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蛮族只从帝国的北方入侵，却不从东方袭扰呢？
古代欧洲东北部一带，首先气候很恶劣，再加上是狩猎民族，所以当地人都很贫穷。先进国家的人们可能以为，既然他们生活贫穷，粮食不足，人口应该会减少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蛮族除了物资匮乏，文明程度也比较低。一般的家庭只有一间房子，狩猎归来之后往往无所事事，所有的活动都在这仅有的房子里进行，其中当然包括性生活。所以他们从无聊的幼年时代起就对此司空见惯，多产是当然的结果。如果在繁衍后代时多考虑一下孩子的养育问题，那么他们就不叫“蛮族”了。
因此，在欧洲的东北一带，即今天的德国东部与北部、波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原苏联境内多国，蛮族南侵就像一次次的水位上涨然后溃堤一样，这和气候等自然条件并无干系。溃堤之后河水向西南方向奔流，因为西南部是农耕地带，物产丰富，贸易兴盛。在生产效率上，农耕社会的确比以狩猎为生的部族要高得多，而蛮族也并不是因为生性勇猛才发动侵略，而是因为他们本身生产水平低下，所以才南侵。
而在罗马帝国的东方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完全是因为有帕提亚王国像一面盾牌一样挡在那里。
亚洲同样有蛮族，他们向西南进攻也是经常的。但是相比于欧洲蛮族以罗马为目标，亚洲蛮族瞄准的则是中近东最富裕的帕提亚。罗马帝国自奥古斯都以来对帕提亚的政策完全正确，他们以帕提亚为假想敌，长年不懈地坚持防备，时而动用军事力量出击牵制，却始终保持在帕提亚王国不至崩溃的限度上。对罗马而言，帕提亚王国只要不向自己境内进攻，它的存在利大于弊。
至于帝国南部北非地区的防卫，原住民没有能力组织大军越过沙漠进击，因而不成问题。因此，罗马帝国的蛮族政策，重点都是如何抵御来自欧洲北部的侵袭，而实际承受这些压力的，就是莱茵河、多瑙河以及不列颠的哈德良长城。罗马常驻不列颠的三个军团也不仅仅是防备哈德良长城以北的喀里多尼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也有很多蛮族会渡过海峡，侵入苏格兰，进而南下袭扰罗马帝国。
公元前102年，罗马在马赛以北20公里处展开了有名的“埃奎亚塞克斯提亚之战”。这是罗马首次采取真正的对抗措施。执政官马略率领的罗马军队将10万多日耳曼人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是，面对当时入侵的30万蛮族，仅靠这一次胜利还不足以彻底解决问题。因为如果把从法国南部入侵意大利的10万日耳曼人算作第一阵营的话，那么还有20万人的第二阵营经由瑞士南下，一直推进到了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战争持续到第二年，即公元前101年，直到彻底战胜了这支敌军之后，意大利才终于从蛮族入侵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关于公元前2世纪末的蛮族入侵，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3·胜者的迷思》中已经有详细讲述，这里我们只做简要的说明。
讲述罗马与蛮族的关系，绝不能遗漏尤里乌斯·恺撒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进行的高卢战争。
这次战争不但没有像马略那样仅是击退来敌，而且也没有单纯停留在未受侵犯却主动出击，最后征服高卢使之成为罗马的行省的高度上。蒙森曾评价恺撒，说他是“罗马唯一的创造型天才”。我也同样认为，详谈恺撒需要贯穿整个罗马的历史，因为他为罗马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指引，而后来的罗马统治者也都基本遵循着他的理念。
恺撒认为河流比山脉更适于防卫，用远征显示了对不列颠的占领是高卢甚至整个帝国西部安全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并且他还用具体事例说明，在蛮族的应对策略方面，不应该只是击退，还应该注意同化对方。
恺撒把莱茵河确定为防线，西侧是归顺罗马的高卢民族，东侧则是持敌对态度的日耳曼民族。然而在公元前1世纪，已经有很多日耳曼人侵入莱茵河以西并定居下来。当时被罗马征服的高卢人希望恺撒能帮他们把敌对已久的日耳曼人赶回莱茵河东岸去，可是这种希望最终落空，恺撒允许已经移居西岸的日耳曼人继续存在下去。
