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9年到70年的一年之间，发生了两件动摇罗马帝国安保体系的事件——从巴达维人的叛乱开始到创建高卢帝国为止的事件，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暴动为导火索、以马萨达要塞的玉石俱焚而终结的犹太战争。在时间方面，前者爆发于公元69年夏天，到公元70年秋天结束，前后历经一年；后者从公元66年夏天开始，到公元73年春天结束，一共持续了7年。关于后世学者对这两个事件的关注度，不知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目光比较侧重于罗马帝国和犹太民族对决这方面，后者远远高于前者。除了关心罗马通史的人之外，似乎高卢帝国事件被人们遗忘了。
不过，距此30年后由塔西佗写就的《同时代史》叙述前者用了80页的篇幅，叙述后者反而只用了10页。也就是说，罗马时代的史学家塔西佗对高卢帝国事件的关注度显然更高。
这可能是因为犹太战争的走势给帝国安全保障带来的是间接影响，相反，高卢帝国事件的结果却会直接影响罗马帝国。
犹太位于帝国东方安保体系的要害之地——叙利亚和埃及之间，因此对罗马人而言同样是重要地区。但是，对罗马来说，犹太问题的可怕之处首先在于它会波及居住在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其次是犹太民族有可能煽动帕提亚起兵反抗罗马。当时的罗马只要在这两种可能变为现实之前解决问题就可以了，更何况犹太离意大利本土比较远。
与此相比，高卢帝国问题的重要性不可估量。如果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的想法成为现实，罗马帝国将要面对的是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以莱茵河为中心，西至比利牛斯山脉，东到易北河这个广阔范围内的敌人。再也没有什么“帝国北方的防线是莱茵河与多瑙河”之类的说法了，帝国的北方防线将退至阿尔卑斯山脉，意大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入侵。并且，正在进行犹太战争的罗马军团依然存在并充分发挥着作用，这让犹太人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在提及时赞不绝口。相反，被视为罗马全军最强的莱茵河军团实际上却已经土崩瓦解。要说两个事件哪一个给罗马人敲的警钟更响、冲击更强烈，肯定是高卢帝国问题。罗马人对这两个事件的关注度存在的差别即使时隔30年也没有改变。
与高卢帝国问题存在关系的人大致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在创建高卢帝国、脱离罗马独立的计划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的人，包括莱茵河西岸的日耳曼系高卢人、奇维里斯所属的巴达维人等与罗马原本存在同盟关系的日耳曼系部族以及居住在莱茵河东岸并与罗马长期处于敌对关系的日耳曼各部族。
第二种是被这些日耳曼民族倒戈的罗马人。
第三种是居住在贝尔吉卡、卢格登高卢、阿奎塔尼亚三个行省的高卢民族。
为了便于理解，用现代的不同国家来表示的话，第一种相当于荷兰和德国，第二种是意大利，第三种相当于比利时和法国。
很难让人认为是现代意大利人祖先的古代罗马人迅速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反应，并马上转化为行动。可以说，他们的对策是有效运用可支配力量的典范。
反攻开始
到达首都罗马后立刻掌控住一切的穆奇阿努斯察觉到了高卢帝国问题的重要性，他决定将意大利本土的5个军团、西班牙的2个军团、不列颠的1个军团以及莱茵河军团中唯一完好无损的温德内萨（现在的温迪施）基地的1个军团，合计9个军团投入反击作战中。这9个军团排除了通常会加入进来的辅助兵，只以军团兵展开军事行动。因为高卢帝国一方的主力是罗马军的辅助兵，与军团内的辅助兵是同行，所以不管他们是西班牙人还是不列颠人，统统被排除在外。这样一来，9个军团的总兵力只有5.4万人。减去没有时间补充之前内战中损失的人员，所以实际人数应该只有4万人左右。无法离开首都的穆奇阿努斯挑选了两名实战经验丰富的将领担任这支军队的指挥，他们是凯利亚里斯和盖鲁斯。尽管此时正值冬天最冷的时节，使者依然捎带着军团派遣的命令乘快马赶往西班牙和不列颠。
面对各部族的叛变倒戈，罗马不可能不发起反攻，日耳曼人的“尤里乌斯”们一定也深知这一点。但是以奇维里斯为首的“尤里乌斯”们的失算在于他们没有想到罗马会这么快就起兵平定内乱。
罗马一方的反攻确实也无愧于罗马人久负的盛名，既坚决又彻底。不过，实际粉碎这些“尤里乌斯”的美梦的人却是另外一群“尤里乌斯”，也就是我归为第三类的高卢人的“尤里乌斯”们。
