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东方防线并不是只以幼发拉底河为界与帕提亚王国相对峙这么简单。在两大强国之间还有类似亚美尼亚的为数众多的小王国，以及处于当地豪门部族支配下的领地。他们发挥着必不可少的缓冲作用，而这也正是中近东地区特有的情况。这些国王和领主之所以站在罗马一边，并不是出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价值判断，而只是单纯对罗马军事力量的仰慕。东方的人们追随强者，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所以所向披靡，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马其顿的年轻人总是取得压倒性胜利。只要阅读一下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记就可以知道，每当他获得全胜，周边的国王和豪族都会带着黄金桂冠前来劳军。献上黄金桂冠表示归顺之意，他先以雷霆万钧之势取得胜利，收集黄金桂冠，接受周边地区的归顺，然后再度进军，胜利之后再度收集桂冠。亚历山大大帝重复这一过程，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就了东征大业。如果必须一个一个地击溃面前的敌人，那么纵然他发动闪电战，也不可能在不足十年的时间里打到印度。因此，在东方世界，罗马必须不断宣示自己的强盛，否则罗马将失去缓冲地带，不得不与帕提亚直接对峙。
然而，这种情况在西方就截然不同了。西方人倾向于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做出价值判断，然后再决定是否结盟。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每每给予罗马以重创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错误，就在于他在西方的意大利也因袭亚历山大大帝的战略。尽管汉尼拔所向披靡，其战绩甚至可以作为现代军事院校的教材，但与罗马结盟的意大利人并没有归附于他。在罗马和迦太基正面冲突的布匿战争中，这才是罗马人取得最终胜利的真正原因。
因为在东方防线常年配置着8个军团，可见公元2世纪的罗马统治者也谙知东方人这种特殊的习性。而在公元161年罗马受到的打击，其危险性也远超一个军团的覆灭。罗马必须抓紧时间，专心开展应对策略。
帕提亚战争
形势紧迫，可是马可和路奇乌斯都没有丝毫的军事经验。他们既不曾到访过守卫边境的军团基地，更没有接见过军团士兵。如果说两位皇帝接触过的军事人员，恐怕只有驻扎在首都罗马近郊的近卫军将士。至于他们认识的将军级人物，往往都是经皇帝推荐当选为执政官的边疆行省总督或军团长。这些人在执政官的一年任期结束后仍旧返回边疆行省。进行人事安排不能缺少基本资料，可是偏偏在这一点上，先帝安敦尼没能使马可拥有足够的经验。如果以往出现过类似情况，那么当时的对策也可以作为现在的判断依据，然而在先帝统治的23年间，连编年史的作者都叹息无事可记，所以这种判断资料也同样是白纸一张。
结果，马可和路奇乌斯任命斯塔提乌斯·普利斯库斯继任战败自杀的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塞维利安努斯。因为这位将军是两年以前即公元159年的执政官，两位皇帝认识他。不过，这样的人事安排并不是单纯因为面熟。此人出身于元老院阶级之下的骑士阶级，在当选为执政官之前，已经先后担任过达契亚、默西亚等多瑙河前线行省的总督。这种人在军中百炼成钢，从能力考虑的确是最佳人选，45岁到50岁之间的年龄也是一个积极因素。但是，决定将其派往卡帕多西亚的时候，普利斯库斯正在不列颠行省总督任上。从不列颠前往卡帕多西亚，是从帝国的西端到东端的漫长旅行，相当于从今天的英国前往土耳其，并且他还无法利用飞机、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只能靠船只和马挨过这一艰难的行程。
如果是我来决策，那么我会找身在附近的人才接替战败自杀的行省总督塞维利安努斯，暂且填补上总督这个空缺。战败的军队士气低落，司令官也已自尽，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少数侥幸突围逃脱的士兵惊魂未定，就连驻守在卡帕多西亚行省的另一军事基地里的士兵肯定同样心惊胆战。而且，在卡帕多西亚以南，是帝国东方的防卫要冲叙利亚行省，与帕提亚之间已经40多年未曾开战，刚一交手就大败，对驻扎在叙利亚行省的3个军团不可能没有影响。
而暂时填补空缺，也不存在人才不足的问题。哈德良皇帝任用人才一贯重视能力，安敦尼·庇护则萧规曹随，那个时代的武将仍旧占据着各行省总督的职位，他们的手下也是人才辈出。马可在今后不得不面对的战争中，依靠的还是这些与自己同时代的年轻将领，不过，要认识这些离获选为执政官还有一段年龄差距的军官，只能到远离罗马的军团基地。