到恺撒的后继者奥古斯都将整个高卢划分为六个行省时，之所以把靠近莱茵河的两个行省分别命名为“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也是因为这两个行省的居民属于日耳曼民族。也就是说，早在公元前1世纪，日耳曼人就已经在莱茵河两岸定居了。从民族性的角度讲，现代德国的领土跨越着莱茵河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当然，在罗马时代，罗马化的日耳曼人和非罗马化的日耳曼人是截然不同的。例如，是罗马人移植了葡萄，因而摩泽尔葡萄酒的产地也位于莱茵河西岸的罗马境内。
当然，尤里乌斯·恺撒的功绩不止于此。乌比人是日耳曼的部族之一，虽然居住在莱茵河东岸，但是和那些大张旗鼓地反对罗马的其他部族相疏离，结果遭到其他部族的攻击，失去了居住地。恺撒允许他们移居到现在的科隆一带。乌比人不但亲罗马，而且是日耳曼民族中的强大部族，这更使恺撒坚信自己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现在的波恩和美因茨等大都市都是从罗马的军团基地发展而来的，只有科隆不是这样。这里最初只是日耳曼的一个部族聚居地，幸亏战略位置重要，在奥古斯都时代由皇帝的得力干将阿格里帕安排退役的军团兵迁入开垦，最终变成莱茵河沿岸的大城市。开垦地的拉丁语为“科隆尼亚”，按德语发音就是“科隆”。
恺撒的这项政策不但为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遵循，而且被第二代皇帝提比略继承。阿格里帕死后，提比略代之而成为奥古斯都的左右手，而现在多瑙河南岸的大城市，绝大部分是他开始建设的。当时他也没有用种族作为亲罗马和反罗马的划分标准。已经居住在那里的人只要愿意接受罗马的统治，就属于亲罗马一方，当时尚未定居，但也愿意服从罗马命令的，也可以移居到多瑙河南岸的罗马境内。故而多瑙河的南北两岸和莱茵河的东西两岸情形相同，即用河流把罗马化的日耳曼人和非罗马化的日耳曼人区分开来。
在整个地区推行同化政策的，是图拉真皇帝。他征服了达契亚并将其列为行省。总之对罗马人而言，只要接受帝国统治，在帝国境内生活，种族差别根本就不是问题。
马可·奥勒留无疑也继承了这种思维。不过到了他的时代，真正的问题在于，蛮族入侵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公元5世纪灭亡罗马的伦巴底、哥特、汪达尔等蛮族的名称，已经犹如远方的雷声，滚滚而来了。
时代的变化
公元171年，在多瑙河前线，马可·奥勒留迎来了50岁生日。从登上帝位开始计算，10年过去了，但马可对人的态度没有发生丝毫改变。苏维托尼乌斯在《罗马十二帝王传》中这样描写马可：
在做出决定前，无论是军务还是政务，他都注意倾听相关专家的意见。这是皇帝的风格。对于那些抱怨他拖泥带水的人，他经常这样说：“相比于让朋友们简单地服从我个人的意见，先听听他们的想法，然后再做决定，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并且，由于倾向于自己的哲学（斯多葛学派），无论身处军旅还是日常生活，他都严格自律。这种严格甚至经常招致部下的批评。心怀意见的人可以当面堂堂正正地展开批评，而皇帝也有条有理地进行反驳。
马可在《沉思录》中也讲述了别人批评他像位教师。
不过有一件事，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那就是对将军们给他的“前线太危险，应该返回首都”的忠告，坚决给予拒绝。
公元171年，马可50岁，在这一年里，他第一次开始亲自接见蛮族的代表。很多部族使节会渡过多瑙河，拜访驻留在卡农图姆军团基地中的马可。这些人向马可提出了如下愿望，按照来源的不同，大致可以分成三大类：
第一种——蛮族提出的。
停止侵略，准备与罗马皇帝讲和。他们将来如果能与罗马结盟，愿意今后站在罗马一边，阻止经常觊觎罗马的其他日耳曼部族，可以成为帝国防线的最前沿。不过这需要罗马提供资金帮助。如果罗马不接受这种建议，那么他们恐怕只能继续开展敌对行动。
第二种——在多瑙河中游北岸居住着马科曼尼、雅兹盖斯和库瓦迪三大部族，这种方案是由库瓦迪人提出的。
和罗马建立友好关系，如果成功，库瓦迪人愿意解除与马科曼尼人的联盟，自己的马匹和家畜只卖给罗马军队，遣返所有逃兵，先返还1.3万名成为俘虏的平民，其余的将逐渐返还。希望罗马保持开放集市的习惯做法，他们可以渡过多瑙河卖出土产，购买其他必需品。
第三种——这不是大部族的建议，而是中小部族提出的方案，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请求。在多瑙河北岸，即使只计算罗马防线正面的部族，大大小小加在一起就已经超过了10个。
他们同样遭受来自北方的侵略，要么坐以待毙，要么只能逃往罗马境内。如果罗马能保证他们维持生活的土地，他们愿意终止迫不得已的暴力入侵。
那么，和顾问及部下商讨之后的马可是怎样对待这些提议的呢？
首先第一种，同意媾和，提供他们要求的资金援助。用昨天的敌人去阻挡今天的敌人，如果顺利的话对防卫力量是一种增强。马可虽然对希腊哲学很狂热，但面对这种情况却保持着罗马式的理性。不过具体到这个建议，资金援助的数额只能增不能减似乎是命中注定的。
对待第二种提议，因为对方是强大的部族，必须态度谨慎。
