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壮年前期（前60—前49年1月，恺撒40岁至50岁）.11
得知这一年的战果，首都罗马当即决定举行为时20天的庆祝活动，以感谢诸神。
很难相信这就是“The End”。
生于后世的我们，只觉得这个结尾很符合恺撒的风格，冷静、淡然。但是，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应该找不到更好的语言，可以用来结束对公元前52年波澜壮阔的高卢战争的描述。“三头”之一的克拉苏率领4万人的罗马军队，在帕提亚完败只是一年前的事情。当时的罗马人想到被杀的2万名同胞和被发配边境、终生服役的1万名同胞，只会唉声叹气。元老院中大多数元老虽然明确反对恺撒，但是，也不得不举行长达20天的庆祝活动，以感谢诸神。因此，恺撒在这句话中隐含了他的讥讽之意。
根据研究者的说法，这一年临近年末，恺撒出版了《高卢战记》，共七卷，而这又触动了元老院的神经。
任期内，行省总督有义务向元老院汇报发生在行省内的一切情况，包括战争，因此，恺撒每年也会向元老院呈送报告。庞培从剿灭海盗到征服远东的5年间，大概也一样，每年年末都会向元老院呈送报告。只是，庞培没有以这些报告为基础汇编成书，而恺撒却撰写成书。与庞培等同时代的人不同，恺撒很看重来自公民的支持，而非元老院的。
我想请读者朋友回忆一下，公元前59年，恺撒第一次就任执政官的这一年，他实施的第一项政策是什么。是“日报”制度，是“阿库塔·迪乌鲁那”，即每天要把元老院讨论的事项张贴于古罗马广场内的建筑物墙上。我把它比喻成了有线新闻网式的报道，把曾经在封闭的空间里元老院阶级内部进行的讨论事项，及时进行公告。恺撒认为，只向元老院呈送报告还不够，于是，他以报告书为基础，撰写了独立的作品问世。著作的出版完全基于他的这种做法。他再次有效利用了“媒体”，他利用这个“媒体”形式来抗衡反恺撒派的西塞罗和小加图利用的“媒体”。他们的“媒体”是古罗马广场上的讲坛。恺撒在高卢作战，无法利用讲坛，他就利用自己超强的写作能力来抗衡反恺撒派。而他的写作能力甚至连反恺撒派也不得不钦佩。
当然，说是“出版”，在那个时代，也只有手抄本且数量有限。但是，当时去古罗马广场听演讲的罗马公民也只是少数。而出版的著作虽然只是手抄读物，但是看过的人“口口相传”的宣传力，也不容小觑。更何况，这是一部让人爱不释手、充满激动人心情节的作品。
但是，不管这一做法多么像他的风格，恺撒写《高卢战记》却不是只为了取悦民众。
第一，他希望准确记录这场战争，因此，他不仅忠实地记录下了自己犯的错误，也公正地写下了敌人采取行动的理由。因为恺撒知道，正确的描述是让别人充分理解自己想法的最好方法。因为只要有一个谎言，读者就不会再相信其他内容。还有，他没有用第一人称，而是用第三人称单数“恺撒”进行叙述。这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即让记录下来的内容更客观。
第二，就算是为了追求普通公民的支持，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要说迎合大众，西塞罗式的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的辩论方法更有效，更适合。2000年后的今天，在采用陪审团制度的法庭上，很多辩护律师在为委托人进行辩护时，犹如西塞罗重生，足以证明西塞罗的辩护方式现在依然有效。
但是，尽管面向普通百姓，恺撒并没有改变自己实实在在的风格。一个人只有采用符合自己特点的做法，才能做到最好。无论是口头辩论还是文章写作，恺撒就是恺撒。
报纸杂志的宗旨是对事件的描述必须客观。但是，辩论和文章不是报纸或杂志，要做到客观，并不容易。必须对自己足够尊重，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不是出于职业道德，而是基于当事人的自尊。就算为了寻求支持，恺撒也拒绝自甘堕落。
恺撒亲笔撰写的《高卢战记》，写到高卢战争第七年。战争持续了八年。关于第八年的战争，是恺撒的秘书、他的亲信希尔提乌斯执笔撰写的。至此《高卢战记》才算完成。《高卢战记》以一年的战争为一卷，共计八卷。之所以第八卷由希尔提乌斯来写，是因为恺撒没有时间。此时，内乱已经开始，而内乱结束后不到半年，恺撒就遭到了暗杀。《高卢战记》虽然少了最后一年的记录，恺撒还是出版了亲笔撰写的前七卷。一方面，他需要对抗反恺撒派的势力，这是武器之一。另一方面，尽管只有七卷，他并不认为作品尚未完成。而且，作为读者，我们也不觉得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理由是，经过阿莱西亚攻防战，一切都已成定局，第八年只是处理战后的相关事宜而已。当然，行军途中，只要有时间，恺撒还是会用在写作上。如果该做的事情已经全部完成，也许他会再次提笔，亲自撰写高卢战争第八年发生的事件。然而，历史没有给他这样的时间。
