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众人都能参加，并且还要动用火，因此祭祀活动往往在室外举行。在残留到今天的遗迹中，可以看到神殿正面的台阶中央有一个平台，这里就是设置祭坛的场所。所谓祭祀，就是在上面烘烤牺牲时进行祈祷。如果只烘烤动物的话，只能称为烤肉大会，而祭祀活动则需将阿拉伯香料投入火中，同时必须在香烟缭绕中祈愿。活动结束后，烤熟的肉会被切开，分给参加祭祀的人们。罗马人的宗教里根本就没有祭司阶级的存在，所以这个过程既没有冗长的说教，也无须吟唱赞美诗。在国家级别的典礼上，大祭司由皇帝充任，而家庭规模的祭祀则由一家之主来主持。不过，因为到处都举行这种万众欢聚的祭祀，一些不肯参加的人就显得过于特立独行了。
在朱庇特神殿前主持祭祀的马可·奥勒留（中央左）
在第12、13和14居民区，有为基督教徒开辟的独立聚居点。第12、13区位于罗马南部，第14区在台伯河以西，都远离市中心。基督教徒们遵从着圣保罗的教诲，安静地生活着。圣保罗这样教诲信徒：
你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得相互诽谤和不满，也不得争斗，切勿引人注目。虽说任何神的子民都是完美无缺且洁净的，但你们不能给这邪恶堕落的社会留下指责的口实。即使生活在这邪恶堕落的社会里，你们也必须如同在黑夜中捧着明灯一样，恪守神的教诲。
基督教徒不肯参加皇帝主持的祈愿，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所谓“邪恶堕落的社会”显然指的是罗马，若罗马帝国崩溃的话，到来的将是神的国度，即基督教徒的时代。并且，一神教是排斥其他诸神的宗教，信徒自然不会参加面向诸神的祈愿活动。
不久以后，这些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就发生了巨大转变，不过这些内容我们还是安排在下一册里讲述，至少在马可·奥勒留时代，基督教徒依然能够忠实地遵循着圣保罗的教诲。也就是说，即便身处同一座城市，他们的生活却和其他罗马人保持着距离。
罗马的14个居民区（阴影部分为基督教徒聚居的地区）
可是，危机也能唤起人们心目中的爱国热情。这一时期，罗马人重新认识了传统诸神，对拒绝保持同步的基督教徒产生了极大的反感。罗马人指责基督教徒为“ateo”。这个词起源于希腊语，现在翻译成“无神论者”，但是在罗马时代，这个词的意思是“无信仰者”。
古代是多神教的世界。所谓多神教，就是对自己信奉的神和他人信奉的神都同样予以认可，结果就是共存的神明与日俱增。在罗马，神明的数量高达30万，既然人们在信仰中认同众神共存，那么对众神共存不予认可的信仰就不能称其为信仰。因此，基督教徒被人们斥责为“无信仰者”。
罗马公民对基督教徒的责难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拒绝参与公共生活。基督教徒之间热情互助，却对所在城市或地方自治体的公共事业和福利建设漠然置之。当时人们视公共生活为公民义务的观念尚未衰颓，基督教徒的做法的确给人们提供了非难的理由。不过，从基督教徒的角度去看，他们的漠然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就是为了等到神的国度的到来，如果对这个“邪恶堕落的社会”有所贡献，那么只能导致神的国度的姗姗来迟。
不过，在公元2世纪后半期马可·奥勒留的时代，二者的对立还不是很强烈，首要的原因就是基督教徒仍旧是少数派，力量薄弱。而基督教徒数量和势力的发展之所以停滞不前，主要是因为罗马人仍然信赖自己的领袖，对自己的生活充满自信。
下面，我想介绍这一时代关于基督教的三段“现场录音”：
第一段是皇帝马可眼中的首都罗马长官拉斯蒂克斯的形象。
第二段是这个拉斯蒂克斯对基督教传教士游斯丁的审问全文。第三段是皇帝马可对基督教的感受。
第一段“现场录音”：昆图斯·尤尼乌斯·拉斯蒂克斯这个人不但是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而且他积极承担罗马时代精英分子的义务，充分参与公共生活，曾两次就任执政官，并出任罗马政府的要职之一“首都长官”（Praefectus Urbi）。首都长官这一职务涵盖司法工作。
皇帝马可在《沉思录》的开头部分写到了这个人对自己产生的影响。原文如下：
从拉斯蒂克斯那里，我领悟到我的品格需要改进和训练，知道不迷误于诡辩的竞赛，不写作投机的东西，不进行烦琐的劝诫，不显示自己训练有素，或者做仁慈的行为以图炫耀；学会避免辞藻华丽、构思精巧的写作；不穿出门用的托加长袍在室内行走，或者做出类似的夸张举动；学会以朴素的风格写信，就像拉斯蒂克斯在锡纽埃瑟给我的母亲写的信一样；对于那些以言辞冒犯我或者对我做了错事的人，一旦他们表现出和解的意愿，我就乐意地与他们和解；从他那里，我也学会了仔细地阅读，不满足于表面的理解，不轻率地苟同那些夸夸其谈的人；我也感谢他使我熟悉了爱比克泰德的言论，那是他从自己的收藏中传授给我的。
