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壮年后期（前49年1月—前44年3月，恺撒50岁至55岁）.7
不管是出于机缘还是出于奇谋，恺撒在法萨卢斯战役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不过，他虽然释放了全体俘虏，但庞培派大多数重要人士是自己逃脱的，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那么，恺撒心中忌惮的，是否只是这个庞培的武将才能呢？我们知道，即使只是在士兵面前喊喊口号，他也曾经说过下面这样的一些话。
在前往西班牙对阵由亚弗拉尼乌斯和佩托雷乌斯率领的7个军团之际，他说过“攻打无将之师”，后来终于到了和庞培对决前向希腊进发的时候，他又高声说：“攻打无师之将。”
这个庞培最终还是逃走了。恺撒在法萨卢斯战役获胜后并没有回罗马，而是决定亲自率军追击庞培。
“防止逃跑的庞培在逃亡地再次组织兵力，从而阻止内战的延续。”他自己在书里是这么写的。但是，因为恺撒要亲自率军出击，那就必须把善后问题仔细交代给部下。对恺撒而言，他和庞培的对决还没有结束。
法萨卢斯战役开始的时间是公元前48年8月9日，根据恺撒改革后的历法，也就是从实际的季节来看，应该是6月29日。因此，此时正是最适合进行追击的时间，因为时间很充分。根据现行的日历来决定执政官的任期的话，作为执政官的恺撒的任期还有不到5个月就要结束了。在追击庞培需要多少时间还无法预测的状态下，必须先确定下一年，也就是公元前47年的对策。这样恺撒才是安全的。
但是，作为公元前48年度执政官的恺撒，如果按照苏拉改定的法律，下一次再出任执政官就需要等上10年，也就是说，他无法出任公元前47年度的执政官。因此，他必须对已经有效实行了20多年的“苏拉之法”进行改革。然而，恺撒没有足够的时间提出新法律。
那么，像公元前52年的庞培那样，当“一人执政官”，即只有一人出任执政官的模式，这条路行得通吗？因为当时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公元前55年担任执政官职务的庞培，没有等上10年，而是在第二年又再度出任执政官。本来庞培可以直接出任由国家法律认可的独裁官，但是元老院反对不受约束的独裁官体制，所以最后庞培成了“一人执政官”。
以打倒元老院主导的现行体制为目标的恺撒并不顾及元老院的喜好。因此，同样是出于紧急事态对策，他可以从公元前47年一开始就出任独裁官了。既然是独裁官，那么只需由两位执政官当中的一位任命就行了。恺撒向留在首都的另一位执政官伊扫里库斯送去一封信，要求在公元前48年12月末任命自己为独裁官。
此外，独裁官还有权任命“副手”，也就是任命骑兵团团长的权力，因此，恺撒任命34岁的安东尼为副手，在追击庞培不在首都的时候，恺撒全权委托他代替自己，有权处理从治理本国到处理回国士兵问题以及其余事务。这样，恺撒避免政治空白的对策终于实现了。在战场上展示了相当才华的安东尼，今后要展示他的政治才能了。
把恺撒的行动顺序反过来看的话，在法萨卢斯战役结束后，从战后处理到确定第二年的政治策略，直到发布了很多指示，然后准备对庞培进行追击为止，也不过几天时间。虽然好像是大战之后的休整期，但是恺撒从没有真正休息过，他仍然对庞培放心不下，于是率领第六军团前往追击。
法萨卢斯战役中的主力，勇猛善战的第八军团、第九军团、第十军团、第十一军团、第十二军团这些精英军团，恺撒命令他们回到意大利休整，养精蓄锐。这些军团的士兵是从公元前58年的高卢战争第一年就开始跟随他的。与之相比，第六军团是公元前53年才编成的，军团士兵的年龄构成基本要年轻5岁左右。虽说是第六军团，但也都是在恺撒的指挥下拥有6年战斗经验的老手了，所以恺撒才决定率领这支可信赖又年轻的士兵进行前途未卜的追击。
追击
恺撒的追击行程走的是陆路，不仅是因为没有船，也是因为恺撒在追击庞培的同时还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将庞培在东方诸城邦的“clientes”收编到自己的麾下。
庞培战败后首先逃到拉里萨，再从那里日夜不停地快马加鞭赶到海岸边，从那里乘坐运送小麦的帆船逃往爱琴海。他对这种普通的船还是不放心，所以暂时在希腊北部马其顿地区的海港安菲波利斯登陆，那是在8月12日。接着，他在安菲波利斯征用了一艘五层高的大型帆船继续逃亡。不过，虽然离法萨卢斯已经很远，庞培还是得知了恺撒正在接近的消息。于是他再度向海上出发，这次的目的地是先去妻子科尔涅利娅和尚是少年的儿子塞克斯图斯所在的避难地莱斯沃斯岛，而此前一直同行的公元前49年度的执政官马尔凯鲁斯和雷托鲁斯两人则前往罗得岛。他们二人的任务是在罗得岛中心重建庞培的军队。庞培在莱斯沃斯岛接到妻子后也决定前往罗得岛。经过罗得岛绕过小亚细亚行省到达塞浦路斯岛，然后重新开往叙利亚，庞培期待以这样的途径东山再起。但是，与庞培的前进速度相比，法萨卢斯战役的结果在这些地方传播得更快。
