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先人的丰功伟绩，仅帝政时期，皇帝们在保障国家安全这一职责方面，就有很多重要事件。
帝国的安全保障史
尤里乌斯·恺撒——征服了高卢全境，确定了莱茵河防线，阻挡住了日耳曼民族的侵略，对狩猎民族高卢人推行的农耕化十分成功。因为农耕民族以土地为生产基础，很难想象他们会舍弃自己的土地去侵犯别人的疆域。
奥古斯都——如果谈判的对象不像高卢人那样分成多个部族，而是有着领袖的统一国家的话，那么他也往往表现出妥协的态度。和帕提亚王国之间最终能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就是因为外交比武器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东方防线定为幼发拉底河也由此成为罗马帝国的基本战略。
提比略——此人真正建立起了多瑙河防线，和莱茵河一起构成了帝国的北方边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起源，就是提比略为监视多瑙河对岸的蛮族而设立的营地。不过，这位皇帝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还在于整饬了帝国内部的治安。这虽不像抵御外敌那样光芒四射，然而重要性却毫不逊色。因为无论怎样用石头铺设罗马式道路，面对旅途中盗贼袭扰的危险，道路网也难以发挥动脉的作用。
克劳狄乌斯——尤里乌斯·恺撒认为，面对日耳曼人的入侵，只靠莱茵河还不足以维持高卢的稳定，必须在不列颠建立霸权才能断掉敌对者的后路。100年以后，正是克劳狄乌斯实现了这个目标。结果驻扎在高卢地区的罗马军队只需在里昂配备一个大队，也就是说有1000名士兵就足够了。因为这1000人还负责守卫帝国设在里昂的金币、银币铸造所，相对于后世完全覆盖法兰西的高卢而言，罗马士兵的驻扎数量几乎接近于零。至于以斯特拉斯堡为基地的另一个军团，仅从地势上也能看出，他们的任务就是死守莱茵河防线。
而一旦高卢安定下来，与其以比利牛斯山脉为界的西班牙也得以安定。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也驻有一个军团，因为他们需要隔着“赫丘利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与北非对峙。
对罗马而言，高卢的安定就是这么重要。当军事力量集中在莱茵河与多瑙河防线上的时候，后方高卢的不稳定是不可想象的。
图密善——莱茵河与多瑙河都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因而这两条大河的上游相互接近。对莱茵河与多瑙河两道防线而言，这一带就犹如人的软肋，也就是最薄弱的部分。提比略最早考虑到要强化这里的防卫，而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建立起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的则是图密善。因为日耳曼长城的修建，一向被日耳曼人视为自家庭院的黑森林（Schwarzwald）也被囊括进罗马的版图。以往人们不敢轻易涉足的可怕的黑森林，如今修通了罗马式的道路，不但利于行军，一般的旅人也可以进入了。并且，莱茵河—日耳曼长城—多瑙河，由此形成一道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从北海一直延续到黑海，构成了罗马帝国的北方防线。军团的转移也变得更加方便，进而遏制了军费的膨胀。而图拉真的强化和哈德良的重建，也凸显了日耳曼长城战略价值的重要性。因为罗马帝国在欧洲北部面对的，并不是行动一致因而可以寻求妥协的帕提亚，而是以蛮族统称的众多部族集团。
罗马帝国的北方防线
图拉真——对罗马而言，分散居住的蛮族虽容易被各个击破，但一旦对方出现强有力的领袖，分散的各部族就有团结起来的危险。例如达契亚部族的首领德凯巴鲁斯就拥有了自称为王的力量，罗马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在罗马的图拉真记功柱上，有一组以“达契亚战争”为题的浮雕，展现了这场罗马取得全胜的战争。达契亚由此成为罗马的行省，多瑙河下游的居民也看不见对岸蛮族的踪影了。也就是说，多瑙河防线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恺撒
奥古斯都
提比略
图拉真
图密善
克劳狄乌斯
罗马人对未开化民族感到束手无策的缘由之一，在于对人命的不同态度。每当要渡河时，相比于利用木筏或小船，罗马人更喜欢架桥。而蛮族却对自己在架桥技术方面的欠缺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最大的“力量”就在于利用木筏和小船强渡多瑙河时对可能的牺牲无动于衷。图拉真征服了达契亚，将其划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而元老院对他“至高无上的皇帝”的称颂并不只是祝贺他取得战争的胜利，更是欢庆新领土的获取。并且，有一点不能忽略，即元老院元老们虽然都安全地居住在远离多瑙河防线的首都罗马，却和前线的士兵一样，日夜都能感受到蛮族的威胁。“头脑”与“四肢”思虑相通的组织是健全的，因而也是强大的。
