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出于他对于情报本质的认识。
情报不可能自动汇聚，在搜集情报阶段，人为因素的掺入是无法避免的。情报负责人只搜集和呈送他们自己认为重要的情报，也就是说，在搜集整理阶段就已经掺杂了个人对问题的认知标准，即忧患意识，而且还不止于此，在接收情报加以利用的阶段，个人的忧患意识就更无法回避了。即使在现今的计算机时代，这一点仍旧没有丝毫改变。哈德良之所以选择了身体力行、眼见为实的做法，可能就是因为他谙知情报的这一性质。因为不管是多么优秀忠诚的部下，也未必具备与他完全一致的忧患意识。
第三，在于他对合理与不合理的关系的认识。
他通过亲自巡回视察来重建帝国的安全保障体系，是“合理”的。相对的，他检阅承担防卫任务的兵士，对他们承受边境不便生活的苦劳表示慰问，用“你们挑起国家安全的重担”等豪言壮语去激励他们，所有这些都诉诸感性，因而是“不合理”的。众所周知，战场上的胜利必须依靠主力，但如果没有辅助力量从旁策应，主力就不可能运用得完美。合理与非合理的关系也是如此。对驻扎在边境上的军士而言，能够亲眼看到身兼最高司令官的皇帝、亲耳听到皇帝讲话的机会，无疑一生只有一次。罗马帝国疆域辽阔，防线漫长，由于当时的交通情况所限，纵然是哈德良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视察同一地区。
罗马帝国是多民族国家，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跨国公司。总裁毫无遗漏地巡视分散在各个国家的分公司和当地法人，一旦发现问题立刻提出解决办法并加以实施，选拔负责人时也本着人尽其才的原则，发现了值得提拔的人才以后，不分人种和民族一律录用。——跨国公司的这些做法也是哈德良在20年间的国家治理中不断思考并加以推行的政策方针。
而与此相对，安敦尼·庇护则类似于蛰伏于公司本部、根据搜集到的各种信息来管理跨国企业的总裁。他的全部海外经历只不过是董事时期曾在一家分公司担任过总经理而已。尽管如此，由于皇帝在位时期国泰民安，所以也没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质疑。当皇帝75岁故去时，整个帝国都沉浸在哀思之中。
接下来是第二个疑问。在安敦尼·庇护在位的23年间，对下任皇帝马可·奥勒留而言，就是从18岁直到40岁之间的时光，安敦尼为什么没有让马可离开自己，到帝国的行省和边境去体验生活呢？
虽然以前的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不曾关注过这个问题，可我还是找到了一位和我同样持有这个疑问的人。他就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安敦尼·巴勒（Anthony Birley）教授。据这位英国学者计算，马可真正离开皇帝安敦尼的生活可以说只有2天。23年乘以365天得到的结果超过8300天，可是马可只拥有2天自己独立的生活。该教授认为，皇帝安敦尼已经安排下任皇帝即自己的女婿马可充分参与了中央的政治生活，再加上帝国基本维持了和平，他可能觉得没有必要让马可再去边境地区进行实地体验了。不过，只要想一想马可成为皇帝以后需要面对众多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们也可以说，安敦尼的这种做法是“应该加以批评的”。
我心中的第三个疑问，就是在皇帝安敦尼身边生活，从18岁到40岁之间，难道马可自己不曾主动要求过到地方上去积累经验吗？对此问题，安敦尼·巴勒教授一句话也没提。罗马时代的“家长权”十分强大，是不是养子马可只能遵从“父皇”的意见呢？
可是，在罗马的“儿子”里面，也有不少反对“父亲”的。当年在跨过卢比孔河的恺撒麾下，就聚集着元老院元老的儿子们，以致西塞罗发出悲叹，称当时是“儿子张弓瞄准父亲的不幸时代”。西塞罗的儿子也是恺撒的拥护者，结果西塞罗只好把这个儿子送往希腊留学，以免他卷入内乱。而且，罗马时代人们在18岁到40岁的这个时期，和现代迥然不同。如果是一名军团兵，那么此时20年的服役期即将结束，他会带着退职金开始自己新的人生。难道说，即使在这样的人生阶段，马可也一直遵从着“父亲”的安排吗？
我认为，解开这个谜题的钥匙应该隐藏在此间马可和恩师弗龙托频繁的通信中。很遗憾，这些信件还没有译文，每当阅读这些信件时，马可的形象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诚实好学，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能够毫无抵触地接受别人教给的知识。好学生，重视家庭生活。身为皇帝，有着率先垂范的强烈自觉，对于自己的引路人充满深厚的敬爱之情。
马可忠实地恪守师长的教诲，在观赏有如现代一级方程式的四马战车竞速比赛时，也绝不倾向于任何一方。看来所谓的帝王教育，还要求接受者必须做出巨大的牺牲。然而，在这些工工整整的信笺中，我们却丝毫没有发现一个年轻人应该具备的强烈的独立精神，而当时人们对贤明的马可·奥勒留皇帝的唯一批评，就是他的“虚伪”。
