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崛起
祭祀波娜女神之夜，一个莽撞的年轻人因擅闯恺撒家而受到了审判。恺撒为了等待这一事件的审判结果，同时也因为债主堵在家门口出不了门，所以出发前往西班牙南部就职的日期大大延迟，也因此，恺撒统治西班牙南部行省的时间，从公元前61年春开始到公元前60年年初，不足一年，也就是恺撒从38岁步入39岁的这个时间。任职不到一年就回到国内，是因为他很清楚，行省总督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也很清楚，有了这一经历之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又是什么。
恺撒担任行省总督期间，远西班牙（西班牙南部）既没有发生当地原住民叛乱事件，也没有出现其他麻烦事，一派祥和。统治这样的行省，对他来说易如反掌，只要有一支忠实执行命令的队伍，即使总督不在，照样可以维持秩序。
作为行省总督，恺撒推行了“某种意义上的”税制改革。之所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税制改革，是因为他没有从根本上改革税制，他只是根据行省法的规定，将有义务缴纳行省税的人和无须缴纳行省税的人区别开来而已。无须缴纳行省税的是殖民城市中享有罗马公民待遇的人。之前的行省总督们并不关心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他们只考虑通过增加税收来增强罗马的国力。那时，没有一套公开的税制，包税人的权力很大。罗马征收的行省税税率是收入的十分之一，显然不算高，但是，行省的百姓依然觉得课税太重，究其原因，在于行省的税收体系。因为，人们需要缴纳的税额是由包税人决定的，由他们酌情征收。包税人采用投标制，而有权决定中标人选的是行省总督。他们认为，税收增加后，自己有权支配增加的部分，于是，私吞税款成了历代总督的惯例。这是一个只要就任行省总督原本再穷也会变富的时代。谁都知道东方富庶，可以征得更多的税款，因此，大家都想去东方的行省任职，而被派往西方行省的人只能叹息自己抽到了一支穷签。
恺撒就抽到了这样一支穷签，但是，尽管依然债台高筑，他也没有增加西班牙南部行省的税收，反而通过实施税制改革，限制了包税人随意增加税额的权力，结果，自然是税收减少。罗马是一个以法立国的国家，甚至在政治斗争中也采用法律辩论的方式，因此，恺撒对税制进行了改革，这就意味着今后将按新税制执行。税制公开了，透明了，人们或减轻了税负，或无须纳税，他们因此欢欣鼓舞，并纷纷向总督献上礼金，以表感谢。不清楚礼金的金额是多少，但是，恺撒的负债金额确实减了不少。
为了将新政策付诸实施，恺撒积极任用当地人才，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巴尔布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此人出生于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港口城市加的斯，享有罗马公民权。从汉尼拔家族统治西班牙的那个时代起，这个家族就已经很兴旺了。关于他的祖先是移居西班牙的罗马人，还是取得了罗马公民权的迦太基人，研究者的意见并不统一。不管怎样，他不属于罗马上流社会的人，但很有教养。他不仅能力强，学识也很丰富，与西塞罗这样的饱学之士进行交流，完全没有障碍。恺撒卸任回罗马时把他带去了，此后，巴尔布斯成了恺撒的亲信和朋友，一直和恺撒并肩作战。巴尔布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谈判专家，一直负责对外交涉。恺撒遭暗杀后的第四年，他甚至当上了执政官。
正是因为像这样大量任用当地人才，恺撒才有时间和精力亲率军团，前往伊比利亚半岛大西洋沿岸实施扩土拓疆之举。伊比利亚半岛相当于现在的葡萄牙，那一带民众没有任何反罗马的举动，只是此地尚未纳入罗马的统治之下，因此，他希望通过称霸这个地区来实现举行凯旋仪式的梦想。
恺撒公开宣称自己是马略派的一员，他也举办过大规模的角斗比赛，因此，他知道自己在罗马公民中有一定的声望，但是，他也很清楚，拥有声望不等于获得支持。凯旋仪式是一种荣誉，只有在成功打败罗马的敌人、扩张罗马势力方面建功立业的人才有资格享有。他计划在总督任期结束后，回罗马竞选执政官，所以，他必须把握机会，用自己的声望来赢得民众的支持。他没有对伊比利亚半岛西部一带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占领。因为，对他来说，有了举行凯旋仪式的资格，就达到目的了。出征伊比利亚半岛的时候，恺撒第一次见识了大西洋。
就这样，恺撒在做了他认为该做的事情后，即刻卸任回到了罗马。然而，此时的罗马完全不是他在西班牙时设想的情形了。此时在罗马，元老院派风头正劲，他们对恺撒的要求不屑一顾。至于元老院派何以变得如此志得意满，还要追溯到一年前，庞培回到意大利的时候。
