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皇帝图密善（81年9月14日—96年9月18日在位）.3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证据或史料具有如此不确定的性质，但不以这些为基础的话就无法书写历史。然而，深深相信和抱有疑问毕竟还是不同的，我认为这个不同在于对人性的看法。
不属于学者的我对于人性的看法在书写罗马史的时候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那就是在判断身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做的事情是否有益于共同体即国家时，比起参照塔西佗等历史学家的评价，我更愿意选择将后任的皇帝是否继承这位皇帝的政策或事业作为判断的标准。
使用这个“测量仪”后发现，罗马史上最好的统治者当推恺撒和奥古斯都。罗马帝国就是这两个人创建的，罗马人也只称呼这两个人为“神君”，想必是因为和我有共同的感受吧！这两人之后的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被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断定为昏君，但利用我的“测量仪”来评价的话，有相当的可能可以为他们挽回名誉。那么，被视为臭名昭著的罗马皇帝典型的尼禄又怎样呢？
尽管与帕提亚建立长久的友好关系很大程度上依靠科尔布罗的精心准备，但最后拍板还得是皇帝尼禄。结果，当时的两大强国间的这种良好关系持续了半个世纪。最后撕毁协定的不是帕提亚，而是罗马一方的图拉真皇帝。在关系良好的这半个世纪之间就任帝位的皇帝除了内乱时期的三人之外，分别是韦斯帕芗、提图斯、图密善和涅尔瓦。他们自始至终都恪守了尼禄签订的与帕提亚的和平协定。在攻击型的皇帝图拉真之后继承帝位的防守型皇帝哈德良、安敦尼·庇护在半个世纪中也继续奉行尼禄对帕提亚的友好路线。单论外交方面，不得不说尼禄的功绩确实很大。
那么，同样出自尼禄之手的“黄金宫殿”的修建应该如何评价呢？
这项事业是崇拜希腊文化的尼禄计划在首都罗马的市中心修建的希腊风格的“阿卡迪亚”，是一个绿化很好的“理想国”。其良好的动机无疑可以得到现代的环保主义者的赞赏，但是良好的动机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非但如此，甚至有诸如恺撒之类说出“以坏结果收场的事情往往都是出于良好的动机”这种话的人。尼禄的梦想——绿色之乡罗马的市中心由于韦斯帕芗修建的圆形竞技场、提图斯修建的公共浴场、图拉真修建的更大的公共浴场以及哈德良修建的神殿，而从地上消失得不留痕迹。在对于大城市中心地区的利用这一点上，尼禄和其他罗马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罗马式的想法是，市中心应该是市民聚集到一起进行某种活动的场所，尼禄做出与多数罗马人想法相反的事情，也只能承认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确实犯了一个错误。
那么，与尼禄同样在死后被处以“记录抹杀刑”的图密善皇帝的业绩又应该怎样来评价呢？
我以前介绍的他所有的业绩，除了执法过于严格这一点有所缓和之外，其他的都被以后的皇帝继承了，未成年人的卖淫禁止法也沿用了很长时间。然而，比这些都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日耳曼长城的修建，它通过联结莱茵河与多瑙河两条防线从而提高了防卫功能。虽然这项事业被塔西佗等文人忽视了，但是图密善以后的皇帝们无不为这道城墙的巩固工作费尽心血。和阿庇亚大道一样，只要铺设的意图明确，地点选择正确，留给后人的工作无非只有巩固和维护了。日耳曼长城的修建可以说是图密善的最大功绩。
那么，与达契亚人的和平协定又应该如何评价呢？
图密善在公元96年去世，继承他的是涅尔瓦。不过涅尔瓦登基没到一年就将图拉真收为养子，明确了皇位继承者的人选。之后不久涅尔瓦去世，图拉真代之成为皇帝，时间是公元98年。图拉真在成为皇帝后也一直留在之前的任职地高地日耳曼（包括日耳曼长城），为公元101年即将开始的史上有名的达契亚战争做准备。也就是说，图密善死后不到五年，由他促成的与达契亚人的和平协定就被皇帝图拉真一手撕毁。
看来，罗马人还是无法接受用金钱买来的和平。“达契亚人虽然败给了罗马，却依然声势高涨。”塔西佗的这句话想必是公元1世纪末时所有罗马人的心声。另外，史学家塔西佗比图密善小四五岁，这样看来，他和这位皇帝是同时代的人。
市民看待图密善的眼神肯定变得冷漠了起来，不过图密善本人应该不是那么在意，他大概很相信皇帝权力的绝对优越性。这一点以及喜欢独处的封闭性格都与他视为典范的提比略极为相似。