爱比克泰德是公元1世纪到2世纪之间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曾是服侍皇帝尼禄的解放奴隶爱帕夫罗迪德的奴隶。所谓解放奴隶，原本也是奴隶，但在罗马时代，解放奴隶与社会上的普通公民无异，所以他们也可以拥有服侍自己的奴隶。但是，爱帕夫罗迪德深感自己的这个奴隶思想深邃，于是也给予了他自由。成为解放奴隶的爱比克泰德在首都罗马成功开办了讲授斯多葛学派哲学的“学园”。他的弟子中有一个名叫阿里安的，后来受到哈德良皇帝的重用，成为作家，撰写了《亚历山大远征记》。
后世学者把曾为奴隶的爱比克泰德和皇帝马可·奥勒留并列，一起作为代表罗马帝制鼎盛时期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
是拉斯蒂克斯使马可对爱比克泰德深邃的理性产生了兴趣，下面介绍的第二段“现场录音”就是这个拉斯蒂克斯对前来罗马传教的希腊人游斯丁的审问记录。作为首都长官，拉斯蒂克斯也是首都警察的首脑。罗马法律规定，对于实名检举，司法机构有进行调查和审判的义务。检举游斯丁的，是犬儒学派的哲学家革勒士。
传教士游斯丁的思想也是以希腊哲学为起点，首先学习斯多葛学派，接着是亚里士多德学派，但他还是不满足，又加入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进而学习柏拉图学派，最后找到了基督教。这个人一直四处奔波，追求真理，最后从哲学转到了基督教，是当时帝国东方知识分子的典型。
拉斯蒂克斯：“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游斯丁：“我过的是任何人都会赞同的纯洁的生活。”
“你实践什么样的教理？”
“我学习了所有教理，结果基督教的教理最为真实。这是我在学习了被教会斥为虚假和异端的东西后，得到的信念。”
“那么你是怎样获得这种信念的？”
“我通过自己接受的东西。”
“何谓接受？”
“我们信徒对基督的崇拜，来自世界唯一的神的创造。而神之子耶稣基督为拯救人类，给予人类以真正的知识，由神派到地上，也就是派到我们人类中间。但是在耶稣的神性面前，我的这些说明毫无意义。因为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理解而是信仰。我们相信预言者的话，他们预言神之子即将降临。正如你所知，历史上的预言者好几次都预言到了救世主的到来。”
拉斯蒂克斯改变了话题，但游斯丁委婉地躲开了他的矛锋。
“你们在哪里相会呢？”
“在大家想相会又能相会的地方。你难道以为全体基督教徒都在事先约定好的地方相会？”
“我想知道的是，你和你的同伙在罗马的什么地方会面？”
“这是我第二次来罗马，我住在罗马的米尔提努斯浴场（罗马为数众多的小浴场之一）楼上。他们只到这里拜访我，没有其他地方。我欢迎任何人来，我们谈论真理。”
“你承认自己是基督教徒吗？”
“是的，我是基督教徒。”
在游斯丁房间里一起被逮捕的基督教徒还有另外四男一女，其中一名男子是出生于卡帕多西亚的奴隶，在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里做奴仆，其他四人的职业不详。不过从姓名可以看出，他们应该是被人从东方带来，或者是在罗马工作的希腊人。当时罗马的基督教仍然是住在首都的异邦人信奉的宗教，在罗马人之间并不流行。首都长官拉斯蒂克斯对游斯丁说：
“罗马帝国供奉诸神，使帝国得以统一。根据帝国法律，拒绝信仰罗马诸神的基督教徒实施的是反国家行为。放弃目前的信仰可以被无罪释放，拒绝放弃的人将被处以鞭刑然后斩首。如果你遭受鞭刑之后被斩首的话，你相信自己死后会升往天堂吗？”
“只要我始终保持信仰坚定，我想自己应该能升往天堂。不过只有遵循基督教的正义生活的人才会得到这种恩宠（基督教中神特意给予人的爱）。”
“这么说你确信自己能升往天堂？”
“不，我虽然希望自己能够升往天堂，但并无把握。”
“我劝你放弃自己的宗教，你知道，如果你拒绝的话，等待你的就只有死刑。”
“我知道。可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放弃自己的信仰，死后等待我的必定是救赎。”
首都长官拉斯蒂克斯宣布了判决：
“对拒绝向我们罗马的诸神供奉牺牲的人，根据罗马的法律（图拉真法），我宣判，鞭挞之后处以斩首。”
五人均被处以死刑。不过他们并非像后世传说的那样，被弄到竞技场喂野兽，而是在监狱内像其他死刑犯一样被斩首。真正把犯人送到名为“Arena”的圆形竞技场公开处死的场面，发生在10年后的里昂，那是自皇帝尼禄处死基督教徒100年过后，罗马再次开始公开处死基督教徒。
这一时代最后一段“现场录音”，是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唯一提及基督教徒的语句：
当灵魂不得不离开肉体时，如果能安详地接受，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但是这种心理准备必须是人依据自由的理性而达成的，而不是像基督教徒那样顽固地自以为是
无论如何，马可·奥勒留毕竟是皇帝，以守卫罗马帝国为自己的第一职责。正因为如此，罗马皇帝才被赋予强大的权力。他还有很多必须处理的其他事务，例如面对迫近北方防线的蛮族，就无法依靠信仰去缓解。公元168年1月6日，年届47岁的马可视察罗马近郊的近卫军军营，对士兵们说：“北方问题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这年春天，马可和路奇乌斯两位皇帝决定向多瑙河进发。
