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与历史
马可·奥勒留在“声音”上，留有表达自己哲学思考的著作《沉思录》，在“形象”上，他的骑马像可谓罗马帝政时期造型艺术的最高杰作。而他的儿子康茂德留给后世的“形象”，则是头披狮子皮，手持狼牙棒模仿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一尊眼神空洞的半身像。康茂德自己没有留下“声音”，但有一个同代人替他留下了，此人就是比康茂德年长6岁，当时居住在罗马的卡西乌斯·狄奥。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毫不留情地称康茂德的统治是“帝国的灾难”。
以上的种种不利，当然会影响到后世的历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用前三章总结了到马可·奥勒留时代的帝国历史，从康茂德开始正式进入主题。也就是说，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从康茂德时代开始的。自吉本以来直到当代，200多年的时间里，这种看法一直没有变化。
在罗马历史上，被人们视为昏君的，有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图密善等人，自从伏尔泰开始为提比略辩护以来，人们不再纠缠于克劳狄乌斯和图密善的个人品质，而是重新评价他们作为统治者的历史作用。在吉本的时代，研究历史只能依据仅有的文献资料，但是后来通过对各种遗址、碑文、货币等的实证研究，这些“昏君”有了恢复名誉的可能。就连尼禄，人们也认为他在金融、外交以及大火灾之后的罗马规划方面成绩斐然。唯独没有得到救赎的昏君是卡利古拉，但卡利古拉的在位时间只有短短4年。而另一个尚未得救的就是康茂德，在位时间12年。
并且，后世评价皇帝康茂德时还有一个特别的问题始终无法回避，那就是贤明的马可·奥勒留明知儿子不能胜任，为什么还把帝位交给他呢？马可这样一个热烈追求正确人生方向的人，不可能仅仅出于溺爱就做出这种不负责任的事情来。迄今为止，共有两部电影涉及康茂德，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
一部是1964年上映的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我们忠实地把片名直译为《罗马帝国衰亡史》，实际上对一部电影来讲，这种译法显然有些夸张了，由此可见，吉本的影响力依然很强大。电影导演是安敦尼·曼，亚力克·吉尼斯饰演马可·奥勒留，克里斯托弗·普卢默饰演儿子康茂德，而女儿露西拉公主的扮演者是索菲亚·罗兰，老皇帝马可暗中属意的托付帝国的将军则由在电影《宾虚》中饰演反派角色的史蒂芬·博伊德扮演。
第二部《角斗士》（Gladiator）拍摄于2000年，这个词是由“角斗士”的拉丁语“gladiātor”翻译成英语而来的。导演是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老皇帝马可由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 Harris）扮演，康茂德由杰昆·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扮演，康茂德的姐姐露西拉在剧中是女一号，但剧中真正的主角还是马西墨斯，老皇帝马可想把帝国托付给他，由罗素·克劳（Russell Crowe）扮演。
这两部电影的剧情都是讲述马可认为儿子康茂德不能胜任皇位而想把一位部将立为继承人。发现了这一点的康茂德先发制人，杀死了父亲。虽然第一部电影中是御医揣摩到了康茂德的心思，为了讨好他代为动手的，但是在这两部电影中，马可都不是病逝的，而是遭人杀害的。
电影与书籍不同，无法对复杂的背景关系进行解释。虽然很多用文章难以表达的事情用图像瞬间就能表达出来，但从传送信息的质与量上看，文章还是比电影要有力得多。不过，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着可以接受如此信息的头脑和情感，因此书籍的读者与电影观众相比数量悬殊。而我写的既然不是电影剧本，就总希望自己能详细铺陈事件复杂的背景关系。
那么，马可明知儿子不合格，为什么还一定要让他继承皇位呢？其实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有所阐述了，就是马可别无选择。
五贤帝时代的皇位传承有个特点，即皇帝选择合适的人将其收为养子，然后指定其为继承人。涅尔瓦皇帝挑选了图拉真为养子，图拉真皇帝挑选了哈德良，哈德良皇帝挑选了安敦尼·庇护，而安敦尼·庇护皇帝则将马可·奥勒留收为养子。皇帝以个人能力为标准选择自己中意的人，收为养子则赋予了对方继承皇位的正当性。只凭自己的实力主义标准选择继承人的话，其他有实力的人未必接受，所以用收为养子的办法使其具备正统性。这种皇位传承体系之所以能持续近一个世纪，就是因为五贤帝之中有4个人本来就没有儿子，即哈德良皇帝所谓的“我无法选择儿子，但我能选择继承人”的状态。可是，现在马可有儿子。