在罗马军队中，普通的军团士兵几乎是终身被雇用，在20年的兵役期间，都隶属同一军团在同一基地服役。但是到了大队长以上的职位，所属的军团和基地发生变更则比较常见。马可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是内阁成员，肯定知道这些年轻将领的姓名和经历，只不过没有和他们见面说话的机会。
既然决定让不列颠行省总督普利斯库斯前往卡帕多西亚，那么也应该尽快填补普利斯库斯离任形成的空缺。罗马时代的不列颠行省相当于今天的英格兰与威尔士，以哈德良长城为界，北面是广阔的苏格兰，当时称为喀里多尼亚，位于罗马的势力范围之外。它每年的重要活动就是骚扰罗马，因此，罗马只好派出3个军团，常年驻守不列颠。皇帝马可任命卡尔普尼斯·阿格里科拉为总督，指挥驻军，承担保卫不列颠行省安全的任务。同时，马可还更换了莱茵河防线上两个行省之一的高地日耳曼的总督。前往美因茨赴任的新总督是马可的同窗，也是恩师弗龙托的女婿，名叫奥菲狄乌斯·维克托利努斯。不过，这与其说是新皇帝的改弦更张，不如说是先帝时代的防卫负责人因年龄关系的正常轮替。
正当马可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东方的第三封战报到达了。攻陷亚美尼亚、歼灭罗马一个军团的帕提亚军队这次改变了进军路线，挥师叙利亚行省。总督科内利安努斯虽以老迈之躯奋勇出击，依然不幸败北。罗马军队虽然免遭覆没，却不得不全线后退。因罗马的败绩，东方的一些小君主已经蠢蠢欲动，意欲断绝与罗马的同盟关系，改同帕提亚结盟。如果这种倾向表面化，那么罗马帝国的东方防线就有可能全面崩溃。
御驾亲征
马可·奥勒留知道，目前除了真正与帕提亚展开较量，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而罗马所谓的真正的较量，指的就是皇帝御驾亲征。自图拉真皇帝东征以来，罗马已经半个世纪不曾做出这样的举动了。在这半个世纪中，哈德良、安敦尼·庇护两位皇帝任上都没有战事，而现在居然要由气质上距离战争最为遥远的马可·奥勒留来打破困境，并且还是在他即位的第一年。对哲学家皇帝而言，这应该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不过，罗马皇帝最重要的职责，正如“Imperator”（凯旋将军，元首，皇帝）字面上的含义，就是指挥军队保卫帝国。正因为他是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所以才被称呼为“皇帝”（Imperator）。
最后出征东方的，是31岁的皇帝路奇乌斯·维鲁斯。据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记载，当时人们认为路奇乌斯比马可“年轻力壮，更适合于前线指挥”。虽然大家很快就意识到了这是严重的失误，但在当时都觉得这是非常稳妥的选择。马可则留在首都，在后方做总指挥。如果两位皇帝一前一后各司其职的战略体系能够发挥作用的话，也可以从实践方面证明马可·奥勒留推行的两帝共治政策的有效性。
然而，路奇乌斯和马可一样，既没有在行省任职的经历，也不具备相应的军事经验。因此，马可安排了很多能力卓越、经验丰富的人随侍在路奇乌斯左右。这些人并不直接指挥军团，官职叫“comesAugustorum”，直译过来的意思是“奥古斯都的随从”，用现在时尚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智囊”。
在这个智囊团中有一个人，名叫弗利乌斯·维克托利努斯，他除了曾经常年担任包括卡帕多西亚在内的小亚细亚全境的财务官，而且还有埃及长官的任职经历，非常了解帝国东方的具体情况。此人的军事经验也很丰富，曾在不列颠、多瑙河防线以及西班牙有过长期的军旅生活。一般“皇帝的随从”都是元老院元老，而之所以把本属于骑士阶级的这个弗利乌斯·维克托利努斯提拔成智囊团的领导，首先就是因为他具备的经验。在元老院元老中挑选出来的随行人员，也都是以经验的多寡作为评判标准的。比如庞提乌斯·雷利亚努斯虽已老迈，但历任不列颠、日耳曼、潘诺尼亚、叙利亚等重要行省的总督，通晓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帝国三大防线的所有情况。马可的恩师弗龙托曾经称赞他“是踏实正派的人，罗马传统军纪的奉行者”。我想马可或许期望此人发扬传统，为东方军团“纠偏”。因为在罗马出现了一种专断的声音，认为时隔44年连败两阵的原因就在于东方军团的软弱化。
尽管马可如此贯彻实力主义，可是在考虑力不从心的叙利亚总督的替代人选时，却任命了自己的表兄阿尼乌斯·里布，这个人与马可年龄相仿，也是40岁出头，承担重任虽无不妥，但同样没有行省与军团的任职经历。
在罗马，与马可·奥勒留同辈甚至小一辈的元老院阶级，很多人既没有离开过意大利本土，也全然不知边境地带的军团生活。这与其说是因为和平持续得太久，还不如说是当年在位的皇帝安敦尼·庇护根本不重视实地经验的风气起了主导作用。连皇帝本人都仅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两地之间往来，良家子弟间自然不会流行积极进取的精神。背景深厚的里布就任叙利亚总督，最后果然事与愿违。不过，依靠自身实力奋斗出来的骑士阶级还是支撑住了大局，从这个时代起，出身于罗马社会骑士阶级的人士纷纷当上了军团长。