恺撒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在得知了庞培向海上逃走的消息后，他也没有立刻组织船队追击，而是仍旧经由陆路向东进发，到达希腊和小亚细亚之间的达达尼尔海峡。
卡西乌斯是五年前远征帕提亚失败后克拉苏军中唯一幸存的指挥官。他接到庞培的命令守卫近海，后来一直在叙利亚行省驻守。但是，庞培派的卡西乌斯听说了法萨卢斯战役的结果后，带着从庞培那里借来的10艘军用船及士兵，连尝试抵抗都没有，就向恺撒投降了。
当然，恺撒依旧宽恕了所有的人。然而，正是这个卡西乌斯诱导法萨卢斯战役中同样被宽恕的马库斯·布鲁图，成了四年后“暗杀恺撒”事件的主谋。
恺撒渡过了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亚细亚地域，继续向南朝小亚细亚西岸行军。此时，以庆祝法萨卢斯战役胜利为由，原本向庞培提供资金、兵员和战船的诸城邦连续不断地派慰劳使节前来对恺撒进行慰问。
恺撒没有因为这些城邦曾经站在庞培一方而对其进行责罚，反而将从这些地方征收的间接税减少了一半。不过这种减税是有期限条件的，即必须与庞培对这些地区课以重税的时间长度相等。当然从庞培派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其中绝对有政治考量。
庞培一直视为自己地盘的东地中海诸城邦此时也转变了立场，开始替恺撒鞍前马后地忙碌起来。如此一来，奔向罗得岛的两位执政官甚至连港口都无法靠近。庞培在莱斯沃斯岛滞留数日后，向南逃去。他在奇里乞亚和塞浦路斯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在曾经是他称雄的一些行省，他也吃了闭门羹，没得到响应。败者为寇，此时“clientes”的道义对庞培来说是一文不值了。
看到这些现状，庞培本来打算在叙利亚卷土重来的气概顿时烟消云散。
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都无路可逃的庞培，最后还剩下两个选择：第一是前往北非，与法萨卢斯战役后逃往那里的庞培派重要人士会合。第二就是依靠埃及。这两个选择，不管哪个都是有利有弊。
如果前往北非的话，他的长子格涅乌斯也在那里，亚弗拉尼乌斯、佩托雷乌斯以及拉比埃努斯和小加图都在那里。但是，前往北非的弊端就是，无法忽视和阿非利加行省接壤的努米底亚王国。庞培能够歼灭库里奥及其军队，与其说是北非的庞培派的业绩，倒不如说是努米底亚国王的功劳。表面上是同盟国、实际上是附属国的努米底亚，显然凭这一件事拥有了更强的话语权。对这个一辈子都被当成罗马第一武将、拥有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的尊敬称谓、被称为“伟大的庞培”的庞培，虽说是吃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败仗，但是要他逃往附属国，看附属国国王的脸色，那是他的自尊所不能允许的。
若逃往埃及，有利的一点就是现在共同统治埃及的姐弟俩的父亲，也就是埃及的先王，是在庞培的鼎力帮助下从一度被驱逐的废王重新复位的。为了稳固王位，庞培给手下的将领盖比尼乌斯配备了一个军团镇守亚历山大港。也就是说，现在统治埃及的王朝是庞培的“藩属”（clientes）。其实早在和恺撒对决前，庞培就要求东方诸城邦派出援军。为了响应这个要求，埃及两个统治者之一的姐姐克娄巴特拉和她的弟弟提供了50艘军船作为援助。响应“patronus”的要求，是“clientes”应尽的义务。
这样的相互扶持关系，应该是父子相传，这是罗马人一直深信不疑的。但是，这种罗马独特的人际关系如果在罗马以外的地方也受到尊重的话，那更多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对传统的尊重。根本不习惯失败又因为处处吃闭门羹而意志消沉的庞培，已经失去了直面这种人生现实的勇气。或许，他是在从不知挫折为何物的人生里，变得不知如何面对这世态炎凉吧。如果是恺撒，应该对这种状况了然于心，就像他在书中写的那样：“苦境可以将朋友变为敌人。”
另外，埃及王朝此时的状态实在不合适作为流亡地。原本共同统治的姐弟俩针锋相对，被夺去王位的姐姐克娄巴特拉正在谋划如何召集士兵夺回王位，埃及实际上处于内战状态。尽管岳父梅特鲁斯·西庇阿和两位前任执政官力劝庞培逃往北非，但庞培最后还是决定前往埃及。
经过爱琴海后，船一直向南航行，数天之后到达小亚细亚南岸的恺撒也得知了庞培走海路前往亚历山大港的消息。这一次，恺撒乘船进行追击。他运送3200名步兵和800名骑兵必需的10艘船由本是庞培“clientes”的罗得岛提供，他们除了是向胜利者示好之外，也是感谢恺撒。在都拉斯包围战开始之前，败给安东尼后被俘虏的罗得岛士兵曾被恺撒释放回国。
目标向南，航行一路顺利。庞培委托快船给埃及的少年国王带去一封亲笔信，信中要求国王接受他们一行人入境做客。快船带回消息说，埃及王室欢迎庞培一行人入境。庞培认为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因而安心下来。无论如何，埃及现在的国王能顺利登上王位，也是有庞培一份功劳的。在埃及两个统治者处于敌对状态时，以庞培作为罗马无出其右的武将之名，在这里的市场应该价值不菲。