日耳曼战争
有一个名叫阿庇安的希腊人，在罗马时代撰写了《罗马史》。也就是说，他是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此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具体生年不详，只知道当时处于图拉真皇帝统治时期（公元98—117年）。当时阿庇安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当图拉真皇帝专注于帕提亚战争时，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乘机暴动，突袭罗马的后方，仅以罗马人所建为由，毁坏了埃及人供奉涅墨西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译者注）的神殿。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116年，由此可以推断阿庇安的生年应该在公元110年或那之前的两三年，这样的话他比皇帝马可·奥勒留年长10岁左右，可以算同代人。
行省出身的年轻人只要积极向上，即便不是罗马公民权拥有者的后代，也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从军，在军队中积累资历。因为不具有罗马公民权，所以不能做军团兵，但辅助兵的大门一直朝行省出身的人敞开着。根据才能的不同，一两年之内完全可以升到50人小队的队长，当能指挥500人的时候，就获得了列席总督或军团长召开的作战会议的资格。这时如果他还不具备罗马公民权的话就显得很不合适，因此一般都会得到。实际上很多人在领导150名士兵时就已经获得罗马公民权，以后的升迁之路就全凭实力了。顺便说一下，即便始终是一名辅助兵，在25年的服役期满离队时，也能得到罗马公民权，这和退职金一样，都是在入伍时就约定好的条件。
第二种是到帝国的首都罗马去，在那里开始自己新的人生。有不少人一开始就确立了这种志向，十几岁时就到首都接受高等教育。不管怎样，只要到了罗马，可以做医生，或者接受教育后做教师，还可以出任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员，总之获得公民权的办法有很多。因为《尤里乌斯·恺撒法》依然适用，规定向医生和教师颁发罗马公民权，行政人员从事的也是“公共服务”，也必须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
阿庇安在哈德良皇帝时代就来到了罗马，在安敦尼·庇护时代获得了罗马公民权。这个人的最终资历，是马可·奥勒留皇帝时代类似首都国税厅的机构官员。因此，人们在接受过高等教育后出任公职人员，就能够获得罗马公民权，或者也可以先从事教职，取得罗马公民权后再出任公职人员，两条路都没问题。罗马时代的公务员制度并不严格，从教师到公职人员然后又当作家的例子也并不稀奇。
我们不知道阿庇安的创作活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根据其他人的做法去推测，有可能是从公共生活中引退返回故乡亚历山大之后才开始的。这个人留下来的主要著作是记录从罗马建国时期到帝政时期的罗马史，以及记录同一时期事件的其他文章。下面介绍的是他著作中的一种。根据阿庇安的记述，该事件发生于公元160年，也就是说，当时身在罗马的阿庇安是现场目击证人。
蛮族的首领来到首都，他们向皇帝提出请求，要与并入帝国版图的其他行省的人享有同等地位。但是皇帝回答说，罗马帝国不能接受没有任何作用的人，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这正是时代变化的预兆。公元160年是安敦尼·庇护在位的最后一年，这个“慈悲”的皇帝在第二年就过世了，马可·奥勒留接替了他。不过安敦尼·庇护虽然高龄，但直到离世前几天仍很精神，接见外国代表又是皇帝的事务，所以说皇帝很可能亲自接见了这些蛮族首领。而安敦尼一直让下任皇帝马可积极参与国政，当年39岁的马可极有可能参加了接见。
蛮族提出了向帝国境内移居的请求，我们暂且不讨论罗马是否应该接受请求，这里应该注意的问题是，皇帝是否意识到了这件事的重要性。因为安敦尼拒绝了对方的请求后并没有采取任何相关措施，可见他还是对该事件缺乏认识。不过，即使马可当时没有参加接见，但据说安敦尼凡事都找马可商量，所以马可知道这件事的可能性极大。如此看来，马可·奥勒留同样没有注意到这一事件预示着时代的变化。
对今天的西欧人而言，德国人蒙森和英国人吉本一样，也是罗马史的权威。但是，蒙森对马可·奥勒留的评论却与吉本截然不同。蒙森十分明确地做出马可“不是伟大的智者”的判断，他认为，只有尤里乌斯·恺撒一人堪称“伟大的智者”，是天才。而所谓的天才，并不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而是在众多看到了问题却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的人当中，唯一能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的人。