如果马可继续贯彻以往的实力主义，放弃康茂德做继承人，那么帝国的将来会怎么样呢？
答案很明显，帝国无疑会陷入内战。不管怎样广施仁政，反对派却总是存在的，因为能使所有人都满意的统治肯定就不是统治了。不论是出于公义还是私愤，对最高统治者不满的人迟早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合适的人，反对派就会拥戴他，内乱由此而生。一个人如果是老皇帝的亲生儿子，却又没能继承皇位，那他真是再合适不过的拥戴人选了。康茂德是父亲登基那一年出生的，是皇帝事实上的独生子，如今长大成人，如果被剥夺了皇位继承权，一来他自己心有不甘，二来肯定也有人会利用他这种落寞情绪。
皇帝马可正是要对这种事态防患于未然，并且马可为了使皇位继承更加顺利，早早地就让儿子当上了共治皇帝。当时的康茂德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丝毫不能断定他将来一定不称职。的确，康茂德不喜欢学习，而是对竞技与格斗感兴趣，不过这是和他那好学的父亲进行比较的结果。人们总是喜欢拿儿子和父亲相比。其实总体说来，19岁的康茂德还没有什么缺点能让父亲马可非要下定决心把帝国托付给别人。我们以后会讲到，造成康茂德性格骤变的，是父亲离世两年后的一场阴谋。
我们还可以做个假设，即马可发现19岁的儿子无法承担整个国家的责任，转而想让手下一位40来岁的将军继位。且不说这种假设能不能成立，就算马可有此打算实际上也不可能实现。
我们现代人或许以为，古代的皇帝都能够为所欲为，但至少在罗马帝国并非如此。在罗马，绝不能忽视法律。如果皇帝想有什么新举动，那他必须先让相关法律通过之后才可施行。
无论是共和时期还是帝政时期，罗马国家的主权都掌握在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权拥有者手中。当时人们常用“S. P. Q. R.”来代表罗马，这是“罗马元老院与公民”（Senātus Populusque Romānus）的缩写。在这里，既没有“第一公民”（Princeps）的“P”，也没有“皇帝”（Imperator）的“I”。罗马皇帝只不过是接受掌握着主权的罗马公民和元老院的委托实施统治的。因此，一个人只凭老皇帝的指派并不足以成为皇位继承人，他还必须取得元老院的承认和罗马公民的拥护。元老院的表决就如同现代社会里首相就职必须有国会多数通过一样，而公民是否拥护则要观察圆形竞技场和大竞技场里的情形。在当时这就是舆论调查，罗马公民权拥有者广泛分布于帝国全境，所以只能在罗马的民众中取样。如果皇帝入场时观众席上发出一片嘘声，就意味着皇帝的支持率在急速下降。
没有比马可·奥勒留更尊重法律和追求公正的皇帝了。既然康茂德已经得到了元老院承认，也在圆形竞技场接受过公民的欢呼，那么马可就绝不会再轻易把儿子从共治皇帝的位置上赶走。除非康茂德死了，他才不再担任共治皇帝，可是康茂德一直活蹦乱跳。在这种情况下，马可不可能对某一位部下说：“我觉得康茂德不行，下任皇帝我看好你了……”
罗马的法律不会允许他有类似的言行，他也绝不能无视罗马国家正式的主权拥有者元老院和罗马公民，那不是马可·奥勒留的风格。也就是说，康茂德丝毫没有弑父的动机。总之，不论有多少人竞争，只要康茂德活着，共治皇帝的地位就固若金汤，而这也正是马可·奥勒留期待的结果。
这么看的话，《罗马帝国衰亡史》也好，《角斗士》也好，剧情都失去了成立的基础。当然电影可以虚构，但如果在一开始就这么虚构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就只能继续虚构下去了。接下来让我们比较历史事实，讨论一下《角斗士》的虚构情节，以及这部电影的主人公马西墨斯和他在史实中的原型马克西米亚努斯之间的差异。
一、罗马时代的史书和编年史都不曾提到马可·奥勒留死于他杀。这里边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卡西乌斯·狄奥的著作。不过即使在这唯一的资料中，作者也只是陈述了人们谣传御医为讨好康茂德而毒死了皇帝，而且这个谣言并不是在马可死后就立刻散布开的，而是在康茂德的弊政暴露无遗，即马可离世10年后才开始流传的。电影《罗马帝国衰亡史》采纳了这个御医下毒说，毕竟电影可以虚构。实际上马可在最后几年里，身体的衰弱是常年侍奉在他身边的家臣和将军们人所共知的事实。如果皇帝马可也像其他战死沙场的将领一样立一块墓碑，那么碑文恐怕也是“一个为国家安全奉献了一切的人永垂不朽”之类的话。他勉强以老迈之躯一直奋斗到59岁，在人生的最后迎来的就是死亡。没有一册史书指出康茂德和马可的死有瓜葛，至于后世的历史书都是以文献史料为基础的，同样没有一册认为是康茂德杀死了父亲。
二、在电影《角斗士》中有一个场面，皇帝在自己的大帐中召见为当天获胜立下功劳的将军马西墨斯。马可最后表示想让对方取代康茂德，成为皇位继承人。不过在说这番话之前，皇帝询问将军有什么愿望。当时马西墨斯回答，说自己想回到家人身边。尽管这个情节是为了强调主人公的个人性格而安排的，不过在马可·奥勒留看来，这种回答已经足以说明马西墨斯不适合做皇帝。