庞培败走的路线和恺撒追击的路线
这位意志消沉的58岁的武将，稍微恢复了些元气，开始准备面见埃及国王时的演说稿了。
但是，虽然在接受庞培入境的亲笔信中很客气地回答说欢迎他的到来，但是这都是辅佐（或者说是实际操纵）少年埃及王的那些亲信的想法。他们言行并不一致。站在他们的立场，这也不难理解。庞培在大决战中失败后，已经在所有东方诸盟国吃了闭门羹。这样一个败逃的人物到了埃及投靠他们，没有比这个更麻烦的事了。
此外还要再提及一点，即庞培以前派来埃及、此后一直定居于此的罗马士兵的心情。他们已经完全被埃及化了。在姐弟的王位争夺战中，他们站在弟弟这边，积极地加入了这场家庭战争之中。这种错误行为在罗马是不会被原谅的。这些罗马人已经不再想回到庞培手下了，当然他们也无意追随新的领袖恺撒。
这两种想法融合在一起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杀之”。而这个策略落实到手段上时，立刻就反映出主谋者低劣卑下的品质。
庞培之死
亚历山大港既是当时埃及的首都，也是东地中海领域最大的海港城市，拥有可以停靠大型船舶的完善设施。庞培乘坐的五层楼高的帆船原本可以在著名的灯塔后宽阔的内港下锚停靠，但是，由国王的家庭教师和宦官组成的亲信以15岁的埃及国王的名义，传达出迎接的消息，所以请庞培在港外等待。他们对毫不怀疑地等待着的庞培说，会有迎接船靠近他。
来迎接的船虽有不少船员在划桨，但实际上只是勉强可以称为“舟”的小型船。此外，被称为希腊人的伦理学教师阿基拉斯和罗马士兵塞普提米乌斯也在船上。庞培看到在扫荡海盗作战中曾是自己属下百夫长的塞普提米乌斯，心里安定下来，相信了阿基拉斯说的先只请庞培前往港内会见等待中的埃及国王。庞培也没有怀疑其余人将有其他船只前来迎接的说辞。
在阿基拉斯的劝说下，上了小型迎接船的只有庞培、公元前49年度的执政官雷托鲁斯以及少数士兵。
庞培乘着小船，在妻儿和岳父梅特鲁斯·西庇阿的注视下，远离了五层楼高的大船。小船在一箭之遥的距离外停了下来——肯定在百米开外。但是这个距离在一览无余的海面上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塞普提米乌斯控制庞培的动作，庞培的右腕被压在船舷之外动弹不得，都映入众人眼中。他的亲族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在一片哀号和绝望声中，庞培的人生走到了尽头。
跟随庞培上船的几名士兵也被当场杀死，雷托鲁斯被关进了大牢，后来也在那里被杀。载着庞培的小船起锚疾走，在人们的悲号声中远去。
这是公元前48年9月28日，距离法萨卢斯战役仅仅过了1个月零20天。4天后，恺撒的身影出现在了亚历山大港。
浸泡在香油中的庞培的首级，以及象征着他信印的金戒指被送到恺撒的面前。根据后来的史学家，也就是古罗马时代的史学家普鲁塔克和狄奥·卡西乌斯等人的记载，恺撒见此情景，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12年前的公元前60年，当时46岁的庞培和40岁的恺撒两人还是结成“三头政治”的盟友。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9年，庞培娶了恺撒的女儿尤利娅为妻。公元前58年，恺撒将首都罗马托付给庞培，出发前往高卢平乱。在出发前，恺撒曾写下遗书，这个遗书的继承人就是成为他女婿的庞培。
这个庞培在7年后从恺撒的盟友变成了最强硬的反恺撒派，两人的关系从过去的盟友变成了对手。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庞培逃离意大利，在法萨卢斯战役之后逃到埃及送了性命。这就是年龄只有6岁之差的罗马双雄在最后两年里的命运。冷峻而不冷酷的恺撒面对曾经的好友因为立场的改变而得到这样的下场，为之伤心落泪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是恺撒对这件事只在书中写下了一行文字：
我在亚历山大港，得知了庞培的死讯。
这一行字，如小林秀雄所言，是比刻在大理石上的文字更美的古代艺术品。我也与他持同样看法。
但是，恺撒的《内战记》是面向同时代罗马人的作品，对当时的“读者”而言，即便是艺术品也不是古代艺术品。读到这一行文字的人，如果是恺撒派的话，自然要高唱凯歌；如果是庞培派的人，则难免要流下伤心的泪水。因此，这一行字在感情上是符合双方需要的。
为庞培最后的结局而惋惜落泪的人也无法恶语指责恺撒，因为恺撒不仅没有对庞培进行批判，甚至在得知他死讯的瞬间，心中感想一句都没有写下。他留下的这一行文字，既是恺撒自身性格的反映，也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如果从既要有所制约又要能充分表现文章力度的角度来看，这句话如同刻在大理石上的文字一般，是能够传递语言重量感的绝佳例子。
