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维尔斯任命为叙利亚的新总督之后，马可就返回了首都罗马。这次返程兼有观光性质，他们先到达了以壮美而闻名的小亚细亚西岸都市以弗所，然后在斯敏诺再次会见了著名哲学家艾利斯泰迪斯，最后经海路前往雅典。
马可·奥勒留这个人直到47岁才离开意大利本土，目力所及的行省也都是多瑙河防线所在的北方地区，到了50多岁才首次踏上帝国的东方和南方地区。无论是埃及还是叙利亚，或者是小亚细亚，这都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了，而从小亚细亚扬帆前往希腊的航程，更使他饱览了遍布着珍珠般岛屿的爱琴海风光。当一座岛屿尚未消失在海天之际，又有一个新的岛屿逐渐浮现在眼前，初次体验这种爱琴海上的旅行，就能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希腊文明，以及这种文明的形成过程，比如气候和地形是怎样影响着文化和文明的形成。
如果说意大利的罗马是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那么希腊的雅典则是帝国智慧的故乡。哲学在这里绽放出最灿烂的花朵。早在马可到访的500年前，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就已经在雅典开始了他的“哲学家事业”。当时他讲学的场所在雅典的“壁画回廊”（stoàpoikìle），所以人称该学派为斯多葛学派（画廊学派）。对崇尚斯多葛学派的马可而言，这次雅典之旅无异于朝圣。并且，在雅典迎接皇帝的不是别人，正是赫罗狄亚斯·阿提库斯。他是当时最有学问、最有教养、最富有的人，积极履行公民的公职义务，出任执政官，是深孚众望的希腊人。身为学者的同时，他目光长远，为公共建设捐献巨额款项，用以响应众人的期待，是个善于处世的智者。对马可而言，阿提库斯还是和弗龙托并重的恩师。
能作为赫罗狄亚斯·阿提库斯的客人住在雅典，每天的款待谈不上奢华却也无微不至，马可当然心情舒畅。不过这次在雅典，马可并没有新建任何文化设施，因为没有这种必要。哈德良皇帝重建的文化中心雅典，半个世纪之后仍处于完美的状态。
马可所做的，是将带有雅典特色的哲学学府重新划分成四个学科，并为负责授课的教授们确定了固定薪酬制度。四个学科分别为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斯多葛哲学以及其他诸派哲学。至于教授们的薪酬，虽然只相当于帝国的事务官吏，但马可少年时代就曾模仿哲学家身披粗布睡在地板上，也许他认为哲学家无须高薪酬。
哈德良和马可都是醉心于希腊文化的皇帝，比较他们关注对象的差异也很有趣。哈德良的注意力在造型艺术方面，而马可·奥勒留只关心哲学。前者注重“美”，后者注重“真”，虽然“美”和“真”都是希腊文化的终极目标。
这一年，即公元176年秋，皇帝一行回到了首都罗马。这是55岁的马可7年以来的首次归乡。为庆祝针对日耳曼诸部族取得的胜利，11月27日，罗马举行了欢迎皇帝和皇太子凯旋的盛大庆典，首都的民众为之狂热。
世袭确立
转眼到了公元177年1月1日，这一天，15岁的康茂德开始第一次就任执政官。在新执政官的就职演说结束后，马可面对列席的元老院元老，发布了一个对今后帝国无比重要的决定，即他任命儿子康茂德为自己的共治皇帝。
马可在15年前就任皇帝时，就宣布“弟弟”路奇乌斯为共治皇帝，现在康茂德得到和当年路奇乌斯同等的地位。也就是说，马可将和儿子一起分享皇帝的下列权力：
全军最高司令权，罗马整个军队的最高司令官才可行使的最高指挥权。
护民官特权，保护一般公民的权利。
接受士兵们“皇帝”欢呼的资格。
康茂德唯一没能得到的，是“大祭司”这一宗教最高负责人的职位。传统上这个职位只能由一人出任，无法分享。除此以外，父子二人在所有方面都具有相同的级别。就这样，随着康茂德首次就任执政官，共治体制也开始实施了。从前以最小的年龄登基的是尼禄，即位时16岁又10个月，现在康茂德比尼禄还年轻，15岁又4个月就成了共治皇帝。