皇帝同意购买对方的马匹和家畜，当然也接受逃兵的遣返和平民俘虏的归还，但是不许库瓦迪人进入罗马境内参与集市贸易。无论是想讲和的库瓦迪人，还是明目张胆反罗马的马科曼尼人，同样都属于日耳曼民族。对罗马的军团兵而言，他们从外貌到语言都相同，无法区别，绝不能让马科曼尼人冒充库瓦迪人混杂在集市的人群中，乘机刺探罗马方面的防卫设施和军粮补给状况。
话虽如此，不过如果终止贸易关系的话双方的经济都难以维持。在幼发拉底河防线自不待言，就是在与经济落后的日耳曼民族相对峙的防线上，罗马帝国也没有让内外完全隔绝，而是利用共同的经济关系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内外交流。这也是罗马帝国的基本国策，因为只要存在着有利因素，对方就不至于做出过激举动。而既然罗马与缔结了友好条约的蛮族之间一直保持着这种传统往来，此时也不能只把库瓦迪人排除在外。用小船载着一家老小渡过多瑙河，到罗马境内赶集，除了货物的买卖以外，还是一种近乎娱乐的活动。如果连这都加以禁止的话，对方有可能认为自己遭受了侮辱。
同样，罗马军队正在准备在来年春天展开大规模攻势，对象就是马科曼尼人，此时绝不能让他们的密探靠近罗马领地。
皇帝马可告诉库瓦迪人的代表，接受议和请求，不过在对方和马科曼尼人断绝关系的行动得到确认之前，对议和条件之一的开放集市，还暂时不能答应。言外之意，这项内容以后可以修正。
和谈成功了。对这一时期的罗马而言，与库瓦迪人的议和意义非凡。
粗略地分析，公元2世纪后半期多瑙河中游一带的形势如下：
沿着多瑙河，右岸依次是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原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这些城市起源于罗马的军团基地，在罗马时代都是前线。而日耳曼民族则居住在多瑙河左岸，维也纳对面的是马科曼尼人，布达佩斯对面的是库瓦迪人，贝尔格莱德对面的是雅兹盖斯人。与库瓦迪人媾和的实现，就等于将蛮族的共同阵线从中间腰斩。实际上，到了次年，即公元172年，罗马军队大举进攻，一路从维也纳出发，另一路从贝尔格莱德出发，两路人马同时越过了多瑙河。
那么，现在还剩下第三种提议。马可如何处理蛮族提出的向罗马境内移居的请求呢？尤里乌斯·恺撒已有先例，允许日耳曼人的乌比人移居，最终发展起了科隆，马可·奥勒留也同样允许了这些人移居到罗马帝国境内。因为都是些中小部族，不但可以在达契亚、默西亚、潘诺尼亚等各个行省内分别划拨土地，而且也可以让他们前往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两个行省定居。不管怎么说，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这些行省，居民和他们的生活习惯原本就属于日耳曼民族。皇帝预计他们会像已经罗马化了的当地居民一样，也实现罗马化，而在这种情况下的罗马化，其实是“农耕化”。
虽然向这些地方的移居行动取得了成功，但马可还考虑了一处移居地。那就是意大利本土的拉文纳。蛮族虽然移居到了拉文纳提供的近郊土地上，但整个行动完全失败了。拉文纳和那不勒斯附近的米塞诺一样，是罗马帝国的两大海军基地之一。这就如同把吴或佐世保（吴位于日本广岛湾东岸，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重要军港。佐世保位于日本长崎县北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海军城闻名。——译者注）近郊的土地拿出去供别人耕种一样。无论在哪一方面，移民和附近居民的差距都太大了，这绝不仅仅是民族、语言或生活习惯上的不同，而是在生活水准上有巨大差距。我们不明白马可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决定。可能只是出于单纯的善意，或者也想让蛮族生活在意大利人中间，以使习惯了和平的本国人有所警醒。
总之，结果是狼狈不堪，连一年都没到就已见分晓。移民们成群结队袭击了拉文纳城区，烧杀劫掠，无恶不作。直到镇守阿尔卑斯和意大利本土的部队赶到，才好不容易将他们镇压下去。然而此时，拉文纳居民的不满已经转向了做出这一决策的皇帝。马可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将移居到拉文纳近郊的日耳曼人全部赶出了意大利半岛。我们不知道这些人究竟去了哪里，罗马大概是提供了和其他移民相类似的土地，让他们第二次移居。
有那么几位后世的历史学家，喜欢批判马可此时的政策，认为这是罗马帝国蛮族化的发端。可是，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概没有想过，早在罗马帝国建立以前，尤里乌斯·恺撒就已经开创了这种“蛮族化”的先例。纵然我们不去争论什么罗马的蛮族化和蛮族的罗马化，只要击退入侵蛮族就算万事大吉的时代也都一去不复返了。
那么，处于时代变化中的马可本人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了吧？