这些高卢系（用希腊式的称呼叫凯尔特系）的高卢人当初对于日耳曼系的高卢人提出的并肩作战的请求既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然而，叛乱发展到创建高卢帝国的阶段后，他们也开始有所行动了。这些高卢系高卢人在长期支持罗马的雷米人的居住地区召开了实力派人士共同参加的会议，围绕着“是参加高卢帝国的叛乱还是留在罗马帝国一方”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鉴于当年尤里乌斯·恺撒甚至慷慨地将自己的家门名赐予了居住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被他征服的莱茵河西岸的主要民族——高卢人当中的全部实力派人士肯定也都获赐了“尤里乌斯”的家门名。也就是说，聚集在相当于今天法国北部的雷米人居住地的所有高卢的实力派人士都拥有“尤里乌斯”的名字。其实，雷米人的族长即会议主持人的名字就叫作“尤里乌斯·奥斯比克”。再加上克劳狄乌斯皇帝奉行开国路线的影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是罗马帝国的元老院元老。
这些人其实已经察觉，“高卢帝国”只是个虚名，帝国的实质却是“日耳曼帝国”，并且他们也想起来，尤里乌斯·恺撒征服高卢后给高卢人带来的好处是可以保护高卢人不受日耳曼人的侵略。因为在那以前，日耳曼人利用高卢部族之间的内斗跨过莱茵河入侵了西方，高卢人经历了长期任人宰割的岁月。当时恺撒断言，如果没有罗马，高卢早晚会屈服于日耳曼的统治下。高卢人听到这句话哑口无言。多亏罗马人守住莱茵河，日耳曼问题才得以解决，谁知120年后高卢人要再次面对这个问题。
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不加入高卢帝国。高卢人的“尤里乌斯”们对日耳曼人的“尤里乌斯”们说了“不”。他们不仅不加入，还表明会以罗马军辅助兵的身份参战。但是，这个计划因为穆奇阿努斯的一句“罗马人的麻烦由罗马人自己解决”而没有实现。不过，除了与莱茵河邻接的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两个行省之外的整个高卢决定支持罗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不论是从意大利本土还是从西班牙和不列颠赶来的军团，在前往莱茵河沿岸地带的战场时都要经过高卢。另外，在保证行军路线的安全以外，也确保了军粮方面的补给，其好处不可估量。用现代的话来说，这相当于高卢人向罗马人做出了提供后方支援的承诺。
在这一系列动向中，公元70年的冬天过去了，春天随即到来。罗马一方开始从意大利、西班牙、不列颠三个方向朝莱茵河进军。出兵迎击的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一改当年在担任罗马军辅助部队指挥官时的短头发、齐胡须的模样，变成了长发随风飘动、胡须半遮着脸的日耳曼风格。双方的旗帜都是高卢帝国，但是很明显，这是一场在罗马史上已经反复发生过并且此后也将几度上演的罗马与日耳曼之间的对决。
将外形改为日耳曼风格的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似乎也想将内涵变为日耳曼模式。日耳曼民族非常重用女占卜师，往往根据她们的卜卦来决定是否出战。罗马在对外扩张的共和政体时代也曾流行过在出征前进行“鸡卜”，根据鸡的啄食方式来占卜吉凶的这种方法也没落了。但是步入帝政时代以后，军团的主要任务变为了防御。因为在迎击来袭的蛮族时，根据鸡卜的结果来决定是否出击的方法太不现实了。
得到尤里乌斯·奇维里斯重用的女占卜师的名字叫贝莱达，是居住在莱茵河东岸的布鲁克特里人的年轻女子，她预言日耳曼人会成功称霸西方，歼灭罗马军。我觉得她说的都是废话，不过对于让驻扎在莱茵河沿岸的6个军团宣誓效忠高卢帝国的奇维里斯而言，想必这是神灵对未来的启示。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将一位本来要被处死的军团长俘虏送给占卜师贝莱达作为祭神的供品，不过这位名叫卢佩鲁克斯的军团长在被押送的过程中选择了自杀。
奇维里斯的日耳曼风格也表现在对俘虏的处置上，他把俘虏的罗马军团兵送给了年幼的儿子当玩具，不是让他们陪他一起玩，而是把他们绑起来，让儿子用剑刺他们取乐。
这样做也许可以提升日耳曼人的士气，但是对于高卢人起到的作用只有加深他们对日耳曼人的戒备心，并且罗马这个民族绝对不会放过以非人的方式对待同胞的凶手。
罗马军正式开始反攻的消息让高卢系（凯尔特系）的高卢人发动了对日耳曼的战争。奋勇当先的是高卢帝国一方的林贡斯人南边的塞卡尼人。塞卡尼人的族长也是“尤里乌斯”们中的一员，同时也出席了雷米人主导召开的部族长会议。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支持罗马的立场，并且战胜了尤里乌斯·萨比努斯率领的林贡斯人。高卢帝国的冰山一角就这么快地崩溃了，败军之将萨比努斯虽然成功逃跑，但是9年后还是被罗马人找到了。自称是恺撒私生子后代的这名男子被皇帝韦斯帕芗下令处死。
但是，高卢帝国只是损失了冰山一角。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依然率领巴达维人和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各部族盘踞在莱茵河口和东岸一带，科隆、波恩、美因茨就像待宰的羔羊一样岌岌可危。另一方，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和尤里乌斯·托图尔率领的特雷维利人占据了莱茵河西岸一带。