既然是由皇帝路奇乌斯·维鲁斯担任最高司令官的罗马军队，更需要在量与质两个方面都得到绝对保证。或许马可对负责幼发拉底河防线的8个军团仍旧不太放心，决定再从西方抽调3个军团和几个军团大队，即从莱茵河防线的军团中抽调驻守波恩的第一密涅瓦军团，从多瑙河防线的军团中抽调驻守布达佩斯的第二亚狄托里克斯军团，以及驻守在依格里扎的第五玛肯多尼加军团。这3个军团都以银鹫旗为先导，由军团长亲自率领。另外，以维也纳为基地的第十杰米纳军团也派出了几个大队，由军团长带队向东挺进。
如前所述，军团里的6000人不可能悉数离开基地，所以虽然是以军团为单位的抽调，可是前往东方的，也不过是三分之二的兵力。在通常情况下本来只能派出二分之一的兵力，可是这位罗马皇帝给各基地的军团长发出了命令，如果驻地发生意外，不要去刺激境外的蛮族，而是尽量采取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毫无疑问，虽然3个军团明知后方空虚，可还是尽最大努力抽调兵力前往东方。这样，来自西方的援军就达到了1.5万人左右，加上东方的8个军团可以派出三分之二的兵力，即3.2万人，计划于公元163年开始大反攻的罗马军团，主力军团兵已经达到了4.7万人。这个数字虽不是多得令人瞠目，却也没有少得令人可怜。
路奇乌斯·维鲁斯离开罗马向东进发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即公元162年的初夏。从罗马先沿阿庇亚大道南下，到终点布林迪西港换乘等在那里的舰队继续向东，马可送行到了半路上的加普亚。可是，当马可回到罗马后接到的，却不是部队已从布林迪西港起航的消息，而是路奇乌斯在阿庇亚图拉真大道旁的小镇卡诺萨病倒的紧急报告。惊讶不已的马可于是策马赶往卡诺萨。路奇乌斯的症状并不严重，主要是登基以来首次外出，欣喜若狂，而沿途城镇也一再举行欢迎宴会，令他疲于应对。经过三天修养之后，路奇乌斯再度踏上征程，从布林迪西港出发，在舰队的护卫下，浩浩荡荡向东进发。
在十万火急的情况下，皇帝一行完全可以一直航行，直接前往叙利亚行省的首府安提阿。顺风时10天左右，假如风向不稳必须击桨而行，也不会超过40天。这就是“有桨战舰”的海上速度。皇帝路奇乌斯乘坐的是罗马帝国设备最先进的米塞诺舰队。只要路奇乌斯下达命令，舰队完全可以不做任何停靠，横穿东地中海，直接抵达安提阿。40年前的哈德良皇帝曾数次穿越东地中海，甚至还曾从西班牙的塔拉戈纳出发，主要海港城市都没停留，从海路直抵安提阿。虽然哈德良的行程是路奇乌斯的两倍，但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因此，只要有激昂的意志，完成这一半航程绝对不在话下。可问题是路奇乌斯没有这种意志，因为如果只在海上航行的话，就无法享受到陆上举办的迎宾大典和美味珍馐。
即便路奇乌斯不是皇帝，而是一个普通的人，这种心态也不难理解。自年幼时期开始，他就一直在务实耿直的“父亲”安敦尼·庇护和顺从的“兄长”马可身边长大，家庭教师也都是有名的学者，在这方面他和马可并没有区别。但30年的生活中如果只有这些的话显然很无聊，如今路奇乌斯·维鲁斯已经过了30岁，终于可以摆脱繁文缛节的束缚了。
从布林迪西港起航，经海路到达希腊，在科林斯上岸，然后沿陆路前往雅典。或许在路奇乌斯看来，皇帝就应该这样出行，一路上歌手和乐师随侍左右，排场十分风光。
从罗马到布林迪西的主要道路
在雅典，名师中的名师赫罗狄亚斯·阿提库斯已经安排好了豪华的欢迎仪式，迎接昔日的弟子，如今的皇帝路奇乌斯。所谓“阿提库斯”，本是个诨名，指的是以雅典为中心的“阿提克地区的人”，此人真名为提比略·克劳狄乌斯·赫罗狄亚斯。从姓名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家族是在皇帝克劳狄乌斯时代获得罗马公民权的希腊人。不过，真正使他成为公元2世纪文化圈代表人物的不只是学问，更是因为弗龙托等人都望尘莫及的富有，而且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极善花钱”。罗马帝国的公共事业有中央政府、地方自治体和个人捐赠三大支柱，因赫罗狄亚斯·阿提库斯的存在，第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是他所属的地方自治体雅典。同时，对雅典的学术中心地位不惜大手笔投入的罗马中央政府，也知道对这种热心支持公益的人给予回报。安敦尼时代的公元143年，赫罗狄亚斯·阿提库斯获得了皇帝的推荐，被选为执政官。虽然同为皇位继承人家庭教师的弗龙托在这一年也荣任执政官，可是和阿提库斯的正式职位相比，弗龙托只是替补。尽管是捐款，但在罗马时代，对国家的贡献最受重视。
