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壮年后期（前49年1月—前44年3月，恺撒50岁至55岁）.10
不过凯旋仪式中，在庆祝战胜努米底亚国王尤巴的同时，也加进了庆祝塔普苏斯会战胜利的内容。虽然塔普苏斯会战的对手也是罗马将领，但是在恺撒眼里他们和庞培是不同的。如果说恺撒把庞培看成“三头政治”中的盟友，那么在庞培死后仍负隅顽抗的那些罗马人，在恺撒心中已与敌人无异。此外，恺撒虽一贯善待俘虏，保全他们的性命、财产，也不予流放，但对于努米底亚国王，恺撒并未留情。于私，因努米底亚国王尤巴曾全歼了库里奥军队，对恺撒而言，杀尤巴是为库里奥报仇；于公，打败努米底亚是对那些心口不一的罗马同盟国的严重警告。因此，恺撒和罗马人完全有理由大事庆祝对尤巴战争的胜利。
不论恺撒头脑中的创意多么丰富，这一次的凯旋仪式他还是老老实实地按照传统规矩进行。
首先，参加游行的人员全部在罗马城外的马尔斯广场集合，并排成纵列。那天的马尔斯广场远远望去，净是像蛇一般蜿蜒的队列。凯旋仪式举行时全国放假，因此，游行队伍经过街道沿途自不必说，就是出发地马尔斯广场也同样人山人海。
游行队伍集结完毕后，独裁官恺撒在24名随扈的簇拥下出场。全体将士在军团长的号令下，统一高举右手整齐地向恺撒敬礼。这种“罗马式敬礼”如今仍能在关于纳粹的纪录片中见到。它最早出现在墨索里尼的军营中，接着希特勒也采用了这个动作。对其他民族采取排斥政策的纳粹德国居然效仿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不同民族共存共荣的古罗马，尽管这种效仿仅仅局限在敬礼动作上，仍旧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不过，如果单纯从军队敬礼的动作来看，它好像确实比英美式的军礼更气派。另外，墨索里尼还以古罗马随扈手持的象征权威的束棒斧来冠名他倡导的“法西斯主义”，把军队中的师团改称军团，引入古罗马式的敬礼，将手中最精锐的军团命名为“第十军团”等。不过，尽管他这样努力强化意大利军队，还是没能逃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覆灭的下场。人们常说，形式很重要，但形式和实质不相符也无济于事。
恺撒参加的战争简图
主角恺撒到场，庆祝凯旋的游行正式开始。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元老院元老及政府高官，按照古罗马的习惯，文官在前武将随后。乐队紧随其后，之后是满载战利品的马车队列。为了让围观群众大开眼界，并为胜利成果震撼，战利品并不是简单地在马车上堆成一堆，而是在展示方法上下了很大功夫。
满载战利品的马车过后是描述战争情景的展示牌队列：在庆祝高卢战争时，展示牌上描绘着代表罗马军队的银鹫旗飘扬在高卢地图上，还有莱茵河上架设的桥梁，以及阿雷佐战役后败将韦辛格托里克斯跪在恺撒脚下的情形；在庆祝打败本都国王法尔纳克时，展示牌上记载了恺撒的名言——“我来，我见，我征服”；在庆祝击败努米底亚国王尤巴时，展示牌上描绘着尤巴与庞培余党佩托雷乌斯互刺，以及小加图掏出自己内脏的场面。这些展示牌将凯旋仪式装点得更实至名归。罗马和希腊不同，更加注重对普通公民的宣传策略，因此，在当时绘图、文字形式的展示牌非常流行。
围观者通过展示牌了解战役的大致经过后，接着就是他们亲眼见证“战果”了。展示牌队列之后是彰显胜利“事实”的队列，载着俘虏的马车开始登场。马车上身披枷锁的俘虏代表有高卢战争时期的韦辛格托里克斯、埃及的公主阿尔西诺伊、本都的法尔纳克之子以及努米底亚国王尤巴5岁的儿子。
“我来，我见，我征服”
（恺撒铸造的硬币是不是这样的呢？带着想象，16世纪的意大利人安东尼·盖维诺制作了这枚硬币。不过，我们仍然期待能发掘出真正的恺撒铸造的硬币）
这里要顺带提一下，通常这些战败俘虏在凯旋仪式后都会被扣留在意大利，但性命无虞。不过，这次有了两个特例：一是尤巴幼子成年后远赴毛里塔尼亚继任王位，因为该王族已无后人；二是韦辛格托里克斯在仪式结束后被杀于狱中，因为恺撒认为他能力超群，留着他实在太危险了。