高卢战争第八年（公元前51年，恺撒49岁）
《高卢战记》最后一卷，希尔提乌斯为其撰写了序文。序文采用了写给恺撒的另一名亲信巴尔布斯的形式，原因是力劝希尔提乌斯续写第八卷的正是巴尔布斯。我将序文全文翻译如下：
经不住你情真意切的劝说，也担心你会认为我每一次的拒绝，都是出于我的怠惰而不是害怕此任务太过艰巨。因此，巴尔布斯，我决定接受这个困难至极的任务。也就是说，我要写《高卢战记》的续篇。我要补充恺撒撰写的从《高卢战记》进入《内战记》的叙述中欠缺的部分。我要写《内战记》中没有写到的亚历山大战争以后的内乱，尽管这场内乱尚未结束。我要写恺撒遇害。只是，我希望阅读这部分的人，至少可以理解我对于接受这个任务是如何不情愿。只有了解了我的心情，才会原谅我续写恺撒作品这一愚蠢又狂妄的做法。
众所周知，这两部作品简明、精练，没有一位作家的作品可以超越它们。这两部作品为历史学家书写如此伟大的业绩提供了准确的史料。然而，正因为这两部作品得到了不同领域、不同国度的人们的盛赞，反而使历史学家们失去了提笔的勇气。
我们这些在他身边的人，感受比其他人更深。因为仅仅阅读文章，我们就已经被文章清晰、简练的文风折服。更何况，在他身边的我们知道，如此精彩的文章是那么轻松又那么迅速写下来的。
恺撒不仅有写作才能，还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清楚表达自己思想的才能。我没有参加亚历山大战争和非洲战争，但是，从恺撒口中我了解到这些战争的情况。当然，出于好奇而倾听和为了写作而倾听，两者是不一样的，我一再声明，不要拿我和恺撒做比较。也许有人会觉得我不自量力，因为这样的声明表明我很在意有人会拿我和恺撒进行比较。不管怎样，我决定试试。
战后处理第一阶段
希尔提乌斯写的《高卢战记》第八卷，内容始于阿莱西亚攻防战以后恺撒着手处理战后事宜。高卢境内部族林立，包括极小的部族，总数达上百个。和大流士统治下的波斯帝国不同，高卢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因此，在高卢不能采用亚历山大大帝的作战方式，因为他的敌人只有波斯帝国。高卢有四大部族，分别是埃杜伊人、奥弗涅人、林贡斯人和塞卡尼人。他们深知阿莱西亚攻防战失败意味着什么，因此，早早派出使者向恺撒表示了归顺。恺撒宽恕统治阶层，再次和他们缔结了盟约。但是，中等部族本就对大部族心怀戒意，再加上参加阿莱西亚攻防战的战斗力少，阿莱西亚攻防战的失败对他们的伤害不大，而且，他们知道恺撒任期将满。因此，解决这些部族的问题，就成了战后需要处理的第一阶段的问题。
阿莱西亚攻防战结束后，恺撒只给了士兵两个月的休息时间。随后，早早就开始了战后第一阶段问题的处理。公元前52年的12月，镇压行动开始了。最初只派了3个军团，由他本人或指定军团长率领，而没有投入10个军团。这是因为经过阿莱西亚的激战，士兵们要恢复体力需要足够的时间。当然，恺撒自己并没有休息。
镇压行动以奥尔良为中心，向高卢各地呈放射状展开。这次武力镇压的对象都是参加阿莱西亚攻防战的各部族。他们因为参加这场战斗，所以事实上背弃了和恺撒之间的盟约，而且，此时他们尚未停止反抗。因为恺撒急于在任期结束前彻底解决高卢问题，所以这一时期的镇压行动非常残忍。他纵容士兵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甚至不放过流落街头的妇女儿童。对于固守城内坚持反抗的部族则采取水攻法。承受不住罗马军队的攻打、出来投降的所有士兵，都被砍去了双手。恺撒要让他们牢记，反抗恺撒意味着什么。
像这样，阿莱西亚攻防战结束后处理战后事宜的第一阶段于公元前51年夏结束。夏末，恺撒决定视察阿奎塔尼亚地区。这种做法很符合恺撒的风格，因为他还没有到过阿奎塔尼亚地区。阿奎塔尼亚地区位于加龙河和比利牛斯山脉之间，自五年前归顺恺撒后，从未举起过反旗。巡视完此地后，恺撒又去了纳博讷。法国南部行省是他的任职地之一。迅速处理完行省总督的政务后，他向法国南部行省居民表示了感谢。因为在长年的高卢战争中，他之所以能够坚持到底，原因之一就是法国南部行省的人们对罗马不变的忠诚。随后，恺撒回到北部高卢，他要开展处理战后第二阶段的工作。为此，他牺牲了回意大利北部越冬的机会。
战后处理第二阶段
在罗马，“前执政官”也是行省总督乃至最高司令官的别称，是担任两个军团以上的军队指挥官，是保卫行省安全的责任人。通过军事行动成功征服一个地区后，前执政官有义务提出在罗马统治下对该地区进行重组的方案。他们提出的重组方案经过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认可后成为国家政策。但是，由于后面将要介绍的内乱，恺撒提出来的高卢重组方案，未能在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上进行审议。尽管如此，在内乱中胜出后，他还是把重组方案变成了法律，直到帝国时代依然有效。
