渐渐丧失了中西交通中继站的地位。
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对环境的破坏也就加大了，对水资源的利用范围也越来越大，河水资源日见短缺。在位于楼兰上游的尼雅遗址出土的文书中发现官府对河水灌溉管理得很严格，这就是水资源难以满足社会需要的反映。上游用水量增多，下游河水就减少了。《辛卯侍行记》记载：“塔里木河罗布庄各屯，当播种时，上游库车迤西，城邑遏流入渠，河水浅涸，难于灌溉……”塔里木河是新疆第一大河，水量最丰，上游拦水灌溉，竟会导致下游“浅涸”，是以说明上游对下游的影响。楼兰古城地处孔雀河下游，必然最先受到影响。在沙漠地带，水就是生命线，一旦失去了水资源，绿洲就必然衰亡。
与此针锋相对的一种说法是，楼兰毁于洪水。在楼兰有一种墓葬形制被称为“太阳墓”。“太阳墓”外表奇特壮观，围绕墓穴的是一层套一层共七层的由细到粗的圆木。木柱由内而外，粗细有序，圈外又有呈放射状而展开的列木，井然不乱，蔚为壮观，整个外形酷似一个太阳。太阳墓的盛行，大量树木被砍伐，使楼兰人在不知不觉中埋葬了自己的家园。已发现的一座墓葬中，成材圆木达一万根之多，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同时，战争和人口的增加、手工作坊、民用炊火都要砍伐大量的林木。过度的采伐使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致使水土流失淤积河道、湖泊，河床抬高、湖深淤浅。而楼兰古城建在高地平台上部，城外被水环绕。楼兰城的毁灭可能是当时某一段时期里罗布泊抬升湖水，导致水位上涨，向西蔓延楼兰城，同时楼兰城及周边地壳下沉，孔雀河与塔里木河等河流下游注入到楼兰城致使楼兰古城毁灭。
不管是何种原因导致楼兰古城成为沙漠中的废墟，楼兰的灿烂文化都永远地存在我们的追忆中，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也许是楼兰消亡留给我们的启示吧！
夜郎国为什么出现若干个首都？
夜郎国为什么出现若干个首都？
在我国，夜郎自大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故事，夜郎这一国名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中，大约是在战国时期，楚襄王（前298年～前262年）派“将军庄跃溯沅水，出且兰（今贵州福并县），以伐夜郎王”，“且兰既克，夜郎又降”（常琼《华阳国志·南中志》）。至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夜郎王兴同胁迫周边22邑反叛汉王朝，被汉使陈立所杀，夜郎也随之被灭，前后约300年。之后古夜郎国神秘消失。这个古老的文明在中原史籍记载中留下了一团迷雾。
虽然汉族文献中对夜郎的记载少之又少，但是，在另一民族彝族的文献记载中，竟然有非常详细的关于夜郎国的记述。根据彝族的史料可知，夜郎兴起于夏朝时期，历经武米夜郎、洛举夜郎、撒骂夜郎、金竹夜郎4个朝代，于后汉时王朝终结，历时大概有2000余年。夜郎的最高统治集团由君、臣、师和匠组成。师有些像祭司，又有些像史官，负责讲解道理、规矩，记载历史事件和君的言行，君则按照规矩发号施令，臣和匠按君的命令行事。臣主要管理行政和领兵征战，匠则专门管理经济事务，领导生产、建设。由此可见，夜郎有一整套严密的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制度。
那么，这个并不是弹丸之地的夜郎国国都何在呢？
第一种说法是贵州毕节赫章可乐，在浩如烟海的彝文献中，有大量描述夜郎的诞生、发展和迁移的文献，其中以《西南彝志》、《彝族流源》、《夜郎史传》和《益那悲歌》为代表，《益那悲歌》和《夜郎史传》不但记载了夜郎古国在可乐的生产、生活、城池和统治状况，而且还记载了夜郎王在可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琐事等情形，因此有人认为夜郎古国鼎盛时期的古都就在可乐。另外，彝族文献《夜郎创基业》记载：“武夜郎先攻占周围一些小部族的土地，接着起兵向日出之方，攻占东濮的古诺(古时称贵阳为古诺)，继而挥师西向，夺下西濮的可乐，后又进攻漏卧不胜，撤兵回来建设可乐。”“在可乐建八方殿、九层宫，外设九营十八卡。”这是目前各种文献资料明确记载可乐夜郎皇宫模式的唯一文字资料，并与《史记》、《华阳国志》记载，基本吻合。在可乐发现的大量夜郎时期的古建筑遗迹也将可乐指向夜郎古都。
