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马库斯·瓦莱利乌斯·马克西米亚努斯应该在40岁左右，出生于潘诺尼亚行省，本来是个行省居民，应该属于罗马军队中那种身经百战苦熬出头的人物。在帕提亚战争中，他崭露头角，表现突出，于是在日耳曼战争中负责指挥骑兵团。他的第一乌尔庇亚骑兵团驻扎在阿拉波那，正好位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两大军团基地之间。今天这个地方是匈牙利的杰尔，当然也濒临多瑙河。
此人就是电影《角斗士》中主人公的原型。因为马克西米亚努斯这个名字过于拗口，电影将其改为马西墨斯。不过此人后来成为角斗士的情节则是虚构的。尽管是虚构，但我们分析他被虚构的原因也同样大有裨益。关于他以后的故事，我们还将在皇帝康茂德的篇章里继续讲述。
关于公元173年的战果，我们只知道这些，但各个击破的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因为无论是马科曼尼人还是库瓦迪人，或者是没有和罗马军队发生激烈冲突的雅兹盖斯人，都纷纷来向皇帝马可求和。有着库瓦迪人不到一年就反目的前车之鉴，马可认为蛮族无法信守和约，一度严厉拒绝。当然，皇帝最后还是接受了对方的请求，讲和了。
和谈的第一项条件，双方交换俘虏。
第二项条件，是在多瑙河北岸设置5罗马里[milia一词是后代“mile”（英里）的词源，5罗马里相当于今天的7.5公里弱]宽的无人地带。早在提比略皇帝当政时期，罗马就已经领有了莱茵河流域的西岸，在对面的东岸，罗马就设置了5罗马里宽的无人地带。不过，无论是莱茵河还是多瑙河，所谓无人地带指的都是“无蛮族人地带”，在每个要地都耸立着罗马军队的监视塔。在科隆那种城市的对岸，不但有监视塔，而且还建设了军事要塞。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及时掌握蛮族的动向。多瑙河流域设立无人地带的目的当然也是如此。
和谈的第三项条件，是罗马帝国和境外的蛮族讲和或签署友好条约时的必须条款，即对方可以参与罗马境内的集市交易。皇帝马可当然也认可了这一条款。然而，出于对蛮族强烈的不信任感，皇帝要求在条款上明确，罗马方面拥有集市日对蛮族开放的区域和时间做出规定的权力。
罗马帝政时期的科隆（想象图，右侧为莱茵河）
尽管如此，蛮族方面还是获得了出入罗马集市的好处。在当时罗马统治无法到达的中欧腹地，今天仍能发掘出罗马货币。不过，和向罗马输出宝石、丝绢和香料的印度、中国和斯里兰卡等地出土的高面值货币不同，中欧发现的多数是低面值货币。我们可以据此推测罗马人向日耳曼人购买的货物档次。
尽管如此，和谈终于成功了。
或许这只是罗马方面的权宜之计。可是这一时期的罗马也的确需要议和，因为第二年，即公元174年，罗马军队又将面对其他敌人。在布达佩斯附近转弯南流的多瑙河与达契亚行省之间，居住着雅兹盖斯人，他们受到从北方南下的萨尔马提亚人的压迫，和罗马军队发生了冲突。罗马人将发生在公元174年的战争称为“萨尔马提亚战争”，其实敌人是雅兹盖斯人。对于驻留在卡农图姆军团基地的皇帝马可而言，这真令人心神不宁，而这一年的他已经50岁出头了。
因为罗马公民拥有向皇帝提起上诉的权利，所以皇帝的职位也有点接近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这样描写这一时期的马可·奥勒留：
从战争方面的诸多事务中一脱出身来，皇帝就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投入司法问题的处理上。这时他总要准备一个罗马法庭也使用的计时漏壶，所不同的是，他的计时漏壶总是灌了更多的水，因为皇帝对自己的要求并不仅仅是下达判决就万事大吉了。他自己口述需要在法庭上宣读的判决，同时用漏壶计算时间。因为他考虑到即便是在遥远的基地书写的判决，也都要送到首都的法庭上去宣读。皇帝不但精心控制法庭宣读判决的时间，而且在内容上也做到充分、透彻。他在检查以往的判决时，控辩双方的证词都无一遗漏。结果一个判决他就有可能花上十一二天时间，并且经常熬到深夜。
皇帝的工作态度已经不是“勤勉”一词所能形容，因为他坚信，自己下达的判决应该在任何人眼中都是公正的，也就是说，包括被告在内都要认为判决无可指责，所以他必须事无巨细、毫不疏忽。然而，这种性格也使皇帝总是字斟句酌，连遣词造句都要花上一天时间。力求公正的责任感以及洁癖一般的完美主义，都促使他一直坚持着这种繁重的工作。
在身体方面，皇帝远远谈不上健康。据说他最初来到多瑙河前线时，就难以忍受当地的寒冷气候。当士兵队列严整地等待他出现时，他不止一次一言不发地就离开了。他食量极小，不到日落不肯吃饭，白天则什么都不碰，只是把一种叫“提瑞阿克”的药物溶在水里喝下去，而且这种药物他也绝不多用，可能是担心成为习惯。他一直有着胃痛和胸口痛的老毛病，药物可以缓解那些疼痛。据说只要一喝下这种药物，胃痛以及其他身体上的不适就都可以忍耐了。