或者他还没有意识到？
又或是他在公元172年真正开始第一次日耳曼战争时还没有意识到，但到6年之后的第二次日耳曼战争时就已经意识到了？
罗马皇帝是罗马军队的最高负责人，如果此人身在前线，那么整个战线的战略都由皇帝亲自决定。可战略并不是只靠正确把握现状就能够确立的，而需要将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纳入视野，将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否则即使取得胜利，也难以有效利用胜利成果。如果没能有效利用胜利成果，那么战争虽胜犹败。这种意识上的“自觉”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它正好可以作为一贯战略的支柱，如果这种“自觉”的战略支柱没能确立，那么战争就很容易陷入长期化。不但是遭受攻击的一方，对进攻的一方，战争也是一种“恶”。因为是“恶”，所以尽早地结束战争的确就是“善”。
马可·奥勒留也没有忘记这一点。为尽早结束战争，罗马军队的传统就是投入大军一蹴而就。为此，马可的准备工作在三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罗马军队的主力是军团兵。即便在平时，一个军团的6000名士兵中，也需要保持250名左右的补充兵员，因为随时都会有20年服役期满的人脱离队伍。不过在公元170年的时候，补充兵员是平时的两倍。因为在帕提亚战争时，罗马军队远征东方，带回的瘟疫造成了减员，一年前克劳狄乌斯·弗龙托战死时也造成了兵力折损。罗马实行募兵制，需要花费时间等待志愿者的到来，所以不能保证及时补足缺额。为达到目的，马可也只好开始不择手段。
首先，他在军团兵的辅助力量辅助兵中选择出色的人，提拔为军团兵。因为成为军团兵的条件之一是拥有罗马公民权，所以来自行省人民的辅助兵在编入军团时，都被授予了罗马公民权。
这样一来，又需要补充辅助兵部队的空缺了。这时马可甚至接受了奴隶之中的志愿者。行省出身的辅助兵在25年的服役期满后就能得到罗马公民权，马可承诺奴隶也享有同等待遇。
这一点在普通公民中间也议论纷纷。把奴隶编入罗马军队是布匿战争时候的事，当时和迦太基名将汉尼拔进行殊死决战的罗马派上了全由奴隶组成的两个军团。那时罗马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可是380年之后，历史在重演，也难怪平民大为震惊。
可是，纵然奴隶愿意去服兵役，也只能在获得其主人的允许之后才可实现，这样这项政策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于是马可接下来又为角斗士开辟了应募的道路，可他们又都是舞枪弄棒的高手，从事着当时的热门职业，收入相当不错，很少有人愿意抛家舍业投身军旅。结果，屈指可数的应募者都是被服役期满即给予解放奴隶资格的待遇吸引，他们是奴隶之中的角斗士，而且是二流水准。我总觉得，马可的这些措施都是在隔靴搔痒，可能他也是病急乱投医吧。
不过，在马可这一时期的政策中，倒是有两项效果斐然：
第一，新设了由山贼组成的部队。皇帝贴出布告，凡有山贼肯投降去服兵役者，即可不问前罪。山贼们纷纷响应。其实这未必是山贼们愿意以后生活在阳光之下，所以痛改前非了，而是因为在烽烟四起的战乱年代，盗贼的营生也很艰难。
第二，把因各种缘由脱离自己部族的日耳曼人组织起来形成部队，他们并不是正规军，而是作为雇佣兵编入罗马军队。
尽管如此，和当年与汉尼拔进行殊死决战的罗马统治者一样，马可·奥勒留也没有接受17岁以下的少年志愿者。很久以来罗马人就坚信不疑，未来的罗马公民的成长，必须要有一个非常适当的环境，因此罗马军队中没有童兵。
组织军队并使其发挥作用，还需要庞大的资金。先帝安敦尼临终时留下了富足充实的国库，这并不只是因为他治国有方，还因为在他任上不曾发生过战争。无论结局胜败如何，只要开战就要花钱。
因此，马可需要大笔的军费，可是他还不想提高税率或者临时征收特别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列举出了下面这些理由：
第一，避免招致纳税人的批评。
第二，增税阻碍社会生产。
第三，皇帝应该率先垂范。
于是马可决定拍卖皇宫中的收藏品，这并不是出售皇帝的私人物品。在皇帝的周围，自然会积攒着其他国家的王侯或部族首领赠送的礼物。即使到今天，各国王室或总统、首相之间也仍旧保持着相互赠送礼物的习惯，这些赠品的所有权往往很模糊。在罗马帝国，这些物品属于皇帝，也就是属于国家。马可决定出售的就是这些东西。《罗马十二帝王传》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在首都罗马最宽阔的神君图拉真广场上，展示出了众多的皇宫物品。黄金和水晶制作的摆件、填充着阿拉伯香料的大壶，还有很多装饰皇宫的美丽花瓶，以及无疑是赠予皇后的丝绸和布满刺绣的布匹。其中最大放异彩的，是在最近偶然找到的，是当年哈德良皇帝的珠宝首饰收藏品。
