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尤利安被杀后，路奇乌斯·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于公元193年6月进入首都称帝，随即获得了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承认，所以说他是从公元193年开始执政的。但是在其后的3年多时间里，他不得不和对手尼戈以及亚尔比努斯进行战斗，所以我认为还是把他的主政时间从公元197年6月开始算比较恰当。这并不是时间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公元197年之前，塞维鲁因为受到两个对手的牵制，无法按照自己的意见实施统治。可是，当他于公元197年在元老院发表演讲时，无论是语气还是内容，都比公元193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塞维鲁直率地陈述自己的主张，然后一丝不苟地加以推行。不过他的做法却吓坏了元老院。
据当天出席元老院会议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记载，皇帝塞维鲁演讲的主旨有两个：
第一，他自命为马可·奥勒留的继承人，所以要求在正式名称中加入“马可”和“奥勒留”两个词，以及皇帝马可的家门名“安敦尼”。
元老院并未觉得皇帝塞维鲁的做法有何不妥。尽管塞维鲁就如同其他三个帝位竞争者从未存在过一样，不但没有提到他们，甚至连柏提那克斯都没有言及。可在元老院元老们看来，塞维鲁的意思也许要让持续了4年的内乱全部成为过去，一切都从现在重新开始。因为马可·奥勒留时代是皇帝和元老院相互配合管理帝国的时代，元老院当然愿意回到那个时代。然而，塞维鲁接下来的话像对元老泼了一盆冷水。
塞维鲁要求元老院撤销在康茂德遭暗杀次日，由元老院对其做出的“记录抹杀刑”。
这等于让元老院否定一项已经生效的决议，是明显损害元老院威信的要求。可是当元老院面对手握重兵、接连击溃所有竞争对手、取得丰功伟绩的最高统治者，既没有抗争的意志，更缺乏制约的手段。并且，在康茂德被杀后，元老院对接二连三出现在皇位上的人都予以承认，这种事实早已令元老院的权威摇摇欲坠。
塞维鲁当然不是欣赏康茂德，也不是对其英年早逝怀有同情之心。相反，早在17年前，康茂德对年长于自己15岁的塞维鲁相当冷淡。塞维鲁之所以要求为康茂德恢复名誉，是因为塞维鲁已经自称为马可·奥勒留的继承人，那么康茂德又是哲学家皇帝亲自指定的继承人，就不能一直接受对罗马精英来说最为屈辱的“记录抹杀刑”的处罚。如果对这一情况视而不见的话，那就等于说自己和康茂德都是一路货色。
元老院撤销了四年前的宣判。草草埋葬的康茂德的遗体也重新得到了罗马式的火葬，然后与哈德良以后的历任皇帝一样，被放置于今天称之为“圣天使堡”的哈德良陵墓。不过，康茂德并没有被神格化。如果将其神格化，元老院就真的威严扫地了。塞维鲁没有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是他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康茂德根本就不具备那种资格。在这一点上，皇帝和元老院倒是维持了一致意见。
不过，当塞维鲁又提出下面的要求时，元老院才领悟到他自称马可·奥勒留继承人的用意所在。塞维鲁要求元老院承认他的儿子卡拉卡拉为“Imperator Disignatus”。如果把这句拉丁语直译过来的话，只能是“既定皇帝事务参与者”，而不是“共治皇帝”的意思。因为不管怎么说，卡拉卡拉才8岁，距离举行成人礼还有四五年的时间，无论怎么提拔也不能指定为皇位继承人。
在共和时期的罗马，传统上是在夏天进行下任执政官选举。当选的人获得“Consul Disignatus”称号，距离实际进入任期还有半年时间。在这半年时间里，每当元老院举行会议，发言权首先在现任执政官手里，现任执政官发言过后，接下来发表意见的就是这个“Consul Disignatus”。塞维鲁为了表明他让当时年仅8岁的儿子世袭皇位的意愿，重新挖出了这个共和时期的官名。既然卡拉卡拉获得“Imperator Disignatus”的称号，尽管还没有到举行成人礼的时候，在元老院的会议上也拥有了发言权。
从那以后，不论是壁画还是浮雕，或者是货币，塞维鲁都把自己和夫人尤利亚·多姆娜以及两个孩子卡拉卡拉和盖塔的形象体现在上面。他还设计了很多包含家人在内的全家福肖像，总让人觉得其不无英王室官方照片的做派。
元老院元老们当然感觉到了塞维鲁帝位世袭的意图，然而却无可奈何，因为塞维鲁当天演讲的第二个主旨已经直接冲击到他们个人。
塞维鲁身材中等，但体格强健，经常是一副严肃的表情，甚至人们几乎记不起他的笑容。这一天他依旧是那副严厉的面孔：
帝国已经到了必须认真改革的时候，否则将积重难返。我们需要像马略、苏拉以及奥古斯都那样，扯下反对派的假面具，对他们进行严厉处罚。
塞维鲁说完后，提交了第一批26名元老院元老的处罚名单。
