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皇帝图密善（81年9月14日—96年9月18日在位）.2
图密善最讨厌的是行省统治负责人的渎职。罗马从共和政体时代开始产生了一种允许行省人民控告任期结束后的行省总督滥用职权的制度。行省总督全部都是元老院元老，作为行省人民的代理来控告前总督的人一般也是在元老院中拥有席位的人。被称为“Orator”的罗马时代的律师们有时会担任原告律师，有时也会为被告辩护。按照克劳狄乌斯皇帝的规定，他们的报酬上限为1万塞斯特斯，并一直持续了下来。兼任律师的史学家塔西佗的经济状况不明，不过鉴于他的身份是资产下限为100万塞斯特斯的元老院元老，应该属于富裕的阶级。至于他的朋友小普林尼，本来就出生于富有家庭，并且继承了在维苏威火山喷发中死去的老普林尼的遗产，所以肯定也是富人。在他们看来，1万塞斯特斯的律师费根本算不上什么大数目。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经常接受“Orator”的工作，因为他们认为通过法律手段在法庭上进行控告或辩护是社会上层人士的职责，皇帝们应该也有相同的想法。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经常出席这种关乎行省统治成果的法庭审判，图密善也沿袭了这种方法。就连只对皇帝的花边新闻感兴趣的苏维托尼乌斯也在著作中对图密善为行省统治的公正做出的努力赞不绝口。行省统治的好坏是足以左右整个帝国统治的重要问题，在罗马帝国中，不论是皇帝还是厌恶帝政的塔西佗对这个问题都有相同的认识。
我看到公元4世纪最初的三分之一时间，也就是君士坦丁大帝时代首都罗马的地图时，第一个感触是400年前修建的公共建筑还保留着建成时的面貌，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历代皇帝都注意经常修复维护。比如阿庇亚大道到公元300年时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第二个感触是“世界之都”罗马居然没有本应存在的大规模的教育和医疗设施。这个原因我已经阐述了很多次，并且提出过一个假说，即这些设施都是罗马式的“民间活动”的结果。
但是，这张地图上还缺少一种罗马帝国始终没有过的建筑，就是管理广大的帝国不可缺少的行政官僚聚集的区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行政中心，这在“世界之都”罗马的历史上不曾有过。
也许可以说和现代相比，罗马帝国的官僚体制还没有发展起来，但是罗马帝国是人久居的地方，并且统治着比后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广阔的地域。从各种史实来推测，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这样解释：
不存在行政中心意味着没有独立的官僚组织。如果对这个问题寻根问底，就产生了另外的问题——为什么没有独立的官僚组织也可以管理这么大一个帝国呢？学者们的研究，特别是考古学上的研究成果，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
地方自治
罗马人从领土只有意大利半岛的时代开始就已经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并立的制度了。那个时代的“中央”指的是胜者罗马，“地方”指的是在和罗马的斗争中失败的意大利境内的其他部族以及希腊裔和伊特鲁里亚裔的各城市。从那时开始罗马就已经将“中央”应该负责的事情和可以委托给“地方”的事情分开了。这种倾向在进入拥有广大领土的帝政时代之后，以意大利本土和行省的形式被继承了下来。对于现实的罗马人来说，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路线是正确的才继承了下来，而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无法维持大帝国的统治。从结果来说，罗马帝国不是仅靠中央集权管理的国家，而是通过巧妙地同时运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构筑了能够发挥两者优势的体制。
简单来说，“中央”的工作是安全保障、税制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地方”被尽可能地委托从事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罗马人称为“地方自治体”（Municipia）的城市肯定都有地方议会，议员通过选举被选出。从庞贝遗迹中留下的涂鸦可以看出，比起公民大会变得有名无实已久的首都罗马，地方的选举更为盛行。
进入帝政以后，不仅意大利本土，行省也出现了很多“地方自治体”，但是如果只承认自治却没有财源的话，也无法行使自治的权力。为了让地方分权充分发挥效力，财源的确保不可或缺。这个时代还不存在地方税这样的税种。
首任皇帝奥古斯都缺乏这方面的考虑大概是因为创建帝政是他优先考虑的课题，但是肩负确立帝政任务的第二代皇帝提比略以及第四代皇帝克劳狄乌斯不仅限于意大利本土，同时在行省也努力确保各地方自治体的财源。在韦斯帕芗和提图斯统治时期，这种倾向更进了一步。因此，地方财源政策并不像日耳曼长城那样，由图密善着手、后世的皇帝们继续完成的。但图密善对这个问题的处理非常热心，也就是说从这个时代起，碑文上就很清楚地开始记载地方自治体的财源状况。