代替留在埃及的韦斯帕芗率领罗马军正式反攻的穆奇阿努斯在挑选实际担任指挥的司令官和军团长时也显示出了冷静的头脑，就算曾经为前一年中相继倒台的三位皇帝中的任何一位效力过也完全不是问题，在低地日耳曼军或高地日耳曼军中服役的经验才是选拔的标准。司令官之一的安尼乌斯·盖鲁斯曾经在高地日耳曼驻屯军中担任过军团长，另一名司令官佩提里乌斯·凯利亚里斯也有在低地日耳曼驻屯军中担任军团长的经历。因为日耳曼人身为原住民，对地形和其他一些事情了如指掌，并且是在他们的地盘上交战，所以就需要具备足以与原住民抗衡的知识和经验。
总计9个军团从意大利、瑞士、西班牙和英国聚集到了一起。凯利亚里斯作为典型的前线指挥官，没有等到全军集结完毕，当他到达被破坏后仅剩下少量残兵的美因茨时，手上的兵力恐怕只有从意大利带来的5个军团。凯利亚里斯决定只率领这些部队向特雷维利人的驻地进军，从西班牙、英国和瑞士前来的其他军团的指挥权则交给了盖鲁斯。他不想错过这个正适合作战的早春季节。
但是，即使只有2万兵力，罗马军的主力军团兵的战斗力依然很可观。美因茨到特里尔之间由一条罗马大道相连，不过因为是山岳地带，行军速度肯定比不上平地，但是罗马军仍然保持5公里的时速，每日行军9小时。罗马军通常的行军时间是每天5小时，所以这已经赶上急行军的速度了。罗马军之所以能走得这么快，是因为减少了行李的重量，特雷维利人的西邻雷米人可以提供“后方支援”。
他们在到达之后对摩泽尔河畔的特雷维利人的根据地特里尔展开攻势，经过激烈的战斗成功占领了特里尔。获胜的罗马士兵主张放火将特里尔全城摧毁，并杀死所有居民，理由是这里是杀死沃克勒等罗马军将领的罪魁祸首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和尤里乌斯·托图尔的故乡。他们认为将掠夺的战利品和俘虏变卖虽然是胜者的权力，但现在不需要这些利益，所以应该通过烧杀抢掠让特里尔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消失。
胜利与宽容
面对意欲复仇的部下，司令官凯利亚里斯这样说：
罗马人之间的内战已经结束了，罗马军团兵的斗志之高妇孺皆知，而现在必须用这种斗志来重新对付帝国之外的敌人。
凯利亚里斯的这句话将士兵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被带到特里尔之后生活在悲惨状态下的曾发誓效忠于高卢帝国的罗马军团兵。
尽管友军成功攻占了特里尔，但是这些人甚至没有从关押自己的简陋小屋和帐篷中走出来，更何况是在被解救后迸发出喜悦，与同胞互相拥抱在一起了。他们很清楚自己犯下的罪过，并且为犯下的罪过感到深深的羞耻。危险和恐惧已经过去了，他们却依然躲在小屋和帐篷中。描写这种场面的一流高手塔西佗这样写道：“他们看起来甚至连阳光都想躲开。”
士兵顺着凯利亚里斯指的方向看过去，这才想起了成为俘虏的同伴们。士兵纷纷对着简陋的小屋和千疮百孔的帐篷呼喊，却没有人答应。士兵又将视线转向凯利亚里斯，什么都没有说，眼泪却已布满了脸颊。凯利亚里斯抓住这个机会对士兵说：
抛弃罗马帝国，向蛮族帝国宣誓效忠只不过是造化弄人。他们这种有损名誉的行为以及之后的悲惨遭遇，追根溯源都是他们的司令官和几名军团长对皇位的觊觎，以及被抓住这一点的敌人利用的结果。因此，一切从今天重新开始。对于他们以前的行为，皇帝（韦斯帕芗）和身为司令官的我可以一笔勾销。
看到士兵听得入神，凯利亚里斯再接再厉，他下令迎接这些原先的叛徒返回攻打特里尔时搭建的罗马军团宿营地。然后他又强调，不得取笑、侮辱或者冷落他们。
士兵脱去这些可怜同伴们的破衣服，为他们洗净身体，然后换上军团兵的新军装。凯利亚里斯利用这个机会把因留在特里尔而被俘的特雷维利人和林贡斯人的实力派人士召集到一起，讲了一段话。佩提里乌斯·凯利亚里斯在9年前的公元61年被当时的皇帝尼禄任命为驻不列颠第九军团的军团长。根据这个史实来看，公元70年的这个时候，他肯定有50多岁了。根据塔西佗的记载，这名前线经验丰富的武将是这样说的：
我本人既不是善于言辞的政治家，也不是律师，因为我选择了通过武器让罗马公民的存在理由获得认可的方式。但是，鉴于你们现在的状态（败者的状态），我想你们还是听听我拙劣的言辞比较好。如今罗马与特雷维利人还有林贡斯人之间的战斗结束了，与其胆战心惊，不如冷静地听听我的话。
希望你们回想起这样一件事。当初罗马人踏入你们以及其他高卢人的土地（指的是从莱茵河至比利牛斯山脉的高卢全境）不是出于罗马人的征服欲，而是因为接到了你们祖先的请求。那时（恺撒征服）以前的高卢整天持续着部族之间的斗争，处于濒临毁灭的状态。恺撒接受高卢部族的请求进入高卢地区，但是别的部族向日耳曼人阿利欧维斯图斯请求支援。然后这个日耳曼人便想借此机会将高卢掌控在自己手中。日耳曼人的战斗力何其恐怖，罗马人与他们展开过多少次战斗，导致了多少人牺牲，只要你们回想起这些就足够了。
我们罗马人决定将莱茵河作为防线，这当然是为了保证意大利的安全，但同时也是防止高卢全境被阿利欧维斯图斯（与恺撒交战失败的日耳曼武将）的子孙占领。你们不会认为现在的奇维里斯率领的巴达维人和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与生活在恺撒时代的他们的祖先不同，会对高卢人怀有好感，并能够和高卢人亲切交往吧？如果是的话，那简直就是幻想。