在电影中，马西墨斯指挥的是步兵和骑兵组成的混编部队，说明这是个军团。既然是军团，那么光是作为主力的军团兵就有6000人，再加上辅助兵就可达1万到1.2万人之多。激战之后盼望与家人团聚，这是大家都可能产生的想法。在罗马军中，军团兵20年、辅助兵25年，服役期满可以退伍，但是将官没有这种制度。虽然可以告老还乡，但罗马的老年是从60岁开始算的，并且由于无人接替等原因，一直留在前线的老将也为数不少。至于身为最高司令官的皇帝，更是不能以任何理由离开自己的岗位。
斯多葛学派的哲学最早本来在希腊人中间兴起，之所以能被罗马时代的精英阶层广泛接受，就是因为这种哲学为罗马的男人们提供了存在的理由。
第一，这种哲理被罗马人接受后形成了法律规范，但对于文化、宗教和风俗习惯都各有不同的其他众多民族而言，这种哲理也可以成为一种综合文明。
第二，让这种哲理在各个民族间广泛传播是对这种哲理的效用有认识能力和实施能力的人的任务。罗马的精英认为，这些“有认识能力和实施能力的人”正是自己。
“Stoic”（禁欲的）这个词本来是形容推广斯多葛（Stoa）学派哲学时追求的一种态度，所以罗马的精英阶层对公务的态度也是“Stoic”。不，至少他们认为这时应该“Stoic”。因而除了事务性人员，罗马的所有国家要职都没有薪酬，人们称这些人为“光荣的公职人员”。
但是，以希腊为滥觞的地中海文明认为“中庸”最重要。所谓中庸，就是指“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如果真的能够实现禁欲，那么人们就不必为生活如此操劳了。只要直面人性，就能发现那种伟大的“道”不可能存在，所以古希腊人思考的是在两个相反的“道”之间取得平衡。相对于重视公务的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则侧重“私务”和内心，认为人“内在的东西”更重要。我们常把伊壁鸠鲁学派翻译为“享乐派”，这恐怕容易引起误解，实际上翻译为“私生活派”比较合适。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个学派和斯多葛学派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认为私生活比公共生活更重要。
在罗马的精英阶层中，既有坚持斯多葛学派生活方式的人，也的确有少数对立的伊壁鸠鲁学派。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始终反对尤里乌斯·恺撒的小加图，不过真正贯彻禁欲的生活实在是太难了，其结果难免是思维枯竭。对小加图这种政治家而言，其影响力会下跌，支持者也随之减少。
后者的代表应该是西塞罗的好友阿提库斯。“阿提库斯”（阿提卡人。阿提卡，是古希腊以雅典为统治中心的地区，在今希腊东南部。——译者注）是个诨名，此人热爱希腊文化，故而得名。他不分党派，和所有的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终生不曾染指过公务。也可能因为他本身极其富有，所以才能做到这些吧。享乐主义生活的条件之一，就是一定要拥有和所有人都保持同等距离的经济能力。
可是罗马人仍旧属于奉行中庸的地中海文明。那么他们是怎样在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之间取得平衡的呢？罗马人把一天的时间分成“工作”（negotium）和“闲暇”（otium）两部分，从黎明到正午是工作，工作结束后到公共浴场去消磨时光，直到晚餐时间，都是闲暇。尽管到了精英阶层，时间很难这么一分为二了，但在他们的意识里，二者的界限依然是分明的。
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恺撒既是斯多葛派又是伊壁鸠鲁派，因为在面对军事和政治事务时，他是禁欲的，但当他与西塞罗谈论希腊诗歌，或者勾引女人时，他又变成享乐派了。哈德良皇帝也是如此，当他远涉帝国的边境地区视察防卫设施时，他是禁欲的，但当他欣赏希腊文化或者迷恋美貌少年时，他又是享乐派了。马可·奥勒留也同样把公共生活和私生活截然分开。当他是马可皇帝时，在公务方面坚持斯多葛学派的立场，把哲学思考当成休息，而这个禁欲的皇帝的另一面，我想就是他在和妻子芙斯汀娜团聚的时候。对罗马的领导者而言，“工作”是他们在响应时代的要求，与此相对，“闲暇”则是他们在满足个人要求，所以每个人都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
既然罗马的领导者在生活上都如此自律，那么在战争就要看见胜利的曙光时，就绝不会允许一位不可多得的武将说出“我要回家”的话来。这对坚持奋战的士兵来讲也是不负责任的，马可·奥勒留也绝对不会指定这样的人为皇位继承人。这时他多半会一声断喝：“你把任务看成什么了？！”即使到了个人主义昂扬的现代，我想这种认识也依然不会改变。
三、在电影《角斗士》中，康茂德用力将父亲按到自己的胸前，结果使皇帝窒息而死。得知皇帝死讯的马西墨斯赶到皇帝的大帐里，只见康茂德站在马可的遗体前，向他伸出了手。亲吻那只手就意味着向新皇帝宣誓效忠，然而马西墨斯看都没看一眼就走出了大帐。