从碑文可知，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地方自治体所有的土地、事务所和店铺的租金。具体说来，比方说如果想在城镇中心的“广场”的圆柱回廊内开店的话，就要向作为地主的地方自治体缴纳租金。此外还可以得到公共浴场的洗浴费和水道使用费等收入。罗马时代的“高速公路”不征收使用费，不过水道是要征收使用费的。
但是，不仅没有地方税，公共浴场的洗浴费也属于低廉的政治价格，即便是水道，只要使用城镇各地随处可见的水就可以免交使用费。只对将水道引入自家的人征收费用根本就不足以成为自治体的财源。也许这会让人怀疑地方自治体是如何维持下去的，但是请不要忘了，地方自治体的大部分工作都依赖于个人的出资或自发的捐赠。为自己所属的共同体捐赠资金是家境富裕者的职责，同时也被认为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街道和桥梁的建设是国家的工作，但这些设施的维护修理是地方的事情。迄今为止已经发掘出很多炫耀自己捐资维修工程的碑文。
整个罗马帝国可谓是由共同体和个人一起管理的，它作为国家可能还没有充分成熟起来，但有意思的是它的体制却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公共事业（二）
这是一个重视个人作为的时代，所以理所当然，罗马皇帝的工作中少不了公共设施的建设事业，罗马皇帝就好像身兼建设部大臣的职位一样。图密善在这个方面的业绩远远超过了父亲和哥哥。
除了已经提到过的首都罗马内的公共建筑之外，发掘出的碑文中可以确认是由图密善修建的工程达到了相当大的数目。如果考虑到一些碑文被“记录抹杀刑”破坏，实际的数目可能比这个还要高。以下试列举已知的工程：
罗马近郊的蒂沃利、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弗拉米尼亚大道的终点里米尼、西西里岛西部的港湾城市也是与北非迦太基的联络港马尔萨拉等各处城市的水道工程。
埃及尼罗河流域的灌溉工程。埃及负责意大利本土所需小麦的三分之一供给量。
位于希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的全面修复工程。图密善与父亲和哥哥不同，是希腊文化的崇尚者。
铺设时间比阿庇亚大道还要早的联结首都罗马和加普亚的拉蒂纳大道的全线修复。从常识来考虑，从首都罗马到意大利南部的道路同时也是通往帝国东方的联络线路，只有一条阿庇亚大道肯定不够，铺设多条线路是理所当然的。
铺设了虽然被处以“记录抹杀刑”但在整个罗马时代依然被冠以建设者名字的图密善竞技场（现在的纳沃纳广场）和图密善大道。从罗马南下的阿庇亚大道从今天的锡纽萨（Sinuessa）进入内陆可以到达加普亚，而图密善铺设的是从锡纽萨沿海岸南下，经商港波佐利到达那不勒斯的道路。这样一来，经陆路到达军港米塞诺就变得更加容易了。曾有人留下诗歌咏叹，以往在黎明从罗马出发，日落时分才能到达，现在只用两个小时。此外还铺设了从阿庇亚大道和拉蒂纳大道两条干线交会的加普亚通往波佐利和那不勒斯的两条大道，但根据目前的史料无法得知是图密善修建的，还是在他去世两年后成为皇帝的图拉真修建的。无论怎样，罗马道路不是单纯的道路，还包含政治策略在内。
加普亚周边的道路网络
环绕撒丁岛的道路网络的建设。在撒丁岛铺设道路网络将其罗马化，在罗马人看来这是一种文明化的措施，与在白天依然阴暗的日耳曼森林中铺设罗马式的道路具有相似的意义。也就是说，不再允许长期认为掠夺不是罪行的当地牧羊人继续任意妄为了。
全面修复奥古斯都在西班牙贝提卡行省铺设的奥古斯塔大道，完成时间是公元90年。
修复联结阿非利加行省的总督驻地迦太基和努米底亚行省的泰贝斯提斯（现在的泰贝萨）军团基地的道路。
铺设联结多瑙河下游的今塞尔维亚、罗马帝国时代的默西亚行省的2个军团基地的道路，完成时间是公元92年。值得一提的是，多瑙河下游全域此前被一并划入默西亚行省，图密善出于国防上的考虑将其一分为二。将一个行省分为两个行省，行省总督也需要安排两名。位于前线的行省总督的统治工作也就等于国防，因此总督由皇帝任命的武官担任，并被赋予2个军团以上的指挥权。皇帝图密善非常热衷这一带最前线的道路网络整备工作，大概是因为他从自己亲身经历的与达契亚人的战争中得到了教训。
史学家蒙森将罗马帝国的国境分为军事国境和政治国境。军事国境指的是在河流沿岸建设军团基地，或是在无法倚仗河流这种天然屏障的地方建设“limes”，明确告诉敌人，如果入侵的话，这些防线将立刻进行还击。除了具有这种牵制作用之外，也可以节省投入的兵力。另一方面，政治国界指的是罗马帝国长年视为的国界，由于之前没有特别的必要，因此，虽然向军事国界化的方向发展，却依然没有完成防线的建设。
莱茵河的军事国界化是提比略完成的，图密善则通过建设日耳曼长城，实现了莱茵河与多瑙河上游地带的军事国界化。实现多瑙河军事国界化最终阶段的工作也是从图密善开始的，不过他只是开了个头，多瑙河防线的军事国界化经图拉真直到哈德良皇帝时代才完成。
举办夜间竞赛
但是，图密善关注的不仅是这些“大事”，他也是一个深知“小事”重要性的皇帝。这段经历被后世的人们概括为一句“面包与马戏”而大加批判，但是认为有权者都具备正确的政治判断力只是一种对人性的幻想。如果这种幻想能够成为现实的话，原本也就不需要什么政治宣传了。总之，不用担心饿死，并且还能免费观赏竞技比赛，对于市民来说肯定不是什么坏事，并且图密善还是第一个举办“夜间竞赛”的皇帝。