也有人认为是贵州长顺县广顺镇。据《后汉书》记载“有竹王者兴于遁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溪，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长夷狄，以竹为氏。”这是来自民间的传说，生动地反映了夜郎的建国经过。夜郎在西汉后期逐渐建立政权，而“竹崇拜”则成为夜郎的一种标志。“贵州长顺县广顺镇”为古夜郎文明中心的说法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广顺镇，坐落在天马山下，左有美女山，右有郎山、夜合山。当地人代代相传说，夜郎国时的金竹夜郎王府就坐落在这里。当地老百姓称那里的古城池为夜郎王府、竹王府等。“竹”字与“夜郎”的同时存在，也证明了夜郎国“竹崇拜”的猜测。现在，在那里仍可看到残垣断壁旧址。古城池面积为2平方公里，有4个出口，内有两道城墙，用土石筑成。近代，人们在郎山西侧山下垦荒时，还曾挖出铜剑、方印、青铜匙等多种文物，也挖出过多处古夜郎的坟墓。
还有人认为是湖南沅陵。《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持此说的人以为，司马迁在此所指的西南夷，不是广义上的西南夷，而是仅指荆楚黔中地的西南夷，是一种狭义的地理概念。因为在古代，中国现在的西南域及缅甸北部，都是当时众多原始部族散居地，因种族繁多，又不明其状况，所以古人将这一区域统称为西南夷。如果司马迁在这里指广义上的西南夷，那么“夜郎最大”的说法，就难以成立，其后的“滇最大”、“邛都最大”也会自相矛盾。同时《史记》、《后汉书》、《华阳国志》都载有楚将溯沅水而伐夜郎的历史，这就可以进一步断定，夜郎国在黔中地的沅水岸畔。
而之后的文人墨客也不断用诗词佐证着湖南沅陵就是夜郎的国都。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于唐永贞元年（805年）被贬至朗州（今常德），期间作《楚望赋》云：“武陵（西汉初年由黔中郡改名）故郢（楚都，代指楚国）之裔邑，夜郎诸夷杂居。”指的是古黔中境内为夜郎各族杂居之地。唐代大诗人李白所作《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这里的夜郎指的是今日沅陵。这首诗被收入明代万历年间的《辰州府志》和《沅陵县志》。《唐人七绝诗释》一书为这首诗注解时特别说明：“此夜郎在今湖南省沅陵县。”因沅陵战国时为夜郎都城（中心），故梁天监十年（511年）“辟沅陵县置夜郎县”（《沅陵县志》）。战国时期沅陵农耕十分发达。《史记》与《汉书》均称夜郎“其人皆稚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这也比较吻合。
种种说法都有自己的证据，不能轻易否定。实际上，夜郎国时期战争频繁，疆域不断变动，其国都也不可能长久地固定于一地，应该是不断变迁，经常变化的。这样来看，各地证明自己曾是夜郎的国都也就能自圆其说了。
魏晋南北朝——
沧桑分合几多谜
“七擒七纵”故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民间传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是因为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政策已经深入了人心，当地百姓对诸葛亮极为崇拜，难免会将一些其他人物的事迹，都牵强附会到诸葛亮身上，以讹传讹，使得史志家也不得不信了。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有一个疑问，曹植所描写的“洛神”和顾恺之画中的“洛神”到底是谁呢?是不是就是曹植的嫂子甄氏呢？
同样是投降后宣布退位的皇帝，刘禅做了八年的安乐公后寿终正寝，东吴的孙皓则被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赐毒酒杀了，其中缘由何在呢？
“三请诸葛亮”难道是编造？