马略和苏拉相互整肃，每当他们之中的任何一方占了上风，都会导致其反对派人头落地。但是后人往往不解，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和尤里乌斯·恺撒一样被称为“神君”，为什么塞维鲁此时也把奥古斯都拿来说事呢？
实际上，奥古斯都在屋大维时代，一直都在有条不紊地整肃和自己并肩战斗的安敦尼以及暗杀恺撒的布鲁图一派，正是他将西塞罗列为清洗名单中的首要分子，其实后者仅为反恺撒派的精神支柱。从这一点上看，把奥古斯都与马略以及苏拉相提并论并不是没有道理。而生怕漏掉塞维鲁讲话一个字的元老院元老们当然也谙知个中曲直。
但是，称被列入名单的26位元老院元老反对皇帝，或者说他们反对罗马帝国，则完全是冤枉的。他们被塞维鲁指责为亚尔比努斯派。
这个理由相当牵强。因为亚尔比努斯直到受到塞维鲁进攻之前，一直接受着后者赠予的“恺撒”名称，说起来还和塞维鲁一样，都是共治皇帝。以与此人过从甚密为由就判为反皇帝罪，这实在令人无法接受。据说在这26人中，来自北非的占了大多数。和塞维鲁一样，亚尔比努斯也来自北非，来自北非的元老院元老当然拥护同乡做皇帝，和他们两人中的某一个密切往来也是极其自然的事。然而，对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而言，只有存在利用价值时，同乡才是同乡，如果一个人没有利用价值甚至成为一种障碍，那么塞维鲁肯定翻脸攻打他。塞维鲁只需要绝对服从自己的人，并且如果一个人非要等塞维鲁提出“绝对服从”要求时才绝对服从他的话，就已经太迟了。这使包括卡西乌斯·狄奥在内的众多元老院元老心情极为沉重。他们总觉得塞维鲁和以往的罗马皇帝们有些不一样。
尤里乌斯·恺撒曾经给自己政治上的反对派西塞罗写信，其中有下面这样的话：
我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活，因此我也认为别人也当以此为准则。
奥古斯都虽然整肃了西塞罗，但没有阻止西塞罗全集的刊行。这套著作集由西塞罗的好友阿提库斯与西塞罗的助手两人共同编辑，其中对恺撒遭到暗杀后的权力斗争，以及年仅20岁的奥古斯都如何巧妙地刺激西塞罗的虚荣心等都做了生动描写。尽管如此，奥古斯都仍未禁止其刊行。如果奥古斯都将其列为禁书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有可能读不到西塞罗的著作了。附带一提，日本也终于翻译了西塞罗全集，由岩波书店出版发行。
即使到了公元2世纪，罗马人之间的言论自由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保证。当年马可·奥勒留也曾写到自己遭受过批评，说有很多人认为自己“伪善”，“好为人师”。
皇帝是唯一的最高掌权者，罗马是皇帝治理下的国家，同时这个社会却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相互融通。但是现在这种状态恶化了。对反对派的宽容态度本是强大自信的证据，难道塞维鲁不具备这种宽容吗？还是他认为如果允许这种宽容存在，社会将变得不可收拾？
不过，塞维鲁仍旧坚信自己是个忠实于传统的罗马人。
为了和广大罗马公民一起共同庆祝卡拉卡拉地位的确立，他不惜花费重金，在斗兽场和大竞技场举行了盛大的角斗表演和四马战车比赛，并且他还热衷于公共事业。罗马人不称公共事业为“城市基础设施”，而是称为“人类文明生活必需的大事业”。虽然安敦尼·庇护和马可·奥勒留两位皇帝曾经搞过一些维修工程，但罗马的确有30年之久没有上马新的建设项目了。塞维鲁从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沿着海岸修建了一条通往泰拉奇纳的“塞维利亚大道”。
从罗马到那不勒斯的主要道路
卡拉卡拉浴场（复原模型）
从罗马到泰拉奇纳早已经有了一条阿庇亚大道，因此，铺设塞维利亚大道的目的，就是方便在沿海一带拥有别墅的权贵们往来。并且在这一带有着安齐奥、内图诺以及奥斯提亚等适合于船只避风的良港。如果满载小麦前往奥斯提亚的船只遭遇风暴，可以在这些避风港靠岸，如果道路完善可以就地卸货，然后经由陆路运走。
这样，沿罗马以南的海岸线就都有这种石头铺就的罗马式“高速公路”了。从奥斯提亚到泰拉奇纳的是塞维利亚大道，从泰拉奇纳到西诺萨的是阿庇亚大道，从西诺萨到与奥斯提亚齐名的商港波佐利，再到那不勒斯的是多米提亚那大道。既可以运送物资，也有利于人员往来。这条塞维利亚大道是罗马铺设的最后的道路工程。
两年以后，塞维鲁又在罗马广场的中央修建了一座凯旋门。罗马广场是市中心，这座凯旋门也是皇帝在此地修建的最后的建筑。另外，塞维鲁还修建了大浴场，因为直到他儿子卡拉卡拉当政时期才完工，所以叫“卡拉卡拉浴场”。该浴场极尽奢华，甚至附设有图书馆，罗马南部的居民都亲切地称它为“平民的宫殿”。这的确是塞维鲁送给平民的礼物。但在塞维鲁看来，公共建设是罗马皇帝的职责，自己既然身为罗马皇帝，这也只不过是履行职责而已。