灯火的价格昂贵，所以市民们只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他们看来没有比能够在容纳5万人的圆形竞技场中借着通明的灯火观看夜间比赛更令人神往的事情了。皇帝和富裕人家点着灯吃晚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一般市民只能是在太阳落山前吃晚饭，这种公元前的共和政体时代的状态到了公元后也没有任何变化。罗马的夜空并非一片漆黑，尤其在夏天更是带有美丽的藏青色，令人叹为观止。夜间竞赛就是在这种环境中举行的。
虽说如此，出资举办夜间竞赛肯定需要一大笔开支。根据一些史学家的记载，国家举办夜间竞赛也只限于在重要的祭祀节日。按照惯例，这种比赛一般由皇帝提供饮食，所以在观战期间无须自己购买食品和酒。
但是，又要建设“limes”，又要投入资金完善基础设施，还要和蛮族交战，再举办夜间竞赛的话甚至让人担心国家财政会不会入不敷出，然而有意思的是罗马帝国依然保持了财政的健全。继承图密善帝位的涅尔瓦以及之后的图拉真也没有为国家财政的重建费心思。因为韦斯帕芗和儿子提图斯共同举行的人口普查使得“不提高税率，而是保证应征收部分的财源”的税制得以推行，从而促进了国税的增收。韦斯帕芗被同时代的人嘲讽为吝啬鬼，却被后世的研究者评选为最理想的“国税厅长官”。正因为继承了他的位置，儿子图密善才得以广泛开展大规模的事业。充分发挥功能且公正的税制是仁政的根本，将其与安全保障和社会资本的充实一并视为“中央”工作的罗马人正可谓是熟谙为政之道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人才”。凡夫俗子随处可见，但“政治人才”并不是那么多，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现实。
人的宿命就是在完成一件事情后必然会面临由此产生的新问题。34岁的图密善将要面对的下一个问题也许是意料之中的，那就是多瑙河防线的强化，也可以说是多瑙河的军事国界化。
不列颠
在讲述公元85年开始的与多瑙河北岸的达契亚人之间的战争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征服不列颠的战争，虽然二者之间看起来毫无关联，其实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如果罗马想要不仅征服不列颠即现代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还要执着于完全征服喀里多尼亚即今天的苏格兰地区的话，多瑙河防线的确立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最先着手不列颠征服战争的是尤里乌斯·恺撒，在其登陆不列颠的90多年后，第四代皇帝克劳狄乌斯再次发动了战争。因此，真正对不列颠发起征服战争应该是从公元43年开始，到了第十一代皇帝图密善的时代，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已经完全被征服，只剩下对苏格兰的征服了。位于科尔切斯特的不列颠行省的首府也转移到了罗马人称之为“伦底纽姆”的伦敦。不过，单是罗马人所说的不列颠，也就是后来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征服战争就耗费了40年时间。想到面积相当于不列颠3倍的高卢的征服战争只经历了8年，不免让人觉得这场战争的进度过于缓慢了。我认为主要理由有以下四点：
第一，与意大利本土之间只隔着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卢的征服战争出于确立安全保障体制的需要，必须尽可能早一些结束。不列颠和罗马之间只隔着一道海峡，没有必须尽早解决的必要性。
第二，罗马除了军事力量之外还有其他可以威胁高卢的手段，在不列颠却没有其他的办法。
当初恺撒迫使高卢的领导者们在罗马式胜者对败者的同化政策或日耳曼式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被明确分开的政策之间两者选一。日耳曼人跨越莱茵河的威胁对于高卢人来说是胜于一场噩梦的现实。高卢人在恺撒时代选择了罗马，并且在120年后的“高卢帝国”骚动时也选择了罗马而不是日耳曼。与高卢人不同，不列颠人却没有威胁自己的外敌存在。不列颠和日耳曼之间隔着北海，居住在爱尔兰的凯尔特人也不会成为威胁。8年和40年的差别并不代表不列颠人比高卢人更强。
第三，发动称霸战争的人对“称霸”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在不列颠称霸战争上指的就是尤里乌斯·恺撒和克劳狄乌斯皇帝的想法不同。
恺撒首先以武力征服高卢全境，紧接着马不停蹄地进行了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4·恺撒时代（上）》中命名为“战后处理”的高卢重组工作，早早将高卢全境变为了罗马的行省。具体来说，保留所有既有的部族，将自己的家门名“尤里乌斯”和罗马公民权赐予部族长们，让他们成为罗马帝国的成员。如果是强大部族的部族长，还可以在元老院获得席位，这成了招致保守派的西塞罗和布鲁图反对的原因之一。