这一问题安敦尼·庇护草率地应付了事，却对马可·奥勒留造成了终生困扰。
公元168年新年不久，马可和路奇乌斯两位皇帝就离开了首都，前往多瑙河前线。47岁的马可和38岁的路奇乌斯都身披红色斗篷，骑着高头大马，只要一看就知道，他们绝不是去前线视察，而显然是出征。实际上，这是自图拉真皇帝进行达契亚战争以来，时隔60年之久，罗马第一次向国内外宣示，决心要在多瑙河防线展开真正的战争。
对马可·奥勒留而言，这不仅是47岁的他第一次到前线去，而且是他第一次离开意大利本土，甚至是第一次踏上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以北的土地。这种经历不但不能同17岁就积累了边境军团经验的图拉真皇帝相提并论，而且在经验上也无法和行省任职的军团长们一较高下。皇帝之所以亲临前线，是作为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把所有军团长都置于直接指挥之下。皇帝即使把具体的战斗委派给军团长们指挥，但在一窍不通的情况下委任他人和在了如指掌的情况下委任他人当然差异巨大。这一时期，马可·奥勒留总算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实地经验的欠缺，即便从跟随皇帝的“comes”即智囊团的人选上，我们也能看出这一点。他们以帕提亚战争时被派到路奇乌斯皇帝身边的庞提乌斯·雷利亚努斯为首，还包括熟知多瑙河战场周围情况的潘诺尼亚、默西亚各行省的历任总督。这些人虽已隐退，但仍然应邀与马可同行。帕提亚战争时，因为路奇乌斯皇帝只是一味地在避暑胜地逍遥，对政治军事不闻不问，所以这些“智囊团”的作用是代替最高司令官推动战争的进展，但是在这次日耳曼战争中，“智囊团”的作用是弥补皇帝马可经验不足的缺陷。一旦发现自己存在缺点就立刻努力弥补，这一点也是马可·奥勒留被当作贤君的原因。
皇帝一行从罗马出发，经由弗拉米尼亚大道前往亚得里亚海，然后沿亚得里亚海海岸到达阿奎莱亚，再从亚得里亚海最北端的阿奎莱亚取道东北方向，最后到达多瑙河防线。所有的行军只需沿着遍布整个帝国的罗马道路网前进即可。
从罗马到多瑙河防线的主要道路
利用河流的防线（莱茵河、多瑙河等）
(摘自Edward N.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e Empire)
对罗马人而言，皇帝御驾亲征是60年来的盛举，而对居住在多瑙河北岸的蛮族而言，事情同样如此。既然两位皇帝亲自出马，那么其麾下的罗马大军肯定也是所向披靡。日耳曼各部族以前经常乘坐小舟或木筏渡过多瑙河，频繁袭扰南岸的罗马军团基地和居民区，此时他们都闻风而逃，再也找不到踪影了。
从春到秋都是适于开战的季节，此时皇帝却能毫无顾虑地在前线驻留，正是进行视察的绝好机会。在这一时期，皇帝马可在饱受蛮族侵犯的多瑙河中游各基地反复巡视。罗马的防御体系由“点”和“线”构成。“线”指的是罗马大道，“点”指的则是军团基地。仅在这一带，沿河流布防的“点”相互联结，计有：
第十杰米纳军团基地维德伯纳（今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第十四杰米纳军团驻地卡农图姆（今奥地利佩特罗内拉）
第一亚狄托里克斯军团守卫的布里吉提欧（今匈牙利的苏尼）
第二亚狄托里克斯军团基地阿昆库姆（今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第四弗拉维亚军团基地辛吉杜努姆（今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
上述这些军团基地之间也并非荒无人烟，不但有辅助兵部队的骑兵驻地、步兵基地，而且更有当地临时征召的雇佣兵建起的要塞，所有这些不可或缺的防守设施都像珠子一样连成了一串。而且在多瑙河防线上还有执行巡逻任务的带桨帆船基地。
马可·奥勒留就这样在拉丁语称为“limes”（边墙）的防线上巡视，同时听取智囊团提出的主张和建议。他直到47岁才开始体验哈德良皇帝当年的部分征程。不过，当年哈德良皇帝视察此地的结果是确立了和平，而现在轮到马可，视察则是战争的前奏，这种差异对后者而言就是不幸。
两位皇帝决定把阿奎莱亚作为公元168年到169年的越冬地点。蛮族方面仍旧暗流涌动，阿奎莱亚处于意大利本土的东北端，同时又位于从多瑙河返回罗马的半路上。有一种说法，即多瑙河基地的瘟疫仍在流行，御医盖伦担心皇帝被传染，于是提出忠告，劝两位皇帝回到阿奎莱亚。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皇帝路奇乌斯强烈地希望返回罗马，马可则苦苦挽留。此时前线比较平静，两位皇帝相互妥协，最后采取折中办法，到了靠近罗马的阿奎莱亚。也许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正确。不管怎么说，两位皇帝已经决定，在阿奎莱亚的越冬营区内，对公元169年的活动做出安排。