哈德良——和前任截然不同，这位皇帝一次也没有举行过凯旋仪式。不过此人推行的坚守防卫策略不同于现代的和平主义。他深谙人类欺软怕硬的本性，因而采取了这样的策略。他在长达21年的统治期间，绝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对帝国辽阔边疆的视察上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防线都固若金汤。换句话说，无论是北非沙漠深处的游牧民族，还是意图跨越幼发拉底河进行领土扩张的帕提亚，也无论是多瑙河与莱茵河岸边伺机而动的北方蛮族，还是企图越过哈德良长城的喀里多尼亚人，都不得不承认，面对这样严密的防御体系，轻易出手必定招致严厉的反击。现代人称这种战略为“威慑”。
尽管防线犹如铜墙铁壁，却并没有造成内外隔绝。罗马的国界本来就不是关闭的，应该说是开放的国界，而哈德良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每到集市日，经常可以看到防线外部的蛮族也带着自己的土特产进入防线内出售，然后购买罗马境内的物产。不只是普通百姓，就是驻扎在当地的军团也都从防线两侧的商品交流中购买必备的物资。当然，军团并非只有购买蛮族的物产才能满足日常所需，而是通过商业交流来抑制蛮族的掠夺欲望。这同样是极为高超的政治策略，后世的研究者称其为“半罗马化”。意思是当国界内推行“罗马化”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在国界外侧推行“半罗马化”。而所谓的“罗马化”，就是组成命运共同体。
不过，尽管遵循坚守防卫的路线，却同样是在强化防御体系，而与之俱来的费用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可是罗马帝国很难再增加税收，正如“百分之一税”“二十分之一税”等别名所示的那样，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确定的税率已经固定，对待拥有选举权的人，上调税率可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罗马的皇帝并不像基督教世界里的皇帝或国王那样“君权神授”，所有的权力最终都要归结到人上面。统治者只有在得到拥有权利的罗马公民和罗马元老院的委托之后才能行使权力，因此，凡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就都是当权者。而间接税是主体，增税的最大受害者就是普通公民。
那么，是不是可以向不具罗马公民权的行省民众增收行省税呢？这话说起来虽然轻巧，一旦推行同样困难重重。行省税又称“什一税”，顾名思义就是收入的十分之一。在古代，无论什么地方，税率都大致处于这个水平。迦太基按照25%的税率征税，就被人说是高得离谱。尽管免除了兵役，这种行省税的推行依然十分勉强。这时如果调高税率，必然招致叛乱。那样的话，就算没有外敌威胁，内乱也同样会破坏安全保障体系的重建。在这种状态下推行改革，只能走节约之路。
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9·贤君的世纪》中详细记录了哈德良皇帝的事迹。在此我想引用其中几段文字来说明哈德良的施政方针：
军团长下面有两位专门负责基地内务的指挥官：一位是财务监察官，是财务方面的负责人；另一位是基地总管，负责基地内部的管理。基地总管的重要任务是补充并保管兵器和粮食。
由于前线基地时刻处于和敌人对峙的状态，随时有可能遭到敌人的包围。因此，为了防备这一情况，往往在不知不觉间，粮食和武器补充过多，结果出现了大量库存积压。
库存过多，粮食就会发霉腐烂，导致无法食用，只能丢弃。兵器长时间不用也会生锈。即使送到军团所属的兵器修理站，依然可能无法修复，不能使用的兵器堆积如山。也就是说，虽然主观上从未想过要浪费，但是，实际情况是购买军粮、军需的经费浪费极大。
哈德良非常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形。他在军团基地、军粮供给地以及联系两者的补给线之间推行了系统化的管理。只要流通有了保障，就不需要有过多的库存。这种做法的成效就体现在基地内的库存量控制在了最小的限度内。
我回想起自己撰写这一段时，不禁哑然失笑。这简直就像丰田汽车的“及时生产方式”（JIT）。
当然，发明丰田“及时生产方式”的人很难从2000年前的罗马皇帝那里获得什么启示。但我认为，不论是谁，只要明确了最重要的目标，再加上无往而不胜的意志力，就都能想出类似的策略。在这里还可以顺便说一下，后世人们对哈德良皇帝的一个评价就是：“务实的罗马皇帝中尤其务实的一位。”