另外，克劳狄乌斯则采用了逐步扩大罗马霸权的称霸方式。第一是武力征服，第二是重组，与此同时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与恺撒相同。但是恺撒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克劳狄乌斯却以地区为规模推进，逐步扩大建设范围。不管这两种方式哪一种更合适，这种政略（Strategia）的差异只能归结为当事人性格的差异。
第四，罗马人对于高卢和不列颠的看法不同。
对于第一个渡过多佛尔海峡的罗马人恺撒来说，不列颠只不过是为了确保高卢的地盘而需要事先打倒的对手。在即将成功征服高卢时对不列颠施以一些打击就足可以避免不想屈服罗马的高卢人和不列颠人联合起来，所以没有深入不列颠。
然而，如果恺撒没有被暗杀的话，情况又会如何呢？从他的政治策略来看，可能会推进对不列颠的完全征服战争。如果真的是这样，征服战争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结束，恺撒式的战后处理也会在不列颠施行。但是这些都是假设，从假设来说，图密善时代高卢出身的元老院元老占据元老院600名元老中的40个席位，而不列颠出身的元老院元老只停留在0~1人，这种倾向以后也没有什么变化。从罗马元老院的性质来看，成为元老院元老就意味着要负担起整个帝国的政治责任。想到后来在研究罗马的领域中最热心的英国人不免有些于心不忍，但是罗马时代的英国确实比帝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偏僻。只要看看元老院元老出生地的情况，就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这种差距。同样是被罗马征服，比起克劳狄乌斯，不如让恺撒征服更好。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像曼彻斯特（Manchester）这种附带“chester”这个词尾的地名来自拉丁语表示“要塞”意思的“castrum”，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
话题回到图密善时代的不列颠，征服战争进展比较缓慢，毕竟花了40年。当时的罗马军组织最完善，所以也有一些成果。克劳狄乌斯时代的军团基地在科尔切斯特，但到了图密善时代将常驻不列颠的3个军团设置在了加的夫、切斯特和约克。并且从韦斯帕芗任用的阿古利可拉就任总督的公元78年到84年的7年间，罗马人的征服活动深入了他们称之为喀里多尼亚的苏格兰腹地。他们不仅进攻至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之间的分界线，罗马舰队甚至航行到了苏格兰北部。难怪当时阿古利可拉的女婿塔西佗深信不列颠和喀里多尼亚的称霸战争就要结束了。
但是，后世的欧洲人承认塔西佗是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经常引用塔西佗的一段话来抨击罗马是帝国主义国家，这是《阿古利可拉传》当中的一段文字，文中进行演讲的“卡尔加克斯”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他应该是塔西佗虚构出来用以表达自己想法的不列颠人。
罗马人是一个不值得屈服或服从的民族，他们是世界的掠夺者。陆地上已经没有让他们继续挥霍的地方了，所以现在他们又将手伸向了大海。敌人富裕会勾起他们的贪婪，敌人贫穷就会助长他们的自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无法满足罗马人的饥渴。他们假借帝国之名到处烧杀抢掠，他们还说是为了世界的和平，实际上他们正在将世界变为一片沙漠。
阿古利可拉征服苏格兰的进军路线
塔西佗之所以被视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是因为他虽然是征服者一方的人，但并没有忘记对自己国家的批判。另外，从被罗马军进攻的一方来看，肯定也会认为“世界的和平”与己无关。正如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3·胜者的迷思》中介绍过长期反抗罗马的本都王米特拉达梯，在此又提到了卡尔加克斯这个人的言论，所以虽然不一定比得上塔西佗，但我也不是对良心毫不在乎的。
然而，在其他地方读到塔西佗吐露的别的言论后，我又感到身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在此顺便介绍一下。这是题为《日耳曼尼亚志》的著作中的一段话。这部作品如其名称所示，是一部介绍罗马人的宿敌日耳曼人的著作。首先在介绍完共和政体时代的情况后，塔西佗这样写道：
从那个时代到图拉真皇帝第二次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竟然已经过去了210年。战胜日耳曼人到底需要多少年！在此期间付出了多大牺牲！
萨莫奈人、迦太基人、西班牙人、高卢人，就连帕提亚人都没有让我们如此担心过。可是遇到日耳曼人却……
只列举一下败给日耳曼人的我方执政官就有这么多：卡尔波（公元前113年）、卡西乌斯（公元前107年）、斯卡乌鲁斯和卡庇奥以及马略（公元前105年）。在这些败仗中，罗马失去了5个执政官军团（相当于10个军团）。
