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皇帝哈德良（117年8月9日—138年7月10日在位）.6
罗马的军团兵很少突袭敌人。他们在攻打敌人的时候，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向敌人发起进攻，而是用栅栏围住一个地方修筑坚固的宿营地。他们会慎重选择修建宿营地的位置，从来不会盲目行事。营址确定后，全体士兵马上投入劳动。如果因为战时的需要，不得不在凹凸不平的地方修建宿营地时，他们会首先平整土地。因为地面不平坦，适合防御的四角形营地就无法充分体现其有效性。像这样，因为罗马士兵兼做工兵，所以他们在行军的时候，总要背负数量繁多的建筑工具。
无论是在共和制时期还是在帝制时期，就算只宿营一个晚上，也要修建牢固的宿营地，这是罗马人一贯的做法。对他们的这一做法，现代战争的专家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一方面，士兵知道一旦战况失利，自己有地方可退，就会在战斗中表现勇猛；另一方面，如果打了败仗，只要逃回宿营地，他们可以在这里平息内心的恐惧，恢复内心的平静，有利于在下次战斗中表现更加勇敢，从而挽回失地。也就是说，虽然在建造牢固而安全的宿营地时付出了辛苦，但是，它为士兵提供了心理上的依靠，辛苦是有回报的。
犹太人继续评价罗马军队：
他们会在宿营地内搭建很多帐篷，用原木连起来的栅栏环绕在整座宿营地的外侧。瞭望塔建在栅栏做成的屏障的重要位置上，每座瞭望塔之间都配有重兵器，以投石器为主的各种重兵器随时可以投入使用。
四边形营地的每个边都有一个门，门的宽度适合可移动的重兵器及士兵列队进出。
宿营地内的中央通道把营地一分为二。通常，中央通道的一边是仓库、病房和士官们的帐幕，另一边是士兵的帐篷。军团长的帐幕既高又大，位于宿营地的正中央，就像神殿一样。
罗马人的宿营地变成固定基地后，完全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一座城市。士兵集合的地方可以用作广场，兵器修理所可以用作工匠的车间，审判违犯军规的士兵以及军团长召集将官会议的会场可以用作大会堂，兼做法庭。就算只宿营一个晚上的营地，因为士兵早就习以为常，所以无论是环绕宿营地的栅栏还是别的设施，其修建速度之快，整座宿营地之牢固，令人惊叹不已。如果需要，他们还会在栅栏外侧，挖一条深度和宽度都为4腕尺（约2米）的堑壕。这一切都与普通村落无异。
宿营地修建完成后，士兵进入各自的帐篷。随后，由当天值勤的小队整齐有序地开展其他工作，包括分配柴薪、粮食、水等。
罗马军队规定士兵的一切行动要听从军号的指挥。在军号响起之前，任何人不得擅自提前进餐、就寝。四班倒的夜间岗哨、起床等也要听军号的号令。
天快破晓的时候，起床号响起。在第一声军号中起床的士兵在各自的百夫长面前列队。百夫长清点士兵人数后，前去向他们的上司——大队长报告。然后，大队长带领百夫长们一起前去向军团长报告，并接受军团长的指示，随后再把军团长的指示传达给士兵。罗马军队这种上传下达的方式同样用于实战，因而在战斗中，即使改变战术，也能迅速而准确地传达下去。因此，无论是进攻还是撤退，罗马军队按照命令，都可以做到阵脚不乱。
士兵出发离开宿营地的时候也要听从军号的号令。在军号的指挥下，所有人参加宿营地的拆除工作，没有一个人会偷懒。第一声军号是拆除、折叠并捆绑帐篷的命令。第二声军号是行李装车、推出重兵器、牵出马匹及牛的命令。这些事情完成后，军队在宿营地外集结。全体士兵队伍整齐，看上去就像参赛的马匹排成一条直线，准备冲向跑道一样。然后，第三声军号响起，这声军号是催促迟到者，同时命令百夫长和大队长清点士兵是否全部到齐。最后，他们会点燃环绕宿营地的栅栏，因为他们认为与宿营地被敌人占用相比，不如重建更有利。
出发的准备工作完毕后，站在军团长右侧的发令员用拉丁语连续三次问大家是否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每一次，士兵都会斜着举起右手敬礼，同时齐声回答：“准备完毕。”
之后行军开始。全体士兵就像在战场上坚守各自阵地一样，安静而有序地走在自己的位置上。军团兵穿上胸甲，戴上头盔，腰的两侧佩剑，佩带在左侧腰部的罗马短剑比佩带在右侧腰部的短剑要长一些。走在司令官周围的是步兵部队，他们只拿长矛和圆形的盾。余下的军团兵除了投枪和长方形的盾以外，还要携带锯、镐、斧子、铁锁以及用于搬运的皮质宽运输带、可用来割皮的大型刀具，再加上三天的粮食等等，让人感觉他们背负的行李比牛或驴拉的辎重车还要重。
罗马军队宿营地略图
骑兵们右手拿长矛，剑佩带于右侧腰部，盾挂在马鞍的一侧，箭筒背在背上，装在箭筒内的箭又尖又长。骑兵用的头盔和胸甲与步兵用的是同一类东西（罗马人不按社会地位区分骑兵和步兵，只按他们的性质区分。作者是出生于犹太的犹太人，对于这位东方人来说，想必罗马人的这种做法一定让他深感惊讶。——引者注）。骑兵的装备和战场上担任两翼进攻的骑兵一样，走在司令官的周围。此外，在罗马军队里，由哪个军团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要通过抽签决定。
以上就是罗马人的军队在宿营地建设、行军方法以及装备方面的真实情形。同样，在战斗中，他们也不会盲目行动。因为每一个计划都关系到相应的行动，而每一个行动都关系到下一个计划。正因为如此，他们极少出错，即使出错，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加以改正。
