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一向有胆略，有抱负，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未出茅庐，他就自比管仲、乐毅，刘备请他出山时，正是刘备势单力孤，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却在这时为刘备描绘出了据荆州、取益州，以成帝业的宏伟蓝图。就在上《后出师表》的前一年，他上《前出师表》，先主崩殂，益州疲弊，正值危急存亡之秋，但他仍相信，只要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而他率军北伐，也有决心“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不到一年，在《后出师表》中，这一切全不见了，消沉、沮丧，列举的六条，都是对北伐缺乏信心。“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北伐全然是无可奈何的。“凡事如是，难可逆见”，只有尽力而为，“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对前途悲观渺茫。这不是《前出师表》中那个诸葛亮的精神状态。
二、《后出师表》所说的很多事情与史实不合。比如，它列数曹操的几次失利，如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祈连、僵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除南阳、乌巢、潼关几次遇险史书有记载，另几次都没有确切依据。又比如，《后表》说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连年不征不战，坐使孙策据有江东，这和史书记载的情形也不合。这或者可以解释为史书缺载或误载，或诸葛亮误记，但有一件事却不可能误记，即赵云之死。赵云是建兴七年(229年)死的，他在第一次北伐中虽然失利，但未大败，更不至于丧生，他还被贬为镇军将军，这是退军以后的事。这是《三国志·赵云传》和注引《云别传》明确记载的。但上于建兴六年(226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赵云和另外70多名战将都已经死了。这个明显的漏洞很难作出合理的解释。
三、《后出师表》的行文不像出自诸葛亮之手。《出师表》是上给后主的，诸葛亮受刘备临终之重托，因此，他对后主一向是恭谨的，虽时时苦心劝谏，但措辞总是诚恳委婉，《前出师表》就是这样。不像这篇《后表》，开头就直说后主无能，当面指问：“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这不是臣下对君主的口气，更不像诸葛亮说的话。
因此，有人认为《前出师表》是忠臣志士无意为文，故风格至为高迈。《后出师表》是作伪者有意为文，因而辞意不免庸陋，如“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四句，均一句四字，两句对偶，意思完全雷同，《前出师表》就没有这样的句子。清代学者黄式之就说：“《前表》悲壮，《后表》衰飒；《前表》意周而辞简，《后表》意窘而辞繁。”
既然认为《后出师表》非诸葛亮自作，那么，伪造者又是谁呢？由于《后出师表》出于张俨的《默记》，因此，一些学者就肯定它是张俨所作。但有人指出张俨对于诸葛亮的将才是评价很高的，对北伐也抱有乐观态度，认为假使诸葛亮寿命长一些，北伐是可以取得胜利的—这与《后出师表》悲观失望的态度全然不同，因此，伪作者不可能是张俨。
无论《后出师表》的作者是谁，其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都准确地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精神品质。《后出师表》的全部价值也就在此。罗贯中把《后出师表》写入《三国演义》，大约也是看准了这一点，他抓住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塑造了一个光彩夺目，为世代人们景仰的艺术典型。诸葛亮也成为了后世所敬仰的忠义与智慧的象征。
硬汉关羽不近女色还是好色之徒？
硬汉关羽不近女色还是好色之徒？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并州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市）人。他是三国时期蜀汉著名将领、前将军、汉寿亭侯、军事家、五虎上将之首。他死后受民间推崇，又经历代朝廷褒封，被人奉为关圣帝君，佛教称为伽蓝菩萨，尊称为“关公”。被后来的统治者崇为“武圣”，与号为“文圣”的孔子齐名。有“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的佳话。
在中国古代层出不穷的名人之中，关羽以其英雄传奇的一生，被后人推崇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他由“万世人杰”上升到“神中之神”，成为战神、财神、文神、农神，是全方位的神明，为历代统治者和百姓万民共同尊奉。在民间传说和《三国演义》中，关羽不仅武艺超群，无以匹敌，而且是一个不近女色的大英雄、伟丈夫。《三国演义》中提到曹操曾经赐予关羽十名美女，但关羽毫不动心，全部送去侍奉刘备的甘、糜二夫人。