但是，哈德良的这种做法也存在着缺陷。正如很多精密机械，只要一个齿轮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整部机械设备出现故障。为防范这种风险并继续发挥制度的效能，只能不断地进行调整。我认为，安敦尼·庇护虽是大家公认的贤明皇帝，他却并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他可能会辩解说，制度已经在发挥效用了。可是，前一天万里无云，第二天就大雨倾盆的情况并不少见。如果所有的公民都准备了雨伞，那么领袖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领袖之所以被赋予强大的权力，就是要让他未雨绸缪，在大雨不期而至的时候为大家准备好雨伞。哈德良真正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众人都未曾想到的时候，他认识到了重建帝国制度的重要性并加以推行。
下任皇帝马可
公元138年7月10日，随着哈德良皇帝的过世，安敦尼·庇护的时代开始了。不过他还不算正式登基，因为还需要元老院元老以多数赞成票的形式予以承认。然而这就像一家公司，如果退休的总经理指定了一位新经理，董事会都予以承认。注重实际的罗马人往往把老皇帝的逝去之日算作新皇帝统治的开始。事实上新皇帝安敦尼也没有浪费时间，尽管他并不是那种一掌权就变脸的人。
安敦尼已经把马可收为养子，所以自己就是养父。此时养父召见了马可，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即马可应该解除与埃里乌斯·恺撒女儿之间的婚约，转而与自己的女儿芙斯汀娜订婚。只有17岁的马可稍加思索之后，便应承了下来。而芙斯汀娜已经同埃里乌斯·恺撒的儿子路奇乌斯订婚，安敦尼此举等于让埃里乌斯·恺撒的两个遗孤同时解除了婚约。安敦尼虽然公正慈悲，可最终还是没能免俗，安排了自己的独生女成为下任皇帝的皇后，使老皇帝哈德良当初的如意算盘化作了泡影。
据说当时芙斯汀娜只有8岁，所以即便订立了婚约，却并不能立刻结婚。然而，因为承认了这纸婚约，后来的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也制造了一例近亲结婚。
皇帝安敦尼·庇护的妻子和马可的父亲是同胞兄妹，所以安敦尼也是马可的姑父，安敦尼的女儿芙斯汀娜和马可属于表兄妹关系。统治阶级往往喜欢在家族内部相互通婚，这种婚姻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家族和家族之间的结盟。罗马当然也不例外。不过以前离婚并不少见，所以下一代往往是同父异母，即便结婚也不是那种姑表近亲。历史学家塔西佗总是大张旗鼓地抨击统治阶级伦理混乱，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伦理乱象有效地防止了近亲结婚的发生。到了公元2世纪，离婚的现象减少了，或者也可以说离婚现象消失了，五贤帝之中没有一人离婚，一夫一妻成为通行法则。然而这种能令墓中的塔西佗喜极而泣的伦理进步却导致了近亲结婚的增加，而婴儿的存活率大为降低也不知是不是由此导致的。
到了第二年，即公元139年，18岁的马可首次担任了公职。他被选举为财务监察官，这是担任国家要职的开始。在元老院进行的选举中，马可因为得到了皇帝的推荐，候选也就等同于当选。当时25岁左右的人出任此职较为常见，18岁当选当然是太年轻了，是特例。人们称担任无薪的国家要职的人为“光荣的公职人员”，这是领导阶层的责任和义务。图拉真在28岁时，哈德良在25岁时，他们才开始分别成为“光荣的公职人员”，但他们此前都积累了军旅经验，而马可则省略了这一步。很明显，这是皇帝安敦尼安排的结果，因为在接下来的公元140年，马可在皇帝的推荐下，很快就要作为候选人参加执政官的选举。
执政官本来有两位，其中的一位就这样被早早地指定了。所谓的“光荣的公职人员”，往往先是担任财务监察官，接下来成为元老院元老，然后做法务官、执政官等，按部就班地高升，而马可既不是元老院元老，也没有法务官的经历，出人意料地突然成为执政官，而且只有19岁。
早在公元139年，马可18岁的时候，皇帝安敦尼就授予了他“恺撒”的称号。按照常规，任何一位罗马皇帝都要将罗马帝国的开创者尤里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二人的名字加进自己的正式名称中。我们以安敦尼·庇护为例，他的正式名称是“皇帝·恺撒·提图斯·埃里乌斯·哈德良·安敦尼·奥古斯都·庇护”，其中的“提图斯”是安敦尼的个人名，之所以还加进了“埃里乌斯·哈德良”，是根据古代的记名办法，养父和父亲的名也要记入，而如果是下一任皇帝，名称中只需记入“恺撒”。又如马可，把出生时的姓名“马可·阿尼乌斯·维鲁斯”变成“马可·埃里乌斯·维鲁斯·恺撒”，也可以这样理解，名称中只要包含“恺撒”“奥古斯都”，就意味着“皇帝”，如果只有“恺撒”，就意味着“皇太子”。可见，哲学家皇帝早在18岁时就已经获得了帝位的保证。在这里，我们除去五贤帝中在位时间只有一年半的涅尔瓦，将其余四位的职历列成表格，供大家参考。
从图拉真到马可·奥勒留四位皇帝的职历年龄比较