同样是得知庞培死讯后写下的文章，西塞罗的文字就完全不一样。在他写给好友阿提库斯的私人信件中，尽管不需要考虑政治因素，也通过文章从正面充分地反映出了作者的气质：
庞培有那样的结局，我其实已经充分地预想过了。法萨卢斯战役后，他处于一个危险的位置上。这一点在罗马世界里，上至王侯下至民众都看得非常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他逃到哪里，最终的结果都只有一个。
虽说忍不住要为他的命运感到悲哀，但我认识的庞培真是一个不懂得规避、只知道直面世界的男人。
2000年后有位英国学者则是这样评价的：
庞培如若在战场上，是恺撒值得作为对手的唯一一位将领。但是，与都拉斯战役失败时最后一个离开战场的恺撒相反，法萨卢斯战役中的庞培是最先一个舍弃战场的战士。
此外，对天才和人才的区别方法是智慧和热情是否能合二为一，而庞培在这一点上尚有欠缺。
“我在亚历山大港，得知了庞培的死讯”，这么简短的一行字，是在当时能引起正反两方读后感想的一行字，也是能经得起后世反复诵读的一行字。
有学者认为，不污染自己的双手就除掉了宿敌，对恺撒来说正是自己最盼望的结局。同意这种观点的研究者不在少数，然而，真实的恺撒是这样想的吗？
如果恺撒能够成功地生擒庞培又当如何呢？他连普通士兵都可以释放，给予自由，对庞培肯定也会给予自由的。但是得到自由之后的庞培又要选择怎样的方式生存呢？从这15年来他的生活方式推测，他会不会选择回到阿鲁巴的别墅，带着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偶尔招待前来探访的部下，过着平静的隐居生活呢？
这样的话，恺撒就会很麻烦了。庞培不是那种因为有着鲜明的政治信仰，所以决定坚持元老院主导的寡头政治体制的元老院派或者庞培派领袖，他是被那些人推举为领袖的。即使他自己非常渴望过上平静的隐居生活，但是只要拥戴他的人存在，他就有可能经常被推举。对恺撒来说，这样的庞培永远是个危险的人物。
那么，恺撒又该何去何从呢？
我想，以恺撒的一贯作风，可能会向庞培提出“两头政治”的解决方案吧。回想起来，渡过卢比孔河后，恺撒多次试图与庞培和解，而且恺撒唯一坚持的条件，就是他要通过和庞培进行两人之间的直接会谈来解决。对恺撒来说，自从“三头政治”建立以来，特别是在经过“卢卡会谈”的“商讨”之后，只要能够和庞培进行商谈，最终的结果都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下去的。恺撒一直都拥有这种自信。在法萨卢斯战役胜利之后这样做就更容易了。恺撒拥有极为强大的自信心，可以将表面上的“两头政治”变成实际上的“一头政治”。
而且，让战败者加盟并同化他们，这是罗马人对待失败者的传统做法。很多的事例已经表明，恺撒也是个懂得妥协的、现实的罗马人。
此外，如果双方都妥协了的话，首先喝彩的人一定是西塞罗——即使“两头政治”中有一人只不过是名誉“会长”，或者说是权力被架空的“会长”。
这个西塞罗对活着的庞培的评价没有一句好话，即使是在毫无顾虑地写给密友的信中，也是如下的腔调：
缺乏智慧。零说服力。体力也已是今非昔比。因沉溺于年轻娇妻而疏于政务。没有自我控制能力。至于意志力，则自始至终都没有过。等等。
西塞罗竟然追随了一个在自己口中形容得如此糟糕的人，读者对此一定会感到目瞪口呆。但这就是西塞罗对在世时的庞培的评价。
在得知庞培的死讯后，西塞罗立刻停止了这样的评价。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死往往可以让人们忘记对他生前的种种批判，而只会回忆起那人优秀出众的一面。这不也正是很多人共同的现实人性吗？
但是一旦庞培担任被架空了权力的“会长”，而由恺撒担任运营总监的“两头政治”真的实现的话，事态会有所变化吗？
首先最为明确的一点是：逃到北非的强硬反恺撒派和庞培派人士，想继续反对恺撒就将师出无名。
但是庞培被杀了，他的死反而让反恺撒派更加有了支撑的支柱。此刻的庞培再不是那个生前有着诸多缺点的人，而是成了死后被人们回忆起更多优点的、偶像化的人物，被尊称为“伟大的庞培”。
“我在亚历山大港，得知了庞培的死讯。”对于恺撒写下的这一行文字，我是这么看的：对恺撒来说，这非但不是最后的可以放心的终结，反而在为背后更深远的东西而担忧。
不管知道庞培死讯之后的恺撒真正的心理活动是什么，庞培已经死了，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在这个既成的事实面前，恺撒在想到上述所说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也想到了两个有利影响：
第一，对恺撒而言，武将当中唯一不能掉以轻心的对手已经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以后恺撒真的只需要“攻打无将之师”。在这之后，他可以长时间地在埃及滞留，既是因为卷入了埃及王室的内部争斗，也是因为那时已经进入了刮西北风的季节而无法出港，同时也是因为被克娄巴特拉的魅力吸引——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可以看出来，恺撒一直处于绷弦般的紧张情绪，此时得到了缓解。
