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高权力者的交替在没有发生流血冲突的前提下得以实现，但是通过这次事件可以得知，那个时代的信息传递速度依然是让事态比预期更为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消息从美因茨传到罗马需要10天的话，从罗马返回美因茨也必定需要10天。身在美因茨的日耳曼军团的士兵得知奥托接替加尔巴登基的消息应该是临近1月末的时候。这是有可能左右反抗加尔巴的最强大主力军日耳曼军团动向的大事件，所以奥托一定加快了传递消息的速度。
但是，日耳曼军团早在1月2日就决定拥立维特里乌斯，而军团兵到1月末才得知促使他们做出此等重大决议的主要原因——加尔巴被推翻的消息，其间相隔了近一个月。在这一个月期间，日耳曼军团已经开始准备全体向罗马进军，这是一次包括超过7个军团4万兵力的军团兵以及与此数量几乎相当的辅助兵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部队一旦开动起来，就很难阻止住了。上任不久就被还没混熟的士兵拥立为皇帝从而得意忘形的维特里乌斯眼中只有皇帝之位，结果只能由新皇帝奥托来消除死去的加尔巴埋下的隐患。
说句题外话，共和政体时期和帝政时期的罗马对于派遣到前线的司令官、驻守在行省的总督以及以原住民为主体的地方自治体和退役士兵移居的殖民城市都赋予了比后世的帝国主义国家更为宽大的自由裁判权，这种做法得到马基雅弗利的高度称赞。为何这会成为罗马的传统，我认为理由不仅仅是马基雅弗利赞赏的责任体制的明确化。诚然，没有必要在所有事情上都一一请示中央政府，前线司令官的行动被赋予了更高的自由度，他们可以随机应变地展开行动，每个人的才能也得到了更大的发挥。另外，就像提比略皇帝坚持的一样，如果没有这种责任体制的确立，广大帝国的统治也不可能顺利进行。
但是，罗马人应该是在考虑了那个时代的技术水平能够达到的信息传递速度的基础上才给予了各地大范围的自由裁判权。毕竟在欧洲内部的传递就要花费10天，如果要与帝国东方的中近东进行联络则要用掉整整一个月。总之从结果上来看，这种做法明确了帝国各地的个别责任体制，各责任人的行动也因此可以充满活力地展开。
话题回到公元69年1月，像这个月一样，古代罗马的信息传递速度迟缓造成事态扩大的例子一定还有不少，我甚至想到了“擦肩而过”这个词。要想避免擦肩而过带来的危害，只有慎重行动这一个办法。
帝国中仅次于莱茵河防线的重要前线是多瑙河一带以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叙利亚总督穆奇阿努斯和正在巴勒斯坦地区参加犹太战争的韦斯帕芗是这条“东方前线”的负责人。前者指挥4个军团，后者麾下则有3个军团。
前面已经提到，此二人向最高司令官皇帝加尔巴效忠的宣誓书正在沿地中海向西送达的过程中，毕竟那个时代的传递速度过于缓慢。携带宣誓书向西航行的韦斯帕芗的长子提图斯在希腊的科林斯靠岸时收到的情报是加尔巴死亡、奥托登基、维特里乌斯起兵，看起来提图斯是同时得知这三个消息的。
罗马军团的配置一览表（括号内为细分）
说明：1*.奥古斯都时代（试图征服易北河为止的日耳曼时代）
2*.提比略、卡利古拉时代（放弃征服日耳曼，将莱茵河定为前线的时代）
3*.克劳狄乌斯时代（征服不列颠的时代）
4*.克劳狄乌斯、尼禄时代
5*.内乱期
30岁的提图斯似乎陷入了短暂的困惑：是应该就这样继续前往罗马，向登上皇位的奥托传达叙利亚和犹太的7个军团向新皇帝效忠的意思，还是让使者携带表达效忠的宣誓书送到奥托手里，自己返回东方？他不知如何抉择。韦斯帕芗的长子提图斯不是单纯的“使节”，他本人向奥托宣誓效忠便意味着整个“东方军团”会积极支持奥托。但如果只是委托使者前去，就等于是因为元老院认可，“东方军团”才跟着“消极地支持”。
结果，提图斯选择了不再前往西方，而是返回了东方。这个决定将父亲韦斯帕芗从同胞间自相残杀的战斗中解救了出来。
既然决定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的主导权已经转移到了军团手中，那么就需要重新统计一下各军团的配置，当中也一并列出了公元69年以前的各时代的推移情况（见上页表）。通过此表我们可以发现步入帝国时代以后“前线”的变化过程，以及罗马帝国是如何重视对军事力量的有效利用并努力避免增强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内乱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会造成国力浪费的事实。
奥托其人
马库斯·塞尔维乌斯·奥托与加尔巴这种共和政体时代以来的世家出身不同，属于新兴的元老院阶级。直到祖父那一代之前都属于罗马社会中低于元老院阶级的第二等级——骑士阶级，祖父能成为元老院元老是因为奥古斯都的提拔。他的儿子，也就是奥托的父亲，是“提比略一派”的成员，担任过阿非利加行省总督等很多要职，当然也是元老院元老，由继承提比略实力主义的克劳狄乌斯皇帝赐予了跻身贵族的荣誉。