俘虏车后紧接着是祭祀仪式中作为祭品的白牛，祭司紧随其后。罗马并没有设置神职等级，祭司不过是选出来执行祭祀任务的人，而履行大祭司职务的实际上是恺撒本人。因此，和往常凯旋仪式不同，这次祭司队伍并没有所谓大祭司走在前面。
游行队伍的每一位成员都穿着象征威仪的礼服，马车和马也都装饰得美轮美奂，就连装载俘虏的囚车也全部用罗马人喜爱的常青藤装饰，看起来马车好像镶嵌了绿边框。罗马人特别喜欢将平整的大理石铺在大街上并在周围种上树。虽说绿色植物与白色大理石互相映衬非常美，但是这个方法也有缺点，就是植物在地下生长的根须常会使石板变得松动。节日里罗马人喜欢将编好的常青藤挂在墙上，用这种方法，把光秃秃的墙壁变得生动起来。
继象征“政治”的政府官员和象征“宗教”的祭司队伍之后，轮到“军事”队列了——我们的主角恺撒终于出场了。在公元前2世纪的凯旋仪式上，将军都是自己驾着四匹白马拉的战车登场，这个形式到公元前1世纪有所改变，将军只是站在马车上向群众示意，并接受群众抛来的鲜花。在这个大喜日子里，凯旋将军也会穿着特制的服装：上身在白色短衣外面罩着一件纯金打造的有着精致图案的胸甲；脚上穿着为典礼特制的同样有精美图案的短靴；身披象征至高地位的紫色披风，宽大的披风一侧在右肩固定，另一侧披在左肩上；左手持日常战斗中握于右手的黄金象牙指挥棒；头戴绿色月桂冠，而不是战斗中的头盔。此外，当天将军的脸要涂成红色，这是效仿伊特鲁里亚人的风俗，胜利者的脸涂成红色可以驱魔辟邪。
恺撒身后紧随的是他的幕僚，之后是骑兵团，他们都骑着马。恺撒的日耳曼骑兵团给凯旋仪式添加了一道异国风情，身型高大健硕、金发碧眼、面无表情的他们走在个头相对矮小、褐发褐眼、表情丰富的罗马人中间，立刻吸引了大部分人的注意力。
威风凛凛的日耳曼军团身后是久负盛名的恺撒军团。各军团高举银鹫旗，按照军团长、大队长、百夫长带领各自的军团、大队、中队的顺序前进，并且全体将士都身着军装保持持枪持剑的姿势。不过将士虽着装严肃，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轻松的表情，军团整体气氛与其说是威仪严肃，倒不如说是有些诙谐。他们齐声高呼着专为当天凯旋仪式拟就的口号。
在恺撒的凯旋仪式上，他们高呼的是：“快藏好娇妻呀，罗马公民，我们领来了秃瓢的淫棍。”
虽然恺撒认为这样有点太过分，但12年来与恺撒同甘共苦的精锐士兵并没把总司令的意见放在心上。因为决定凯旋仪式上齐唱的内容历来都是士兵的特权，而这么做据说是为了让诸神不对威风的凯旋将军产生嫉妒之情。这也是罗马的传统之一。恺撒此时提出抗议也不过就是惯常幽默性格的表现吧。不过秃头这个问题确实是恺撒的一块心病，发际线不断地后退大概是唯一能令他落泪的烦恼。元老院在任命恺撒担任10年的独裁官时，特别允许他在凯旋仪式后也可以使用月桂冠。这项荣誉让恺撒大喜过望，因为月桂冠正好可以遮住他越来越少的头发。
士兵唱的不着调的内容，让罗马公民在威严的凯旋仪式上也忍不住哈哈大笑。不过这个玩笑到卡匹托尔山就戛然而止了，士兵都换上了严肃的神情。游行从马尔斯广场出发到古罗马广场结束。仪式的亚洲部分是通过广场中央南北走向的圣道，登上卡匹托尔山向诸神汇报战绩，并举行祭祀仪式。
现在我们一般都从北面进入卡匹托尔山，这得益于16世纪上半叶米开朗基罗对山丘的重新设计，在那之前要登山只能从南面出发。卡匹托尔山是罗马七丘中最高的，供奉着古罗马开国以来的众神，从地位最高的朱庇特开始，众多神殿并立。这是古罗马唯一的只供神不住人的地方。凯旋仪式的最后一项就是登上神殿感谢诸位永生之神，是诸神的怜惜和帮助才使原本要死于战场的人能活着回来。
只有凯旋将军才有资格进入供奉朱庇特的神殿。一向理性的恺撒此时大概也是真心地拜谢诸神吧，毕竟经过了如此长的艰苦岁月才等到了今天。
凯旋仪式结束后举行了招待酒宴，围观的群众也在被宴请之列。恺撒向来喜欢奢华，这次的酒宴场面肯定也是相当壮观。
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殿（想象复原图）