图密善和提比略一样，作为帝国统治的最高负责人——皇帝，只要他认为是应该做的，就不会与任何人商量而立即执行。其中之一就是教育上的改革。这也和日耳曼长城一样，是一项被之后的皇帝们继承的政策。不，这项政策在罗马帝国灭亡后也沿用了很长时间，所以应该说比日耳曼长城的寿命还要长。
教育课程
马库斯·法比尤斯·昆体良与皇帝尼禄同样出生于公元37年，看他的名字可能会以为他是出生在意大利本土的罗马人，但是他实际上出生在西班牙北部的萨拉戈萨沿埃布罗河逆流而上的一个城镇卡拉奥拉，以前是行省人民身份。他在很小的时候被从事教师职业的父亲带到罗马居住，所以算得上是在罗马长大的。根据尤里乌斯·恺撒制定的法律，教师可以和医生一样获得罗马公民权，于是他仿效父亲，也成了一名教师，同时获得了罗马公民权。他在此之前就得到父亲的培养，接受过高于家庭经济实力的教育。
他在22岁时回到西班牙，当时父亲可能已经去世了。昆体良返回故乡继续执掌教鞭，但并不是在小城卡拉奥拉，他似乎选择了行省总督的驻地塔拉戈纳。被推举为皇帝代替尼禄位置的总督加尔巴前往罗马时，昆体良也同行。这样一来，昆体良就成了从公元68年到69年亲眼见证三位皇帝相继上台的人。
曾经关照过自己的加尔巴被杀后，这个32岁的西班牙人就这样留在了罗马，在帝国的首都重操教师职业。身为一名教师，他比父亲要成功。因为在不到40岁时，他就开设了教授雄辩术的学校。比起学校，这更像一座高等教育机构，相当于现代的“Low School”（大学预科班）。他的学生出类拔萃，塔西佗、小普林尼都是昆体良开设的“Low School”的毕业生。后来的哈德良皇帝在青年时代也在这里学习过。昆体良不仅授课，还亲自在法庭上担任辩护人，可以说他很好地将理论和实践结合到了一起。
一边开办学校一边兼做律师的昆体良的清贫是出了名的，不过他无非是亲自实践了“律师依靠多数人没有的知识能力为他人服务”的信条而已。有这种人做父亲，家人也许会吃不少苦。小普林尼看不下去，于是出资帮昆体良的一个女儿嫁了出去。勤俭节约的皇帝韦斯帕芗对昆体良很有好感，向这个西班牙人每年支付10万塞斯特斯的薪水，于是他成了第一个从国家手中领取薪水的教职人员。
提图斯和图密善当上皇帝之后也继续支付给昆体良薪水，但是图密善曾经打算让这位著名的教育家去做别的事情。不知道这是皇帝的想法，还是屡次召见昆体良进宫后商量的结果。不管怎样，古代唯一成体系的教育论著就这样诞生了。
拉丁语“eloquentia”（英语“eloquence”，意大利语“eloquenza”）翻译成日语就变成了“雄辩”或“辩论”的意思，其实它的意思是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他人的技术，多翻译为“雄辩术”或“辩论术”。但是“eloquentia”还有一个意思是有效使用语言从而恰当表达自己想法的修辞术，所以也是一种修辞学。我经常将其翻译成“说服力”，而不是“雄辩”或“辩论”。
至于学习“eloquentia”的目的，首先当然是为了有效地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他人。但由于使用的“武器”是语言，所以还应该有另外一个功效或是目的。
那就是具有在用语言表达自己头脑中的想法的过程中，让想法本身变得更明确的功效。这样一来，“eloquentia”就成了形成人格的一种手段。古代的罗马人最为重视“eloquentia”的学习，将修辞学视为不可缺少的教养科目，就是因为习得这种技术之后可以成为成功的政治家或律师，此外还可以期待让自己的想法更加明确的功效。从恺撒和塔西佗的著作中可以发现，罗马人的文体具有简洁明快的特点，我认为这也是重视“eloquentia”的结果。
昆体良著述了12卷本的Institutio Oratoria，按字面翻译过来是《雄辩术原理》，不过根据内容意译的话，可以译为《教育论原理》。因为这部著作是昆体良以20多年的实际教学经验为基础写成的，他在书中告诫教师们如何才能指导青少年学习不可或缺的教养，从而成为社会未来的领导者。
著作内容是关于“eloquentia”的实际形态“oratoria”的历史、含义、教导指南以及在法庭上实际应用的例子等，这些归根结底是为教学者写的。理由是委托其著书的图密善和昆体良本人都非常清楚对于国家来说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教育并非针对可以自学成才的天才，其目的应在于提高社会整体的知识水平。根据恺撒的规定，从事教育的人不分人种、民族，都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从而享受免除行省税这种直接税的优待。自那以后，图密善是第一个着眼于国家级别教育重要性的人，这一点怎么称赞都不为过。