将这些收藏品全都拍卖完毕，竟然花费了整整两个月！在此期间，罗马境外的买家也加入进来，买走了很多豪华收藏品。皇帝与众人约定，当与马科曼尼人的战争结束后，只要买家提出要求，皇帝可以把藏品赎回。不过，似乎没有人有此意愿。
另外，编年史的作者和其他历史学家都不曾注意，皇帝马可还施展了另一种调动资金的办法，那就是虽然幅度微小，但金币和银币的重量都被削减了。当时的人们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削减的分量的确微乎其微。如果削减过多，货币的价值就会下跌。
直到盛行研究罗马货币的现代，人们才发现了这个秘密。我们对货币这种反映时代的一级史料抱有强烈的兴趣，终于注意到了五贤帝时代唯一的一次货币缩水。不过，考虑到马可·奥勒留的名誉，我们必须强调，这次货币缩水是暂时现象，并非通货膨胀的征兆，4年以后，货币又恢复到了原来的分量。
马可·奥勒留纪念柱
公元172年，万事俱备之后，第一次日耳曼战争终于开始了。有关这次战争的过程，说实话，我真的无法追寻。不但是我，别人也同样不明就里。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虽然留有一些记述，却也只不过是战争进程中的片段集成，而不是前后连贯的战记。
可是，如果说恺撒留下的《高卢战记》为后世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那么图拉真皇帝进行的达契亚战争也和马可的日耳曼战争一样面临着史料上的不利。然而后代的历史学家们仍旧能够追寻出达契亚战争的过程，因为只要从下向上沿螺旋方向依次研究图拉真记功柱上面的浮雕就可以了。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9·贤君的世纪》中就逐一解读纪念柱上雕刻的场景，用这种方法叙述了达契亚战争的进程。
马可·奥勒留也采用了和图拉真记功柱同样的形式，雕刻了一根记录日耳曼战争的圆柱，并且这根纪念柱的位置就位于现在罗马市中心，即首相官邸前面。但在这个地方是先有纪念柱，只不过到了17世纪，红衣主教琴奇有意借助纪念柱作景，于是在旁边建起宫殿，今天作为首相官邸使用。顺便说一下，在意大利，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都不称这里为首相官邸，而称“琴奇宫”。和马可的纪念柱相对照，图拉真记功柱所在的地区现在只剩下了一片遗址，从位置上看，还是“马可·奥勒留纪念柱”更容易吸引众人的目光。然而时至今日，关于图拉真记功柱的研究著作为数众多，而正式名称为“Columna Marci Aurelii”的马可纪念柱却有些落寞。
研究人员解释说，从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上看，马可纪念柱比不上图拉真记功柱。
我们必须承认，艺术价值的确有所不如。一级的艺术品都是舍弃一切不必要的东西才能成立，而马可纪念柱上的浮雕场面过于拥挤了。其实如果真能把所有内容都体现在上面也不乏历史价值，可是在这一点上又不尽如人意。和图拉真记功柱相对照，即使从下向上沿螺旋方向探求马可纪念柱的浮雕的内容，我们对战争全貌也还是一头雾水。因为那上面全都是关系不明的战斗场面，即战争片段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从其他角度观察，可以找出以下原因：
在图拉真皇帝进行的达契亚战争中，真正投入重兵的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公元101年开始，第二阶段从公元105年开始。但这两个阶段都是拉开战端一年之后很快就结束了，在第一阶段的公元102年和第二阶段的公元106年，图拉真皇帝在首都两次举行凯旋仪式。也就是说，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都正好只用一年时间就达到了战争目的。投入重兵的两个阶段加在一起，也仅有两年时间而已。
马可·奥勒留纪念柱（左边的建筑物为琴奇宫）
可是在马可·奥勒留进行的日耳曼战争中，我们观察其真正投入重兵的时期，从公元172年到174年年末是第一阶段，接下来因为我们后边要讲到的一种变故，不得不在公元175年到177年的三年间暂时中止军事行动。公元178年烽烟再起，到179年第二阶段的战争宣告结束。前后合计一共进行了5年，随后马可离开了人世。虽然目标近在咫尺，他却只能抱恨而终。如果把尽早结束战争作为对战争这种“恶行”所能做的唯一的“善行”，那么在这一点上马可·奥勒留是很失败的。
有些研究者认为，敌方日耳曼各部族受到从东北方向南下的其他部族的压迫，也就是说，他们前有罗马军队，后有日耳曼其他部族，遭到两面夹击，只能殊死抵抗，这才造成了马可的“迟缓”。可是，在图拉真东征的时候，达契亚国王德凯巴鲁斯也在破釜沉舟，拼死作战，他们也的确到了生死关头，对图拉真指挥下的罗马军队而言，对方绝不是束手待毙的敌人。