赫罗狄亚斯·阿提库斯的父亲也做过执政官，那时他们家就属于元老院阶级了。虽然是希腊人，是被征服者，但阿提库斯早已被征服者同化，对整个体制没有丝毫抵触。他大张旗鼓地批判罗马鼎盛时期流行的辩论术，说那种东西只不过是在玩弄辞藻而缺乏直面内心的热情。他指出，由于过分追求冷静客观的论断，对欲望、苦恼、愤怒和欢喜等情感却一概加以抑制，结果塑造出来的就是忧郁、怠惰和麻木的人生与社会。我对这个人的观点也很认同。适当的自我控制还好，可当时很多教师主张皇位继承人应当自重，即使在欣赏四马战车比赛时也不该为心仪的赛手加油助威。因此，在我看来，阿提库斯不但是位教师，更是一个理智的人。顺便说一下，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表示谢意的“恩师”，几乎都是教他“自重”的人，因而马可对赫罗狄亚斯·阿提库斯只字未提。
啰唆一下。在我参观过的罗马时代的别墅遗址中，比较令人惊叹的有4处：卡普里岛的提比略皇帝别墅、奇尔切奥的图密善皇帝别墅、蒂沃利的哈德良皇帝别墅，以及紧邻阿庇亚大道的赫罗狄亚斯·阿提库斯别墅。这个公元2世纪的“享乐主义者”不仅热心于公共事业，在个人消费方面也有着自己的价值观。
当路奇乌斯途经雅典时，赫罗狄亚斯·阿提库斯正好60岁。这个生活充满情趣、万事顺遂的人一掷万金，为皇帝举行了极为奢华的欢迎大典。年龄只有他一半的路奇乌斯当然乐不思蜀，结果停留在雅典的时间一再拖延。直到32岁的生日都快临近的时候，路奇乌斯才依依不舍地登船。尽管离开了雅典，但他也没有直航安提阿，而是尽情享受爱琴海上的美丽风光，还在连接小亚细亚西岸的以弗所和米利都等海港城市靠岸。皇帝一行最终到达安提阿的时候，已经是那一年的冬天了。
反攻开始
幸运的是，与优哉游哉的皇帝截然不同，斯塔提乌斯·普利斯库斯正在策马扬鞭，日夜兼程，从不列颠赶往卡帕多西亚。他先渡过了多佛尔海峡，横穿高卢，然后乘上巡弋在多瑙河上的船只直达黑海，再经由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今达达尼尔海峡）踏上小亚细亚，最后到达了卡帕多西亚。从罗马帝国的西端直到东端，真可谓一鼓作气，并且赶到之后，他仍旧马不停蹄，每天都努力鼓舞败军的士气。
而同一时期，远在罗马的马可也是日夜操劳，身心俱疲。不但帝国的西方需要他统领，而且在路奇乌斯已经前往的东方，当地官员也依旧把紧急信件送至罗马。马可写信给无话不谈的恩师弗龙托，说自己因繁忙与焦虑造成身体极度不适，可是就连在别墅疗养的四天里也同样不得休息。弗龙托给弟子回信，提醒他至少应该保证充足的睡眠。我推测，马可·奥勒留或许在精神方面的承受力比较薄弱，当然，皇帝有一位那样的搭档，产生焦虑也不足为奇。
叙利亚的安提阿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同为东地中海的最大都市，然而每当战云覆盖帝国东方，这座城市总逃不掉前线参谋总部的命运。东方前线最高司令官路奇乌斯皇帝好不容易到达安提阿，可是他主持的作战会议一开始就陷入了争执，令满怀期待的将军们大失所望。由于编年史和史书语焉不详，我们无法猜测其具体内容。可能是战略构想存在差异，也可能是单纯的个人恩怨。总之，激烈的争论并不是在路奇乌斯皇帝和将军们之间展开，而是发生在皇帝与先期到达的叙利亚新任总督里布之间。
路奇乌斯与里布二人，第一个共同点就是年龄虽然相差10岁，但属于同代人；第二个共同点是两人都属于罗马社会里的最高层，一个是皇帝，另一个则是皇帝马可的表兄；第三个共同点是两人虽然都担任过执政官，可至今没经历过边境的军旅生活，也不曾在其他行省担任过公职。据说，虽然同住在总督官邸，可是除了出席作战会议之外，这两个人互不理睬，形同陌路。
最后使事态得以平息的，是马可为路奇乌斯配备的“皇帝的随从”。然而，说是平息，却并不意味着对帕提亚战争的最高司令官和副司令官之间关系的改善，而是众人在作战会议上干脆无视他们二人的存在。皇帝路奇乌斯很快就发现了心仪的女人，而总督里布则不适应东方的气候，身体健康受到损害，所以这两个人事实上都相当于脱离了战线。
不久以后，总督里布病死在安提阿。这个消息对路奇乌斯是个打击，据说他开始后悔自己从前的言行。如此看来，路奇乌斯皇帝虽然缺乏责任感，但人还算不坏。
在对帕提亚展开正式反攻前夕，绝不能让叙利亚行省的总督职位出现空缺。虽然路奇乌斯也是皇帝，同样拥有人事权，可是选择继任者的工作还是只能由马可来完成。或许是已经领教过了上流社会名门子弟的把式，马可这一次任命的是老辣的尤里乌斯·维鲁斯。这个人在公元151年做过执政官，所以年龄可能也就是50岁出头。他也出身于行省的骑士阶级，在首都罗马担任过执政官以后又返回行省任职，曾连续6年做日耳曼和不列颠的总督。在后来危急关头的叙利亚，这个人担任过4年叙利亚总督。他在公元179年离世，尽管一生几乎都在行省任职，但在当时看，70来岁的人生应该是很长寿的了。
罗马帝国的东方
我为撰写这部《罗马人的故事》丛书而暂住在罗马，好处之一就是考察罗马帝国的任何防线都可以乘飞机在两小时以内到达。因为罗马处于古罗马帝国的中心位置，往来十分便捷。不过在日常生活中，我也深切地感受到，罗马帝国不但在各个种族、民族和文化上多姿多彩，而且在地理气候上也同样差异巨大。