出身于首都罗马上流家庭的奥托少年时就活泼好动，不是父母和老师眼中的好孩子类型，但正因如此，他与小自己5岁的尼禄脾气相投。做了皇帝的尼禄每晚逛街时，奥托必定是随行人员之一。但尼禄偏偏迷上了这位挚友的妻子波比娅，他仿效当初24岁的奥古斯都爱上人妻利维娅时和利维娅的丈夫直接谈判令其将妻子相让的做法，也向奥托要求把波比娅让给自己。但是，利维娅的丈夫也就是提比略皇帝的生父同意相让，与此相反，奥托却断然拒绝了皇帝的要求。22岁的尼禄并未善罢甘休，他决定任命奥托为帝国西方的卢西塔尼亚行省总督，想将其打发走。27岁的奥托还不是元老院元老，卢西塔尼亚行省属元老院行省，所以总督只能由有执政官或法务官经历的元老院元老担任。对波比娅的恋情已经欲罢不能的尼禄便请求元老院给予奥托“前法务官”的资格，成功地将他调派至远方的卢西塔尼亚行省担任总督。
当时的罗马帝国全境一片太平，到不属于最前线的卢西塔尼亚这种地方赴任，总督通常会带着妻子同行，但是波比娅·莎宾娜却留在了首都罗马。年仅27岁却被派遣到帝国西方的边境，考虑到奥托当时的年龄，这无异于被判处了无期的流放之刑。即使他因此自暴自弃，在并非“前线”的任职地玩忽职守，放荡不羁地眺望着大西洋度过自甘堕落的每一天，也许他得到的同情依然会多于非难。但是奥托足以让以前了解他的人惊叹不已的是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
首都罗马的花花公子摇身变为了充满活力、大公无私的行政官。卢西塔尼亚的行省总督官邸位于艾梅里塔奥古斯塔（现在的梅里达），让退役士兵移居至此来建立行省统治的“核心”是帝国的一贯方针。梅里达也是扼守伊比利亚半岛要地的“核心”，与从北到南的恺撒奥古斯塔（现在的萨拉戈萨）、塔拉戈（现在的塔拉戈纳）、托莱图姆（现在的托莱多）、科尔多巴（现在的科尔多瓦）、卡塔戈诺瓦（现在的卡塔赫纳）、西斯帕里斯（现在的塞维利亚）、马拉卡（现在的马拉加）一样，是遍布伊比利亚半岛的罗马式道路网络的“要地”之一。沿向西的道路前进的话，就可以到达奥利斯普（现在的里斯本）。
与皇帝行省不同，元老院行省不会在非“前线”的地方驻扎军团。在边境卢西塔尼亚，总督指挥下的军事力量也只有一个中队。在罗马军中被称为“百人队”的由80人组成的队伍由百夫长直接担任指挥，高卢的主要行省卢格登高卢行省（里昂行省）也只有一个大队的1000名士兵驻扎。帝国整体的防卫战略是必须向“前线”投入兵力，所以没有余力向罗马化程度较高的和平行省调派军事力量。
在卢西塔尼亚行省服役的军团兵中几乎没有出生于意大利本土的人。罗马公民权是世袭的，服役期满从军团退役的士兵会在当地获得土地作为退职金，移居后一般会娶当地的女子为妻，其后代子孙都拥有罗马公民权，是否拥有罗马公民权是成为军团兵的必要条件。帮助奥托维持卢西塔尼亚秩序的也是出生在西班牙的罗马人，安排相同人数的辅助兵来协助这支不足百人的军团部队的体制也与驻扎前线的军团相同。辅助兵在退役后可以取得罗马公民权，但是在服役期间不属于罗马公民。如果行省人民当中出现反对罗马的动向，负责保护成为众矢之的的总督的军团兵可能会由于与当地的渊源太深而站在当地人一方。换个方式来想，这相当于一名空降兵在敌人阵地中着陆一样。行省总督努力施行善政，除了因为害怕在卸任回国后被行省人民告上法庭之外，也为了自己在任期间的人身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惹恼行省人民。
不管动机是什么，年轻总督奥托的行省统治非常成功。这并不是他一味地讨行省人民欢心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从始至终贯彻罗马式的统治方法，即视察行省的各个角落，下达必要的指示，并确保付诸实施，所以在首都罗马也受到了好评。花花公子的摇身一变甚至在女人当中都成了热门话题。
在这10年间，奥托得知自己的妻子波比娅公然做了皇帝的情人，并最终举行了正式的婚礼，自己却一直孑然一身。在西班牙住了6年之后，奥托应该也听说了波比娅的死讯，但是尼禄并不打算让奥托回国。又过了3年，里昂行省总督温德克斯率先点燃反对尼禄的导火索，塔拉戈纳行省总督加尔巴也跟着呼应起兵，先于其他所有行省表明支持加尔巴的便是统治卢西塔尼亚行省即将10年的奥托。尼禄被3名行省总督倒戈，元老院对此置之不管，近卫军团也见死不救，尼禄无奈在公元68年6月自刎身亡。7个月后，杀死加尔巴的奥托继任了帝位。
不少历史学家评价说，如果奥托不是出生在乱世而是出生在和平时代的话，他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统治者。然而，奥托的不幸却是在作为皇帝进行施政之前，首先必须专注于制定对策来对付已经开始南下的日耳曼军团。