“三请诸葛亮”难道是编造？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作者罗贯中在书中记述了刘备“三顾茅庐”聘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汉末，黄巾起义爆发，天下大乱，曹操把持朝廷，孙权拥兵东吴，汉宗室豫州牧刘备在谋士徐庶和司马徽的推荐下，和关羽、张飞一起到隆中（现今湖北襄阳县）卧龙岗去请诸葛亮出山。第一次去时，恰巧诸葛亮外出，刘备只得失望地转回去。不久，刘备又和关羽、张飞冒着大风雪第二次去请，不料诸葛亮又出外闲游去了。张飞本不愿意再来，见诸葛亮不在家，就催着要回去。刘备只得留下一封信，表达自己对诸葛亮的敬佩和请他出来帮助自己挽救国家危难局面的意思。过了一些时候，刘备准备再去请诸葛亮。关羽说诸葛亮也许是徒有一个虚名，未必有真才实学，不用去了。张飞却主张由他一个人去叫，如他不来，就用绳子把他捆来。刘备把张飞责备了一顿，又和他俩第三次访诸葛亮。到时，诸葛亮正在睡觉。刘备不敢惊动他，一直站到诸葛亮自己醒来，才彼此坐下谈话，诸葛亮于是提出了对刘备的发展有战略意义的《隆中对》。诸葛亮出山后为蜀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三国演义”把刘备三次亲自敦请诸葛亮的这件事情，叫做“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是三国中的一段佳话，历来为人传颂。但也有人对三顾茅庐的真实性提出怀疑，他们认为真实的历史是诸葛亮自己去见刘备。
据考证，《三国志》之外的史料再没有“三顾茅庐”的记载，而且，纵览整个三国史料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竟无一人提到刘备三顾于诸葛亮，这个在后世尊之为礼贤下士的典范之事迹在三国时代竟无人提起，真是无法想象，与之相对的是，有些史料对刘备和诸葛亮见面的相关记载，与《三国志》的记载大相径庭。根据《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记载，刘备来到荆州后，屯兵于樊城。建安十二年，曹操平定了北方，诸葛亮料定其下一个攻击目标必是荆州，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于是“北行见备”。刘备与诸葛亮初次相见，又见诸葛亮年龄不大，于是对其并不是特别在意，只当作一般士人接待（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刘备和大家谈完之后，诸葛亮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随即离开，而是留了下来。刘备对他并不在意，而是编起草鞋来。诸葛亮便说，将军的雄心壮志难道就是编草鞋吗？刘备知道诸葛亮有话要说，于是就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不过“聊以忘忧”罢了。诸葛亮接着说，将军度量一下，刘镇南（指刘表）和曹公相比怎么样？刘备说，比不上。诸葛亮又问，将军自己呢？刘备说，也比不上。诸葛亮说，都比不上，难道就等着人家来宰割吗？刘备说，我也发愁，那你说怎么办？诸葛亮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刘备建议刘表鼓励游民自力更生，并登记在册，这样就可以增加荆州的实力了。经过这一番谈话，最后，刘备才“以上客礼之”。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也作过相同的记载。
先抛开《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记载是否属实，若刘备真的曾经“三顾茅庐”，从常理分析，诸葛亮是位胸有宏图之士，刘备请他出山，正合其意，他摆摆架子，考察一下刘备的诚心当然也有可能，但是让人不懂的是，当时，曹操几十万南征大军正威胁着刘备，诸葛亮的《隆中对》不提这个紧迫的现实问题，非常不合乎情理。同时，刘备第一次见诸葛亮，诸葛亮的隆中对从当时危如垒卵的形势来看要高度保密，刘备怎会让人现场做好记录而让天下尽知。与之相比较的是，郭嘉初见曹操时对天下大势的分析，后人一字不知，只有曹操感叹：能使我安天下者，必此人。看来，所谓《隆中对》，很有可能是后人附会《出师表》而杜撰的。据此，“三顾茅庐”之说就不可信了。
那么，陈寿在写《三国志》时为什么会写刘备“三顾茅庐”呢？因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得很明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也就是刘备亲自到隆中找过诸葛亮，而且去了多次。这也是诸葛亮决定出山辅佐刘备的直接原因。从诸葛亮出山到上表，不过二十一年，许多当事人都还健在，诸葛亮凭空捏造一个“三顾茅庐”的故事，无论从诸葛亮的为人看，还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恐怕都不可能。于是陈寿记载刘备曾“三顾茅庐”。后来，陈寿在他的《上〈诸葛亮集〉表》中，也做了很清楚的描述。陈寿说：“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接纳。”这就把前因后果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还有人认为《三国志》、《魏略》、《九州春秋》的记载并不冲突，这部分学者认为“三顾茅庐”与诸葛亮的自请相见都是真实可信的。如清代学者洪颐煊在《诸史考异》中说诸葛亮初见刘备于樊城，刘备虽以上客待之，但没有特别器重他。于是诸葛亮就又回去了。等到徐庶举荐时，刘备才意识到诸葛亮的价值，只好亲自出马，三顾茅庐，重新把诸葛亮请了出来。正因为有前面的那个曲折，这才需要亲自出马，也才需要“三顾”而不是“一顾”。