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现在已经成为欧洲中部国家的首都，当年却是罗马人沿“北方前线”莱茵河和多瑙河设立的基地。在这里的古代遗迹中流连，还能发现房屋地面下的暖炉构造。冬季我在多瑙河流域中部旅行，以为可以追寻马可·奥勒留之死时，不禁想起在罗马久违的“严冬”一词。而在北非的突尼斯和利比亚，我也看到了当年人们为躲避酷暑，在地下修建的住宅遗迹。在灼热的沙漠里，罗马人甚至学会了制作类似水果冰激凌一样的食物。他们了解水分蒸发会带走周围热量的原理，故而在热带也生活得十分惬意。
我之所以关注罗马领导层的行省经历，是因为他们这样不仅可以增长见闻，还能使身体习惯于各种不同的气候。普通的士兵在20年时间里，都会在同一军团同一地点服役，退役后大多同当地女子结婚，然后住在基地附近。罗马军团士兵的这种“原住民化”是罗马防卫战略的组成部分，因而逐渐得到接受和巩固。但是百夫长以上的职位就不同了，尤其是大队长和军团长，任职地点变化频繁，这也同样是防卫战略的一环，他们不但强健了体魄，而且适应了各种各样的气候。
在那个时代，具备这些经历以后即位做皇帝的，是图拉真和哈德良。然而时间仅过去20年，像马可·奥勒留和路奇乌斯·维鲁斯这样的上层人物，在走向统领国家的过程中，他们都与这种生活体验无缘。而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里。因为安敦尼·庇护的示范作用，人们都对行省经历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认为不出本土也同样可以统治整个帝国。这就好比一个跨国公司，如果在总公司里就能顺利经营的话，谁还会忍耐着时差的困扰，跑到分散于世界各地的分公司，辛辛苦苦地接触不同种族的客户呢？我认为安敦尼·庇护这位皇帝至多是位擅长处理眼前问题的优秀官员，怎么也算不上是未雨绸缪的政治家。
可是，尽管经过了安敦尼·庇护统治的23年，哈德良皇帝重建的帝国防御体系却依然充分发挥着功能。公元163年开始的帕提亚战争一直是总督和军团长们大显身手的舞台。路奇乌斯皇帝令人称道的地方在于，他不但对亲自带兵不感兴趣，而且也从未对带兵在前线出生入死的将军们拟定的战略战术指手画脚，因而到了真正反击的时刻，罗马军队依然所向披靡。
因公元161年帕提亚国王进攻亚美尼亚引起的“帕提亚战争”历时5年，至公元166年结束。战线的移动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公元161年到163年，战场在亚美尼亚境内。
第二阶段从公元163年到165年，在这两年间，战场越过了幼发拉底河，进入了帕提亚境内。
第三阶段从公元165年到166年，这一年战火继续向东蔓延，越过底格里斯河深入东方腹地。
仅看战场的移动变化，罗马军队的反击状况也可一目了然。而且，罗马国内还有一大批前线那样骁勇善战的军事指挥家。
公元163年春，罗马开始在亚美尼亚战线展开反攻，战争的主角就是奉诏从不列颠紧急赶来重整旗鼓的斯塔提乌斯·普利斯库斯。卡帕多西亚总督麾下本有两个军团的武装力量，其中的一个在战争伊始就遭歼灭，现在有了援军的加入，又重新凑够了两个军团。另一个任务就是消除军中蔓延的失败情绪，鼓舞士气。不过这对军中老将而言简直轻而易举，士兵们甚至开玩笑说，只需我们的将军在阵前一声断喝，敌军就如同中箭一样纷纷倒地。从这种玩笑话可以看出，军中的失败情绪已经一扫而光了。
在亚美尼亚战场，在来自小亚细亚的军团长克劳狄乌斯·弗龙托的率领下，驻守在波恩基地的第一密涅瓦军团参战。驻在维也纳的第十杰米纳军团派出的虽然是分队，却是由军团长亲自带领，这个军团长名叫喀米尼乌斯·马尔奇亚努斯，是来自北非的武将。并且只要有需要，在叙利亚行省伺机而动的两个军团随时可以挥师北上，指挥他们的是第三高卢军团的军团长，来自叙利亚的亚维狄乌斯·卡西乌斯，总之，当时罗马军中高手如林，骁将荟萃。
罗马军队有个传统，如果初战失利，他们一般不会匆忙反击，而是假以时日，为反攻做充分准备。一旦准备妥当，他们会迅速出击，一蹴而就。这次的帕提亚战争也充分体现了罗马军队的这一特点。
尤其是率领卡帕多西亚军团的普利斯库斯的行动更是疾如闪电。他们一攻入亚美尼亚境内就挥师东指，春天尚未结束时，就对阿拉伯海以西300公里的首都阿尔塔沙特展开了攻城战。从西方赶来的援军在弗龙托和马尔奇亚努斯的率领下，积极发挥了侧翼的牵制掩护作用，所以进军首都变得非常顺利，也能专注于攻城。
在罗马军队的猛烈进攻下，帕提亚控制的阿尔塔沙特终于陷落。由帕提亚国王扶上王位的帕科鲁斯遭到驱逐，亲罗马派的索菲埃姆斯登上了王位。这个人既是帕提亚的王室成员，同时也是罗马元老院元老。罗马从实际出兵到夺取亚美尼亚，实现初步战略目标，前后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在年底之前，亚美尼亚境内的帕提亚军队已经被全部驱逐了出去。
帕提亚战争中的幼发拉底河防线