罗马人认为，与预想之外的运气带来的成功相比，宁可在周密的准备工作之后出错。他们的理由是，无计划的成功会让人忘记准备工作的重要性，而经过周密的准备后的失败是积累经验的有效途径，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凭借运气获得的成功不是哪个人的功劳，而经过周密准备后，尽管结果不好，但是至少心里很踏实，因为他做过努力，而且充分考虑过对策。
通过军事活动，罗马人不仅锻炼了肌体，也锻炼了意志。军事训练帮助他们克服了恐惧心理，严厉的军规教会了他们集体生活的方式。在罗马的军队里，私自逃跑会被判死刑；即使是一丝小小的失误，如果影响到了整个军团的安全，也会受到重罚。士兵最害怕的不是法律，而是司令官。当然，司令官并非只会严厉对待士兵，对于值得称赞的士兵，他们从不吝惜褒扬之词以及奖励。他们很善于在严格和宽容之间找到平衡。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罗马军队的士兵必须绝对服从指挥官，而这一点，正是罗马军队可以保证有序行动的重要因素。
在战场上，罗马士兵不会擅自打乱战斗阵型，他们一定会和战友同进共退，就像一个整体。他们的耳朵不会遗漏任何一个命令，他们的目光不会离开军旗，他们的手脚会按指令迅速行动。即使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如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敌人在战场上占主动等，甚至命运女神的意志都不能削弱他们的斗志。就好像他们完全相信，与运气相比，自己更强大，更可靠。
搜集尽可能全面的情报，并以此为基础，对形势做出判断，制订战略计划，然后按计划行动。这就是罗马民族。他们在实施计划时的效率之高以及计划制订前考虑问题之周密着实令人赞叹。他们的帝国版图之所以可以东到幼发拉底河，西至大西洋，北及多瑙河和莱茵河，想来理应如此，不值得大惊小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他们征服的地域如此辽阔，但是，与征服者付出的努力相比，显然还不算大。
以上是我对罗马军队做的详细描写。在这里，我没有丝毫赞美罗马军队的意思。相反，我是为了安慰那些被他们征服的人，告诉他们，你们被征服不是因为你们自身的缺陷造成的，而是因为罗马人非同一般的素质。同时也是为了劝告那些试图挑起叛乱的人，告诉他们，你们要对付的人是罗马人，从而让他们把叛乱的想法扼杀在萌芽之中。最后，我衷心希望我对罗马军队做的描述，对那些关心罗马的人有所帮助。
我知道这是犹太人对罗马军队的溢美之词，但是，这些文字留给我的印象好像罗马军队只是一架精巧的军事机器。然而，罗马军团兵不是纯粹的“齿轮”，而是活生生的人。在这里，我想介绍两块墓碑，它们属于阵亡的士兵。通常，罗马人的墓志铭上会有本人生前写过的话：
有生之时，我一直享受着畅饮的快乐，因此，你们在有生之年也要尽情畅饮。
我在心里默默起誓，为了和平，我要尽一己之力，我做到了。
我发誓要杀死达契亚人，我做到了。
我希望参加凯旋仪式并纵情享乐，我体会到了。
我想当首席百夫长，得到相应的荣誉和回报，我得到了。
我想膜拜女神的胴体，我膜拜过了。
《犹太战记》的作者约瑟夫斯感兴趣的是罗马军队的组织机制，而不是罗马士兵的人性。
关于这位作者，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8·危机与克服》中已经做了详细描述。这个犹太人生活在公元1世纪后期，很可能与罗马人有过共同生活的经历。他曾经是反罗马的犹太军队的指挥官之一，与罗马军队有过正面交锋的经历。他亲眼见识过总司令官韦斯帕芗率领的罗马军队是如何镇压犹太叛乱的。上文是他对这支军队的评价，他用心观察并研究了罗马军队强大的原因。
也许有人会说，约瑟夫斯看到的是公元70年前后的罗马军队，不是公元130年前后哈德良改良后的罗马军队。但是，一个高效的组织与时间的推移没有关系，因为对一支军队起决定作用的是它的效率和功能性。
约瑟夫斯看到的是在犹太战争期间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罗马军队。在图拉真时代，一直采取进攻态势的罗马军队大概与约瑟夫斯描述的韦斯帕芗时代的罗马军队一样，作为军队，充分展示了其威力。但是，到了哈德良时代，他要求罗马军队即使在和平时代也要保持这样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帝国维持不增加税收的、和平的唯一方法。我们知道，战时表现出色的军队在平时不一定强大，但是，如果一支军队在平时有功能完善的组织机制，那么它在战时一定可以大展拳脚。哈德良耗费整个统治期间的大半时间视察帝国边境的目的，也是为了确立在和平时期也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防御体系。