当然，皇帝的另一个职责，或者说最重要的职责，在于保障帝国的安全。塞维鲁并没有忘记这一点，并且他的措施非常彻底，与其他历任皇帝的做法迥异，甚至改变了整个罗马帝国的进程。
军人皇帝
从下表可以得知，塞维鲁强化军事力量并没有采用增加军团数量的方法，而是提高所有作为主要军事力量的军团兵的待遇。首先就是上调年薪。尽管通货膨胀已经一点一点缓慢出现，但到公元2世纪末的这一时期，仍旧没有到必须采取应对策略的地步。因此，塞维鲁给保障罗马安全的军团兵提高薪酬，可以被视为和恺撒、奥古斯都以及图密善一样是一种提高军团兵地位和待遇的政策。不过，从图密善皇帝时开始，提高的那一部分都存在军团内，等士兵服役期满时再一起支付给他们。但塞维鲁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即直接将提高的部分反映到每个月的薪酬数额中。不言而喻，士兵们获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当然更加满意。
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及部署变化（单位：军团）
（续表）
每个军团包括：
Legionaris（军团兵）——主力（6000人）
Augiliaris（辅助兵）——辅助战斗力（人数与军团兵大致相同）
Numerus（不定期服役兵）——监视敌人（1000人）
另外，还有海军部署于地中海、多瑙河、莱茵河、多佛尔海峡、直布罗陀海峡等地。
罗马军团兵（人）年薪的增长
提高地位和待遇的第二个办法，是赋予全体军团兵戴黄金戒指的权利。以前只有百夫长以上的军官和骑兵才拥有这种权利。在罗马时代，戒指这种东西不仅是装饰品，更是一种印鉴。因此，戴上黄金戒指或金镶玉戒指，可以证明一个人社会地位的确立。
第三个办法，是即使是普通士兵，只要有能力或取得了某项成绩，就可以打开通往百夫长或骑兵的道路。正如同塞维鲁的那些帝位争夺者经历过的那样，在罗马军团里通过努力可以步步高升。不过这种情况虽然不少见，但只有出类拔萃或红运当头的人才有望获得这种机会，并没有制度化。现在塞维鲁将其形成制度，编入罗马的军事管理体系里。
第四个办法，是军团兵可以结婚。
公元前2世纪末，马略实施军事体制改革，以往罗马军队实行征兵制，因此已婚士兵甚至有子女的士兵并不罕见。当时的战争往往从春天开始，持续到秋天，到了休战期，有的军团兵就回家了。不过，随着罗马统治版图的扩大，战争地点也越来越远，军团兵秋季回家春季再来的做法开始行不通。另外，流进城市的下层贫民也需要实施救济，于是马略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即把征兵制改为募兵制。
可是对军团而言，募兵制意味着职业军人的出现，军团士兵由年满17岁并通过了种种考试的人组成，直到服役期满的20年间保持未婚状态成为从事这项职业的一种义务。
这项义务对军团兵而言并不算苛刻。一个人如果17岁入伍，退役时也不过37岁，当时人的平均寿命之所以比较短，主要是因为婴儿死亡率很高，实际上在罗马时代，40岁以前都是开创第二段人生的绝佳年龄。此时退役，和以前就暗暗往来的相好正式结婚，以退职金做本钱，老兵由此进入第二段人生。即使在服役期间，罗马军队也承认士兵的女人，所以她们都在军团基地附近的“卡纳巴埃”地区居住，每到休息日都等待着自己的男人到来，甚至还有不少人生了孩子。
不过塞维鲁尽管允许军团兵正式结婚，但还是不许百夫长以下的军团兵和妻子同居。士兵必须像以前一样，和战友们在基地内共同作息。当每天训练作战之余的几个小时，或者到了祭典等节假日，士兵才可以回家与妻儿团聚。所以说，塞维鲁这种允许士兵结婚的改革，只限于法律层面。尽管如此，士兵在这一点上已经和军官平起平坐了。不，实际上比军官的地位更高。在帝政时期，带家属随军的都是军团长或总督，大队长级别的人就会被频繁地调来调去，基本都是单身赴任。正因为这种情况，塞维鲁的改革自然会受到军团兵的欢迎。
意外的结局
毫无疑问，皇帝塞维鲁是为了强化罗马的军事力量才推行这些措施的。不管怎么说，这些措施非常人性化，提高了保障帝国安全的士兵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受到了广泛拥护。塞维鲁的出发点当然是善意的，不过早在250年前，尤里乌斯·恺撒就曾经说过：
很多事情尽管结果很糟糕，但是当初的意图都是好的，也是充满善意的。
塞维鲁的改革使军团生活过于舒适了。薪酬上调，升职有望，还给了以前暗中往来的女子以正式的名分，所有这些都不必等到20年服役期满就可以得到，因此军团兵也就不必苦苦等待退伍。以前边境形势紧张，上级一旦要求士兵延期服役，往往引发可能导致士兵哗变的抵制行为。而现在这些危险都烟消云散了。士兵延期服役当然也都有报酬，并且随着服役期的延长，退职金也会增加。换句话说，只要体力允许，永远在基地里生活都没什么不合适的。
这就是罗马政权军事化的开端。士兵们满足于军人的身份，退伍开创第二段人生的意愿出现衰退，造成罗马的军人与社会脱节。