卡西乌斯·狄奥是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他的著作是用希腊语写成的，但是这种名为“提瑞阿克”的药物用拉丁语表示也是“theriac”。皇帝马可的御医盖伦是罗马时代最有名的医学家，这是他为皇帝特别配制的药物，里面含有鸦片的成分。
据说马可曾一度停止该药物的服用，因为会嗜睡，可是停止服用之后，马可又发现自己变得失眠了，只好恢复服用。而盖伦也十分谨慎，既要使皇帝不致染上毒瘾，又要通过含有微量鸦片的药物缓解皇帝的疼痛以保证睡眠。由此看来，不但是整个日耳曼战争，就连马可·奥勒留本人，也都充满了悲壮感。
同样是在军事基地中生活，尤里乌斯·恺撒就截然不同。在高卢战争中的恺撒营区，每当冬季来临，偃旗息鼓，恺撒就宴请周围蛮族的首领和豪强，让他们观看士兵们表演的希腊悲剧。尚未开化的高卢人竟然要看古代文化精华的希腊悲剧，只要想象一下就令人不由得发笑。高卢人是因为受到了军事力量的钳制在勉为其难地坐在那里吧？或者他们真的是被未知的文化精粹吸引，尽管一头雾水却还是愿意陪伴在自得其乐的恺撒身边？
《高卢战记》里没有丝毫悲怆感，全书洋溢着的是作者兼主人公恺撒那压倒一切的自信。恺撒坚信，对罗马这个“共同体”（res publica）而言，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有益的，能够做到这些的也只有他自己。这是一种如果再向前一步就变成了盲目自大的强大自信。尤里乌斯·恺撒和马可·奥勒留是罗马仅有的两位留下完整著作的最高统治者，这也让人不由得比较这两部作品的不同。是作者性格使然，还是时代的差别？
如果恺撒没有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而是生活在公元2世纪，那么日耳曼战争的结果会发生变化吗？后世的孟德斯鸠评论恺撒：“无论率领什么军队都能获胜，无论诞生在哪个国家都能成为领袖。”如果由恺撒统领，公元2世纪后半期的罗马军队能取得对日耳曼民族的压倒性胜利吗？或者即便是恺撒，也改变不了当时多瑙河前线的形势？
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2世纪还有一点不同。在恺撒时代，即便是总司令官也不能拖家带口地前往战地。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只不过是大家都没有家人陪伴，然而公元1世纪这种现象开始出现，到了公元2世纪就几乎成为常态了。
公元173年到174年的冬天，可能是担心丈夫的身体健康，皇后芙斯汀娜造访多瑙河畔的军营，嫁给潘诺尼亚总督庞培亚努斯的露西拉也与母亲同行。庞培亚努斯一直是皇帝的左右手。两个女人就这样留在了丈夫身边。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留在丈夫马可身边的皇后被士兵们尊称为“基地之母”。阔别5年后，马可和皇后又重新开始了共同生活，他此时并不驻扎在卡农图姆军团基地，而是在多瑙河更下游的希尔米乌姆，因为战线已经从近潘诺尼亚移动到了远潘诺尼亚，相当于从今天的奥地利和匈牙利推进到了前南斯拉夫。希尔米乌姆并不是军团的常驻基地，但是相比于80公里以东的军团基地贝尔格莱德（前面“战争开始”一节说二者距离是60公里，原文如此。——译者注），这里北距多瑙河20公里，离前线更近。罗马人在第二年，即公元174年，展开了萨尔马提亚战争，总参谋部就设在这里。虽然儿子康茂德为了学业返回了首都，但妻子和女儿都在希尔米乌姆住了下来，也算是一家团圆。这就是和纯属男人世界的恺撒时代基地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到了帝政时期，就基地的规模和设施而言，已经完善到了足以接待妇女和儿童的水平了。
前线基地
军团基地的稳定化支撑起了帝政时期的防卫政策，实际上是将防线上一个个的据点罗马都市化。因此，以罗马时代为背景的好莱坞电影根本不能作为参考，那些电影中的基地简直和西部片里骑兵队的基地毫无二致。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即便是由行省人民组成的辅助兵部队的驻地也比电影里的规模大，并且里面还建造了很多永久性设施。如果说条件像电影里那么艰苦的，恐怕只有转战高卢各地，无奈在当地过冬那年的恺撒冬营地。进入帝国时代的罗马军团基地，甚至连辅助兵部队的基地，医院、剧场以及罗马式的浴场都相当完善。
而在军团基地，规模更大，设施也更为完善。和附近的维也纳与布达佩斯一样，皇帝马可长期驻留的卡农图姆也是第二代皇帝提比略创立的基地。但与后世的都市都建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这样的罗马城市之上不同，卡农图姆距离现在奥地利的佩特罗内拉大约一公里远。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我们发现第十四杰米纳军团常驻的卡农图姆尽管是军团基地，但包含着如下要素：