随后，他给恺撒军团的将士派发了数量可观的奖金：普通士兵每人5000第纳尔、百夫长1万第纳尔、大队长2万第纳尔。此外他还打破常规，给战死士兵的家属以及伤残士兵发放了部分抚恤金。从布匿战争起罗马士兵的军饷就一直是每年70第纳尔，直到内战爆发恺撒才将罗马军团的军饷提高到140第纳尔，这意味着凯旋仪式后发的奖金等于士兵35年的军饷总额。
不仅士兵拿到奖赏，连见证凯旋仪式的群众（女人、17岁以下孩子、奴隶除外）都领到了恺撒大手笔赠送的“礼物”——87.5升小麦和3.27公斤橄榄油及100第纳尔。并且恺撒发的都不是常用货币，而是专门打造的25第纳尔面值的纪念银币。该银币不仅具有纪念价值，也能作为正常货币进行流通。
持续了4天的凯旋仪式，仅招待宴席就达2.2万桌。在凉风习习的夏夜里，参与豪饮的宾客更是达到了6万人。很多不在邀请之列的贫民也蹭了不少酒席吃。因为宴请都是在野外举行——不是在古罗马广场就是在台伯河中的小岛上——不可能仔细核查宾客身份，且恺撒本身也是一个爱热闹的人，喜欢和众人一起会餐。
晚宴结束后，在人们的目送中恺撒踏上回家的路。然而和平时随扈开道不同，凯旋仪式期间为他开道的是背上绑着火把的象群。这也是件很有趣的事，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迦太基语里“恺撒”的意思就是“大象”。
除了宴席，在4天的凯旋仪式里恺撒还安排了精彩的娱乐活动，如戏剧表演、将台伯河的水引入竞技场，模拟海战演出、角斗士竞技、狩猎400头雄狮等，并且所有活动都是免费观看的。在庆祝阿非利加战役胜利阶段展示了非洲的贺礼长颈鹿。虽说地中海南岸均已归顺罗马，罗马公民也见过不少非洲的珍奇动物，但他们见到长颈鹿还是第一次。为了纪念早逝的女儿尤利娅，恺撒将戏剧安排在庞培剧场演出——年幼的尤利娅曾嫁与庞培为妻。
罗马有一项必须遵守的传统，有能力的人要自费建造公共场所，并将之赠给国家。按照罗马的逻辑，一个人若能强大到举办凯旋仪式，那么此人必定也有能力建造公共场所。古罗马广场西北面的埃米利亚会堂由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在公元前179年击败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后出资修建的；埃米利亚会堂对面的森普罗尼乌斯会堂由格拉古兄弟之父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于公元前170年修建。此外，独裁官苏拉于公元前80年在古罗马广场对面的卡匹托尔山上建造了塔布拉里姆档案馆，后来成为古罗马政府的办公大楼。该楼南面还有一些自中世纪起沿用至今的罗马市政厅部分遗迹。一度称霸整个东地中海的庞培没有一味地模仿前人，他于公元前55年在罗马城墙外建了罗马首个石砌剧场和大回廊赠予国家。
恺撒自是不甘人后，在高卢战争时就已经命人着手修建神殿和回廊，为以后扩大古罗马广场做准备，并且恺撒还宣布修缮森普罗尼乌斯会堂作为凯旋的纪念。但该会堂因太过破旧已无法修缮，于是恺撒又下令在原址上重建，这就是后来的“尤里乌斯会堂”。不仅如此，恺撒对罗马的城市规划也很感兴趣，他的眼光已不局限于建造赠予国家和纪念凯旋的场所，因为他想让罗马从内在的政治秩序到外在的城市建设都焕然一新。
迦太基历经700年后衰亡，而罗马700年后正焕发着生机。恺撒重建首都的理想昭示着一个新的罗马即将诞生。
历史有时似乎自动凝聚于某一个人，然后整个世界都跟随这个人指引的方向前进。在这些伟人身上，具备着静与动、普遍与特殊等各种秉性，他们也体现了国家、宗教、文化乃至社会的危机……
危机时期，传统和创新在伟人身上融合并达到顶峰。这些伟人的存在，至今仍是世界历史的奇迹。
——布鲁克哈《对世界历史的考察》
改造国家
塔普苏斯会战成功肃清了庞培余党，公元前46年4月，恺撒离开了北非。
那么在恺撒心中，从公元前49年1月12日渡过卢比孔河开始的内战大概可以画上休止符了。不过，鉴于恺撒和庞培之间实际上是反元老院体制与坚持元老院体制之间的抗争，因而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终结。