说句实在话，奥托手上完全没有可供调遣的兵力。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没有用金钱收买的情况下成功召集了自己离开10年之间变得有些生疏的近卫军团的士兵。如果不是对奥托心悦诚服的话，他们又怎么可能犯下暗杀现任皇帝的滔天大罪呢？但是，对于犯下重罪后群情激昂的士兵要求将加尔巴一派的元老院元老赶尽杀绝的主张，奥托断然拒绝。他还把加尔巴的遗体交还给家属，并确保火化和下葬顺利进行。同为先帝，但加尔巴的遗骨没有像尼禄那样享受到入葬奥古斯都陵的待遇，而是被埋在了加尔巴位于郊外的别墅庭院里。
奥托虽然很巧妙地抓住了士兵的心理，但兴兵南下的日耳曼军团的总人数毕竟近乎10万。奥托首先试图阻止日耳曼军团的南下行动，他向维特里乌斯提出共享皇帝之位的建议。但是被意想不到地推举为皇帝且得到最强的“日耳曼军团”支持的维特里乌斯，只想着借这股力量就任罗马皇帝之位，断然拒绝了奥托的请求。罗马人彼此之间发生正面冲突的内战已不可避免，这在任何人眼里都是显而易见的。
西班牙行省的主要道路网络（其中一部分包括五贤帝时代的道路）
严冬季节成了奥托的救星。让大军在2、3月之间跨越阿尔卑斯山脉是所有指挥官都力图避免的难题。正因为成功克服了这个困难，汉尼拔跨越阿尔卑斯山脉的行军才不仅让当时的人惊愕不已，还成了流传千古的佳话。但是，从那个时代起的300年后，出于确保与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高卢之间联络线路的需要，阿尔卑斯山脉中的道路修建也有明显的进展。全线铺设完毕自不必说，每隔8至24公里，也就是平均16公里的沿线都建造了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所需的各种设施。即使是个人旅行，在严冬时节也只需10日就能翻越。
但是，分兵两路南下的日耳曼军团每一路都有数万大军，按常识来说应该等待春天到来，但维特里乌斯急于行军，日耳曼军团的将士们也受到前往罗马这个念头的鼓舞，所以根本顾不得漫天纷飞的大雪，开始了直指南方的行军。
这样看来似乎奥托陷入了穷途末路，不过他还有一根救命稻草，因为防卫多瑙河的7个军团明确表示支持奥托，并且这不是“东方军团”那种消极的支持，而是积极的支持，甚至强硬到为了确保奥托的皇帝之位，不惜与莱茵河军团发生武装冲突。
莱茵河军团对多瑙河军团
负责防卫多瑙河的多瑙河军团为何选择支持奥托而不是维特里乌斯呢？
我认为这并非由于他们认可奥托在卢西塔尼亚行省的统治业绩而断定奥托比维特里乌斯更胜任皇帝之职。偏远地区的总督只要立下赫赫战功，就可以成为士兵的话题焦点，但一般的士兵不会关注行政方面的业绩。并且奥托被派遣到卢西塔尼亚之前只是皇帝尼禄的玩伴而已，根本没有在“前线”军团作战的经验。防卫“前线”的士兵最多不过是在他从背后刺杀了加尔巴继承帝位之后才知道“奥托”这个名字而已。
据我推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表明支持新皇帝奥托的态度，是因为在防卫多瑙河的士兵心中本来就对莱茵河军团有反感。
自尤里乌斯·恺撒称霸高卢全境以来，“帝国的‘北方前线’——莱茵河”的观念成为罗马人的常识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奥古斯都企图征服易北河为止的日耳曼地区的想法最后只是南柯一梦，提比略巧妙地撤退后，北方前线便固定为莱茵河，就这样一直过了半个世纪。
但是，尤里乌斯·恺撒的先见之明无人能及，他早就看出，对于罗马来说“北方前线”不只是莱茵河，还应包括多瑙河。然而，当时向多瑙河以南的征服计划却因为恺撒的遇害而搁置了下来。
既然能想到将易北河为界的区域划入帝国版图从而缩短北方前线，那么奥古斯都应该也充分认识到了多瑙河前线的重要性。但是，在他的时代以及继承他的提比略直至尼禄为止的时代，罗马都没有出现恺撒这样在短时间内实现霸业的军事天才。缺少的不是优秀的武将，而是天才。而且，与日耳曼民族多次大举入侵时的莱茵河流域不同，从奥古斯都到尼禄为止的时代，多瑙河流域的蛮族还没有成为足以让罗马人提心吊胆的威胁。从结果来看，征服多瑙河的计划以平稳的速度进行，至于将多瑙河确立为帝国前线的事业，说得好听些，也只是“平稳而切实地”进行着。
关于这期间的情况，只要看看负责莱茵河前线和多瑙河前线防卫任务的军团基地在这个时期的设置地点就可以了解。莱茵河前线方面几乎所有基地都设置在了莱茵河沿岸，相反，多瑙河前线方面在这个时期的基地还设置在距多瑙河较远的内陆地区。多瑙河流域的雷根斯堡、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等城市的前身都是罗马的军团基地，不过罗马在这些地区建立常设军团基地是后来的事情。
但是，莱茵河防线如铜墙铁壁般坚固也可以解释为蛮族的入侵现在尚且集中在防守相对薄弱的多瑙河防线。因此，需要继续加强莱茵河和多瑙河两防线，但并不是谁都具备先见之明。在公元69年这一年，为了保障帝国的安全而流血牺牲最多的不是防守莱茵河的士兵，而是多瑙河前线的士兵。