长500米、宽400米（精确数据可能比此略小）的坚固城墙围绕着军营，除了面向河流的一面外，其他三面都是军团相关人员的居住区，称为“卡纳巴埃”。营区和“卡纳巴埃”形成了卡农图姆的一大支柱。穿过这一区域，沿着两边排有墓地的道路，可以通往原住民和退役军团兵家庭杂居的街区（地方共同体），这是卡农图姆的另一个支柱。以这两大支柱为两端构成一个圆形区域，因多瑙河流过，实际上是个半圆形区域，这就是军团基地卡农图姆。居住区“卡纳巴埃”和杂居区地方共同体分别建有供居民在紧急时刻集合的广场，还各有一个罗马式的大浴场，两个区域也分别都有斗兽场式的竞技场。只有一所医院，设在军营附近的“卡纳巴埃”地区，但比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9·贤君的世纪》里介绍过的克桑腾军医院规模还要大。地方共同体常年开设贸易集市。也就是说，在防线上的每个战略要地建立的军团基地完全不是只有士兵，而是包括普通民众生活区在内的居民共同体。
正因为如此，这些军团基地才孕育出了后世的都市。古希腊人追求的是“真”与“美”，而古罗马人则追求“美”和“舒适”。追求舒适的结果，就是成就了街道、港口和上下水道等城市基础设施，如果后世又一次发现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也随时可以重建。总之，罗马人选择建设地域时，连地势因素都考虑了进去。顺便说一下，卡农图姆在罗马时代的重要性也能从圆形竞技场的规模上判断出来，虽然比不上维罗纳的竞技场，但比庞贝的要大。维罗纳和庞贝虽然是小城市，却位于意大利本土内，而卡农图姆则只是边境上的防卫据点而已。
希尔米乌姆并不是军团基地，所以没有城墙环绕着的军营，附近也没有宽阔的“卡纳巴埃”。然而，即使在平时，这里也是常驻在贝尔格莱德的第四弗拉维亚军团的补给基地。凡是罗马人认为的城市必要设施在这里都很完善，当然，在发掘多瑙河畔城市遗址时总能发现的地下火炕和火墙在这里也一应俱全。纵然是女性，只要能忍耐住不断严酷的气候和社交上的寂寞，游刃有余地生活还是没问题的。不过，公元174年的希尔米乌姆毕竟是距离多瑙河畔只有20公里的前线基地，不管怎么推进城市化，和首都罗马还是不能同日而语。在这种环境里，芙斯汀娜还能获得“基地之母”的尊称，难道还不能说马可·奥勒留有一个贤妻吗？并且，这一年芙斯汀娜把4岁的小女儿留在罗马赶往前线时，才44岁。
和以前一样，因为缺乏连贯的战记，我们无从得知公元174年进行的萨尔马提亚战争的具体过程。纪念柱上的浮雕也没有留下可供探寻的故事。不过，从一些场景片段中我们可以推断，尽管战斗激烈，互有攻守，但战争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罗马军队手里。这表明罗马方面占据着优势，因而经过恶战的雅兹盖斯人只好求和。马可接受了对方的请求，双方议和。
但是，对于雅兹盖斯人而言，和罗马的议和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接下来他们必须回头向北，与南下侵占了自己过半居住地的萨尔马提亚人一决高下。
蛮族的多米诺现象
似乎直到这一时期，皇帝马可才发现，蛮族问题已经不是像从前那样予以击退就能够解决的了，浮现在他头脑中的办法，是图拉真皇帝曾在达契亚推行的“行省化”。不是击退蛮族，而是战胜并收编他们。这样一来，他们居住的地区北部就成了前线，正好构成了一道对付南下蛮族的防波堤。图拉真在70多年前就实行过这一方法，把达契亚变成了罗马帝国的行省。
如果推行这一政策，那么第二年，即公元175年，倒是不错的时机。罗马已经与马科曼尼人和库瓦迪人媾和，雅兹盖斯人虽然是后来讲和的，但应该重视的对手仍旧是强大的马科曼尼人和库瓦迪人。这两个部族居住在多瑙河中游的北岸一带，即今天的维也纳以西直到布达佩斯的多瑙河北部流域，古称波希米亚。如果马可的愿望能够实现，那么后世的捷克会被整个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也是与图拉真皇帝建立达契亚行省相比肩的壮举。
而且这一构想在战略上也相当有效。从地图上看，新构想的行省和达契亚行省都往多瑙河北岸大为凸出，看上去似乎难以防守，但如果筑起了城墙则未必被动。相比于一条直来直去的防线，在每个战略要地前面都构建前凸的“桥头堡”，那么投入同样的兵力就能策应更长的防线。
马可·奥勒留比其他皇帝更疏远军事，他比较喜欢进行哲学思考。在埋头解决眼前的问题5年之后，他终于领悟到了表象之下真正的问题所在。也许他最后的结论是，只有运用军事力量努力扩大帝国版图，才能最终解决蛮族问题。