不管是诸葛亮自荐于刘备，还是刘备三顾诸葛亮于草庐之中，或是诸葛亮先自荐于刘备，刘备再三顾诸葛亮于草庐之中，诸葛亮终因为刘备的礼贤下士而出山辅佐刘备，为刘备出谋划策，整肃军队，在蜀汉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刘备为何提倡“换妻如换衣”？
刘备为何提倡“换妻如换衣”？
刘备字玄德，涿郡(今河北省涿县)人，蜀汉的开国皇帝，生于公元161年，于公元223年因病崩逝，相传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备少年丧父，与母亲贩鞋织草席为生。黄巾起义时，刘备组织义兵，随政府军剿除黄巾，有功，任安喜县尉，不久因鞭打督邮弃官。后诸侯割据，刘备势力弱小，经常寄人篱下，先后投靠过公孙瓒、曹操、袁绍、刘表等人，几经波折，却仍无自己的地盘。赤壁之战之际，刘备联吴抗曹，取得胜利，从东吴处“借”到荆州，迅速发展起来，吞并益州，占领汉中，建立蜀汉政权。后关羽战死，荆州被孙权夺取，刘备称帝后伐吴，在彝陵之战中被陆逊击败，病逝于白帝城，享年62，谥号昭烈帝，史称为刘先主。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刘备有一句经典名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意思就是说兄弟如手足一样，是不能代替的；而妻子就像衣服一样，随时都可以旧换新的。那么，这位中山靖王之后、蜀汉先主是否真的敢说敢做，换妻如同换衣服一般？
虽然刘备的祖先是中山靖王刘胜，但是到了他这一代，家业已败落，只能靠与母亲一起贩履织席来维持生活。据史书记载，刘备身高七尺五寸，垂手过膝，大耳自见，为人宽厚，胸怀大志，沉默少言，喜好结交豪侠人物。三国时代战乱不已，各个地方的地主豪强不仅招兵买马，用于防卫，有的投机者还企图借黄巾起义之机，捞取政治资本。刘备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依靠“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这个皇室贵胄的头衔，不仅招兵买马，而且娶妻纳妾。
据史书记载，徐州沛郡人甘氏就成为刘备丧妻后最早纳入家门的小妾。甘氏为当地著名的美女，肌肤如玉，刘备曾把一尊三尺高的白玉人放在床头，比喻甘夫人皮肤白皙，甘夫人却劝刘备不可玩物丧志。于是刘备撤去玉人，群僚们称赞甘夫人为“神智妇人”。因为此时刘备嫡妻已经死去，甘氏便以嫡妻的身份摄掌内事，所以人称甘夫人。后来随刘备到了荆州依附刘表，生下儿子阿斗。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蜀后主刘禅。刘备从陶谦手里接管了徐州后，用糜竺、陈登为辅佐。吕布袭取下邳之时，甘夫人被俘虏，刘备转移至别处。
甘夫人之后，刘备娶的夫人是糜夫人。糜竺原来是一个商人，家产十分丰厚。他有一个妹妹，长得十分美艳。糜竺见刘备可成大事，为了讨好刘备，他便将妹妹送给了刘备，而且将家产倾囊而出充作军资。这使得穷困潦倒的刘备重振了军威。据历史记载，吕布归还甘夫人后，甘夫人和糜夫人相处还是比较融洽的。建安五年，曹操打败了刘备，甘、糜二位夫人再一次被抢走，关羽也暂时投向了曹操。后来关羽听说了刘备流落到袁绍那里，遂带着二位夫人离开曹操回到刘备的身边。
值得注意的是，刘备娶糜夫人之时，她的身份是妻，而甘夫人尽管结婚在糜夫人之前，她的身份在历史上、在《三国志》里边是妾。甘夫人是妾，糜夫人是妻。但罗贯中不考虑甘夫人和糜夫人妻和妾的身份，反而提到两个人的时候都是甘、糜二夫人，甘夫人总是放在糜夫人的前面。
长坂坡之战时，甘、糜二夫人被乱兵冲散不知去向。赵云在乱军中找到甘夫人后。再找糜夫人和尚在襁褓中的阿斗，此时糜夫人身体已受重伤，她将怀中的阿斗交给赵云后，为了让阿斗脱身，不连累赵云，她一跃跳入井中而死。甘夫人因为这次经历，受惊成疾，一年后22岁的她也离开了人世。