距那时已经过去了130年，可是日耳曼人一点儿没变。他们依然没有放弃跨越莱茵河入侵高卢的想法，他们排斥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认为掠夺其他民族的物资是理所当然的，并一直持续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习俗。他们离去之后只会留下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这些日耳曼人当然会长期觊觎高卢这片肥沃土地的主人宝座。
并且这些日耳曼人将高卢人吸引到自己一方时的惯用口号永远都是“自由”和“独立”这两个词，但是请你们不要忘记，人类社会的现实就是，但凡想将别人纳入自己统治下的民族，无一例外都会用这两个词当作旗号。
在恺撒将高卢归入罗马的法律管理下之前，罗马人统治高卢用的是武力，这个事实谁都没有异议。但是，我们罗马人成为征服者后，行使这项“胜者的权利”也是为了给整个帝国带来和平。确实，你们被迫负担了缴纳行省税的义务，但是为了保证民族间的和平是需要士兵存在的，雇用士兵就必须支付薪水，而薪水的支付只能依靠税金。
罗马向高卢提出的要求只有缴纳行省税这一项，在其他所有方面都承认你们的自治权。不仅如此，自从这条路线的创始人恺撒时代开始，便有很多高卢人被提拔担任了罗马军中的重要职务，就连行省总督的职位不是都交给高卢出身的人做了吗？（此处指尼禄时代的尤里乌斯·温德克斯。）罗马的方针是不搞歧视政策，也不闭门自封（指的是克劳狄乌斯皇帝的改革以后，元老院的席位向行省出身者开放的方针）。
英明的皇帝会给行省人民带来利益，这对于我们罗马人来说也一样。但是，如果皇帝昏庸无能，我们这些在他身边的罗马人会受到直接的伤害。不过就像干旱少雨或是降雨过多的自然灾害让我们人类束手无策一样，对于皇帝的不英明或者是昏君的不理朝政、横征暴敛，也只有在能容忍的限度内容忍。认为让特雷维利人出身的托图尔和克拉西克斯来统治的话一切都会转好，也不用再纳税的想法只不过是痴人说梦，他们也要考虑到自己所属部族的安全，所以肯定还会保留军队以防备日耳曼人和不列颠人。
如果将罗马人从高卢驱逐出去的想法成为现实——当然这是上天不允许的，假使上天允许，你们有没有想过会变成什么样的局面？帝国全境必将陷入无休止的战乱状态。
但是，罗马经过800年的漫长岁月，在幸运的眷顾下，通过严于律己、铲除意欲破坏和平的人，为自己和他人确立起了和平的局面。
如果这种和平被破坏的话，第一个受害者就是你们高卢人。因为诱发战争的最大原因是对黄金和财富的欲望，如今这些正掌握在你们的手里。
正因如此，希望你们三思而后行。想想你们可以在自己的城市和村庄中享受和平、安居乐业的情景，以及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能够享有同等权利的事实，这是不是值得热爱和推崇呢？
你们和其他高卢人不同，有起兵反抗罗马的经历。请你们根据这个经历想想，是继续支持必定失败的叛乱，还是回到我们罗马人的怀抱，彼此成为共存共荣的同伴，希望你们慎重决定。
光是凯利亚里斯的这场演讲就足以说服特雷维利人和林贡斯人的实力派人士了，这就意味着居住在罗马帝国的领土——莱茵河西岸的日耳曼系高卢人也脱离高卢帝国回到了罗马帝国一边。剩下的只有日耳曼部族了，这样一来他们甚至失去了号称“高卢帝国”的资格。
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也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和虽然出身于特雷维利人却决定继续反抗罗马的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联名给凯利亚里斯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说，如果凯利亚里斯有意成为高卢帝国皇帝的话，二人愿效犬马之劳。然而这位罗马的武将连回信都没写。奇维里斯仍然不放弃，他又将写给凯利亚里斯的信件副本寄给了身在首都罗马的图密善，以期借图密善的告发让担心前线的司令官投敌的穆奇阿努斯解除凯利亚里斯的职务，将其召回本国。但是韦斯帕芗年轻的儿子图密善把信件转给穆奇阿努斯后，他只是扫了一眼便扔到垃圾桶里了。于是奇维里斯和克拉西克斯不得不面对重新收复莱茵河西岸后直冲河口而来的凯利亚里斯的罗马军和已经集结完毕的盖鲁斯指挥的罗马军这两支军队的猛攻。
日耳曼人且战且退，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和尤里乌斯·托图尔都在激战中阵亡，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的妻子和妹妹也被罗马军活捉。日耳曼人在前往战场时有拖家带口的习惯。被敌军追赶的奇维里斯本想着撑到冬天后能喘口气，但是果断进攻的凯利亚里斯连这个机会都没有给他。穷途末路的巴达维人首领提出了与罗马军司令官进行会谈的请求，双方的会谈在莱茵河口浅滩的一处小岛上举行。