马可一生守正不阿，父子亲情肯定不是这一决定的主导因素。在儿子康茂德就任执政官的同时，马可也让女婿昆提里乌斯担任另一位执政官。马可的另外四个女婿都有执政官的任职经验。这5个女婿都是老辣的武将，其中至少有3人来自行省。马可希望自己死后，年轻的皇帝能在姐夫们的辅佐下治理国家。如果一切顺利，就可以避免因争夺帝位而出现的内战。马可也从卡西乌斯叛乱中得到教训，内战就如同人体流血一样，必须用尽一切手段来避免内战的发生。而元老院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通过了马可的决定。看来内战的危害也深深印刻进元老院元老们的心里。
当所有这一切都处理完毕，可能是操劳过度，马可终于病倒了，由御医盖伦随侍左右。
就这样，马可一直在首都和罗马近郊的别墅之间往来，在静养中度过了公元177年。然而虽说有两位皇帝，但实际上所有工作都是马可一人承担。不论身在何处，无尽的政务都会找上门来。事务中绝大多数都是平常内容，不过其中倒是有一项意味深长的判决，就是针对一个疯子的犯罪，应该给予怎样的惩罚才适当。我已经讲过多次，罗马皇帝还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这次判决成了罗马法的判例。不过皇帝发表的意见未必都作为判决在法庭上宣读。一般情况下，作为法庭主审官的“首都警察长官”遇到疑难案件时会向皇帝请示，皇帝不在首都时就以书信作答，然后长官再根据皇帝的意见下达判决。因而马可这封书信的对象是坐在法庭主审法官席上的首都警察长官：
我仔细阅读了您送过来的搜查和讯问结果，觉得被告艾利乌斯·普利斯库斯连最低限度的自我控制能力都很欠缺，我只能说，他在杀害自己的母亲时，对这种行为的善恶没有判断能力。我也不认为他是伪装的疯子。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问罪。因为发疯本身就是诸神对人施加的一种惩罚。
不过，即便是无罪判决，也不意味着将其立刻释放，而是通过严密的监视保护他，并且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考虑是否给他带上镣铐。这不是对他施加惩罚，而是为了保护他身边的其他人。我们在下达判决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意外。
就算是一个疯子，也常有头脑恢复理性的时候。所以您绝不能放松监视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判明他在杀害母亲时究竟是否神志清醒。如果当时他是清醒的，那么就不能以精神问题判他无罪。
话虽如此，但是在您的报告中已经表明，这名被告在犯下暴行时已经被隔离于家中，处于家人和朋友的监视和保护之下。所以您应该从上述角度出发，重新讯问所有照顾被告的人。这是和被告的无罪判决不同的问题，即被告的暴行是否是因这些人疏于监管才导致的。如果经调查这是事实，那么必须以履行义务不力的罪名惩罚这些人。我要再次重申，我们这些掌管司法的人必须关注的，不仅在于如何处罚犯下重罪的疯子，还应该预防更多的其他人成为这种犯罪的牺牲品。
这一年，有5名基督教徒在高卢行省的里昂被处以死刑，这是马可·奥勒留治下第二次处死基督教徒。
为什么这一事件会发生在里昂呢？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可为处理卡西乌斯叛乱而前往东方时，日耳曼人的一个部族乘机突破了莱茵河防线南侵，使得高卢人心惶惶。多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享受和平，蛮族的入侵就如同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为防守莱茵河，高卢人都奋不顾身地提供后方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徒还在期待堕落颓废的罗马帝国灭亡，祈祷神国降临，终于导致了人们对其不满的爆发。另外，基督教徒形成自己的封闭型社区，对罗马帝国的公务及军务态度消极，也是引起他人反感的重要原因。还有，到高卢传教的人大多来自遥远的东方，同样为人们的排外情绪提供了温床。后世以两个希腊语词组成一个词，称为“xenophobia”，意为“厌恶外国人”“外国人恐惧症”“排斥外国人”。