莱茵河军团与多瑙河军团配置
然而，既有的观念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误差。对于罗马人来说，“北方前线”仍然是莱茵河，防守帝国最前线的精锐指的也是驻扎在莱茵河沿岸基地的通称为“日耳曼军团”的士兵。
不过，当事人是最了解实情的。在多瑙河前线的士兵看来，日耳曼军团的士兵在皇帝奥托尚且健在时只凭维特里乌斯是自己的司令官这个理由便推举他称帝，甚至向意大利本土出兵，企图以武力来解决问题的做法简直就是傲慢不逊、难以容忍的越权行为。他们一定觉得不惜付出流血代价阻止蛮族入侵的是防守多瑙河的己方，日耳曼军团只是在已经成为铜墙铁壁的莱茵河防线过着安全舒适的都市生活而已。可以想象，就是这种想法使得他们对自己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奥托表明了支持态度。
投入多瑙河防守的军事力量总共有7个军团，在数量上与拥立维特里乌斯的莱茵河防卫军相同。有如此大军支持自己，对于手下无兵的奥托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好消息，但是也存在着不利因素。首先，与沿莱茵河南下进攻相比，从多瑙河流域出发向西前往意大利的距离更远。第二个不利因素是，与采取统一行动拥立维特里乌斯的莱茵河军团相比，多瑙河军团分别驻扎在3个行省，即达尔马提亚的2个军团、潘诺尼亚的2个军团以及默西亚的3个军团，各自分属于不同总督指挥。3名总督对奥托的支持态度也不尽相同，目前只有军团长级别的军官们明确了支持态度。
不管怎样，奥托需要支撑到7个军团从多瑙河到来为止。可是，从比“友军”距离更近的地方前来的“敌人”即使在严冬时节也没有放慢行军的速度。
走向武力冲突
在胜负攸关的时刻，统帅必须亲自上阵。因为与外敌交战时，最高司令官是否临阵会影响到作战人员的士气，所以没必要再赘述理由。当发生内战，也就是同胞之间的战斗时，统帅亲自临阵更成了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因为是同胞之间的战斗，所以敌我双方的士兵对于将兵刃指向同胞的行为肯定都心存纠结，要想获胜就需要克服这种纠结心理。为了让士兵消除疑虑，就必须让他们认为自己的作战不是出于对敌人的憎恨，而是为了自己的统帅。站在卢比孔河前的尤里乌斯·恺撒在抛出那句“骰子已经掷出”的名言之前这样对士兵说：“渡过此河，人世间将有一场悲剧发生。不渡过此河，我将遭到彻底毁灭。”恺撒通过直率地说出“渡河是为了不让恺撒毁灭”，从而成功消除了决定无视国法跟随跨越卢比孔河的士兵心中怀有的疑虑。这样看来，统帅经常亲临现场与士兵见面是最有效的方法。
第二，需要控制属下的士兵在获胜后有可能出现的鲁莽行为。
和同胞兵戎相见的行为就算结果再好，也无法摆脱因为做出了违背人性的事情而产生的自我厌恶感。由于人在这种情况下会过于期待从这种消极的想法中摆脱出来，结果，比起回归理性，他们反而更容易委身于兽性，只有最高司令官的坚决命令才能阻止士兵的鲁莽行为。
第三，是与获胜一方对士兵的控制同等重要的问题——正确对待失败同胞。这同样只能倚仗最高司令官的坚决处置。实际上，确实曾有人对化为“野兽”的部下的失控行为置之不管，其中的典型便是苏拉（参阅《罗马人的故事03·胜者的迷思》）。他将敌我双方明确分开，与自己为敌的纵使是同乡的罗马人也要彻底赶尽杀绝。可是，彻底的排挤政策虽然让他自己得以寿终正寝，败者一方的怨念却在之后的30年间深深扎根于罗马的社会中。
相反，一口咬定自己不是第二个苏拉的恺撒则赦免了所有失败的同胞，并赋予他们去留的自由。他明知道被释放的人有可能会再次将兵刃指向自己，却依然冒着风险做出了这样的处置。
内乱终究会结束，对于战后的社会重建来说，没有比怨恨危害更大的因素了。因此，胜利固然重要，但必须以一种不让怨恨残留下来的方式获胜，这才是内战的困难所在。能够尽可能杜绝这种危害的办法便是统帅亲自临阵。可是，在公元69年的内战中，维特里乌斯却采用了将决定胜负的战斗交给先遣的部下武将，自己之后再来领取胜利果实的办法。
维特里乌斯将南下前往本国意大利的莱茵河军团分为了三军：驻扎在低地日耳曼诺瓦伊西乌姆（现在的诺伊斯）的第四军团长席西纳统率的第一军有军团兵、辅助兵共约3万人。他们采取的路线是从正南方向南通过现在的瑞士，穿过后世称之为“小圣伯纳德”（Piccolo San Bernardo，法语为“Petit Saint Bernard”）的山岭后跨越阿尔卑斯山脉，从北部攻入意大利。
驻扎在同属低地日耳曼的另一个军团基地波恩纳（现在的波恩）的第一军团的军团长瓦伦斯统率的第二军规模不明，但据说士兵人数比第一军多。可能是这个原因，第二军选择了距离较远但行军更方便的路线。绕过高卢到达里昂，从里昂沿罗讷河畔南下。然后从马赛以北30公里处的阿克瓦埃赛克斯提埃（现在的艾克斯普罗旺斯）改向东前进，到达恺撒动用退役士兵建设的海湾城市法姆尤里（现在的弗雷瑞斯）后，从那里经由安蒂波利斯（现在的昂蒂布）、尼西亚（现在的尼斯）、杰诺瓦（现在的热那亚）到达高卢，然后可以很容易地进入意大利西部。