公元前62年接近年末，在百姓的欢呼喝彩和元老院的惴惴不安中，庞培率领10个军团6万名士兵登陆布林迪西。“苏拉改革”以后，总司令率领罗马军团自北向南回国之际，必须在到达卢比孔河以后解散军团；自南向北回国之际，则必须在到达布林迪西以后解散军团。总司令下令，让士兵暂时回归故乡，等到在首都罗马举行凯旋仪式时再度集合。总司令本人则带着少数随从前往罗马。但是，在举行凯旋仪式之前，总司令不得进入首都城墙之内。庞培此时才45岁左右，他不仅剿灭了海盗，还成功收服了东方各国。此时凯旋，他会乖乖解散军团吗？这就是让元老院派惴惴不安的原因，因为20年前的记忆还清晰地留在他们的脑海里。当时，苏拉在布林迪西登陆后，不仅没有解散军团，还率领军团直接进军罗马，铲除马略派，实施独裁政治。
当时的苏拉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重建元老院主导下的寡头政治。但是，庞培虽然是苏拉门下的英才，却只是军事天才，不擅长政治。现代有一位英国学者对他的评价是：“与其说他是位野心家，倒不如说他是个爱慕虚荣之人。”所谓野心，是实现某一愿望的决心，而虚荣只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
作为成名较早的军事天才，庞培从二十几岁起就已习惯了喝彩声和赞誉声，所以此时他没有多想，在布林迪西登陆后不久就解散了军团，带着不足50人的军团长和大队长，离开布林迪西，沿阿庇亚大道一路北上，直奔罗马。据说，为了一睹鼎鼎大名的将军风采，沿途站满了慕名而来的人，甚至在到达罗马之前，民众的队伍几乎没有断过。快到首都的时候，人们更是成群结队地跟在庞培身后。看到此情形，西塞罗甚至感慨地说，如果庞培有意，无须军团支持，也能成功发起政变。公元前61年1月末，庞培到达罗马城外。
然而，元老院派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庞培解散军团后，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相隔5年，庞培凯旋，他遵守规定，留在了罗马城外。这时，他向元老院提了以下几个要求：
一、允许他举行凯旋仪式。
二、同意推荐他为公元前60年度执政官候选人。
三、向属下士兵分配耕地，作为他们的“退职金”。
四、承认庞培成功收服东方后，对东方各行省、各同盟国进行整改的方案。
关于第一个要求，元老院欣然接受。庞培提出要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凯旋仪式，需要充足的准备时间，对此元老院也没有异议。凯旋仪式决定于同年9月举行。
关于第二个要求，元老院派没有直接拒绝，只是给他出了个难题。他们把选举公元前60年度执政官的公民大会提前到了公元前61年夏季举行。参加执政官竞选的申请必须由本人提出，这是规定，而受理候选人申请的机构是国家档案馆，位于卡匹托尔山上。这就意味着，举行凯旋仪式之前不得进入罗马城内的庞培，只要不想放弃凯旋仪式，就无法提交候选人申请。
至于第三个要求，元老院派的答复模棱两可，因为明确拒绝，会让总司令庞培在部下面前颜面扫地。既然元老院没有明确表示拒绝，庞培和士兵们对此事一直心存幻想。
关于第四个条件，元老院派同样摆出一副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总司令有权对收服后的地区进行整改，但是，整改方案必须征得元老院的同意。对于庞培来说，得不到元老院的支持，意味着在那些地区他将颜面无存。元老院派之所以如此强势，就是因为庞培解散了军团，没有威胁了。
当然，元老院派的理由也很充分。前面多次提到过，公元前509年，罗马开始实施共和政体，这是少数人领导的政体。真正的统治者是元老院，一个由数百个30岁以上、无须经过选举、既有才能又有经验的人组成的机构。在这种寡头政体下，他们的领导机会必须尽可能均等，一旦其中一人独霸领导权，这一体制将无法正常运转。庞培总是享受到破例待遇：29岁那年，他还不够进入元老院的资格，却被授予了“绝对指挥权”；5年前，为了剿灭海盗，“绝对指挥权”的期限破例给了他3年；成功剿灭海盗以后，为收服东方，又授予了他没有期限的大权。坚守集体领导制的元老院派认为，此时应该适当压一压他的风头了，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是小加图。
元老院元老们对小加图的想法深表赞同，只是他们在大方向上一致，而真实的想法却不尽相同。元老院派的实权人物卢库鲁斯（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3·胜者的迷思》中介绍过此人），他对庞培怀恨在心，对他来说，只要能伤到庞培的面子，做什么决定他都会举双手赞成。
西塞罗是元老院派的另一个实权人物，他同意打压庞培的真实想法是，文官优于武将。他认为之所以成功镇压“喀提林阴谋”，是因为“文官的领导”。没有动用军事力量，仅仅依靠文官，也就是非军事力量，就成功阻止了政变的发生，这让以辩才立身的西塞罗备感自豪。庞培是军事力量的象征，因此，对西塞罗来说，打压庞培自然不会感到不快。尽管想法各不相同，但是，元老院的三个实权人物都希望打压因胜利而志得意满的庞培。