甘夫人、糜夫人在兵荒马乱中死去后，刘备还缔结了一桩政治婚姻。当初刘备没有立足的地方时，孙权曾将地理位置重要的荆州借给刘备栖身。赤壁之战后孙权想讨回荆州，刘备以各种理由再三推拖。于是，孙权与大将周瑜敲定了美人计：以孙权之妹孙尚香嫁给刘备做继室为诱饵，趁刘备过江之时加以拘禁，好逼诸葛亮拿荆州换回刘备。但却弄巧成拙，孙权的母亲吴国太竟然真的招刘备为婿。后来，刘备在孙夫人的帮助下，冲破重重阻力和干扰，终于回到了荆州。这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典故。但孙权后来趁刘备西征入川的时候，谎称吴国太病重，想将孙夫人和阿斗骗到东吴，然后用阿斗换回荆州。阿斗在登船时，被赵云留住，孙夫人回到了东吴，从此与刘备再也没有见面。关羽大意失荆州后，刘备倾全蜀的20万兵力连营700里进攻东吴，却被东吴大将陆逊火烧连营，刘备与剩下的不到1万士兵败溃逃回白帝城。孙尚香听到传言以为刘备已经死了，她在长江边祭奠完刘备后投江殉情而死。
刘备最后一位夫人姓吴名苋，是蜀汉大将吴懿的妹妹。公元214年夏天，刘备取得益州城后，刘备聘娶已经寡居多年的吴氏。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立吴夫人为汉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刘备称帝立吴氏为皇后。延熙八年（245年），吴后去世。葬入刘备的惠陵，谥号穆皇后。
起初甘夫人去世后葬在南郡，章武二年刘备追谥其为皇思夫人，迁葬于蜀国，但灵柩还没有到，卧病不起的刘备已经在白帝城去世。弥留之际，刘备曾命人从成都召来丞相诸葛亮，以后事、孤儿托之，言讫即逝，这就是有名的“白帝城托孤”。刘备死后，诸葛亮上表后主刘禅追谥甘夫人为昭烈皇后，与刘备合葬在一起。
刘备在甘夫人和糜夫人之前死了妻子，这是一定的了，但是他之前有过几个妻子却无法考证，加上孙夫人和吴皇后，刘备至少有过五个老婆，看来刘备自称“换妻如换衣”是有他的道理的！
诸葛亮“七擒孟获”是真是假？
诸葛亮“七擒孟获”是真是假？
“七擒孟获”是《三国演义》大书特书的篇章，历来广为流传。说的是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分天下。蜀丞相诸葛亮受刘备托孤遗诏，立志北伐，以重兴汉室。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为了巩固后方，解除北伐曹魏的后顾之忧，亲自率军南征，平定南中地区的叛乱。进入南中以后，连连取得胜利。他听说叛军首领孟获深被当地的夷、汉民众所敬服，便设法把他捉获。诸葛亮领他观看蜀军的营阵，问他：“此军如何？”孟获不服，说：“以前我不知道蜀军的虚实，所以败。今天你让我观看了营阵，再打我肯定能赢！”诸葛亮便把他放掉，让他回去组织人马再战。就这样一连七擒七纵，当诸葛亮最后一次释放孟获时，孟获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再反叛了！”诸葛亮以这种攻心的战略，成功地平定了叛乱，稳定了南方，使他可以专注于北伐而无后顾之忧。
从古到今，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史家裴松之、司马光等人对此极尽赞美之辞；文人如赵藩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七擒依算略，一战定蛮苗”等赞辞不胜枚举；小说《三国演义》更是汇集了各种传说故事，把“七纵七擒”这句话加以渲染，使之成为耳熟能详的长篇故事。其影响所及，以至于异国他乡，也是有口皆碑。不少来自东南亚缅甸、泰国一些地方的人，都不敢直呼诸葛亮之名，而尊称他为孔明。
但是，翻遍《三国志》这本权威的历史著作，却找不到任何地方提到过孟获，更没有关于“七擒孟获”的记载。部分史学家们也认为，对于一个叛乱领袖，抓住七次又放掉七次，既不符合诸葛亮谨慎小心的性格，也不符合战争的常规。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孟获其人？诸葛亮是否真的“七擒孟获”呢？
我们先看历史上是否存在着孟获其人，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有关他平定南中的记载总共12个字：“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另外，《三国志》在其他章节中有关于南征的零星记载也没有提到过“孟获”这个名字。有人据此认为，历史上可能根本就没有“孟获”其人，如果历史上真有“七擒孟获”这种战争史上罕见的成功战例的话，《三国志》上怎么会毫无记载呢？然而，史学界普遍认为，《三国志》中的记载过于简略，漏掉过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与《三国志》几乎同时代的历史著作《汉晋春秋》却有关于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的记载，写作时间稍晚一点的著名历史地理著作《华阳国志》和《水经注》也都提到了“七擒孟获”。