奥古斯都皇帝时代在条顿堡森林发生的瓦鲁斯和3个军团的全军覆没事件（公元9年）是最大的一次悲剧，但即使在我们获胜的战斗中，罗马一方的牺牲也不少。马略在意大利境内的反击（公元前101年）、神君恺撒在高卢的作战（公元前58年）以及从（公元前12年）杜路苏斯开始，到提比略和日耳曼尼库斯攻入敌方日耳曼领地的战斗，无一不是经过一番激战才获得胜利。除了后来卡利古拉的愚蠢行为之外，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然后（公元69年）巴达维人又趁罗马混乱之机发动叛乱，招致了高卢骚乱。这一次日耳曼人破坏并掠夺了罗马军的军团基地。但所幸的是这场骚乱很快就平息了，到了现在（公元100年之后），罗马军终于变得无往不胜了，但还是没有完全征服日耳曼民族。
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根据对手的不同也会变得好战，想来让人觉得好笑，即使对于被罗马征服的不列颠人能够持宽容态度，但是对于无法完全征服的日耳曼人，经常批判自己国家的塔西佗也不得不把爱国放在前头了，并且在公元80年，皇帝图密善的头脑中一直在意的也是日耳曼问题。
达契亚战争
公元84年冬天，图密善将7年以来一手负责征服不列颠的总督阿古利可拉召回了意大利本土。塔西佗在《同时代史》的开头不情愿地写道“不列颠成功征服之后却被放弃了”，就是阿古利可拉的回国使得罗马对苏格兰的征服战争中断了。不过罗马虽然放弃了喀里多尼亚，其实并没有放弃不列颠。
但是，图密善为何在这个时候放弃对苏格兰的征服呢？
那个时期的图密善确实需要更多军团来强化多瑙河防线，在此之前生活在北岸的几个日耳曼人部族就经常在多瑙河下游频繁活动。将不列颠的军团换防到多瑙河的话，就无法继续进行对苏格兰的征服。更换指挥官是改变战役进行方式的最有效方法，只要派遣防守型的指挥官去代替善于进攻的阿古利可拉就可以了。
从图密善之后的皇帝们，特别是哈德良皇帝，对不列颠的政策来看，图密善在公元84年采取的政治策略绝不能算一个错误。然而，将攻势转为守势的做法很容易遭到批判。以前提比略放弃奥古斯都进攻日耳曼中央地区并划易北河为国界的计划，而撤退到了莱茵河的做法就曾遭到塔西佗的大肆批判。
因此我认为，图密善犯的错误不是放弃对喀里多尼亚的征服，而是没有很好地利用勇将阿古利可拉的才能。那个时期的罗马在多瑙河战线最需要攻击型的司令官，如果图密善将回国的阿古利可拉派到多瑙河前线，任命他担任与达契亚人战争的前线指挥官，多瑙河战线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十分推崇阿古利可拉的塔西佗对图密善的看法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强硬了。
虽然都说图密善曾仿效提比略治国，但提比略除了军事才能之外还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这种才能和经验不仅可以发挥到战场的指挥中，也可以在任用部下的将领时发挥很大作用。接下来将要讲述的与达契亚人的战争是最能够体现出图密善在这个方面能力欠缺的例子。
只要有人想以海盗行为代替通商，通过掠夺而不是农业和手工业来获取生活来源的话，防卫的必要性就不会消失。防卫的结果以武力决胜负的情况明显多于和谈，这是因为双方的“想法”（concept）或价值观不同。罗马帝国形成了独特的命运共同体，使得帝国内的各民族能够拥有相同的“想法”，但是对于与自己“想法”不同的外部民族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没有省心过。学校讲授的罗马史告诉我们，帝国在公元5世纪灭亡是由于那个时期发生了蛮族入侵，但这完全是误解。纵览罗马在共和政体和帝政时期的全部历史，可以说时刻伴随着蛮族的入侵。罗马帝国能够从首都罗马遭到入侵的公元前390年一直存活到罗马再次被蛮族蹂躏的公元410年这长达800年的时间，很大程度上依靠它完善的国防力量。实际上，即使在公元5世纪蛮族入侵时，东罗马帝国也逃过了灭亡的命运，因为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充分发挥了它的防御系统的作用。入侵的蛮族也避开了东罗马帝国，而是去攻击防御系统无法发挥功能的西罗马帝国。
既然可以说民族间的冲突起因于“想法”的不同，不想成为失败者的话就不能忘记努力加强国防能力。罗马皇帝的两大职责是安全和粮食的保障，“粮食”的保障是在保障了“安全”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的目标。对皇帝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参考的是军事上的业绩，英语“emperor”来自意为军事最高负责人的拉丁语“Imperator”，这是皇帝无法避免的宿命。
公元85年临近冬天时，罗马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生活在多瑙河下游北岸一带的达契亚人大举渡河，攻入了罗马领土的多瑙河南岸。不过本来蛮族的入侵虽是新闻，却也不是什么令人震惊的事情。这次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紧接着快马来报的急使传达的消息是，前往迎击的军团大败而归，指挥军团的默西亚行省总督萨比努斯战死。