这部著作于公元95年写成，次年在罗马刊行。数月后，图密善遭到暗杀。然而，这部著作是关于培养罗马帝国领导层的集大成之作，所以在之后很长时间一直都是从事教育者的必读书。即使在刊行1000多年后的中世后期也曾经再版，所以很好理解为什么西欧中世的一名知识分子会评价其为“学习拉丁语会话和写作方法的最佳手册”。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官方语言就是罗马人的拉丁语，使用了大约1000年。
但是，同时代的人们往往非常严厉。在这部著作刊行的时候，反响不只有称赞。有名的讽刺诗人马提雅尔就曾这样评价昆体良的这部心血之作：
达到了让无法坐在教室的椅子上安心学习的学生和以阴险恶毒闻名的罗马律师的形象永留后世的目的，没有比这部著作更完美的指南了。
我在读完后也觉得这部著作和学校讲授的内容差不多，不免为马提雅尔的评语失笑，不过原本来说，期待教育论能够给人以快感就是错误的。尽管如此，还是可以确切地说，这部著作比起现代的日本文部省的指导要领来要有趣得多。毕竟到了2000年后的现代，这部拉丁语的散文著作还在不断再版。
恐怖政治
本书一开始曾经介绍过塔西佗的《同时代史》，在此重新引用其开头部分：
供奉神灵的祭祀仪式遭到蔑视，通奸行为明目张胆地横行无忌，海上充斥着将可怜的人送往发配地的船只，岩礁上洒满了这些牺牲者的鲜血。
首都罗马的穷凶极恶比帝国内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高贵的出身、富有、功绩甚至拒绝就任公职都被视为了犯罪。告发者可以得到赏金，企图躲避他们攻击的尝试结果只能带来程度更重的罪恶。因为对于告发者来说，不仅祭司、执政官这些象征名誉的官职，包括皇帝财务官等拥有实权的职位都是他们追求的报酬方式，社会因此被憎恨和恐怖笼罩。奴隶被收买从而背叛多年的主人，解放奴隶群起反抗旧主，甚至没有树敌的人也被朋友出卖。
据塔西佗称，这里写到的全部内容都是发生在公元81年到96年的图密善皇帝时代，我一直很佩服塔西佗的文笔，但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首先，关于“供奉神灵的祭祀仪式遭到蔑视”，塔西佗的这一段非难用来评价因内战而无暇顾及祭祀活动的加尔巴、奥托和维特里乌斯三位皇帝可能还比较合适，形容图密善则不是很恰当。他曾经为了举行始于奥古斯都的“百年节”，从多瑙河的前线赶回遥远的罗马。在首都期间，他恪尽职守地担任了大祭司。
如果说有什么招致了怀古派塔西佗的不快，那可能就是图密善非常热衷于建设和修复供奉阿波罗、伊希斯等这些被罗马人视为外来神的神殿。并且图密善还有一个方面和尼禄比较相似，即积极资助发源于希腊的体育、诗歌、辩论等竞技大赛。他在占据帕拉蒂尼山一半面积的皇宫内也兴建了竞技场，这项每四年由皇帝主办的罗马式奥林匹亚赛会和真正的奥运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希腊即使是在战争期间也会放下武器举行竞技，但罗马由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已经不存在内战了，所以只是单纯的竞技大会。
不过这种竞技大会由于有皇帝的资助，所以除首都和意大利本土之外，在行省也举办。竞技内容有标枪、铁饼、赛跑、拳击以及两匹或四匹马拉的战车竞速等，而且似乎没有出场资格的限制。
但是，这些竞技比赛不知为何遭到了喜欢希腊文化却讨厌希腊式竞技大会的罗马知识分子的抨击。与受人尊敬的塔西佗不同，就连并非顽固的反图密善分子的小普林尼在法国南部滞留期间也留下了一封为当地竞技大会停办感到欣喜的书信。从当时的这种“媒体”来看，即使图密善没有无视罗马历来的传统，至少看起来也差不多了。
不过，塔西佗说的“通奸行为明目张胆地横行无忌”却完全是误解。图密善执法非常严格，他甚至恢复了奥古斯都时代的《通奸罪法》。从图密善自身来看，他也不是一个行为轻浮、朝三暮四的人。
至于“海上充斥着将可怜的人送往发配地的船只，岩礁上洒满了这些牺牲者的鲜血”这一句，前半句是批评图密善的恐怖政治，后半句是说恐怖政治带来的灾难，问题是牺牲者到底是什么人。在这个方面，我认为反图密善的史学家们留下的数字比较可信，因为这部分正好是图密善被处以“记录抹杀刑”的主要理由。
在图密善统治的15年期间，尤其集中在后半期，有八九人被处以死刑，五六人被处以流放刑，三四人因对公共生活感到绝望而隐居。
这些人几乎都是元老院元老。对于元老院元老塔西佗来说，他们是自己的同僚。此外，被从意大利本土流放出境的人还有一些占星师和希腊的哲学家。流放占星师是因为他们自称能够预知命运，从而蛊惑人心，骗取钱财。罗马的统治阶级历来对占星术不感兴趣，虽然罗马的生活压力很大，但罗马毕竟是“世界之都”。一旦有了钱，人就会搞一些算命占卜，自古至今都一样。对占星师的流放始于提比略时代，但不管如何驱赶，这些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又都回到了首都。
至于将希腊的哲学家们从意大利本土流放出境的处分，也有必要弄清当时哲学家都是些什么人。