罗马有一个传统，就是结束远征得胜荣归的将军要在公民大会上做远征汇报演讲。虽然法律规定，举行凯旋仪式前，将军不得入城，但是，凯旋仪式定在9个月以后。在这9个月里，元老院不可能拒绝庞培这样得胜荣归的将军与民众进行接触，因为民众早已迫不及待地想把掌声、欢呼声和赞美声献给为自己带来胜利的人。
公元前61年2月，元老院为庞培和民众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考虑到举行凯旋仪式之前庞培不能入城，公民大会会场设在了城墙外的弗拉米尼亚竞技场。对于庞培来说，这应该是他抗议元老院恩将仇报的绝好机会，然而，庞培很不擅长演讲，再加上此时的他，因为荡平海盗、收服东方，为国家做出了无人能及的贡献，很自豪，很骄傲。过分骄傲容易导致一个人缺少与他人沟通的愿望。根据在场的西塞罗的说法，他的演讲既没有给贫穷者以希望，也没有给富人以宽慰，他对平民派的谴责不痛不痒，缺少攻击性，因此没有得到元老院派的信任，人们对他的演讲也反应平平。当然，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战功辉煌的将军依然充满魅力。但是，对于元老院派来说，他的这次演讲让他们彻底看透了他。
恺撒前往西班牙任职地是在这次演讲过后不久。一年后，恺撒回到国内，看到庞培的处境几乎没有变化。奢华的凯旋仪式让庞培心满意足，回味无穷。这次凯旋仪式持续了两天，让罗马人一度为之疯狂。而关于他提出的第三个和第四个要求，依然悬而未决。
当然，这一年，庞培并非没有做任何努力，他曾经尝试笼络小加图，一个正不断接近元老院派核心的人物。还在东方时，庞培就风闻了妻子和恺撒有染，因此，回国途中，庞培与妻子慕琪娅离了婚。恢复单身的庞培提出想迎娶小加图的妹妹为妻，却遭到小加图的拒绝。这位时年45岁的凯旋名将虽然威震整个地中海世界，却被一位34岁的元老院元老轻慢，此事成了民众的一个笑柄。庞培心灰意冷，离开首都，躲进了阿尔巴的山庄。
公元前60年，恺撒早早卸任回到国内。他的目标很明确，他要竞选下一年度的执政官，但是，选举将在这一年的夏季进行。他必须在选举前提交候选人申请，同时必须得到元老院的认可。法律规定，候选人申请必须由本人提交，因此，为了合法进入城内，他必须在此之前举行凯旋仪式。于是，一回到国内，按要求留在城外的他，立即派代表进城，要求元老院同意他举行凯旋仪式。
上一年，元老院派让庞培当选执政官的梦想破灭了。这一年，他们对恺撒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
在元老院派眼里，庞培是个危险人物，尽管理由不同，他们同样认为恺撒也是一个危险人物。此时的恺撒背后尚没有军事力量，但是，从5年前担任公职开始，他的言行始终如一，都是推翻“元老院体制”，元老院派很清楚这一点。三年前发生“喀提林阴谋”的时候，恺撒和小加图的辩论结束后，西塞罗在做总结性发言时说过这样的话：
各位元老院元老，大家的意见已经都摆出来了，我想，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哪个意见更妥当。首先，我们来讨论恺撒的提议。他属于平民派，如果采纳他的意见，我想可以减少普通民众暴力抗议的风险。
也就是说，37岁上下的恺撒，身为元老院元老，已被看作反元老院派的代表人物，因此，3年后，元老院派对他的要求冷漠以待也很自然。
恺撒陷入了和庞培一样的两难处境：如果想举行凯旋仪式，只能放弃竞选公元前59年度的执政官；如果想当执政官，只能牺牲凯旋仪式，尽管对罗马男子来说，这是最高的荣誉。恺撒必须二选一。上一年，庞培如果得偿所愿，举行凯旋仪式是第三次，当选执政官是第二次。但是，和庞培不同，无论是举行凯旋仪式，还是当选执政官，对于恺撒来说都是第一次。恺撒犹豫不决中，提出申请的截止时间迫近了。
恺撒终于下定了决心，他选择了骑白马进城，这多少表明了他对凯旋仪式的眷恋。凯旋将军进城骑乘的是白马，策马穿过城门的他直奔卡匹托尔山，提交了执政官候选人的申请。元老院只好承认他的候选人资格。因为他担任过法务官，作为前法务官，又出任过行省总督，再加上，他还有足以举行凯旋仪式的军功战绩，元老院没有理由不承认他的候选人资格。在虚名和实权、荣誉和权力之间，40岁的恺撒舍弃荣誉，选择了权力。
但是，有了候选人资格，不一定就能当选。因为元老院派虽然承认恺撒的候选人资格，却又推荐了两位实力雄厚的候选人。对于平民派的恺撒来说，他仰仗的是普通民众的支持。而现阶段，由于他放弃了获得民众支持的凯旋仪式，所以在普通公民心中，他只是一个受欢迎的人。恺撒很清楚这一点。他认为即使身穿纯白托加长袍，站在古罗马广场上演讲，也难以保证自己当选。
“三头政治”
不知道恺撒是在何时、何处又是如何与庞培发生交集的，也许是恺撒去了阿尔巴的山庄。两人相差仅6岁，彼此一定认识，只是两人的知名度尚有云泥之别。但是，庞培很可能对恺撒心存好感。因为7年前，庞培受命剿灭海盗，紧接着去东方远征时，元老院中绝大多数元老反对将大权交给庞培，只有两个人表示同意，其中一个就是恺撒，另一个是西塞罗。只是，在庞培远征期间，恺撒和庞培的妻子慕琪娅发生了私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庞培对慕琪娅还有留恋之情，这件事没有成为两个男人之间交流的障碍。