然而，最近却有专家把一个迥然不同的关羽展现在人们眼前。认为关羽竟然也英雄难过美人关，他竟然和曹操争过美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三国志》的《蜀书》和《魏书》记载：刘备在被吕布夺了徐州后，前去投靠曾派大将夏侯惇来增援自己的曹操，后来曹操将一部分兵给刘备，自己亲率大军与刘备进攻徐州，当时吕布敌不住曹军的攻势，便派了一个叫秦宜禄的人去袁术那里讨援兵，哪知道那个秦宜禄被袁术看中，强行要他娶了汉王朝的宗室女子，而他的妻子杜氏当时还留在下邳。
关羽听说秦宜禄有个长相非常出众的妻子还留在下邳城内，就请求曹操说，那秦宜禄帮吕布讨救兵，作为对他的惩罚，大军破城以后，“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就是说他的老婆没有生儿子，要求把杜氏赏赐给自己。曹操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是曹操似乎并未太在意此事。到攻城之际，关羽又再三地请求曹操，谁料曹孟德见关羽迫不及待的样子，怀疑杜氏可能异常美貌，等到城池攻陷之后，曹操亲自召见了杜氏，果然是国色天香，“乃自纳之”，就留为己用了。
后来，杜氏在曹操处产下一子，据说是秦宜禄的骨肉，遂姓秦名朗。曹操非常喜欢他，曾说：“世有爱假子如孤者乎？”照此推算，杜氏在城被围的时候已经是个大腹便便的孕妇了，关羽和曹操这两人，居然都为一个孕妇着迷，而且还能令一贯有爱才之名的曹操不惜反悔食言，并且还是对关羽这样一个万人敌的勇将毁诺食言，可见那杜氏应该是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而关羽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居然还对一个孕妇念念不忘，以致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主帅曹操提起要将她据为己有，当然便是个极其标准的好色之徒了。
对于这种说法，有些历史爱好者并不赞同，他们认为《三国志》中记载的原文是：“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这里边很可能有错误，“娶”应为“取”，按照三国志注里记载，秦宜禄被吕布派出城求救，后来他投降了曹刘联军，并在战后死于张飞枪下。若是我们将“娶”看成是“取”，历史的真相很可能是秦宜禄根本没突围成功，或者突围成功，但救兵不到，见大势已去，于是又返回战场，投降了联军。由于其妻子仍然留在城内，于是他向关羽祈求城破之后保全妻子家人的性命，于是关羽又去向曹操进言“乞娶其妻”，实际上是“乞取其妻”。秦宜禄知道曹操好色，心中无底，怕事情有变，反复再三要求得到保证，于是便有了关羽的“屡启于公”。但这正好引起了曹操的怀疑，于是“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关羽因有负于秦宜禄的信任而“心不自安”。从常理上讲，秦宜禄是在战后被张飞杀死的，而在围城阶段，并没有死，也就是说，“其妻”仍是个有夫之妇，关羽屡次三番地央求曹操要得到一个有夫之妇，并不像是一个知书达礼者所为，如果关羽本质如此，为何只此一例？为何关羽曾将曹操赠给的十名美女送给别人当侍女？这非常让人难以理解。
也有些人认为，我们不应该苛求关羽，不应该把现代人的一些观念加在关羽身上进行评点，而应该将关羽的行为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即使关羽真的曾经向曹操要求娶秦宜禄的妻子“杜氏”，关羽常年在外征战，妻子又没生孩子，这在他所身处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的确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据此，关羽想纳天生丽质的败将之妻为妾，按说也是情理中事。曹操出尔反尔，将杜氏据为己有，关羽对此极为不满，甚而一度动了杀机，对一个铁血男儿来说，恐怕也只是“一念之差”。就凭一件事情说关羽与曹操争风吃醋，说关羽是个“好色之徒”，未免过于刻薄，太不近人情了。
神医华佗死于自己比曹操有才吗？
神医华佗死于自己比曹操有才吗？
华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他行医四方，足迹与声誉遍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省。曹操闻听华佗医术精湛，征召他到许昌为自己看病。曹操常犯头风眩晕病，经华佗针刺治疗有所好转。《三国志》对此的记载是：“佗针鬲，随手而差。”后来，随着政务和军务的日益繁忙，曹操的“头风”病加重了，于是，他想让华佗专门为他治疗“头风”病，做自己的侍医。但是华佗却不愿意，他借口妻子有病，告假回家，不再到曹操那里去了。曹操非常愤怒，派人到华佗家里去调查。曹操对派去的人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真有病，就送给他小豆四十斛；要是没有病，就把他逮捕来治罪。
传说华佗被逮捕送到曹操那里以后，曹操仍旧请他治病。他给曹操诊断了以后，对曹操说：“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意思是说，你的病在短期内很难彻底治好，即使长期治疗，也只能苟延岁月。而要全部治好，使之不再重犯则需要先饮“麻沸散”，麻痹脑部，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这样才可能去掉病根。多疑的曹操以为华佗是要借机杀他为关羽报仇，于是命令将华佗杀害。