路奇乌斯之死
史书没有记载两位皇帝对公元169年的活动是如何安排的，可以确定的是，新年伊始，路奇乌斯就出发返回罗马。但是，他在到达距离首都约100公里的亚尔提诺时，突然病倒了，接着就一直处于昏睡状态，两天之后停止了呼吸。后世学者推测他死于脑出血。因为路奇乌斯虽然只有39岁，但生活奢靡，饮食起居极不规律。两帝共治本是马可·奥勒留公平精神的产物，8年来路奇乌斯却始终没能为他分忧，在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的状态下，现在总算了结了。
我们虽然不了解两位皇帝起初的安排，但知道马可伴随着皇帝搭档兼女婿的路奇乌斯的遗体一起返回了罗马，然后举行了隆重的国葬，骨灰被安放在今天称之为“圣天使堡”的哈德良陵墓。元老院顺利地通过了马可提出的将路奇乌斯神格化的申请，不过供奉前任皇帝的神殿却没有修建。马可给出的理由是，国家处于非常时期，可以用万神殿暂时代替。
路奇乌斯·维鲁斯的国葬结束后，马可在首都逗留了一段时间。这可不是因为对前线之行有所犹豫，他毕竟是罗马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出现在前线肯定对整个日耳曼战争都有积极意义，所以他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不过在离开之前，他还有一些事情必须处理，就是路奇乌斯皇帝过世，自己的女儿露西拉成了寡妇，应该对她做出安排。
一些人可能会疑惑，露西拉丧期未满，至于这么着急吗？不过从马可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刻不容缓。因为自己马上要赶往与敌人针锋相对的前线，万一出了什么闪失怎么办？以前有两位皇帝在位，一位出了意外还有一位，可是现在只剩马可孤身一人了，而自己的儿子康茂德刚刚8岁。因此，此时马可·奥勒留需要的是一个能在紧急关头扶助康茂德并避免帝国陷入内乱的人选，而且既然这个人负担如此沉重的任务，为了清除可能出现的障碍，必须事先保证他的地位。
被选为露西拉再婚对象的人，名叫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庞培亚努斯。虽然从姓名上看他很像意大利本土人，其实他是出生在安提阿的叙利亚人。据说在他父亲那一代才刚刚取得罗马公民权，在罗马社会里处于仅次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阶级的行省居民。被选为皇帝女婿时，他正在远潘诺尼亚行省任总督，而且是驻扎在布达佩斯基地的第二亚狄托里克斯军团的军团长。在帕提亚战场骁勇善战的将军名册中，这个人并没有出现过，看样子，罗马东征帕提亚时，他当时可能驻守在多瑙河防线。此人生年不详，不过从他后来的履历推测，应该同皇帝的年龄不相上下。顺便说一句，前任皇帝路奇乌斯的遗孀露西拉这时才19岁。
马可为什么放弃了其他目标偏偏选中庞培亚努斯呢？显然不是出于这个来自叙利亚的武将取得的业绩。当时的庞培亚努斯不过是最前线的军团司令官，负责的区域以防守为主，因而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战功。此人作为武将的才能，直到后来在日耳曼战争中才得以发挥，而在公元169年的选拔考试上，这一点还不能为他加分。他就任执政官也是在4年以后，公元169年时他连“前执政官”的荣誉头衔都没有。
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居然抓住了皇帝马可的心。我想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一年前马可前往多瑙河防线视察时，远潘诺尼亚行省总督庞培亚努斯全程陪同，他对形势做出了正确、恰当的判断，并热情地为毫无军事经验的马可提供了实用的建议。
第二，优秀的领导不会忽视对部下的能力培养，而庞培亚努斯率领的第二亚狄托里克斯军团的年轻将士的确表现得训练有素。
第三，人格正直，无比朴实。
第四，恐怕这一点最能抓住马可·奥勒留的心，即这个叙利亚行省出身的“罗马公民”表现出了强烈的罗马精神，这也是西班牙行省出身的图拉真皇帝和哈德良皇帝拥有的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和意大利本土的罗马人相比，反倒是拥有强烈自觉的行省人在支撑着罗马精神。庞培亚努斯就是其中的一个，马可·奥勒留上溯四代也来自西班牙。
事实证明，马可在政治上完全取得了成功。在此后持续了10年的日耳曼战争中，马可虽身在前线，但实际指挥全靠庞培亚努斯。再放眼后来20年，肩负守卫帝国重任的武将绝大多数都出自庞培亚努斯的帐下。他为人诚实，从没有背叛过马可。当马可死后，年幼的康茂德即位，深感孤立的康茂德当时唯一信任的人，就是这个庞培亚努斯。
可是，庞培亚努斯与露西拉的婚姻在政治上固然很成功，在现实生活中却比较失败。夫妻间的年龄差异还不是主要原因，问题是前任皇帝的皇后、现任皇帝的女儿露西拉不满庞培亚努斯卑微的出身。据说她母亲芙斯汀娜起初也站在不愿屈尊下嫁的女儿一边。这个问题双方以露西拉继续保持“奥古斯塔”尊称为条件相互妥协。后来两人也有了小孩，可见露西拉并没有拒绝与丈夫同床共枕，但不管怎么说，二人的婚姻生活自始至终都是冰冷的。