尤里乌斯·恺撒就任终身独裁官以后，推行过很多国家改良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关于地方城市议会议员的选举。当时规定了下列条件：
一、未曾服过兵役者——30岁以上才可参选
二、在军团中做过步兵的——23岁以上即可参选
三、做过骑兵或者百夫长的——20岁即可参选
这是为那些在服役期间因伤病而不得不退伍的军人安排的救济政策，而对于那些服役期满回归社会的人，这种规定也是一种奖励。天才的尤里乌斯·恺撒认为，罗马军团是从土木工程到医疗机构等各项事业都积极参与的集团，在军团中获得技术和经验的人在民间社会也同样大有用武之地，而这种政策也能使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自治体”提高效能。
恺撒的后继者奥古斯都萧规曹随，把服役期定为20年，创立了古代世界史无前例的退职金制度，使军人回归社会的道路更加顺畅。如果军人和社会脱节，不但对军人自身不利，而且还会使社会出现扭曲。因为孤立的人更容易相互勾结到一起，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打破社会平衡，使形势失去控制。
但是现在塞维鲁只重视两方面中的一个，这就打破了自恺撒以来军民维持了250年的均衡关系。我们相信塞维鲁是为了罗马帝国才推行这些措施的，但是从塞维鲁死后的现实看，其效果完全和皇帝的意图背道而驰。
军人和社会脱节造成自身的孤立，不难想象，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致力于强化自己的组织，具体而言就是增加军费，这当然会对国家财政造成压力。这种倾向本来是所有组织的共同特点，只不过因为军方拥有武力，一旦偏离正轨就很难纠正。
塞维鲁对军团兵的优待政策，也是人类社会古往今来十分常见的情况，即善意的出发点其实未必导致圆满的结果。不，或许我们可以说，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基本上就是由不乏恶意的冷静促成的成功和充满善意的盲动导致的失败相互弥合而成的。善意且有效的措施往往只限于那些立竿见影的举动，比如慈善事业。我有时认为，如果我们都只能直面人性的现实，那么越熟悉历史就越容易陷入悲观。
总之，历史学家们对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的评价是“非罗马式的专制君主”，是罗马政权军事化的始作俑者。
罗马皇帝被评判为昏君的不在少数，可是说一位皇帝“非罗马式”，塞维鲁则是第一个。罗马人所谓的“非罗马式”，指的就是“东方式”，但元老院提出的这种批评无疑是因为塞维鲁的妻子，也即当时的“奥古斯塔”尤利亚·多姆娜，她是叙利亚祭司的女儿。实际上她是第一个登上罗马帝国皇后宝座的东方人。
尤利亚·多姆娜面容姣好，富有教养。她可能是在塞维鲁驻留在叙利亚时嫁给他的，不过这肯定不是一桩政治婚姻。如果说塞维鲁在高卢总督任上就觊觎帝位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娶一个可能招致元老院和首都公民疑虑的东方女子。然而塞维鲁即位之后，马上毫不犹豫地明确了妻子的皇后资格。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塞维鲁都不曾有过绯闻，就如同马可·奥勒留一样恪守着一夫一妻制。和恺撒、苏拉或奥古斯都相比，200年后的罗马统治者在生活方面似乎更加循规蹈矩。
尤利亚·多姆娜
尤利亚·多姆娜的父亲信奉的宗教崇拜太阳，这种宗教从远古时起就在中近东流行，是一神教的一种，但又不排斥其他诸神，所以和犹太教或基督教那种一神教又有所不同。尤利亚·多姆娜出身于一个世代都是祭司的家庭，她自己则精通希腊文学和哲学。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她和“硕士”出身的塞维鲁琴瑟和谐。
元老院中潜伏着一种反塞维鲁的情绪，元老们指责皇帝受了东方皇后的影响，可是元老院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因为尤利亚·多姆娜并没有在帝国的首都建造供奉太阳神的神殿，甚至连这种愿望都没有。在罗马人的宗教意识里，只要不怠慢诸神，那么个人信仰则是自由的。在这一点上，皇后简直无懈可击。
并且，尤利亚·多姆娜成为第一夫人以后，并没有和那些喜欢传闲话耍阴谋的上流名媛贵妇混在一起，而是加入法学家和文人们组成的圈子。可能她希望通过自己去淡化丈夫甩不掉的军事色彩。我们只要看一下出现在皇宫沙龙里的常客，就可以知道他们不是声名远扬的大学教授，就是名副其实的作家，里面没有一个是野心勃勃寻找机会的新锐。因此，我们说尤利亚绝对是生活中的“VIP”级伴侣，是皇帝的贤内助。
尽管人们喜欢津津乐道尤利亚对丈夫的影响力，但塞维鲁自身的性格相当坚定，绝不会轻易被女性左右。另外，罗马人所谓的“对男人的影响”，指的绝不是正面影响。据说后来尤利亚妹妹的女儿，即尤利亚的外甥女们触碰了这一禁忌，当然也有可能是元老院反感这些女人，故意地把她们说成是影响帝国高层的叙利亚势力。在丈夫塞维鲁在世的时候，尤利亚的生活还比较幸福，但最后的结局却是自杀，所以也是悲剧性人物。而悲剧的起因则在于她对两个儿子的教育方法上。