但是，华佗之死责任果真全在曹操吗？华佗真的没有任何过失吗？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是众多读书人的信条。华佗所生活的东汉末期，学儒读经成为社会风尚，而医药医术虽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所需，但却为士大夫所轻视，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据《三国志·方技传》记载，华佗“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他在行医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医生地位的低下。由于他的医术高明，前来请他看病的高官权贵越来越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在这些高官权贵的眼中，华佗即使医术再高明，也只是一个医生而已，在同他们的接触过程中，华佗的失落感更加强烈，性格也变得乖戾了，难以与人相处，因此，范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毫不客气地说他“为人性恶，难得意”。在懊悔和自责的同时，他在等待入仕为官的机遇的再度降临。
恰恰在此时，曹操得知了医术高明的华佗，而华佗也仿佛看到了走入宦途的机会。华佗正是想利用为曹操治病的机会，以医术为手段，要挟曹操给他官爵。“头风”病确实比较顽固，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想要彻底治愈确实很困难，华佗虽为神医，也未必有治愈的良策。但若说即使“恒事攻治”，也只能苟延岁月，死期将近，就未免危言耸听了，很明显有要挟的成分在内。
但是，曹操毕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识破了华佗的用心。他后来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意思是说，华佗能治好这病，他为我治病，想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曹操对华佗的“要挟”很不满，他并没有满足华佗的要求。
于是，华佗便以家中有事为借口，请假回家。到家后华佗又托辞妻子有病，一直不回，对曹操再度进行要挟。曹操大怒，将华佗拘捕。为了治病，曹操再度容忍华佗，没有将他处死。但是华佗却提出了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去掉“病根”的治疗方法。多疑的曹操再也不能容忍，将华佗杀害。
那么，假如曹操真的同意用此方法疗病，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首先，动手术克服不了感染的问题。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华佗所使用的器械“利斧”根本不可能做到无菌，在有菌的条件下进行头部的手术，曹操在手术后肯定会发生颅内感染，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广谱抗生素，仅仅一个感染就足可以置曹操于死地。现代医学那么发达，手术后的感染还经常发生，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感染不愈合。曹操那时动手术，后果就可想而知了。除非曹操的抵抗能力非常强，否则他是必死无疑。然而曹操当时已经不再强壮了，他的抵抗能力能经得住华佗的折腾吗？
其次，华佗能够顺利地进行脑部手术吗？华佗的确是当时最杰出的神医，但他对人的大脑研究以及是否做过脑科手术，在史书中并无一字记载。按照颅脑的解剖来看，人的大脑不同区域的功能也不同，有分管语言的语言中枢、记忆中枢、视觉中枢、味觉中枢。人类认识大脑的解剖只不过是近代的事情。就是现在，大脑斜坡部位仍是手术的相对禁区。按照当时的认识，华佗不可能知道大脑的精细解剖结构。如果真动手术，稍有不慎，曹操就会立即命丧黄泉。
再次，华佗能否对曹操进行急救也是一个问题。开颅手术时要有起码的急救设备，比如心电监护设备、输血补液设施、吸氧设备等，这些起码的设备缺一不可。一旦血压下降或者是心跳骤停，在这些起码的急救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曹操开颅就会凶多吉少。
除此之外，华佗开颅面临的医学问题还有不少，不论哪一项开颅条件不具备都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曹操不开颅尚且可以存活一段时间，如果开颅必然是九死一生。生性多疑的曹操岂能容忍这样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曹操认为华佗是在故意暗害自己也是讲得通的。
曹操杀害华佗虽然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好恶，但是，从《汉律》上讲，也有他的依据。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下，以“动以王法从事”著称。无论是理政还是治军，甚至齐家、诫子，曹操都以汉律为基本准则。依照汉律的规定，华佗犯了两宗罪：一是欺骗罪，二是不从征召罪。而令华佗命丧黄泉的主要是后者。汉律中有“大不敬”罪，对“亏礼废节”之犯者要处以重刑，《汉书·申屠嘉传》便载有人“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的案例。“大不敬”的具体内容较多，其中“征召不到大不敬”适用于华佗所犯之罪。在当时的情况下，曹操以此为华佗定罪，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传国玉玺历经千年神秘失踪之谜
传国玉玺历经千年神秘失踪之谜