然而，马科曼尼人和库瓦迪人虽然求和了，但他们并未要求行省化。以受到北方蛮族的压迫而无处可去为理由，请求罗马提供境内土地定居的，都是比较弱小、人口也很少的中小部族。马科曼尼人和库瓦迪人虽然同样感受到了北方蛮族南侵的多米诺现象带来的危机感，但他们毕竟是能和罗马军队鏖战两年的强大部族，所以比较现实的推断，是他们肯定会拒绝行省化的要求。
如此一来，就只剩下军事施压一途，再以后就只能行省化了。然而若走这条路的话，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高明的总司令官二者缺一不可。距图拉真皇帝进行达契亚战争已经过去70多年了，罗马的军事力量仍旧强大，可是总司令官嘛……
多瑙河防线（马可·奥勒留设想的波希米亚“桥头堡”）
马可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他当然知道自己逊于图拉真。既然如此，那就只能指望自己的左膀右臂庞培亚努斯或者骑兵团团长马克西米亚努斯这些人了。顺便说一下，这个阶层的司令官尽管出生于行省，但都洋溢着罗马精神。马可不仅为自己再婚的女儿露西拉选择了庞培亚努斯，而且五个长大成人的女儿中有三个都嫁给了这个阶层的武将。为了让军人也能积累行政经验，马可还推荐他们去做执政官。不过，他们仍旧只是军团长级别的司令官，并不是总司令官。总司令官的职责无论如何也都要由皇帝来承担。
在这一时期成文的《沉思录》中，尽管我们努力寻找涉及波希米亚行省化的只言片语，但最后得到的也都是失望。马可·奥勒留完全不提政务，只管埋头表达自己的思绪。后世的研究人员也都认为，在战争前线撰写，却完全找不到任何战争内容，这绝对是《沉思录》的一大特色。
这是为什么呢？
也许马可认为，发动对蛮族的战争是自己的责任，属于自己内心以外的问题。而《沉思录》的内容即便易名为“我同内心的对话”亦无不可，所以他决定只写和自己内心有关的问题。
可是，无论多么喜欢哲学思考，马可毕竟成不了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也没有人可以像第欧根尼那样彻底地嘲讽人生。曾有这样一个故事，第欧根尼衣衫褴褛地住在一个大桶里，东征路上的亚历山大大帝前去礼节性地拜访他。“请问你需要我帮什么忙吗？”年轻的大帝问道。第欧根尼回答：“麻烦你帮忙让开一下，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第欧根尼当然可以衣衫褴褛地住在大桶里，不论他做什么，都不会过于影响别人的生活。然而马可是位皇帝，帝国境内的民众安全，以及有了安全保障才得以继续维持的民众生活，都是他肩负的责任。
哈德良也仰慕希腊文化，也喜欢美貌少年，可是尽管同行的诗人弗罗鲁斯揶揄说：“我可不想做什么皇帝，整日走在不列颠人中间，往来于边陲之地，忍受斯基泰的严寒。”但哈德良还是坚持在帝国全境视察，同时成功地重建了帝国的制度。在哈德良这里，哲学和现实密不可分，两个方面加在一起，才构成了完整的哈德良。
可是，现在轮到了马可，哲学和现实却似乎无法结合。不，或许在马可的内心，正在将二者暗暗分裂开来。尽管没有直接言及战争，但在《沉思录》中还是有些内容使人联想到了战场：
如果你曾见过一只手被切断，或一只脚、一个头，如果你看见离开了身体的其他部分躺在那儿……
一只蜘蛛抓住一只苍蝇时是骄傲的；而当另一种动物抓住一只可怜的野兔时，在网里抓住一点鱼时，捕获一头野猪或者熊时，俘虏萨尔马提亚人时，也是骄傲的。如果你考察他们的意见，这些人不是强盗吗？
亚历山大大帝、庞培和恺撒在粉碎数十万计的骑兵和步兵，频繁地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之后，他们最后也告别了人世。
书写了这样文字的人，在位期间却连年烽火，屠戮不止，真是令人无限感慨。而尽管《沉思录》中没有一处哪怕是只言片语讲述战略和战争，可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战场经历，他不可能成就这样的著作。
当人们要彻底思考时，往往躲到远离人群的地方，田园、海边、山中……以前也常常梦想着这种生活，然而这是个愚昧的解决方法。如果真的感到要直面内心，人随时随地都可以逃到自己的心中。
你现在置身于充满苦恼的地方，是全天下最适于修习哲学的环境。
《沉思录》全书都用希腊语写就，罗马时代的社会精英全都是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双语人才，但马可大概认为，皇帝处理行政事务时要用拉丁语，进行哲学思考时要用希腊语。虽然他完全能够像西塞罗那样用拉丁语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但语言毕竟存在着形式与感觉的问题，身为罗马人的马可在阐述哲学思想时应该更愿意用希腊语。