很明显，这种行为就是部将拒绝向最高司令官效忠。马西墨斯立刻就遭到逮捕，差点被斩首。因为拒绝效忠等于反叛，这并非康茂德无视法律，擅自越权。可是，杀害马西墨斯全家则完全是越权，这也成了沦为角斗士的马西墨斯誓死复仇的理由。罗马人区分暴君与贤君的标准，就看处罚当事人时是否株连其家属。就连马可·奥勒留处分煽动军团叛乱的叙利亚总督卡西乌斯时，对其家属也只是重者流放，轻者只需闭门思过而已。
至于马西墨斯的原型马克西米亚努斯，这个在现实中存在过的人物在公元186年当选为执政官。当时康茂德已经在位6年了。一个在边境任职的军团长能够当选为执政官，通常是得到了皇帝的推荐，然后才能在选举中占优势。也就是说，在马可·奥勒留离世6年以后，马克西米亚努斯仍旧担任着前线的司令官。由此可见，当皇帝马可死后，新皇帝康茂德伸出手时，马克西米亚努斯绝对亲吻过那只手。
四、大家对马可放弃康茂德的期待之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没有女主人公，那么虚构的电影和小说都会变得很不好办。应这种需求而出场的女主角就是皇帝马可的女儿露西拉。但在历史上，这个女人在父亲离世两年后即公元182年也撒手人寰了，故而在公元192年弟弟康茂德遭暗杀时，她早已不在人世。也就是说，她和康茂德的死没有丝毫关联。
五、《罗马帝国衰亡史》和《角斗士》这两部电影有一个共同点，即皇帝康茂德是在角斗中被杀的。当时人所共知，康茂德的爱好就是和专业角斗士一比高低。然而他最后却不是死于角斗，因为他武艺高超，不论是徒手肉搏还是使用武器，对方都拿他无可奈何。实际上康茂德是在皇宫的浴室里遇害的。
当然，影像也有文章不可比拟的优势，最能发挥这种优势的，就是对战争场面的表现了。因为时代考证做得到位，电影《角斗士》开始时的战斗场面相当逼真，这也引起了我很多思考。
首先，片中日耳曼的蛮族和罗马军队都是背对森林，在中间一块好似开辟出来的狭长地带上展开对垒。当时的阵势是蛮族从高处向下冲锋，罗马军队在低处进行迎击。这种战斗方式对罗马方面非常不利。
正如尤里乌斯·恺撒早就看出的那样，蛮族的强悍之处在于，战斗初期他们能利用人数优势大举进击。而罗马军队的优势则是运用轻装步兵、重装步兵以及骑兵这三大要素，就像在棋盘上排兵布阵一样，相互配合，充分施展战略战术。罗马军队之所以在开阔的战场上所向无敌，甚至投入敌方数分之一的兵力就可大获全胜，就是因为罗马士兵训练有素，号令统一，司令官也善于施展各种战略战术。
既然这样，罗马军队要想发挥自身优势的话，战场的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最好是能找到一片开阔的平原开战，让敌人从高处向下冲锋绝对是大忌。当然很多时候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不得已只好就地迎战。然而从电影中的场景看，双方似乎都是排好战阵进行会战的模样。
我在电影院第一次观赏这部电影时，以为导演、编剧以及历史顾问都没能理解罗马军队的战法。可是后来，我为撰写本书买来DVD在家里反复观看之后，我又改变了看法。我甚至推测，由马可·奥勒留领导的日耳曼战争，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进行的恐怕都是类似这种阵势的战斗。
描绘角斗场面的镶嵌画
从地势上看，战场的选择就很糟糕，而战斗方式也是混战，并且不是部分战场在混战，而是整个战场都在进行混战。对罗马军队而言，混战是最不利于发挥自身力量的状态。因为在混战中，指挥官发出的命令无法及时下达。
如果在战场的某一区域发生混战或者肉搏战，那也是迫不得已，因为通常的战斗状态肯定就是那样的。“gladiator”（角斗士、剑士）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语“gladi?tor”，意思是手执一种叫作“gladius”的双刃短剑进行格斗的人。这种武器最早在西班牙的原住民中间使用，因为适合于步兵的近身战，所以第二次布匿战争的主要人物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将其作为“剑”引入罗马军队。中世纪骑士的剑是长剑，适合“砍杀”，而古罗马的这种“gladius”则是一种“刺杀”剑。既然罗马军队指定这种剑为常用兵器，可见近身战也是罗马军团很擅长的战法。
可是近身战并不是混战。近身战是指以小队、中队或大队为单位进行战斗，而混战则容易变成与敌军一对一的搏斗。日耳曼人身材高大，膂力惊人，就连恺撒麾下的士兵都对他们望而生畏。罗马的将军们不得不在战略战术上刻苦钻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弥补本军士兵在这一点上的缺陷。从罗马人的角度看，如果一场战斗以混战为开端简直是荒谬绝伦。