中国历史上，堪称国之重宝的器物不在少数，但恐怕没有一件比得上传国玉玺。它是野心家梦寐以求的目标，又是史学家浓墨重彩描绘的对象。笼罩在它身边的，是重重的刀光剑影，低沉的鼓角铮鸣，它的出现和消失，甚至成为王朝更替、江山易帜的象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将和氏璧琢为玉玺，命李斯丞相在其上篆“受命於天，既寿永昌”八个虫鸟字，由玉工孙寿刻到上面，从而成为传国玉玺。
秦二世死后，由子婴把传世玉玺献给汉高祖刘邦，授之为“汉传国玉玺”。西汉末年（8年），王莽专权，当时皇帝孺子年仅2岁，传国玉玺置于长乐宫，由元帝王皇后代为掌管。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派他的弟弟舜前去索要，太后大骂：“我老已死，如尔兄弟，今族灭也！”将传国玉玺摔在殿廷，玉玺被摔碎一角，后来用黄金镶补。公元23年十月，王莽被杀，玺被校尉公宾所得，献给绿林军将领李松。又由李松派人送给更始帝刘玄。刘玄为赤眉军所掳后，传国玉玺落入赤眉军拥立为帝的刘盆子手中。后来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玉玺拱手奉于东汉光武帝刘秀。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外戚何进谋诛宦官不成，反为宦官所害。袁绍领兵入宫诛杀宦官，宫中大乱，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带传国玉玺，返宫后传国玉玺查无下落。
东汉末年各路诸侯讨伐董卓时，率先攻入洛阳城的孙坚，在井中见一宫女之尸身上有一红色盒子，匣中之物正是传国玉玺（见《吴志》）。之后孙坚之子孙策将玉玺献与袁术以借兵马。孙策用此玺从袁术处换来三千兵将，从而奠定了孙吴霸业之基。袁术称帝失败后，玉玺归属曹操。
曹魏代汉，传国玉玺作为“君权神授”的象征，落入曹丕之手。曹丕使人在传国玉玺肩部刻下八个隶字“大魏受汉传国之玺”。西晋受禅，传国玉玺又落入司马氏手中。此后，北方陷于十六国分裂动荡的局面，传国玉玺几经辗转，又落入东晋征西将军谢尚之手，谢尚用三百精骑连夜把它送至首都建康，献给晋帝，传国玉玺重归晋朝司马家。公元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自立为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在南朝，传国玺历经了宋、齐、梁、陈的更迭。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攻破宫城，劫得传国玉玺，不久侯景败死，他的部将侯子鉴将玉玺投到了栖霞寺的井中，有一个寺僧将玉玺捞出收存，后来他的弟子将玉玺献给了陈武帝。
杨坚建立隋朝后，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传国玉玺入了隋宫。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江都(今扬州)，隋亡。萧后及太子元德携传国玉玺遁入漠北突厥。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于是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自慰。公元630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玉玺归于唐朝。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朱温篡唐后，传国玉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被契丹击败，登楼自焚，玉玺也遭焚烧，下落不明。郭威建后周后，遍寻传国玉玺不着，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北宋哲宗时，有一个农夫在耕田时发现了传国玉玺，送至朝廷。经13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这就是始皇帝所制传国玉玺。但是朝野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怀疑它的真伪。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走，传国玉玺也被大金国掠走，随后便销声匿迹。
在南宋、金朝长期并存的100多年中，传国玉玺一直没有音讯。金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蒙古攻灭金朝，金哀宗自尽，并未发现传国玉玺。南宋德二年（1276年）正月，元朝攻灭南宋，宋恭帝奉上传国玺投降，但这是南宋自己制作的玉玺，并非秦始皇传下来的。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忽必烈去世，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却神秘地在大都出现了。夏四月，在上都举行的蒙古王公贵族大会上，御史中丞崔将玉玺献给皇孙铁穆耳，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铁穆耳即位，是为元成宗。此后，传国玉玺在元朝传了数代皇帝。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闰七月，元惠宗逃往蒙古草原，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明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太祖以历代传国玉玺未得，遣徐达率精兵15万，分三路攻入漠北，追击遁逃的北元朝廷，以期得到传国玉玺。