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皇帝哈德良（117年8月9日—138年7月10日在位）.7
人类社会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不仅限于犹太人，那就是，当激进势力开始强大的时候，保守势力就会退缩。这个时期，在耶路撒冷，原本为数不少的稳健派渐渐失去势力，他们或者投向激进派的阵营，或者找亲朋好友帮忙离开耶路撒冷，去往国外。这一年是公元131年，罗马军队在耶路撒冷的驻兵好像只是分队，规模很小。驻扎在犹太的两个军团中，一个在北部的加利利地方，另一个第十弗雷腾西斯军团因埃里亚卡匹托尔城尚未建成，一部分在南部，大部分在恺撒利亚。巴尔·科赫巴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耶路撒冷。身在雅典的哈德良就是在这个时候获悉这一紧急报告的。
战争前的犹太周边地区
第二年，即公元132年，已经控制了耶路撒冷的科赫巴铸造了银币和铜币。发行货币是表示独立的最直接的象征。货币正面刻的是“耶路撒冷”，背面刻的是“以色列解放元年”。后来，人们在发掘出来的这些硬币中，还发现了刻有“次年”字样的硬币。当时在耶路撒冷流通的罗马货币很多，有韦斯帕芗、图密善、涅尔瓦、图拉真以及哈德良等多位皇帝的货币，因为在罗马帝国，即使皇帝换了，刻有各位皇帝头像的货币依然通用。科赫巴要求大家把这些货币拿来，用锤子砸扁刻有皇帝头像的一面，然后还给大家。他没有想过要把这些货币熔化后再铸造成新货币。
这次叛乱没有严密的计划，没有资金，甚至没有考虑过兵力的问题。但是很显然，在叛乱初期，它成功了。居住在海外的犹太人纷纷加入志愿兵行列，也有人提供了武器。
他们筹集武器的办法非常巧妙。当地有兵器制造业者，罗马军团基地与他们签署了武器买卖合同。根据合同，犹太人兵器制造业者要把制成后的武器送到基地。但是在制造过程中，他们做了手脚，制造出来的成品变成了次品。罗马军队不会接受次品，尤其是在哈德良视察之后，即使很小的一点儿瑕疵，也不会放过。于是制造业者就把这些所谓的次品，也就是罗马军队不接受的兵器，暗地里转手卖给了科赫巴。
同时，犹太商人也积极配合叛军，大大地削弱了罗马军队的战斗力。他们按照购买合同，把葡萄酒送到罗马军团的基地，但是，他们在酒中掺了毒。很多士兵喝了这种酒后虽然没有死去，却病倒了。
像这样，连商人也在支持叛军。其结果是，在犹太巴勒斯坦的罗马军队补给彻底中断。此外，地震的发生也让犹太人似乎看到了罗马帝国崩溃在即。
哈德良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接到这些报告的。他制订了反击计划。
理所当然，他决定派出驻扎在犹太的第六菲拉塔军团和第十弗雷腾西斯军团2个军团。只是，罗马军队的2个军团通常应该有1.2万名士兵，但是这2个军团因缺员补充不及时以及病患者众多，能上战场的只有1万人左右。就算加上辅助部队中的2个骑兵大队和4个步兵大队，也只有1.4万人。他把指挥这支队伍的任务交给了犹太行省总督路福斯。
接着，他命令第三高卢军团离开北方相邻的叙利亚行省出兵犹太，并决定由叙利亚行省总督马尔凯鲁斯担任指挥。该军团基地位于距离犹太不远的拉法内埃（今叙利亚的沙玛）。
同时，他命令驻扎在阿拉伯行省的第三昔兰尼加军团从东方相邻的约旦出兵。作为辅助部队，贝都因人的2个大队加入了这个军团。
他还从位于西南方向的埃及调遣了一个军团，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编组的辅助兵一个大队也加入了这个军团。
除此之外，他又向莱茵河、达契亚行省、多瑙河各前线也下达了按分队规模集结的命令。这时候的罗马军队依然是一支多民族的混合军队，由罗马人、高卢人、西班牙人、色雷斯人、希腊人、加拉太人、阿拉伯人还有与叛乱无关的犹太人构成，总兵力大约有4万人。
皇帝哈德良把总指挥权交给了不列颠行省总督尤里乌斯·塞维鲁。因为出兵的命令已经下达，所以这一人选大概是哈德良一开始就已经定下的。按常理，在罗马军队中，叙利亚行省总督马尔凯鲁斯的地位绝对高于不列颠行省总督塞维鲁，但是，他的这个决定是向尼禄学的。在之前的一次犹太叛乱中，当时的尼禄皇帝就提拔了韦斯帕芗为总司令官，原因是他在征服不列颠的过程中名声大震。
提拔塞维鲁的理由也和尼禄的时候一样，因为在对付游击战方面，他经验丰富。也许你会认为喀里多尼亚（后来的苏格兰）山野多雨，而犹太的沙漠很干旱，两者完全没有相同之处。但是这只是表象。事实上，苏格兰多森林，犹太的沙漠中岩洞随处可见，两个地方对于一个外来人来说，都像是迷宫，只有熟知地形的当地人才能进出自如。此外，这两个地方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是在喀里多尼亚还是巴勒斯坦，都不可能采用会战的方式，因为会战方式只适用于平原。
塞维鲁必须穿越帝国，从最西北长途跋涉来到最东南。前线司令部一定是等到塞维鲁到来后，才从安提阿移师恺撒利亚的。哈德良决定不上战场，但是他也去了恺撒利亚，并且一直在那里逗留到战争结束。出生于大马士革的建筑师阿波罗多洛斯也出现在这个前线司令部，此人曾经参加过先皇图拉真发动的几次战争，只是这个时候的他已经老态尽显。他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哈德良交给了他一个任务，改良耶路撒冷攻防战中将要使用的攻城武器。也许战斗正式打响的时候，哈德良已经清楚地预料到了战争的结束。这次犹太叛乱与公元70年的那次叛乱一样，以耶路撒冷的沦陷而告终。