而名将指挥的战斗自始至终都像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这并不是这些司令官在寻求自我满足，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优势，即揣摩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于是战斗自然而然地就如同画卷一样漂亮地展开。这种战斗比较常见的是围歼战，因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尽早结束战争。
与此相对，一旦整个战场都陷入混战，那么即使最后获胜，充其量也只是击退敌军，却不能给其毁灭性打击。也就是说，败退的敌军卷土重来的危险性始终存在。蛮族有一个特点和罗马军团截然不同。在罗马军中，如果指挥官阵亡，马上会有副官代为指挥，可是蛮族的首领一旦被杀，他的部下立刻四散奔逃。这时如果死去的是部族首领，那么整个部族并不会投降，而是同时逃得不见踪影。结果一场战斗的胜利根本影响不到整个战争，战争状态还是无法终结。
我想，不论电影的制作方是否有此意图，《角斗士》开始时的战斗场面或许正好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状态。马可·奥勒留纪念柱上的浮雕，不也正是一些没有内在联系的混战吗？日耳曼战争的目的是征服后世的捷克地区，将其划为行省，可是后来战争变得拖沓冗长，而其始终无法结束的原因很可能就在这里。
图拉真皇帝征服比这大两倍的达契亚地区，战争分两个阶段进行，耗时合计两年，最终大功告成。尤里乌斯·恺撒发动高卢战争，历时7年，但如果把划入意大利本土的卢比孔河以北地区也算进去的话，恺撒的战场面积要比日耳曼战争大10倍。这就是“恺撒创建欧洲”一说的由来。而且到第八年，整个高卢战争的善后处理工作就都已完毕，因此可以说，恺撒用了8年时间把一个行省化完备的高卢送给了罗马。而马可·奥勒留即使减去平定卡西乌斯叛乱的中断时间，他和日耳曼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持续了10年，并且直到他离世，这场战争仍旧没有终结。身为最高司令官的他同时也是最高负责人，我们只能指责他欠缺军事战略方面的能力。如果领导者能力欠佳，他领导的组织肯定会发生力量损耗。
即便像我这样不隶属于任何组织，也不曾指挥过他人，对军事更是一窍不通的人，都能想到这些。在这两部电影中都有康茂德从罗马赶往前线的场面，实际上，他从公元178年开始就一直和父亲马可一起处于多瑙河前线了。尽管从18岁到19岁还不够两年时间，但作为共治皇帝，他的确曾以最高司令官的身份，参加了第二次日耳曼战争。
如果说，这个康茂德看到了父亲马可的战略思想以及罗马军队真实的战斗场面，内心觉得这么下去不是办法的话，他会怎么样呢？并且纵然他内心不以为然，可他是否有能力改变或者怎样改变，就又是另外的问题了。如果康茂德知道父亲的做法不妥而他自己又和父亲一样无能为力的话，那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战争结束
焚烧皇帝马可·奥勒留遗体的火焰渐渐熄灭，“expedition Germania secunda”（第二次日耳曼战争）也随之烟消云散。
这是因为继位的皇帝康茂德宣布战争结束了。但是将军们，尤其以先帝马可的左膀右臂、年轻皇帝的姐夫庞培亚努斯等人为首，似乎极力主张把战争进行下去。他们认为，再有一年，至多两年，战争的预期目标就可以达成。
因为在火葬结束两天后举行的作战会议上，如果新皇帝结束战争的主张没有遭到任何反对的话，那么康茂德4月就可以回到首都，最迟也不会超过6月。然而实际上，当康茂德回到首都时，已经是10月下旬了。康茂德当然想尽快回到首都，所以我们只能推测是有人拖住了他的脚步。
将军们看到新皇帝已经下定了决心，于是转而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即如果保持目前的攻势，然后在此基础上讲和，罗马就可以抛出类似“城下之盟”那样的和约。这种和约条款肯定会把各项苛刻条件都罗列进去，比如提供人质担保、支付战争赔偿、解散武装，以及在没有得到罗马允许的条件下，即使是自卫也不能行使交战权等。“军人”是战争专家，军人主张既然开战就要坚持到底，如果开战却不能坚持到最后的话，那还不如当初就不开战。令人意外的是，很多战争却是“文官”在主导。文官并非战争专家，却往往受到舆论的压力，匆忙开战，或者无法承受舆论的打击，草率停战。也就是说，多数文官都对“拖延”这种战争最大的“恶”缺乏理解。从这个角度讲，康茂德就是这种文官，而且在他这个“文官”的头脑里，唯有停止战争的想法，没有其他。
毫无疑问，在这位年轻的皇帝面前，将军们都面临着一种矛盾。
他们在马可临终的时候，都曾发誓要把战争进行下去，同时他们也发誓要协助康茂德，避免内战的发生。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违逆新皇帝的旨意继续战争的话，就违背了协助新皇帝的誓言。可是，对罗马的男人而言，违背誓言，哪怕没有誓约书仅仅是对口头誓约的违背，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行为。