现在云南昭通第三中学内著名汉代“孟孝琚碑”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昭通县城南10里白泥井出土的。该碑记载汉代孟姓在历史上是南中最著名的两个大姓之一。除此之外，有关祭祀孟获的历史非常久远。据目前发现的实物资料显示，最早是唐代和宋代时期。至于在西南诸省，或建祠庙，或附祀土主庙以祀孟获者多处。仅西昌县石柱子土主庙、青龙寺、五显庙就都设像祭祀。民间所供五显埴神，其画轴左侧第三层排列中有一孟获像，俗称“扫坛蛮王”。据此，史学界大多倾向于认为，虽然孟获的生卒时间无法考证，但“孟获”这个人历史上应该是有的。
孟获确有其人，那么，诸葛亮是否对其“七擒七纵”呢？
从时间上来看，据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后，“遂至滇池”，时间正是这年秋天。从他“五月渡泸”，只用了大约4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把“称兵倡乱”长达两三年之久的反叛势力“其秋悉平”，或“秋，遂平四郡”了。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方务在北”的诸葛亮一方面要攻城克寨，安抚边民，筹集粮草，另一方面又要克服险峻恶劣的自然条件。用这么短的时间，要完成那么多的事，这在当时科技交通都不发达的社会里，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办到的。《通鉴辑览》也说，“七纵七擒为记载所艳称，无识已甚。荒蛮夷固当使之心服，然以缚渠屡遣，直同儿戏，一再为甚，又可七乎，即云几上之肉不足虑，而脱试鹰，发押尝虎，终非善策。且彼时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岂宜屡纵屡擒，耽延时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
从地理位置上看，三国时期的南中，指现在的云南、贵州和四川的西南部，当时是蜀国的一部分，自古称为“夷越之地”，即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诸葛亮是建兴三年三月从成都出发，四月平越隽（今四川西昌东南），五月渡泸（金沙江），至秋，四郡（越隽、建宁、、永昌）俱平，取道滇东北，冬至汉阳（今四川庆符），十二月回到成都的。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诸葛亮安定南中时显然没有到过滇西。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在滇西却留下了许多有关诸葛亮南征的“遗迹”和民间传说。如《滇云纪略》称：“七擒孟获：一擒于白崖，今大理白族自治州。一擒于邓赊豪猪洞，今邓川州。一擒于佛光寨，今浪穹县巡检司东二里。一擒于治渠山。一擒于爱甸，今顺宁府地。一擒于怒江边，今保山县腾越州之间。一以火攻，擒于山谷，即怒江之蹯蛇谷。”从这些地点的分布来看，几乎全都在今天云南西部大理、保山一带地区。诸葛亮怎么会在一个自己没到过的地方“七擒孟获”呢？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七擒七纵”的故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民间传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是因为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政策已经深入了人心，当地百姓对诸葛亮极为崇拜，难免会将一些其他人物的事迹，都牵强附会到诸葛亮身上，甚至有些好事者编出一些故事附加到诸葛亮身上，这些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讹传讹，使得史志家也不得不信了。
诸葛亮所造木牛流马究竟为何物？
诸葛亮所造木牛流马究竟为何物？