第二，事实证明，在庞培死后，残留下来的反恺撒派也不可能再推戴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出来了。元老院派里再也找不到一个能够代替“伟大的庞培”的人。格涅乌斯和塞克斯图斯，庞培的两个儿子，仅仅是继承了庞培的血脉而已。小加图虽然是个有威慑力的人物，却缺乏声望。而西塞罗虽堪称罗马的“舆论代表”，但难以引导整个反恺撒派。
所谓内战，是国内两种势力相互对抗而产生的斗争。以我的观点，恺撒认为从渡过卢比孔河开始到庞培之死，这场内战就算走到了尽头。
《内战记》是从渡过卢比孔河开始记录，却并不是以法萨卢斯战役，而是以庞培之死作为终结的。此后的和庞培派的斗争虽然还在持续，但是这已经不再是内战了。这难道不是恺撒的“宣判”吗？这已经不再是互相抵抗的两大势力之间的抗争了，仅仅是解决叛乱分子的抵抗而已。
《内战记》在这之后没有继续写下去，在我看来，不是因为恺撒没有充裕的时间撰写，而是他认为再没有写下去的必要了。
事实上，在这之后继续进行的《亚历山大战记》《阿非利加战记》《西班牙战记》，都是由恺撒的幕僚和中坚将领执笔的。尤其要提的是《亚历山大战记》的执笔者希尔提乌斯，这个人是代替恺撒写《高卢战记》最后一卷的人，但是他没有参与亚历山大战役。没有从军参加战役也没有去过亚历山大港的希尔提乌斯，只能根据恺撒的口述来写作。恺撒只是口述，没有参与成书写作，因此，《阿非利加战记》和《西班牙战记》都是交给属下完成的。从只通过口述笔记就能写成出色散文来看，恺撒这样的人并不是不能写，而是没有写作的意向——大概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吧。
克娄巴特拉
恺撒“在亚历山大港得知了庞培的死讯”之后，埃及宫廷里的人们总以为，杀死庞培实在是卖给了恺撒一个天大的人情。
献上庞培的首级和金戒指之后，由家庭教师和宦官组成的宫廷派给恺撒——当前罗马第一实权派，同时又是罗马霸权的现任执政官——传递了消息，说他想要的东西已经到手，请早早起程。纵然恺撒从不被个人情感左右，但事情演变到这一步，已经成为国家之间的问题了。埃及虽是独立国家，但也是承认罗马霸权并与其结为同盟的国家。只有罗马认可埃及的独立地位，埃及才可能成为独立国家。恺撒作为罗马最高统治者的现任执政官，决定在亚历山大港登陆。
马基雅弗利曾经说过，如果一个民族没有通过民主讨论来进行决策的习惯，那么即使努力给他们移植这种习惯也是徒劳。
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至此，埃及的统治者虽然几经变更，但是始终是堪称政教一体的绝对王权政治国家。希腊人在埃及确立王政是在公元前4世纪，由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后，他手下的一位将军成了托勒密王朝的开国君王，建立了托勒密王朝。
而埃及阿蒙神庙的祭司则以神谕的形式告知希腊人，马其顿年轻的国王亚历山大并不是人之子，而是神之子。因为一直由神之子支配的埃及，如果改由人之子来支配，就会出现很大问题。换句话说，从埃及人的角度看，不能永生的人根本就不具备统治者的正统性。同样是以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将军为开国君主，马其顿以最杰出的人为王，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则以能在神和人之间起联系作用的人为王，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则以统治人类的神之子为王，这几个国家的王都存在着微妙的差异。正是由于这种微妙的差异，罗马在打败迦太基、统治东地中海之后，把马其顿和叙利亚都列为行省，却单单把埃及列为独立国家。另一个原因，就是自罗马和迦太基展开你死我活争斗的时代开始，埃及王朝就已经站在罗马这边了，而且后来也没有像马其顿和叙利亚那样，曾经犯过对罗马宣战的外交“错误”。
早在公元前63年，庞培就废除了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将之划为罗马的行省。那时只要庞培有这个意愿，完全可以把埃及也划为行省。因为凭埃及的军事力量，根本不是罗马的对手。
但是，罗马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并不是简单随意的直接统治。罗马人的统治方式是，即使划为行省，仍然要尽量采取温和政策，使行省内部的诸势力不与罗马为敌。在宗教、语言以及生活习惯上，罗马人也不会强制对方和自己保持一致。罗马人本身就是多神教的民族，并不像一神教那样将自己信奉的神视为唯一的神，因此，他们对认可其他民族的神也没有抗拒感。在巴勒斯坦地区犹太教始终存在，希腊系的托勒密王朝支配下的埃及则信奉奥西里斯和伊希斯。不过话又说回来，希腊系王朝统治的埃及仍然属于希腊语系。