镇压犹太北部加利利叛乱的行动好像非常顺利。军队在挺进犹太中部后，塞维鲁改用地毯式搜索的战术，把全军分成了小规模的部队。这种战术虽然耗时长，但是成功率极高。罗马军队开始正式反击的时间，再早也应该是在公元132年夏季以后，而犹太战争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133年年底。
犹太教徒叛乱时，经常会出现一种现象，这个时候也出现了。教条主义者常常会有过激的行为，因为他们努力要做到纯粹，为此，他们绝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不纯。其宿命就是过激行为的不断激化。
巴尔·科赫巴不能原谅放弃割礼的人们，不管他们与哈德良的禁令是否有关。他禁止没有接受过割礼的男子出入耶路撒冷，否则一律处斩。也就是说，要在耶路撒冷居住，条件是必须接受过割礼。
在犹太人的保守稳健派中，有不少人用从头冲水的洗礼方式来替代割礼。但是，自称救世主的科赫巴和支持他的阿基巴都拒绝这样的洗礼方式。
在犹太人中，用洗礼代替割礼的人大多数是基督教徒，他们并不承认科赫巴是救世主。因为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救世主就是耶稣基督。于是，那些自认为正统的犹太教徒开始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科赫巴和他的追随者们非常偏激，他们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迫害程度，他们是要消灭基督教。
尽管犹太人中既有犹太教徒也有基督教徒，但是到公元70年耶路撒冷沦陷时，他们之间已经出现不和，开始分离，只是还没有走到决裂的地步。然而，以公元132年为界，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彻底决裂，互为敌人。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不，也许到现在，这种悲剧性的敌意依然没有完全消失。
犹太人战争看似进展缓慢，但是，罗马军队在这个过程中可谓稳扎稳打，步步紧逼。到了公元134年年初，耶路撒冷沦陷，犹太战争宣告结束。与64年前一样，一把火把耶路撒冷彻底烧毁了。
在这场持续了两年的战争中，犹太人占领过的50个要塞遭到破坏，985个村落被烧毁，多达50万名犹太人被杀，俘虏被卖为奴隶，价格等于或低于家禽的售价。卖后剩余的俘虏被送到加沙，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重建被他们自己破坏的城市。
尽管如此，叛乱之火并没有被完全扑灭。位于耶路撒冷西南的佩特拉成了公元2世纪的“马萨达”（马萨达是公元70年的犹太战争中，犹太人最后负隅顽抗的地方。——译者注）。但是到了公元136年，这里也被彻底毁灭。巴尔·科赫巴战死，拉比·阿基巴被捕并死于刑讯。
与当年的马萨达一样，对于罗马人来说，犹太人在佩特拉的最后抵抗只是小事一桩，完全不是问题。他们认为公元134年年初，耶路撒冷的沦陷已经宣告了犹太战争的结束。皇帝哈德良给罗马元老院写了一封亲笔信，告知他们战争已经结束。只是，信中全然没有表现出取得战争胜利后的喜悦，只是很平淡地写了一句话：“你们和你们的儿子健在令人高兴，在这里，我也要向你们报告，我和我的士兵也都安好。”
不少研究者推测罗马方面付出的代价可能也很大。但是，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犹太方面的史料只是盛赞巴尔·科赫巴是犹太的英雄，认为战争结局应该归咎于犹太民族的宿命，因为公元136年9月26日，在佩特拉进行抵抗的最后一点星火熄灭的时间，正巧与公元70年耶路撒冷沦陷是同一天。犹太的史料中没有任何有关罗马方面损失的记录，只说罗马士兵因为喝了有毒的葡萄酒，病倒了很多。按照我的想象，可能是因为哈德良太累了。当时的他已经58岁，而且在两年半前就不再巡察各地，一直待在前线司令部。
犹太人的大流散
皇帝虽然把作战的指挥权放手交给了手下的经验丰富的将领，但是耶路撒冷沦陷后，他没有把犹太战争的战后处理权交给别人。此时，犹太已经不再叫作犹太，巴勒斯坦成了它的正式名称。
耶路撒冷的名字也随之消失，变成了埃里亚卡匹托尔。根据罗马的市政规划，哈德良对耶路撒冷市区进行了重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市区基本轮廓保留了犹太民族曾经的最大敌人哈德良建的城市原貌。在罗马人建的城市中，中央大道一定自北向南贯穿市区。在现代的耶路撒冷，始于大马士革的中央大道，就是这样一条大道。除此之外，哈德良时代留下的其他印记也随处可见。对于犹太教徒来说，耶路撒冷始终是他们的圣城。然而，圣城现在的情形却是哈德良为杜绝犹太教徒叛乱而采取的激进措施形成的。不能不说这是历史的讽刺。
因为公元134年结束的犹太民族叛乱，让哈德良对犹太教徒实施了让犹太人大流散的政策，把犹太教徒彻底逐出了耶路撒冷。
“大流散”（Diaspora）这个词同时有“播撒种子”的意思，所以它不是单纯的贬义词。犹太人与希腊人相似，自古就有很强烈的“散居”倾向。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可以移居到任何地方，然后在那里建立起只属于自己的社区。他们会移居到其他民族建的城市，但是不会融入那个民族中去。这时候，他们的“散居”是自发的，不是被迫的。