恺撒提出的重组方案，主要有如下几条：
一、除法国南部以外，高卢全域的边界确定为：西南为比利牛斯山脉，西边为大西洋，北边为多佛尔海峡，东边为莱茵河。
二、埃杜伊人、奥弗涅人、塞卡尼人和林贡斯人这四大部族为罗马同盟者，缔结盟约。以这四大部族为中心，有望统一全高卢。
三、承认高卢各部族自治，包括中小部族。
四、高卢社会分祭司、骑士、平民和奴隶四个等级。允许高卢保留这种社会制度。
高卢的社会制度和希腊、罗马式城邦不同。希腊、罗马式城邦是以城市为中心，向周边扩张形成的。在恺撒的重组方案中，允许高卢保留原有的社会制度。与日耳曼相比，他认为在高卢实现罗马化的可能性很大。理由有三：
一、高卢人有尊重私有财产的传统。
二、高卢人信仰的诸神和希腊、罗马的诸神相似，是人格化的神，因此对于罗马诸神比较容易接受。
三、高卢人追求舒适的生活。
相反，日耳曼人不允许土地私有，他们只崇拜太阳、月亮和火，不追求舒适的生活。日耳曼人严格区别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讨厌把两者混为一谈。
就这样，在保证高卢各部族主体性的同时，恺撒把高卢部族纳入了罗马的统治之下。除了几个特例，罗马人在高卢境内几乎没有新建罗马式的城市。各部族首府和聚居地在进入罗马统治之下后依旧保留了原貌。而象征“基础设施”的罗马式大道则把各城市联系起来，形成了交通网络。
我在描写高卢战争的时候，用现代法语指称了几乎所有的城市名称，理由是这些城市现在依然存在。聚居地还在，意味着部族的固有文化尚存。高卢人按希腊语的叫法也就是凯尔特人，他们没有从现代的法国和比利时消亡，或者说高卢人不只是逃到现在的爱尔兰的高卢人。在高卢享受罗马文明的同时，诞生了有高卢特色的高卢，即罗马化的高卢，这就是后来的法国文明。
具体地说，恺撒在高卢开展的罗马化运动，始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根据罗马一贯的做法，将部族统治阶级的子弟送往罗马或法国南部行省学习。形式上他们是人质，实际上他们是寄宿留学生。恺撒成为独裁官后，甚至为统治阶级中有权势的人提供了元老院席位。他还到处授予尤里乌斯的家门名，结果出现了很多名字第二部分为“尤里乌斯”的人。
二、尽管以往的高卢战争中祭司常常是反罗马的导火索，尽管罗马没有专门的祭司阶级，但是恺撒没有拿高卢的祭司阶级（德鲁伊特）开刀。保留祭司阶级，意味着他把高卢人的宗教和普通教育交给了高卢人自己负责。
三、奖励通商，促进矿山开发，振兴经济。为此，恺撒降低了在高卢的商品流通间接税。在罗马国内商品流通间接税是5%，在高卢只有2.5%。
四、最后是直接税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善政还是劣政的问题，是人们最敏感的问题。
罗马人缴纳的直接税用作安全保障费用。帝国时代的塞内加也说过：“不在防守上下功夫，就不能保证安全。致力于防守需要费用，因此，税收是必需的。”
享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可以免除直接税，是因为罗马公民有服兵役的义务。即使兵役改成志愿兵制以后，有志愿兵资格的也是罗马公民。因此，没有罗马公民权的行省居民，在免除兵役义务的同时需要缴纳行省税，即直接税。至于行省税的征收方法，长期以来共和政体下的罗马都采用承包制，由私营征税业主，即“包税人”负责。直接税的税率是收入的十分之一，因此也叫“什一税”。税额根据当年的收入计算。这个税制貌似很合理，也照顾到了纳税人方面的因素。因为，遇到干旱或多雨的年份，作物会歉收，由此导致收入减少。这时，税金也会相应减少。然而，这种税制依然不完美。它的问题是税额往往由包税人“酌情”决定。税额由征税人决定，那么，只要是包税人必须交纳占税额一成的手续费，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必定会提高税额。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0年前担任西班牙行省总督时，恺撒就已经注意到了。他认为只有公开税制，消除包税人的“酌情而定”部分，才能使税制公正合理，因此，他决定在高卢不采用“什一税”。“什一税”根据收入的高低会上下浮动。他决定征收固定金额的税，全高卢纳税总额定为4000万塞斯特斯。这样一来，包税人的工作只剩下征收规定的税金。如果“三头政治”的其中一员克拉苏还活着，想必这个制度不会如此轻易得以实施吧。因为，克拉苏是罗马骑士阶级，即经济界的代表，而构成罗马经济界基础的正是包税人。只是，克拉苏已经死于帕提亚战争。
但是，古往今来，按规定如实纳税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不按收入多少，而是缴纳固定的税额，那么岂不是忽略了收入的变化，是不合理征税吗？还有，取消征税手续费，包税人没有了好处，他们难道不会失去收税热情，从而导致收税效率低下吗？