既然连热爱哲学的皇帝马可·奥勒留都无法回避家庭问题的困扰，那么我们现在就索性谈谈这位哲学家皇帝的婚姻生活。
共治皇帝路奇乌斯的突然死亡以及随后举行的国葬，女儿露西拉的再婚，接着7岁的次子又夭折，公元169年发生了很多事，马可为此忙得焦头烂额。等到他再次离开首都赶赴多瑙河前线的时候，已经是这一年的秋天了。而第二年，他最后的孩子萨宾娜出生。
从第一个孩子降生的公元147年算起，加上中间两对双胞胎，马可夫妇在23年中共生下了14个孩子，虽然长大成人的只有一男五女共六人，但我想这23年里14个孩子的纪录不仅表示高产，也表现了性生活的和谐。而且马可·奥勒留是忠诚的丈夫，从不拈花惹草。还有一个理由可以推测他们家庭生活的幸福。马可离开4年以后，皇后芙斯汀娜追随马可来到了多瑙河沿岸，此后终生陪伴在丈夫身边。另外，芙斯汀娜也没有像一般皇后那样沉迷于豪华舒适的生活，而是居住在混杂不堪的基地内，慰问伤兵，关注军团兵们基地外事实上的家属的生活。士兵们赠予了这位皇后“基地之母”（mater castrorum）的尊称。
可是，同时代的人对芙斯汀娜的评价非常差。这其实是受了儿子康茂德皇帝口碑不佳的连累。女人们都知道，贤妻与良母未必总能集于一身。芙斯汀娜或许不是一位良母，但应该算是位贤妻。丈夫马可在《沉思录》中也曾言及自己死去的妻子，他这样写道：“我幸而有一位贤妻，如此柔顺，如此亲爱，如此朴素。”两个人的婚姻生活一直持续了30年。
在马可·奥勒留长达19年的统治期间，所有的灾难竟然像烈焰一样同时喷发，令人不禁扼腕叹息，而马可深得自己人生伴侣的助益。《沉思录》虽然是马可在哲学思辨方面的遗作，但我认为，在这部著作中，他的贤淑妻子拥有充分的资格得到体现。如果没有芙斯汀娜，马可纵然是贤君，也会因沉重的精神压力患上胃溃疡。
战争开始
我们把话题回到公元169年。再次回到多瑙河前线的皇帝马可决定，公元169年到170年的冬天在远潘诺尼亚的补给基地之一希尔米乌姆（今塞尔维亚的米特罗维察）度过。皇帝的驻地自然就是参谋总部。
罗马时代的希尔米乌姆是重要性仅次于军团驻地的补给基地之一。巴尔干半岛上的萨瓦河向东奔流，在贝尔格莱德附近注入多瑙河。希尔米乌姆就位于萨瓦河沿岸，从这里向北20公里就能到达多瑙河，距离近默西亚行省首府、第四弗拉维亚军团基地贝尔格莱德60公里。5条罗马大道都会聚到了这里，在哈德良防御体系中，是军团基地附近设置大规模补给基地的现实演示，在城镇建设方面也不亚于军团基地和行省首府，配备有罗马人都市中的必要设施。只要是补给基地，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交通便利。顺便说一下，在不列颠，前线是分隔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哈德良长城，哈德良长城后方是约克、切斯特、卡莱奥恩三个军团基地。向这些防卫组织提供物资供应的补给基地就是今天的伦敦，在罗马时代被称为“伦底纽姆”（Londinium），因为从高卢出发渡过多佛尔海峡的运输船可以直接上溯进入泰晤士河。罗马帝国的防御体系是由“点”和“线”构成的，伦敦和希尔米乌姆虽然不是军团基地，但也是重要的“点”。罗马军队的确是“后勤制胜”。
之所以选择希尔米乌姆作为公元169年到170年间的越冬地，除了因为这里适合于召集多瑙河中游流域的防卫负责人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图拉真皇帝开辟为帝国行省的达契亚，是越过多瑙河突出到北岸的一片地域，达契亚成为行省，的确减少了北方蛮族对多瑙河下游的袭扰。不过，达契亚这面“盾牌”本身却处于多瑙河北岸，就如同突出到蛮族之海中的半岛一样。可是罗马在达契亚只配备了一个军团，因为这里和北方蛮族之间还横亘着一座喀尔巴阡山。山岳地带人烟稀少。
可是，到了公元2世纪后半期，自然条件严酷的山岳地带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居民，因为更北的蛮族开始南下，这些人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被挤到山地居住。这种现象正是时代出现变化的证据，但当时罗马的统治者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皇帝马可之所以把参谋总部设置到希尔米乌姆，是因为他想把不稳定的达契亚行省北方开辟为第二年的战场，在这一地区击退来敌非常方便。
公元170年春，罗马军队渡过了多瑙河，北上达契亚，展开了大规模攻势。我们不知道当时军队的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却知道指挥这次进攻的人，他就是曾经活跃在帕提亚战场上的克劳狄乌斯·弗龙托。从东方回来以后，他兼任近默西亚行省和达契亚行省的总督，因此开展本次攻势的，应该就是他麾下的三个军团。考虑到瘟疫造成的减员以及必须留守基地的力量，或许实际上只相当于两个军团。就大规模的攻势而言，这些兵力简直微不足道。不知道主持作战会议的马可为什么竟然同意了这次行动。
远潘诺尼亚及其周边地区