第三军由兼任低地日耳曼军司令官的维特里乌斯本人率领。第三军出发时间落后，首先是因为维特里乌斯自己没有意识到身先士卒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原因是募集新兵组成军团需要一定时间。
维特里乌斯认为，要想打倒有多瑙河军团支持的奥托，确保自己的皇帝位置，需要向意大利境内总共派遣10万兵力。莱茵河军团包括驻扎在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的军队在内，共有7个军团，全部派到意大利也只有4.2万人，加上人数相当的辅助兵也不过8.4万人，还需要集结1.6万至2万人兵力才能达到10万人。为此，维特里乌斯进入意大利的时间比席西纳率领的第一军进入意大利晚了2个月。
莱茵河军团和奥托的多瑙河军团的进军路线
就算防线再坚固，莱茵河的对岸毕竟是勇猛的日耳曼各部族割据的地区，即使是皇帝也不能做出将防守此地的士兵全部调到意大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从之后维特里乌斯的行动来看，比起帝国的安全，此人更看重的似乎是他个人的野心，防守莱茵河的各军团士兵除了老兵、病号和伤员之外，名副其实地被“一个不留”地调往了意大利。他可能是觉得此时正值严冬，蛮族在冬天不会有什么行动，只要意大利的事情一解决，马上将士兵调回去，就能赶上蛮族行动活跃的夏季。然而，这招致了莱茵河以东的蛮族对罗马军的轻视。
另外一个问题是，不得不怀疑维特里乌斯这个人对罗马皇帝一职的认知。他认为强迫士兵在严冬行军时携带军粮会成为负担，便以此为由允许行军中的士兵在所经各地筹集军粮。3万大军途经的现法国和瑞士地区的居民如同遭遇了敌军一样，因为舍不得开支的维特里乌斯不是通过付钱来筹集军粮，而是认可了武力掠夺。这也成了史学家塔西佗说的“高卢行省的人对帝国的忠诚动摇”的一个原因。恺撒的做法是对于计划在征服后并入罗马帝国版图的地区，尽可能避免在当地搜刮，万不得已时也要采取用钱购买的方式，这种做法早就成了罗马帝国的传统。浅薄的考虑在以后会带来灾难。
决战波河
奥托针对踏着大雪一路行军来到意大利的维特里乌斯军制定的军事战略还算差强人意。
首先，阻止席西纳率领的第一军和瓦伦斯率领的第二军会合。其次，在波河阻挡敌人的进攻。阻止会合、死守波河当然是为多瑙河军团的到达争取时间。
波河在意大利的河流中算是条大河，但与莱茵河和多瑙河相比远远称不上大。这条河从阿尔卑斯山脉发源，横跨意大利北部，注入亚得里亚海，横向排列几只小船，在上面铺上木板就可以轻易渡过。不过，正因为渡河容易，反而提升了这条河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渡过波河之后就是几乎可以直线到达里米尼的埃米利亚大道，从面朝亚得里亚海的里米尼经由弗拉米尼亚大道穿越亚平宁山脉就可以直达罗马。另外，渡过波河后，从附近的皮亚琴察到热那亚也有大道相连，可以从热那亚经由奥雷利亚大道到达罗马。此外，也可以选择恺撒以前追赶庞培时从里米尼沿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大道一口气南下到达直通希腊的海港布林迪西的路线。总而言之，一旦将波河拱手让给敌人，奥托就会被围困在首都罗马和意大利本土内。死守波河的意义远远不止为多瑙河军团的到达争取时间而已。
尽管如此，罗马人铺设了在严冬也能行军的罗马大道，也就是当时的“高速公路”网络。在这种情况下，对防守一方是尤为不利的。但是，选项只有两个——仿效中世人的做法，因过于担心这种风险而只修建又窄又弯的路；敢于承受在一定情况下陷入不利的风险，看重道路网络带来的好处。
那么，奥托是如何将这个相当不错的战略变为现实的呢？
首先，奥托为了阻止席西纳军和瓦伦斯军会合，打算让士兵乘坐基地设在那不勒斯附近的米塞诺的舰队的船只，在法国南部的海港弗雷瑞斯登陆，伏击从里昂南下的瓦伦斯军，但是奥托无兵可用。既然米塞诺舰队的海军登陆后只相当于一个军团的陆军，出动的目的也不是进行海上作战，因此舰队只负责运输任务就可以了。于是人手不足的皇帝奥托便命令首都警察和消防队全体动员，组成一个军团前往法国南部，指挥这支军队的是米塞诺舰队的提督。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无处不在的当时的地中海，也许比起海军来，让他担任海上警察的任务更为妥当。当然，虽说是提督，也完全不是什么身经百战的勇士。