希腊哲学直到公元前3世纪为止一直很富于创造性，之后的哲学家们按当时罗马人的话来说就是“靠变卖老本过活的人”。然而，将地中海世界纳入统治之下的罗马人虽然对希腊人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却非常尊重他们的文化，因此希腊被罗马统治之后，哲学家们反而得到了更广阔的市场。雇用希腊人的家庭教师被视为有权有势、家境富裕的象征。大西庇阿和格拉古兄弟都接受过希腊学者的教育。雇用在当时以学问之都闻名的埃及亚历山大学习过的高卢人担任家庭教师的恺撒家在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倒算是个例外了。
但是，随着帝政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帝国全境的人才纷纷来到首都罗马。恺撒的教师优待政策成了打破希腊人垄断教育界这种格局的决定因素。图密善就是委托西班牙人昆体良编制教育课程的。“教师等同于希腊人”这种情况已经是历史了。虽然希腊语作为和拉丁语同等重要的国际语言的状态没有任何变化，但已经变成由高卢人、西班牙人和北非出身的人教授希腊语的时代了。
亲眼看到自己的市场减少时，当事人首先考虑的就是创造出别人没有的特色，于是自称哲学家的希腊人开始高谈起民主体制和暴君的对立关系来。关于这二者的素材，在最盛时期的希腊史上也应有尽有。
这些人倡导的民主体制指的是元老院和公民拥有主导权的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暴君指的是步入帝政时期后的皇帝。对于皇帝们来说，希腊哲学家成了“Persona non grata”（不受欢迎的人物），相当于现代得不到签证派发的人。将这些人从意大利本土驱逐出境的措施从提比略时代就开始了。然而，单是教授希腊哲学或语言并不等于反社会的言行，并且这方面的需求本来就源源不绝，所以和占星师一样，流放只是暂时的，不过是一个反复循环的过程而已。对哲学家们的这种措施没有招致一般公民的反感，因为罗马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讨厌摆弄空论的民族。与其说图密善因流放哲学家而遭到罗马知识分子的厌恶，不如像他父亲说的这样更加贴切：
“你好像什么话都敢说，恨不得让我判你死刑，可是就算有一条狗在我面前叫个不停，我也不会杀它。”
图密善流放的是此后被称为“犬儒派”的一批希腊哲学家。看来即使是父子，在性格上也有不可调和的差异。
但是，我认为塔西佗大加非难的并不是被称为恐怖政治牺牲品的人数，而是站在恐怖政治最前线的告发者，以及默许这些人的活动的图密善。如果是这样，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就需要知道译为“告密者”“间谍”“告发者”的帝政时代的“Delator”到底是怎样一群人。
“Delator”
罗马的法庭由以下四个要素构成：审判长由元老院选出的当年的法务官担任，对前行省总督进行控诉的时候，原告方代理检察官由被称为“Orator”的辩护人担任，当然“Orator”也经常担任被告方的辩护人。不过，“Delator”因为被译为“告发者”，所以专攻告发，不会为被告方辩护。
陪审员被称为“Centumviri”，直译过来是“100个男人”。从图拉真皇帝时代开始增加到180人，陪审员的称呼则一直是“100个男人”。这些男人每年选举一次，从元老院、骑士、平民这三个有资格的阶级中通过抽签选出。出于保证判断客观性的原因，获得资格的条件是拥有某个水准以上的资产。
以首都罗马为例，审判在以修建者尤里乌斯·恺撒命名的尤里亚巴西利卡（Basilica Giulia，又称“尤里乌斯会堂”）内进行。这座会堂呈一个长101米、宽49米的长方形，在进行审判的日子会用幕布将会堂分为四个部分，同时进行四场审判。罗马人是法治体系的创始者，所以打官司的事情很多。100名陪审员也会被分成四组，每场裁决分别由25名陪审员来决定。
尤里乌斯会堂的四周是开放的，谁都可以来旁听。在罗马，辩护人经常会放开声音进行辩论技能的较量，旁听者也不会保持沉默。据说如果是西塞罗这种善于取悦大众的辩护人担任告发或辩护的话，会有大批听众到场，他们的掌声和欢呼甚至让其他三场审判都无法进行下去。如果辩论冗长乏味，旁听者也会不屑一顾，坐在会堂台阶上用小刀刻出棋盘来下棋，打发时间，等待判决。
昆体良称赞为罗马史上最优秀律师的西塞罗曾经写到，陪审员经常会受到旁听者的影响。他的文章读起来似乎是执法人在揭露执法不公正一样，不过这或许是自古至今不变的人性的一面。
尤里乌斯会堂平面图