罗马皇帝的职责是保障“安全”和“食物充足”，其中保障安全为先。因为只要安全有了保障，人们才能靠自己的双手获得所需的食物。统治者的责任就是向人们提供这样的生活环境。保障“食物充足”可以依靠个人的努力，而保障“安全”超越了个人努力的范围。哈德良的方针自始至终是要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他不惜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来确立防御体系，是因为他深知要避免战争，在防卫上切不可掉以轻心。为此，尽管“整日行走在不列颠人中间，往来于（边境），忍受斯基泰的严寒”，他也不得不为之。而这一切，在普通人看来，的确怯于“想当皇帝”了。
从大马士革到红海的亚喀巴有一条全线贯通的罗马式大道，是图拉真皇帝时代铺设的。结束对幼发拉底河防线的要塞之一——波斯特拉军团基地的视察后，哈德良沿着这条大道去了费拉德尔菲亚（今约旦首都安曼）。到了这里，他没有继续向南，而是转身去了犹太行省，目的是为了视察罗马帝国的“火药库”——犹太的统治。
罗马在这个问题不断的行省常驻了2个军团。驻扎在北部的是第六菲拉塔军团，在南部的是第十弗雷腾西斯军团。向犹太派驻军团是在公元70年以耶路撒冷沦陷而告终的犹太战争之后，只是，当时常驻犹太的罗马军团只有一个。在图拉真皇帝统治末期，犹太再次发生叛乱。这次叛乱被镇压后，常驻军团增加到了2个。
哈德良要削减军团的数量。他没有打算编组新的军团来加强在犹太的军事力量，而现状又不允许他从其他防线调动军队。为此，他必须依靠现有的2个军团来控制暗流不断涌动的犹太地区。哈德良需要决定如何安置军团，基地设在何处。
他把第六菲拉塔军团的基地设在了犹太北部的希特波利斯（今以色列的贝特谢安），这里距离毗邻地中海、传统上一直亲罗马的城市恺撒利亚不远。如果与驻扎在波斯特拉（今叙利亚的布斯拉，位于其他行省）的第三昔兰尼加军团联合起来共同作战的话，完全可以控制住犹太北部。
问题是第十弗雷腾西斯军团的基地应该设在何处。这个军团负责的是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犹太南部。公元70年犹太叛乱被镇压后，韦斯帕芗皇帝把这个军团安置在了耶路撒冷市内，哈德良必须决定是否继续维持这一现状。
他没有选择维持现状。他在耶路撒冷北侧为第十弗雷腾西斯军团另建了一个基地，并以该基地为中心，兴建了城镇，取名为“埃里亚卡匹托尔”。埃里乌斯是哈德良的家门名，因此，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哈德良之城。卡匹托尔是首都的罗马七丘之一，上面只建有神殿，祭祀以最高神朱庇特为首的诸神。对罗马人来说，这是个神圣的地方。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圣城。哈德良为距离这座圣城不远处的城市冠以这样一个名称，并把它作为军团基地，对此，当时的犹太人会怎么想呢？犹太教是一神教，不承认其他任何神。卡匹托尔山是罗马式多神教的象征，连失败者的诸神也会在得到“罗马公民权”后进入这里。哈德良给基地所在城市取这样一个名字，意味着他在一神教麦加的旁边建了一个多神教的城市。应该说，它反映了哈德良作为和平主义者的另一面。
同时，哈德良还下令禁止犹太教徒实施割礼，不，不是单纯的禁止。对于罪犯，他要求强行对其实施割礼，以表明自己极度鄙视这种行为。对犹太教徒来说，割礼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所谓割礼，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来证明自己是犹太教徒。然而，对于不信仰犹太教的罗马人来说，这是一种不尊重身体、随意伤害肉体的野蛮习俗。
哈德良做的这两件事情成了犹太人中暗流涌动的起因，只是当时这股暗流并没有喷发。前面已经提到，约瑟夫斯在文章中写的那些话，是对试图挑起叛乱的人提出的“忠告”。他的同胞，即犹太教徒，之所以没有起事，并非因看了他的“忠告”而犹豫不决，更不是因他的“忠告”而放弃叛乱。犹太教徒深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正义的代表，是最优秀的人，因此最听不得其他民族的忠告。约瑟夫斯虽然是犹太人，但是在犹太人眼里，他是个叛徒，是把身体和灵魂都出卖给了罗马的叛徒。犹太人之所以没有马上起义，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好起义的准备。
这是严重伤害犹太民族信仰的两件事情，那么，哈德良为什么胆敢这样做呢？还有，在埃里亚卡匹托尔的第十弗雷腾西斯军团基地内，很早就建有犹太教堂。然而，这座教堂也被哈德良拆除，取代它的是祭祀希腊罗马宗教中众神之首朱庇特的神殿。
难道是热爱希腊文化的罗马皇帝哈德良，与生活在东方的希腊人一样，也染上了反犹太的情绪？自古以来，居住在东方的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关系一向交恶。
原因之一是，在希腊时代，东方的统治者是希腊人，犹太人长期处于其统治之下。原因之二是，希腊人和犹太人都是在经济活动方面能力超群的民族，他们之间有利害冲突。原因之三是，罗马成为统治者以后，希腊人非常配合，而犹太人因为宗教上的理由，坚决不予配合。
犹太人并不要求在罗马社会中享有平等的权利，他们向统治者罗马要求的只是在经济活动方面与希腊人享受平等的权利。原因是，如果他们要求社会中的平等权利，那么就必须承担与权利相应的义务，即公务、军务以及向罗马皇帝宣誓服从。但是，这样做会违背犹太教教义，因为犹太教要求教徒只服从自己的神。对他们来说，要求在经济活动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就足够了，因为单纯的经济活动并不意味着需要承担罗马人的义务。而希腊系居民通过承担相应的义务，表现出了对罗马帝国统治的服从，因此，他们极度反感犹太人的利己做法。