如果是我，肯定会产生疑虑。可是当时，无论是元老院元老还是普通公民，都对执政伊始就宣布继承人的安敦尼·庇护表示赞赏，认为他恪守了对先帝的承诺，是一位公正无私的皇帝。
不错，安敦尼的确遵守了他和哈德良之间的约定，将马可·奥勒留确立为下任皇帝，可是这一切都建立在马可成为他女儿的丈夫这一前提之上。而哈德良也并没有临终嘱托，让两任后的皇帝人选马可在10多岁时就获得“恺撒”的称号，然后立即让他做执政官。哈德良在指定安敦尼为帝位继承人的时候，附带的条件只是让其将尚是少年的马可与路奇乌斯收为养子，尽管养子就意味着继承人。
也就是说，安敦尼·庇护在登上帝位还不足一年的时候急急忙忙加以实施的，竟然是给未来女婿提供关照。历史学家对这一点视而不见，而吉本之后，更将其定义为充满人格魅力的明君，塑造出了一个“慈悲的安敦尼”。不过，话也说回来，人格高尚的人也未必就一定是卓越的政治领袖。
安敦尼·庇护的责任感非同一般，对继承人的培养也是一丝不苟。不过，他的培养方法并不是让继承人外出经历风雨，而是安排在自己身边积累经验。
公元139年，马可虽然只有18岁，却获得了“恺撒”称号，被确立为下任皇帝。因为安敦尼希望马可能和自己一起住在皇宫里，所以马可从西里欧山搬到了帕拉蒂尼山。
这一时期的马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他豪华的教师团队网罗了北非的弗龙托、希腊的赫罗狄亚斯·阿提库斯等知名教授。虽然这些教授是被招聘到罗马的，教育对象是下任皇帝，可他们坚持认为自己同马可依然是师生关系。也就是说，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教师无须到弟子家去讲课，而是马可应该主动到教师家里来听课。无奈之下，安敦尼也只好接受了这一点，并且还开玩笑说，老师们从希腊来到罗马，舟车劳顿，可能不愿在罗马市内往来奔波。就这样，18岁的马可每天都走下帕拉蒂尼山，前往教师家中学习。冬去春来，到了公元140年，马可除了上学，还要承担起另外两项重要政务。
无论是共和制时期还是帝制时期，每年1月1日都是罗马的公务起始日。这一天不仅要召开新年第一次元老院会议，而且该年度执政官的任期也从这一天开始。公元140年两位执政官中的一位，依照上一年的预定，由距离19岁还有4个多月的马可来担任。而同他一起掌权的另一位执政官，则是皇帝安敦尼。和现任皇帝共事当然是极其崇高的荣誉，而每当皇帝想向一般公民宣示自己对某人的重视时，也经常采用这一办法。
在罗马，人们表述年份时并不说建国多少年，而是说“某人和某人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对葡萄酒产地和生产年份的关注也是从罗马人这里开始的。罗马的美食家一边把葡萄酒从陶壶注入玻璃杯或者银杯中，一边向客人劝酒说：“这是意大利南部萨莱诺出产、安敦尼和马可担任执政官那一年的酒……”
附带提一句，“酒”（vinum）这个词在拉丁语系的意大利语中表述为“vino”，到了希腊语中，它又变成了“oinos”。只要观察一下现代各国语言中对“葡萄酒”一词的表达就可得知，在帝国西部的欧洲，种植葡萄并把葡萄酒推广开来的，就是古罗马人。法国和西班牙自不待言，甚至德国名酒“摩泽尔”的产地也位于罗马帝国境内。而同在帝国境内的英国之所以没能成为葡萄酒产地，是因为罗马人认为那里根本不适合种植葡萄。葡萄酒有过这样一段历史，所以我每当看到有人用英文“wine”来代表葡萄酒时，总觉得不能接受。就好像“地中海”这三个字，音义结合，相得益彰，“葡萄酒”这个词不也同样是形神兼备的译法吗？
言归正传。这一年19岁的马可需要完成的另一项重要政务，是担任“内阁”（consilium）的常任委员。和常年不在首都的哈德良不同，此时皇帝直接担任全权处理政务的内阁主席。内阁委员除了有皇帝，还有两位执政官，该年度如果财务官存在的话也要出席，法务官、财务监察官和按察官虽然都有好几位，但只要派出各自的代表列席会议就可以了。此外还有从元老院元老中抽选出来的15人。公元140年马可成了执政官，当然也就充分具备了参加内阁会议的资格。其实即便马可在年龄上不够资格，安敦尼也希望他能出席。就这样，内阁会议中皇帝旁边的位置，就留给了这个最年轻的人。
马可纵然年轻，可毕竟也是下一任皇帝，所以应该使其积累政务经验。安敦尼出于这样的考虑培养马可，本人也受到了元老院元老们的交口称赞，因为他没有去独霸权力，而是周到细致地考虑到了对继承人的培养。不过这样贤明的举措同时也意味着马可无止无休、辛勤操劳的日子开始了。
罗马人的一天
罗马人习惯于日出而作，无论是元老院会议还是内阁会议都在上午进行。如果这两大机构均无事可议，马可就跑到家庭教师之一的家里去接受一对一的教学。罗马人每天工作和休闲的时间各占一半，因而教师们也只在上午开展教学。
到了下午，马可也没有时间像其他同龄人那样去竞技场锻炼身体。在人类社会里，地位和权力的上升也意味着工作量的增加。再加上乐于同他人分享权力的安敦尼甚至把皇帝的工作也一并推给马可，自己则始终在优哉游哉的闲散中度日。