强制“流散”犹太人最早要追溯到公元前700年，是亚述的命令。第二次是在公元前600年前后，这次移居的目的地是巴比伦，历史上称之为“巴比伦之囚”。如果要追溯至更遥远的古代，还有摩西率领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成功返回祖国的传说。
此后再没有发生过强制性让犹太人“大流散”的事件，直到哈德良再一次采取这一措施。但是，这次犹太人的大流散与亚述、巴比伦时期不同，当时犹太人“大流散”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集中优秀的劳动力。哈德良实施的“大流散”只是禁止犹太人居住在耶路撒冷，不指定流散后的居住地，犹太人可以去他们愿意去的任何一个地方。流散的对象也不是所有的犹太人，而只限于犹太人中的犹太教徒，并且只禁止他们生活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常常成为反罗马的源头。
哈德良的这条禁令不针对居住在耶路撒冷之外的犹太人，即此时更名为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徒，也不适用于生活在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教徒。在这一点上，哈德良遵从了罗马帝国自奥古斯都皇帝以来采取的对犹太人的政策，即只要不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罗马便可以承认犹太人的习惯。但是尽管如此，居住在耶路撒冷以外的犹太教徒恐怕已经牢牢记住了历史的教训：只要反对罗马，等待他们的就是“流散”。因为在哈德良的统治初期，已经有过这样的先例，当时塞浦路斯的犹太人发动叛乱，杀戮当地居民。结果，哈德良一纸禁令，犹太人从此不得再进入塞浦路斯。
就这样，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祖国。犹太人大流散政策经元老院决议通过，于公元135年正式生效，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以色列建国。就这样，搅得哈德良心神不安的犹太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从此，犹太教徒再也没有发起过大规模的叛乱。
研究罗马史，已经再无必要提及犹太民族。但是回顾以往的历史，我想，或许对我们理解罗马人与犹太人的关系会有一点儿帮助。
罗马人和犹太人
公元前63年，在出征东方期间，庞培成了第一个与犹太正式接触的罗马人。由于这位罗马将军名震地中海，而当时的犹太内讧不断，于是，犹太人请他进行调解。庞培提出，犹太人应该重新认识政教一体的统治体系。
罗马的宗教没有教典，因此没有专门的祭司阶层。所谓祭司，就是向普通信徒传授、讲解教典（或者《圣经》）的人。犹太教是以教典为依托的宗教，因此，祭司阶层的权力很大，他们认为政治应该依据教典来实施。而在罗马，既没有教典，也不存在祭司阶层，政教分离非常自然。
庞培作为罗马人提出的政教分离方案自然遭到了犹太人的拒绝。于是，这位罗马将军认为既然如此，就只有通过武力来征服犹太了，于是他向耶路撒冷发起了进攻。经过三个月的对抗，犹太最终屈服于罗马的统治。庞培下令摧毁了环绕耶路撒冷的城墙，犹太归入叙利亚行省总督管辖之下，但是承认其自治。
公元前47年，尤里乌斯·恺撒在征战埃及的归途中经过犹太。这个时候的他，在与庞培及其追随者的抗衡中胜出，正在一步步地确立自己在罗马世界中最高权力者的地位。此前一年，他在亚历山大停留期间，已经同意犹太人在经济活动方面享有与希腊人同等的权利。在政治方面，恺撒的想法也与庞培有所不同。
恺撒接受了犹太人的请求，让犹太教的最高祭司做犹太自治政府的最高长官。他认为，在犹太，政教可以不分离。当然这一宽容政策的条件是犹太人不反罗马。据说三年后，恺撒遭到布鲁图及其同伙的暗杀后，很多犹太人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奥古斯都以恺撒描绘的宏伟蓝图为基础创立了罗马帝国。我在想，如果他像继承恺撒的其他很多想法一样，继承了恺撒对犹太的政策的话，其后罗马与犹太的关系是不是会完全不同呢？
对疆域辽阔的罗马帝国如何实行统治，是以庞培为首的罗马元老院和恺撒发生激烈冲突的分歧所在。元老院派坚持沿用元老院体制，认为国家应该由罗马社会的精英，即300位（进入帝制时期后增加到了600位）元老院元老来统治。在政治史上，这种体制叫寡头政治。恺撒与他们针锋相对，他的理由是：首先，300人合议进行统治的效率极其低下；其次，这种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元老院阶级的僵化，导致不同阶层之间流动性的丧失；再次，因为罗马帝国作为统一的命运共同体，实施的政策是同化包括曾经的战败者在内的所有人。领导者阶层一成不变的体制不利于维持帝国的长治久安。
假若支持元老院体制的庞培、西塞罗和布鲁图等人代表的共和制一派在斗争中获胜的话，罗马会不会一直维持共和政体呢？或者会不会成为像后来的英国和法国那样，属于本土统治殖民地类型的帝国呢？然而，胜利者是恺撒。通过本土和行省一体化，他使帝国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使罗马走上了一条普通的帝国之路。