无论是倾向于罗马的学者还是倾向于基督教的专家，在塞维鲁的宗教方面，尤其是他对待基督教徒的态度，都无法提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罗马派史学家指责他受了妻子崇拜太阳神的影响，打开了一神教的大门。而基督教方面则认为，在塞维鲁主政前半期，他容忍基督教徒组成自治体，即使身边的人信奉基督教也没有被看成是问题，可是到了他主政后期，他的态度出现了倒退，和以前的皇帝们一样，即使人们可以自由信仰基督教和犹太教，但禁止传教，以至于使人不由得怀念康茂德时代。因为康茂德不理朝政，也就没有出现过针对基督教徒的检举和宣判。而随着塞维鲁本人对基督教态度的变化，各行省总督的态度自然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埃及和北非，又出现了迫害基督教徒的事件。
但这些不过是塞维鲁担任罗马皇帝的必然结果。罗马对基督教的官方意见是，信仰自由但不能有反罗马倾向，之所以禁止其传教，是因为基督教与罗马人的思考方式背道而驰。
犹太教徒也好，基督教徒也罢，他们不说“信奉我主可使你的灵魂安宁，请改信我教”，而是说“只有信奉我主才是正途，抛弃你信奉的邪神吧”。这与希腊、罗马容忍他人信奉自己神明的观念完全对立，并且罗马人把以朱庇特为代表的诸神视为统治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罗马帝国的纽带，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思维对宗教的这种功用表示怀疑。塞维鲁皇帝在宗教信仰这一点上倒是比较“罗马式”，也就是说，他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
东征及其后果
公元197年夏，塞维鲁作为唯一的胜利者返回首都，还不到两年，公元199年秋，他又不得不匆匆离开罗马。虽然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同行，但他的目的是把帕提亚王国不稳定的苗头封堵在罗马帝国之外。至少他是这么对外宣称的。
然而帕提亚方面并没有侵入过罗马境内，甚至没有证据显示在幼发拉底河附近发生过冲突。早在罗马时代就有历史学家认为，塞维鲁成为皇帝以后，尽管成功铲除了争夺帝位的对手，但是在对外作战中表现平平。现在塞维鲁需要这种战绩了。总之，这场战争并不是自身受到侵犯而展开的迎击，而是在对方发动可能的进攻之前就主动出击。尽管如此，在待遇得到改善的罗马军队中却没有人反对这种“预防战争”。或许因为只是一种预防策略，在这一年对帕提亚的战争中，帝国西方的军队并没有东移，而只是由东方军团完成了这次任务。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在帝国内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发挥出了卓越的才能，但即位以后在政治军事方面就乏善可陈了。这是众多历史学家的基本论断，我也持类似看法。塞维鲁的悲剧性就在于他坚信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罗马帝国。帝位世袭是这样，提高军队待遇也是这样，这次战争还是这样。
公元195年，塞维鲁打败帝位竞争者之一、叙利亚总督尼戈以后，为了宣示胜利，曾攻入过支持尼戈的帕提亚王国境内。罗马军队越过了幼发拉底河，一直打到底格里斯河附近，几乎逼近了帕提亚王国的首都。当时大军刚刚战胜尼戈，士气正盛。现在塞维鲁卷土重来，帕提亚方面却没有足够的兵力去迎击罗马军队，因为其境内波斯势力高涨，帕提亚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了。
早在罗马进入帝政时期的100多年前，与帕提亚的关系就是罗马最重要的外交问题和军事问题。按照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只有受到压力时才肯坐到谈判桌旁。而在罗马方面，苏拉、卢库鲁斯、庞培、恺撒等都贯彻“军事优先，外交在后”的方针。就连侧重外交的奥古斯都也没有改变军事优先的做法。不过，这项策略之所以能成功维持，是因为帕提亚王国是一个有着统一指挥系统的国家。
因为指挥系统明确，军事方面的成果就能在外交方面反映出来。也就是说，知道用哪些筹码和谁去讨价还价，这样更容易达成妥协。相反，在面对尚未形成国家的蛮族时，即使在战场上取胜也无法立即反映在谈判桌上。不知向谁施压，也不知和谁谈判，是罗马和由众多部族构成的蛮族集团作战时相当大的不利。