其实马可真正感兴趣的学问是哲学，可是如此一来，他刻苦钻研哲学的时间恐怕就只有夜晚了。皇宫当然不同于一般家庭，不管灯亮到多晚都不会有人提出意见，可是这样的生活对身体健康十分不利。何况次日一早如果内阁召集会议，基本上没有睡觉的马可还要跑去参加。当年图拉真和哈德良在这个年龄的时候，都是身处边境军团，亲率军士在多瑙河畔往来巡查，再看看首都皇宫中的马可，虽然环境无比舒适，但这样度过青年时代实在有些可怜。搬到皇宫的最初几年，马可的身边没有母亲的陪伴，如果有母亲同住的话，肯定有人惦记马可的健康。总之，这样的生活持续了5年，皇帝即使到乡间的别墅去，也都叫上马可跟随左右。虽然内阁会议和元老院会议不会在乡间别墅里召开，但无论皇帝身在何处，需要他亲自决断的事情总会找上门来，并且安敦尼执着于古罗马人的田园生活，对扶犁耕田情有独钟。马可随侍皇帝左右，下午散步和垂钓时也要听候吩咐，学习时间就更不得不推迟到夜晚进行了。
教师弗龙托
生活在将近1900年之后的我们之所以能够一窥马可青年时代的生活，是由于他与教师弗龙托之间往来的书信被流传了下来。弗龙托是马可的拉丁语教师，所以与用希腊语撰写的《沉思录》不同，二者之间的书信大部分用拉丁语写就，偶尔夹杂一些希腊语。
致我最敬爱的老师：
专门传递公文的信使终于出发了，而我才因此得以向您报告这三天的情况。话虽如此，可我向您的倾诉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因为我现在总算将30多件公文口述完毕，声音沙哑，累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致我敬爱的老师弗龙托：
只有您能从我写作能力的不稳定上正确判断出我现在的健康状况，实际上我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我终于稍稍恢复了健康。因为我听从了医生的劝告，胸口的疼痛已经有所舒缓。我想，克服病痛的唯一办法，就是认真遵从专家们提出的治疗方案。
尽管如此，我患病的时间却越拖越长，心理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真是太可悲了。因此，现在我每天都在深刻地体会着健康的重要性。
再见！我的尊师。母亲也向您表达问候。
从不满20岁的这个时期开始，马可·奥勒留直到死去，都一直被这种“胸口痛”纠缠。尽管痛感恢复健康的必要，可是他由衷地热爱学习，尤其是哲学。这种愿望达到了极致，使他不由得提起笔来，给老师写了下面这样的书信。在介绍这封信的时候，我忍不住要在旁边多嘴。我在大学里主修的也是哲学，唯一的收获就是了解到了自己是个多么形而下的人。在热衷形而上的马可的字里行间插入括号，括号内的文字就是我这个形而下到无可救药地步的人的“声音”：
我狂怒不已，同时也极度悲伤，因为我追寻的东西丝毫不见踪影。
（当然了，3000年的哲学史上，还没有可以轻易发现的真理。）
冥思苦想之余，我不禁把自己的能力和其他哲学家做对比。
（最好别这样。）
我茶饭不思，头脑中充斥的都是一知半解造成的焦虑，简直就要爆炸了。
（这毫无意义。）
在雅典的议会里，当辩论出现白热化，无法形成一致意见时，有一位议员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即每当争执不下的时候，全体议员先回家睡上一觉，然后再做决定。现在我也要采取这个办法，把所有的一切都放下，先去睡觉。
（这就对了，这是最好的办法。）
信中的马可以令人感动的坦率表现出了真实的自我。但是马可的教师并非只有弗龙托一人。如果将来自北非的弗龙托比作马可高中时代的老师，那么其他灿若群星的希腊学者们也在负责马可的教育。可是马可并没有像对待弗龙托一样与他们每个人都保持书信往来。我想如果用平常的话来讲，这可能是因为希腊的学者们都有些俗不可耐。很多希腊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希腊人虽然受到罗马人的统治，可是希腊在文化上更胜一筹。罗马的精英阶层对希腊文化的偏爱也对这种意识起到了强化作用。凡是罗马的精英人物就都懂希腊语，然而在希腊，即使是知识分子也未必通晓拉丁语。罗马帝国是双语国家，西部的官方语言是拉丁语，东部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所以这种意识的源头还得从学习意愿上去寻找。
弗龙托来到首都罗马，在法庭上做辩护律师，取得了成功，最终被哈德良选拔为少年马可的家庭教师。不过这个弗龙托的家乡，却远在努米底亚行省，位于今天阿尔及利亚境内的君士坦丁。如果再上溯350年，那个地方还归迦太基领有，所以弗龙托遗有一篇《代表迦太基人在元老院的致谢演说》。然而他同时也无视自己的出身，坚持认为自己就是罗马人。那么他代表迦太基人发表演说就如同一个仅是出生于静冈的日本人声称自己代表静冈一样。其实如果探寻马可·奥勒留的祖先，就会发现他们来自西班牙南部的贝提卡行省。
可弗龙托也是极其优秀的教师，他在写给学生马可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哲学告诉你该说些什么，而雄辩告诉你怎么说才令人信服。”
当时的马可痴迷于哲学，甚至一度模仿犬儒学派的哲学家，身穿粗布衣服直接在地板上睡觉，后来虽然不再坚持，但在内心仍存留着些许遗憾。而弗龙托这样开导马可：