格拉古兄弟首先指出罗马的内乱是由于元老院体制功能丧失，因此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著的《罗马史》是从格拉古兄弟时代开始记述的。可见这也是古罗马人的共识。恺撒有着超越时空的思维，也认为霸权国家罗马是从格拉古兄弟时代就开始陷入混乱状态的。实际上，恺撒在就任执政官的第一年进行的最重要的政策改革就是将格拉古兄弟提案发起的但由于他们过早去世而停止的《土地法》延续下去。
不过，继格拉古兄弟后，所有人都意识到，罗马的问题已严重到不是单靠一两项政策就能改变的地步了。问题的根源在于，罗马独特的共和政体已经无法再像以前一样发挥作用。苏拉、西塞罗和恺撒都是这种看法的典型代表。
罗马独特的共和体制是这样的：每年由两位执政官共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由不经选举的所谓“精英”组成的元老院辅助执政官，国家大事由拥有投票权的公民组成公民大会最终决定。负责行政事务的大多是元老院元老，因此罗马政体也被称为“寡头政治”。
布匿战争时期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曾赞扬罗马采用的是理想政体。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分别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优点的象征，因此罗马共和政体可谓集三种政体优势于一体。因为地位仅次于执政官的行政官员以及元老院席位的获得均由投票产生，凡公民都有参选可能，不分阶级，人人平等，由能力的高低决定权力的大小。
罗马人对民主政体本身从来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政体不过是依赖伯里克利这样卓越的政治人物领导才显得优越。伯里克利过世后，雅典因政策低效日渐衰退。在正处于上升期的罗马看来，雅典简直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
与热衷于城邦制国体的希腊人不同，罗马人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罗马如果征服某一地域，那么不管是该地域的土地，还是在土地上生活的人，都必须接受被征服者罗马同化的命运。
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拥有选举权的人越来越多。所谓民主政治，就是国家职能的发挥并不依赖于选民的自身知识和判断力，而是依赖某事件发生时能够立即到场参与决策的选民数量。雅典人如果双亲有一方出生于其他城邦，他就得不到公民权。雅典就是采取对公民权的“封锁政策”，才发挥了民主政治的功能。
尽管如此，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1·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描述的时代里确立的罗马独特的共和政体，到《罗马人的故事02·汉尼拔战记》中描述的时代，无须外国人波里比阿称赞，就已经在元老院主导下显现出优势。罗马之所以能击败天才将领汉尼拔和大国迦太基，也得益于元老院团结一心负责起战争的指挥系统。可以说，对迦太基的胜利就是罗马组织能力的胜利。那时候元老院阶级始终战斗在最前线，阵亡比例也是最高的。
不过，任何政体都有生命周期。击败迦太基称霸地中海之后，罗马陷入了胜者的迷思。原因有两个：一是任何体系都避免不了僵化现象；二是成为战胜国后，罗马面临的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那之前一直发挥正面作用的政治制度，随着环境的变化逐渐显现出弊端来。然而，若要人去改变已经习惯的并有正面作用的制度，甚至比让他们从零开始都艰难得多。因为改变制度意味着人们必须首先改变自己。特别是那些一贯对自己能力极有信心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否定自己更加困难的了。但是如果不否定旧的自己，就无法建立适应新时代的新制度。自格拉古兄弟以来，令罗马精英头疼的问题都是从这一点开始的。