300年来，帕提亚的确一直是罗马最大的假想敌。不过，当了300年的假想敌这件事本身也证明了对罗马而言，帕提亚是一个不难对付的敌人。通俗地说，就是帕提亚是很容易就能找到弱点的对手。即便是奥古斯都、提比略、尼禄、哈德良以及安敦尼·庇护等与帕提亚交过手的皇帝也都命令军团在东方坚持不懈地固守，就是因为他们可以经常找到帕提亚的破绽。尼禄虽然为进攻帕提亚做了精心准备，但因将军科尔布罗坚持自己的帕提亚政策，尼禄最后没有一意孤行。事实证明尼禄的改变是恰当的，从此罗马和帕提亚之间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
此外我已经讲述过好多次，就是罗马与帕提亚之间还有着与其他防线的不同之处。以安提阿、阿勒颇、大马士革、帕尔米拉为代表的帝国东方城市是依靠与东方的贸易生存的。正因为商队能安全自由地在延展到幼发拉底河岸的叙利亚沙漠里往来，帝国东方的经济才得以发展。相比于让强盗般的沙漠暴民横行，不如使帕提亚维持存在更方便。
根据常年的较量可知，无论是罗马还是帕提亚，两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都可以进攻对方，却不足以长期占领。由于这种共同点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罗马和帕提亚都成了善于寻找对方破绽的高手。
而现在帕提亚受到波斯势力的威胁，整个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而新兴势力往往不按常理出牌，所以叙利亚总督尼戈的政策完全是正确的，即罗马绝不采取任何使帕提亚走向衰败的行动。然而和尼戈相反，塞维鲁分别在公元195年和199年两次采取行动。当年马可·奥勒留当政时期的帕提亚战争，是为了迎击帕提亚方面的挑衅行为，而塞维鲁的远征却不是应对挑衅，因为帕提亚王国已经没有那个力量了。
当波斯的萨珊王朝取代帕提亚王国的时候，已经是塞维鲁死后15年的事了。虽不是本意，但塞维鲁的确为帕提亚内部的新兴势力助了一臂之力。
帕提亚是绝对君主专制的国家，其生命力可能会比罗马短暂。然而，罗马在进入公元3世纪以后，也出现了历史学家所谓的“3世纪危机”。这也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正是这一时期，罗马开始面对崛起中的敌人波斯萨珊王朝。在这个问题上，罗马自身的确也有部分责任。对罗马而言，被萨珊王朝支配的东方再也不是假想敌，而是真正的敌人了。
既然帕提亚王国已经这般窘迫，皇帝塞维鲁的远征也就当然如同探囊取物。罗马军队一直攻到底格里斯河畔，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广阔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划为罗马的行省，然后班师西去。对于这场战争，随军同行的卡拉卡拉似乎比父亲塞维鲁还要自豪。
尽管树立了新的敌人，但胜利就是胜利。塞维鲁在呈送给元老院的报告中，要求后者允许修建凯旋门。皇帝的要求，尤其是来自塞维鲁的意见，元老院只有唯命是从。但值得强调的是，不管是元老院还是平民，都为皇帝的捷报而兴奋不已，凯旋门的建设计划也在一片欢呼声中获得通过。
不管对谁来讲，为胜利感到喜悦都是很自然的反应。可正因为如此，统治者的责任就是考虑胜利可能带来的后果。以往凯旋的将军都是驾着四马战车通过“神圣大道”前往卡匹托尔山的朱庇特神殿。这次甚至等不及塞维鲁归国，人们就开始在“神圣大道”前方着手兴建凯旋门。自从图密善建造胜利纪念柱以来，罗马广场的中央已经有一个世纪不曾兴建新的建筑了，而凯旋门也一直存留到了今天。
塞维鲁凯旋门
在埃及短暂停留之后，公元202年春，塞维鲁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了罗马。两个孩子也亲身参与了盛大的凯旋仪式。雄伟壮观的队伍通过竣工不久的凯旋门，登上卡匹托尔山。据说队列的前排到山顶的时候，队列的末尾才刚刚进入罗马广场。毫无疑问，对56岁的塞维鲁而言，这是人生最荣耀的时刻。
不久以后，尚且14岁却已举行过成人礼的卡拉卡拉又举行了结婚仪式。新娘的父亲是近卫军团长官、皇帝不在首都时耀武扬威的普劳提亚努斯。这个人也来自北非，与塞维鲁同辈，二人过从甚密。塞维鲁让他和次子盖塔一起就任第二年即公元203年的执政官，而盖塔到公元203年时才刚满14岁。
总之，在最高统治者塞维鲁身边，北非出身的人是越来越多。虽然图拉真、哈德良以及马可·奥勒留都是以起用行省人而闻名的皇帝，可是得到重用的人才都来自帝国各地，而不是只偏重于皇帝的同乡。
光耀门楣
从公元202年开始到208年的7年里，皇帝塞维鲁一直留在意大利本土。不过，从公元204年开始的5年间，他经常到自己出生的故乡莱波蒂斯玛尼（大莱普提斯）小住。从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出发向南，首先在左舷望着西西里岛西端，然后在左舷望着马耳他岛一路航行即可到达。