两人达成了秘密协定，庞培动员旧部下，用他们手中的选票助恺撒当选。作为交换条件，恺撒当上执政官以后，要满足庞培的要求：一是给他的旧部下分配耕地，二是同意庞培对东方进行整改的方案。就这样，恺撒当选似乎已成定局。
然而，庞培和恺撒两人结盟，他们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庞培的实力高出太多。于是，恺撒提议把克拉苏也拉进来，变成三人结盟。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恺撒之所以推荐克拉苏，是因为恺撒不能忽略这个最大债权人。但是，正像在本书“恺撒和金钱”一节中介绍过的那样，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作为最大债权人，克拉苏不能弃恺撒这个“不良债务人”于不顾，他只能选择继续对恺撒施以援手。恺撒推荐克拉苏，只是想借助克拉苏的实力来平衡自己和庞培之间的力量关系。邀请克拉苏加入应该很容易，因为克拉苏对庞培充满敌意。只要庞培参与的事情，他都想插一手，否则会寝食难安。但是，让庞培接受克拉苏，可能有点难度。庞培十分看不起克拉苏，两人之间的不和尽人皆知，只是克拉苏是经济界的代表人物。庞培很清楚，自己能否顺利对东方实施统治，有赖于经济界的帮助。而克拉苏当然也知道，此时向庞培提供帮助，可以扩大以自己为代表的骑士阶级（经济界人士）的势力范围。
就这样，公元前60年春夏之交时节，史上著名的“三头政治”（又称“三头同盟”）正式形成。刚刚40岁的恺撒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当选了执政官。得票第二多的是比布鲁斯，也当选了执政官，他是元老院派推送的两个候选人之一。恺撒当选执政官后有近半年时间，元老院派全然不知“三头政治”的存在。恺撒就任执政官之前，“三头”需要保守这个秘密。因为，“三头政治”和罗马人早已熟悉的政体截然不同。
古今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三头政治”是恺撒的创举，但是，对它的评价，则众说纷纭。从古至今，有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即这是利用三人的实力，以达到利益互换为目的而结成的同盟关系。关于庞培和克拉苏，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至于恺撒，他的目的则一半是为了眼前利益，也就是他的个人利益，因此，我也很愿意同意这个意见。
但是，正如本书“恺撒和女人”“恺撒和金钱”章节中所说，恺撒这个男人做任何事都不会只为一个目的。
也就是说，结成三人同盟的时候，恺撒把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乃至公共利益联系在了一起。在他的意识里，追求个人利益和实现个人利益，必须有利于他人利益乃至公共利益，这才算完美。这就是恺撒。
不是因为恺撒是个天才，他才会这样想，也在这样做，事实上，大多数凡人每天在不经意间也在这样做。我们只要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就可以使我们的个人利益为他人利益乃至公共利益服务。对于人的本性来说，这是很自然的行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也非常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即使是公职人员，也应该允许他们追求个人利益，因为，只有允许有个人利益，才可以为实现公共利益提供更加健全、更加恒久的基础。
因为确立了“三头政治”这一新体系，恺撒得到的个人利益是当选执政官和确保执政官任期内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当然，这个“执政党”一定会遭到元老院派的反击。而他人利益自然是指满足庞培和克拉苏的利益。那么，在恺撒的想法中，公共利益又是什么呢？
从此前恺撒的诸多言行中可以看出，从年轻时候起，他就是反元老院派的人物。一直以来，他的意图都很明显，就是推翻元老院派固守的、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但是，如果你因此认为恺撒只是单纯反体制，只能说明你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意图，因为，自格拉古兄弟以来，“反体制”的都是护民官的势力。
尤里乌斯·恺撒出身于名门望族，没有资格担任护民官。护民官的官职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94年，其目的是保护平民的权利。既然这是一个针对平民的职位，贵族自然无权担任。但是，平民贵族，也就是祖先出过执政官的平民，则有资格竞选护民官。格拉古兄弟和塞多留、庞培和克拉苏都是平民贵族，因此，他们是有资格的。