还有不少研究者指出，负责具体指挥的军团长等一干武将素质低下，造成了战争的拖延。其实这种观点也经不起推敲。帕提亚战争就发生在10年以前，罗马军队实际上只用了3年时间，不但横扫了亚美尼亚境内的帕提亚军，还攻入了帕提亚境内，一直把对方打得元气大伤，完全达到了当初的作战目的。当时无奈在前线做总指挥的皇帝路奇乌斯实际上等于不存在，而是军团长等一班指挥官根据自己的谋划将战争向前推进。即便过了50年之后，卡西乌斯·狄奥还指明，镇守前线的罗马军队仍在哈德良皇帝重新构筑的国防体制下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机能。这位历史学家本人曾任潘诺尼亚行省的总督，亲自指挥过3个军团，所以他的话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而且，各军团的指挥官都遵从着最高司令官认可的战略采取行动，尤其在战时，更加强调这种指挥系统的统一。
日耳曼战争时，马可一直身在前线，而没有像路奇乌斯那样，到别处去避暑或享受温泉。这么看来，我们似乎只能得出皇帝马可作为最高司令官，其实欠缺相应能力的结论。历史学家蒙森谈到这一点时，也相当苛刻：
就本来的气质而言，马可·奥勒留的思考重于行动。
所谓思考，按照词典里的解释，指的是反复琢磨。其本身应该是一种值得赞赏的气质，可是到了需要随机应变和雷厉风行的战时，却容易成为一种缺点。亚历山大大帝曾说：“战场是瞬息万变的世界，所以在战场上一切都要果断勇敢。”对马可而言，应变与果敢是最为无缘的两种气质。
但是，仅凭这些还是不足以解释日耳曼战争的“迟缓”，因为在挑起战端之前必须先拟定战略，就是要把所有的因素都置于脑海，经过反复思考才能确立。这时“思考”不但不是缺点，反而应该加分了。我认为，这种“迟缓”的真正原因，或许是马可·奥勒留这个人一直没能真正弄懂战争为何物。
马可·奥勒留纪念柱上的浮雕表现出来的“日耳曼战记”之所以和图拉真记功柱不同，而只是片段的集合，就是因为日耳曼战争本身就是由一些片段构成的。也就是说，这次战争并没有遵循着一个灵活机动的基本战略加以展开，而是由战线上各处发生的战斗组成的。这是一场没有战略、只靠战术蛮干的战争。除了方法拙劣，别无其他。这个问题和马可本人的诚实担当毫无关系，我们一言难尽的只能是无限的遗憾，或者只能对人性的复杂发出叹息。而马可自身苦恼的产物《沉思录》，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动笔的。
我总觉得，应该先从宏观角度去观察日耳曼战争。很多历史学家想只靠具体史料就展开说明，可是那些东西无论读多少都很难把握战争的全貌。这就好比端着望远镜，一圈一圈地围绕着马可·奥勒留纪念柱观察上面的螺旋状浮雕，最后只能绝望地叹息：“这究竟表现了什么呀？”当年我用这种姿势望到第三天的时候，招来了首相官邸警卫的盘问。总之我认为，对于马可任统帅的日耳曼战争，最好还是先了解这种战争的性质，然后再去接触具体史料，这样更有利于认识它的全貌。
有一件事情忘了说明，现在可以补充，就是我们能不能分别用一个词来表现图拉真记功柱和马可·奥勒留纪念柱？这也是我围绕着纪念柱漫步时想到的，图拉真记功柱的浮雕是“realistic”（现实），而与此相对，马可·奥勒留纪念柱上的浮雕则是“pathetic”（感伤）。情感的过剩，不但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是个缺点，在艺术上也会形成不足。
多瑙河战线
公元172年，罗马军队渡过了多瑙河，向北进攻。本来罗马方面是展开攻势的一方，可实际上却吃了个败仗。我们不知道当时罗马军队采取的是什么策略，但既然皇帝亲征，近卫军团肯定也加入了战线。结果他们与敌人发生激战，近卫军团长官维狄克斯阵亡。马科曼尼人满足于既有战果，撤退而去。罗马军队要职一定会安排离职代理，指挥官的阵亡并不意味着全面溃败，但失败就是失败，并且军事上的失败必然导致政治上的颓势。在前一年刚刚议和的库瓦迪人看到马科曼尼人取得了胜利，就立刻毁弃和约，重回日耳曼阵营。罗马本来已经把日耳曼各部族形成的同盟战线拦腰斩断，可是不到一年时间，这条同盟战线又重新连接了起来。
由于上述原因，这一年罗马军队始终焦头烂额。下面介绍的，是卡西乌斯·狄奥曾写下的一个片段。当时雷雨的出现被视为奇迹，也表现在了纪念柱上：
这是罗马军队在一次转战中陷入的危机。最后之所以柳暗花明，只能说是承蒙诸神的恩典。精于骑术的库瓦迪人把罗马军队逼到了对他们有利的地形，形成了对罗马军队的包围。罗马士兵于是把盾牌排得密不透风，勇猛地抵挡着来自侧面和上方的攻击（这是罗马军团的典型战斗队形之一，叫龟甲阵形）。
蛮族见状，索性停止进攻。他们以为，平原上无情的烈日和酷暑造成的干渴会消耗罗马士兵，只要耐心等待，对方只有投降一途。而罗马军队完全陷入包围之中，无法向附近的河流转移，更何况蛮族还占有数量上的优势。
罗马军队陷入极为艰难的境地。疲劳与伤痛几乎无法忍受，再加上炽热的太阳和无声的焦渴，既不能进攻，也无法后退，只能在太阳的炙烤下保持原地不动。
可是就在这时，天边出现了乌云，紧接着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不期而至。罗马士兵都打开盾牌，面向天空，让雨水打在脸上，流进口中。然后他们用头盔和盾牌内侧承接雨水，供给伤员和马匹饮用。