在马可的《沉思录》中丝毫找不到波希米亚行省化的字样，虽然从后来的形势发展看，这一时期的马可无疑正在考虑这项计划。正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导致该计划难产，叙利亚行省总督亚维狄乌斯·卡西乌斯谋反称帝了。
叛乱
这场叛乱起因于一次信息方面的错误。卡西乌斯接到了皇帝马可病殁的消息，认为自己比马可13岁的儿子康茂德更适合于继位，于是迅速宣布登基为帝，并得到了叙利亚行省3个军团驻军的拥护。没有确定情报的真伪就仓促动手只能说明他处事草率，而马可已经到了54岁的年纪，考虑到他平时的身体状况，如果真有什么三长两短却也不是太出人意料。
还不到一个月，大家就发现了这是一场误会。可叙利亚总督已经采取行动，当然无法回头，只能将错就错地在东方集结，确立自己的势力。也就是说，明知皇帝还在人世，卡西乌斯的行为就是对马可本人的背叛。
公元175年，正是马可决定利用雅兹盖斯人为前导，与萨尔马提亚人进行决战的一年。马可亲自渡过多瑙河督阵，却接到了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维尔斯的紧急报告，得知叙利亚总督发动叛乱。马尔提乌斯·维尔斯拒绝了卡西乌斯的引诱，是整个东方唯一没有叛变的总督。
马可立即采取行动。叙利亚总督卡西乌斯在帕提亚战争时期军功显赫，声名远播，西方的军团兵也都知道他。马可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不能让西方的军队发生动摇。他召集将士，面对着他们，讲了下面这样的话：
我有一位非常信赖的朋友，现在我知道他背叛了我。如果以后的危机都只针对我个人的话，我愿意听凭军团和元老院在我和卡西乌斯之间做出选择。如果卡西乌斯获选，我也不诉诸战斗，只会心平气和地把帝国交给他。因为这是对国家和公民危害最小的解决办法。
可是，东方的形势极为紧迫，以至于我不得不做出判断，那就是如果这样讨论下去的话，对国家和公民都是不利的。所以我想，为了国家和公民，我应该勇敢地面对这种与身处战斗前线同样的危险。我已老迈，状况不佳，吃饭和入睡都很困难。可是，我仍然愿意等待你们的支持，然后以毫不动摇的决心，处理这一问题。
这番讲话情真意切，多瑙河前线的将士也都注视着深受疾病折磨但仍不离前线的皇帝。支持马可的声音不但响彻多瑙河前线，而且成了帝国西方的共同声音。在驻守西方的军队中，非但没有响应卡西乌斯的军团，连思想动摇的人都没有。
面对危机时，需要寻求多种解决措施，按照重要程度排出先后顺序，然后依次实施，这才是最安全有效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决定先后顺序，这样就不得不同时推进多种措施。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速度和果断。马可在气质上就喜欢深思熟虑，只有和别人商议才能下达决定，可是在公元175年春天，他表现得干脆利落。下面列举了他当时的决断。
一、确定帝国西方的军事力量全都支持自己。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述过了。
二、要求罗马元老院判决亚维狄乌斯·卡西乌斯为“国家公敌”，并对外宣布。
在致罗马元老院的请求信中，马可这样写道：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我认为丝毫不存善念的人是没有的。纵然卡西乌斯辜负了我们的希望，可是在我的内心仍无意使用尖刻的言辞去侮辱他的人格。
马可这封书信的风格和他对将士们的演讲如出一辙。我们说这位皇帝如果不是正直纯粹、光明磊落的人，那么就只能是巧舌如簧、城府极深的人。
这种高风亮节的做法面对士兵取得了成功，元老院也全票通过了对卡西乌斯“国家公敌”的宣判。尽管只是一时的轻举妄动，但叙利亚总督卡西乌斯的罪行是一目了然的。
三、把在首都读书的儿子康茂德召回多瑙河前线基地。
马可想要表明，如果自己出现意外，那就由儿子继位。即使在帝政时期的罗马，人们依旧不认为皇位的世袭，即父死子继是天经地义的。如果要世袭，就应该公开宣布。皇帝一般采用收为养子的方式明确继承人的地位，或者行皇太子礼。
康茂德在5月末离开首都，6月初就到了多瑙河畔的父母身边。马可有14个子女，但活到成年的只有五女一男，所以康茂德实际上等于独生子。他出生于公元161年8月31日，当时他还只是一个13岁的少年，还没举行成人礼。
传说7月7日是罗马建国的初代国王罗穆路斯死后升天的日子，马可选择了这一天，在多瑙河畔举行了面向诸神供奉牺牲的典礼，以此作为康茂德的成人礼。在罗马时代，用拉丁语表述成人礼为“toga virilis”，直译过来就是“壮年男子的托加长袍”，在那之前，人只能穿短衣，举行过成人礼之后，人们就可以在隆重场合穿托加长袍了。不过，在康茂德这里，成人礼之后又举行了一个仪式，皇帝向康茂德授予了“预备第一公民”的称号，相当于后世英国的“Prince of Wales”（威尔士亲王）。举行了成人礼的康茂德还差两个月才满14岁，很明显是提前了。