以这6000人的兵力迎击从高卢南下而来的4万人的瓦伦斯军，想必奥托连做梦也不会期待自己能获胜吧！因为他的战略重点在于趁这个军团拖住瓦伦斯军期间，自己指挥主力军击败席西纳军。因此，在北上前往波河死守的主力军中，最高司令官奥托的身边跟随着多名久经沙场的武将。以尼禄皇帝时代在不列颠爆发的民众大叛乱中用勇敢的方式平定事态的苏维托尼乌斯·鲍利努斯（Suetonius Paullinus）为首，安尼乌斯·盖鲁斯（Annius Gallus）、马略·塞尔苏斯（Marius Celsus）都是前线经验丰富的老将。与其说这些人是因为支持奥托才与维特里乌斯军作战，不如说是因为奥托得到元老院的认可正式成了皇帝，身为一名罗马军将领听从其号令作战是天经地义的，才答应了奥托的招募。3人都做过执政官，比37岁的奥托年长十几二十岁。另外，最重要的是，与只担任过卢西塔尼亚这个没有一个军团驻扎的行省总督的奥托相比，这3个人拥有指挥过作战单位为2个军团以上的实战经验，其中鲍利努斯更是出色地完成了征服不列颠并将其纳入统治下的艰巨任务。
奥托缺的不是“将”，而是“兵”。
在独裁政体的国家，军事力量存在的真正理由首先在于镇压国内的反对派，而并非保护国民以防遭到外敌侵略，罗马帝国单在这一点上就不属于独裁国家。罗马帝国在意大利本土没有常驻哪怕一个军团，罗马军的主力军团都部署在边境防线上而非帝国的国境内。
常驻意大利本土的军事力量只有1万名近卫军而已，目的是维持首都罗马和本土的秩序，9个大队9000名重装步兵加上各大队附属的骑兵才终于凑齐了1万名近卫军。此外，首都和各地方自治体也有和人口成相应比例的警察和消防队，但这些一般不能算作军事力量，所以本土的秩序维持（实为维持帝政的军事力量）只能依靠1万人的近卫军团。因此，奥托在本土寻求支持自己的军事力量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1万名近卫军。
意大利北部到罗马之间的主要道路网络
其次，奥托还想到了尼禄皇帝统治末期由驻扎在米塞诺海军基地的水兵组成的第一军团的6000人。尼禄当时为何组建了新军团，原因不明。研究者中有人认为是因为尼禄曾经梦想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远征东方，但是他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不管怎样，公元69年，意大利本土只有一个军团。然而，光是人数凑齐是不能形成战斗力的，还需要进行陆地战斗的适应训练。但是尼禄没多久就自杀了，过于信赖元老院认可的加尔巴还没来得及关注这种事也遇害了，奥托握在手中的第一军团是一群没有经过陆战适应训练的士兵。与以解放奴隶为主力的第一军团相比，近卫军团算得上精英集团了，但他们的服役地点一般都在首都罗马，很少被调派到意大利本土之外的其他地区。因为持续着长久的和平，所以他们也没有必要出动。因此，近卫军团的士兵中有很多人没有战斗经验。在实战经验上，他们和海军出身的第一军团士兵没有什么区别。
这样一来，不仅奥托，换作谁都会感到不安，他将2000名角斗士武装起来，组成了2个大队。
角斗比赛和四匹马拉的战车竞速都是罗马人最狂热追捧的人气体育项目，但是认为角斗士都是奴隶的观点只是后世的误解。这种命悬一线的危险职业可以获得高额的报酬，因此有很多自由民不惜投身其中，保守估计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自由选择角斗士作为职业的。首都罗马自不必说，一些中小城市也设有角斗士训练所，即使在没有比赛的日子，这里也聚集了很多专注于训练的人。由于终日武器不离手，他们当然可以马上转化为战斗力量。奥托决定无视元老院的反对，将这支角斗士部队送往前线。
必须死守波河的奥托军的主力部队只有这不足2万人，但是奥托还接到了已经从驻扎地点出发的其他军事力量的消息，也可以一并计算在内。
首先便是先帝加尔巴组建的名为“第七加尔巴军团”的一个军团正在前往意大利。另外，不列颠方面的第十四军团也正在纵穿高卢直奔首都罗马而来。向奥托表明了积极支持态度的多瑙河军团虽然出于防卫上的考虑不可能调派所有兵力，但还是从7个军团当中的5个军团中各选出了2000名士兵，也就是说有合计1万人的先遣部队正在向意大利本土前进。
奥托的战略由以下三个阶段组成：除了从罗马带来的2万人之外，加上从西班牙和不列颠前来的2个军团的1.2万人连带2万名辅助兵以及多瑙河军团的1万人的先遣部队，共有5万大军，首先依靠这5万大军击溃席西纳的3万人的部队。接着如果成功击败从西边到来的4万瓦伦斯军的话，其间多瑙河军团的主力部队肯定会到达，这样就能轻易收拾由维特里乌斯率领南下的莱茵河军团残部。这就是奥托的战略。
罗马海军的构成
如果一切能按预定方向发展的话，结果应该不出奥托所料。但是，人类社会的常态是事情往往不会按照预定的方向发展，所以领导者需要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奥托的弱点就在于没有实战经验，如果他参加过实战，在一开始就不会制定这种一旦所有事情不按预定方向发展就产生不了效果的战略了。