克劳狄乌斯·弗龙托是智勇双全的武将，因为没有完整的战记留存至今，我们只能根据一些零散的记录，推测他似乎是乘胜追击才进入的山岳地带。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罗马军队在平原上当然所向披靡，到了狭窄的战场却难以发挥以往的战斗力。而亲自渡过多瑙河来到达契亚行省等待捷报的皇帝，最终盼来的却是坏消息。激战后虽然敌军败逃，可是司令官弗龙托战死，敌人俘虏的士兵和平民多达2万人。
出生在阳光普照的北非，却殒身于春雪尚未消融的欧洲腹地，一代名将的墓碑上，镌刻着下面这样的文字：
激战群蛮无往不胜的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弗龙托为罗马帝国鞠躬尽瘁，长眠于此。
在同代人撰写的史书中，将公元170年称为“最糟的一年”，而这一年并不会因总督的阵亡而宣告结束。当罗马大军都集中在达契亚北部的时候，有两个日耳曼部族乘机从侧翼南渡多瑙河，做出了大胆的举动。
“防线失守啦！”
马科曼尼人回避了维也纳军团基地，从遥远的上游渡过了多瑙河，进入罗马境内后大举南下，袭击了阿奎莱亚。尽管阿奎莱亚位于东北角，却属于意大利本土。另一方面，科斯特波奇人也在达契亚行省的东面南渡多瑙河，疾风骤雨一般，深入了希腊的腹地。他们这一路的目标是财宝，希腊各地的神殿成了掠夺的对象。
“防线失守啦！”这个消息就如同不断扩大的涟漪，传遍了帝国的西部。
拉丁语所谓的防线，意指屏障、防御体系，还有安全保障的意思。现在意大利最权威的国防杂志的名字就叫“Limes”。已经维持了270年的防线，结果现在被攻陷了，罗马人当然深受打击。那么，防线为什么会被如此轻易地被突破呢？
第一，在多数情况下，日耳曼民族入侵时都拖家带口，但公元170年全员都是战斗人员，也就是说是一群男人，且全体都是骑兵。
第二，罗马军队的骑兵只善于在养护完善的罗马大道上行进，而未开化的蛮族则习惯于在山野里疾驰，结果是他们突破了罗马方面的监视网。
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是公元4世纪末的历史学家，这次事变比他生活的年代早了200年，他参考着当年的记录，写下了如下文字：
日耳曼民族的暴行使阿奎莱亚整个城市遭到损害，他们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展开，阿奎莱亚的居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蛮族似乎所向无敌，烧杀劫掠，只要是好东西什么都抢，把女人和年轻人都绑走。现在不但帝国北方的防线失守，就连北阿尔卑斯山防线都被攻克。马可皇帝只能组建新的部队，用来防卫帝国的本土意大利半岛。
公元2世纪后半期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
但是，入侵者也犯了错误，他们闹得太过分了。与南下时的快如疾风不同，掠夺来的物资和人口延误了他们的北上，而庞培亚努斯率领的罗马军队已经恭候多时。这一次是日耳曼人被追杀得七零八落。
尽管是暂时的，可防线毕竟失守过，这件事给罗马人的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在300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都相信蛮族会被阻挡在多瑙河以北，罗马帝国内部所有地方都是安全的。都市街道和村庄虽有“城墙”，但也不过是起到区分市区与郊区的作用。至于首都罗马则连城墙都没有。尤里乌斯·恺撒认为，国境上的防线应该也必须守护住罗马国家的安全，因而首都罗马的城墙毫无必要。恺撒拆除了首都罗马的城墙。以后的220年间，罗马的居民们是在没有城墙的状态中度过的，大家也都对国境的防线无比信赖。并且对罗马人而言，漫长的莱茵河、多瑙河以及幼发拉底河都不仅仅是河流，同时也是保护自己的“防线”。
公元170年发生的这次变故，最初的影响就是都市村镇的居民开始加固城墙。以往的敌人是盗贼，今后的敌人则可能是蛮族。
帝国安全保障的最高负责人马可，毫不迟疑地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尽管200年后的历史学家批评这不过是亡羊补牢。
第一项措施，就是新设“意大利和阿尔卑斯防卫部队”（Praetentura Italiae et Alpium）。对罗马人而言，这一措施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新增一支部队。因为自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以来，罗马的军事力量都只配备在罗马国家的防线上，而现在居然需要在国内设置防卫力量了。
第二项措施，是新增两个军团。这两个军团的士兵都是在意大利本土招募并训练的，名为“第二意大利军团”和“第三意大利军团”，常驻基地分别在今天奥地利的洛尔希和德国的雷根斯堡。这两个地方都是日耳曼长城附近的战略基地。当年图密善皇帝为把莱茵河与多瑙河连接成一条防线，着手兴建日耳曼长城，以后图拉真和哈德良又不断强化。也就是说，皇帝马可意图进一步加强日耳曼长城与多瑙河防线的作用。