站在伟大设计者的角度去看，普通帝国的罗马是这样的。
在罗马征服西方的这一时期，西方还没有统一的国家，部族数量众多，相互间纷争不断。罗马征服当地部族后，承认他们居住的村落及其周边地区为地方自治体，享有自治权，同时给部族首领和家人世袭的罗马公民权，把他们纳入帝国之中。此外，在每个重要的位置建设殖民城市，作为罗马军团兵服役期满退役后定居的地方。那个时代的“高速公路”——罗马大道遍布各地，联结当地人居住的地方自治体和罗马人居住的殖民城市。在帝国的西方，罗马实施统治的核心就是地方自治体和殖民城市。
在被罗马人征服以前，东方的历史与西方不同。在希腊以东，城邦和王国的历史很长。罗马人非常善于协调与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他们会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在东方，可以供士兵服役期满退役后定居的殖民城市极少，这样的城市是帝国潜在的防御基地。于是，罗马人把统治的重心放在了城邦和王国上。希腊系各城市继承了城邦传统，非常配合罗马的统治。在罗马统治之下，希腊人不仅享有充分的自治权，而且与近邻城市发生争执时，罗马人会出面调解；当他们受到外敌入侵时，罗马人会出面保护自己。因此，对希腊人来说，他们很愿意接受罗马的统治。此外，对于那些习惯中央集权制即王权的地方，罗马采取的政策是把王国变成罗马的同盟者，纳入罗马的统治之下。不用说，帝国的大动脉——纵横交织的罗马式大道也遍布了东方各地。
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并存就是罗马帝国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如此，恺撒作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位伟大设计者，才会认为犹太的特殊统治形式完全可以接受。
当然，不同于“普通”的“特殊”无疑是异类。犹太民族有着自己是上帝选民的思想，他们坚定地相信自己是一神教徒，不承认任何其他神。《犹太战记》的作者约瑟夫斯为了替犹太民族辩护，写下了《驳斥阿庇安》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法律规定，希望在犹太人的法律下生活的其他民族，我们表示欢迎。但是，不遵守犹太人的法律，只想得到生活的便利，拒绝他们才是正确的做法。
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说法代表了同时代罗马人的看法：“犹太教徒对于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即使表面上并未表露，内心总是怀有强烈的憎恶感。”塔西佗甚至断言，犹太教不是宗教，只是迷信，因为它完全否认他人的神。
现实生活中的犹太人以上帝不允为由，拒绝承担公职和服兵役的义务，却在经济方面要求平等的权利。在罗马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看来，这样的民族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尤其是希腊系居民，他们对犹太系居民最没有好感。因为他们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城市，不知什么时候住进了犹太人；他们好不容易发现的一条航路，犹太人使用起来心安理得。犹太人不但不会开发新的航路，甚至连危险的海域都不去，只想着如何卖掉货船运来的物资挣钱。帝国东方的暴乱，可以说几乎都发生在希腊系和犹太系之间。为此，罗马不得不经常为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纷争出面进行调停。克劳狄乌斯皇帝的《致亚历山大公民的一封信》就是其中一例。
统治者的职责之一是调解其统治下的人们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这方面，罗马人从来不辞辛苦。但是，对于自由的理解，希腊人和罗马人与犹太人不同。
如果你认为自由中还有选择的自由，那么你持的就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自由观念。但是，对于犹太教徒以及近代基督教徒来说，他们的自由中没有选择的自由。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遵循神的教诲建设国家。也许你认为免除了他们的公职及服兵役义务，也同意他们有周六和周日，就是给了他们自由。但是，对他们来说，只要他们要的那种自由得不到承认，就是没有自由。
既然犹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那么全面接受他们的特殊性，即按照他们的愿望，允许其在巴勒斯坦建设政教一体的国家又有何不可呢？有上帝选民思想的犹太人并不想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渗透到其他民族中去，我们甚至很少听说犹太教徒的传教活动。因为他们认为犹太教徒的人数过多，上帝选民的珍贵之处就会被弱化。既然这样，允许他们在帝国的某个地方建立一个祭司阶层统治的国家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如果犹太人满足于此，并且愿意稳定下来的话，那么，对于帝国的统治来说不也算是一件好事吗？正因为他们在犹太本土无法实现这种自由，所以，居住在帝国东方各城市的犹太人才会带着怨愤不时地揭竿造反。