龟甲阵形（马可·奥勒留纪念柱上的浮雕）
看到形势突变，蛮族冒着暴雨再次展开进攻。罗马士兵一边喝着雨水，一边迎击，就连伤员也都吞咽着头盔上流下的雨水和额头上流下的血水投入了战斗。
暴雨和雷电也同样笼罩着敌人，可是此时阵脚大乱的，却不是罗马士兵，而是蛮族。……
恪守军规的习惯和终日训练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显现出了真正的价值。改换了阵型的罗马军队成功扭转了战局，最终取得了这一天的胜利。
在这一年年底，罗马军队终于战胜了马科曼尼人。罗马元老院授予前线的皇帝“日耳曼尼库斯”的尊称，意为“日耳曼征服者”，这个尊称同时也颁发给了马可11岁的儿子康茂德。或许是意识到了自己国外经验的欠缺，皇帝马可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带到了多瑙河前线。然而，元老院的决定还是有些过早，公元172年的罗马军队苦战恶斗，实际上是因为好不容易战胜了日耳曼民族中的马科曼尼人和库瓦迪人，终于挽回了一些颜面。
而在这一年，帝国的东方也在暗流涌动。
埃及实质上由居住在亚历山大等城市的希腊人和犹太人管理，而罗马则支配着这些人。也就是说，原来的埃及人被这些受罗马掌控的希腊人和犹太人统治。在主导埃及传统宗教的祭司们的煽动下，这些埃及原住民举行了暴动。虽然暴动针对的是住在埃及的希腊人和犹太人，但命中注定，事态的发展还是会指向掌控经济的这两个民族背后的罗马。不管怎么说，埃及是罗马的行省，因而维持此地的治安是罗马的责任。
于是为了镇压暴动，罗马决定出动驻扎在东方的军团。然而，从当初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克娄巴特拉向罗马军队投降时起，埃及就并不归以元老院和公民为主权者的罗马帝国领有，而是罗马皇帝的私人领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埃及有着特殊的状况。在号称“神之子”的女王克娄巴特拉之后，如果改由元老院和公民这些“人之子”来管理，那么对习惯于“神治”的埃及人的刺激就过于强烈了。刺激过度是领有和统治的大敌。因此，由神君恺撒的养子即“神之子”奥古斯都来做主权者，比较适合于对埃及实施统治，元老院也同意了这一点。
由于这种特殊状况，唯独埃及成了罗马皇帝的私人领地，这导致了驻扎在其他罗马领地内的军团无法向那里派遣。埃及没有行省总督，而是由长官带领一个军团常驻，足以维持一般的治安，直到公元172年发生了这次暴动。
多瑙河畔的马可接获报告后，决定一举解决此事。他命令在帕提亚战争中大显身手并在战后升任叙利亚行省总督的亚维狄乌斯·卡西乌斯，率领属下的两个军团向埃及进发。但是，“神治”下的埃及还是很特殊。在埃及出任要职都由皇帝亲自任命，可以说元老院元老也只是一般官吏，如果没有皇帝的许可，他们连入境都不可以。而对于出身于仅次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阶级的人而言，如果能够成为埃及的长官，应该就是从政的顶峰了。亚维狄乌斯·卡西乌斯已经是行省总督，在元老院也拥有一席。
在不触犯既有法则的情况下，派遣卡西乌斯的最好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他从叙利亚行省总督升任为帝国东方全区的总司令官。这一职位和帕提亚战争时皇帝路奇乌斯的地位相当，尽管只限于东方，但地位仅次于皇帝。
罗马人是“法之民”，在做出决策时，无论如何都要追求法律的正当性。如果不能保证法律上的正当性，那么他们就制定新法来保证这种正当性。毫无疑问，为卡西乌斯升职既不需要制定新法，也不必拿到元老院去请求通过，只需要把以往的法律扩大解释就可以了。
被任命为东方全区总司令官的卡西乌斯十分漂亮地完成了任务。他不但迅速镇压了埃及的暴动，而且没有招致当地居民的愤恨。埃及境内的希腊人也好，犹太人也好，或者是原住民也好，都对卡西乌斯评价极高。而在镇压了暴动之后，皇帝马可也没有变更返回叙利亚行省的卡西乌斯的职位。结果这个问题在三年之后引起了灾难。
公元172年东方的另一次变故发生在亚美尼亚境内。罗马和帕提亚一直争相拉拢亚美尼亚王国，罗马有帕提亚战争的成功，亚美尼亚的王位还是由帕提亚王室的亲罗马人士担任，可在宫廷内部依然存在亲帕提亚派。这些人瞄准了罗马大军都集中在多瑙河前线的可乘之机，企图发动政变。但这件事能在尚未发生之前就得以迅速解决，全赖临近亚美尼亚的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马尔提乌斯·维尔斯高超的外交手腕。罗马的武将中不乏文武双全的人，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这样描写他：
马尔提乌斯不是一个只会利用军事力量压制敌人的人。的确，他的快速进攻和出其不意总是让自己占据主动，这些武将的看家本领是他力量的基础，不过，他还非常善于不战而屈人之兵。