双方一直战到十一月，明朝大军最终还是空手而返。至此，经历了1500多年风风雨雨的传国玉玺就此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明清两代，偶尔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但是都是附会、仿造之赝品。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有一名陕西人得到一块玉印，据称为传国玉玺，呈献明孝宗，但明孝宗对此深表怀疑，没有采用。明末，相传由元顺帝带入漠北的传国玉玺，为其后裔林丹汗所有，林丹汗兵败之后，玺落入后金太宗皇太极手中，皇太极因此称皇帝，定国号为“大清”，表示要占领中原，取代明朝的统治。清朝初期，故宫交泰殿藏御玺39方，其中一方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的玉玺被称为传国玉玺。但乾隆钦定御玺时，却认为这块玉玺“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而篆文拙俗，非李斯虫鸟之旧明甚”，钦定为赝品。直到1912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至今仍无下文。据说，玉玺现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这只是一种猜测，台湾方面没有承认此事。
由是，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传国玉玺”数隐数现。自从五代时期传国玉玺失踪，这块国宝真假难辨。那么，真正的传国玉玺到底在哪里？没有人能回答。
《洛神赋》中的神秘女子是谁？
《洛神赋》中的神秘女子是谁？
东晋时期的著名画家顾恺之有一幅流传千古的名画：《洛神赋图》，此图描绘的是曹植与洛神相逢，但是洛神却无奈离去的情景。在画中，站在岸边的曹植表情凝滞，一双秋水望着远方水波上的洛神，痴情向往。画中的洛神梳着高高的云髻，被风而起的衣带，给了水波上的洛神一股飘飘欲仙的来自天界之感。她欲去还留，顾盼之间，流露出倾慕之情。但最终在云端中渐去，留下此情难尽的曹植在岸边，终日思之，最后依依不忍地离去。
《洛神赋图》依据的是曹植的千古名篇《洛神赋》。其中曹植这样描述洛神的美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容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环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从抽象到具体，从神韵、风仪、情态、姿貌，到明眸、朱唇、细腰、滑肤，描绘得淋漓尽致，使人如闻其声，如睹其形。此外曹植还描写了洛神的动态美：“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曹植借助自己的梦境，将他的梦中情人如梦如幻地描绘了出来。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有一个疑问，曹植所描写的“洛神”和顾恺之画中的“洛神”是现实中的人物还是梦境中的想象？
有人认为，所谓的“洛神”是现实存在的，那就是曹植的嫂嫂甄氏。据《文昭甄皇后传》载：甄氏乃中山无极人，上蔡令甄逸之女。建安年间，她嫁给袁绍的儿子袁熙。东汉献帝七年，官渡之战，袁绍兵败病死。曹操乘机出兵，甄氏成了曹军的俘虏，继而嫁曹丕为妻。曹操的夫人刘氏生长子曹昂，早年殁(死)于宛城。次夫人卞氏生四子：曹丕，笃厚恭谨；曹彰，勇而无谋；曹植，聪明机警，却嗜酒放纵；曹熊，身体病弱。
甄氏嫁给曹丕后，当时曹操正醉心于他的霸业，曹丕也援有官职，而曹植则因年纪尚小，又生性不喜征战，遂得以与甄妃朝夕相处，进而生出一段情意。曹操死后，曹丕于汉献帝二十六年（229年），登上帝位，定都洛阳，是为魏文帝。魏国建立。甄氏被封为后，并于次年郁郁而死。
就在甄后去世的那年，曹植到洛阳朝见哥哥。甄后生的太子曹睿陪皇叔吃饭。曹植看着侄子，想起甄后之死，心中酸楚无比。饭后，曹丕遂将甄后的遗物玉镂金带枕送给了曹植。曹植睹物思人，在返回封地时，夜宿舟中，恍惚之间，遥见甄妃凌波御风而来，曹植一惊而醒，原来是南柯一梦。回到鄄城，曹植脑海里还在翻腾着与甄后洛水相遇的情景，于是文思激荡，写了一篇《感甄赋》。曹植在这篇赋文中以神话的方式来寄托他思念甄氏的哀思。魏明帝继帝位后，为避其母讳，乃改名《洛神赋》。
《洛神赋》语言优美，感情真挚。唐代大学者李善注解《洛神赋》，将曹植和甄妃的一段恋爱故事讲述得活灵活现，生动逼真，更使洛神和甄妃等同起来。人们喜爱这段浪漫故事，更愿意相信这段故事的曲折、真实。这样，洛神甄夫人的传说借助《洛神赋》的优美文字和李善的浪漫注解不胫而走，风行天下。
同样，有人提出了所谓的“洛神”并不是甄氏的理由：第一，即使曹植爱上他的嫂嫂，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写《感甄赋》。丕与植兄弟之间因为政治的斗争，本来就很紧张，曹植写《感甄赋》，岂不是色胆包天，不怕掉脑袋了吗？
其次，《洛神赋》原名《感鄄赋》，亦作《感甄赋》。而此“甄”不同彼“甄”，“甄”字通“鄄”，在作《感甄赋》的前一年，即黄初二年，曹植被曹丕封为鄄城侯，第二年又晋封为鄄城王（今山东濮县）。所谓感鄄者，所感的不是甄后之甄，而是鄄城之鄄。胡克家在《文选考异》中认为这是世传小说《感甄记》与曹植身世的混淆，作品实是曹植“托词宓妃，移寄心文帝”而做，“其亦屈子之志也”，“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就是说赋中所说的“长寄心于君王”。朱干在《乐府正义》中指出，“感甄”之说确有。但所感者并非甄妃，而是曹植黄初三年的被贬地鄄城。