不过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是，或许登基前的马可和安敦尼一样，都不具备哈德良的那种忧患意识。现在我们只要用罗马大道的整修做比喻，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罗马的工程技术人员曾夸下海口，说他们铺设的是一条100年也无须整修的大道。可是，他们所谓的“无须整修”，指的是不必像尤里乌斯·恺撒、奥古斯都以及图拉真那样，把道路最上层的铺路石全部掀开，重新对四层路基进行整修。工程师们的意思绝不是说道路不用进行日常维护。事实上，每一条罗马大道都设置了一种名为“驿长”（curator）的官职，专门负责日常维护等必需的小规模工程，以使道路时刻保持完美的状态。
哈德良的治国方式就如同奥古斯都对弗拉米尼亚大道进行全线整修。距哈德良100年后出现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曾说，直到他那个时代，哈德良重建的军事体制仍旧在充分发挥功能。
虽然真正的大修100年进行一次就已经足够，但日常的维护必不可少。安敦尼·庇护也好，马可·奥勒留也好，恐怕都对这种“日常维护”的必要性缺乏自觉。晚年的哈德良变得性情暴躁，难以交流，所有人都对他敬而远之。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即便是对他毕生事业具备理解能力的人，也不能真正理解他，所以他才深感绝望和愤怒。顺便说一下，马可在《沉思录》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表达自己对安敦尼的温馨回忆，而对哈德良却只字未提。我认为，一个人和别人之间能否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可能并不在于他社会地位的高低，也不在于他掌握知识的多寡，而是在于他对那些日常生活细节的内心感受。
各位读者可能以为，本册故事会上承《罗马人的故事09·贤君的世纪》，以马可·奥勒留的统治为开篇，肯定想不到我竟然用如此之长的篇幅做铺垫。可是，如果不把这些背景叙述清楚，我们就无法谈论登基后的马可。因为和安敦尼时代“秩序支配下的稳定”截然不同，到了马可·奥勒留时代，棘手的问题变得堆积如山。
作为罗马帝国口碑最佳的皇帝，关于马可·奥勒留的传记和评论也为数众多。这些文字对马可的一贯评价是，他虽生于艰难时世，却是一位全力以赴、坦率处理所有难题的贤明皇帝。尽管他死后罗马帝国很快滑向衰亡的下坡路，但那也是从他那无德无能的儿子康茂德登上帝位之后才开始的。也就是说，成为皇帝的马可·奥勒留连遭不幸，所以他在《沉思录》中流露出了失意与忧愁也事出有因。然而，我怎么也不能接受这种简单的解释，因为我认为皇帝马可·奥勒留必须面对的众多难题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一、像天灾这种任何人都无法预测的问题。
二、在安敦尼·庇护统治的23年间，如果始终怀有忧患意识的话有可能预测到的问题。
三、马可在登基之前，从18岁到40岁的时间里，如果去积累实际经验，那么做了皇帝以后的他可能改变对策的战略战术问题。
四、时代的变化问题。
在此希望读者阅读本书时能把这四种问题放在脑海里。这并不是说皇帝马可昏庸无能，而是恰恰相反，这有助于大家更深刻地体会连贤明卓越的马可皇帝都不得不饱尝的苦恼。
皇帝马可·奥勒留
公元161年3月6日，在罗马近郊别墅里小住的皇帝安敦尼·庇护，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两天之后就去世了。与23年来国家“秩序支配下的稳定”相映照，他像睡着一样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再有半年皇帝就75岁了，深感自己阳寿已尽的他只来得及留下一句遗言和一道指示。遗言的内容是国葬不要过于奢华，而最后的指示则是吩咐侍臣把应该放在皇帝卧室中的幸运女神金像搬到马可的卧室中去。他这样做只表示一个意思，即下任皇帝是马可。
当一个家庭里的长辈离世，首先要安排的就是死者的葬礼，帝王之家当然也不例外。安敦尼的养子和继任者马可的任务就是为“父亲”安敦尼举行国葬。然而马可并非单枪匹马，而是和比自己小9岁的弟弟路奇乌斯共同主持此事。当年安敦尼接受哈德良的要求，同时收养了马可和路奇乌斯两个人为养子，然而在安敦尼·庇护治世时，只有马可被提拔到权力中枢，路奇乌斯则是配角，形象模糊，差距明显。因而在出席国葬的元老院元老们看来，兄弟二人只是在父亲的葬礼上同时出现而已。
随着遗体火化完毕，国葬也就宣告结束。安敦尼生前作为最高统治者为国操劳，死后还想继续守护罗马国民，所以当他的骨灰被安放到哈德良陵墓（Mausoleum Hadriani）后，两个养子还有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那就是提请元老院通过决议，将亡父神格化。
马可·奥勒留时代的罗马广场（带有※的为帝国后期建筑物）
可是在罗马，连败者的神明也能获得类似公民权一样的存在资格，所以尽管说是提请决议，也只不过是让罗马人多达30万的神明多出一个而已，而并不是要树立一个像一神教的那种万能的神明。