在经济权利方面，恺撒让犹太人享有了和希腊人同等的权利，他的这一政策很值得我们思考。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从来都是围绕宗教的，所以常常陷于孤立。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与帝国相连的“血脉”就是经济活动。恺撒认为有必要阻止犹太民族的封闭倾向。当然，他这样想不是出于人道的考虑，而是因为他知道封闭是导致关系激化的温床。
继恺撒之后的奥古斯都，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继承了恺撒的思想，唯独在犹太问题上，他的想法与恺撒相左。奥古斯都是一位罕见的“政治人物”。作为政治人物，他甚至超过了恺撒，但是他构思不出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宏伟蓝图。他认为对于犹太人这一特殊群体，实施间接统治才是上策。于是，犹太人中的希律王成了统治犹太的真正主人。由希律王统治犹太还有一个好处，希律王是位专制君主，他绝不允许以最高祭司为首的祭司阶层对政治指手画脚。因此，只要希律王的统治能够持续，在犹太就有可能实现政教分离。我想奥古斯都作为西方人，也许和其他西方人一样，认为统治必须做到政教分离。
奥古斯都对犹太问题的处理方法决定了其后罗马帝国对犹太的政策。希律王死后，犹太人要求恢复神圣统治，奥古斯都一口拒绝。他选择从罗马派遣长官，对犹太实施直接统治。但是，他给了犹太人更多的自由，甚至连司法权也予以认可，当然杀人除外；他还成立了由70位长老组成的长老会，并对该长老会提供支持。
奥古斯都一定以为自己已经给了犹太人足够的自由，然而，犹太人依然认为自己没有“自由”。这实在是一个不幸的误会。
研究罗马和犹太问题的学者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着眼于犹太是怎样受到罗马帝国的压迫；另一类着眼于罗马对犹太采取的政策是如何宽容。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研究罗马和犹太问题，他们做的都是无用功。因为不管犹太人如何坚称自己深受罗马人的压迫，罗马人也永远不会理解；相反，不管罗马人如何强调自己对犹太人已经宽容至极，犹太人依然一如既往地疾呼：“我们要自由！”
尤其是继奥古斯都之后的提比略皇帝，他过于顾及犹太人感受的种种做法让人觉得那不过是善意的无为之举，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但是，就像历史学家塔西佗记述的那样，无疑，“在提比略统治期间，犹太是太平的”。也许因为皇帝的态度如此，罗马的官员们也纷纷效仿，他们为了不刺激犹太人，一味地维护犹太人，甚至不惜违反罗马的司法制度，处死了耶稣基督，因为正是控制了耶路撒冷、对犹太社会有强大影响力的祭司阶层强烈要求处死这个自称救世主的犹太年轻人。
随着时代的变迁，当初致力于为希腊人和犹太人进行调解的罗马人也在改变。罗马人的改变或许与犹太人态度的强硬程度成正比。尽管如此，除了卡利古拉皇帝时代发生的事件（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7·臭名昭著的皇帝》中有详细描述）之外，罗马对犹太人采取的政策始终是宽容的。例如，继卡利古拉皇帝之后的皇帝克劳狄乌斯再度尝试了由犹太人统治犹太的方式。遗憾的是，犹太方面对罗马的敌意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与此同时，罗马方面的焦虑感也在增强。它体现在，派往犹太的官员们对犹太的统治越来越严厉，这引起的后果就是在尼禄皇帝末期，爆发了大规模的犹太叛乱。自恺撒遭暗杀以后的110年间，罗马与犹太之间的关系一路磕磕绊绊地走来，到了这个地步，对于犹太提出的建设政教合一国家的要求，罗马已经不可能做出让步了。而犹太人依然坚持只有满足这一条件，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自由。自公元前1世纪起，罗马以统治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把此前的统治者希腊人赶下了台。为此，犹太人曾一度对罗马人心怀感激。然而，到了公元1世纪的这个时候，曾经的感激已彻底变成了敌意。
后来先后成了罗马皇帝的韦斯帕芗和他的儿子提图斯对犹太的叛乱都实施了镇压。其间，因为尼禄皇帝的死以及其后的内乱，镇压中断了一年半。但是，他们的镇压给罗马带来了导致耶路撒冷沦陷的犹太战争。这场战争始于公元66年，终于公元70年秋天。关于这场战争的经过，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8·危机与克服》中已经做了描述，所以在这里略去不提。但是，在这场战争发生之前和以后，犹太的情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耶路撒冷自治机构“70人长老会”被迫解散。