第三项措施，就是重新调整多瑙河从中游到下游地区的防卫力量。具体就是改换远默西亚行省和达契亚行省驻守军团的布置。
马可·奥勒留强化后的多瑙河防线
说明：阴影部分为新配置的军团（参见本书第81—82页表）
从莱茵河到多瑙河的防线（马可·奥勒留强化后）
首先是驻扎在远默西亚行省的三个军团，其中以多洛斯特姆（今保加利亚的锡利斯特拉）为基地的第十一克劳狄亚军团原地不动，负责多瑙河下游到黑海的防卫。
另一方面，以诺维伊（今保加利亚的斯维什托夫）为基地的第一意大利军团向上游转移100公里，到伊斯克尔驻防。因为伊斯克尔和达契亚将多瑙河夹在中间，北岸是达契亚行省，南岸是伊斯克尔，这种安排相当于在多瑙河流域建立了双重防御体系。
而以特罗埃斯密斯（今罗马尼亚的依格里扎）为基地的第五玛肯多尼加军团转移到达契亚行省的博泰莎（今罗马尼亚的图尔达）。这样远默西亚行省内的3个军团就减少到2个，而达契亚行省的常驻军团由2个增加到3个。这种安排表现了马可的防守战略，即在防守多瑙河之前，应先防守达契亚。
马可·奥勒留
多瑙河的防御体系自哈德良皇帝确定下来以后，在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不曾出现过丝毫变动，现在终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投入的军团数量也从10个军团增加到了12个军团。而帝国其他防线上的军团数量和位置都没有变化。话说回来，仅仅变动这个多瑙河防线就已经殊为不易了。我在触及地名时都标注了“今罗马尼亚”或“今德国”等，为的就让大家理解进行所谓的“国境防卫”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罗马时代的多瑙河防线，意味着包含了今天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原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多个国家庞大复杂的防御体系。
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在距马可时代半个世纪之后担任潘诺尼亚行省总督。他在著作中写道：
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的防线
多瑙河防线是罗马帝国安全保障指数测量器。罗马帝国的存亡是和多瑙河沿岸各行省（包括潘诺尼亚）的安全紧密联系的。
到了马可·奥勒留时代，的确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了。
公元170年，尽管是暂时的，但罗马人的确是眼睁睁地看着日耳曼的两个部族突破了多瑙河防线。第二年，马可以维也纳下游50公里的卡农图姆为基地，精心策划来年展开的大反攻。然而这时从西班牙传来了坏消息。住在北非的毛里塔尼亚人的一部分渡过了古称“赫丘利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在伊比利亚半岛登陆，他们烧杀抢掠，赶走原住民，占据了贝提卡行省一带。行省总督发来了十万火急的求援文书。
毛里塔尼亚行省以北非西端的丹吉尔为首府，它的存在阻止了当地异族入侵靠近地中海的富饶地区。结果异族把目光转向了狭窄的直布罗陀海峡对岸，转而把入侵并占据的目标变更为富饶的西班牙南部。入侵者都拖家带口。看来不但在帝国的北方，连西方的防线都出现了破绽，而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上，罗马仅以西北部的莱昂为基地驻扎了一个军团。并且在这一时期，第七杰米纳军团的军团长出缺，由身在首府塔拉克（塔拉戈纳）的行省总督兼任，毕竟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已有200多年不曾发生战事了。
皇帝马可连忙派出了在帕提亚战争中大显身手的猛将奥菲狄乌斯·维克托利努斯。实战经验丰富的他一出马，情况就为之一变。罗马军团以训练严格认真而闻名，据说他们的训练与实战的区别只在于是否流血而已。自不待言，非洲来的入侵者犹如落叶一般，果然被一扫而光。然而这次入侵的蛮族也显现出了不同以往的征兆。马可·奥勒留与先人截然不同，将不得不面对新的艰难时局。当然时隔不久，马可自己就发觉了这一点。因为和以前不同的疑难问题也在帝国北方出现了。
罗马人和蛮族
如果一定采用“蛮族入侵”这个词，不免太过于偏重罗马人的史观了。实际上，这种应称为“民族大迁移”的历史现象是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的导火线。不过，这种现象绝不是公元5世纪才突如其来的，蛮族入侵的历史几乎覆盖了罗马的整个历史。换句话说，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罗马人的力量与财富就吸引了周围居民的眼球，到公元5世纪灭亡的700年间，罗马人始终要剑拔弩张地应对周边的蛮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