那么，哈德良难道只是因和希腊人有相同的文化爱好而在感情上也感染了希腊人的反犹太感情吗？或者对于他来说，自己为确立帝国防御体系四处奔波，而犹太教徒却坚持拒绝合作，这样的人实在太可恶？然而事实上，他并非讨厌所有的犹太人。当时，虽然人数不多，却也有一些犹太人选择和罗马人生活在一起，例如约瑟夫斯，例如在罗马军队中一步步高升的提比略·亚历山大。哈德良深恶痛绝的只是那些坚决拒绝和罗马人生活在一起的狂热的犹太教徒。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反应迟钝，对于哈德良显而易见的挑衅行为，犹太教徒在哈德良逗留当地期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举动。这让哈德良误以为自己对犹太的打击已经完成，在犹太做短暂停留后出发去了埃及。此时，希腊化王国之一的埃及已经非常稳定，在经过罗马两个世纪的统治后，这个辽阔的地域只要常驻一个军团就已经足够。维护经济富裕、国土辽阔的埃及只需要一个军团，与此相比，除了毗邻海岸的希腊系城市，罗马在贫穷而面积狭小的犹太巴勒斯坦，却需要常驻两个军团。针对这一情形，致力于提高防御体系效率的哈德良，一定比常人有更深的感触。
埃及
这一次，哈德良把皇后萨宾娜也带到了埃及。应该说，对希腊文化毫无兴趣的人是不会对希腊的城市产生兴趣的。但是，当时的埃及虽然属于希腊文化圈，却充满了异国情调，几乎很少有人不被其深深吸引。尤其是近现代西欧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人，他们对埃及的兴趣之浓，充分反映出埃及在欧洲人眼中有着极其浓厚的异国情调。也许哈德良认为，尽管萨宾娜对当地文化毫无兴趣，但是在她身边的罗马上流社会的夫人们，应该会很乐意来埃及。这是他对妻子萨宾娜极其难得的一次关照。
但是，哈德良终究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人。在埃及逗留期间，他没有把时间花在陪同妻子观光上，而是视察了埃及行省长官全权负责的位于行省首府亚历山大的行省统治机构，也视察了第二图拉真军团位于亚历山大不远处的尼科波利斯基地。最后，才把已经所剩不多的时间花在了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
根据史学家的说法，其中一件他感兴趣的事情，就是访问了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希腊的名字叫“Mouseion”（缪斯神庙）。
之所以把这里叫作“图书馆”，是因为这里曾经收藏过埃及在托勒密王朝时期收集的万卷读本（卷轴）。只是，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尤里乌斯·恺撒攻打亚历山大时，这些读本中的一大半化为灰烬。此时，图书馆中的读本很多是后来收集的，藏书不如以前那样多，但是，藏书的规模已经达到了不会辱没图书馆称号的程度。
有藏书的地方自然会吸引阅读这些书的人。因此，图书馆成为研究机构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埃及进入罗马统治的时代之后，拥有缪斯神庙的亚历山大成了与希腊的雅典、小亚细亚西部的帕加马和罗得岛不相上下的罗马世界最重要的知识中心之一。不，与以人文学科为主流的雅典和罗得岛相比，埃及的亚历山大除了人文学科，还有自然科学学科，应该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知识中心。
顺便提一下，公元前1世纪，罗马上流社会阶层认为“在雅典接受过教育的希腊人”水平最高。尤里乌斯·恺撒出身于名门望族中的名门望族，但是经济条件并不富裕。他的母亲奥雷利娅很有教养，也热衷于对儿子的教育，却没有能力为恺撒雇用希腊人做家庭教师，于是她请了一个高卢人做自己独生儿子的家庭教师。此人曾在亚历山大的缪斯神庙求学，就好比现代社会毕业于牛津、剑桥、普林斯顿、哈佛等大学的印度人或新加坡人。根据历史学家蒙森的说法，作为“非本土人士”的这个高卢人，向“罗马史上唯一的创造型天才”尤里乌斯·恺撒传授了大量知识，其中包括罗马人的母语拉丁语、当时的国际通用语希腊语、有助于开阔思维以及视野的哲学和历史、有助于逻辑性思维及表达的逻辑学和修辞学、能促进和谐感的数学和音乐等等。恺撒后来制定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有关医生和教师的法律。他规定，从事医疗行业的医生和从事教育事业的教师，不分民族、宗教、肤色，一律授予罗马公民权。也许正因为他是恺撒，才会致力于提高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经济待遇（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不承担缴纳行省税的义务）。
实行帝制以后，罗马的皇帝们依然优先关照这些服务于罗马上层的研究机构，连图拉真皇帝的妻子普洛蒂娜也担任了希腊哲学研究所的名誉所长。她不是学者，人们只是期望她作为所长可以促进研究所的发展。同样，哈德良对雅典的支持也是由于这样的理由。