大莱普提斯是濒临地中海的港口，自古以来就是商业繁荣的地方。尤其在哈德良皇帝视察过后，城市的功能飞速提高。不过，在塞维鲁看来，这些仍旧不够。依照他的指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扩建工程，大莱普提斯的面貌为之一变。从保存至今的遗迹中，我们仍能想象出这座被誉为“地中海珍珠”的港口城市当初的繁华景象。可以说，这是塞维鲁在装点门楣，其他任何一位罗马皇帝都不曾这样做过。
大莱普提斯的希腊剧院遗迹
我们和西班牙的意大利卡比较一下就一目了然。意大利卡出过图拉真和哈德良两位强势有为的皇帝，然而当我们眺望这座城市时肯定会感到意外，因为这里和罗马帝国境内的其他城市毫无二致。历史遗迹虽然也有，但多数都是两位皇帝死后，当地出于宣传而修建的。就算加上这些后修的古迹，意大利卡也赶不上同为地方小城市的庞贝。
图拉真也好，哈德良也好，成为皇帝以后，都不曾回过故乡。他们并非忘了故土，而是他们认为，自己既然是整个国家的皇帝，那就不能只对故乡一地施予特殊照顾。
反倒是一些元老院元老，甚至一些事业有成的解放奴隶，喜欢捐赠公共建筑，或者出资维修家乡的道路，将其作为光宗耀祖的义举。其实如果没有这些个人的捐赠行为，很多著名的罗马公共设施甚至无法出现。用今天的话来说，这种行为叫“位高责重”，罗马人认为，因为社会提供了机会而获得利益的成功人士应该回馈社会。为表彰这种慈善行为，人们会在受到捐赠的项目上冠以捐赠者的名字。比如“尤里乌斯会堂”“图拉真大浴场”等。
假如塞维鲁得知人们不满他这种装点门楣的行为，他大概会反驳说，自己已经主持铺设了塞维利亚大道，并且自己下令开工的大浴场，竣工时采用的是已成皇帝的卡拉卡拉的名字，所以自己已经充分履行了罗马皇帝的职责。
这话不无道理，可连奥古斯都都没有改造过自己的故乡韦莱特里（Velletri）小镇。尽管是开国皇帝的出生地，但韦莱特里始终是阿庇亚大道旁的一个小镇。韦斯帕芗和提图斯虽然喜欢经常回故乡列阿特（今瑞耶提），但列阿特和其他地方城市也没有丝毫不同。有些事情即便元老院元老或其他成功人士能够无所谓，可是到了皇帝这里反而有所顾忌了。
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矜持，看来罗马的这种感觉已经日渐迟钝。在希腊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看来，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人生的顶点是在登基时刻，后来就开始逐渐下滑，最后沦为一位“非罗马式”的皇帝。卡西乌斯·狄奥出生于小亚细亚，坚信自己是罗马的一分子，他不仅是元老院元老，而且还身为前线上的行省的总督。可能是距离塞维鲁比较近，因而他得出这种观感。掌握着权力的人其实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自由，但正因为他们能够忍耐这种“不自由”，人们才愿意把权力托付给他。
皇帝塞维鲁的权力基础已经无比稳固。帕提亚已经苟延残喘，多瑙河防线仍旧保持着相持状态，元老院对皇帝的意愿除了赞同就是沉默，首都罗马的平民也都满足于饮食和娱乐。虽然针对军团的优待政策和无谓的帕提亚战争使国家财政出现了本质性的恶化，银币中的银含量也在慢慢减少，但在供应充足、熙熙攘攘的市场上，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不过，塞维鲁充分享受着的权力已经从他身边开始崩溃。
首先，公元205年，皇位的第一继承人卡拉卡拉和近卫军团长官普劳提亚努斯的矛盾公开化了。这位长官是皇帝塞维鲁的同乡好友，手握1万名近卫军重兵，为人傲慢专横，自然引起倔强好胜的卡拉卡拉的排斥。或许，与妻子普劳提拉之间的感情淡漠也加深了他对岳父的反感。面对儿子与亲信之间的冲突，皇帝塞维鲁左右为难，皇后尤利亚·多姆娜也同样束手无策，因为在这场冲突里还牵扯到了第三者。
他就是比卡拉卡拉小1岁的弟弟盖塔。如果两兄弟因四马战车比赛而意见相左的话倒还没什么，然而一旦触及帝位，事情就不仅仅是兄弟间的不和了。兄弟二人年少时经常和父母一起出现在全家福雕像上，不过现在看来，所谓的全家福只是其父母的一厢情愿罢了。
卡拉卡拉
普劳提拉
公元205年的1月1日，在父亲塞维鲁的安排下，17岁的卡拉卡拉和16岁的盖塔一起就任了执政官。然而，兄弟不睦的解决办法似乎也仅此而已。
1月22日，不知普劳提亚努斯的什么话一下子点燃了卡拉卡拉的怒火。17岁的下任皇帝在父亲面前拔出腰间的佩剑，杀死了普劳提亚努斯。接下来的第二天，在元老院举行的会议上，卡拉卡拉行使执政官首先发言的权力，毫不留情地指责近卫军团长官普劳提亚努斯企图谋害皇帝一家然后自己取而代之，因此死有余辜。同为执政官列席会议的盖塔自始至终没有发言。最后，元老院元老们只好用沉默认可了卡拉卡拉对近卫军团长官的女儿普劳提拉及其弟弟的流放决定。具体的流放地点是西西里岛附近的利帕里岛。以往皇族的流放地，或者说隔离地，都在蓬扎岛或文托特内岛，这两座岛屿距离那不勒斯都很近，岛上从罗马式的蓄水池到鱼池都很完备，可是利帕里岛却是火山岛，仅有一个小渔村。普劳提拉和弟弟被流放到这里，6年以后，卡拉卡拉即位，两人被新皇帝派来的士兵杀死了。