那么，如果恺撒出身平民阶级，有资格担任护民官的话，他会不会发起反体制运动呢？我想不会。因为他很清楚，反对现行体制只有在这一体制已经僵化而体制的力量尚很强大的时候才有意义。格拉古兄弟时代，布匿战争胜利的影响力尚在，“元老院体制”很坚固。对于格拉古兄弟来说，以护民官的身份反对、动摇僵化的体制，十分有意义。但是，70年过去了，现行体制的当局者正变得越来越软弱，甚至呈现出无能的状态。一旦发生异常，只能仰仗马略、苏拉和庞培这样杰出的个人。
究其原因，大体有两个：首先，元老院阶级出现僵化的现象；其次，罗马的统治疆域大大扩展，早已今非昔比。共和政体是罗马特有的政体。在刚刚引入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时代，来自罗马和罗马近郊的罗马公民，也就是有投票权的人们，在公民大会上投票选举执政官等公职，是有意义的，同时也是可行的。但是，从公元前90年前后开始，罗马的疆域已经扩大到了整个意大利半岛，生活在那儿的自由民都有了罗马公民权。这时，在公民大会上选举公职的意义已经不大，而且也很不现实。后来，罗马公民居住的地域继续扩大，分散于地中海全域的罗马公民数也不断增加。这些人中间，究竟有多少人会为了一年一度的执政官选举、为了一年一度的护民官选举，特意来到罗马呢？公元前1世纪的现实情形是，只有居住在首都和首都附近的罗马公民，才有可能行使公民权。
还有，长期维持一成不变的体系，必然导致当局者的才能和力量走向衰退。也许恺撒认为，表面上“元老院体制”依旧稳如磐石，实际上早已非常脆弱，不值得反体制方集中力量发起攻击。苏拉之所以要改革，就是为了强化“元老院体制”。既然现实如此，与其领导反体制势力攻击现有体制，不如建立新的体制更有意义。
我甚至认为，“三头政治”就是现代的高峰会议。只要是国家，无论大小，都有权参加联合国大会。但是这不现实。于是，又增设了安全保障理事会，享有VETO的权利。VETO是拉丁语，意思是否决权。联合国大会和安全保障理事会并存，但是，现在的联合国，别说是控制，甚至连协调能力也不能令人信服。另外，高峰会议是发达国家的会议，不承认否决权。如果为了适应冷战后的变化，作为一个手段，把现在的峰会变成政治峰会的话，就有可能恢复控制能力。如果是这样，那么，峰会的意义和恺撒成立“三头政治”的想法就有了异曲同工之处。“三头政治”和现代峰会一样，不是官方机构。按民主的、共和的想法，任何事情只要群策群力，就可以做得更好。而“三头政治”则正好与此相反。顺便提一句，罗马现有政体下，享有否决权的只有执政官和护民官。因护民官滥用否决权，导致罗马的国家政事不能正常开展的情况时有发生。
恺撒以建立新秩序为目标的国家政体改革，不是始于公元前48年，即战胜庞培的那一年，也不是始于公元前49年，即越过卢比孔河的那一年，而是始于“三头政治”成立的这一年，即公元前60年。在现代研究者中，有一些人明确指出：“元老院主导下的罗马共和政体，因‘三头政治’的出现而瓦解。”
但是，能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代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多。我想，庞培和克拉苏尽管加入了“三头政治”，却未必清楚这一体系的真正意义。好在他们知道，在罗马现有体制下，“三头政治”是个异类，因此，他们知道要尽可能保密。事实上，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三头”没有任何异常表现，连自诩消息灵通的西塞罗也没有察觉，不仅如此，他还被恺撒刻意收敛的言谈举止所迷惑。对于恺撒以最高票当选执政官，元老院派心存戒备。西塞罗是元老院派的代言人，因此，恺撒早早对他采取了预防措施。他让心腹巴尔布斯前去拜访西塞罗。关于这件事，西塞罗在给好友的信中是这样写的，直译如下：
巴尔布斯来找过我，他说，恺撒很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恺撒是这样对巴尔布斯说的，不管什么事，自己都愿意服从西塞罗和庞培的决定，也打算尽力改善庞培和克拉苏的关系。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元老院派就有可能修复和庞培之间的关系，和恺撒建立良好关系也不再是梦想。仇敌之间将重归于好，民众也会安分，我们老后也可以安享晚年了。
巴尔布斯的来访使西塞罗解除了戒备之心。他还写道：
“我们连庞培都制伏了，制伏恺撒还不容易吗？”
然而，公元前59年1月1日，恺撒一就任执政官就展现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就任执政官
一日之计能否成为百年之计，是衡量一个统治者才能的尺码。对于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恺撒来说，公元前59年，除了借债和勾引女人之外，他让罗马普通公民认识到，他还有别的能耐。