皇帝以直接过问的方式保证了在亚历山大的缪斯神庙学习的研究者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皇帝用他的私人领地——埃及收缴上来的税金支付这些研究者的年金。因此，哈德良访问缪斯神庙实际上就是出资人访问受资助的机构。
为了对皇帝的到来表示欢迎，学者们举行了研讨会，即通过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活动。作为学术圈外的人，哈德良在这种场合本应该做的事情只是倾听，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倾听者。
罗马皇帝与学者们展开了辩论。他谈锋犀利，说得学者们哑口无言。记录下这一事件的史学家们认为哈德良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学识。的确，在这种场合，皇帝最好的做法就是摆出认真倾听的姿态。我想，哈德良只是没有忍住罢了。
哈德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是这个人是否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社会地位在他眼里只是第二个标准。对他来说，普通士兵也好，行省出身的人也罢，都不是左右他评价一个人的决定性因素。缪斯神庙的学者们从皇帝那里领取年金。所以在哈德良看来，既然搞研究可以拿到工资，那么就应该全力以赴从事研究。我想，这大概就是哈德良在驳倒学者们的论点时内心的真实想法。每个人履行自己职责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军队和行政界，在学术界也一样。我想，这也是他的想法。
只是被哈德良驳得哑口无言的学者好像并没有理解他的本意。据说其中有一人后来说过这样的话：“对一个身后有30个军团（实际上是28个军团）的人，我们怎么可能驳倒他。”但是，在著名学者和皇帝展开辩论的时候，在场旁听的学者中还是有人理解了哈德良的想法。其中一人叫托勒密。在哈德良访问图书馆的时候，托勒密年仅30岁。虽然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领会了哈德良的意思，但是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内容涉及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是革命性的集各学科之大成。还有一人叫盖伦。哈德良访问缪斯神庙的时候，盖伦在帕加马刚刚崭露头角。后来他出版了论述解剖学方法的著作。这部著作非常有名，后世的我们因此得以了解罗马时代的医学水平已有如此之高。这项研究成果就是他在亚历山大的缪斯神庙完成的。1300年后的莱奥纳多·达·芬奇对解剖产生兴趣，就是缘于此人的这部著作。
缪斯神庙融合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其后很长时间里，这个研究机构一直运转正常。哈德良虽然把他们驳得哑口无言，但是没有停止提供资助。
这个插曲也说明，哈德良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最高权力者。罗马时代的人撰写的唯一一部关于哈德良的历史传记《罗马皇帝传》的作者是这样评价哈德良的：
皇帝在诗歌和文学方面修养极高，同时，对数学、几何学及绘画的理解也有相当高的水平，他还热衷于学习演奏乐器和唱歌的技巧，而且从不背着人偷偷练习。
他唯一缺少的是拒绝放纵行乐的能力，他甚至还写过几首情诗，赞美他爱的人。
在很多方面，他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达人，甚至可以熟练地使用角斗士的那些复杂而危险的武器。
他的性格很复杂。如果说他严厉，有时候却非常和蔼可亲；如果说他平易近人，有时候却性情乖僻；如果说他放纵行乐，有时候却坚持节欲生活；如果说他吝啬，有时候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如果说他不诚实，有时候让你觉得再也没有人比他更诚实的了；如果说他不留情面甚至残忍，一转身他又表现得非常宽容。总之，变化不定是他一贯的风格。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即“他的性格很复杂”之后的部分，被认为是讲述哈德良时必不可少的第一手史料。小说家尤瑟纳尔在《哈德良回忆录》中也引用了这段内容。至于“变化不定是他一贯的风格”这句话，大概很多人看到后会哑然失笑吧。但是，哈德良难道真的只是一个变化不定的人吗？或是《罗马皇帝传》的作者观测的视角值得推敲？我想以“和蔼可亲”为例加以说明。
《罗马皇帝传》中写哈德良章节的作者也好，认可这一评价的读者也好，在他们看来，只有对所有人都表现出和蔼可亲才叫真正的和蔼可亲，否则就不是。然而，哈德良只对他认为值得和蔼相待的人才会表现得和蔼可亲。
神职人员这一类人对任何人都必须和蔼可亲，这是他们的职业要求的。作为普通人，如果对所有人都和蔼可亲的话，难道不是意味着他对所有人都不和蔼可亲吗？也许因为哈德良是罗马皇帝，是最高权力者，所以人们才会要求他对所有人都表现得和蔼可亲。但是，他做不到。