图密善决定亲自上前线，并将在次年春天开始的罗马军的反攻中担任前线总指挥。他打算带上近卫军团的长官弗斯库斯作为实战指挥官。弗斯库斯的经历无从查证，但是近卫军团与防卫边境的军团不同，可以说是没有前线服役经验的部队。这名叫作弗斯库斯的长官穿的倒是华丽的近卫军团长官军装，图密善将实战的指挥权交给这样一个人只能说是他的错误。与蛮族交战的特点在于他们没有什么战略战术，而是一股脑地大举入侵，很难应付。这个道理跟正规军不善于和游击队作战是一样的。其实应该任用曾经和喀里多尼亚的游击队交战长达6年的阿古利可拉。图密善并不讨厌阿古利可拉这个人，他甚至给予了阿古利可拉充分的荣誉，对其尊敬有加，很难理解他为何没有任用阿古利可拉。
不过，公元86年与达契亚人的第一场战役还是以罗马的胜利告终。罗马一方动员了5个军团的主要战斗力以及数量相当的辅助兵，近卫军团的一半兵力也参战了，总兵力超过6万人。在投入了大量兵力后，罗马成功地将达契亚人赶回了多瑙河北岸。
达契亚国王德凯巴鲁斯提出了结束战争和缔结和平条约的请求，遭到拒绝。因为罗马已经制定了第二战的目标——进攻多瑙河北岸，捣毁达契亚人的根据地。
图密善对第一战的胜利感到很满意，他让弗斯库斯全权负责第二战，自己返回了首都罗马，因为皇帝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过就算图密善继续留在前线，第二战的结果也不会改变。既然他能提出修建日耳曼长城，在战略上应该还算有敏锐的感觉，但是实际的战役通常会接连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只有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才能挽救败局。
图密善接到的第二战结果是一场大败，一个军团和近卫军团全军覆没，担任总指挥的弗斯库斯战死，军团的银鹫旗也被敌人抢走，可谓脸面尽失。这场对达契亚的战役是在今天的塞尔维亚—黑山到罗马尼亚一带进行的。失败的地点并不是在达契亚人的根据地萨米泽杰图萨，而是在渡过多瑙河开始北上的地方遭到了前后左右的夹击。
多瑙河中下游及其周边区域
这场失败对于图密善来说肯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毕竟是罗马人，遭到败北时罗马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才能雪耻。
雪耻之战花费了一年时间准备。罗马人很少会将在之前的战役中失败的军队调往后方，换用新的兵力作战，而是会让失败的士兵再次投入战场。“雪耻”一词用于罗马军再合适不过了。
但是司令官毕竟战死了，需要选任接替者。这次的选择也变得慎重了，图密善任命的是尤里安努斯（Julianus）。他曾经担任常驻默西亚行省军团的长官。和骑士阶级出身的弗斯库斯不同，尤里安努斯是元老院元老，也担任过执政官。这项人事变动似乎含有避免元老院批评的意图，话虽如此，尤里安努斯确实熟知当地情况，也有和达契亚人作战的丰富经验。不过这次雪耻战并没有增加兵力投入，民众知道的也只有将驻在迦太基的一个大队经地中海调往多瑙河来填补阵亡者的空缺。
公元88年，率领罗马军渡过多瑙河向达契亚人的领地进攻的尤里安努斯成功地将敌军引诱到平原地带。一旦在平原上展开交战，罗马军就所向无敌了。结果罗马一方大胜，这次轮到罗马士兵追杀四处逃窜的达契亚士兵了。但是罗马军没能攻下达契亚人的根据地，原因是冬季将至。深知此片地区冬天寒冷的司令官尤里安努斯将军队撤回多瑙河南岸，拆掉用木船搭成的浮桥，让士兵修整，以待来年春天再战。
反图密善的动向
通常来说，对现实的不满会在情况恶化时才爆发出来。公元88年到89年的冬天对于罗马来说是情况好转的时期。所以不知为何，高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萨图尼努斯会让手下的两个军团推举自己为皇帝来发动反抗图密善的叛乱。深入探究的话，也许可以列出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元老院内部的反图密善派不满对于独裁统治的方式毫不掩饰的图密善，所以在背后煽动了叛乱。
第二，想趁图密善专心于和达契亚人的战争之机篡权。
第三，帕提亚问题。图密善不仅要应付多瑙河下游的达契亚人，还要时刻注意幼发拉底河东部的大国帕提亚的动向，萨图尼努斯肯定是想借这个机会在西边点燃反图密善的战火。在这个时期，帝国的东方出现了一个自称是皇帝尼禄的人，这个人前往帕提亚要求由自己带头展开反罗马的军事行动，这就是叛乱的开始。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7·臭名昭著的皇帝》的“皇帝尼禄”一章中提到过，尼禄确立了罗马和帕提亚之间的和平，所以帕提亚国王对尼禄非常感激。如果罗马在传统上的假想敌帕提亚有意反抗罗马的话，打出尼禄皇帝的旗号是相当有效的。在帝国的西方，尼禄是位遭到元老院、公民、军团三方抛弃最后自杀的皇帝，但是他通过解决帕提亚问题给东方带来了和平，所以在东方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然而，就算当权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帕提亚也不想改变与罗马的友好关系。在图密善的要求下，冒充尼禄的人被无条件地移交给了叙利亚行省总督，不用说，在移交之后，他马上就被处决了。