自从图拉真法推行以来，只有被实名检举的基督教徒才成为逮捕和审讯的对象，如果他们放弃原有信仰的话则会被无罪释放，否则将被处以死刑。其罪名为抵制罗马宗教罪。罗马的宗教属于多神教，是多民族国家罗马帝国实现统一的构成要素之一，从这一点来讲，抵制罗马宗教当然是一种罪名。而罗马的统治者在基督教徒的问题上，也并没有将其作为宗教问题对待，而是当成反社会行为加以制裁。因而尽管基督教徒将这种赴死视为殉教，但在其他罗马人看来，信奉基督教本身就是犯罪，也应该处以和其他罪犯同样的刑罚，即鞭笞之后斩首。
然而，在公元177年的里昂，因为诸多因素叠加在了一起，被处死的5个人中，除一人因具有罗马公民权而被斩首外，其余4人则是被拉到圆形竞技场公开处刑。
在里昂对基督教徒的死刑判决和皇帝马可并无关联，和驻留在里昂的高卢行省总督也没有瓜葛，下达死刑判决的是一个名为“高卢部族长自治议会”的组织，其成员全部由高卢行省民组成，就是尤里乌斯·恺撒征服高卢以前的高卢部族长会议。在高卢成为行省之后，这个组织之所以还能存在，是因为恺撒认为适当程度的自治更有利于罗马对高卢的管理，而恺撒这种思维也被后来的皇帝们继承。因而，尽管当初的目的已经模糊，但这个由高卢豪强组成的会议机构依然存留了下来。每当总督想要找人做些事情，往往会由这个组织代办，而这个组织成员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圆形竞技场组织角斗比赛。
然而马可·奥勒留在位期间，很多角斗士都被送往前线，导致竞技场里角斗士的出场费用暴涨。皇帝马可甚至发出布告，说举办角斗比赛的目的是欣赏角斗士们的高超武艺，而不是为了目睹某一方的死亡。可见这时角斗士的绝对数量已经出现了不足。既然不足，价格自然上涨。结果除了首都罗马还承担得起，行省的首府就捉襟见肘了。走投无路的组织者们于是想出了一个利用死囚代替的主意，得到了议会的批准。
里昂位于索恩河与罗讷河的汇合处，圆形竞技场隔着索恩河与市中心相对，四名基督教徒在这里与猛兽搏斗，或者说根本谈不上搏斗就被咬死了。这是将基督教徒拉到圆形竞技场处死的最早事例。而罗马斗兽场则一次也没能成为基督教徒的殉教之地，因为在皇帝担任组织者的首都，人们能够用高额的出场费吸引角斗士们的到来。
直到公元178年上半年，马可的生活都在平静中度过。唯一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儿子康茂德总算到了17岁，与克丽丝庇娜结婚了。
马可为四个女儿挑选夫婿，丝毫不问籍贯和出身，他们都是实力强大的武将，但是轮到选择儿媳妇时，他却瞄准了元老院阶级的女儿。克丽丝庇娜的祖父布尔提乌斯·普勒赞斯深得哈德良皇帝的重用，也是安敦尼·庇护的心腹。马可通过迎娶元老院豪门的女儿做将来的皇后，希望康茂德将来即位之后，还能和元老院维持良好的关系。
这一年，马可也57岁了。如此高龄，加上经常出问题的健康状态，是不是不愿再去多瑙河了呢？建设新行省是自图拉真以来的宏伟计划，可是，将军们连击败蛮族的前期计划都没能实现。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这样写道：
尽管昆提里乌斯兄弟勇敢谨慎，经验丰富，但他们兄弟俩好像欠缺一些终结战争必需的东西。
马可·奥勒留决定再度亲临战场。他认为自己即便只是接近前线，对罗马的将士也能产生积极影响。他决定在8月3日出征。
第二次日耳曼战争
面对始终威胁北方防线的日耳曼诸部族，罗马终于下定决心，要采取明确而大胆的军事行动了。其实早在11年前，即公元167年开始，多瑙河防线上的蛮族侵略就已经表面化了。从公元175年到177年的3年间，罗马不得不处理卡西乌斯叛乱，而其余的8年时间则付之东流了。既然尽早达到目标结束战争是战争唯一的“善行”，那么罗马的战争却一直未能终止，我们只能感叹8年时光都白白虚度了，而拖延战争的责任似乎只能在马可身上寻找。
早在多瑙河问题表面化阶段，就尽早看清这个问题的本质，有哪些解决方案以及凭借罗马的力量可以将哪些方案付诸实施，然后全力以赴，尽早解决事态，这才是一个最高负责人应该采取的战略政策。战争拖延本身就是“罪恶”，本来在开始阶段只要采取小范围行动就有可能解决的问题，拖延得越久，解决起来牺牲和费用就会越多。
而且，由此引起的更为严重的弊端是，不管是当事者还是非当事者，都丧失了自信。一个人如果捉襟见肘十分窘迫，那么与其自身努力，不如牺牲他人更能消愁解闷。在里昂的圆形竞技场围观基督教徒处刑场面并拍手喝彩的人们，就是其中的一例。罗马皇帝作为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同时也是整个罗马帝国的最高负责人。最高负责人的作用，就是将所有的人心动向都体察入微之后做出决策。在国泰民安的时代里人们未必需要领袖，但到了急需打开局面时，领袖就不可或缺了。