罗马人是“法之民”，而且他们认为，如果指望用法律来规范人类社会的话，那么必须从法律关照不到的地方开始做起，这样才能成为法治民族。即只有把不合理的地方也纳入视野，合理的追求才会成为可能。他们讲求法治的同时，却又重视人情和裙带关系，原因也在这里。到了战场上，这种思考方式就变成了利用辅助兵力协助主力、后勤补给的兵站必不可少等指导思想。这些罗马人认为，纵然是口头誓约，也和书面契约拥有同样的效力，因为二者的基础“信义”都是一致的。
罗马人是能将任何东西都神化的民族。他们供奉的神明，不仅包括死去的皇帝和败者的神明，而且还把道德这种不可替代的价值也予以神化。例如调和社会各阶层关系的“协和女神”（Concordia），还有“信义之神”（Fides），都在此列。
临终的马可并没有要求将军们签署书面誓约，而是要求将军们以“信义”为基础遵守誓言，而将军们也都答应了。
可是，将军们立下辅佐康茂德的第一项誓约，是熟知罗马法的马可和将军们个人之间的约定，而把战争进行下去的第二项誓约，则是一位皇帝和他的部下之间的约定，这二者是不一样的。总之，第一项誓约即使某一方死去也仍然有效，而第二项誓约，既然皇帝已经更换，那么誓言是否履行则要看新皇帝本人的意见了。
罗马将士效忠的对象，是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皇帝，宣誓作为一种礼仪每年都要举行。在罗马帝国，每年1月1日，所有的军团基地都举行向皇帝宣誓效忠的仪式。
将军们当然也有向新皇帝康茂德宣誓效忠的义务，而康茂德又执意结束战争，于是将军们为了恪守面对马可立下的第一项誓言，不得不违背第二项誓言。
有的学者批评说，此时将军们已经开始向新的掌权者卑躬屈膝了。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康茂德在位时间达12年，如果观察各路将军们在此期间的行动，也不能说他们紧随马可离世而发生的“转变”只是单纯地服从新皇帝。并且马可·奥勒留时代的作战会议有个特色，即皇帝和部下之间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想必在马可死后，这种特色还是会继续延续。然而从结果看，将军们还是没有拗过皇帝。非常可惜，没有一部史书记载了当时4个多月的时间里作战会议是怎样进行的，以及什么人都说了什么话。
面对着一个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战争为何物的年轻“文官”，将军们只能服从。唯一值得众人庆幸的是，康茂德在和蛮族草草媾和之后，把多瑙河防线完全委托给了将军们，而他自己则匆匆赶回罗马。防守还在将军们的权限范围内，也是可以做到的，不过防守环境却比以前恶化了，造成恶化的原因，还在于与蛮族的媾和条款。
在罗马军队的强大攻势下，各蛮族已经走投无路，也是命不该绝，这时罗马方面突然释放出讲和的消息。马科曼尼人和库瓦迪人当然求之不得。但是，根据长年与罗马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也能略微探察出罗马此时讲和的原因，结果被抓住弱点的反而是罗马方面。
罗马同马科曼尼人和库瓦迪人分别签署了和约，蛮族方面的义务条款为：
一、立即遣返逃兵与俘虏。
二、每年向罗马方面提供小麦，代替进贡。
三、有权参与罗马境内的集市贸易，但是每月仅限一次，而且地点仅限于罗马方面允许的都市，并在百夫长和属下士兵的监视下进行。
四、对于从后面威胁“近蛮族”的“远蛮族”，允许他们移居1.2万人到达契亚行省内。各族不许与这些移民发生争斗。
五、马科曼尼人和库瓦迪人分别担负向罗马军队提供1.3万名士兵的义务。
六、沿多瑙河北岸设置5罗马里（相当于今天的7.5公里弱）宽的无人地带。罗马方面设置于此的要塞及监视塔予以拆除，而蛮族的牧人和家畜也严禁进入该区域。
这的确不像城下之盟。由于罗马比较着急，没能仔细考虑如何能对己方更加有利就签署了。这与以往罗马为暂时休战而与蛮族签署的协定并无二致。
并且，和约的第二条一次都没实施过就已经化成了泡影。这项要求原本代替战争赔偿，或许可以为罗马保住些颜面。康茂德甚至没有要求明确小麦的数量、提供时间、持续时期等。蛮族还没有愚蠢到那种地步，竟然去履行连对方都不坚持的要求。
至于第五条，马科曼尼人和库瓦迪人分别向罗马提供1.3万名士兵，合计2.6万名日耳曼士兵，很多现代罗马史学者批判这一条款，认为这开创了罗马军队混编蛮族的先例。
我对这种观点还是不能认同。无论称他们为蛮族也好，还是称他们为异族也好，罗马军队收编他们的做法可以一直上溯到战胜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时代。如果当时未把努米底亚的骑兵纳入，罗马军队就不可能在扎马会战中获胜。尤里乌斯·恺撒也毫不犹豫地在刚刚征服的地区募兵，就连进行高卢战争时，恺撒军中的骑兵也有很多高卢人和日耳曼人。
图拉真记功柱堪称达契亚战争的战记，遍布其上的浮雕也表现出了罗马军队的多民族性。其中有身着及踝长裙的东方弓弩兵，有轻装上阵的毛里塔尼亚骑兵，有上身赤裸的日耳曼步兵，还有全身包裹着鱼鳞状铠甲的萨尔马提亚骑兵，他们和罗马军队的主力军团兵、辅助战力的行省兵一起参加战斗。
而电影《角斗士》主角的原型瓦莱利乌斯·马克西米亚努斯出生于潘诺尼亚行省，很明显是日耳曼后裔。这名罗马武将体内流淌着日耳曼民族的血液，却在对日耳曼人的作战中战果累累，功勋卓著，后来一直升至执政官。