恺撒啊，我们先假设你同克雷安德和芝诺（二人均为公元前3世纪希腊形成的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认为幸福实际上并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善。他们采取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同样的立场：一个人幸福的唯一条件是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而德行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译者注）等卓越的哲学家一样，生来就具有非凡的智慧，可是你单单与这个愿望背道而驰，命中注定穿不上哲学家的粗布衣服，而是披着皇帝紫色的斗篷。
就这样，师徒二人的亲密关系一直保持了将近30年。身披紫色斗篷成为皇帝的弟子是老师的骄傲，弗龙托曾这样回复皇帝马可·奥勒留写给自己的祝寿信：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人生感到充实和满足。可是我的人生不止于此。
你将来必定像我强烈期待的那样，是位英明的皇帝。在你尚且年幼时，我就确信这一点。那么在你身居帝位的现在和将来，你也的确是公正完美的君主。身为教师的我还有一个长远的梦想，就是你能受到罗马帝国广大民众的爱戴，由衷地拥护你做他们的领袖。并且你还是我心目中暗自期待的弟子。这些虽然是你平时的自我要求，你却通过鼓舞性的言论引导了人们，充分展现出了领袖的风采。
很多年过去了，在人生的最后，皇帝马可在《沉思录》中这样阐述他领导下的罗马帝国的最终目标：
与法相合的事情对一切都是公正的。个人的权利与言论自由都受到保护。实现这个目标，正是以全力保护全体臣民的自由为基础的君主政体存在的理由。
文中关于法制平等、尊重人权、言论自由等观点丝毫不亚于1000年以后在欧洲兴起的启蒙主义思想，真正的问题是怎样将其付诸现实。
对“res publica”这种共同体或国家进行运筹管理，并不是只要树立一个崇高的理想就能够实现。如果不把共同体中那些和崇高理想距离遥远的成员拉拢过来，理想永远不能变成现实。人和人之间本来就各不相同，所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1350年以后出生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说，构成共同体的民众尽管对抽象的事物判断错误，可是对具体事项往往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而词典中所谓的“形而上”，就是“无法感知的形”“超越有形的（事物）”，也就是“无形”。反之，“形而下”则是“用形来展示的事物”“具备形的东西”，也即“有形”。只靠形而上的思想无法推行政治，原因也正在于此。马基雅弗利还说，保证自由和法制平等虽然无比重要，可是民众最关注的仍旧是安全与粮食的保障。对待民众，的确需要通过简单明了的“形”，而且是与他们最关注的事物相联系的“形”去宣示理想。
那么，怎样才能展示出崇高理想的具体的“形”呢？
这些已经不是通过课本就能够学到的东西，可以去实际体验，只能根据现实情况研究适当的对策。头脑中的冥思苦想未必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在精神形成期的青年时代没有积累过实际经验的人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结婚可能是一个转机，可是在马可这里，婚姻非但没有带来转机，反而使他当时的生活固定化了。
结婚
从公元145年开始，在马可写给老师弗龙托的信件的结尾，“母亲也向您表示问候”这句话变成了“我妻子也向您表示问候”。虽然母亲多米提亚·露西拉并没有过世，可是马可在自己24岁的这一年和皇帝的女儿芙斯汀娜结婚了。此前双方的婚约延续了7年，因为他们要等到新娘长到15岁。
马可的妻子芙斯汀娜
皇帝安敦尼以从不关照亲朋好友而闻名，不过对自己的女儿却是例外。有人说，如果皇宫里没有芙斯汀娜，那么安敦尼宁可去流放地生活。在皇帝的安排下，马可获得“恺撒”称号后不久就住在皇宫里，包括中间结婚，前后长达22年。这正符合安敦尼对“甜蜜家庭”的喜好。
不过，正如众人称道的那样，皇帝并没有垄断所有权力。女儿大婚之际，女婿也第二次就任执政官，又成了皇帝的同事，真可谓双喜临门。在罗马，担任执政官是莫大的荣誉，甚至有“前执政官”这种专门称谓。当时罗马人只要一听说某某是前执政官，立刻就知道他肯定是元老院里的重量级人物。通常情况下30岁才是进入元老院的年龄，可是马可早在24岁时就已经是第二次成为执政官了。
又过了两年，即公元147年11月30日，芙斯汀娜产下第一个孩子。因为是女儿，所以采用了祖母和外祖母的名字，即以多米提亚·芙斯汀娜为名。
第二天，12月1日，因外孙女的诞生而兴奋不已的安敦尼将皇帝的特权之一“护民官特权”赐予了马可，同时赐予女儿“奥古斯塔”（皇后）的称号。