在人们的心目中，尤里乌斯·恺撒是激进派人士，因此，不仅元老院派，连稳重的公民也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迎来新的执政官——恺撒。因此，恺撒首先要做的事，是让人们放心，他要让人们相信自己不是破坏罗马传统的人，为此，他恢复了共和政体初期的惯例。两名执政官，无论获得的票数多少，一人一天轮流执掌军团总指挥权。如果两人都在首都，则一人一个月轮流执掌政务。同时，他还恢复了共和政体初期的传统，即不担任最高领袖的那个月，跟随执政官左右的12名随扈不得手持象征公权力的权杖束棒斧。
就这样，恺撒成功消除了人们的担心。紧接着，他又推出的一项新举措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那就是实行“执政官通告”制，当时叫“阿库塔·迪乌鲁那”（Acta Diurna）和“阿库塔·塞那托斯”（Acta Senatus），直译就是《每日纪闻》和《元老院纪事》，即“日报”制度。新举措规定，所有在元老院会议展开的议题、讨论和决议等，都要在会议次日张贴于古罗马广场一角的墙上。当时的罗马以口述笔记为主，速记技术已经很普及，因此，只要想做，实施起来非常容易。后世研究者们说，这是新闻传播的开始。按今日的解释，更像是把有线新闻网（CNN）搬进了元老院会场。
之前，元老院会议就像会员制俱乐部，在这里展开讨论或做出决定都在封闭的大门内进行，普通民众只能从元老们会后的言谈中，或是在公民大会上提出来时，才有机会知道其内容，而恺撒则公开了所有信息。实施执政官通告制的理由是，有投票权的公民有权知道发生的一切事情，这个理由冠冕堂皇，无人可以反驳，因此，元老院也只能默默接受。
持权杖束棒斧的随扈的服装
“阿库塔·迪乌鲁那”制度的实施，对元老院来说是一种冲击，对西塞罗来说更是打击。西塞罗有一个习惯，对于落实到笔头的文字都会反复进行推敲。会上的发言用在其他场合时，他会反复斟酌修改后再发表；朋友阿提库斯经营的出版社为他出版《论辩集》的时候，他也对其内容进行了反复修改。曾经有一个受到审判的人请西塞罗为他辩护，结果因为败诉而主动选择流亡到了马赛，此人看了西塞罗《论辩集》中为自己辩护的辩词后，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此人感慨地说：“如果当时西塞罗像《论辩集》中写的那样为我辩护的话，我也不会在这种地方净以鱼为食了。”一旦开始像有线新闻网那样实施实时报道的做法，有些人在发表言论时就不能再像以往那样随心所欲了，他们需要斟词酌句、推敲润色了。因为“日报”制度，恺撒撼动了元老院手中的一个特权。
作为最高领袖不主持内政的那个月，恺撒也没闲着，他利用平民派的护民官巴第纽斯，以护民官的身份提出了一项法案。庞培收服东方后提出的整改东方各国的方案，因为元老院的反对，至今悬而未决，于是，恺撒采用护民官立法的方式，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
护民官立法的依据是《霍腾修斯法》，该法规定，即使元老院反对，只要在护民官召集的平民大会上通过，就可以立法。时隔三年，庞培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表面上看，这个方案只符合庞培和克拉苏的个人利益，但是，尽管“二头”的利益不同，把他们的利益结合起来，却可以促进行省的经济发展，而行省的经济发展，又关系到包括首都在内的罗马世界的发展。
轮到恺撒主持政务的月份，他也没有浪费手中的权力，他以执政官的身份提出了很多法案，其中之一，直译叫《尤里乌斯案例法》，意译则是《尤里乌斯国家公务员法》。这一法律，条款多达百余条，为所有在罗马统治区域内担任公职的人的行为做了具体规定。600年以后，此法被收录于查士丁尼皇帝组织编写的、罗马法律的集大成者《罗马法大全》中。由此可见，国家罗马存续期间，此法始终是有效的。
制定这一法律的是恺撒。我多次提到过，他做任何事情不会只为一个目的，从这个法案中也可以窥知他的深谋远虑。
法律规定，凡是担任公职者，不得收受超过1万塞斯特斯的馈赠。1万塞斯特斯相当于一名士兵35年的薪酬总和。由此可见，这一规定与其说是为了净化中低层公职人员的公共观念，不如说是为了切断高层公职人员的敛财之道。因为长期以来，以行省总督为首的高层职位都被元老院元老霸占。设上限为1万塞斯特斯，是因为规定公职人员不得接受任何礼物这不符合人性。法律同时规定，违反此规定者，不仅会被判受贿罪，而且一旦罪名成立，甚至将被剥夺元老院元老的身份。显而易见，恺撒的目的在于削弱元老院手中的权力。话虽如此，这项法律既然被收录于《罗马法大全》，足以说明这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法律。
还有，净化公职人员的行为，并不表示统治就会顺利，被统治者的想法也很重要。那么，被统治者的想法受什么因素左右呢？从古至今都离不开税制。恺撒在西班牙担任行省总督时，作为统治的重要事项，修改了税制。现在，作为罗马全域的最高统治者，他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尤里乌斯公民权法》中有一项内容，可以看出他对税制公正的重视，不能不引起现代人深思。