实际上，前任皇帝安敦尼·庇护的神格化很顺利地就实现了，因为早在马可提出请求前，元老院就已经全票通过了该决议。这和哈德良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元老院在安敦尼提出请求前，就迫不及待地通过了拒绝将哈德良神格化的决议，以至于安敦尼为推翻决议不得不苦苦哀求，几乎流下了眼泪。这是因为哈德良个性独断，在任内总是离开首都外出视察，而元老院则喜欢凡事与自己沟通的皇帝。安敦尼·庇护在位期间一直住在意大利本土，做决策时也一贯尊重元老院的态度，所以最后享受优待也是理所当然的。
神格化的同时，还要建设供奉升格为神的前任皇帝的神殿。献给安敦尼·庇护的神殿竟然建在了罗马的中心地带罗马广场。在罗马按照王政、共和、帝政依次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罗马广场一直是政治、经济、司法和行政的中心地带，很像是现在的国会，元老院也位于此地。帝政时期的皇帝们先后建设广场，中心地带不断扩大，但只要一听“罗马广场”这个词，就连从未到过罗马的偏远行省的居民也会立刻知道，这一带就是罗马帝国的发源地。皇帝和元老院的关系类似于今天的总统与国会，而元老院居然以全票通过将“安敦尼和芙斯汀娜神殿”建在罗马的中心地带，也进一步证明了安敦尼与元老院的关系十分融洽。作为继任者，马可直到40岁都一直围绕在安敦尼身边，政务处理能力不输给任何人，毫无疑问，元老院的元老们也相信马可治国期间会像安敦尼一样，继续维持“秩序支配下的稳定”。
两位皇帝
皇帝的登基典礼在元老院会堂举行。既然是仪式，就有一套既定的程序。首先，由元老院的全体元老派出一位代表，面向前任皇帝指定的继任者发出邀请，请他就任皇帝。而被邀请的人则需表示自己无力承担此项重任，予以回绝。于是元老代表只好再次发出请求，对方此时才可以正式接受邀请，同时向元老们宣布自己出任皇帝将要采用的名称。
登基典礼至此才算宣告结束，因为不管怎么说，罗马的正式统治权仍属于罗马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权的拥有者，罗马帝国的皇帝只是接受他们的任命，代为治理国家。
可是，那一天的典礼打破了这套既定的程序。因为马可当场宣称，要接受登基邀请的不能只有他自己一人，而是他和路奇乌斯两人。
这可完全超出了元老院的预料，元老们都难掩惊讶之情。因为在罗马的帝政时期，还不曾有过同时拥立两位皇帝的先例。然而，马可那静静伫立着的沉着姿态，表现出了深思熟虑后的坚定决心。于是元老院的代表只好同时向40岁的马可和31岁的路奇乌斯两人发出登基邀请。两人也依照惯例，拒绝过一次之后接受了邀请。两位皇帝还公布了自己的正式名称，如下：
马可——“皇帝·恺撒·马可·奥勒留·安敦尼·奥古斯都”（Imperator Caesar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
路奇乌斯——“皇帝·恺撒·路奇乌斯·奥勒留·维鲁斯·奥古斯都”（Imperator Caesar Lucius Aurelius Verus Augustus）。
请各位注意，在两人的正式名称中，都含有“皇帝”“恺撒”“奥古斯都”这三个词。“恺撒”和“奥古斯都”应该不必再解释了，而意味着最高司令官的“皇帝”一词，当年终身独裁官尤里乌斯·恺撒使用了这个名称并得到元老院的承认以后，自奥古斯都开始的后代历任皇帝都在自己的名称前冠上了这个词，意思是说虽然与尤里乌斯·恺撒没有血缘关系，但罗马帝国的历代皇帝都是这位实质上的首位皇帝的继承人。
那么，马可·奥勒留为什么要突破先例，毅然决然地实行两帝共治制呢？而且两人还不是“首席皇帝”和“次席皇帝”的关系，而是拥有同样的权威与权力、完全平等的两位皇帝。
一、共同享有代表皇帝的“恺撒·奥古斯都”的称号。
二、共同享有罗马军队最高责任者的“全军最高司令权”。
三、共同享有保护一般公民权利的“护民官特权”。
马可·奥勒留
路奇乌斯·维鲁斯
四、共同享有“第一公民”的称号，意思是公民中的“第一人”。
罗马没有专职的祭司阶层，所以他们二人唯一不能共享的，是由皇帝兼任的大祭司。依据罗马的传统，这个职位只能由一人担当，于是马可·奥勒留单独就任了大祭司。
我想当哈德良要求安敦尼收养尚处于少年时期的马可和路奇乌斯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过让这两人同时就任皇帝，而是认为马可体质孱弱，一旦出现意外，路奇乌斯就可以顶替马可，履行皇帝的职责。后来安敦尼·庇护即位，把意味着下任皇帝的“恺撒”称号只授予了马可一人，也很明确地表明了将来只让马可一人登基。而元老院也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可·奥勒留即位之后，再把“恺撒”的称号授予弟弟路奇乌斯，明确弟弟下任皇帝的地位。
可是现在，马可做出了与路奇乌斯共享帝位的选择，这是为什么呢？
在《沉思录》中，某些内容涉及了罗马帝制的反对者，即“反体制派”的人们。马可通过塞维鲁斯知道了这些人，并一一列举出了他们的姓名。除了其中一个，其余的都是元老院元老。我想，研究马可·奥勒留对这些“反体制派”的记述，应该是了解他当时思想的一个有效手段。