该严厉的时候，他会很严厉；该平易近人的时候，他会平易近人；值得他亲切以待的人，他会亲切以待；他认为不值得亲切以待的人，他从不掩饰自己乖僻的一面。还有，可以纵乐的时候，他会尽情享受；需要自制的时候，他会变成禁欲者；需要吝啬的时候，他从不顾忌别人的想法；应该给予褒奖的时候，他不惜给予重奖，甚至重到让人目瞪口呆的程度。他认为无须坦诚以待的人，岂止是不坦诚，他甚至还会撒谎；他认为值得以诚相待的人，他诚恳的态度让人觉得再也没有人比他更诚实的了；他认为不值得宽恕的人，他会毫不留情地追查到底。相反，认可一个人的功绩时，他会表现出稳重、宽容和礼貌，甚至令人怀疑这个人是不是哈德良。
在忠实于自己的事情上，哈德良从不“变化不定”，而是“一贯如此”。
但是，按照哈德良式的这种“标准”，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完全有可能受到皇帝不同的对待。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会不知所措，结果就有了“变化不定是他一贯的风格”这样的评价。
我想再介绍一个插曲，也许会有助于大家对哈德良的了解。
即使到了现代，《罗马十二帝王传》依然是一部畅销书，被人们广为传阅。这本书在日本很早就有译本，作者是苏维托尼乌斯，比哈德良大6岁左右，是在罗马任职的官员之一。他是小普林尼的朋友，因此，他一定也是塔西佗的文人圈中的一员。人们知道他好像不是因为他是官员，而是因为他是作家。《罗马十二帝王传》从尤里乌斯·恺撒写到图密善，共12位罗马皇帝。同现在一样，这本书当时就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读者。顺便提一句，公元300年前后写的《罗马皇帝传》讲述的是哈德良以后的皇帝，是苏维托尼乌斯作品的续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里面没有关于涅尔瓦和图拉真的内容。
不管怎样，苏维托尼乌斯生前不只是一名普通官吏，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是一个可以随时出入主人长期不在的皇宫的人。他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与后来的《罗马皇帝传》相比，闲话或流言蜚语的色彩很浓。想必作者对闲话的兴趣超乎常人，因此，他一定深受宫中女人的欢迎，因为宫中女人都很喜欢闲话，喜欢流言蜚语。后来，哈德良免去了苏维托尼乌斯的职位，把他从皇宫中赶了出去，理由是他对皇后萨宾娜的态度过于随便。
对于他的遭遇，世人深表同情。他们认为这位家臣只是对皇帝并不爱的妻子态度熟稔了一些，就给予这样的惩罚，未免过于严厉。但是，尽管哈德良不爱萨宾娜，但她终究是皇帝的妻子。按照哈德良的想法，上对下可以不拘小节，相反，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必须做到有礼有节，有规有矩。
对于身边的人来说，像哈德良这种性格的人实在很难相处。只要对哈德良的想法理解不透，就很容易被他弄得不知所措，结果只好仰天大声喊着“变化不定是他一贯的风格”，回过头来依然死心塌地地为他服务。也许皇后萨宾娜并非有意去了解什么，却也发现长时间留在哈德良身边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然而，尽管知道在他身边很难，依然有人不得不待在哈德良的身边。
美少年
来到埃及的皇帝好像例行活动一样乘船游览了尼罗河，这与其说是为了讨好皇后和那些追随皇后的贵妇，倒不如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埃及，只要乘船在尼罗河上逆流而上，途中随时下船走进建在河畔的神殿，就可以看到应该看的一切。乘船游览尼罗河等同于游览名胜古迹，而且还有贵妇们同行。这次旅行一定不同于哈德良以往随行人数少又禁欲的旅行。
在载着皇帝和皇后的华丽御用船队到达距亚历山大300多公里的尼罗河上游时，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皇帝宠爱的美少年——那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安提诺乌斯在尼罗河里溺水身亡。史学家们口径一致地说，哈德良得知这一消息后，像女人一样哭得死去活来，没有人能劝得住他。
那么，安提诺乌斯真的是不小心落水溺亡的吗？可当时，罗马人中间很盛行游泳，所以他应该会游泳吧。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同船旅行的人中竟然没有一人注意到他落水。
难道他不小心落水后，受到了据称是“尼罗河主人”的鳄鱼的袭击，当人们发现并要救他上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咬死了？
或者安提诺乌斯是为了哈德良而做出的自我牺牲？因为占卜者预言哈德良有生命之虞。当然，这个说法是基于哈德良亲自撰写的回忆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死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为了拯救心爱的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爱称得上是至高无上的。