恺撒应该想到了这两个问题，于是，他利用降低税额的方法一并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课以重税，会增加税务方面的人员和费用。与其如此，不如规定一个合适的或偏低的税额，让纳税人不会感到有负担。不敢说纳税人会自觉自愿纳税，但是至少他们缴得起税金。在高卢，规定一年4000万塞斯特斯的税额，应该是恺撒做出的判断。
那么，4000万塞斯特斯究竟是怎样一个概念呢？因为生活物质资料不同，所以，将古代货币的金额换算成现代货币的价值，说实话，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采用换算的方法，而是用不同的金额，请读者朋友想象它的价值。单位为罗马流通货币塞斯特斯。
一、根据研究者的估算，公元前67年，罗马的国家预算总额为2亿。
二、同年，庞培作为最高司令官，在剿灭海盗的行动中投入的总额为1.44亿。
三、公元前63年，庞培结束对东方的征服，从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带回来存入罗马国库的行省税和间接税，总计约2亿。
四、公元前61年，举行凯旋仪式时，庞培向部下士兵发放的奖金总额为2900万。
五、罗马首富克拉苏的资产总额为1.704亿。
六、就任财务监察官那年，也就是恺撒政治生涯开始的那一年之前，32岁的恺撒累计借款总额为3120万。
七、以律师身份获得成功后，西塞罗购买克拉苏位于罗马最高档住宅区帕拉蒂尼山上的豪宅时，金额为350万。这还是朋友价。
八、公元前58年，西塞罗在流放期间，财物遭到克劳狄乌斯的毁坏。第二年，放逐令解除，回到首都后，西塞罗从国家那儿获得的赔偿金额为200万。西塞罗为此还感慨，比买下豪宅时的价值还要低。同样遭到破坏的另两处山庄，赔偿金额分别为50万和25万。就这样，西塞罗还抱怨国家吝啬。
九、公元前54年，为扩建古罗马广场，恺撒向公民征用工程用地时，花费了6000万。
十、同一时期，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在维修祖先建于120年前的埃米利亚会堂时，恺撒以2.5%（通常为6%到12%）的年息，借给他的金额是3600万。
根据研究者的估算，高卢战争时期，全高卢人口在1200万人左右。人口比想象的多，是因为高卢的气候、土壤适合农牧业，所以高卢很富裕。也正因为富裕，日耳曼人才会屡屡尝试入侵。如果普鲁塔克的记述可信，那么，恺撒发起的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中，有100万高卢人被杀，100万高卢人沦为奴隶。对这样的高卢，征收4000万塞斯特斯的直接税，税负是重还是轻，研究者无须推测也能做出判断。总之，被恺撒征服以后，高卢人彻底变安分了。
不是因为有军团驻守，不是因为有军事管制。公元前49年，内乱爆发以后，也就是恺撒离开高卢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因恺撒的命令，恺撒手下的各军团也离开了高卢。高卢不再有罗马一兵一卒。这个时期，恺撒正专注于和庞培之间的争斗，这是高卢推翻罗马统治的最好时机。而且，有实力的部族中，除了两三个人，所有实权人物都还活着。以往总是扮演煽风点火角色的祭司阶级也健在。因为恺撒的姑息，高卢也不缺少点燃民族独立之火、率领军队实现民族独立的统治阶级。然而，没有人起来反对恺撒。恺撒攻打马赛时，他们不仅没有支援马赛，甚至应恺撒的要求，还向他提供了攻城物资和军粮。内战期间，马赛是庞培阵营中的一分子。在西班牙和庞培派作战时，向恺撒输送军粮的也是高卢人。
为什么罗马的军队撤离后，高卢人没有遂庞培的心愿，而继续听命于恺撒呢？唯一一次叛乱是高卢最好战的部族贝洛巴契人于公元前46年发起的。但是，无须罗马出兵，周边部族就解决了这次叛乱。此后，可以说，高卢人再也没有出现过反罗马的武力行动。在整个罗马帝国时代，高卢始终是“罗马化”的优等生。
有一套系列漫画，叫《阿斯泰利克斯历险记》，是比利时人画的，在法国出版。这套漫画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对罗马的优等生——自己的祖先，极尽讽刺之能事。这套《阿斯泰利克斯历险记》系列漫画的基本故事内容是，恺撒征服全高卢并不属实，因为还有一个小村庄没有屈服于恺撒。为什么这个小村庄没有屈服于恺撒呢？因为，该村有一位祭司，他用药草调制了一种药水，村民只要喝下去，就会力大无比，甚至比吃了菠菜的大力水手还要厉害。他们把罗马军团打得溃不成军。也因此，恺撒对高卢的征服是留有遗憾的。