罗马之所以要求同盟国诸势力不与罗马为敌，是因为罗马一直在充实并将继续充实罗马世界的社会资产，如各城邦之间的关系及安全保障，罗马式道路网的构建等。尽管其出发点是重视统治和军事效率，但这种基本设施的完善也理所当然地提高了“罗马世界”居民的生活水平。
由罗马直接统治的行省，以及在对外关系和安全保障上依靠罗马、名为独立国实为附属国的各同盟国，共同组成了“罗马世界”。但罗马之所以尽量避免将同盟国划为行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安全保障费用的问题。在罗马直接统治的行省，罗马都必须承担内部和外部的安全保障义务。因为行省居民缴纳了行省税，就不必承担安全保障的义务了。而以独立国家形式存在的同盟国，罗马人甚至不用承担其国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虽没有行省税的收入，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安全保障费用都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且，因为存在同盟关系，罗马在对外发动战争时，出于互助原则，可以要求它们派兵增援。从同盟国派兵过来的费用，也由该国家自行承担。对罗马而言，这样做收益比付出更多，所以罗马称这些同盟国为“罗马的友人及同盟者”。
尽管这样，罗马还是有很多行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以西班牙和高卢为代表，其内部部族林立，不可能通过与某个部族谈判而将其统一支配。
第二种，可以确立统一的统治体系，像马其顿、叙利亚以及过去的迦太基一样，反复数次与罗马为敌的诸多城邦。第二次布匿战争失败的迦太基就是很好的例子。虽然罗马令汉尼拔吃了那么多苦头，但罗马最终仍旧没有把迦太基变成行省。马其顿和叙利亚也是如此，尽管最初的战争是胜利的，罗马也没有将其变为行省。它们之所以后来被划为行省，是因为它们数度采取与罗马敌对的行动，罗马方面感到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只好将这两地设为行省。一次都没有和罗马敌对过、一直是“罗马的友人及同盟者”的诸城邦，如努米底亚、毛里塔尼亚等，尽管是与马其顿和叙利亚不能相提并论的弱小国家，但仍能以独立国家的形态存在着。因此，本身也算大国的埃及，只要一直是“罗马的友人及同盟者”，当然也能以独立国家的形态安然存在下去。特别是埃及，由于和由人之子统治的“罗马”的民情不一样，情况更加特殊一点。
即使如此，不与“罗马”为敌仍然是罗马的条件，而由家庭教师和宦官组成的埃及“宫廷派”似乎缺乏认清这一条件的政治敏感性。曾经也有大国时常犯这样的“错误”。公元前1世纪后半期的埃及，曾经有着被看成大国的双重条件——有着3000年的历史、足以令其自傲的埃及文明和亚历山大大帝以来闪耀了300年光辉的希腊文明。而“克娄巴特拉”这个名字，其实就是马其顿王室的女子常见的名字。
恺撒将他们浸在香油中送来的庞培首级进行火葬，并送至庞培妻子处。庞培的妻子科尔涅利娅将之安葬在庞培生前最喜欢的阿鲁巴别墅的庭院中。那里的庞培墓现在依然存在。
公元前48年10月4日，恺撒在亚历山大港上岸，这时距离庞培被杀的日子已经过去6天了。恺撒以霸权国家罗马最高统治者、现任执政官的身份登陆，他还带了12名随扈，与其地位相称。到现在为止一直与罗马和平相处的埃及的首都居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
这一幕刺激了亚历山大港的居民，尤其是在希腊王朝统治下的很多希腊居民。他们一直都没有如此直接地亲眼见证过罗马的权力形式。道路两旁挤满了人，在他们看来，朝着王宫行进的恺撒及其军团，是罗马人对希腊系的埃及王朝的羞辱。恺撒也感受到了这种危险的气氛，认为必须严肃对待。他派出使节，下令由庞培的残兵败将编成的、驻守在小亚细亚的军团前来埃及。不过，恺撒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在亚历山大港应该做什么，而且从没有动摇过实现它的决心。
当同盟国发生内部纷争时，罗马有责任担任仲裁，掌控事态，这是到此为止的罗马的常规。罗马尊重同盟国的内政自由，但是同盟国只有内部国情安定，才有理由维持与罗马的同盟关系。恺撒认为，身为罗马执政官，保证埃及国内政治稳定是自己的任务。因此，登陆之后，他立刻决定于三日后，也就是10月7日，在王宫召集埃及内乱的两位当事人，克娄巴特拉和弟弟托勒密。这一举动又深深地刺激到了埃及宫廷。
恺撒在《内战记》中这样记述：“人不管是谁，都无法看清现实中的一切，大多数人只想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现实而已。”