根据这项规定，在行省担任公职的国家公务人员有义务公布纳税人名单，并把纳税人一览表张贴于行省内的两个主要城市和首都罗马共三个地方的墙上，以便人们监督。此举的目的，一是为了避免以行省总督为首的公务人员在决定行省居民纳税金额时收受贿赂。因为只有税务公开，才能避免现场执行人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同时，公布纳税人名单，也会让放高利贷的人知难而退。有人靠高息借款给无力纳税的人而大发横财。布鲁图对外借贷的利息甚至高达48%，连西塞罗都惊得目瞪口呆。恺撒在法案中规定，年息最高不得超过12%，目的也是为了消灭高利贷。
违反规定者将被赶出元老院，因此，恺撒要削弱元老院权力的想法不言自明。
面对一连串的打击，元老院派自然不会乖乖就范。这一派的重要人物卢库鲁斯知道，自己的反对意见只要上了《每日纪闻》，就会尽人皆知。尽管如此，他还是提出了反对意见，指出恺撒的法案显然是不尊重元老院。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3·胜者的迷思》中介绍过一个小插曲，说的是执政官恺撒应邀参加卢库鲁斯家的一次著名宴会。在这次宴会上，恺撒假装不经意地嘟囔说，他有证据可以证明卢库鲁斯在小亚细亚担任行省总督时的不当行为。时年57岁、曾是苏拉手下第一勇将的卢库鲁斯，从此再也没有在元老院会议上发表过意见。
年轻的小加图是元老院派的雄辩家，他当时36岁，没有担任过行省总督，因此，这样的威胁手段对他无效。而小加图仗着年轻，常常在会上侃侃而谈，试图用妨碍议题进行的方法来表示抗议。但是，执政官有责任保证议题的顺利进行。换句话说，执政官有权命令随扈带走妨碍议题进行的人。恺撒下令，让随扈把口若悬河的小加图带出会场，关闭起来，等议事全部结束后，再把他放出来。
《土地法》
公元前59年3月，恺撒就任执政官进入第三个月，这时，他终于提出了他魂牵梦萦的法案，那就是格拉古兄弟以来的《土地法》。
对政治家来说，总有一些不愿意触碰的事情，在罗马，那就是有关公民权和土地改革的法律。一方面，《公民权法》和《土地法》一定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另一方面，对新法的获益者来说，正因为是新法，他们既不清楚自己的利益将体现在什么方面，也不知道如何利用新法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因而他们的支持也不会很坚定。因此，每次涉及这两个方面的改革时，总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发生流血冲突或暗杀事件。
公元前90年，因为“同盟者战争”，《公民权法》得以成立，留下的难题就是《土地法》了。自公元前133年格拉古兄弟以来，每当提及《土地法》，就会发生流血事件。公元前100年，护民官萨图纽斯甚至因此惨遭暗杀，此后41年间，再无人敢提这一议题。但是，尤里乌斯·恺撒决心改革此法。
共和政体下的罗马要制定一项法律，可以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公元前509年确立的方法，即经元老院同意，公民大会表决通过；另一种是依据《霍腾修斯法》，这是公元前287年制定的法律，即无论元老院支持还是反对，只要公民大会通过即可立法。现代意大利语中保留了“国民投票”这个词的拉丁语，意思是“公民大会决议”，属于第二种方法。话虽如此，曾经的元老院决议和现代的国会决议是不同的，因为，现代的国会是由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而古代罗马元老院的元老不需要经过选举。
从公元前133年提比利乌斯·格拉古以来，《土地法》常常将国家舆论一分为二。这是因为，一方面，《土地法》会威胁到有权者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为了实现改革此法，常常采用第二种方法，即由护民官领头，不顾元老院的反对，将改革方案直接提交公民大会进行表决。
恺撒对改革《土地法》一事念念不忘，为了实现这一改革，他首先尝试了第一种方法。因为他和格拉古兄弟、萨图纽斯不同，他们是护民官，在元老院没有席位，而恺撒是执政官，兼任元老院会议的议长。
恺撒向元老院提出的《尤里乌斯土地法》，相当于70年前让格拉古兄弟失去生命的《森普罗尼乌斯土地法》修正案，此法案以土地改革为最终目标。但是，根据罗马法的精神，私有财产权应得到保障。只要是私有财产，无论拥有多么庞大的私有土地，都不会成为改革的对象，改革的对象仅限国有土地。也就是说，改革后，人们得到的土地是向国家租赁的。
租赁国有土地的上限，户主为500尤格（约合125公顷）。此外，还可以儿子的名义租借，上限是一个儿子250优格，只是，全家合计租赁的上限不得超过1000优格。
此前已租用的土地面积超过1000优格以上的部分，则要归还给国家，国家根据归还土地的面积，支付相应的补偿金。
为此，还成立了常设委员会，负责受理申请，为民众办理租赁土地的相关事务。
以上这些内容与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法》是一样的，恺撒做了修正的部分是如下内容：
一、20年内不得转让国有土地租赁权，但是，后代可以继承。