正因为这套漫画深受成年人的喜爱，所以它对细节的描绘非常细致。首先，既然这种药水效果如此神奇，如果让高卢所有部族的人都喝的话，高卢应该可以推翻罗马的统治。但是，喝药水的只有一个部族。其次，大力水手化的高卢人，屡屡打败前来镇压的罗马军团，而罗马军团的指挥官也不是恺撒。像这样，如果这种细小之处不忠实于史实的话，那么讽刺就会流于闹剧。
尽管法国人有些以自我为中心，却是一个理性的民族。在法国人喜爱的《阿斯泰利克斯历险记》中，完全看不到阴暗的一面。如果对统治阶级心怀仇恨或怨念，如果有被害妄想症，就很难避免阴暗的东西。至于恺撒，虽然把他当作了嘲笑的对象，却把他刻画成了一个值得尊敬的、让人恨不起来的征服者。显而易见，作者对历史事实非常清楚，也熟读过《高卢战记》。给我的感觉是，法国人不能不承认自己免于被他们从心底里憎恶的日耳曼人同化，都是因为有恺撒。
看着《阿斯泰利克斯历险记》，想象高卢战争以后高卢人的意识很有意思。对高卢人来说，罗马化是什么？保持高卢特色又是什么？喝下祭司调制的药水，在阿斯泰利克斯的率领下，把无敌的恺撒军团打得溃不成军的高卢人，不屈服于罗马的武力，自然也不接受罗马的文明。他们拒绝和罗马相关的一切，维护高卢特有的东西。
阿斯泰利克斯所属部族的部族长
阿斯泰利克斯
帕诺拉米克斯
欧维利克斯
（摘自《阿斯泰利克斯历险记》，R.戈西尼创作，A.乌德佐绘制）
例如，罗马人剪短发，剃胡子。与此相反，高卢人的头发留得很长，甚至需要编成小辫，胡子也不剃，被罗马人叫作“长发高卢”。罗马人穿短衣，外罩披风。与此相对，高卢人坚持着裤装，被罗马人称为“穿裤子的高卢”。罗马人的主食以小麦为主，喝浓汤（或者喝粥）。高卢人鄙视这样的食物，他们大口吃高卢传统的烤全猪。高卢人冷眼看周围的森林被开垦，沼泽被填埋，都市建设轰轰烈烈地展开。而他们和以前一样，依旧住在栅栏内用木头和泥土搭建的房子里，忍受着不曾铺设的路面上飞扬的尘土。他们鄙视其他高卢人，因为有了自来水，因为水直接接入了广场和家中而兴高采烈。而他们依旧从河里、从涌泉处挑水。他们认为，森林就在旁边，这样的村庄生活不需要自来水。
但是，如果你认为快乐的阿斯泰利克斯和伙伴之间的对话，表达的是被统治者高卢人（凯尔特人）对统治者罗马人的抗拒，作者首先会惊讶于你的这种理解。同时，喜爱这一系列漫画的法国人也会忍不住笑话你。一个自卑的民族不可能创作出这样的讽刺作品。这种幽默只有从小学习史实为何物的他们才能充分理解。据说日本翻译了《阿斯泰利克斯历险记》的两部作品，也引进了动漫，却很不成功。我想，只要罗马史没有成为日本人的普遍常识，这样的结果在所难免。
话说回来，历史上，恺撒“介绍”过的大国是今日的法国和英国。2000年后，法国诞生了这样的讽刺作品，而英国却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原因大概在于，最早将英国引入文明世界的是恺撒。但是，不列颠真正实现罗马化是在帝国时代以后。其中的原因大概在于推动不列颠罗马化的人缺少写作才能，写不出足以和《高卢战记》相媲美的作品。相反，法国人却给后世留下了他们的“罗马化”成果——谁都看得懂的、优美的文学作品。因此，作为高卢人，有话要说也很正常。只是，他们创造的文学不是被征服者高卢对征服者恺撒的抗拒，而是讽刺文学。高卢人，也就是法国人，做不到全盘接受丘吉尔的说法。丘吉尔说：“大英帝国的历史，始于恺撒横渡多佛尔海峡。”在高卢人眼里，恺撒撰写的《高卢战记》和对高卢的战后处理方式，完全是一种“罪孽”。
公元前58年就任行省总督后，拒绝赫尔维西亚人借道时，恺撒就没有想过此事会平静收场。也许，公元前59年，在罗马，赫尔维西亚人准备迁移的消息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时，他已经预计到，该部族的迁移将在高卢全域掀起风浪。正因为如此，他才希望去风浪必起的高卢任职，同时要求5年任期。也许正如小林秀雄指出的那样，野心家恺撒等待的是“创造高卢战争”的机会。小新秀雄只看过《高卢战记》，但是，他的说法一针见血。当然，这个“创造”将给罗马这个国家指明方向，而这也许就是《高卢战记》中不能写前言的原因。因为如果在前言中写了，不仅会受到元老院派的强烈反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得不到同时代人的理解，因为他们缺少恺撒那样的前瞻性。但是，现代英国有一位研究者这样写道：
阿莱西亚攻防战决定了包括不列颠在内的、从比利牛斯山脉到莱茵河的辽阔地区今后的历史发展脉络。
结束历时8年的高卢战争，完成处理战后事宜之后，恺撒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前往意大利北部行省，这是公元前50年入夏以后的事情。在适合作战的季节，恺撒可以离开高卢，标志着在高卢战争已经彻底结束。留在高卢的军队只有中部高卢由法比乌斯率领的4个军团，以及高卢东北部由特雷波尼乌斯率领的4个军团。为了优先解决高卢问题，恺撒在公元前52年至前51年的冬季和公元前51年至前50年的冬季，两次在不宜作战的季节留在了高卢越冬。但此时，他不能再放任在首都的反恺撒行动。意大利北部行省的总督府在拉文纳，他必须尽早回到那里，去面对因专心解决高卢问题而暂时搁置的、来自首都的攻击，也就是元老院的攻击。