还有一项措施，虽然按顺序排在了最后，但马可针对卡西乌斯叛乱采取的重要措施几乎都是同时推进的，所以这项措施也同样迅速实行，就是和正处于交战状态的萨尔马提亚人议和。马可告知军团和元老院，自己要亲自前往东方镇压叛乱。对此时的他而言，最担心的就是多瑙河防线。
战端虽然才拉开两三个月，然而士兵们已经开始向马可欢呼带有胜利者意味的“皇帝”（Imperator）了。所以说萨尔马提亚战争是在罗马方面占据优势的状态下展开的，遭到痛击的萨尔马提亚人对罗马提出的议和要求当然求之不得。尽管叫作议和，但对罗马而言只是暂时的休战，在罗马无须做出让步的条件下，很顺利地实现了。
媾和当然并不只针对萨尔马提亚人，在此之前，罗马已经和马科曼尼、库瓦迪、雅兹盖斯等多瑙河北岸的诸多蛮族缔结了和约，因此马可前往东方时不必过于顾虑。只不过罗马军队占尽优势的战争只能被迫中断，作为最高司令官，马可心中肯定无限遗憾。
当时日耳曼各部族的首领表示愿意派兵帮助平叛，然而马可冷漠地拒绝了。“罗马人之间的问题，和罗马以外的人不相干。”
实际上，在马可前往东方之前，问题已经解决了。叙利亚总督卡西乌斯被属下的一名百夫长所杀，其首级已经被送了过来。
三个月的时间一枕黄粱，马可甚至没有检视卡西乌斯的首级，就直接命人下葬了。
当众人都以为马可无须再去东方的时候，马可却执意前往。发生叛乱的东方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亡就完全没有威胁了，卡西乌斯曾经参与过的东方防卫也需要重新安排。在将要事托付给庞培亚努斯之后，马可带着儿子康茂德和皇后芙斯汀娜向东方进发。而前锋部队为了和卡帕多西亚的两个军团会师，已经先行开拔。
沿多瑙河顺流而下，不久就进入了巴尔干地区，然后弃船登岸，经由色雷斯、马其顿取陆路，到拜占庭（今伊斯坦布尔）渡过海峡前往亚洲。
跟随皇帝的武将有佩提纳克斯、马克西米亚努斯、昆提里乌斯兄弟等。只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帝国前线三分之一的老将都随侍皇帝左右。马克西米亚努斯出生于潘诺尼亚，昆提里乌斯兄弟则来自小亚细亚，只有佩提纳克斯出生于意大利本土，不过此人是热那亚解放奴隶的儿子。帝政时期的特点就是无论籍贯和阶级，都只凭借实力录用人才。随侍马可身边的这些武将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卡西乌斯比上述的武将待遇更优厚，他还要起兵叛乱呢？为什么他一听说马可病逝，连确认情报真伪的时间都等不及了呢？
将军卡西乌斯
盖乌斯·亚维狄乌斯·卡西乌斯出生于叙利亚行省首府安提阿（今土耳其安塔基亚）东北约100公里的丘洛斯。今天的丘洛斯只不过是土耳其南部的边境小镇，土耳其语称为“基利斯”，可是在古代，这里却处于联结首府与军团基地的干道上，守卫边境的部队兵士以及从事东方贸易的商人频繁经过，是个非常繁荣的所在。卡西乌斯的父亲名叫盖乌斯·亚维狄乌斯·赫琉多尔斯，从赫琉多尔斯这个姓氏判断，他们是希腊裔的叙利亚人。据说卡西乌斯生于公元130年前后，比皇帝马可年轻10来岁。
其父赫琉多尔斯是个非常有修养的人，被哈德良皇帝重用，长期担任皇帝的秘书官。到了安敦尼·庇护时代，他升任埃及长官。这堪称是行省人担任行政官员的事业顶峰了。卡西乌斯在父亲官邸所在的亚历山大度过了少年时代，然后前往首都罗马接受高等教育。
出身于重视教养的官宦之家，卡西乌斯和当时尚是下任皇位继承人的马可一样，都在赫罗狄亚斯·阿提库斯与科尔涅利乌斯·弗龙托门下学习。卡西乌斯可以说是马可的“学弟”。
公元175年，当阿提库斯得知卡西乌斯发动叛乱，给这位曾经的弟子写了一封信，上面只有一句话：“你疯了吗？”
而弗龙托在9年前就已死去，最终没有目睹爱徒的轻狂。
和终身文官的父亲不同，卡西乌斯选择了从军的道路。毫无疑问，他也是在这一时期把自己明显是希腊人姓氏的赫琉多尔斯改为卡西乌斯这种罗马传统姓氏。在罗马世界实行双语制，帝国的东方连皇帝的文告都采用希腊语公布，但唯有军队通行拉丁语。
作为武将，亚维狄乌斯·卡西乌斯声名最为显赫的时期，是在公元162年开始到165年进行的帕提亚战争过程中，尤其是在渡过幼发拉底河长驱直入帕提亚境内的战争后期，几乎可以说是他一个人的舞台。我们甚至可以从弗龙托致爱徒的书信中看出35岁前后的卡西乌斯的活跃程度。当时的军团长卡西乌斯派遣手下的一名大队长前往罗马传送捷报，同时令他顺路去探望弗龙托，因为这名大队长也是弗龙托的弟子。下面我们介绍的书信就是此时弗龙托写给卡西乌斯的：
你的大队长尤尼乌斯·马克西姆斯将你用月桂树叶装饰的捷报送到罗马，公务完成后立刻就到我这里来了。据说这是你的命令，这种情意令我深感欣慰。
他不知疲倦地向我诉说了你的表现。你在战争中不分昼夜地操劳，以及你为了自己种种战略战术的推行付出的思虑和牺牲。