罗马社会不像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有恋童癖的男性是得不到公民权的。罗马权贵虽然可以有恋童癖，但是不能公然蓄娈童。哈德良无所顾忌地爱恋安提诺乌斯，让看重罗马传统的人极度不满。罗马史学家在讲述哈德良的时候，好像都不愿意提及这件事情。安提诺乌斯溺亡事件，皇后以及随行的贵妇们是如何看的，我们不得而知。至少，皇后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高高兴兴地继续她的尼罗河之旅。可以想象，对她来说，安提诺乌斯的死和一个用人的死没有区别，她也不会同情哈德良。也许她和她的随行贵妇们与《罗马皇帝传》的作者一样，并不相信哈德良的说法，说安提诺乌斯是为了让他远离死亡而做出的自我牺牲。
既然死于事故的可能性极小，也不是自我牺牲，那么安提诺乌斯为什么要自杀呢？
从保留至今的众多雕像中，我们可以想象，公元131年安提诺乌斯死的时候，应该还不到25岁。我们不知道这位少年与哈德良相识是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假设是在哈德良去他的出生地比提尼亚的时候，即公元124年，那么，当时安提诺乌斯只有15岁上下。在其后的7年间，哈德良一直把这位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希腊美少年带在身边。
安提诺乌斯的雕像数量极多。看到这些雕像，感觉他的确很美，美到几乎无可挑剔，甚至让人会有性的冲动。但是他的表情很呆板，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机灵，才智几乎为零。他看上去顶多是一个娇嫩的美少女换成了少年的形象而已。再看哈德良充满智慧的雕像，难免让人猜想，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不相配才成就了他们如此融洽的关系。但是，哈德良是一个非常不擅长与人相处的人。
后来的研究者中有人认为安提诺乌斯自尽的原因是他从少年成长为青年后，感觉自己的容颜日渐衰退，因此害怕失去哈德良的宠爱，于是选择了在哈德良尚未厌倦自己的时候结束自己的生命。对普通的年轻人来说，20岁上下的年纪，别说是容貌衰退，应该正是不断增色的时候。但是对于安提诺乌斯这样因少年的美貌而得宠的人来说，这个年龄也许是开始走下坡路的分水岭。
但是，如果安提诺乌斯不是男性而是女性的话，他的心境又会是怎样的呢？
安提诺乌斯
女人要留住男人的心，最好的方法不是一直待在他的身边，而是和他保持距离，而且是去一个永远不可能追到的地方。哈德良是一个情绪极不稳定的人，在他身边，一定少不了看到他大发雷霆。即使他有时候看上去非常和蔼可亲，人们也弄不懂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会这样和蔼。
安提诺乌斯是比提尼亚出生的希腊人，阿里安也是比提尼亚出生的希腊人，但是他们不是同一类人。阿里安是前线的司令官，又是文人，哈德良与他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从希腊文化到罗马军队的防御体系等。皇帝格外垂爱这位年轻的部下，但是，他们之间是知性的关系。而皇帝和美少年的关系则不同。尽管安提诺乌斯会漫不经心地写几首诗，会弹竖琴，还有一张让人觉得无与伦比的完美的侧脸，但是，光靠这些很难长期吸引哈德良。而且，希腊美少年已经到了年龄和肉体都趋向成熟的时期。
那么，会不会是安提诺乌斯为了永远留住哈德良的爱才选择死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说他如愿以偿了。
安提诺乌斯死后，哈德良像个女人一样哭得昏天黑地，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他没有一味地沉浸在悲伤之中。首先，他神格化了已故的安提诺乌斯。在埃及有一个传说，凡是被居住在尼罗河中的鳄鱼吃掉的人都会变成神，所以人们很容易接受哈德良的决定。其次，哈德良在事故发生地的对岸建了一座城市，命名为“安提诺波利斯”（安提诺乌斯之城），还让希腊系的埃及人大批移居此地。人们很愿意移居到安提诺波利斯，无须哈德良采取强制措施，因为皇帝建的这座城市充满了希腊情调。接着，哈德良又铺设了一条从尼罗河畔的这个城镇穿过沙漠，到达苏伊士湾的罗马式大道。这条大道沿着海湾一直延伸至红海。这样一来，安提诺波利斯就可以作为一个物资中转站而变得繁荣起来。因为来自东方的物资要运到亚历山大，首先要从红海进入尼罗河，再在尼罗河上顺流而下经过安提诺波利斯。虽然哈德良像女人一样失声痛哭一场，但是上述举措绝对符合哈德良的作风，是帝国最高统治者经过冷静思考后做出的决定。
这一时期，哈德良也实现了自己少年时代以来的梦想，他终于骑着阿拉伯产的骏马捕猎狮子。好像为了挑战55岁的年龄一样，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体力。也许哈德良本人比任何人都更愿意相信，安提诺乌斯的死就是为了让自己避免将要临头的灾难而做出的牺牲。