罗马军队计划在公元179年春天发动巨大攻势。首先，从两位皇帝都亲临前线就可以想见罗马的投入程度，而且当年的两位执政官也加入了进来。给人的感觉，似乎只有警察长官和负责首都的司法官员留在了首都罗马，其他高官都倾巢而出，亲临前线。而直接统领大军的总督以下的指挥官，都是此后20年间站在帝国防卫最前线的悍将。
毫无疑问，两位皇帝亲临前线，士兵们当然奋勇向前。仅仅是一睹皇帝的容颜，他们就已经士气百倍了。而且，马可身在前线对将士的具体行动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种影响是怎样发挥出来的呢？请看马可自己的解释：
指挥官们无一例外都是军事专家，所以他们当然知道怎样才能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但是战争是集体行动，不能完全听凭各自的愿望行事，我的用心之处，就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然后决定由什么人在哪一领域执行任务。这时作为最高司令官，我必须注意为大家在各自的领域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努力创造条件。
简单概括这番话的要点，就是“调整”，然而这种调整也不是那种技术上的指导。这时马可是以皇帝的权威而不是以最高司令官的职责来处理这些问题的。说到权威，他是57岁的皇帝，治理国家17年，完全当之无愧。
而这一时期的罗马人，也终于开始认识到不能把所有的北方蛮族都简单地视为一个整体。在当时的历史记录里，也开始把蛮族分为“近蛮族”和“远蛮族”两种。所谓“近蛮族”，就是在罗马防线附近地区生活的人，所以他们和罗马常有交战，也时而谈判和通商，马科曼尼人、库瓦迪人以及雅兹盖斯人，都属于这一种。而“远蛮族”则住在更北方，和罗马没有直接接触，罗马人在这一时期才开始听说他们部族的名称，如萨尔马提亚、伦巴底、汪达尔、哥特、法兰克、撒克逊等。这些远蛮族向西南方向迁移，压迫着近蛮族不断侵略罗马。
马可·奥勒留的宏伟计划是兼并这些近蛮族，建立行省，在和远蛮族发生直接接触时，新的行省将成为前沿要塞。
这个计划本身很不错。可以说，罗马帝国版图扩大的历史就是强化防卫的产物。尤里乌斯·恺撒将北部意大利划入本土就是对卢比孔河以南的意大利半岛的保卫策略，恺撒把高卢划为行省也是如此，是为了加强防守包括北部意大利在内的意大利本土，继承恺撒的衣钵，克劳狄乌斯皇帝完成了对不列颠的征服，也是为了高卢的安全。庞培将叙利亚列为行省，也是在强化对大国帕提亚的防卫。
如果说，罗马人最初并没有建立大帝国的企图，只是随着防卫加强，他们不断开展军事行动，征服地域不断扩展，最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大帝国。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出于防卫而建立新的行省是罗马人的传统政策，而图拉真皇帝建立达契亚行省则是最近的例子。
因此，最重要的问题是，是否有充足的军事力量去推行这一政策，马可的时代还好，只要避免因用人失误而出现的浪费，罗马军队还是具备压倒性优势的。
而第二个问题则是，作为最高负责人的皇帝，是否具备始终坚持推行这一政策的坚强意志。公元178年的马可·奥勒留的确具备这种意志。
因为这两项条件都具备了，罗马大军在公元179年连战连胜也是理所当然的。最高司令官的坚强意志都贯彻到了每一名士兵身上，使他们都有着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气势。
坐镇卡农图姆军团基地的皇帝陆续接到了整个多瑙河中游流域战场传来的捷报，无论是马科曼尼人还是库瓦迪人、雅兹盖斯人，都是一触即溃，四散奔逃。