因此，如果认为帕提亚会拥立伪皇帝尼禄反叛罗马，从而点燃叛乱的战火的话，那只能说是对情况的判断失误。不过与图密善处于同时代的塔西佗曾经写道：“就连帕提亚王国也打算拥立自称皇帝尼禄的冒牌货来掀起反抗罗马的叛乱。”实际来说这次事件很简单就解决了，但确实让罗马人在一段时间内出了一身冷汗。此外，与伪尼禄事件一样，在高地日耳曼发生的叛乱也轻松地解决了。
高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萨图尼努斯让手下的士兵推举自己为皇帝是公元89年1月12日的事情。图密善知道以后，马上命令驻扎在西班牙的第七军团长图拉真率军火速赶往美因茨，自己则率领剩余的近卫军团士兵北上。但是，皇帝和图拉真都白跑一趟，低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马克西姆斯根据自己的判断率军南下，在波恩和科布伦茨的中间地带击败了萨图尼努斯的军队。到了1月25日，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萨图尼努斯自杀，推举他为皇帝的士兵承认自己的轻率举动后获得了赦免，这次叛乱中的流血事件至少连内战都称不上。
但是，在问题解决后到达美因茨的图密善认为问题一点儿都没有解决。在他看来，这是第一次有人背叛自己。萨图尼努斯在自杀前烧毁了一切有可能连累他人的文书，这让图密善非常生气。他将自己认为是萨图尼努斯同谋的军团内的几名将军处决了，然后任命从西班牙横穿高卢前来的图拉真担任了日耳曼军的司令官。
幸运女神
很难说命运是以什么机缘发生变化的，难怪有些人将人类的幸与不幸归结为幸运女神随性的结果。
如果没有这次事件，只有30多岁的图拉真就不会被提拔为防卫从莱茵河畔的波恩经日耳曼长城一直到达多瑙河畔的雷根斯堡为止这段重要的前线高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了。他的父亲曾经在韦斯帕芗和提图斯手下作为军团长参与过犹太战争，因此，图拉真和韦斯帕芗那种从军团中脱颖而出的背景不同。但是韦斯帕芗虽为骑士阶级出身，却是意大利本土出身的罗马人。图拉真的父亲虽然被皇帝韦斯帕芗提拔为元老院元老，名列贵族，却是西班牙行省出身的罗马人。图拉真在9年后被皇帝涅尔瓦收为养子，成了第一位行省出身的罗马皇帝，但如果一直在西班牙指挥一个军团，过着太平日子的话，就算涅尔瓦再贤明，也不可能指定他为自己的继承人。图拉真作为前线的高地日耳曼军司令官的9年业绩弥补了他行省出身的不足，避免了既有统治阶级的反对。不仅罗马军，任何国家的军团都有的共同点是，被委任为前线指挥就意味着升迁。在危险的前线服役和在安全的后方服役，虽然官职名同样是总督，实质却大为不同。在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任这个要职，让图拉真有机会坐上了皇帝的位置。
但是，只比图拉真大2岁的图密善并没有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他虽然在和达契亚人的战争中大胜，周边的情况却急剧变化，容不得他享受胜利的果实了。
和平协定
现代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塞尔维亚—黑山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都是起源于罗马军团基地的城市。从维也纳向东缓缓流向布达佩斯的多瑙河在布达佩斯转而向正南流向贝尔格莱德，在那里又继续向东以曲线的形状注入黑海。如果不是以和时代没有关系的地理学的观点，而是以和时代有密切关系的地缘政治学观点来看的话，对于罗马人来说从发源地到维也纳为止的流域为多瑙河的上游，从维也纳到贝尔格莱德是中游，从贝尔格莱德到黑海是下游。公元1世纪末的皇帝图密善以东西方向为根据，也就是从多瑙河的上游到下游将之前的两个行省改为了四个行省。将潘诺尼亚行省分成了“近潘诺尼亚”和“远潘诺尼亚”，将默西亚行省分为了“近默西亚”和“远默西亚”。很明显，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强化防御体制。
罗马帝国的存续就在于保住从多瑙河的中游到下游的这条防线，罗马人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到了公元1世纪末的时候。至于多瑙河的上游地带，因为修建了联结莱茵河沿岸的波恩和多瑙河沿岸的雷根斯堡的日耳曼长城而实现了军事国界化，即所谓的“铁壁化”，所以是已经解决的问题。
但是尽管罗马人遵循始于恺撒、由提比略巩固的政策，完善了防御体制，但他们认为国界并不是内外隔绝的，还要允许彼此之间的交流，应该说他们甚至鼓励人和物的交流。因为即使是居住在防线外部的部族，如果通过向他们提供兵员和物产交易机会从而可以建立与罗马的友好关系的话，那么即便称不上友军，至少也不再是敌人了。罗马就这样一直坚持与国界外的一些部族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也就是“分化统治”的政策。
因此，居住在国界外的部族并不是威胁，这些部族团结起来才是威胁。达契亚人成为威胁就是因为族长自称为王，成功团结了周边的弱小部族。