在共和政体时代，取得胜利后的罗马军队士兵都会面向率队征战的司令官高呼“Imperator”，我们翻译成“皇帝”，实际上这个词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进入帝政时期以后，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开始兼任全军的最高司令官，因此胜利后的士兵也不再向直接指挥作战的总督或军团长欢呼，而是向皇帝欢呼了。公元163年取得胜利后的场面也是如此，士兵们欢呼的对象既不是普利斯库斯，也不是弗龙托和马尔奇亚努斯，而是不在前线的皇帝马可和路奇乌斯。马可·奥勒留每天在罗马埋头处理政务，路奇乌斯·维鲁斯则无法忍受安提阿夏日的炎热，跑到西风轻拂的地中海沿岸避暑去了。据说路奇乌斯还十分关注罗马大竞技场举行的四马战车比赛结果。在红、白、蓝、绿四支队伍中，他是绿队的狂热支持者。马可的家庭教师曾反复强调皇位继承人与庶民不同，应该“自重”，不要在这种比赛中倾向于任何一方。马可遵从告诫，而接受同一批老师教育的路奇乌斯则把这些话当成了耳旁风。不久前，路奇乌斯还勾搭上了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希腊美女潘提亚。人们传说这个美女简直就是普拉克西特利斯雕刻的维纳斯，头脑睿智，举止优雅，仅仅是说话就令人倾倒。对马可而言，这个女人的存在又给自己增添了新的焦虑。
路奇乌斯不但是马可的“弟弟”，同时也是一起治理国家的搭档。他对政务和军务的不闻不问已经使马可头痛不已，现在又被这个东方女子搞得神魂颠倒就更糟糕了。路奇乌斯的独身状态也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也许是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马可居然决定把自己的女儿露西拉嫁给他。法律名义上两个人是叔侄关系，事实上并没有血缘关系。当时路奇乌斯33岁，露西拉13岁。第二年，即公元164年，露西拉前往东方，结婚时刚好14岁。马可为路奇乌斯安排婚事的消息当然很快传到了路奇乌斯的耳朵里，有趣的是他竟欣然应允。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路奇乌斯在前往东方以前，和露西拉两人就订有婚约，马可只不过是把婚礼提前了而已。但不管怎么说，帕提亚战争和这些宫闱之事并无关联，而是很快进入了第二阶段。
希腊、小亚细亚地区
战争的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稍有些重叠，因为参加第一阶段战争的将士并没有返回基地，而是直接向南推进，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战场。而在第一阶段一直待命的叙利亚军团，也向东长驱直入。从北、西两面突入帕提亚腹地，是罗马在帕提亚战争第二阶段的战略目标。
在第二阶段大显身手的将军有两位：一位是率领莱茵河防线驻军精锐参战的希腊武将克劳狄乌斯·弗龙托；另一位是亚维狄乌斯·卡西乌斯，他率领着一直摩拳擦掌急于复仇的叙利亚军团。此外，被马可和路奇乌斯赋予“智囊”头衔的庞提乌斯·雷利亚努斯也带领着一个军团向前线进发。除了北非，这个老练的武将亲临过帝国的所有防线，现在虽然老迈，但他没有在舒适的避暑胜地侍奉皇帝，而是选择了向沙漠进军。年轻时代的他曾在图拉真皇帝麾下同帕提亚战斗，或许他现在急切地盼望和同样的敌人再次交锋。无论如何，皇帝“智囊”的参战使前线的将军们更便于行动，因为不必再向不断变换驻地的皇帝派出传令兵请求指示了。
帕提亚战争第二阶段也进入了第二年，即公元164年，路奇乌斯离开叙利亚，经海路前往以弗所。以弗所是一座美丽的都市，被人们誉为“爱奥尼亚地区的珍珠”。（爱奥尼亚地区是古希腊时代对今天土耳其安那托利亚西南海岸地区的称呼，即爱琴海东岸的希腊爱奥尼亚人定居地。其北端约位于今天的伊兹密尔，南部到哈利卡纳苏以北，此外还包括希俄斯岛和萨摩斯岛。——译者注）路奇乌斯将在这里迎接露西拉并举行结婚典礼。露西拉离开罗马时，父亲马可把14岁的女儿一直送到阿庇亚大道的终点布林迪西港，并授予了露西拉“奥古斯塔”的尊称。在罗马，嫁给皇帝并不意味着自动获得“奥古斯塔”的称号，皇帝没有授予的话，是不能自称“奥古斯塔”的。当年图拉真皇帝讨厌繁文缛节，至死都没有给妻子普洛蒂娜颁发“奥古斯塔”称号，普洛蒂娜之所以拥有该称号，还是哈德良即位以后才授予她的。“奥古斯塔”的尊称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地位，虽然表达了马可对女儿的深切关怀，可是到了20年以后，这个称号却成为宫廷内斗的导火索。
在以弗所举行过婚礼的路奇乌斯，带着皇后露西拉返回了安提阿。至于那个希腊美女，早已经被他抛在脑后了。虽然是一场政治婚姻，但路奇乌斯和露西拉的婚姻生活一直比较美满。身为皇帝的路奇乌斯诚实正直，光明磊落，是个善于交际的美男子。
帕提亚战争的第二阶段也十分顺利。面对越过幼发拉底河攻入境内的罗马军队，帕提亚军队只能一再后退，不但无法有效迎击，甚至全线濒临崩溃。罗马在不足三年的时间里，成功夺回了被帕提亚侵占的土地。第二阶段的战争就要以罗马的胜利而告终了。