在这场正式名称为“expeditio Germania secunda”的第二次日耳曼战争中，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声名鹊起，而其中率领骑兵团的瓦莱利乌斯·马克西米亚努斯表现最为出色。出生于潘诺尼亚的他充分利用了骑兵部队的机动能力，扰乱敌阵，不给对方丝毫喘息之机。他的活动范围甚至深入多瑙河以北120公里。因为马可计划中的行省把后世的捷克都包括了进去，所以可以说马克西米亚努斯几乎踏遍了整个战场。皇帝为表彰他的战功，任命他为驻扎在布达佩斯的第二亚狄托里克斯军团的军团长。也就是说，把面对敌军的最前线交给了他。不过，军团长必须有担任执政官或法务官的经历，总之要有元老院元老的资格。从行省一步一步磨炼出来的马克西米亚努斯不具备这种条件。马可丝毫没有犹豫，当场提名他为元老，并请求元老院予以通过。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罗马方面没有牺牲。这一年的执政官之一尤里乌斯·维鲁斯就阵亡了。连司令官都有阵亡的，那么其手下牺牲的士兵肯定为数不少。不过，罗马方面一直占据着压倒性优势。既然已经胜利在望，将士们当然个个奋勇争先。
马可决定在卡农图姆以西50公里的维德伯纳（今维也纳）过冬。这里同样是军团基地，距离卡农图姆也不远，但这里比较安静。既然皇帝迁移驻地，那么整个作战指挥部也都跟着转移。从公元179年到180年，维也纳人来车往，人们都在为春季开始的第二次日耳曼战争的第二年精心准备着。
逝世
如果是在濒临地中海的南国，战争3月份就可以展开，但是到了北方多瑙河流域，这个时间就来得迟一些。皇帝马可正是在这时候病倒的，即公元180年3月初，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
可以说马可·奥勒留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即使御医不说，他自己也知道这一次是气数将尽了。
他将儿子康茂德和军队的重要将领都召到了房间里，面对在第二次日耳曼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总督和将军们，嘱托了两件事：
第一，请他们辅佐康茂德尽力维护帝国的安全，绝不能发生内战。
第二，继续日耳曼战争。估计到秋季，行省化进程中军事制霸的第一阶段目标就有望达成。
宣布遗言后，皇帝开始拒绝服药，也拒绝食物，甚至连水都不喝。对罗马的男人们而言，半死不活地苟延残喘是一种耻辱。而且马可作为斯多葛学派的门徒，从容就死是自己终止人生的应有方式。
得知皇帝病危的消息，士兵们也都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他们不仅为最高司令官走向死亡而哀伤，还因为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已经习惯了一直在前线督战的皇帝。他们看到马可的生命正在走向尽头，就如同身边的战友永远离去一样苦恼和悲伤，而将领们的心情也同样如此。
4天过后的3月17日，马可离开了人世。再过一个月他就59岁了。作为治理国家的皇帝，他在位19年，尽管个人气质不适合于军事征战，但在这19年里战争从未停息。
军团基地中央的广场上，在整装列队的将士们面前，跃动的火焰逐渐包裹了皇帝的遗体。皇帝的骨灰将入葬台伯河畔的陵园。
马可·奥勒留
在北方，遥远的多瑙河畔，这个写下“我热爱绿影婆娑的西里欧山，我热爱罗马”的人，在夹杂着细雪的冷雨中告别了人间。马可·奥勒留是第一个逝世于前线的皇帝。
随着皇帝的逝世，出现了皇位继承的问题。而康茂德已经是共治皇帝，虽然他只有18岁又5个月，但还是平稳地接管了权力，继承了大祭司职位。康茂德从此成了唯一的皇帝。
马可的第一项遗言，要求众人辅佐年轻的皇帝，维持帝国的安全，避免内战。第一项遗言被完美地实现了。然而第二项遗言，在坚持战争上则非常不尽如人意。
这一年，卡西乌斯·狄奥25岁，不久他移居罗马。他在后来撰写的史书中这样评价马可·奥勒留：
以这个人真挚的生活方式，以及贯彻一生的强烈的责任感，如果能遇上幸运的太平盛世就太好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首先身体健康状况极为不佳，其次则是在位期间饱尝了各种苦难。
但也正因为这样，我才会对他抱有更深厚的敬意，何况还有他那深邃的思想。作为皇帝，他面对的问题都是陌生而艰难的。尽管如此，马可·奥勒留还是以病弱之躯坚持活到了59岁，成功地延续了罗马帝国的生命。
马可·奥勒留时代蛮族的入侵与罗马军队的反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