我推测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和佩提里乌斯·凯利亚里斯应该是旧交，公元60年也就是距当时10年前的时候，二人都在低地日耳曼军中服役，前者是辅助部队的长官，后者是军团长。二人先后于公元61年和62年左右与手下的士兵一起被派遣到不列颠，参加了罗马的远征。之后二人分道扬镳，奇维里斯再次回到低地日耳曼，凯利亚里斯被派到多瑙河战线，在此度过了数年。彼此的年龄差距应该不超过10岁，奇维里斯的参军时间虽然长，但相当于韦斯帕芗远亲的凯利亚里斯和韦斯帕芗一样属于“后来居上”，所以也是在兵营中成长起来的。此外，在罗马军中，不论是罗马人将领还是行省人民出身的辅助兵队长，同样都是总司令官召开作战会议时的常客。即便今天二人已经彼此互为敌人，但促使奇维里斯决定与凯利亚里斯进行直接会谈并且凯利亚里斯也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前提下接受的背后存在着这样的背景。
关于会谈都讨论了什么内容，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塔西佗在《同时代史》中的相关叙述正好在奇维里斯开口说话的部分中断了。并不是塔西佗在此搁笔，而是因为之后的记载在中世以后失传了。不过，虽然不清楚二人的谈话内容，谈话的最后结果还是知道的。
巴达维人没有被赶尽杀绝，也没有沦为奴隶，而是恢复到了与起兵反抗罗马之前相同的状态，被允许继续作为罗马的同盟者存续下去。并且他们没有加入行省，所以也没有缴纳行省税的义务；作为交换条件，他们需要作为罗马军中的辅助兵服兵役，这与起兵之前也是完全一样的。
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也没有被处死。话虽如此，他也没有像以前一样继续担任巴达维部队的长官，此后关于他的消息完全中断了。关于曾经起兵反抗恺撒的高卢人维钦托利以及在条顿堡森林中全歼罗马三个军团的日耳曼人阿尔米尼乌斯事后的消息，很多史书都一直追寻到他们去世为止，但唯独关于奇维里斯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及。如果他是被处死的，肯定会有人记载下来，实际却没有相关记载，同时也没有证明他存活下来的史料。他有可能是恢复了平民身份，在莱茵河东岸的某个地方平淡地度过了余生。原因是被罗马军抓住的妻子和妹妹就好像被送回了他的身边一样，从此也没了音讯。
曾经受奇维里斯重用的女祭司贝莱达倒是被送回意大利，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可能是罗马人觉得把她从即使白天也一片昏暗的森林之国转移到阳光普照的意大利就可以削弱日耳曼女祭司的法力。据说这名日耳曼女祭司在意大利重操旧业，生意非常兴隆。
至此，高卢帝国在不到半年内便土崩瓦解了，从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率领巴达维人点燃反抗罗马的战火算起，也不到一年时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罗马人对于这次“高卢问题”的处置方式。
首先，对于背叛罗马后发誓效忠高卢帝国的军团兵，只用一句“一笔勾销”便给予了宽恕。这些人身为罗马公民不仅背叛了祖国，作为罗马的正规军也违犯了罗马军的军规，如果是现代的话，势必难免被移交军事法庭。
其次，身为罗马帝国的行省人民却禁不住日耳曼人的笼络，打着创建高卢帝国的旗号，试图脱离罗马独立的特雷维利人和林贡斯人也完全没有被追究。除了战死的人之外，在这两个部族的实力派人士当中被处死的只有叛乱的主谋之一——尤里乌斯·瓦伦提努斯一人。
再次，是前面提到的对巴达维人的处置。对于充当了叛乱发起者的这个部族，罗马也贯彻了“一笔勾销”的方针。
这一系列现象中唯独不存在“报复”一词。比起行使“胜者的权利”，罗马人选择的是以“宽容”相待。不是因为他们醒悟到了人道主义的可贵，而是他们觉得这样更有效。
这个处置方式是不是凯利亚里斯一个人的主意呢？
从罗马军的传统来看，前线的司令官拥有几乎无限制的裁决权，与汉尼拔讲和是大西庇阿自己决定的，恺撒征服高卢后也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了战后处理。至于科尔布罗，虽然由皇帝尼禄委以军队执行作战任务，却未经战斗就决定与帕提亚讲和。
只不过，这些前线司令官的决定需要事后经过元老院的表决和公民的赞同才能通过立法被确定为国策。话虽如此，其实可以说他们的决定几乎没有被否决过。
凯利亚里斯不同于以上列举的几位在罗马史上光彩夺目的大人物，并且他的对手不是什么强大的敌人，只是发动叛乱的行省人民而已。在他决定投入9个军团的阶段，罗马一方可能就已经胜券在握了。只要胜券在握，怎样进行战后处理应该也会一目了然。
我猜想，凯利亚里斯从意大利本土出发之前就已经从穆奇阿努斯那里接到了指示，因为这个时期穆奇阿努斯正在意大利专心于确保韦斯帕芗皇帝之位的工作，而他采取的方法不是“报复”，而是“宽容”。
维特里乌斯曾经因为在对失败者的处置上失误而招致过怨恨，穆奇阿努斯没有重蹈他的覆辙，并且他还巧妙地将因存心报复维特里乌斯而把支持维特里乌斯的克雷莫纳夷为平地的罪魁祸首安东尼·普里默斯降了职，这就是他深谙冤冤相报会导致国家灭亡这个道理的证据。