“Delator”与检察官和辩护人担任的“Orator”不同，是专攻检察工作的。在罗马帝国，这个职位和辩护人一样都不是公职，而是私人从事的职业，即以获得报酬为前提的职业。但是，“Orator”在名义上是精英的职责，报酬上限为1万塞斯特斯。与此不同，“Delator”的报酬是没收有罪人资产的一部分。这一点让“Delator”被视为掠夺资产的职业，是其惹人厌恶的一个原因。无法得知“一部分”到底是多少数额，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四分之一。
“Delator”最被人厌恶的是他们会不择手段，比如使用引诱调查、胁迫等手段取得证词，找出证据、证人，从而将被告推上法庭。不过“Delator”不是匿名的情报提供者，因为他们会在法庭上陈述控告理由，虽然不是公职，但也绝非隐秘的存在。以这个拉丁语词为源头，英语也派生出了“delate”“delation”等词语，前者的意思是“控告”，后者的意思是“告发”。
因此，我认为，与其将“Delator”译为“告密者”“间谍”，不如译为“检察官”更为贴切。不过需要记住，这种工作在现代属于公职，在罗马时代是私人的职业。这个职业虽然遭人厌恶，不过也是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因为“Delator”的攻击专门针对的是元老院元老，所以不难理解会遭到塔西佗和小普林尼这些元老院元老的厌恶，除此之外的人估计也不愿意和检察官扯上关系吧！现代人一般也希望尽量不要和检察官有什么瓜葛。读到小普林尼留下的书简后发现其中有“这次的Delator很不好对付”的字句，其他书简中也记录着“Delator”和“Orator”在法庭上针锋相对的情况。同为“辩护人”的塔西佗和小普林尼对“检察官”心存敌意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有必要明确下面一件事情。有很多“Orator”身兼元老院元老，而“Delator”却没有在元老院中拥有席位。“Delator”在法治国家中虽然是不可缺少的，但从事这个职业未必就可以得到尊敬。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曾经不择手段想要送克林顿总统上法庭的斯塔特别（独立）检察官将攻击目标从总统转移到参众两院的显要人物身上的话，就和罗马帝国的“Delator”比较接近了。不能忘记的是，在美国，总统和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所以在对手看来也可以期待通过落选来排除政敌，但是在罗马，皇帝和元老院元老都是终身制，这两者之间当然免不了激烈的斗争。
“Delator”遭到对手元老院的厌恶，在社会上的出头机会也被封杀了，但是并没有被排挤出人类社会之外。图密善死后继承帝位的涅尔瓦有一次在皇宫举行晚餐会，当晚的主宾是在图密善时代闻名的“Delator”维因特内。面见有如绅士的涅尔瓦本来是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但这位皇帝突然说：“如果梅萨利努斯还活着，不知现在会怎么样？”虽然在晚年失明且生活贫困，但梅萨利努斯是图密善手下和维因特内齐名的“Delator”。皇帝涅尔瓦问完，与会者中立刻有人回答：“会被邀请来参加今天的宴会。”
“Delator”制度到了五贤帝时代也没有被废除，可见罗马人是容许这项制度存在的。因此，问题不是牺牲者的数量，而是皇帝在扫清元老院内的反对派时是否使用了这种制度。提图斯在任时根本不听信这些人的控诉，图密善却充分利用了这项制度。即便如此，我也觉得“海上充斥着将可怜的人送往发配地的船只，岩礁上洒满了这些牺牲者的鲜血”这段塔西佗的表述过于夸张了些，不过站在既是律师又是元老院元老，同时还确信元老院的存在意义因而同情共和政体的塔西佗的立场上来看，说图密善是个死敌都不为过。毕竟，图密善就任了终身财务官，这连他的父亲韦斯帕芗、哥哥提图斯，甚至从奥古斯都到尼禄为止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皇帝连尝试一下都不敢。
“终身财务官”
财务官是从共和政体时代开始就存在的官名。在共和政体时代，财务官从有执政官经验的人当中选出，权威比执政官还大。在任期上，其他官职都是一年，唯独财务官是一年半。财务官本来的任务是人口普查，所以任期也相应较长。人口普查指的是调查资产和符合兵役条件的人员，所以出于公正的考虑，选拔历任所有官职、达到事业顶峰的人来担任被认为是比较妥当的。
不过财务官除了人口普查之外还有其他权力，其中之一就是招标修建符合国家政策的公共事业。当时的高速公路，也是罗马的第一条大道阿庇亚大道就是在公元前312年由当时的财务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铺设的，此人也是修建罗马第一条上水道的财务官。此外，财务官还拥有端正国家风纪的权力。罗马人认为不是下层建筑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决定下层建筑。拥有端正国家风纪这种权力的财务官最关心的是国家的上层建筑——元老院元老也是理所当然的。财务官还有一个权力，是剥夺被认为不适合担任罗马领导层的元老院元老的席位。也就是说，只有财务官有权力将一旦进入元老院就终生无须担心失去席位的元老院元老从其位置上赶下来。这是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为防止权力滥用而设置的一种监督机制。出于相同原因，财务官的名额为两人。