马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为了和历史上的大加图相区别，史称此人为小加图。西庇阿·阿非利加（约公元前235—前183）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击败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此后一直享有救国英雄的荣誉，是大加图基于“共和制的罗马无须英雄”的信念，将其拉上法庭，使其失去政治势力。小加图是大加图的后代，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同样是彻底的共和主义者。于是理所当然，小加图发誓要打倒的敌人，只能是尤里乌斯·恺撒。这个人有名的地方在于，他与恺撒作战失败，逃到了乌蒂卡，明知投降就能获得赦免，却依然慷慨赴死。他并没有服毒或割腕，而是选择用切腹的方式自杀，悲壮的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马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小加图的侄子，同时也是小加图的女婿。此人执迷于斯多葛学派的哲学，是共和主义者，元老院派领袖。公元前44年3月15日，布鲁图暗杀了尤里乌斯·恺撒。两年以后，在希腊的腓立比郊外，他同恺撒派的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组成的联军展开激战，败走途中，刎颈自杀。
托拉塞亚·佩多斯——是帝政时期有名的共和主义者卡艾奇纳·佩多斯的女婿，此人撰写了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小加图的传记。在每年布鲁图的诞辰日，他家都要举办庆祝宴会。当尼禄下令杀掉母亲阿格里皮娜时，他从元老院退场以示抗议。这一举动当然会引起尼禄的愤怒，最后佩多斯被迫割破自己的血管自杀。
埃尔维狄乌斯·普利斯库斯——托拉塞亚·佩多斯的女婿，斯多葛学派哲学家，曾受到岳父的牵连而入狱，获释后毫无顾忌地四处宣讲自己的共和主义主张，招致了皇帝韦斯帕芗的不满，被以图谋推翻帝政的罪名处以死刑。
普鲁萨的狄奥——图密善时代到图拉真时代的最有名的辩论家，他并没有隐瞒自己共和主义者的身份，但在《沉思录》里提到的共和主义者中只有他活了下来。
即使在帝政时期，人们也不会仅仅因为憧憬共和而遭到镇压。比如小加图就一直敌视恺撒，再比如布鲁图的投降也被恺撒接受。恺撒曾给立场对立的共和派雄辩家同时也是自己友人的西塞罗写信，其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从我手中重获自由的人，哪怕再次用剑指向我，我也绝不后悔。不管面临何种状况，我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活，因此我也认为别人也当以此为准则。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是恺撒的后继者，也是他的养子。在奥古斯都统治下，罗马刊行了被共和派视为“圣经”的西塞罗著作全集。历史学家李维从不掩盖自己共和主义者的身份，而奥古斯都却戏称他为“庞培迷”。而庞培和小加图、西塞罗以及布鲁图一样，都属于反恺撒派，后在与恺撒的法萨卢斯会战中败北。
也就是说，在罗马帝政时期，人们只要没有推翻现行体制的行为，大可以自由向往共和。可是，如果作为帝国象征的皇帝本人也对共和政体态度暧昧的话，情况就会出现微妙的不同。因而皇帝马可·奥勒留似乎也只能在并无刊行计划的私人笔记《沉思录》中，悄悄记下这些“反体制派”的名字。我想，即使只从这一行为来看，也不难理解马可推行两帝共治制时的心情。罗马在共和时期，公职的特性之一就是复数并立制度。除了大祭司职位以外，就连职位最高的执政官也都是由两人共同担任。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到一个人手里。那么实施了帝制以后，只有皇帝是一人制，理所当然，皇帝一人集中了权力。恺撒和奥古斯都都认为，如果不推行这种专制体制就不可能成功管理这样的大帝国。这虽然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可假如有人认为不论何种理由都不该垄断权力的话，那么在这种帝制之下，他只能加入反体制的阵营。即使在罗马的帝制政体稳固以后，共和主义者依然层出不穷，因为帝制下的共和主义已经成了理想主义。既然人称马可·奥勒留为“哲学家皇帝”，那么他也应该是个理想主义者。我想就是这个原因，最后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两帝共治事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帝国能否在这种体制下发挥功能。
皇帝路奇乌斯