前往意大利北部行省的途中，恺撒听到了一个消息，说元老院派试图拉拢拉比埃努斯。高卢战争的8年间，副将拉比埃努斯一直和恺撒齐心协力，风雨同舟。恺撒对他信任有加，甚至把驻扎在意大利北部行省的军团的指挥权也给了这位副将。
理由之一，单纯是为了犒赏。恺撒在意大利北部行省越冬的那几年，拉比埃努斯始终留在高卢，恺撒想让他在意大利北部行省好好休养休养。因为在这里，他无须担心敌人。因为在这里，罗马化程度最高，甚至被称为“穿托加长袍的高卢”。理由之二，是出于选举的考虑。恺撒意在再次竞选执政官。意大利北部行省是他的选区，在这里组建的并在他指挥下参加高卢战争的军团士兵都有投票权。他们在选举中都会投他一票。对于恺撒来说，把拉比埃努斯送到意大利北部行省，意味着把最值得信任的人送到了选区。
然而，他却听到庞培多次派人和拉比埃努斯接触的消息。关于恺撒接到这一消息时的反应，在恺撒身边的希尔提乌斯在《高卢战记》第八卷中是这样写的：
对于这个消息，恺撒置若罔闻。
高卢战争结束后，没有片刻喘息，恺撒又投入了新的战斗。这场战斗不同于高卢战争，是以法律和言论为武器。
越过卢比孔河之前
两年前，即公元前52年，以元老院派为靠山的米罗和自称平民派的克劳狄乌斯之间的武力冲突不断。在米罗杀死克劳狄乌斯时，双方的冲突达到了高潮。这时就任“一人执政官”、结束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是庞培。因为自己的代言人克劳狄乌斯被杀，民众怒不可遏。正是庞培的声望和来自庞培曾经的部下的无声压力，才平息了民众的愤怒。庞培曾经的部下得到土地后，已定居于新的土地上。恺撒也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庞培出任“一人执政官”是最好的办法。于是，为了对付韦辛格托里克斯领导的、发生在高卢的叛乱，恺撒放心地离开了意大利北部行省。然而，就在恺撒在高卢与韦辛格托里克斯交战正酣之际，在首都罗马，元老院派和庞培走到了一起。
罗马的执政官制度是两位执政官同时执政，此时的“一人执政官”属于特例。元老院派希望尽早结束这种状态，元老院派深信，只有元老院主导下的罗马式寡头政治，才是保护罗马的政体。对他们来说，执政官只有一人，有走向独裁的危险。苏拉曾经实行过强力的独裁政治，目的是为了强化元老院体制。尽管如此，只因为作为最高权力者，掌握权力的只有苏拉一个人，所以，这就成了元老院派的一场噩梦。西塞罗、小加图、马尔凯鲁斯、阿赫诺巴尔布斯等元老院派对“一人执政官”非常敏感。庞培没有政治野心，他理解元老院派的顾虑，同意再选一位执政官。选出的是庞培再婚妻子的父亲梅特鲁斯·西庇阿，此人是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元老院元老。因此，对于元老院派来说，由他担任执政官是再好不过的事情。然而，对于“恺撒派”来说，则意味着“三头政治”之一的庞培，已经彻底倒向元老院派。
“三头政治”现在只剩下了两位。一直以来，元老院派都想推翻“三头”体系。对他们来说，采取离间恺撒和庞培的策略无可非议。拉拢的对象选择庞培而不是恺撒，也是明智的决定。因为，“三头政治”的发起者是恺撒，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改革元老院主导下的寡头政体。
庞培不止一次接受“三头同盟”的决议。他有辉煌的战功，从年轻时候起就笼罩在罗马第一勇将的光环中，早已习惯了“第一人”的待遇。只要笼络住这样的庞培，对于共和主义者元老院派来说，就无须再担心他会变成独裁者了。
元老院派坚持拉拢庞培，首先是为了孤立恺撒，其次是为了利用庞培的声望。元老院派中缺少有魅力的领导者，可以让普通民众为之倾倒。西塞罗是知识分子，受人尊敬。但是，他评论家式的言行并不受民众欢迎，也因此，担任过公元前63年的执政官以后，无缘再次当选。小加图生活清廉，尽人皆知。但是，他那悲观的言论让民众反感，因此，他只做过法务官，虽然一度成为执政官候选人，却无缘执政官之职。其他人同样，就算当上了执政官，但是，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将帅，都缺少激起民众热情的才能。因此，对于元老院派来说，他们需要庞培。毕竟，只要庞培一出现，民众就会自觉给他让路。而且，庞培没有政治野心，他不是个危险人物。
我在前面提到过，我个人认为，虚荣心是希望获得他人肯定的一种心理，而野心却是要实现目标的意志。只希望得到他人肯定的人，权力可有可无。但是，想达成大事的人，权力——达成目标过程中必要的力量——必不可少。人们常常把有虚荣心而无野心的人看作无欲之人，是没有危险的人。因此，被利用的常常是这种“没有危险的人”。