说实在话，他到访的那天，我的身体不太舒服，因而到罗马近郊的别墅来静养。当尤尼乌斯来访时，起初他还很顾虑我的身体，后来说起你的消息后，他好像忘记了我身体的不适，一直聊到深夜方才罢休。可是，我听他说话始终没有感到厌烦。你计划并实施的远征；你成功确立的种种军规，古代的武将也不过如此；在战场上要如何激起士兵的斗志；你决定要何时何地进行战斗时的敏锐的眼光与胆识。
向我诉说这些时的尤尼乌斯，对你的热爱与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我想这样的年轻武将同样值得他的上级给予关爱和帮助。我的确认为，给予一个崇敬自己的年轻人获得荣誉的机会，等于为你自己增加更多的荣誉。
不知为什么，到了五贤帝时代，像亚维狄乌斯·卡西乌斯这样才华横溢的武将就越来越少了。因帕提亚战争中的功绩，他在而立之年从一名军团长上升为叙利亚行省总督，统率3个军团。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获选执政官，5年后的公元172年为镇压埃及暴动，被马可任命为东方全军的司令官，而在此要职上的卡西乌斯也完美地报答了皇帝的期待。
那么，对卡西乌斯如此崇拜的尤尼乌斯·马克西姆斯是否也参与了叛乱呢？我曾用心调查，发现事发之前，尤尼乌斯已经被调往西方的军团任职了，与公元175年发生的叛乱毫无关系。不知他得知老上级叛乱的消息时内心都想了些什么。
获知叛乱的马可实施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确认西方军团对自己的支持，这是非常正确的。受士兵拥护的司令官，第一要能打胜仗，第二是能打令人瞠目结舌的胜仗。作为优秀的武将，卡西乌斯不但在帝国的东方，而且在西方的军团兵中间也都拥有崇高的声望。
既然已经如此声名显赫，他为什么还要如此轻举妄动呢？
如果皇帝马可的死不是误报而是事实的话，那么在大多数人看来，康茂德即位是顺理成章的。在整个五贤帝时代，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庇护四位皇帝都没有亲生儿子，这个儿子尽管才13岁，还没举行成人礼，却是马可亲生的。10多岁的皇帝当然需要有人摄政，而距离摄政位置最近的，就是马可在多瑙河战线上的左膀右臂庞培亚努斯。因为是露西拉的丈夫，所以此人也是康茂德的姐夫。
庞培亚努斯与卡西乌斯一样来自叙利亚，但和高官儿子的卡西乌斯不同，庞培亚努斯是从军团中苦熬出来的，接受过的教育也不能和“马可的学弟”卡西乌斯同日而语。而二者最大的差异则在于卡西乌斯一直引以为傲的“武将的资质”。
优秀的庞培亚努斯也深受士兵的尊敬与信赖，对待身为最高司令官的皇帝无限忠诚，是典型的罗马式武将。可凡是他指挥的战斗，虽能获胜，却不是那种令敌方心惊胆寒的胜利。在多瑙河前线和蛮族之间的战争之所以如此拖泥带水，不能不说是马可与庞培亚努斯两人的气质作风使然。而卡西乌斯和这两人的类型完全相反，他肯定在想，自己何苦一定要屈居庸才庞培亚努斯之下呢？
我认为，这或许才是他连情报真伪都不曾确认就急于起事的真正原因。才华横溢的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屈居庸人之下，何况那人还是自己的同乡！卡西乌斯于公元175年起兵称帝，时年大约45岁，正是一个男人的黄金年代。
不过，另一方面，卡西乌斯也并不只是因为听信了错误的情报才兴兵发难的，心中肯定对皇帝马可也不无牢骚。《罗马十二帝王传》中记录了卡西乌斯起兵后写给自己女婿的一封书信：
可怜的罗马帝国啊！你深受故步自封和苦心钻营的人所拖累；可怜的马可啊！你虽具备高尚的品德，却妄享宽容的虚名，结果令贪婪的人横行。
都哪里去了？先祖们恪守律例的生活！我知道，律例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逐渐宽松，可是现在人们连追求律法的心思都消失殆尽了。
沉迷于哲学的马可·奥勒留虽热衷于探求人类的善念、正直与公平，可是对国家为何物、怎样发挥其功能等问题漠然置之。非常遗憾，我们国家需要的却是剑与法，正如先祖示范给我们的一样。
难道我们只能对利欲熏心的高官们满怀崇敬，交口称颂？你知道吗？我们的哲学家倚重的一位近卫军团长官，接到任命的三天前还很贫穷，可就任之后立刻就变成了富翁。他是怎么做到的？我真想问问他，怎么才能在不损公肥私、不敲诈勒索的条件下发财致富？
我们罗马帝国的公民，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普通人家，都拥有一定的财产，可是人们也不得不叹息国库的空虚。为打破这散漫的现状，只能依靠诸神把真正优秀的资质和能力赋予人们。我，卡西乌斯，愿成为找回罗马从前威严的带头人！
善后处理