而洛神，则是洛水之神，名宓妃，是传说中伏羲氏之女。曹植在《洛神赋序》里写道：“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后来，甄后的儿子曹即位为魏明帝，他对叔叔的文章倒是很喜欢，不过觉得题目起得不好，便将《感甄赋》改为《洛神赋》。无论是曹植，还是曹，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一改名举动竟被后人理解成“欲盖弥彰”，于是文人附会，臆想百出，那个在洛水之畔赠送枕头的女子，便由宓妃变成了甄妃。
由此看来，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鄄”与“甄”的混淆使得甄妃成了《洛神赋》的主角，也成全了后人传说的美丽爱情故事。
刘禅装疯卖傻是最高生存智慧
刘禅装疯卖傻是最高生存智慧
说起刘备的儿子，小名叫做“阿斗”的刘禅，人们总把他与“扶不起”相联系。在世人的心目中，刘禅是平庸昏聩之君，不管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还是市井的平头百姓，对刘禅的印象始终是碌碌无为的庸主一个。更有甚者称之为“亡国之昏君，丧邦之庸人”。“乐不思蜀”的故事，似乎更加证明阿斗的“扶不起”。历史上的阿斗真的扶不起吗？他真的是个昏庸、愚钝甚至有些弱智的君主吗？
从史籍的记载和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有人认为，刘禅虽然不是英明神武之君，但也不是一个完全懦弱无能的人，他起码拥有中等的智慧，
一、具有大度量。
刘禅17岁继承帝位后，依据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当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于是“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所有的事情刘禅都“按丞相说的办”。对于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刘禅也做到了凡事谦让，“以父事之”。随着刘禅年纪渐长，按照汉代朝廷的常规，诸葛亮应当逐渐地将大权交还给刘禅，可是，诸葛亮仍紧握大权。这些刘禅都无怨言。
诸葛亮带兵出外征战，对已年满22岁的刘禅依旧不放心，特派心腹董元为侍中，统宿卫亲兵，“监管”刘禅。对这些，刘禅一让再让，他不想引起国内的政治混乱。不仅如此，在北伐的问题上，刘禅的头脑也非常清楚，诸葛亮急于北伐的时候，他规劝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置自己的规劝于不顾，但北伐决议一旦形成，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
诸葛亮用人失误，后主安慰说：“胜负兵家常事。”等诸葛亮打了胜仗，后主刘禅适时恢复诸葛亮的职务。诸葛亮病死的消息传来，刘禅连日伤感，不能上朝，竟哭倒于龙床之上。当灵柩运回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
此时，李邈上书，援引历史上吕禄、霍光等人的例子，诋毁诸葛亮“身仗强兵，狼倾虎视”，说诸葛亮之及时死去使其“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暗指诸葛亮如果不死，早晚会图谋不轨。李邈所说或是其真实想法，或者是为了迎合刘禅。但是刘禅闻言大怒，将其下狱处死。这说明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只要自己一时不清醒，内乱不可避免。
刘禅不仅对诸葛亮宽宏大量，对其他大臣也是如此。刘禅是中国历代帝王里，对大臣动刀较少的一个了，这点非常难得。
二、头脑清楚、知人善用。
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的老毛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犄角，以乘其衅”。魏延造反，却诬奏杨仪造反。刘禅听完魏延表奏，马上提出疑问，说：“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魏延被杀后，刘禅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为了防止权臣权力太重，刘禅以费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管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局。
《魏略》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曹爽与司马懿争权被杀后，夏侯霸害怕受到株连而入蜀，刘禅亲自出迎。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为老将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非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原来，刘禅之妻乃张飞女，而张飞之妻又为夏侯渊的从妹，所以刘禅才这么说。之后，刘禅对夏侯霸“厚加爵宠”。刘禅对夏侯霸的这一套怀柔拉拢的手段，即使其父刘备在世，大概也不过如此，足见刘禅绝非平庸之辈。