但是，进入帝政时代后，奥古斯都与后继者提比略一起率先破例就任了财务官，财务官从此变为了由皇帝兼任。不过奥古斯都、提比略、克劳狄乌斯以及韦斯帕芗、提图斯就任财务官后都在表面上做的是人口普查的工作，直到任期结束都没有使用过驱逐元老院元老这件“武器”。传家的宝刀正因为不拔出来才能成为宝刀。
到了图密善时代，这个先例被打破了。公元83年秋天，也就是他继承帝位仅仅两年后，他和另外一人一起就任了财务官。到一年半的任期结束的公元85年春天，他又就任了终身财务官。尤里乌斯·恺撒曾经创设过“终身独裁官”这种新官职，“终身财务官”却是图密善创建的，当然也是他独自一人就任。
元老院感到紧张是理所当然的反应。大规模的公共事业都是凭借皇帝的地位和名义推动的，人口普查也在10年前刚施行过。与现代不同的是，罗马的人口普查是由国家进行的，和现代税制下的财产申报非常相似。鉴于普查的困难性，当时的人认为30年施行一次比较合适。
因此，图密善对财务官的执着并非出于公共事业或人口普查的必要，这即使不是元老院元老也很容易想到。但是，图密善在就任终身财务官以后也没有经常拔出手中的“武器”。不过，元老院元老们都很清楚皇帝已经有利器在手了。
图密善第一次拔出这件“武器”是在公元87年，他以阴谋反抗皇帝的嫌疑，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审判了亚细亚行省总督凯利亚里斯。两年后，又发生了高地日耳曼军司令官萨图尼努斯的叛乱事件，虽然在爆发后马上就被镇压了。这两次事件都被认为是元老院内的反皇帝派唆使拥有军团指挥权的行省总督克拉斯的结果。这个时期的图密善在忙于日耳曼长城的修建和防范多瑙河北岸的蛮族，奔波于前线和首都之间。
人到了40岁前后可能就很难控制愤怒的情绪了，“武器”最终还是被拔了出来。图密善将“Delator”用在了歼灭元老院内反皇帝派的作战中。试想一下斯塔独立检察官如果当时将自己的那份执拗转向参众两院的议员的情形，就很容易理解公元1世纪90年代以后受图密善意旨驱使的“Delator”和元老院之间那种紧张的关系。元老院元老之一塔西佗的笔锋直指图密善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并且，图密善不是什么高贵的出身。不知为何，人总是对出身高贵的人表现得很宽容，如果是出身平凡的人执掌权力的话，他们会变得歇斯底里。塔西佗批评图密善的“高贵的出身也被视为了一种罪”这句话意味深长，出身不高贵却当上皇帝的人必须像提图斯一样，一天没做好事就觉得有所损失，也必须像韦斯帕芗一样，就算再想回到故乡瑞耶提，也绝对不会行使皇帝的权力为这座小镇谋取特殊利益。
图密善的别墅所在地（□表示的区域）
弗拉维一族和名门贵族尤里乌斯或克劳狄乌斯不能相比，在两代之前甚至无从考证他们以何为生。这个地方出身的家族后来居然想通过就任终身财务官来将元老院完全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元老院虽然减员明显，但名门贵族出身的元老们依然健在。
图密善不仅在土地有限的市中心帕拉蒂尼山上修建了宏伟的皇宫，还在阿尔巴和奇尔切奥分别修建了山庄和海边别墅。不知是不是因为当时很容易就能购入大面积土地，从现在留存的遗迹可以想象出奇尔切奥的别墅规模非常大，让人觉得这才当之无愧是罗马皇帝的休息场所，其壮丽程度甚至应该称之为宫殿而不是别墅。皇帝经常带着口无遮拦、喜好讽刺的诗人马提雅尔来这里度假。和这座奇尔切奥的别墅比起来，就连提比略的卡普里别墅也相形见绌。比图密善这座“别墅”更宏伟、规模更大的皇帝别墅只有40年后由哈德良皇帝在蒂沃利修建的“别墅”。
图密善估计会说，自己没有耽误任何为市民修建的公共事业。确实如此，但是尽了公共义务不等于在私人方面就可以为所欲为。尤里乌斯·恺撒在比图密善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说过：“地位越高，言行的自由就越受到限制。”
暗杀
公元96年9月18日，皇帝图密善被暗杀。他一共在位15年零5天，再过一个月就将迎来自己的45岁生日。
这次暗杀并不是元老院内反图密善一派的元老制造的。
也没有听说过像尼禄皇帝末期由行省总督温德克斯发动的弹劾皇帝的行动。
军团对皇帝的忠诚度很高，导致尼禄倒台的导火线——军团兵将自己的司令官推举为皇帝的事件虽然在7年前的美因茨曾经发生过一次，但之后再没有过类似事件发生。