兄弟间的不和一直持续着，没有任何改善，两年过去了。塞维鲁虽然不是毫无作为，但此时推行的政策基本上都不过是既往方针的延续而已。尽管塞维鲁以自己身体强健而自豪，但毕竟已年过六旬。正如壮年期身体健硕的人常常遇到的那样，他也难逃痛风的折磨。虽然罗马人的主要食物是鱼类、谷物、蔬菜和乳酪，但塞维鲁可能是肉类等动物性蛋白质摄取过量。随着年龄的增长，痛风日渐严重，但他仍旧不失以往的霸气。好像要重塑病体一样，他决定远征不列颠。
不列颠
今天的英格兰和威尔士都属于罗马时代的不列颠行省。再向北就是罗马版图以外了，即罗马人称之为“喀里多尼亚”的苏格兰。在不列颠和喀里多尼亚之间，罗马人修建了哈德良长城，不再向北继续进攻了。这是因为当初占领不列颠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守卫多佛尔海峡对面的高卢。既然已经达到目的，自然也就没有继续向寒冷多雨、物产贫乏的喀里多尼亚展开进攻的积极性了。冬季游览哈德良长城的人都会认同这种做法。站在哈德良长城的城墙上向北眺望，阴沉沉的天空里是厚重的云层，下面则是一望无际的萧瑟荒野。地中海沿岸的人恐怕都不会对这蛮荒之地感兴趣吧？然而在古代，这片荒原的对面则是凶悍好斗的喀里多尼亚民族。
罗马人并没有把喀里多尼亚人和居住在莱茵河与多瑙河对岸的日耳曼各蛮族等同，特别是丝毫不掩饰厌恶之情，将喀里多尼亚民族中的一支命名为“布里坎提斯”，拉丁语意为“盗贼”。可笑的是，英语也采用了指代自身某一部族的这个词作为“brigand”的词源。也就是说，部分喀里多尼亚人，尤其是接近罗马领地的居民，为了从荒野上的贫困生活中解脱，专以盗抢为生。因为不管怎么说，哈德良长城以南就是遍布着城镇的肥沃土地。
皇帝塞维鲁之所以远征不列颠，是因为有一件事令他很生气。“布里坎提斯”们将一大批物资连同押运的军团兵一并劫掠而去，当时的不列颠总督无奈之下，只好用金钱赎回了人马。堂堂的罗马总督竟然屈从于盗贼的恐吓，这岂能置之不理？
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岳父阿格里科拉将军在图密善时代曾经试图征服整个喀里多尼亚，现在塞维鲁认为，要想彻底改变现状，就应该把前人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只要苏格兰还处于罗马的管辖范围之外，盗贼的横行和喀里多尼亚人的南下就不会止息。就这样，塞维鲁把公元208年都耗费在战争准备上了。
第二年，即公元209年，塞维鲁等到了春天，于是和皇后及两个儿子离开了罗马。正式的作战应该是在公元210年春开始的。既然要征服整个苏格兰，罗马军队一开始就积极出击。他们越过了哈德良长城，向苏格兰腹地挺进，前卫部队甚至一直深入了苏格兰高地的山岳地带。
不过，率领士兵打前锋的却是年轻的卡拉卡拉。深知兄弟不睦的父亲有意识地将盖塔留在后方的伦底纽姆，任命他为不列颠行省的总督。而塞维鲁本人，天不遂人愿，已经无法冲锋陷阵了。
他的身体已经不能服从意志了，不但不能骑马，连马车的颠簸都难以忍受。战争的第一年，他尚能乘轿接近身战场观战，到了第二年，即公元210年，连乘轿都不行了。最后塞维鲁只好在最接近前线的埃布拉库姆（今约克）军团基地里一动不动。
滞留在约克的皇帝一直心情忧郁，然而病痛的折磨还在其次。要想征服喀里多尼亚全境，除了缜密的计划，还需要过人的果敢，但是，这副重担对22岁的卡拉卡拉而言有些勉强。显然，除年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军事才能问题。塞维鲁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说，真正折磨64岁的皇帝的，不仅是病痛，更是现实。面对丈夫的苦恼，任凭皇后尤利亚·多姆娜有多么高深的教养，到这时也都无济于事了。
逝世
转过年来的公元211年2月4日，皇帝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在约克停止了呼吸。驰骋疆场的卡拉卡拉、接到病危消息稍早赶到的盖塔、始终紧紧追随丈夫的妻子尤利亚·多姆娜，以及不列颠战争中的主要将领们都见证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再有两个月他就65岁了，在位18年，安静地死去后就万事皆空了。据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记载，塞维鲁在气息奄奄的时候对卡拉卡拉和盖塔两兄弟说了下面这样的话：
统治国家时，兄弟之间要和睦，互相为对方着想。不要忘记优待士兵，这是最应该优先的事情。
然后塞维鲁又像是自言自语，接着说道：
我做到了一切。做过元老院元老，做过律师，也做过执政官，还做过大队长，做过将军，然后做到了皇帝。也就是说，我经历了一个国家的所有要职，并且我认为自己勤勉称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