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也没有想要做成大事，这样的人实际上是过着闲居生活，不会给人类社会造成危害。古代称这种生活方式为“伊壁鸠鲁主义”。相反，积极参与人类社会活动的生活方式，叫作“斯多葛主义”。庞培的不幸在于他44岁那年完成征服东方回到国内后，从积极的斯多葛主义者变成了不彻底的斯多葛主义者。如果他能像前辈卢库鲁斯和西塞罗的好友阿提库斯那样，做个彻底的伊壁鸠鲁主义者，完全可以安稳、优雅地度过后半生。但是，他有虚荣心，他希望成为国家秩序的守护者。正是这个虚荣心，把年届五旬的庞培推向了元老院派。
西塞罗是促成他倒向元老院派的人之一。这个时期，西塞罗已经开始执笔《论国家》。第二年年初，他就出版了这部著作。在书中，他指出，一个国家若由超越党派、忠于国家法律、站在最上面的人来统治，是最为理想的。很显然，他在暗指庞培。西塞罗的《论国家》为庞培和推选他的元老院派提供了理论依据。
得到庞培以后，元老院派活跃起来，他们首先策划独占公元前51年度两名执政官的位置，只是结果并不理想。马尔凯鲁斯当选，小加图却落选了。恺撒派无缘该年度执政官之位。另一位当选的是法学家鲁弗斯，他属于中间派。尽管如此，元老院派反恺撒的攻势还是加强了许多。
后来，发生在元老院派和恺撒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我想，首先弄清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之间的对抗。罗马人是尊重法律的民族，即使是政治斗争，他们也一定会以《六法全书》为依据。
简单概括起来是这样的。
元老院派坚持由元老院主导下的少数人来统治罗马共和政体。对于他们来说，无论采用何种手段，必须坚决把恺撒赶下台。因为恺撒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推翻现有体制，建立新秩序。眼前，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阻止恺撒再次当选执政官。公元前59年，恺撒曾就任执政官。只要一想到恺撒当时的统治方式，就算恺撒是二人执政官中的一个，他们依然心有余悸。
恺撒自己则认为，从公元前6世纪延续至今的罗马式寡头共和政体，已经不适合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现状，此时的罗马已经是超级大国。他深切地体会到，有必要建立新的秩序，取代以往的寡头政体。只是他希望在现有体制内寻求改革之道，即利用高卢战争中获得的声望当选执政官。因此，眼前他的首要任务是当选公元前48年度的执政官。为恺撒续写《高卢战记》最后一年战争篇的希尔提乌斯，也是这样写的：“只要有一丝希望，可以通过法律，用稳妥方法实现改革，即使牺牲一切可以牺牲的东西，恺撒也会选择这条路。”
恺撒第一次担任执政官是在公元前59年，因此，公元前48年他第二次当选执政官，并不违反此时依然有效的“苏拉之法”。“苏拉之法”规定，两次当选执政官之间，必须间隔10年以上。庞培是公元前55年度的执政官，公元前52年，他再次当选执政官，是一个特例。当时只有他一位执政官，目的是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是权宜之计。而恺撒希望按惯例，再次合法地当选执政官。他也可以参加公元前49年度的执政官竞选。只是这样一来，他必须在公元前50年夏季参加竞选，这样就会影响他处理战后事宜。
同样，公元前48年度的执政官选举，也要在上一年的夏天进行。按惯例，候选人必须前往罗马市内卡匹托尔山上的国家档案馆，亲自提交候选申请书。如果不想破坏这一规定，恺撒必须在公元前49年入夏前举行凯旋仪式。他在高卢取得的战功，足以让他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凯旋仪式。有资格举行凯旋仪式的，是掌握军队最高指挥权的前执政官。掌握这一大权的人，也就是前执政官，在行省总督任期内，不能穿越首都城墙，进入城内。这是罗马的法律。但是，在凯旋仪式结束后，以普通人的身份进入罗马城墙内提出候选申请的话，就不会违犯罗马的国法，也不会违背惯例。
但是，这样做恺撒无疑会遭到元老院派的算计。恺撒的行省总督任期是到公元前50年年底，而正式离任要在继任者到任以后。因为行省总督同时负责军务，所以理所当然要等继任者到任。按照这个惯例，行省总督结束任期往往是在下一年的春季。
决定继任者人选的是元老院。而元老院又掌握在元老院派的手中。因此，他们提早决定继任者的可能性很大，也因此认为恺撒的任期结束于公元前50年年末，也是真实可信的。按照惯例，离任后他必须解散属下军团，相约在凯旋仪式上再会。如果恺撒要竞选公元前48年度的执政官，他的旧部下都会把票投给他，他一定可以当选。但是，即便如此，有6个月时间，他不得不做“光杆司令”。等恺撒成了“光杆司令”，元老院派一定会把他告上法庭。因为在罗马禁止起诉有公职的人。因此，卸下行省总督的职务，一回到首都就遭到起诉的公职人员很多。