从当时的历史情势来看，刘禅从公元223年登基，至公元263年降魏下台，称帝在位41年，是在三国时期所有国君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在那种群雄割据、兵连祸结的动乱年头，能执政这么久，没有相当的才智是不行的。有人把刘禅安稳地做皇帝归因于诸葛亮的辅佐。其实，诸葛亮死于公元234年，他死后，刘禅还做了29年的皇帝，很难说成是全凭诸葛亮的辅佐之功的。
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这个敏字可说明阿斗并非愚蠢之人，不然诸葛亮不是有心讽刺了？《晋书·李密传》中也记载，李密认为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裴松之也评价刘禅“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当曹魏兵围成都之时，刘禅不战而降，这是刘禅最难以让人理解的。裴松之也就此事评论道：“方邓艾以万人入江油之危险，锺会以二十万众留剑阁而不得进，三军之士已饥，艾虽战胜克将，使刘禅数日不降，则二将之军难以反矣。故功业如此之难也。”
而对于刘禅的“乐不思蜀”，刘禅作为亡国之君，不仅自家生命，甚至包括蜀地百姓的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所以，刘禅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才能，才能瞒天过海，养晦自保。《三国志集解》引于慎行的话说：“刘禅之对司马昭，未为失策也……教之，浅也。思蜀之心，昭之所不欲闻也……左右虽笑，不知禅之免死，正以是矣。”同样是投降后宣布退位的皇帝，刘禅得以做了八年的安乐公后寿终正寝，东吴的孙皓则被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赐毒酒杀了，这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装傻装得好也是要靠才情的……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在刘禅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潜藏着过人的狡诈和机智。
曹操墓找到了，刘备墓在哪里呢？
曹操墓找到了，刘备墓在哪里呢？
2009年河南安阳疑似曹操墓的发现，吸引了全国人的眼球，随后，与他一同“煮酒论英雄”的刘备也“不甘寂寞”，众多专家学者开始讨论刘备死后的真正葬身之地，有人认为刘备葬于四川彭山牧马乡的莲花坝，有人认为刘备葬于重庆奉节，也有人认为刘备就葬于成都武侯祠的惠陵，众多说法纷纷扰扰、不一而足，那么，哪一种说法才是历史的真相？
据陈寿的《三国志》记载刘备死后葬于惠陵，惠陵就位于今成都武侯祠。但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刘备死于农历的四月，对于四川来说，正是烈日炎炎、气温极高的夏天。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从白帝城(今奉节)到成都全是逆流而上的水路和崎岖的山路，仅单程也得需要30多天时间。如果花这么长的时间把刘备的尸体运到成都，尸体很可能已经腐烂，也就是说诸葛亮根本不可能拉着臭气熏天的刘备尸体，经过长达30多天的跋涉，把刘备安葬在成都。惠陵并不是真的刘备墓，而只不过是纪念刘备的衣冠冢。
据此，有人认为真正的刘备墓在四川彭山的莲花坝。他们还提出了自己的理由：首先，从文史资料来看，有关牧马乡莲花坝有皇坟的文字史料，《彭山县志》载：“治北四十里莲花坝有皇陵，并传莲花坝有皇庄。墓依山势，封土呈覆斗形，传此为刘备坟。民国时期，有自称刘备后裔的刘冬冬在此结庐守墓，言留有刘氏族谱，此人已死，族谱难觅……”
从历史遗迹来看，在莲花村有一座神秘的大山丘，这座山丘朝向东南，正对府河、黄龙溪，占地100多亩，被当地人称为九片莲花花瓣的小山丘将皇墓环抱其中。古代风水先生还把这一带叫做“九龙回头望”。如此好的风水宝地除莲花村以外，在我国还有北京的十三陵，这种“九龙回头望”只有封建时期的帝王才能享用。据当地文管所提供的资料，皇墓垂直高21米，封土周长100余米。1995年4月，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测局605勘测队的红外检测结果显示，皇墓的顶部位于封土顶部下方50米，堆土下方建筑物面积约为30×35平方米，极有可能是巨大古墓。
现在的皇坟上，长满了各类杂草和茶树，被村民挖出来的墓砖四处散落，随处可见。墓顶侧，有几个六七米的盗洞，这些可能都是盗墓贼“光顾”后的痕迹。沿着洞口往下观察，全是一层三合土加一层黄泥土夯筑起来的，靠近皇坟的地方还曾发现一块数十吨重的灌县石。由于墓建筑中混合有石灰，所以在皇坟的半山腰以上，竟然看不到蚂蚁蚊虫之类的东西。
但这一观点也存在问题，那就是彭山牧马乡莲花村离成都骑马也就半天的时间，难道刘备的尸体运到莲花村就不会腐烂吗？再有，这座皇坟总面积达100多亩，全是由墓砖、墓墙、数十吨一块的灌县石和石灰、蛋清、黄泥混合夯筑成的，远看近观都像一座小山丘。按照当时的施工手段及进度，这些至少需要数十万民工苦干一个月以上，当时，哪来那么多石灰、蛋清？哪来那么多黄泥之类的东西？如此巨重的石头又是怎样从数百里之外的地方运到莲花村的？其三，彭山人称刘备墓在彭山牧马乡莲花村皇坟处，虽然历经盗墓贼频频光顾，但是为何至今未能有一件可以证明刘备墓在此的实物？