达契亚人的势头在能力出众的领袖德凯巴鲁斯的领导下进一步强化了。德凯巴鲁斯不仅希望统一自己部族所在的多瑙河下游，还怀有合并中游的马科曼尼、库瓦迪和雅兹盖斯等部族，在多瑙河北岸建立一个大王国的野心。马科曼尼、库瓦迪和雅兹盖斯都是通过兵员援助和物产交易与罗马建立了友好关系的部族，居住在维也纳西面到贝尔格莱德为止的多瑙河北岸一带，属于日耳曼人部族。
这三个部族分别展开了反对罗马的行动，他们并不是在罗马大败给达契亚之后行动的，而是在罗马大胜雪耻之后，可能是他们觉得同样居住在多瑙河北岸的达契亚人的压力减弱了。不管怎样，在多瑙河下游大胜达契亚人的罗马这次又将面对多瑙河中游的新敌人。
皇帝图密善认为同时与中游和下游的多个敌人为敌的话，罗马一方将陷入不利境地。实际上，他最初尝试的多线作战也以失败告终。达契亚的国王德凯巴鲁斯也在寻找挽回大败之后的颓势的机会，双方的利害在此达成了一致。与达契亚缔结和平协定后，罗马可以专心对付中游三部族的反抗，可以说迫使大国罗马不得不选择外交手段的达契亚提高了自己在多瑙河北岸全域的声势。
行省重组后的多瑙河军团配置
罗马和达契亚缔结和平协定的确切时间由于图密善在死后被处以“记录抹杀刑”而无从查考，不过我认为应该在公元94年前后。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罗马军在多瑙河中游的反击变得积极主动起来。总之，图密善以友好国君主的待遇迎接了代替国王访问罗马的王子。
和平协定的内容也因“记录抹杀刑”而不甚明了，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在罗马败给达契亚时被达契亚俘虏的罗马士兵全部被送还，罗马按人头每年向达契亚支付2阿斯的铜币。
不知道俘虏确切有多少人，并且每人每年2阿斯的赎金是永久的还是规定了年限的，也无从查证。
也许在图密善看来，既然攻入达契亚根据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也只有用金钱赎买的方式才能救出被困在根据地的罗马士兵了。另外，2阿斯相当于在公共浴场洗浴4次的钱，如果是在市场购买小麦粉的话只能买500克，这只相当于士兵年薪的1/450。也许图密善认为如果只需付出此等程度的代价就可以解除对多瑙河下游的担忧的话，确实比较划算。
但是，这件事招致了罗马人的非难。罗马人可以忍受一个军团6000名士兵全军覆没，但若是用金钱来买和平，即使只是出一个象征性的数目，也可以让他们寝食难安，这种感觉就好像失败者向胜利者支付年贡一样。和平是否是用任何代价都值得交换的？即使到了帝政的中期阶段，罗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仅就缔结协定后的数年来看，牺牲自尊心换来的和平发挥的效果还是很大的。达契亚国王一直遵守着协定，罗马军也进攻到了多瑙河北岸，对长期处于友好关系却趁机入侵罗马领土的三个部族施以了彻底的打击。
其间，图密善经常视察前线，努力巩固军团基地。配置在多瑙河南岸的军团基地被改建成一座石质建筑林立的城市也是在这个时期。与处于和平关系的达契亚人的居住地相接的多瑙河下游南岸也实现了基地的城市化，也就是完善化。罗马人对于缔结了和平协定的对手也不会放松警惕，这不仅不是一种矛盾，更应说是理所当然的。这与他们在处于友好关系的帕提亚和亚美尼亚的国界上部署军团的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图密善明知会招致元老院和公民的非难，却毅然和达契亚人缔结和平协定的做法，从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身份来看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选择呢？
测量仪
我的专业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写作的内容不管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还是古代的罗马，都只能算是业余的。所以我写的罗马史不是一部学者的罗马史，而是一部作家的罗马史。不过看了布莱希特或尤瑟纳尔的作品后也可以知道，就算是作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创作，既然选择了题材就需要对其进行调查和研究。因此，在调查研究的必要程度上，学者和作家是没有差别的，只不过学者和作家对待这些工作的态度不同。一言以蔽之，学者倾向于相信史料，而作家不一定会轻信史料。
至于为什么不会轻信史料，有两点不可忽视的因素。我认为历史上的“证据”可以大致分为历史记述和考古学上的成果。历史记述本来就是很难保持客观的人类书写并保存下来的史实，考古学上的成果也仅限于迄今为止发掘出来的东西。历史记述毕竟是已经加入了人为因素的史实，至于考古学上的成果……只要拿罗马这个城市来做例子就足够了。现代的罗马是在古代罗马的上面修建的，如果要想彻底弄清罗马帝国时代的“世界之都”的全貌，只能让住在现代罗马的全部居民移居到别处，对整个罗马进行考古发掘才行。庞贝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当地被火山灰掩埋，人无法继续居住，所以不必将人全部迁走就可以对这座古代城市进行全面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