第二，此前，罗马在耶路撒冷连一个中队也没有派驻，此后则派驻了一个军团。这意味着罗马不再承认犹太自治，而要对其实行直接统治。
第三，无论居住在犹太本土还是生活在海外的犹太人居住区，凡是犹太教徒，作为义务，每人每年要捐献2德拉克马的香火钱。犹太战争之前捐献的对象是耶路撒冷大神殿。在此之后，韦斯帕芗皇帝把捐献对象改成了罗马的朱庇特神殿。事实上，韦斯帕芗没有太复杂的想法，他只是想借此对犹太祭司阶层实行经济制裁，从而阻止犹太人的反罗马活动。但是，对犹太教徒来说，这一规定触犯了他们的神，是他们难以接受的屈辱。
希腊的德拉克马与罗马的银币等值。如果研究者们说的每人2德拉马克正确的话，那么也就是每人2第纳尔银币。在韦斯帕芗时代，军团兵的年薪是225第纳尔银币。因此，2第纳尔银币相当于一名士兵年薪的1/112。10年后，到了图密善皇帝统治的时候，士兵的年薪提高到了300第纳尔银币，所以犹太人捐献的金额，在公元84年以后，只是一名士兵年薪的1/150。在罗马时代，消费者购物需要缴纳营业税（或消费税），税率是1%。因此，从金额上来说，只要没有穷到吃不上饭，这对任何一个犹太人来说都不是什么负担。然而，问题不在金额上。
《摩西十诫》中的第一诫就是除了犹太人的神，不能把其他任何东西当作神。作为犹太教徒，他们必须遵守这一戒律。因此对他们来说，尽管金额不大，但是由于捐献的对象是朱庇特神，所以这种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戒律的规定。
由于献给罗马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殿的捐款只向犹太教徒征收，所以人们给这一捐款取了一个名称叫“犹太人税”。这个说法深得犹太人的赞同。因为犹太人更愿意把一年一度向朱庇特神捐献的2德拉克马看作罗马向犹太人征收的税而不是捐献。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这种心情很容易理解。但同时，我想这也是罗马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文化摩擦。
尽管如此，按塔西佗的说法，“在韦斯帕芗、提图斯、图密善、涅尔瓦以及图拉真统治期间，犹太都是太平的”，只是，这种太平不过是犹太人把怨愤压在心底的表面上的“太平”而已。
图拉真皇帝对待犹太人的态度非常理性，因此，在犹太人眼里，他也是一位好皇帝。尽管如此，当图拉真专注于攻打帕提亚的时候，他们还是乘机举起了反旗。公元115年，犹太发动起义，这激起了罗马人的极大愤怒。罗马人最憎恨毁约和乘人之危的行为。再加上有消息说，在这次叛乱中，犹太人与敌人帕提亚暗中勾结。如果罗马方面得到的这个情报属实，这显然是卖国行为。这次叛乱除了犹太本土，还波及了塞浦路斯以及昔兰尼加等海外的犹太人居住区。这一情况促使罗马果断采取了措施。继图拉真之后的哈德良首先着手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镇压犹太人的这次叛乱。
这一时期，“和平”暂时得到了恢复。我想这一定是哈德良的想法：他想通过清除涌动于地下的反叛岩浆，以彻底解决犹太问题。如果恺撒之后的皇帝们采用了他的方式，罗马与犹太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然而，到哈德良执政时，距离恺撒时代已经过去170年。罗马对犹太采取的政策，唯一的目的已经变成了维持帝国的秩序。对于哈德良来说，他能做的事情也只有这一件。他对待犹太教徒的态度是无所忌惮的，不仅禁止犹太教徒实行割礼，而且还建起了一座名叫“埃里亚卡匹托尔”的城市。为了惩罚为此敢于造反的犹太人，他毫不犹豫地对犹太人采取了“大流散”的政策，把犹太教徒全部逐出耶路撒冷。
有研究者批评哈德良在打压犹太教徒势力的同时，助长了基督教徒的势力。但是，这样说并不公平。哈德良没有打压所有的犹太教徒，他打压的只是反对罗马统治的犹太教徒。对于那些愿意接受罗马统治的犹太教徒，他没有采取任何打压措施。在犹太激进派与罗马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彻底决裂。基督教徒并不反对罗马的统治，因此他们可以继续居住在耶路撒冷。
有一点可以确定：不管犹太人是否起来反抗罗马的统治，哈德良对犹太教徒的感情始终是冷漠的，他对犹太人的处世理念深恶痛绝。犹太教徒认为，真理只属于他们，独一无二的神就是他们的真理。在哈德良看来，他们的这种处世理念是视而不见人类社会多样性的态度，是过于自我的表现。他无法接受犹太人对信仰其他诸神的人表现出来的轻慢，无法接受犹太人因崇拜自己的神而憎恨人类的偏见。由于深受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响，哈德良有这样的想法非常自然。因为希腊哲学的本质是不墨守成规，可以随时提出质疑。如果这一时期的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一样，也起来反抗罗马、发动叛乱的话，我想哈德良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同样对他们实施镇压。
攻占耶路撒冷的公元134年春，皇帝哈德良离开恺撒利亚，乘船返回罗马，途中没有再去别的任何地方。这时距离他离开首都已经6年多了，他的统治也已经过去了17年。在回国途中，他一定在想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完成。