只想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现实的人并不仅限于埃及王室的宫廷派，长久以来一直住在希腊系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特别是在首都亚历山大——的很多希腊商人也是如此。恺撒登陆后最先着手做的事情就是下令派援军前往小亚细亚，第二件事就是召集王室姐弟二人。在召集王室的当天，姐弟俩还没到达之前，他做的事情是宣布在亚历山大港内有自由通商权。具体来说，就是把亚历山大经济圈内的希腊人和犹太人原本不平等的权利完全平等化。这项政策的内容使恺撒得到了犹太人的敬重，也使自身既得利益受损的希腊系亚历山大的市民对恺撒更加反感。
在这样的气氛下，10月7日，恺撒担任仲裁人，与埃及王室内讧的两位当事人进行了会谈。
姐弟俩的父王，也就是埃及的先王托勒密十二世，曾在埃及王室常有的内斗中被赶下了台。在罗马的帮助下复位后，他统治的埃及成了“罗马的友人及同盟者”，这全拜庞培当年积极活动所赐。当时是公元前59年，恺撒也是罗马执政官，也为此事积极争取元老院的认可，并召集公民大会予以通过。在帮助托勒密十二世恢复王位的具体行动上，是庞培派手下的将领盖比尼乌斯和一个军团前往，在公元前55年才实现的。所以说，罗马出面解决埃及王室的内部争斗是有先例可循的。尤其是对在庞培授意下为托勒密十二世恢复王位的合法化而尽心尽力的恺撒而言，埃及的政治稳定是自己在庞培过世后不得不承担起来的责任。
身为“罗马的友人及同盟者”的托勒密十二世死于公元前51年。他留下的子女是以当时刚刚18岁的克娄巴特拉为首的两位公主和两位王子。托勒密十二世的遗诏中最重要的是这么两项：
一、埃及由长公主和大王子共同统治。
二、埃及王室今后要继续作为“罗马的友人及同盟者”。
当时的埃及也许只有这位65岁死去的先王看到了他并不想看到的现实。
克娄巴特拉
先王遗诏的第一项确实得到了忠实的实施。从公元前51年开始，埃及是由克娄巴特拉七世和托勒密十三世共同统治。
目前尚不明确，这次埃及再次发生的王室内乱究竟是由少年王身边的近侍排斥克娄巴特拉而引发的，还是聪明好胜又野心勃勃的克娄巴特拉对与资质平庸的弟弟共同治理国家感到厌恶而导致的。不管原因如何，公元前48年秋天恺撒到达埃及时，少年王已经得到了盖比尼乌斯的余党罗马士兵的支持，比21岁的姐姐更有优势。与少年王在首都相反的是，克娄巴特拉被驱逐出了首都亚历山大，正在集结兵力为夺回王位做准备。
如果从顺势而动的现实主义角度看，这时候恺撒只要对军事上已经占优势的弟弟进行兵力上的支持，埃及的政治应该就可以得到期待中的稳定。但是，在10月7日举行的恺撒和姐弟俩的会谈中，恺撒做出的裁定是姐弟俩和解，并且再度联手统治。
恺撒的这个裁定一看就知道是对克娄巴特拉有利，使得古今中外对此事有了众多的臆测。以普鲁塔克为首的史学家写的小插曲令后来的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那就是在恺撒做出裁定的头一天夜里，克娄巴特拉巧妙地藏在毯子里，由侍者扛着成功地混进王宫。在那里，她用自己的魅力成功地俘虏了第一次见面的恺撒，结果就有了这样一个有利于她的裁决。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帕斯卡有感于这段历史而写道：“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如果再短一点的话，说不定历史就要改写了。”
我无意否定这个小插曲的真实性。以克娄巴特拉的性格来看，这确实符合她的做派，而且功成名就的恺撒在私生活上也不可能不解风情。送到嘴边的肉不吃岂是男子汉所为？何况在这个常年处于紧张岁月、已经52岁的胜利者面前站着的，是为赢得人生中最大一场豪赌而精心准备的21岁的绝艳女子。如果她的鼻子稍微短一点，的确堪称魅力四射。而且这位年轻的女王还非常富有幽默感。如果只有身体交合而没有语言交流的话，这个女子也不可能长久地成为恺撒的情人。而同样具有赌徒性格的这两人之间，一旦有了苗头，发展到情人关系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问题是，恺撒的裁定是否真的是被克娄巴特拉的魅力俘虏的结果？
作为“罗马公民”的代表，现任执政官恺撒从法律上来说作为代表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用这个身份来对同盟国埃及的王室内斗做仲裁人的话，对恺撒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保证现在的埃及和先王时代一样继续做“罗马的友人及同盟者”。因此，只要继位者明言继承这个传统，继续按照先王的遗诏行事，对罗马来说就已经是得到最期待的结局了。何况遗诏中还记载了由长公主和大王子共同统治这件事，恺撒的裁定也忠实地遵照了先王遗诏。
此外，还有其他事情让恺撒无法只考虑军事上的优势而在埃及内乱中做出支持弟弟的决定。