问题不在于罗马军队是否可以收编异族，而在于这些被收编的异族是否认为自己是留在罗马的异类，或者他们已经融入罗马社会，认为整个帝国就是一个大家庭，自己已经是罗马公民中的一员。至于前线的基地，问题就在于他们能否作为罗马军中的一员服从军规，并与同一民族的敌人作战。
公元2世纪末的这一时期，罗马军队还是具有这种风纪和吸引力的。第一，以出生于叙利亚行省的庞培亚努斯为首，多瑙河防线上的异族将军为数不少。不，甚至可以说他们比出生于意大利本土的人还多。第二，基地附近的居民本来就以日耳曼裔为主。第三，在罗马军队的强大攻势下，田地荒芜，无论是耕种还是放牧，都很难取得从前那么多收获了。也就是说，蛮族的男子及其家庭失去了赖以维生的手段。而这次媾和，这些男人可以在罗马军中服役，也得到了一个获取收入的门路。总之，罗马通过提供职业的方式，让他们能够糊口，使2.6万名随时可能入侵罗马的危险分子变成了稳健派。
“60年的和平”
其实我们不必等待吉本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早在罗马时代就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指出康茂德非常糟糕了。他们指出，对帝国而言，康茂德这位皇帝简直就是灾难。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比康茂德年长6岁，可谓同代人，他也早就开始谴责康茂德了。
其主要理由就是康茂德在父亲马可死后立即与蛮族议和，后来与皇帝关系恶化的元老院认为，这是一次屈辱的媾和。
康茂德名声不佳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媾和使得波希米亚地区行省化的流产。
然而，康茂德难道真的错了吗？
图拉真皇帝在达契亚建立行省，为多瑙河下游的防御发挥了长久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是，达契亚即后世的罗马尼亚地区即使成了行省，也并不意味着部署在多瑙河下游的军团可以撤防。在辛吉杜努姆（今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费米拉孔（今科斯托拉茨热）和今天保加利亚的伊斯克尔（斯维什托夫附近）三地仍然分别驻扎着一个军团，这种布防体系并没有发生变化。达契亚地区充其量只是从多瑙河天险突出去的桥头堡，而罗马帝国真正的北方防线仍然是多瑙河。当北方蛮族南侵时，第一道防线是达契亚，达契亚被突破后还有多瑙河，这是一个双重的防御体系。在马可·奥勒留时代，罗马在多瑙河下游南岸部署了3个军团，加上驻扎在达契亚行省内的2个军团，共计5个军团。其主力军团兵就达到了3万人，如果把辅助兵也计算进来的话，就接近了6万人。由此可见，即使达契亚并入了罗马版图，可是在防卫上仍然需要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和资金。
即使像马可·奥勒留当初计划的那样，罗马真的把覆盖了现在奥地利北部、从捷克到斯洛伐克地区的波希米亚全部征服，悉数划为行省，那么在多瑙河中游流域，由这些行省（马可当初计划建立两个行省）和南流的多瑙河构成的双重防御体系，也仍旧不会脱离达契亚的窠臼。也就是说，在多瑙河沿岸维德伯纳（今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卡农图姆（今佩特罗内拉）、布里吉提欧（今匈牙利的苏尼）、阿昆库姆（今布达佩斯）部署的4个军团依然保持不变，而在两个新行省还要各部署一个军团。这样，为建立双重防御体系而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就由4个军团变为6个军团。如果多瑙河中游的军备也要这么增加的话，罗马能够承受这种负担吗？何况在马可·奥勒留时代，帝国的防御力量已经从28个军团增加到了30个军团，而现在还要继续增加2个新军团。
多瑙河防线
进行军事防守既要付出人力，也要耗费资金。虽然当地人愿意为此纳税，但罗马人的安全保障也包括修路造桥，建设城镇，此外再加上军团基地的消耗，的确对国库是一笔相当沉重的负担。
不列颠相当于今天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此地除了盛产锡以外以农牧业为主，属于帝国的贫困地区。尽管当地的财政收支经常处于赤字状态，但罗马还是在这里驻有3个军团，就是为了高卢的稳定。尤里乌斯·恺撒是最早渡过多佛尔海峡的罗马大员，他在《高卢战记》中写到，自己之所以远征不列颠，就是为了切断高卢的反罗马分子的后路。到了帝政时期，高卢变得非常稳定，是学习罗马的模范学生。尽管如此，不列颠的战略地位却没有丝毫下降。因为罗马不再试图征服苏格兰（罗马时代称为喀里多尼亚），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渡过北海的入侵者绵绵不绝，喀里多尼亚已经成为弱肉强食之地，为了防止这些人南侵，罗马只好修筑了哈德良长城，并分别在卡莱奥恩、约克和切斯特各驻扎一个军团。
公元2世纪后半期的不列颠