安全和粮食都有保障，时而举行的夜间竞赛也向市民们提供了充分的娱乐活动，所以一般市民没有什么不满。图密善利用“Delator”打压元老院的行为在罗马平民看来就和现代的我们旁观政治家们的权力斗争一样，不过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权力斗争，所以这没有成为对皇帝心生不满的理由。
总之，元老院、公民、军团、行省都没有参与暗杀图密善的行动。那么，到底是谁如此大胆地策划并实施了杀害现任皇帝的行动呢？
还在当皇子的时候，图密善就曾经说过，他爱上了和自己同岁（也可能比自己大一点儿）的尼禄时代的名将科尔布罗的女儿多米提娅，并成功迎娶了这个已为人妻的女人。面容娇美、气质高贵的多米提娅在失去妻子的韦斯帕芗统治期间、放弃了对犹太公主的爱情之后终身未娶的提图斯统治期间以及之后在30岁继承帝位的图密善统治期间，一直是罗马宫廷首屈一指的女人。当时肯定找不到比她更适合做第一夫人的完美女性了。她既不倚仗权力作威作福，也不刻意装扮成庶民风格，行为举止非常自然，是一个大方得体的完美女人，无愧于图密善赠予她的“皇后”尊称。图密善也从心里深爱着自己的妻子，他们的儿子夭折了，但这并没有给两人的爱情蒙上阴影。
最初的“阴影”是在图密善成为皇帝三年后出现的。当时的图密善为了修建日耳曼长城，经常去莱茵河前线，与加利蒂人交战时也经常不在罗马。当他时隔很久回到罗马时，听到了皇后与他人有染的谣言，据说对方是悲剧演员帕里斯。32岁的图密善没有深入调查就轻信了这个谣言。帕里斯被处死，皇后也被废黜后离开了皇宫。史学家们记载的“吃完晚饭后到睡觉之前的时间，图密善最喜欢自己一个人散步”的习惯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养成的。也有史学家认为自从提比略去世后，卡普里岛上的别墅无人问津，唯独图密善曾经在那里居住过，其真伪很难确定。不过，自那以后，孤独确实一直伴随着这位年轻的皇帝。此外还有一人也不得不沉寂在孤独之中。
多米提娅
尤利娅
仅在位两年便去世的提图斯有一个女儿，名字叫作尤利娅·弗拉维娅，相当于图密善的侄女。尤利娅丧父后回到了娘家。那时母亲也去世了，所以她搬到叔叔图密善的皇宫居住。
尤利娅当时年近20岁，无论容貌、性格还是教养都和皇后多米提娅正好相反。她给人的印象是貌不惊人，有些多愁善感，为人低调。
不知从何时起，这两人的关系从叔叔和侄女变成了男女关系。住在皇宫里本来不可能逃过侍者们的眼睛，但二人的关系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但是，图密善不认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不知经过怎样的方式，他没到一年就又将皇后召回了皇宫。多米提娅重新坐上了宫廷女主人的位置，尤利娅也继续住在皇宫里。如果她想再婚的话随时都可以，她却没有这么做。
尤利娅的突然死亡让这种同居状态广为人知，侍者们都传言，是图密善在她怀孕后强迫其堕胎而致其死亡。
既然多米提娅能够带着愤怒和屈辱忍受丈夫的这段恋情，那么竞争对手的死应该可以让问题得到解决。尤利娅·弗拉维娅的惨死是公元88年前后的事情，距图密善被暗杀的公元96年有8年时间。在这8年间，图密善除了妻子之外没有任何女人。
然而，人的心里总是包含着难以理解的成分。在竞争对手活着的时候是两个女人之间的问题，一方死后，竞争对手就不是活着的女人，而是变成残留在男人记忆中的女人了。对于教养良好、性格要强、举止高雅的女人来说，没有比活在男人心中的竞争对手更难以对付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女人胸中迸发出的憎恨就会指向心中还留有情敌影子的男人。并且，尤利娅死后，本来很内向的图密善逐渐敞开了心怀，经常一个人去别墅度假。这不禁让多米提娅怀疑他在阿尔巴的山庄和奇尔切奥的海边到底在想什么。
在这种男人身边的女人想必有一种苦恼和憎恶交织在一起的感觉，不过这只是她本人的想法罢了，证据过于薄弱，不足以说服周围的人忠诚地为她做事。到了尤利娅死后7年的公元95年，发生了一件让周围的人同仇敌忾的事情。不同的是，占据皇后心中的是苦恼和憎恶，亲戚和周围的人感到的更多是恐怖。
皇帝韦斯帕芗有提图斯和图密善两个儿子，此外还有一个女儿，这三人似乎是姐弟关系。不太清楚姐姐弗拉维娅的结婚对象是谁，不过她和丈夫之间有一个和自己同名的女儿。结婚对象不明是因为她的结婚时间是在父亲韦斯帕芗当上皇帝以前，还是负责防卫帝国全境的20名将军之一的时候。韦斯帕芗的孙女将要结婚的时候，韦斯帕芗已经是皇帝了，所以选择结婚对象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这个弗拉维娅嫁给了韦斯帕芗的哥哥——也就是在内乱时期被杀害的萨比努斯——的孙子克雷蒙斯。值得一提的是，惨死的尤利娅也和克雷蒙斯的哥哥结婚了，所以相当于同族结婚。这肯定是皇帝韦斯帕芗想让弗拉维一家继承帝位想出的对策。