穆奇阿努斯还让元老院表决通过了向遭受战火的意大利北部居民提供损失赔偿的提案，曾经支持维特里乌斯的克雷莫纳居民也被列入了赔偿名单中。“一笔勾销”的政策在意大利本土也得到了贯彻。在前任皇帝维特里乌斯一派的人员中，被处死的只有他的亲弟弟卢西乌斯一人，战斗到最后的士兵无一人遭到刑罚。
话说回来，人对于自己不能接受的事情，即使是上司的命令也不会妥善执行。所以凯利亚里斯应该也赞同穆奇阿努斯的想法，正因如此，他才能稳住叫嚣着报仇的士兵，重新接纳“变节”的军团兵，接受曾一度倒戈转向罗马的行省人民再次承认罗马霸权的要求，甚至还让主谋奇维里斯放弃了抵抗。
但是我认为，促使穆奇阿努斯和凯利亚里斯选择宽容而不是报复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
那就是罗马人自己认为发生从巴达维人的叛乱到创建高卢帝国为止的这一系列事件的真正责任在于罗马一方，塔西佗也写道：“这只不过是罗马人之间斗争的余波而已。”如果不是一年之间先后出现三位皇帝，各为其主的军团兵之间混战不休的话，行省兵的叛乱就不会发生了。如果罗马人没有暴露出自己的无能，也不会让行省人民觉得罗马人不足为惧了。我认为穆奇阿努斯和凯利亚里斯是在充分了解了个中情由的基础上才选择了“宽容”的处置办法。
正因如此，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宽容与冷静毫不矛盾。始终坚持“一笔勾销”的凯利亚里斯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是更不可缺少“冷静”的任务——与战友盖鲁斯一起重建莱茵河防线。
莱茵河军团重组
公元1世纪下半叶的莱茵河军团由于士兵被抽调到不列颠参与征服战争，从公元1世纪上半叶的8个军团减为了7个军团，分别是驻扎在低地日耳曼的3个军团和驻扎在高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
这7个军团经过高卢帝国骚动后唯一毫发无伤的只有驻扎在今瑞士苏黎世附近的温德内萨（现在的温迪施）的第一军团，维特里乌斯下令让他们前往意大利似乎才是他们毫发无伤的真正原因。由于同样的原因，驻扎在克桑腾的第五军团也避免了军团解散。这个军团的大部分人都去了意大利，发誓效忠高卢帝国的士兵只有极少数人，而且也不能如此轻易地就将恺撒创建的这个战功显赫的军团解散，因此只有这个军团被调任到多瑙河流域的默西亚行省。另外还有一个军团也免于被解散，就是驻扎在美因茨基地的第二十二军团。保留这个军团的理由是他们在看到莱茵河军团唯一的军团长——不畏艰险、恪尽职守的沃克勒被行省兵杀害时竟无动于衷，所以要求他们在以后的任务中将功赎罪。这个军团的银鹫旗此后也镶上了沃克勒的名字。
除此之外的4个军团全部被解散，并不是因为担心保留下来会再次引发类似的事件，而是要他们为自己身为罗马的军团兵却发誓效忠其他民族的可耻行为负责。不过，虽然军团被解散，却没有将军团兵除名，而是将他们分别分配到了新组成的各个军团中。因为突然增加2万名无处可去的军团兵，很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至于协助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作战的辅助部队，既然连巴达维人都恢复到了叛乱以前的状态，其他行省出身的士兵各自归营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不过，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小变动。
叛乱以前都是由部族的实力派人士来指挥、由自己所属部族的部族民组成的部队，此后改为任命罗马人或其他部族出身的人担任指挥官，但是没过几年就又变回了原来的方式。毕竟这种新的选任方式有诸多不便，让本地出身的人来担任指挥能够更有效地团结士兵。虽说一切都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但此后的200年再也没有发生过行省兵攻击军团兵的事件，可以证明公元70年的宽容政策是非常有效的。
不过，尽管罗马人在帝国西方始终坚持如此宽容的政策，在帝国东方的做法却截然相反。高卢帝国问题和犹太问题是发生在同时期的事件，但可以说罗马人对两个事件的应对方式有着天壤之别，理由在于这两个问题的性质不同。
犹太问题
如果说公元66年夏天爆发、公元73年春天以马萨达要塞玉石俱焚告终的“犹太战争”是罗马帝国内部的行省人民发起的一场反抗霸权者罗马的独立运动的话，从巴达维人的叛乱开始的高卢帝国创建事件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但是，两个事件的性质完全不同。犹太战争是本来就应该发生的叛乱，无论统治者罗马如何施行善政，也只是将问题暂且搁置罢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居住在犹太的犹太人起兵反抗罗马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想到犹太人和罗马人的思维方式（文明）的差别，就可以知道这是一场命中注定的对决。
犹太民族的第一个特殊性是他们的居住地区——巴勒斯坦一带位于大国叙利亚和埃及之间，如果他们居住在黑海东岸一带的话，犹太肯定会有一段不一样的历史。因为如果处在交通要道上，必然长期受到叙利亚和埃及的垂涎，而此时叙利亚和埃及都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