两位皇帝共同统治国家无比顺利地开始了。元老院起初虽然错愕不已，但他们还是正确理解了马可推行这一制度的真正意图。本来对此事漠不关心的士兵和普通公民也都同样友好地接受了这一结果。按照皇帝即位后的惯例，在访问首都附近的近卫军军营时，两位也是共同出场，他们还同样按惯例给近卫军发放了赏金。至于庆典时送给普通民众的礼物，如在圆形竞技场（斗兽场）举行角斗比赛，或者在大竞技场举行四马战车比赛，两位皇帝也是同时出现在并排的贵宾席上。和70多岁死去的安敦尼皇帝相比，40岁的马可和31岁的路奇乌斯给人一种鲜活的感觉，民众十分满意。
路奇乌斯·维鲁斯并没有像马可·奥勒留那样接受过正统的帝王教育，不过“养父”安敦尼也让这个“儿子”成了一名“光荣的公职人员”，即23岁时就任财务监察官，24岁第一次就任执政官。安敦尼·庇护过世的公元161年，执政官正巧是马可和路奇乌斯二人，当时马可是第三次任执政官，路奇乌斯则是第二次。安敦尼·庇护肯定以为自己已经让哈德良托付的两个孩子充分积累了政务经验，可是，路奇乌斯·维鲁斯直到31岁时既没有军旅生活的经历，也没有离开过意大利本土，在这一点上，马可和路奇乌斯两人简直毫无二致。
至于这个路奇乌斯的性格，一言以蔽之，可以说具备着一般次子性格的优点。他没有长子型的马可那种强烈的责任感，却有着奔放豪迈的性情。如果说我们从马可与家庭教师弗龙托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自我控制下的坦诚，那么这个路奇乌斯的坦诚就完全是自然流露出来的。路奇乌斯并不是十分好学，但他也知道自己必须具备出类拔萃的教养。
并且，与自幼丧父的埃里乌斯·恺撒相仿，路奇乌斯也生有一副令女性倾倒的纤美容貌。虽然不能无视他略微狭窄的额头，但额头下面却是一张瓜子脸，所以他用哈德良式的大胡子遮住下巴来改变这种脸型带来的纤弱形象。其实后来罗马历任皇帝都在模仿哈德良的大胡子。
对皇帝安敦尼而言，路奇乌斯即便成了“光荣的公职人员”，也仍然不是马可之后的候补皇帝。简单说来，他只是个板凳队员，本来与安敦尼的女儿芙斯汀娜订有婚约，这是哈德良早就安排好的，可是后来安敦尼把芙斯汀娜改许给了马可，对路奇乌斯的婚姻就不再问津了。
结果现在路奇乌斯·维鲁斯已经31岁，却仍旧是个没有订婚的单身汉。不过，这一点发生在皇帝身上却正好是个优点，整个罗马的女性都为这个年轻的光棍皇帝而疯狂。
最值得浓墨重彩予以书写的，是这个路奇乌斯对马可的感情。待遇的差距往往造成羡慕和怨恨，可是路奇乌斯却完全不以为意，反而似乎认为兄长马可本该处处领先才是。两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的确情同手足。
路奇乌斯性格和善，即位之后仍旧和马可一样，与恩师弗龙托保持着书信往来。所以从弗龙托的角度看，两个弟子同时登基，真是让人又高兴又自豪。而皇帝幼时的教育居然是由来自偏远行省的人负责，这也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极好的理由，说罗马是一个世界主义国家。
而从马可这方面看，登基的公元161年是于公于私都忙得不可开交的一年。
首先，8月31日，妻子芙斯汀娜生下了一对双胞胎，这样40岁的马可就已经有过11个孩子。可是11个孩子中的4个不到1岁就夭折了，这一年出生的双胞胎中也有一个在5岁时死去，长大成人的只有5个女儿和这对双胞胎中的另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后来即位的皇帝康茂德。到第二年，即公元162年，马可家又诞生了一个女婴，随后又有婴儿降生但很快死掉了，如果加上公元170年最后出生的女儿，马可前后共生养过14个孩子。看来，哲学家皇帝在制造继承人这个问题上，也和哲学方面的思考一样认真。然而在政务方面，仅凭认真是远远不够的。
饥荒与洪水
他们遭到的第一个灾难，就是农作物的歉收。或许是公元161年的气候就不正常，往年的夏季几乎不下雨，而这一年的雨天却格外多。这当然会影响农作物的收获。罗马人的主食是小麦，这些小麦除了从埃及、北非以及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购入之外，意大利本土也有出产。可是这一年小麦颗粒无收，并且葡萄、水果和蔬菜等其他农作物也受到了严重打击。灾民的悲号传到首都，即位不久的两位皇帝只能埋头商讨对策。然而祸不单行，到了秋季，台伯河水又出现了严重泛滥。
现在的台伯河因两岸筑有高高的堤坝，中间的河水缓缓地向下游流淌。然而这样的护岸工程是19世纪才建设而成的，在这之前的台伯河水是直接流过两岸人家的房前。如果沿着台伯河的东岸向下游走，与曾经的哈德良陵墓“圣天使堡”相对，西岸鳞次栉比的房屋尽收眼底，比沿河岸修筑的车道还要低五六米。现代的护岸工程修筑前的台伯河岸也就是这个高度。
罗马现在的纳沃纳广场就是当时的图密善竞技场，今天仍旧能看到通往竞技场入口的大门已位于地面以下。而附近的万神殿是至今唯一保持完好的罗马时代的建筑物，当时需要登上台阶才能到达神殿入口，但是现在，游客必须走下万神殿前面广场的缓坡，才能进入神殿的内部。这是因为只有万神殿存留至今，而周围的古代建筑早已崩塌，被掩埋在地表之下，后来各朝代又在上面大兴土木。台伯河向西弯曲，东边的陆地在罗马时代是公共建筑比较集中的地区，被称为马尔斯广场（Campus Martius，即战神广场），尤其在这一带，现在的地下一层实际上是古代的地上一层。每当人们修建地下停车场时，随便一挖就会挖到地下古迹。所以人们只好把汽车停在路边。如图所示，台伯河水泛滥时，容易受灾的也正是这一带。