计划落空的第一个原因是席西纳军虽然是寒冬行军，却在3月初成功跨越了阿尔卑斯山脉。因此，奥托不得不急忙出动一部分军队前往迎击。向北前进的急行军包括近卫军团的5个大队以及附属的骑兵队和第一军团的1.1万人，加上2000名角斗士共计1.3万人。由在多瑙河前线扬名立万的盖鲁斯担任指挥，盖鲁斯接到的任务是确保波河两岸的皮亚琴察和克雷莫纳两个城市。
然而，奥托紧接着又得知奉命阻止瓦伦斯军前进而在法国南部登陆的一个军团溃灭的坏消息，并且瓦伦斯在击溃这支由警察和消防队员组成的军团时连主力的军团兵都没有动用，只是派遣了一些军团的辅助兵。由行省人民组成的这支辅助部队的指挥官是出身行省显赫家族的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诚然有奥托的军团组建仓促的原因，但结果毕竟是行省人民战胜了罗马军。这件事并没有以阻止瓦伦斯军失败而告终，出身于高卢民族的一个部族特雷维里的克拉西克斯由此觉得罗马军团不足为惧，为半年以后的高卢骚乱埋下了种子。人对人的背叛往往不是由于恐惧而是轻蔑引起的。
不管怎样，对于从西方直奔意大利的4万瓦伦斯军来说，障碍从此不复存在，奥托也终于不得不亲自出马。据说此番奥托离开首都前往北方时，有近卫军团4个大队和附属骑兵组成的4000余人，甚至还加入了服役期满退役的士兵。这支混成军如实反映了人手不足的奥托在当时的状况，确切的人数不明。不过，以鲍利努斯为首的将领阵容还是很豪华的，而且先遣部队给正在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向北前进的奥托带来的战果也足以让其精神为之一振。
1.3万人的先遣部队在盖鲁斯的巧妙指挥下战绩不俗，其中角斗士部队的表现尤为抢眼。幸运的是，由于对方的席西纳将自己的军队一分为三，所以无论他如何努力指挥，最多不过1万兵力发挥作用。盖鲁斯指挥的奥托军成功保住了死守波河的关键要地——皮亚琴察，无奈放弃夺取皮亚琴察的席西纳和平占领了与波河南岸的皮亚琴察隔河相望的北岸要地克雷莫纳，并将该地作为了前线基地。奥托一方对克雷莫纳也发起了攻势，因为只要克雷莫纳还在敌人手里，从东方经由阿奎莱亚正在迫近的多瑙河军团的前进道路就会被阻隔。角斗士部队渡过用小船临时搭建的浮桥，在克雷莫纳郊外展开了游击行动。角斗士们在这次行动中的作战也很活跃，席西纳军虽然成功合并了一分为三的部队，但是已经无法从克雷莫纳踏出一步。
为己方的战果精神大振的奥托遵照从罗马被强制带来的元老院元老们的意愿，允许他们留在了距前线有一段距离的摩德纳镇。将元老院元老带到前线来是为了告诉打算只依靠军团兵的推举便登上皇位的维特里乌斯，自己得到了罗马帝国的正式主权者——元老院和公民的支持，因此自己才是更加名正言顺的皇帝。不过同时还有将元老院元老押为人质的目的，毕竟被奥托强制带离首都来到摩德纳的元老院元老中有不少秘密支持维特里乌斯的人，甚至连维特里乌斯的亲弟弟也在其中。
另一方面，没能夺取皮亚琴察的席西纳非常着急。受维特里乌斯委托指挥3万名士兵的席西纳原来只是一个军团的军团长，地位和受维特里乌斯之托统率4万人军队的瓦伦斯一样。急欲在瓦伦斯到达战场之前立下战功的席西纳制定的策略是利用伏兵战术歼灭渡过波河进攻北岸的奥托军，具体办法是让骑兵队发动攻击，将敌人诱入森林，再由潜伏在此的军队将其包围歼灭。进攻到波河北岸的贝特里亚库姆的奥托军是由曾经与擅长游击战术的不列颠人交手多次的鲍利努斯指挥的，这种计策对他毫不奏效。从森林中现身的席西纳军非但没有包围敌人，反而落入了敌人的包围圈。
至此，只要鲍利努斯一声令下便可歼灭席西纳军的一半部队，然后折回30公里路程发动攻击，就可以轻易攻下只剩下一半兵力把守的克雷莫纳。这样一来，奥托就能成功确保皮亚琴察和克雷莫纳这两个重要据点，死守波河，为多瑙河军团到达争取时间也会变得简单很多。
然而，鲍利努斯却迟迟没有发布缩小包围圈歼灭敌人的命令，席西纳军的将士趁机冲破包围圈成功逃脱，大概是因为鲍利努斯不忍下令让罗马人杀死自己的同胞。但是，他自己也因为这件事遭到了部下的鄙视。
内战的难度就在于此。尽管现在各为其主，但同胞之间彼此宽容对待是人之常情。不过同时不能让敌方得利，也就是要在有利于己方的前提下进行宽容处置，并且最重要的是不能招来己方士兵的反感。如果不能同时满足这三个相互矛盾的条件，就无法期待在同胞间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恺撒的《内战记》是克服这种困难、成为内战胜者的绝佳教科书。不过，虽然这本书当时已经被广泛传阅，但在公元69年的内战中，几乎所有参与者都没能践行恺撒的教诲，不能不让人觉得，能否“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决定因素不在于教授者一方，而在于学习者一方的资质。
总之，奥托一方错过了占得有利条件的绝好机会，并且由于这件事的影响，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席西纳军和瓦伦斯军成功会合。