他能敏锐地看穿对方究竟想要什么，然后用真挚的言语商谈条件。他生活简朴，但对别人的馈赠常令东方人都瞠目结舌。最重要的是，他的话总是让人对罗马抱有希望而不是绝望。
接触到他的人，很难把眼前这位言语热情、态度温和的人和战场上那位叱咤风云、激励士兵的武将联系起来。他的言语和态度充满魅力，即使对面的东方人暴跳如雷，他也能使其平息怒火。他深知什么时候该对谁循循善诱，什么时候该对谁一掷千金。
但即便他万般低调，对方也无法忘记战场上的他活力四射，行动积极。因此，所有的人都愿意和他放弃敌对，开展合作。
转眼到了公元173年，如上所述，东方的局势逐渐稳定，但西方的日耳曼战争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依照握有铸币权的皇帝马可的命令，罗马铸造发行刻有“征服了日耳曼”（Germania subacta）字样的货币，再加上罗马元老院做出决定，将“日耳曼尼库斯”尊称授予马可，两件事都是有着确切证据的历史事实。因此，如果只根据确凿的史实去阐述历史的话，公元172年的日耳曼战争是以罗马方面的胜利宣告完结的，可是无论史实多么真实可信，我们仍旧不能忽略对其背后内容的探究。
也就是说，盲目相信容易使自己走进牛角尖。如果不想自掘坟墓，那就应该进行跟踪调查，参考调查结果去发现材料背后的内容，另外也需要一定程度的“人性之恶”。“人性之恶”的我通过阅读史料，发现元老院的决议是当时罗马屡次出现的对皇帝的谄媚行为，而货币的发行则是深谙事实的马可在提振民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依据史实所表现的那样，公元172年的战争以胜利而告结束，那么第二年即173年就没有必要改变作战方针。然而罗马却改变了策略，从上一年的全线作战变成了各个击破。
尤里乌斯·恺撒早就看透了蛮族的特性，后来的罗马皇帝们也因袭了这种思维，就是蛮族不善团结协作。故而后世有名的“divide et imperi”（“分而治之”）就逐渐被确定为罗马的对外政策。公元172年，日耳曼各部族虽然结成了共同战线，但他们并没有团结在同一位领袖周围共同对抗罗马。
在这种情况下，罗马采取的战略应该是先各个击破，然后再全面进攻，可是当初罗马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呢？
刻有“征服了日耳曼”字样的铜币
罗马在宽阔的平原上拉出大军展开会战，能够发挥出无与伦比的力量，因为这种方式的战斗可以充分运用战略战术，与敌军面对面的大会战也能发挥出军令严明和日常训练的效果。相反，罗马军队很不擅长同蛮族战斗，因为蛮族本来就没有什么一贯战略，当然也就无从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的有效办法，就是恺撒曾经施展过的策略，即先迫使敌军集结，然后予以打击，最后取得巧妙绝伦的战果。这样一来，敌方叹服，连未曾加入战端的人都会在胜利者面前低下头来。一次这样的会战，能在尽量减少敌我双方牺牲者数量的情况下达到战争目的，是非常合理的手段。之所以也要减少敌方的牺牲，是从胜利后统治管理的角度加以考虑的结果。不过即便是恺撒，在阿莱西亚攻防战之前采用的也都是各个击破的战术。
但话又说回来，能在一年里就发现战略方面的失误，对马可和罗马二者而言都是很幸运的事。公元173年的战役，首先限定在了雷根斯堡到布达佩斯之间的多瑙河北岸，敌人仍旧是马科曼尼和库瓦迪两大部族，不过发生变化的是，这次罗马军队并没有直接进攻这两大部族，而是首先把矛头对准了他们旗下的中小部落。马科曼尼和库瓦迪两大部族的专横跋扈也是因为有下面这些中小部落为之张目。如果能将他们各个击破，大部族也就无所谓大了。毋庸置疑，罗马的战略就是要先砍掉敌人的爪牙，然后再集中力量一举击溃。我之所以在这里强调“毋庸置疑”，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连贯的战记和记述战略的史书，而仅是凭借想象，根据前后的战况，推测出173年罗马军队的战略就是如此，并且也已经取得了成功。
以往罗马军队的作战方式，是由重装的军团兵、轻装的辅助兵以及机动部队骑兵组成6000人的军团，在军团长的率领下冲锋陷阵。可是这一年罗马改变了做法。各军团分成不同兵种的几支部队，任凭他们分别进击各个中小部落。在公元173年的一整年里，由皇帝担任议长的总参谋部可能都在指挥这种作战。
还是因为缺乏战记，从纪念柱上也难以找出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无法获知这种新战略的具体成果。不过倒是有一份历史学家遗留下来的资料。率领骑兵团的瓦莱利乌斯·马克西米亚努斯，和敌方纳利斯提部落的酋长单打独斗，最后杀死了对方。蛮族失去了首领，四处溃逃。纳利斯提部落是马科曼尼人的一支，他们脱离战线是对马科曼尼人势力的削弱。皇帝马可特地把全军召集到一起，在众人面前高度赞扬了骑兵团长马克西米亚努斯立下的军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