第二个特殊性是他们是一个相当优秀的民族。在统治者看来，越是优秀的民族越不好统治。如果是平庸的民族，被打压到社会底层也不会有反抗的能力和勇气。
第三个特殊性是犹太人与古希腊人不相上下的离散倾向。以叙利亚的安提阿和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两处犹太人聚集区为首，各个城市都存在犹太人的共同体。与希腊人不同的是，这些居住在海外的犹太人与本国的连带关系非常强。具体来说，只要是犹太教徒，不管住在哪里，每年都有义务向耶路撒冷的大神殿捐献2德拉克马的香火钱。与犹太民族相反，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城市的代表锡拉库萨和塔兰托的居民只有在参加四年一度的奥林匹亚赛会时才会意识到自己身上有希腊血统。就算科林斯灭亡，科林斯移民的后代——锡拉库萨的居民也不会起兵复仇，但如果要是灭亡耶路撒冷的话，居住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很可能会起兵。一些学者表示，比起居住在犹太的犹太人来说，居住在希腊移民城市的海外犹太人在数量上要多得多。
第四个特殊性在于，犹太人没有对自己以外的民族进行统治的历史。犹太人也有诸如大卫和所罗门时代那样的独立时期，但这些都是自己国家内的独立，并不是将他国纳入统治下的帝国。而且，这个时代在他们的历史上稍纵即逝，即使不追溯到被巴比伦奴役的时代，他们也曾长年处于埃及和叙利亚的希腊化王朝（希腊系国家）的统治下，最后又被罗马统治。
在历史上被其他民族长期统治的民族以现代人的思维来看肯定是受压迫的民族，当然会让人们抱以同情之心。但是，也需要注意这样一种现实，就是在历史上长期被压迫的话，很可能会带来精神构造上的变化。
具体来说就是这种人的自卫本能异常发达，失去了思考的灵活性而变得顽固不化。同时，对于任何事物都会反应过于敏感。为了在残酷的现实中存活下来，往往容易将希望寄托在梦中，犹太教中期待救世主的教义就是一个例证。
第五个特殊性会让人感到这是犹太人特殊性的极致，那就是与宗教的关系。以希腊和罗马为代表的多神教中的众神只是保佑人类、为其提供帮助的存在；相反，犹太人信奉的一神教的神却是规范人类行为的存在，一旦有人违反，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其进行惩罚。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在多神教的民族中，政治与宗教是分开的，相反，一神教的民族却容易衍生出宗教积极介入政治的神权政体。
加之犹太人还有着诸如巴比伦奴役时代被强制迁移到他国的经历，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在身处异乡的情况下还想保持犹太人的身份认同，除了诉诸宗教外没有别的选择。从他们的历史来看，犹太人观念中的国家一直是神统治的国家，也就是“神权政体”（意大利语Teocrazia，英语“Theocracy”）。
有意思的是，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中不存在表示“神权政治”这个意思的词语，这表明古代的罗马人甚至没有设想过让神来介入人类政治的政体。
但是，如果全体犹太人一致推崇神权政体的话，应该只会与不接受神权政体的罗马人发生矛盾，犹太人彼此之间应该不会存在冲突。然而，事实却是同样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当中对于政体也存在着分歧。
这便是主张宗教优先的法利赛人和倡导重视政治的撒都该人。
除此之外，他们居住的场所也发生了分离，有的犹太人继续居住在犹太国内，有的移居到了海外的希腊移民城市。犹太国内的居住区也分成了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耶路撒冷城内还出现了贫困阶级和富裕阶级的分化，情况很复杂。
现代的研究者们将这些人统括起来分成了两派：贫困的犹太人属于对罗马的强硬派，富裕的犹太人属于稳健派。当然，在亚历山大拥有一家小店铺的犹太人比在加利利的山野放羊的犹太人确实要富裕一些。但是，对统治者罗马采取强硬还是稳健态度的决定性因素与其说是财富的多少，不如说更多依据的是与异族接触、共生的必要性有多大。对于住在城市里的犹太人来说，正因为这种必要性比较高，所以本来由于选民思想的影响而性格封闭的犹太人也不得不变得开明起来。
对于这个既特殊又复杂的犹太民族，罗马是如何应对的？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07·臭名昭著的皇帝》中“皇帝卡利古拉”一章中“罗马人与犹太人”“希腊人与犹太人”“提比略与犹太人”“卡利古拉与犹太人”等各小节，此外，“皇帝克劳狄乌斯”一章中也曾单列出“犹太问题”一节进行过介绍，在此重新梳理一下：
第一，结束后世称为“希腊化时代”的300年后，罗马人取代之前的统治者希腊人，提高了此前一直处于统治阶级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使得东方世界的两大势力——希腊人和犹太人在经济上趋于了平等。