丘吉尔曾说，大英帝国的历史以恺撒渡过多佛尔海峡为开端。而在罗马史研究领域，英国学者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可是很遗憾，对罗马人而言，不列颠只不过是一个稳定高卢的存在而已。《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作者普鲁塔克认为，罗马之所以强大在于它的“同化败者”的政策，在人才选拔方面，罗马一直敞开着大门。可是，在整个不列颠却没有出过一位元老院元老，也没有一位行省总督或军团长。一个地方如果缺乏培养人才的基础，当然不可能人才辈出。
行省化的达契亚也没有出现过以帝国兴盛为己任的人才，假如波希米亚成为行省，可以想象结果会大抵如此。虽然此地十分辽阔，但对罗马而言，至多也不过是桥头堡而已。既然这样，战略的制定实施就不能被征服欲左右，而是应该在冷静的分析之后做出判断。我认为，在公元2世纪末期，终结持续了10年仍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战争的时候，康茂德没有把蛮族逼迫成困兽，而是以温和的条件达成和解，放弃了在波希米亚地区建立行省的计划，对罗马而言，他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但是，即便是现在的政治家，举手投足间的不妥都有可能导致支持率下跌，而罗马皇帝居然从正在进攻的地方撤退，其结果也可想而知。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曾立下雄心壮志，把帝国的边界推进到易北河畔，但到了提比略时代，帝国的防线则退回到了莱茵河。不知元老院给予了提比略怎样的谴责。而图拉真皇帝曾征服过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直攻到了底格里斯河，可是哈德良皇帝放弃了上述地区，将罗马的防线退回到了幼发拉底河。哈德良皇帝甚至为此除掉了意见相左的图拉真的四位重臣，而元老院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对于常年出巡在外的哈德良皇帝始终态度冷淡。
直到公元19世纪，盛行考古发掘，人们发现多瑙河沿岸的基地绝大多数是提比略皇帝修建的，才开始重新评价这位皇帝。现在我们知道，提比略从易北河撤退，代之以在多瑙河防线夯实防卫基础。
哈德良皇帝在整个帝国四处巡视，这种功绩更早地被人理解。自从帝国的防线被突破以后，人们才开始理解为罗马防卫奉献终身的哈德良皇帝。马可·奥勒留也是直到自己做了皇帝，真正面对蛮族入侵的时候，才领悟到这个问题有多么困难，同时也理解了哈德良。至少，晚于哈德良百余年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非常赞赏哈德良的功绩。
尽管如此，在哈德良生前，他指定的继承人安敦尼·庇护以及年轻的马可都没有理解哈德良的政治思想。不管怎么说，这两个人都深信，只要在首都罗马广施仁政，那么就没有必要千里迢迢地跋涉到行省和边境去视察军事基地。
本来就得不到公民的支持，再加上元老院态度冷淡，连继承人都不能理解自己的政策，提比略和哈德良之所以还一意孤行，就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并且这两个人都是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对负面评价具有免疫力，两个人都四五十岁，正是不易被他人左右的成熟年龄。
而这时康茂德才19岁，既没有坚定的信念，又缺乏强韧的精神。他之所以放弃行省化，结束战争，当然只是因为厌倦了长年累月的战地生活。其实如果他内心愿意遵从父亲继续战争的遗言，他也完全可以把这个差事交给手下的将军们实施，然后自己返回罗马。是否亲自参战完全是皇帝个人的事情，而并不是法律有所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康茂德仍然固执地结束战争，可能就是因为对战争本身已经厌烦。总之，与敌对的马科曼尼人和库瓦迪人媾和以后，罗马军队从多瑙河北岸7.5公里宽的中立地带撤军，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再次成为最前沿的基地。这就是罗马人说的“屈辱的媾和”的结局。
但是，如果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康茂德此举的出发点，只是单纯观察他这一决定给罗马带来的成果，实际上是出人意料的。
吉本对哲学家皇帝马可赞赏有加，也因此对康茂德评价很低。而与此相反，德国至今仍然享有盛誉的罗马史作者、学者蒙森却认为康茂德此时的决定为罗马换回了“60年的和平”。蒙森的著作甚至可以用来修养身心。的确，从公元180年到240年，罗马在多瑙河流域没有进行过激烈战争，在这60年里之所以实现了和平，我想是由好几个重要因素完美地契合到了一起才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