晚年
公元134年5月底，哈德良已经回到首都罗马，因此，他一定是在这年的年初攻占耶路撒冷后，马上对战后处理做出指示，然后就踏上了回国的旅途。罗马元老院一致通过用凯旋仪式来欢迎皇帝相隔6年后的归来，但是哈德良拒绝了。他把这一荣誉让给了塞维鲁——这位始终坚守在前线指挥犹太战争的总司令官。当然，塞维鲁虽然得到了这份荣誉，但是他的凯旋仪式规格远远低于作为最高司令官的哈德良的凯旋仪式。他没能乘坐由四匹白马拉的战车，只是骑在一匹白马上。因为罗马实行帝制以后，只有作为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的皇帝才有资格乘坐由四匹白马拉的战车出现在凯旋仪式上。一支军队的司令官，只能像共和制时代那样，接受规格低一些的凯旋仪式。为塞维鲁举行凯旋仪式应该是在两年之后，因为在罗马军队占领佩特拉，犹太叛乱之火最终灰飞烟灭以后，塞维鲁才得以回到首都。在这期间，元老院通过了皇帝提出的法案，彻底驱逐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徒，使犹太人“大流散”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政策。尽管如此，有关禁止犹太教徒实行割礼这一明显带有侮辱性质的规定，一句话也没有提及。
在与相隔6年回到首都的哈德良接触后，元老院元老中的大多数人感觉他变了，只是这个时候的他，变化还不是很大，至少还没有人认为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就像其后《罗马皇帝传》的作者评价的那样，在没有真正了解他的人看来，哈德良从来就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如果说他严厉，有时候却非常和蔼可亲；如果说他平易近人，有时候却性情乖僻；如果说他放纵行乐，有时候却坚持节欲生活；如果说他吝啬，有时候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如果说他不诚实，有时候让你觉得再也没有人比他更诚实的了；如果说他不留情面甚至残忍，一转身他又表现得非常宽容。”这就是哈德良。然而，在结束第二次巡回视察，又解决了犹太问题后，他从“变化不定”变成了“一意孤行”。在常人眼里，他的性格缺陷暴露无遗。他变得严厉，变得怪癖，为了一己私利，他不惜大把花钱。同时，他又表现得异常吝啬、不诚实、冷酷无情。这一阶段的罗马社会正值从“壮年”迈入“老年”的转型期。
绝大多数研究者试图从他年事渐高的角度去解释他性情的变化。的确，自制力减弱是老年人普遍的特征之一。但是，公元134年回罗马的时候，哈德良只有58岁。到公元138年去世的时候，他也不过62岁而已。虽然古代因为幼儿死亡率高，导致平均寿命偏短，但是到了七八十岁依然身体健康的也大有人在。
罗马时代的史学家们把哈德良性情的改变归结为疾病。《罗马皇帝传》中有这样的内容：“在巡回视察帝国全域的过程中，很多时候要在暴雨、严寒或酷暑中跋涉，这严重损害了皇帝的健康，最终使他倒在了床上，一病不起。”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哈德良回国后直到去世的4年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事实上，他依然带病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人可以质疑他对国事的关心。同时，在满足个人爱好方面，他也投入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只是他再也无法掩盖体力的衰退。
从年轻时起，哈德良对自己的健康一直充满自信，即使有时候体力透支也能很快恢复。对于渐渐变老的他来说，或许是因为自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行动，所以内心产生了焦虑，结果导致性情大变。总之，在这个时期，哈德良痛恨自己的身体。他的晚年与生来多病的奥古斯都全然不同。
但是，我认为除了年龄和疾病以外，导致哈德良性情改变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该做的事情他都已经做完。因为需要他做的工作已经全部结束，曾经紧绷的神经突然松弛下来，他感到极度不适。一直以来，非常自我的他突然失去了精神支柱。
当一心一意履行皇帝职责时，他非常注意维护自己的权力。因为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权力必不可少。为了保证权力在握，他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换句话说，他有所顾忌。但是现在，职责已经完成，于他而言，权力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他不再需要像从前那样有所顾忌，不再需要在意元老院及民众对自己的评价。作为一名统治者，哈德良看重的是业绩，而不是他人的评价。如果与业绩相比，他更看重评价的话，在言行举止方面，他一生都会小心翼翼的。
在这里我想介绍两个逸闻，来认识一下不再有所顾忌的哈德良。