虽然直接动手杀死庞培的是身为罗马公民的塞普提米乌斯，其背后主使却是托勒密十三世身边的近侍。罗马人是不会饶恕杀死同胞的异国人的。此外，庞培还拥有前执政官这样的身份，从履历上说还是罗马的公职人员。而且对作为“clientes”的埃及王室来说，庞培还是他们的“patronus”，两者本身应当是相互扶持的关系，而现在被保护者竟然杀害了保护者。这对重视“clientes”关系的罗马人来说，也是不能容忍的行为。如果只是城门紧闭吃了闭门羹，人们只会慨叹失败者的悲惨命运，但是杀人，这在罗马人眼里就另当别论了。
恺撒在登上亚历山大港之初，就没打算放任杀害庞培的主谋。对他来说，如果支持女王的弟弟登基，就如同放过围在女王弟弟身边的那些人，用恺撒的话来说，就是那些“谋杀犯”，不对他们兴师问罪了。这样一来，罗马本国人必会感到不满，这正是他十分担心的事情。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罗马人，还是作为罗马的统治者，恺撒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只让女王的弟弟一个人就任王位。
此外，两人有了交欢之后，恺撒也了解了克娄巴特拉的资质。这个头脑聪明、意志坚定的女人，难道不是比性格软弱、易受身边人影响的弟弟更能适合出任共同统治者中的一个吗？
总之，对恺撒来说，即使和克娄巴特拉没有发展到情人关系，他也还有很多理由必须帮助克娄巴特拉挽回在军事上的劣势。情爱关系的存在并不足以左右国际局势。此外，恺撒本人也不是沉溺于情爱而被他人左右的性格。
克娄巴特拉认为，这些是因为自己的魅力，她这样想也并非毫无道理。比起相信事实道理来，女人是那种更愿意相信自己是凭借魅力获得成功的物种。而要让女人有这样的错觉，对恺撒来说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克娄巴特拉对此事的误解一直持续到恺撒的遗书公布之后，那时候出现在她内心的屈辱感，我认为是了解她后半生的一个关键因素。
恺撒在公元前48年做出的这个裁决，对军事上占优势的托勒密十三世，特别是他身边的近侍来说，是远远不能够满意的。在裁决做出一个月之后，他们对恺撒发起了军事行动。“亚历山大战役”就这样开始了。
亚历山大战役
一般情况下，只想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现实的人，一旦堕入疯狂的执着之中，是非常可怕的。家庭教师阿基拉斯和宦官波提乌斯将托勒密十三世的全部军队都召集到了首都亚历山大。
这支埃及军队由2万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组成，其中有7年前受庞培派遣、盖比尼乌斯麾下的剩余士兵。这些士兵在埃及娶妻生子，已经全部忘记了罗马军队的军规，被全盘埃及化了。他们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在不断有王室争斗的埃及生活的7年里，已经习惯了战斗。此外还有一个军团，与其说是士兵，倒不如说是强盗更为贴切。他们原本是叙利亚和奇里乞亚等地区的海盗，被告知如果参军打仗就能免除死刑。此外还有些拿起武器的罪犯、被流放者和很多逃亡的奴隶。这些人共同的战斗经验不是在战场上和敌人战斗获得的，而是从参与掠夺、杀人、放火和打架中得来的。
恺撒只有3200名步兵和800名骑兵，以及10艘船。而对方有72艘船，其中的主力还是应庞培的要求提供给法萨卢斯战役所用、后来逃跑回来的大型船。
因此，恺撒只能彻底地防守，而这个防守不得不在城内进行巷战。由于前面讲过的原因，亚历山大的希腊系居民对恺撒非常反感，所以恺撒也得不到市民的支持。
所有的情况都对阿基拉斯和波提乌斯有利，他们的进攻气势很强；相反，恺撒只能进行防守战。由于害怕敌人切断通往大海的出口，恺撒主要集中打击敌人的海军。恺撒放火焚烧了敌人的船队，由于火势蔓延，连古希腊的文化圣地、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中的40万卷藏书都灰飞烟灭了。火烧起来后，恺撒立刻尝试占据灯塔所在的半岛。一旦成功占领这个被称为法罗斯的著名半岛，恺撒就占据了这个半岛所在的1.4公里长的大堤。这个堤坝连接的就是亚历山大港，所以这也是占领全港的第一步。
在此期间，恺撒首先杀掉了宦官波提乌斯，但是另一位公主阿尔西诺伊和少年国王站到了阿基拉斯这边，而克娄巴特拉一直坚定地站在恺撒这边，因此形成了这样的战斗格局。不久之后，根据阿尔西诺伊公主的命令，阿基拉斯也被杀了。这样，根据父王的遗诏拥有继承权的克娄巴特拉和完全没有继承权的妹妹阿尔西诺伊之间，展开了对王位的军事争夺战。恺撒卷入了这场无聊的家庭斗争中。在接到命令的援军赶到之前，他也没有什么决定性的行动可以改变这一状况。
在希尔提乌斯执笔的《亚历山大战记》中，实际上对于亚历山大战役中攻防战的叙述部分，只有全部内容的三分之一。因为从罗马人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的意义并不大。话虽这么说，这场亚历山大战役却是在从高卢战争开始直到法萨卢斯战役，所有恺撒负责的战斗中最具影视效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