即使减去因席西纳军的失策而损失的兵力，合并后的维特里乌斯军也有6万人，不得不与之为敌的奥托一方召开了作战会议。如今分别驻扎在波河南北两岸的奥托军的全部兵力包括从罗马带来的2万人，加上陆陆续续进入意大利本土的多瑙河军团的1万人先遣部队，此外从不列颠和西班牙经长途跋涉终于进入意大利本土的第十四军团和第七军团，总共可以集结5万兵力。从数量上来看，可以说双方势均力敌。
在作战会议上，意见分为两派：是趁此机会全军出动到波河北岸展开决战，还是在多瑙河军团到达之前继续保持隔岸对峙的状态？鲍利努斯、盖鲁斯、塞尔苏斯等实战经验丰富的武将都支持第二种方案，但是奥托的亲哥哥提提亚努斯和近卫军团长官普鲁克鲁斯以及态度最坚决的皇帝奥托主张立刻展开决战。奥托和他的哥哥以及普鲁克鲁斯的共同点就是都没有实战经验。
经过一番激烈讨论后，最终还是采用了最高司令官奥托的意见，决定进行决战。此时已是4月，由于波河是大河，支流很多，融化的雪水造成流域附近的地表软化，对于骑兵和重装步兵来说都是不适合作战的季节。
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
史称“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的这次战役实在难以叙述。首先，对这场战役叙述最详尽的史学家塔西佗“没有投入”。要想叙述自身没有实际参加的战斗，如果作者自己没有身临其境的心态，是无法表达清晰的，对于这一年的内战心怀厌恶的塔西佗无论如何也“无法投入”吧！“投入”指的并不是以此为乐，而是执笔的当事人是否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历史》的压轴内容是描写远征西西里的雅典军队惨败而归的情景。虽然自己没有参加战斗，但是描写这个场景时，修昔底德的笔下充满了愤怒，那是修昔底德作为一个雅典人对于雅典军队的这次败北决定了祖国雅典走上衰退之路的愤怒，因此他描述这段内容时的笔锋始终贯穿着只有心怀愤怒和绝望的人才可能拥有的不掺杂感情的冷静语调，最终写就了这部叙述战争的杰作。
与这名雅典人相反，在30年后书写这场战斗的罗马人塔西佗很清楚，公元69年的内战对于祖国罗马的历史没有产生决定性影响。正因如此，他才得以单单怀有厌恶的心情。愤怒与厌恶不同，所以塔西佗的叙述变得很模糊，实际上我们甚至不清楚不列颠的第十四军团和西班牙的第七军团最后是否参战，有的史学家认为他们是在战斗结束后才到达的。
但是，我认为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以及半年后发生的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在塔西佗的叙述中模糊不清，并不仅仅是塔西佗个人的心情所致，可能是其中存在着无论由谁来叙述都只能写得模糊不清的原因吧！
但凡在罗马史上足以留名的名将们指挥的战役，即使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的叙述都无不清晰明了。在叙述汉尼拔、大西庇阿（参阅《罗马人的故事02·汉尼拔战记》）、苏拉、卢库鲁斯、庞培（均参阅《罗马人的故事03·胜者的迷思》）、恺撒[参阅《罗马人的故事04·恺撒时代（上）》《罗马人的故事05·恺撒时代（下）》]以及他们指挥的战役时费不了太多力气。这是因为这些人的战斗目的很明确，都是通过取得胜利来决定整场战役的走势，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采取的战术也是以合理的方式贯彻始终。当然，因为采用了敌人始料未及的手段而获得胜利的例子屡见不鲜，至于战术方面，虽然因人而异，但胜利必定是全身心投入的结果。然而，如果不能以最小的牺牲取得最大的效果，战斗的胜利就不能等同于战争的胜利。欧洲有一句格言——“皮洛士式的胜利”，形容的就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情况。皮洛士虽然远征意大利并战胜了罗马军，但每次获胜时己方也蒙受巨大损失，结果只能仓皇狼狈地从意大利回国，对此我已经在《罗马人的故事01·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的最后部分做过介绍。如果是“皮洛士式的胜利”，那只意味着成了战斗的胜者而并非战争的胜者。既然这是诉诸战争这种“人类的恶行”时必须面对的现实，如何有效利用手中的兵力对于司令官们来说就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效率与合理性是相辅相成的，上述六人中没有一个是通过盲目投入兵力取得胜利的。总之，只要将焦点放在“战术应该是合理的”这一前提下，那么即便是发生在几千年前的战斗，在叙述时也犹如正在眼前发生一般，具有现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