公元2世纪后半期的罗马地区（带有※的为帝国后期建筑物）
因此，尽管有常任官员专门负责台伯河岸的整修，但帝国的首都罗马仍旧不能避免洪灾，尤其是在马可即位之初的这一年，洪水尤其肆虐得厉害。虽然没有造成公共建筑的倒塌，但洪水的消退相当耗费时日。
正当焦头烂额之时，叙利亚行省总督的紧急报告又接踵而至，帝国的东方有危险的动向。不难想象，对帕提亚国王而言，罗马皇帝的更替期正是发起军事行动的绝好时机。这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并非不可预知。然而，这一年帕提亚军队对亚美尼亚的进攻却完全超出了罗马军队的预料。
东方战云
罗马人对情报的搜集从不懈怠，所以情报并不短缺。当时罗马帝国和帕提亚王国以幼发拉底河为界相互对峙。无论哪一段的罗马防线，都允许内外居民往来通商，是“开放的国境”，而在幼发拉底河防线，这种倾向就更为明显。罗马境内的东方都市，无论是安提阿还是大马士革，或者帕尔米拉，都依靠与东方的贸易生存。
另外，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中间地域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这一带，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遗留下来的希腊人建起很多城市。而幼发拉底河西侧广阔的罗马帝国境内，主要都市的居民也都是希腊人的后裔。对这些人而言，所谓防线是两国发生军事冲突时才在意的东西，而在和平时期，几乎等同于没有。
因此情报就可以自由传递。在幼发拉底河上来往的人，容貌、服装、语言等完全相同，就连派遣间谍潜入帕提亚王宫，也并不是什么难事。而帕提亚在罗马皇帝更替时期发起的挑衅也一再重复，甚至到了令人感到愚蠢的地步。可是这一次，位于安提阿的叙利亚总督府还是大意了。为什么呢？自从哈德良皇帝重建帝国防卫制度，东方的防线坚如磐石，持续了44年的和平或许已经太久了。
帕提亚国王沃洛吉斯四世率军侵入的地区，并不是幼发拉底河以西广阔的叙利亚行省，而是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即位于帕提亚王国北方的亚美尼亚王国。罗马的传统政策是利用结盟的亚美尼亚去牵制帕提亚，所以历代罗马皇帝都十分期待亚美尼亚的王位掌握在亲罗马人士的手中。
然而，相对于罗马，亚美尼亚在文化上更从属于帕提亚。因此，出于现实考虑，尽管附加了国王必须是亲罗马人士的条件，罗马的领导阶层却也不得不认可由帕提亚王室成员出任的亚美尼亚国王。而帕提亚之所以接受“亲罗马人士”这一条件，也不外乎是惧怕罗马的攻击能力。因此，一旦出现可乘之机，帕提亚经常要挑起事端。
攻入亚美尼亚境内的帕提亚军队进展神速，他们围攻首都，并利用不安的居民发动叛乱，成功驱逐了亲罗马的国王，拥戴反罗马的帕科鲁斯取而代之。而罗马当然无法对这样的事态袖手旁观。
只是叙利亚的行省总督对峙的是拥有庞大军事组织能力的帕提亚王国，所以罗马帝国赋予了他远超于其他行省总督的权力。其他行省总督只具备本行省驻军的指挥权，而叙利亚的行省总督则是幼发拉底河防线上卡帕多西亚、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4个行省的总负责人。所以每到紧急时刻，除了驻扎在自己任职地叙利亚的3个军团，还有卡帕多西亚的2个军团、巴勒斯坦的2个军团、古代的阿拉伯即今天的约旦地区的1个军团，共计8个军团都会归入叙利亚行省总督的麾下。
马可·奥勒留时代的幼发拉底河防线
这里有一点需要事先明确，那就是记述安敦尼·庇护和马可·奥勒留两位贤君40余年统治的文献史料格外稀少，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只能进行“大概如何如何”之类的推测。那么这一段的史料为什么稀少呢？
所谓的文献史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当事人自己书写的。
第二种是与当事人相对立的人写的。
第三种则是“局外人”写的。而所谓的局外人，当然有除当事人以外的同时代的人，而且在空间上，也包括远离首都罗马的偏远行省的居民，在时间上，则包括100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阐述以往历史的人们。
那么这三种文献史料在各个时代是以什么样的作品表现出来的呢？
我认为公元前1世纪正是拉丁语散文的黄金时代，因为以上三种文献史料都充分存在着。
第一种文献史料的代表为尤里乌斯·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