既然叛乱的首犯已经人头落地，那么皇帝似乎也不必为善后而亲自出马了。但马可还是执意亲自前往东方，因为不但是军团兵，即使在行省的行政官员中，赞同卡西乌斯的也大有人在，并且，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两大东方都市中，居民普遍对身为罗马统治者的卡西乌斯抱有亲近感。亚历山大是卡西乌斯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他父亲的仁政依然被人们广为传颂，更重要的是，三年前他迅速镇压了埃及原住民的暴动，其雷厉风行的手段获得了人们的高度赞誉。
在叙利亚的安提阿，人们也把卡西乌斯当成自己人。和当地人一样，卡西乌斯也是希腊裔的叙利亚人，入主安提阿的总督官邸9年来政绩斐然。在此期间的帕提亚战争中，他更是纵横沙场的武将，帕提亚方面无一人敢与之对垒。多年来帕提亚人正像一只老猫眼皮底下的耗子，在幼发拉底河对岸一动也不敢动。对马可而言，即便是对卡西乌斯的善后处理，也不是一件轻松简单的事。然而，如果卡西乌斯黄泉有知，只怕又会对马可的善后方式大加指责。
军团先行开拔后，皇帝、皇后和皇太子一行经由小亚细亚取道向东，首先前往安基拉（今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然后转而向南，计划渡过地中海之后进入叙利亚。然而在只要翻越托罗斯山脉就可到达地中海的地方，皇后芙斯汀娜却倒下了。此时已是冬季，尽管石头铺就的罗马大道在当时已经相当于高速公路，但对一个45岁的女人来讲，秋季以来的漫长旅行还是过于严苛了。皇后并没有缠绵于病榻而是很快撒手人寰，30年的婚姻生活，虽只有6个子女长大成人，但她产过两次双胞胎，前后共有14个子女。
得知皇后死讯的罗马元老院不等皇帝提出请求，就全票通过决议，将皇后神格化。丈夫马可随即将妻子最后的安息之地赫拉拉改名为芙斯汀娜堡，并下令在当地建造纪念亡妻的神殿。
火化后的骨灰将被埋葬在罗马台伯河畔的哈德良陵墓。望着火葬遗体的烈焰，马可的思绪是怎样的呢？在目送骨灰坛远去之后，马可又重新踏上了向东的旅程。虽然还有儿子康茂德，但《沉思录》中那位“如此的柔顺，如此的亲爱，如此的朴素”的妻子已经永远不会再陪伴他左右了。
从小亚细亚进入叙利亚的皇帝一行直接沿地中海东岸前往埃及，中途没有进入安提阿。这是叙利亚行省的首府，卡西乌斯派的老巢，还是暂时规避。当时的记载是说皇帝在用忽略的方式惩罚安提阿人。在埃及，只有带头响应卡西乌斯叛乱的长官斯坦提亚努斯被召回本国，处以流放的轻微刑罚，长官的部下全部释放，对拥护卡西乌斯称帝的亚历山大居民也没有施加任何惩罚。马可在埃及的驻留分成两部分，其一是作为皇帝完成工作，其二是作为哲学家享受思想的愉悦。皇帝的工作是多次接见包括帕提亚在内的中近东多位君主、王侯和首领，相互重申和平的主张。工作闲暇时，皇帝会拜访和雅典齐名的帝国最高学府，同时也是研究机构的“博学园”（Mouseion）。但是，马可·奥勒留并没有像哈德良皇帝那样和众多学者展开论战并驳倒对方。
两位皇帝的差异不在学识而在气质。
马可从亚历山大经海路折回叙利亚，这次才进入了安提阿。在安提阿的总督官邸，皇帝公布了对叙利亚相关人员的处罚。
卡西乌斯的妻子已经亡故，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已经和父亲一起被杀，次子被处以流放，女儿、女婿被交给身为元老院元老的伯父管束。至于通常的没收财产则没有施行。马可将这种宽大的处理报告给了元老院，也得到了元老院的多数赞成。
整个过程基本没有流血。只有支持卡西乌斯的城市拜占庭面对先行到达的军团拒开城门，引发了攻城战斗，这是武力镇压的唯一事例。不过，皇帝马可之所以能用如此宽容的态度去处理善后，和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维尔斯的敏捷果断是分不开的。
归纳卡西乌斯叛乱的过程如下：
公元175年4月，得到皇帝马可病殁的消息，亚维狄乌斯·卡西乌斯起兵称帝，同时向卡帕多西亚总督马尔提乌斯·维尔斯寻求支持。维尔斯不但予以拒绝，还将卡西乌斯起兵发难的消息紧急报告给了多瑙河防线上的马可。在后来的三个月里，维尔斯始终拒绝卡西乌斯的引诱。
同年7月，得知皇帝之死是谣传的一位百夫长开始动摇，杀死了卡西乌斯。维尔斯接获消息，连忙离开卡帕多西亚进入叙利亚，首先将叙利亚行省的3个军团和驻扎在巴勒斯坦的2个军团，以及以约旦为基地的1个军团都纳入自己麾下。他打出的旗号是，面对假想敌帕提亚，前线绝不能没有司令官。
完成这一切的维尔斯这才前往安提阿的总督官邸，但到达之后立即烧毁了所有的文件证据。叛乱首犯已经死亡，如今为避免事后的肃清扩大化，最好的办法就是销毁文件证据。在马可离开多瑙河防线向东方进发之前，他已经将这些处理干净。
亚维狄乌斯·卡西乌斯因忧国而起兵，马尔提乌斯·维尔斯想的也同样是国家，而马可·奥勒留理解维尔斯的做法，并依此处理善后。针对反叛事件，这次的宽大处理堪称史无前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