那么，反恺撒派的人是否掌握恺撒的“罪行”，可以把他告到法庭上呢？对照罗马法律，他的“罪行”还真有不少呢。
一、行省总督只有保护任职地安全的任务，而恺撒却越过任职地行省的边界，远征北部和中部高卢，横渡莱茵河攻打日耳曼人的领地，甚至越过多佛尔海峡远征不列颠。行省总督率领军队越过任职地边界，按惯例，必须征得元老院的同意。而恺撒非但没有得到元老院的同意，甚至从未征求过元老院的意见。
二、除了分配给他的4个军团以外，恺撒还自费组建了4个军团，同样没有征得元老院的同意。公元前56年春，在卢卡举行的“三头”会谈中做出决定，并于公元前54年生效之前的三年间，恺撒第一年带领6个军团，第二年率领8个军团作战，同样，也未向元老院提出过申请。
三、高卢战争结束后，恺撒把家门名“尤里乌斯”赐给了被征服者高卢的权贵，擅自建立“client团队”（被保护者团队）。
四、债权人克拉苏死后，恺撒的财务状况越来越好，他的资金来源令人起疑。一旦判明他以振兴高卢经济为名，向开拓新兴市场的罗马商人收取手续费，就可定受贿罪。
打败百战百胜的汉尼拔、解救罗马于布匿战争泥潭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因为500塔兰特（约合1200万塞斯特斯）的不明开销而被赶下了台。恺撒的钱主要用于公共事业上，比如扩建古罗马广场等工程，所以，用在哪里是清楚的。但是，钱的来源不明。把救国英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赶下台时，检举人是老加图，而继承了老加图血统的小加图，心中也怀有坚决打倒恺撒的执念。
因此，一旦失去公职这个挡箭牌，恺撒必定遭到密集而来的检举攻击。而且，元老院完全有可能以等待审判结果为名，不接受他的候选申请。这样的先例，包括喀提林在内，不在少数。
但是，他是恺撒，他有办法。护民官通常属于恺撒派。他让护民官提出了一个法案，即允许恺撒提交不在场候选申请的法案。该法案规定，无须恺撒本人前去罗马提交申请，由代理人提交即可。这种情况有过先例。马略因为在北非和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作战，无法回国，但是，元老院接受了他的候选申请。恺撒也有理由，他的理由是正在高卢作战。只是不能保证公元前49年以后，这个理由是否依然管用。因为这一年，高卢战争已经结束，他的行省总督任期也已届满。考虑到恺撒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完全可以对他特殊对待。然而，事实上，已经开始有人反对他享受这一特权。
《行政官法》是公元前52年，庞培被元老院派成功拉拢后提出来的。罗马的法律规定，候选人必须亲自到首都提出候选申请。而《行政官法》又规定，在此基础上要求进行二次确认。此法案是接到恺撒从日尔戈维亚撤军的消息后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攻打敌人时，挑选敌人的弱势是正确的策略，只是他出手太早。因为三个月后，传来了罗马军队在阿莱西亚反败为胜的消息。后世历史学家一致认为，正是阿莱西亚攻防战，决定了不列颠和高卢的历史。而当时的罗马普通公民同样正确领会了这次胜利的意义。直觉告诉他们，漫长的高卢战争已经结束，民众陷入了狂热之中。在狂热的民众面前，元老院不得不决定举行为期20天的庆祝活动，以感谢诸神。元老院不得不奖赏恺撒的功劳，不得不在《行政官法》中增加补充条款，将恺撒视为特例。提出补充条款的人是庞培。
恺撒利用了这个机会。他趁机提出把自己的任期延至公元前49年年末的要求，理由是战后处理需要充分的时间。他的真实意图是，他知道给自己的特殊待遇随时会被取消。如果任期延至公元前49年年底，那么，在公元前49年夏季的执政官选举中，他就不会以“光杆司令”的身份面对危险了。
元老院派认为，拒绝恺撒提出的延长任期的要求，有违公民的感情，因此，他们没有马上答复恺撒。而转年刚进入公元前51年，他们就向恺撒射出了第二支箭，那就是《庞培行省总督法》。这个法案于上一年年底在元老院通过，到了公元前51年，由具有选票号召力的庞培向公民大会提出。
该法案规定，被任命为行省总督的前执政官和前法务官，必须在结束执政官或法务官任期5年后才可以赴任。此法一出，使得担任过执政官或法务官却没有行省工作经历的人，都被动员前往行省任职了。甚至不愿意去行省任职的西塞罗，也不得不于公元前51年夏，前往任职地奇里乞亚行省。西塞罗不擅长军事，幸运的是，他任职的、位于小亚细亚的奇里乞亚行省，在当时还算太平。也许正因为这里没有问题，所以才会派知识分子去的吧。但是，内政方面，西塞罗却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总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