农民稳定是土地改革的关键，因此，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法》规定，租赁的土地不得转让，恺撒对此做了修正，规定20年以内不得转让，20年以后可以自由转让。也许他认为这样做更现实吧。
二、有资格申请租赁国有土地的人，首先是在庞培的军团服兵役达5年以上的人，其次是家中有3个孩子的无产者。
向庞培的旧部下发放“退职金”，是“三头政治”成立时的条件，因此，这是给庞培的利益。但是，恺撒尽管满足了庞培的要求，却没有忘记《土地法》的基本精神，即帮助流入城市、成为无产者的旧自耕农重归家园。小加图的《小麦法》只是用来收买人心的，尽管受益人数增加到了30万，但是，失业问题依然存在。这就是罗马社会的现实。
三、所租土地超出1000优格的部分归还国家时，国家支付相应的补偿金。还有，民众得到土地后需要前期投资，因此，恺撒决定从国库中支出2亿塞斯特斯铜币，用于这两部分的开支。这是庞培从东方回国时上交国库的钱。
以往提到《土地法》时，元老院派常常以财政吃紧为由，表示反对，这次，他们不能再用这个理由来反对了。
四、归还租赁土地多出部分时，由财务官决定补偿金额。
正如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1·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介绍的那样，财务官除了负责人口调查以外，还负责国库的出纳，其性质与日本的大藏省（日本政府的财政部。——译者注）类似。因此，由他们决定补偿金额理所当然，只是恺撒把这项工作交给财务官还有别的目的。财务官通常是元老院元老，有过执政官的经历，是元老院中的显贵。对于恺撒来说，“由财务官决定”这一条规定，实际上是对元老院元老的一种怀柔手段。
五、常设委员会具体实施租赁土地再分配，常设委员会由20名委员组成。提出此法的人不能参加。
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法》规定，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因为兄弟二人也在其中，所以土地改革显然是护民官领导下的反体制运动。相反，恺撒的《土地法》却不同：首先，他本人不是委员会中的一员；其次，委员人数增加到了20人。西塞罗是委员会中的一员，他是元老院派的人物。也就是说，恺撒想由此表明，土地改革与党派无关。
坎帕尼亚地区不在再分配的国有土地之列。因为，以那不勒斯和庞贝为中心的这个地区，土壤之肥沃堪称意大利第一。元老院中的权贵大多在这里租了土地，建了很多大农庄。这里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私有土地。
为了不刺激元老院，恺撒的《土地法》尽可能照顾到各个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在元老院会议上进行讨论时，反对意见依然占了上风。对于固守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的元老院派来说，《土地法》改革等同于反体制运动。西塞罗也表示反对。至于小加图，又采用了喋喋不休的辩论手段，试图妨碍议事的进行。第一天，恺撒任由小加图侃侃而谈。当小加图冗长的发言结束时，太阳早已日落西山。随着他的发言结束，元老院会议也随之解散。
第二天，小加图再次准备侃侃而谈时，执政官恺撒叫来随扈，下令把他带出了会场。然而，小加图离开了会场，元老院元老们消极的抵抗并没有消失，他们很不配合议事的进行。恺撒终于对着在场的元老院元老发话了：
各位元老院元老，对国家来说，《土地法》重要至极。我希望各位认真讨论《土地法》。因为我希望，在把它提交公民大会前，首先在元老院展开充分的讨论。现在看来，你们没有这样的意愿，也没有这样的能力，那么，我只能把它交给公民来决定了。
恺撒决定强行打破这一僵局。而目前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的“三头政治”，此时也露出水面，暴露在了罗马的阳光之下。
关于第二天公民大会上的情形，以现场证人西塞罗的书信为主要依据，重现一下当时公民大会的情形：
南国罗马，尽管刚进入3月，强烈的阳光已经肆无忌惮地洒落下来。古罗马广场中心偏北的位置上，有一个长24米、宽10米、高3米的讲坛。前面是开阔的露天广场。这一天，庞培动员他的旧部下，早早聚集于此。对于他们来说，这天的议题关系到他们今后的生活，因此，即使庞培不动员，他们自然也会来。围绕露天广场而建的神殿及教堂的柱廊和台阶上，坐满了身穿短衣的贫穷的公民。占据讲坛前面和左右的，是罗马的统治阶级。从白色托加长袍上的红色镶边上便知他们都是元老院元老。
这天公民大会上担任议长的是执政官恺撒。两位执政官轮流主政，一人一个月。他选择了3月举行公民大会，因为这个月由他主政。当然，另一位执政官比布鲁斯也出席了公民大会。比布鲁斯属于元老院派，反对《土地法》改革。70年间，只要触及《土地法》改革，必定发生流血事件。而这次《土地法》能否通过，将在今天见分晓。根据眼前的情形，赞成派和反对派之间的对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