第二种文献史料的代表则是西塞罗的所有著作。西塞罗这个人简直可以称为书信狂，以推心置腹的阿提库斯为首，从恺撒到布鲁图都是他的通信对象。因此，西塞罗的著作和恺撒的著作一样，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只要第一种史料和第二种史料内容充实，深受其影响的第三种史料的质量也绝不会逊色。这包括可视为优秀文学作品的撒路斯提乌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公元前86—前34年，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主要作品有《喀提林阴谋》（Conspiracy of Catiline）、《朱古达战争》（Jugurthine War）。——译者注]的两部著作，以及出自恺撒部将之手的《亚历山大战记》《阿非利加战记》《西班牙战记》等。如果同时代人的记录很丰富的话，那么几百年后的人们就会很容易地阐述过去的历史。即便是对2000年后关注罗马的我们而言，那一政局动荡的时代同时也是文献史料最为丰富的时代。
这是因为该时代的当事人尤里乌斯·恺撒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至少他本人感觉到了辩护的必要性。如果想用言论作为武器，那么只有让自己的支持者理解事件经过，并说服那些态度尚不明朗的人才能做到。文笔不凡的恺撒知道，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客观叙述比自我辩护更有效果。因此，记述的虽然是他自己的言行，但他没有用第一人称“我”，而是用第三人称“恺撒”。因此，尽管著名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是恺撒的自辩书，但人们还是将其视为最重要的历史资料。
那么，恺撒为什么认为有自我辩护的必要呢？具体到《高卢战记》，因为恺撒有必要向元老院和罗马公民说明为什么罗马必须去征服高卢。当时小加图义正词严地指责恺撒，说他不等元老院做出决定就擅自攻入高卢，这就是无视元老院的证据，所以应该解除恺撒的总督职务，把他交给被他击败的日耳曼人。对恺撒而言，如果不想垮台的话，绝对应该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
而执笔《内战记》的目的，则是把他渡过卢比孔河的行为予以正当化，而他这一次并不是没有元老院的许可而出击蛮族。卢比孔河虽然仅仅是一条小河，却是罗马本土与北意大利行省的边界。依照规定，罗马将军不得率军由此南下，带领第十三军团一起渡过卢比孔河的尤里乌斯·恺撒已经触犯了罗马的国法。罗马人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建成法律体系的民族，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法治国家。面对这样的民众，恺撒当然有必要说明自己为什么不得不触犯国法。
当权者如此热衷于舆论战，反对派当然也不会沉默。在军事方面，反恺撒派的头面人物是庞培，在元老院，小加图主导了论战，而西塞罗的著作则为反对派提供了理论支持。西塞罗撰写了一篇名为《论加图》的文章，歌颂小加图剖腹自杀的壮烈行为，转眼之间，恺撒也发表了《反加图论》一文，对西塞罗的观点予以回击。这个时代的确是武力称霸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唇枪舌剑的论战时代。
公元1世纪初，既不是武力称霸的时代，论战的风气也逐渐衰退，帝政开始走向前台。为使自己不像恺撒一样遭到谋杀，奥古斯都一方面公开宣称共和政体的回归，背后却稳固扎实地推行帝政。狮子披上了斑马皮，暂时按捺住百兽之王的咆哮。也就是说，对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而言，大张旗鼓地出版自我辩护的书籍，恐有此地无银之嫌，在政治上反而对自己不利。他留下的《圣君奥古斯都功业录》（简称《功业录》）只是列举了他统治期间传给后世的一些无关痛痒的措施。
当权者推行怀柔政策，反对派也就失去了锐气。所以说，“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已经剥夺了反对派的存在理由。因为在万千人面前，帝政也能维持罗马国家正常运转的事实得到了充分展示。我认为，在想象力方面恺撒可能略占上风，但在推行政策方面，奥古斯都的手腕无疑更加巧妙。
可是，到了公元1世纪中期，随着帝政的稳固，狮子开始掀掉斑马皮。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当事人的话语权增加了，而是因为皇帝们已经没有必要再为自己辩护了，而反对派也不得不承认帝政更适合于统治辽阔的疆域，不再采取反体制的行动。不过，他们虽然不再反对皇帝的统治体制，但当皇帝出现不胜任的情况时，他们也不会噤若寒蝉。这种体制内反对派的代表是塔西佗，此人被视为帝政时期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其著作充满了悲观情绪，虽然有些令人望而却步，但的确是忧国之士的真诚呐喊。悲愤真可谓杰作之母。