可是这时候，皇帝路奇乌斯“似乎”对战略问题开始插嘴了。我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没有可资证明的史料。他认为战争的目的已经达到，眼下正是议和的好时机。时至今日，我们无法获知作战会议的具体经过，总之路奇乌斯收回了自己的提议。因为将军们反对此时讲和，战争继续进行。史书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职业军人反对讲和的原因，但是从战争第三阶段的进展我们可以略知一二。第三阶段的目的和第一、第二阶段的夺回被占领土不同，而是跨过了底格里斯河，深入帕提亚的腹地，彻底打击对方之后再行撤退。
第三阶段的战斗是叙利亚行省出身的亚维狄乌斯·卡西乌斯一个人的舞台。他对中近东的情况烂熟于心，手下的罗马骑兵神出鬼没，因此，当罗马的重装步兵挺进的时候，面前一名帕提亚士兵都没有。进行过如此彻底的打击之后，罗马军队才向西方回撤。
这场战争使东方人再次认识到，一旦罗马军队出手，将会是怎样的后果。也正是因为这次战争，帕提亚王国走向衰落，成为60年后波斯萨珊王朝兴起的原因之一。（萨珊王朝，是波斯在公元3世纪至7世纪的统治王朝，亦是波斯自阿契美尼德帝国之后的首次统一，被认为是第二个波斯帝国。当时萨珊王朝与中亚的印度贵霜王朝及欧洲的罗马帝国并称，三国雄霸欧亚。萨珊王朝在最强盛时，曾多次威胁比邻的贵霜王朝及东罗马帝国。——译者注）罗马当时的战略方针无疑是正确的，让整个中近东再次领教了罗马的军事力量，保证了罗马帝国在这一地区后来30年的和平。那时帕提亚国王再也没有向罗马境内出兵。通过帕提亚战争，罗马展示了自己即便在东方也能充分施展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其说这是两大强国相互对峙，不如说是罗马一国独霸。更不用说，在两个大国之间起缓冲作用的那些小王国和部族再次倒向罗马一边。
凯旋仪式上的马可·奥勒留浮雕
公元166年10月，帕提亚战争结束了。为庆祝战争的胜利，欢迎路奇乌斯回国，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实际上，距上次举行凯旋仪式已时隔49年之久。上一次凯旋仪式的主角是图拉真的骨灰坛。他在完成对帕提亚的战争后，死在了回国路上。而这一次凯旋仪式的主人则是45岁的马可和36岁的路奇乌斯。这两人身着军装，大红斗篷随风飘摆，民众当然为之疯狂。
不过，公元166年的凯旋仪式与罗马传统的凯旋仪式还有一点不同，即马可和路奇乌斯都是带着自己的妻子一同乘坐凯旋将军的黄金战车。以往都是由将军亲自驾驭4匹白马拉的战车，头上还戴着用黄金打造的月桂冠。战车后面载着一名奴隶，在仪式的过程中不断提醒他：“不要忘记你终将难逃一死。”可是现在，胜利者的一家老小都挤上战车，后面那名起警醒作用的奴隶也不知被打发到哪里去了。总之，长期以来被罗马男子视为最高荣誉的凯旋仪式，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以后，变成了其乐融融的家庭聚会。车上的胜利者也从“一个人”变成了“一大家子”。
哲学家皇帝的政治
发生变化的还不仅仅是凡事都携带家眷的风气。正当东方的帕提亚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身处西方的皇帝马可也在为国务忙得不可开交。这里所说的国务，指的是修改罗马旧时的法律，使之与现实相契合，以及根据需要制定一些新法律。今天我们追寻这些变化，就可以了解当时罗马社会的整体要求。其中的大多数可谓日常政务，比如确保基础设施的维护费用，改善奴隶的待遇，向各行省推广救济穷人的福利政策，加快法庭的审判速度，每年开庭320天，等等，虽然都是贤明皇帝应该大力推行的政策，但其中有一些的确是由马可制定并实施的新法律。
其中的一条法律就是，罗马公民权的拥有者生小孩时必须在婴儿降生后的30天之内进行登记。这项法律的适用范围，不但只限于罗马公民权拥有者占绝大多数的意大利本土，而且也包括居住在其他各行省的罗马公民权拥有者。至于该法的目的，应该是对军团兵的后备力量有个大致的估计。我想这里也不必重复，负责保障帝国安全的军团兵必须拥有罗马公民权。如果军团兵的数量得不到保证，那么自然也不能奢谈帝国的安全。虽然罗马推行募兵制而不是征兵制，但为了有效发挥哈德良建立的防御体系的功能，必须大致了解具备应募资格的人数。有的学者认为，马可此时的政策是希望增加税收，可是罗马公民权拥有者负责保卫帝国，本来就免除了直接税，只有不承担防卫义务的行省居民才缴纳同时也是安全保障费的行省税。这样罗马公民权拥有者需要缴纳的就只有遗产税，而且直系亲属之间还免税，非直系亲属之间的税率只有5%，所以很难想象马可此举是为了增加税收。我还是坚持认为，马可的目的是为了预测将来能服兵役的罗马公民的人数。
可是，既然马可强烈地意识到了预测人数的必要性，那么就出现了一个疑问，在马可时代，志愿当军团兵的罗马公民权拥有者是不是减少了呢？罗马当然能够保证16.8万名军团兵用作主要作战力量，不过问题在于，如果志愿者的选拔还像哈德良皇帝时代那么严格的话，这种保证会不会出现一定困难呢？和平年代军人往往被忽视，虽然开展了帕提亚战争，但那是在遥远的东方进行的，并且以胜利告终，帝国西方的居民没有受到直接影响。另外，社会祥和而繁荣，除了从军以外还有许多其他职业可供选择，尽管当时服兵役能得到一笔可观的退职金，但只怕其吸引力也会有所下降。这也可算“和平的代价”之一吧。