我们都知道能量是守恒的，世界上不存在永动机。但是据史籍记载，在1700多年前，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发明了类似于永动机的木牛流马，木牛流马真的存在吗？假若存在，木牛流马是怎样的呢？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于渭南。上述记载明确指出，木牛流马确实是诸葛亮的发明，而且木牛流马分别是两种不同的运输工具，从木牛流马使用的时间顺序来看，先有木牛，后有流马，流马是木牛的改进版。
给《三国志》作注的南北朝时期的裴松之，在注中引用了现在已经失传的《诸葛亮集》中有关木牛流马的一段记载，对木牛的形象作了描绘，对流马的部分尺寸作了记载：“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颈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颈，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鞭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这段记载，尽管对木牛形象作了描绘，并且下文还对流马的部分尺寸作了记载，但是因为没有任何实物与图形存留后世，使得后人对木牛流马的认识始终是凤毛麟角、云山雾罩。
诸葛亮造出木牛流马200年后，据说南北朝时期的科技天才祖冲之造出了木牛流马。《南齐书·祖冲之传》说：“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同样也没有留下任何详细的资料。
作为正史的《三国志》和《南齐书》都记载存在木牛流马，我们不禁想问木牛流马究竟是什么样的机械？
有人认为木牛、流马都是经诸葛亮改进的独轮车。《宋史》和明代王圻所著的《稗史类编》等史籍，认为木制独轮小车在汉代称为鹿车，诸葛亮加以改进后称为“木牛流马”，北宋才出现独轮车的称呼。北宋前期官修“四大书”之一的《太平御览》卷七七五所引的东汉学者应劭的《风俗通》，是最早记载“鹿车”的典籍。其曰：“鹿车，窄小载容一鹿也。”陆游的诗《送子坦赴盐官县市征》中也提到了“鹿车”：“游山尚有平生意，试为闲寻一鹿车。”这种说法认为，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是在鹿车的基础上改进的，和后来的独轮车没有太大的差别。
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四川的渠县出土有蒲家湾东汉无名阙背面的独轮小车浮雕，还有燕家村东汉沈府君阙背面的独轮小车，大致再现了“木牛流马”的模样。这两种独轮车都很独特，其车形似牛似马，具有独特的运输功能。木牛有前辕，行进时人或畜在前面拉，人在后面推。而流马没有前辕，行进时不用拉，仅靠人推。三国时蜀汉偏处西南一隅，马匹有限，并且多被用于骑兵作战。运粮运草主要靠人力，这样，木牛流马便应运而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宋代典籍《事物纪原》卷八也认为：“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事物纪原》是宋代高承编撰的一部书，专记事物原始之属。凡10卷，共记1765事。此书“自博弈嬉戏之微，鱼虫飞走之类，无不考其所自来”，作者的考证功夫很深，所持之说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但是，也有人认为独轮车的机械原理十分简单，无须大书特书，诸葛亮的本领也不至于如此平庸。
还有人认为，木牛、流马是新款的自动机械。《南齐书》、《太平御览》，还有现在的《辞源》认为，三国之时，运用齿轮原理制作机械，已屡见不鲜，包括东汉毕岚所做的翻车，三国韩暨所做的水排，魏国马钧所做的指南车。《南史》说：祖冲之“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意思指祖冲之在木牛流马的基础上，造出更胜一筹的自动机械。以此推论，三国时期利用齿轮制作机械已属常见，后世所推崇的木牛流马，很有可能是令祖冲之感兴趣的、运用齿轮原理制作的自动机械，否则祖冲之不会有兴趣拿它来作参考和对比。