安提诺乌斯死后，哈德良恢复了视察工作。皇后和跟随她同来的一行人出发回罗马后，离开已经开工建设的安提诺波利斯的皇帝又变成了一个人。他首先去了叙利亚的安提阿，从那里进入小亚细亚，北上到达黑海，再从黑海向西，前往希腊，最后来到了雅典。沿途中他又建了一座城市，将其命名为“哈德良波利斯”，也就是哈德良堡。现代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埃迪尔内就是他建的这座城市，埃迪尔内是“哈德良”的土耳其语读音。
在雅典，很容易找到优秀的雕刻家。皇帝让他们雕刻了大量已故安提诺乌斯的雕像，好像为了永远留住心爱的人的美丽一样。安提诺乌斯的雕像完全没有宗教的感觉，有的只是感官的刺激。经过漫长的基督教时代之后，现在依然保存下来如此之多，可见当初雕刻的数量之多该是多么惊人。哈德良把这些雕像送到了希腊以东的罗马世界，但是，在罗马好像只有他的私邸哈德良别墅中有，其他地方完全看不到安提诺乌斯的雕像，而且也看不出他有什么举动要让帝国西方的人们去信仰已经神格化的这个宠儿。由此可见，无论内心多么悲伤，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应该顾及罗马人对这件事的看法。
然而，这个时期降临在哈德良身上的不幸并不只是他失去了自己宠爱的年轻人。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一直以来暗潮涌动的犹太人的反叛终于爆发了。在雅典逗留期间获知这一消息的哈德良，不顾此时已经进入冬季，毅然回到安提阿。他要收集精确的情报，并根据这些情报制订对策。
犹太叛乱
无论如何我都认为禁止割礼和建设“埃里亚卡匹托尔”是哈德良有意为之的事情，是在挑衅犹太教徒。不管其他民族如何认为，对于犹太教徒来说，割礼是他们证明自己存在的一种仪式。罗马人允许失败者信仰自由，因此禁止割礼违背了罗马的这一方针。自从罗马与犹太人有了直接关系以后，200年来，无论是共和制末期的最高权力者还是进入帝制以后的皇帝们，没有一个人禁止割礼。不仅如此，自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以后，罗马一直采取了承认犹太教徒特殊性的政策。除了割礼问题，更没有人在犹太教徒视为圣城的耶路撒冷眼皮底下建设军团基地，还取了“埃里亚卡匹托尔”这样一个含义明确的名字。纵观哈德良的整个统治，我们知道他有极强的洞察力，因此，他绝无可能不了解犹太的特殊性。事实上，后来通过对犹太人采取“隔离”政策解决了犹太问题以后，虽然没有明确解除割礼的禁令，但是，哈德良已经不再要求严守这一禁令，甚至采取默认的态度对此放任自流。我想，他真正的用意并非永远禁止犹太教徒行割礼。
在这200年间，虽然时有冲突，罗马对犹太教徒几乎始终如一采取了宽容政策。允许他们在多神教的罗马世界里信仰一神教，允许他们有割礼的习惯，允许他们因信仰一神教而不承担帝国公职和军职的义务，允许他们在其他人工作的星期天休息。总之，从他们的生活习惯到其他的一切，罗马都接受了他们的特殊性。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宽容政策的背后有一个明确的条件，那就是，绝不允许有反帝国统治的行为。图拉真皇帝把阿拉伯（今约旦）纳入了行省行列，之后，哈德良皇帝确立了从黑海到红海的帝国东方防线。犹太位于阿拉伯行省以里，因此，在罗马统治下，要稳定犹太这个地方，帝国的防线战略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8·危机与克服》中已经讲过，在罗马帝国内选择“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犹太教徒倘若居住在黑海以北，罗马人在安全问题上不会太在意他们。但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北面是叙利亚行省，东面是阿拉伯行省（今约旦），南面和西面是属于埃及行省的区域。更糟糕的是，生活在这里的犹太教徒并不安分。
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犹太教徒都高举创建一神教国家的标语来反抗罗马。事实上，他们中间的分化态度非常强烈。只要规模像样些的城市，一定会有犹太人的居住区。生活在那些东方城市的犹太人，虽然与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希腊系居民时有冲突，但是他们接受和罗马帝国共生共存的现状。只有那些居住在犹太本土的犹太人坚持维护犹太教的纯粹性，也许与其他文明接触越少越容易保持纯粹性吧。正是这个原因，反抗罗马的运动总是发端于犹太本土。确切地说，是发端于犹太教的中心耶路撒冷。
公元131年秋天爆发的犹太叛乱有两位领袖：巴尔·科赫巴（Bar Kokhba）和拉比·阿基巴（Rabbi Akiba）。前者自称救世主，是这次叛乱的直接指挥者。后者是犹太教的祭司，他不只是参与叛乱，还宣扬这是一场圣战，从宗教方面来支持科赫巴。巴尔·科赫巴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星星的孩子”，所以他才自称救世主。对此，拉比·阿基巴大声叫好，说：“他才是犹太之王！他就是救世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