像斐洛这种开明的犹太人高度评价尤里乌斯·恺撒开创的罗马帝政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在罗马人看来，自己的帝国在东方世界实现经济上的繁荣只有通过这两个民族的自由竞争才能实现。
第二，希腊人和犹太人都是优秀的民族，正因为如此，他们动不动就容易陷入敌对关系。罗马采取的方针是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始终在双方之间充当调停的角色。在作为统治者的罗马人看来，希腊人和犹太人同样是被统治者，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7·臭名昭著的皇帝》中介绍的克劳狄乌斯皇帝的敕令《致亚历山大公民的一封信》就是表明罗马这种立场的好例子。
第三，对于犹太人主张自己拥有的“特殊性”，充分给予承认，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一）在不破坏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给予完全的信教自由。
（二）允许每年继续向耶路撒冷的大神殿捐献2德拉克马的香火钱。
（三）除死刑的宣判执行以外，允许犹太人社区内的法律自治，但只限于帝国东方的犹太人社会。
（四）免除兵役及其他国家公务，但对于有意参军、奉公的人仍然保持开放政策。
（五）每星期六仍然定为安息日。
对于罗马人来说的假日是供奉神灵的祭祀日，不是每周定期一次的休息日。在罗马人眼中，犹太人这种每到周六就停止工作，除了祭神以外什么都不做的习惯一定显得很奇怪，但同时罗马人也将犹太人严格遵守的每周六的安息日视为了他们自己的祭祀日。信奉多神教的罗马人已经习惯了罗马教以外的祭祀日，因此也尊重犹太人的安息日。
帝国的首都罗马有一项名为《小麦法》的小麦免费发放制度，以保障居住在首都的贫困的罗马公民权拥有者的生活。它相当于“面包与马戏”（panem et circenses）中的“面包”。虽然这种做法被后世大加抨击，但也是一项兼顾社会福利和争取选民的政策。
小麦的发放通常一个月进行一次，有时发放日正好赶上周六的安息日。遇到这种情况时，犹太裔的市民就无法前往马尔斯广场的一角领取小麦，因为在安息日，除了敬神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于是负责发放小麦的当局会将属于犹太裔市民的那一部分留到第二天。
如果只是5人、10人，负责给数万人发放小麦的当局不会搞这种特殊待遇，这也可以证明兼有犹太教徒和罗马公民权拥有者这两种身份的犹太人在首都罗马也有相当多的人数，同时也表明罗马人有着尊重不同习俗的理念。
除了卡利古拉皇帝统治末期双方关系一度恶化之外，从犹太人处于罗马直接统治下的公元6年开始的60年间，罗马人一直对犹太人奉行这种政策。不过罗马人唯独没有允许在耶路撒冷建立神权政体，因为如果允许的话，恐怕无法避免这种影响波及海外的犹太人社会。作为不允许建立神权政体的交换条件，罗马一直致力于在犹太地区实现由犹太人的国王领导的统治政体。如果能确立起像大希律王时代的那种世俗王权，就可以抑制犹太人建立神权政体的念头。
然而，在耶路撒冷建立神权政体才是正统犹太教徒的心愿，这是无论罗马如何让步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两个民族对“自由”这个词语的理解是不同的。罗马人的“自由”意为在有军事力量保障的和平以及有法律保障的秩序下，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犹太人的观念中，能够建立神权政体才是“自由”。罗马人60年来承认犹太人特殊性的统治政策只能暂缓犹太教徒追求“自由”的脚步，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他们的这种愿望。
犹太人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认为，60年后爆发的犹太人叛乱是菲利克斯、菲斯托斯、阿尔比努斯、弗洛鲁斯等历代犹太长官施行暴政的结果。罗马人史学家塔西佗也曾写道：“犹太人的忍耐一直持续到弗洛鲁斯那个时期为止，在弗洛鲁斯担任长官期间爆发了叛乱。”
这四个人担任犹太长官的时间是从公元52年到66年为止的14年，如果这14年间罗马行政官的暴政是犹太爆发叛乱的原因的话，那为什么罗马的中央政府能够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容忍地方长官在问题最多的犹太地区施行暴政呢？
这四个人无一例外都是尼禄皇帝时代的长官。尼禄虽然在很多方面犯了统治错误，但唯独在涉外政治上展现了了不起的见识。在他统治的14年间，除了统治末期的犹太，没有任何一个行省对罗马发起过叛乱。虽说在挑选担任行省统治直接负责人的总督、司令官和长官时只要沿用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建立起来的人才网络就可以了，但是尼禄在用人方面确实有超凡的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