所谓护民官特权（tribunicia potestas），指的是共和制时代具有独特意义的护民官（tribunus plebis）得到的特权。这个词翻译得十分精彩，因为在共和政体初期，罗马和希腊的雅典都发生了贵族和平民的严重对立，这个职位就是为了保护平民而设立的。之所以说是“特权”，是因为执政官以下的其他要职，都是在公民大会上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贵族和平民毫无差别地投票选举出来的，唯有护民官是通过平民集会进行选举的，只有平民才有权参选。我以前曾把这个职位比喻为“工会主席”。
皇帝拥有护民官特权是从尤里乌斯·恺撒开始的，因为在他构想的罗马新秩序即帝制之下，罗马国内不允许存在体制与反体制两种力量。社会的分裂会造成国家的衰落，他可不想重蹈雅典城邦的覆辙。
恺撒之后，奥古斯都按照恺撒描绘的蓝图建立了帝国，护民官特权也作为历代皇帝的职责之一被延续了下来，而现在安敦尼·庇护却将其赐予了马可，这就使马可不再仅仅是单纯的皇位继承人，而是成为一个真正接近帝位的下任皇帝。在帝位继承人时期就获得“护民官特权”的还有图拉真，可图拉真是在44岁时才获得的，而马可仅26岁就已经获得了未来职位的保障。如果这不是皇帝因含饴弄孙赠予女婿的礼物，那还能是什么呢？另外，赋予生产不久的年仅17岁的女儿“奥古斯塔”的称号，也让我们看到了贤明皇帝安敦尼·庇护的另一面。
“奥古斯塔”（Augusta）是“奥古斯都”（Augustus）的阴性词，“奥古斯都”既是开国皇帝的名字，同时也代表着后来的历任罗马皇帝，所以“奥古斯塔”指的是“皇后”，而绝不是“太子妃”。若用拉丁语称呼“恺撒·奥古斯都”指的就是皇帝，而“奥古斯塔”就是“皇后”。如果只有“恺撒”一词，则指“皇太子”。此时安敦尼的妻子已经去世6年多了，宫中第一夫人的位置长期空缺，也不排除皇帝可能有填补空缺的考虑，然而丈夫尚且只是“下任皇帝”，妻子却提前一步荣获皇后才拥有的名号，这令马可的地位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哈德良皇帝之所以指定安敦尼为继承人，是因为安敦尼接受了把马可收为养子这一条件。然而，登上帝位的安敦尼很快就撕毁了哈德良为马可订立的婚约，而把自己的女儿芙斯汀娜推过来李代桃僵，时至今日，又为她罩上了“奥古斯塔”的光环。因为妻子的捷足先登，马可认为自己是先成了芙斯汀娜的丈夫，然后才获得的下任皇帝的资格。据说后来有人建议马可·奥勒留和芙斯汀娜离婚，可是马可回答说：“如果离婚，那么我必须交出帝位。”就这样，先帝哈德良早就为马可安排好的皇帝位置，结果却被安敦尼·庇护拿来做了女儿芙斯汀娜的嫁妆。
结婚的马可日常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获得“护民官特权”之后也同样如此。马可的皇宫生活从公元139年开始，直到161年安敦尼撒手人寰，其间经历了22年之久。如果从结婚后开始计算则是16年，这16年间夫妻二人共生了9个孩子，其中有4个未满周岁就夭折了，但如果加上公元161年出生的一对双胞胎，这个帕拉蒂尼山上的“甜蜜家庭”简直就是个幼儿园。
几点疑问
在这里，我想说一说内心里长期保留的疑问，共分三点：
一、自登上帝位开始，23年来，皇帝安敦尼·庇护的行动范围就仅限于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的地区，这难道对罗马帝国的未来没有影响吗？
二、对下任皇帝马可而言，这23年相当于从17岁直到40岁，为什么安敦尼没有让马可离开自己，到帝国的行省去体验生活呢？
三、在人的一生中，从精神到肉体，17岁到40岁之间都可谓是最佳时期。马可本人难道不曾向皇帝提出过请求，希望也能获得去地方上积累经验的机会吗？如果没有，那又是为什么？
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任何历史书籍或研究论文提出并回答上面的第一条疑问。
后世不吝以“五贤帝时代”这个词来称颂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庇护和马可·奥勒留五人的统治，时间则是从公元96年开始直到公元180年间的近一个世纪。只要是出生于这个时代的人，无论是罗马人还是希腊人，都会用“黄金世纪”（saeculum aureum）来称呼这一世纪。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用前三章对帝制时期进行总结，而真正开始讲述衰落与灭亡过程的第四章，是从马可·奥勒留死后，其子康茂德于公元180年登上帝位时起笔的。也就是说，吉本认为，罗马的衰亡是随着五贤帝时代的结束才开始的。不只是吉本，直到现代，盛行的观点都大致如此。正因为这样，也就没有人试图从安敦尼·庇护的统治中探寻后来罗马帝国的灭亡原因。实际上，如果只从表面现象看，安敦尼·庇护的确是个贤明的皇帝，在公元2世纪，当时他的罗马人同胞也认为安敦尼·庇护的统治具有“秩序支配下的稳定”（tranquillitas ordinis）的特征。后世的历史学家也曾叹息，说这23年间简直“无事可记”。