还有一种说法是，刘备死后，由于尸体运输困难，原地葬在了奉节。20世纪60年代奉节修县委办公楼时，曾在该处挖出一个大洞。县政府在修建出城公路时，也挖出一条1米宽的土槽，当时被文物界认为是刘备墓的墓道。1982年，安徽物理探测所应邀前往探测，发现夔州宾馆地下有18米深的空洞，并有金属反应，推测可能是金属随葬品或铁墓碑。在后来的多次探测中，均得出相同的报告。但是，历史史籍对此却没有记载，也没有其他佐证证明这或许存在的墓址就是刘备墓。
以上两种说法，都没有确切的证据，实际上，刘备墓最有可能就位于成都武侯祠里的惠陵，陈寿的记载最有可能是历史的真相。
首先，《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明确记载：刘备于章武三年（223年）夏四月癸巳（即四月二十四日）卒于永安（今奉节）后，“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这是蜀汉朝廷要昭告天下的国家大事，也是新即位的后主刘禅所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先皇的葬礼不仅庄重严肃，还关乎到朝廷威信，刘禅和总揽国政的丞相诸葛亮不可能说假话，也毫无隐瞒事实的必要。
从陈寿的经历来看，他虽然在西晋时期写就《三国志》，但他生于蜀汉后期的蜀汉之地，熟悉蜀汉史事，没有任何理由隐瞒或歪曲事实。《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记吴皇后云：“延熙八年（245年），后薨，合葬惠陵。”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先主传》记载的可靠性。且没有任何一本正史的任何记载否认刘备的葬身之处。
再者，按照古代礼制，皇帝的陵墓均置于京城附近；即使君主卒于外地，遗体也要运回京城附近的陵墓安葬。刘备遗体运回成都，葬于惠陵，正是继承汉制的体现。如果将他葬于外地，不仅违背了帝王的葬制，而且破坏了汉朝“以孝治天下”的传统，不仅刘禅不能接受，其他臣子和举国臣民肯定也无法接受！
而对尸体防腐的怀疑则是低估了我们的老祖宗在遗体保存方面的高超技术。早在西周时期，古人就已解决了尸体保存的难题；秦汉以来，遗体保存完好者比比皆是，尽管古人保存遗体的具体方法我们尚不清楚，但资料的散失绝不等于这种技术不存在，铁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所谓“就近安葬”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完全是主观揣测，实在经不起推敲。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刘备墓就位于今成都的武侯祠。
古代著名的三个头盖骨，哪个最值钱？
古代著名的三个头盖骨，哪个最值钱？
对于人类的历史，仅1%可通过历史记录得知，其余99%就是考古研究的任务了。考古是现代人类了解古代人类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考古发掘，人类的历史进程才能被完好地连接、统一起来。而遗物为考古研究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这些遗物不仅包括死者留给后代的物品，还包括死者的随葬品甚至死者的遗骨。在中外历史上，就有三具非常著名的头盖骨，它们价值连城，却又带给我们扑朔迷离的故事。
依据这三具头盖骨的年代来分，它们分别是北京人头盖骨、玛雅文化中的水晶头骨以及最近被发现的疑似曹操的头盖骨。
1929年12月2日，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带领考古发掘人员首次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时代距今50万年，而在此前，被普遍接受的最早化石记录是西欧的尼安德特人，距今不超过10万年。之后，裴文中和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又陆续发现了5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北京人”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但作为从猿到人的中间环节的代表，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因此，“北京人头盖骨”具有相当高的价值。但是，也正由于这样，它也成为一些投机商和帝国主义者所觊觎的对象。裴文中等发掘出来的5个北京人头盖骨和一批化石，在抗日战争期间竟然奇怪地“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
而在遥远的墨西哥，科学家在中美洲的贝利兹的玛雅遗迹中发现了水晶骷髅。这个水晶骷髅属于1000年前的玛雅文化时期，大小几乎和人类的骷髅相同。经过检测，这个水晶头骨没有任何使用现代工具所遗留下来的加工痕迹，是完全的手工制品。科学家们曾把水晶头骨和真正的人类头骨作了比较，发现除了眼部特征稍稍偏于人类的正常范围以外，其他参数都与真正的人类头骨相差无几。我们知道，近代光学产生于17世纪，而人类准确地认识自己的骨骼结构更是18世纪解剖学兴起以后的事。这个水晶头颅却是在非常了解人体骨骼构造和光学原理的基础上雕刻成的，另外，水晶是世界上硬度最高的材料之一，用铜、铁或石制工具都无法加工它，而1000多年前的玛雅人又是使用的什么工具呢？另外，这种纯净透明的水晶虽然硬度很高，但质地却脆而易碎，科学家们推断：要想在数千年前把它制作出来的话，只可能是用极细的沙子和水慢慢地从一块大水晶石上打磨下来，而且制作者要一天24小时不停地打磨300年，才能完成这样一件旷世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