其次，马可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用来遏制地方自治体（地方政府）的元老候选人减少的倾向。这也很引人注目。
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帝制，罗马都能保证事务官员和办事人员的薪水，但以执政官为首的中央政府官员以及地方自治体官员都是没有工资的。因为参与公务尤其是出任高级职位，不但是国家公民的义务，同时也是一种荣誉。正如庞贝遗迹中残留的那些涂鸦所示，当时地方议会的选举竞争激烈，因为候选人数量众多。这些职位不但没有报酬，而且如果有人胆敢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等待他的也只有遭到揭发一途，所以在这方面绝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不仅如此，由于皇帝的率先垂范，人们还往往期待地方上的强势人物能对公共事业有所贡献。正是因为重视这种贵族义务，罗马才完成了那么大范围的公共建设，如果地方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减少，有可能关系到地方自治体本身功能的降低。在这些法律条文中，把候选者减少的原因用“apatia”一词来表达，意为“缺乏朝气”。以前罗马人一说到代表共同体或国家的“共和”往往热血沸腾，或许此时个人主义已经开始蔓延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的国家意识在暴君尼禄时代尚且强烈，到了贤君马可时代却开始衰退了。
毫无疑问，制定这些法律的马可肯定发现了上述问题。时代正在变化，而且是在向坏的方向变化。在皇帝安敦尼·庇护的时代，罗马人充分享受了史无前例的安定与繁荣。和“父亲”相比，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需要面对以往历任皇帝都没有面对过的深刻问题，而在这一时期，他又失去了可以推心置腹的恩师弗龙托。
瘟疫
战败的帕提亚采用了另一种形式对胜利者罗马实施报复，那就是在凯旋仪式上的士兵中间流行着瘟疫。返回莱茵河与多瑙河基地的士兵也有因同样症状而倒下的。瘟疫的源头显然就在东方。
在拉丁语中，“瘟疫”一词写为“pestilentia”，虽然用“pest”（虫害）作为词源，但其症状、传染程度、死亡率等都不可同日而语了。古埃及人已经知道，瘟疫的传播媒介是老鼠。
西欧史上有名的瘟疫最早发生在公元前430年的希腊雅典。由于希腊与斯巴达之间发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始时间正好和瘟疫的流行时间相重合，雅典城邦遭受了莫大的打击。打造雅典黄金时代的政治家伯里克利也死在这一时期。
第二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公元166年至167年袭击罗马帝国的这场瘟疫。
从现有的记录看，上述两次瘟疫都远不如薄伽丘在《十日谈》里描述的黑死病，那是在14世纪的意大利，一年之内整个城市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
到公元167年年末，瘟疫的高峰已经过去，不过即使在一年以前的公元166年，也没有出现过一天死亡几十人或上百人的情况，并没有人逃往郊外，两位皇帝及其家属仍旧居住在罗马市中心。
可是，就好像止不住血的伤口一样，还是有人陆陆续续因瘟疫而死。尤其在帝国最重要防线上的莱茵河和多瑙河军团基地，接二连三的死亡令罗马不胜其痛。发现罗马守备虚弱的北方蛮族又开始蠢蠢欲动。而在这一时期，罗马还面临着一个新问题。
基督教徒
瘟疫的蔓延造成社会生活停滞，再加上来自北方蛮族的威胁，使罗马人的内心变得忧郁沉重，人们甚至已经逐渐淡忘了凯旋仪式时的那种祝福与欢欣了。
皇帝马可为了改变人们这种沉重的心情，决定面对诸神举行一次隆重的祈愿祭典。皇帝虽然有两位，但大祭司只由马可一人担任。举行祭典时，他身着白色的托加长袍，遮住头部，带领队伍，依次前往罗马市内各主要神殿祭拜，附近居民老幼咸集，共同参加。
但是，罗马人对诸神的祈愿，并不是祈求诸神把自己从不幸之中拯救出来，而是人们决心为脱离不幸而付出艰苦努力，祈求诸神给予帮助。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等一神教中，神会为人们的生存指明道路，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却不会向诸神提出这些要求。他们认为，人类的生存应该由人类自己思考决定，诸神的任务只是为人类的努力提供帮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