除了在不列颠及北非的极少数冲突，包括与国界外伺机而动的蛮族之间，罗马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战争。虽然有些继任者喜欢随意改变前任的人事安排，可安敦尼完全加以延续，没做任何改变，甚至连围绕着人事安排的情感变化都不曾出现，这种“稳定”代表了安敦尼的治国风格。人才录用的公正和战争的平息也使国家财政制度得以健全。既然国家财政保持着盈余，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去变更行省和地方自治体的财政秩序，因此，罗马帝国的城市核心与地方自治体也都能充分发挥功能。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9·贤君的世纪》中描述的安敦尼·庇护，就是在这样一位没有任何问题的时代里幸运地治理着国家的皇帝，也就是迄今为止的历史学家们认识到的贤明皇帝安敦尼·庇护的形象。
并且从理论上看，即使蛰居于首都罗马23年，安敦尼也仍有充分可能对整个帝国实施有效统治，因为这其实取决于组织机构能否迅速快捷地搜集情报和发送指令。送抵皇帝处的情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总督或军团长通过罗马派出的信使呈送而来的报告，另一种则是行省民众发出的请愿。而罗马的历任皇帝都致力于加强帝国的国有邮政制度，其水准之高在当时是毋庸置疑的。陆地上的罗马大道有如今天的高速公路，每个驿站都可以换马，日夜兼程。而海路上的每个港口都能保证信使换上最早出发的船只。直到1700多年以后发生了产业革命，人们才终于突破公元2世纪罗马人在安全和快捷两方面达到的信息传递水平。故而，当安敦尼指出“留在首都罗马这个帝国中枢能够掌握更多的情况，也方便依此做出决策或发布紧急命令”，宣布自己不会像先帝哈德良那样去帝国各地视察时，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批评意见。而且，皇帝安敦尼·庇护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也证明了自己的做法是无可指责的。后世的历史学家发出“一切顺利，无事可记”的叹息就是证据。
其实安敦尼内心的真实意图是不愿让自己犹如晚年的哈德良那样健康受损，所以才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而结果说明一切，尽管皇帝除了在上述两地工作和休息之外从不去周边地区，帝国却完美地发挥着功能。当然，这也是皇帝对监督的确从不懈怠的缘故，虽然他进行的只是一种遥控式的监督。我想也正是这种成功的结果导致了后世的历史学家没有去关注皇帝安敦尼23年仁政背后的各种因素，因为如果有人问：“难道这种管理不完美吗？”我们似乎也只能回答：“不，它很完美！”
身居意大利本土而能够顺利统治整个帝国的先例，比安敦尼更为彻底的是提比略。此人连首都罗马都放弃了，直接搬到了那不勒斯湾的卡普里岛上统治帝国。不过，虽然登上帝位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意大利本土，可是像他那样在成为皇帝之前就踏遍了帝国全境的人也是凤毛麟角。因为当年皇帝奥古斯都将责任重大的职位赋予了妻子利维娅带过来的与前夫生的提比略和杜路苏斯两兄弟，把尚且年轻的他们送往各地的战场。提比略未能涉足的地方，恐怕只有北非了，也就是说，在56岁继皇帝位时，他已经积累了充分的实际经验。在这方面，仅仅在小亚细亚担任过行省总督的安敦尼不可与其同日而语。而且，提比略同样没有忘记在情报的搜集和命令的下达方面开动脑筋。在气候恶劣的冬季，卡普里岛有沦为孤岛的危险，这时提比略会选择离开，搬到那不勒斯湾西侧米塞诺海军基地附近的别墅里。这里和海上的联系很方便，并且同首都罗马之间有阿庇亚大道相连。很明显，这是为了避免情报断绝而采取的措施，而最后他也是在这座别墅里离世的。
帝国初期提比略皇帝能做到的事，帝国鼎盛时期的哈德良皇帝当然也不会做不到，因为紧接着他登上帝位的安敦尼事实上就采用了同提比略相似的方式来治理国家，而且安敦尼和提比略在位的时间同样都是23年。可是，为什么只有哈德良不惜折损自身的寿命，呕心沥血地到帝国各地去视察呢？
第一，他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了知识与经验的关系上。
有一句格言：“智者学习历史，愚人学习经验。”可是我认为，如果想成为智者，历史和经验两方面缺一不可。“历史”也可以说是书籍，学习它的好处在于能对自古至今人们无比丰富的思想与经验进行再体验，这些知识是一个人穷其一生也不可能直接获得的。而另一方面，我们自身的“经验”会告诉我们怎样灵活运用这些依靠再体验而获得的知识。也就是说，书本上学来的东西只有和现实体验相结合才能成为可以灵活运用的知识。树立起这样的指导思想以后就会明白，那种认为只要依靠正确情报就能采取适当对策的论调，不但是过于依赖了没有知识含量的情报，而且制定出的对策也是充满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