从科学角度来看，“木牛流马”如果真的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可以不吃不喝还能走，这显然是不符合现代科学上的能量守恒定律的。因为如果“木牛流马”要行走，必定会消耗能量，当时并没什么石油、天然气之类的能源物质，它又不吃不喝，它从哪里得到能量？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要造出像小说里描述的那种木牛流马来，就必须抛弃现代的“能量守恒”定律。同样，要造出“木牛流马”也必定会打破影响我们数代的“能量守恒”定律，必定是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事迹。历史上有无数个谜团需要我们去解决，这可能只是一个虚构的物品，但是在谜团未揭开之前，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诸葛亮有没有写过《后出师表》？
诸葛亮有没有写过《后出师表》？
《出师表》分为《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两篇，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两次北伐（225年与226年）曹魏前，上呈给后主刘禅的奏章。《前出师表》作于建兴五年（225年），收录于《三国志》卷三十五，文章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明诸葛亮北伐的决心。他在表中告诫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多听取别人的意见，为兴复汉室而努力。
《后出师表》作于建兴六年（226年），说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引咎责躬，厉兵讲武，当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之时，他上此表请求再次伐魏。因为他第一次北伐时有一篇《出师表》，因此这一次的被称为《后出师表》。诸葛亮在文中表示为了国家，决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深刻地表现了诸葛亮对国家的耿耿忠心。其中有“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经常被后人引用。南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引用安子顺之说：“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忠，读《陈情表》不哭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哭者不慈。”
《后出师表》记载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东晋的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但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这篇《表》时却注明：“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他持论谨慎，不言其非，也不言其是，不过，他客观记述的情况，却能启发人们去怀疑《后表》的真伪。所以，清人钱大昭在《三国志辨疑》中就怀疑《后表》是后人伪撰的，他认为，习凿齿把它收进《汉晋春秋》欠考虑，陈寿《三国志》不载此文“极有卓见”。
当然也有人认为《后出师表》应是诸葛亮所写。因为张俨与诸葛亮同时稍后，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很熟悉，如果《后出师表》为人伪撰，张俨不会不加辨别就把它收进《默记》。至于陈寿，因为不敢犯司马氏之讳，所以不敢把骂他们为魏贼的《后出师表》收入《三国志》本文。但较多的人还是认为《后出师表》不是出自诸葛亮之手。
一、《后出师表》与《前出师表》的立意完全不同。《前出师表》表示了诸葛亮对北伐必胜的信心：“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又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后出师表》却语气沮丧：“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虽然此时已有街亭一败，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诸葛亮怎会雄心全挫呢？而且，如果是诸葛亮自己所写，此文应该畅所欲言，没有必要故意贬低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