公元2世纪是五贤帝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出现的历史著作本应为数众多，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9·贤君的世纪》中一开始就叹息有关图拉真皇帝的史料过于稀少，其实，这也是很多历史学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首先是作为当事人的皇帝们的言论。不过贤明的皇帝们连“必要之恶”都没有沾过，所以他们也的确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只有哈德良皇帝曾经从事过“必要之恶”，所以他写过回忆录，目前却已经散佚。而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并没有记载试图向他人表达的事项，在该书中没有“他人”存在的空间。
如果连当事人都是这种状态，那么塔西佗自然也就失去了阐述事实的兴趣。而这些事实也表明，对皇帝们表示不满的人几乎没有。也就是说，文献史料极度缺乏。后世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得知这些人当时的业绩，主要是因为在19世纪人们关注的不仅是文献，而且也包括碑文和货币。从历史著作的角度看，平安无事的稳定时代注定也是史料歉收的时代。
那么，当动荡年代再次到来时，历史著作就会显现活力吗？也不能简单地得出肯定的结论。思维如同肌肉，需要不停地锻炼。换句话说，就是一旦长期疏于思考，感觉也会变得迟钝。
现在让我们回到公元161年。当时叙利亚的行省总督是阿提狄乌斯·科内利安努斯，此人老迈年高，已经决定退休，每天都在等待新皇帝任命的下任总督到达。因为安敦尼时代的史料欠缺，我们无法得知此人承担叙利亚行省总督的重任已经多久了。不过，安敦尼·庇护只要觉得一个人能够胜任职位，就会毫不在意地让他一直做下去。以往曾有先例，相当于罗马市长的“首都长官”的职务竟然被同一个人占据了20年之久，直到这位“首都长官”本人提出了隐退的要求，安敦尼才让别人取代他。
我想，不论是多么称职的官员，在同一职位上停留10年、20年绝非良策。历史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安敦尼·庇护是对人事安排轻易不做改变的皇帝。在习惯于安定生活的时候，突然传来的帕提亚国王亲率大军入侵亚美尼亚的消息，显然是叙利亚总督科内利安努斯最不愿听到的。不过，既然已经知道了，那么他就有采取行动的义务。
作为东方防线的最高负责人，科内利安努斯命令卡帕多西亚总督塞达狄乌斯·塞维利安努斯率领两个军团中的一个进攻亚美尼亚，迎击帕提亚大军。
对卡帕多西亚的驻军下达的迎击命令本身并没有问题，因为负责守卫卡帕多西亚行省的两个军团的基地都位于亚美尼亚国界附近，只要越过国界向东进发就可以了。然而，面对帕提亚国王亲自率领的大军，却只命令一个军团出击，我们只能说，在拥有44年之久的和平之后，罗马人的感觉已经变得迟钝了。
如果把技术人员和医生等特殊人员也计算进去，那么罗马的每个军团由6000人组成。而哈德良皇帝重建了帝国的防御体系，如下页表所示，每个战略要地都配备了一个军团，它们像佛珠一样彼此相连，构成了帝国的整个防线。也就是说，每个军团都分别担负着基地及其周边的防卫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命令整个军团全体出击，6000人也不可能全都离开驻地。实际上，就算军团长率先出动，高举着代表军团的银鹫旗，跟随他的也只有6000人的一半。当危险程度稍低时，或许也能派出三分之二的兵力。在罗马军团的基地附近，肯定会有辅助兵基地。由行省民众构成的辅助兵与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军团兵在数量上相同或略少，但在哈德良建立的防御体系里，绝不允许只让辅助兵守卫基地而军团兵倾巢而出的情况发生。出击亚美尼亚的罗马军团也是如此，士兵的数量有可能达到6000人，但主要作战力量恐怕只有3000人。而东方的君主则普遍认为，能亲率大军才是王者风范。
军团配置一览表
（续表）
共计28个军团 Legionaris（军团兵）——16.8万人（主力）
Augiliaris（辅助兵）——约14万人（包括特殊技能兵种）
Numerus（季节兵）——3万至4万人
另外还有海军——除在米塞诺、拉文纳和弗雷瑞斯等军港以外，在多佛尔海峡、莱茵河、多瑙河、黑海等处也有配备。它是由水兵、划桨手、操舵手，当然还需加上医生，构成类似陆上军团的战斗力量。
身在安提阿的叙利亚总督发往罗马的第二份战报，是由突围的士兵层层递交上来的。当时军团遭到包围，士兵奋勇抵抗，最后整整一个军团全军覆没。前敌指挥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塞维利安努斯虽然是高卢出身的将领，但他效仿以往的罗马武将，承担起失败的责任，愤而自尽。
对于罗马帝国的两位皇帝而言，必须采取紧急对策的时候到了。一是因为一个军团的覆灭是军事上的巨大损失；二是因为一向战无不胜的罗马军团惨遭失败，必然会对形势复杂的东方产生深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