弗拉维娅相当于图密善的侄女，这个女人和丈夫克雷蒙斯生了两个儿子。提图斯没有儿子，图密善的儿子也夭折了，所以图密善继承帝位后，决定将侄女的这两个儿子定为皇位继承人，收为了养子，并让他们改名韦斯帕芗和图密善，让曾经为帝国领导层预备军编写过“教育课程”的昆体良负责教育这两个孩子。
但是，两个年轻的皇位继承者的生身父母克雷蒙斯和弗拉维娅当时一起皈依了罗马诸多宗教中的一个，尽管罗马的宗教政策非常宽容，但问题还是发生了。初期的基督教人士声称这个宗教是基督教，但真实情况无法查证。总之，这个宗教不是罗马帝国的国家宗教——希腊、罗马的多神教，而是从东方传来的一神教。
皇帝图密善曾效仿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举行“百年节”，并打算通过振兴罗马自古以来的宗教从而将帝国统合到一起。在他看来，这件事无异于晴天霹雳。虽然罗马承认信仰自由，但下任皇帝人选的父母选择了异教而不是罗马自古以来的众神，这已经不是信教自由的问题了，绝不能坐视不管。
公元95年入秋时，克雷蒙斯和弗拉维娅夫妇遭到了指控，不用说这是“Delator”们积极搜查证据的结果。经过正式的审判，克雷蒙斯被判处死刑，妻子弗拉维娅被流放，流放地为罗马时代被称为“潘达特里亚”的小岛文托特内岛。这个小岛是开国皇帝流放放荡女儿尤利娅的地方，也是第二代皇帝提比略流放策划反对自己的阴谋的妻子大阿格里皮娜的地方。它位于奇尔切奥东南50公里的海上，并不是一个荒芜的孤岛。成为皇族的流放地之后，岛上修建了蓄水池和养鱼用的大型鱼池等设施，所以生活上没有任何不方便，这种待遇相当于对危险分子的隔离。
但是，皇帝的亲戚克雷蒙斯被处以了死刑。因为弗拉维一族是新兴阶级，还不能适应同族中有人被处死，并且杀人者和被杀者都是同族成员。恐怕当时弗拉维一族全体成员都陷入了恐惧之中，如果这种恐惧和皇后的憎恨交织在一起……恐怖行为如果是身边亲近的人策划，成功率也会提高。
图密善在卧室熟睡时，皇后多米提娅手下的解放奴隶袭击了他，名字叫作斯提法努斯。不过皇帝当时45岁左右，体格强健，所以肯定不是斯特法努斯一人所为，应该还有同党，但是不太清楚这些人的名字和人数。暗杀者们闯入卧室之后马上从里边把门锁上了。
不知道在紧闭的门内打斗持续了多久，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数百名皇宫侍者和警卫被人阻止了，无法进入事发现场。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被一群人打个措手不及，图密善力尽身亡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事成之后的处理也很快。此时赶到现场的警卫将全部暗杀者当场杀死，随后马上恭迎与皇帝图密善一起担任过执政官的元老院元老涅尔瓦登基。
被告知图密善死讯的元老院元老想必认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他们马上召开会议，当场确定了所有对策。图密善生前在近卫军团和边境军团中都很有威望，所以必须加快节奏。
不知道是出于谁的主意，被指定为继承人的涅尔瓦马上得到了皇帝的所有权力。正式继承罗马皇位必须有元老院的承认，于是元老院迅速承认了涅尔瓦的皇帝之位，并且，还通过了将死去的皇帝图密善处以“记录抹杀刑”的决议。确定这项处罚的真正原因应该是为了牵制近卫军团和边境军团。暗杀现任皇帝的主谋是谁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被提起。
既然与皇帝尼禄一样被处以“记录抹杀刑”，死去的图密善就不能被葬到奥古斯都陵中。他的奶妈偷偷将图密善的尸体领来火化了。这名女奴隶在图密善小的时候代替生母抚养他，之后也一直留在他身边伺候。图密善曾经修建弗拉维神殿，以供奉死去后被神格化的父亲韦斯帕芗，奶妈也将他葬在了这里。不可思议的是，她是将图密善的骨灰和事先葬在这里的尤利娅的骨灰混在一起埋葬的。图密善由于被处以“记录抹杀刑”，甚至连墓碑都无法修建，却可以和尤利娅在九泉之下长相厮守了。
至此，继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之后的第二个世袭皇族——弗拉维王朝——在经历27年统治后也结束了。从韦斯帕芗的登基到图密善的死为止的27年，共经历了3位皇帝。现代的很多史学家一致认为，弗拉维王朝皇帝们的最大功绩是缓解罗马帝国的危机，让帝国重新步入了正轨，并且通过实施修建日耳曼长城等多项政策，恢复了帝国的活力，奠定了让罗马帝国取得进一步繁荣的基础。不过这个评价不是着眼于人性的弱点，而是这些人为国家（Res publica）做了哪些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