种种迹象表明，发生这件事的地点可能是圆形竞技场。既然是圆形竞技场，那一定是在举行角斗比赛。角斗比赛是让罗马人最狂热的两项赛事之一。这一天，圆形竞技场淹没在5万多名观众发出的阵阵欢呼声中。哈德良忍受不了这种喧闹，他叫来时刻跟随在皇帝身边待命的布告官，要他下令全场安静。布告官心想，如果按照皇帝的要求命令观众安静的话，观众一定会对皇帝心生反感。于是，布告官走到贵宾席前面，向观众张开了双手。观众以为皇帝要发布什么消息，一下子安静下来，等待皇帝说话。布告官说：“这就是皇帝想要的。”
得到的回应是观众的哄堂大笑。哈德良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命令有失考虑，他向布告官表示了谢意。
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叫“大竞技场”（意大利语叫Circo Massimo）的大型比赛场馆，这里可容纳的人数是圆形竞技场无法相比的。最初，尤里乌斯·恺撒对这一赛场进行改造后，可容纳15万人，后来图密善和图拉真也对其进行了改造，可容纳人数多达25万人。2000年以后的现在，作为赛场，它的规模之大依然罕见。在这个大竞技场进行的比赛是最受大家欢迎的战车竞速比赛，战车由四匹或两匹马拉着。为了举行这种比赛，必须保证有大量的赛马、战车和驭手，所需费用很高。同时还要有类似于现代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团队组织，比赛就在这些队之间进行。主要的参赛队有四个，分别用白、红、蓝、绿四种颜色来区分。在比赛中，选手要同时驾驭四匹马，所以他们必须有高超的驾驭能力。各队都会物色擅长驾驭马匹的年轻人，也会收买有一定天赋的奴隶，训练他们成为优秀的驭手。在罗马，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战车竞速比赛的每个队都已经具备了完美的商业组织架构。
马赛克上留下的骑兵像
比赛开始后，战车要沿着宽大的跑道奔跑7圈，然后向终点冲刺。从上午到晚上，每个队都需要参加若干场比赛。这天的比赛结果是一名驭手成了最后的胜者。
现场观众情绪激昂，齐声高呼“自由”，声浪一阵高过一阵，涌向坐在贵宾席的哈德良。他们是要哈德良把那名驭手从奴隶的身份中解放出来，给他自由。
在如此氛围的赛场里，布告官即使喊破嗓子也无济于事。再加上这天的布告官好像没有在圆形竞技场时的那名布告官机灵，他把皇帝的话写在告示板上，举着这块板绕场走了一圈。告示板上写的是：
诸位，这名奴隶不属于你们任何人，你们没有权力要求解放他，也没有权力要求我违背法律，解放这名奴隶。
顿时，巨大的赛场观众席上陷入了一片寂静。哈德良说得没错。但是，观众认为，不管怎样总该为这名驭手做点儿什么。他们觉得，以前的哈德良一定会满足观众的愿望。
四驾战车竞速比赛的明星驭手与角斗士一样，不全是奴隶。驭手的收入很高，受此诱惑而选择这一危险职业的罗马公民不在少数。就算哈德良用自己的钱买下这名奴隶，给他自由，这名驭手继续驭手生涯的可能性极大，他的主人无须担心会失去这样一名优秀的驭手。事实上，既然这名明星驭手表现如此出色，他的主人应该还会给他加薪。因为在罗马，奴隶也有挣钱的机会，所以才有“解放奴隶”这一阶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是用自己挣的钱买回自由的前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哈德良出手买下这名奴隶，不只是这名驭手本人，观众也会对他感激不尽，一切将会非常圆满。然而，哈德良此时表现出来的是性情乖僻的一面。
因为该做的都已经做完，哈德良也因此变得性情古怪。能让他的内心安宁下来的地方只有建于蒂沃利的哈德良别墅，意大利语不发“H”音，所以叫“Villa Adriana”。
哈德良别墅里汇聚了皇帝哈德良的很多回忆。所谓回忆，就是希望想起来的事情。因此，收集在这里的，不是哈德良曾经亲眼所见、亲身所到之地的全部。首先，在蒂沃利别墅的回忆里，没有建于不列颠的哈德良长城，但是有吕克昂，一个因创建者是亚里士多德而闻名的雅典高等教育机构；有雅典市的市议会——普吕坦内昂（prytaneion，城市公共会堂）；有充满异国情调的埃及老人星水池（Canopus）。当然，他收集在别墅里的这些建筑模型，没有仿照原样，而只是根据这些建筑及建筑所在地留给他的印象，把它们做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形状。研究者们很想弄清楚这些东西的意思，但是我想除了哈德良，大概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它们的含义。这栋别墅结构复杂，完全不同于当时的罗马式别墅，非常符合哈德良“复杂性格”的特征。
哈德良别墅一角（复原模型）
这里还有数量庞大的美术作品，大概是哈德良在视察帝国的旅途中购买的。这些美术作品几乎都是希腊鼎盛时期的雕像仿制品。只是虽说是仿制，其技术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不管它们是在不断制造雕像仿制品的希腊得到的，还是哈德良把优秀的雕刻家送到罗马后在罗马制造的，总之，这些美术作品都称得上是杰作，充分显示了哈德良对美术作品的审美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