无论是苏拉、西塞罗还是恺撒，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必须恢复罗马强大的统治能力，并且他们也一致认为，现阶段的元老院并不适合肩负此项重任。虽说此三人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但出发点都一样，都是为罗马国家的未来着想。那么他们各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
苏拉的办法，简单地说就是用强力手段实行内政改革。凭借独裁官的特权，苏拉组起了一个危机管理内阁，实行高压政策。采取杀伐、流放、没收财产等方式对付反对派，以期加强元老院体制，恢复元老院对罗马的统治能力。像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3·胜者的迷思》中记述的那样，苏拉一方面严格执行论资排辈制，遏制个人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加强元老院元老作为统治阶级的各项能力，并给予他们更多机会，以期提高元老院阶级的总体素质。但苏拉心目中的统治阶级必须是由和他持共同政见的人构成，对反对者，苏拉设立了详细的“黑名单”，予以彻底肃清。他这么做的理由是：优化罗马政体的任务必须由对共和政体绝对忠诚的人来完成。
比苏拉年轻30岁的西塞罗，又有什么良策拯救罗马呢？
西塞罗对苏拉的独断专行、肃清反对派以强化统治阶级的做法并不认同。“喀提林阴谋”时期任执政官的西塞罗深深担忧苏拉的恐怖政治会导致人心涣散。
但是西塞罗也不同意同时代的恺撒提出的改革元老院制度本身的做法。作为非罗马出身的成功人士，西塞罗和普通“外地人”一样对接纳自己的体制抱有好感，因此热衷于维护现有体制。
不过西塞罗还是比别人更加担心国家的现状，他想到的改革方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实现“公职人员生活的净化”。在他看来，如果“净化”能实现的话，那么罗马的未来就是稳定的。西塞罗相信舆论的力量能够保证“净化”的实现，于是他发表的论著乃至辩护文章中，都以提高罗马公职人员的道德为目的，而不是从哲学意义上改善普通人的道德观。
在人生最得志的时候，西塞罗曾为以下词语进行定义：
Consul sine armis——不用武力的执政官
Dux et imperator togae——宽容的司令
Cedant arma togae——以文制武
但罗马的现状证明，就像苏拉独行的内政改革并不适应时代一样，西塞罗提高公职人员道德水平的主张结果也并不如意。
那么恺撒为改变现状又将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呢？公元前46年以后，恺撒和当年的苏拉一样当上了独裁官，这意味着恺撒握有绝对权力，可以不受任何阻挠地按照自己的意图实行改革。
已经54岁的恺撒，在建立新秩序之初首先把“宽容”作为改革的宗旨。在凯旋仪式上派发的纪念银币上就刻着拉丁文的“宽容”字样，这表明恺撒无时无刻不在强调自己和苏拉的不同。他没有设立针对反对派的“黑名单”，而是允许流亡者回国。对那些因安东尼政策失误而被没收的财产，他要么返还，要么征得持有人同意再购入。当然他更不会割下庞培余党的首级摆上古罗马广场的祭坛。对流亡者表示想回国并恢复公职的愿望，恺撒全部应允。就连当初发出“元老院终极劝告”并宣布他为“国家公敌”的前执政官马尔凯鲁斯，恺撒也没有为难他。恺撒希望不要再区分什么“敌”“我”，所有人都应该为重建罗马新秩序而再次团结起来。
刻有“宽容”字样的恺撒凯旋仪式纪念银币（右图：正面；左图：反面）
但是，恺撒这样做比苏拉采用铲除异己实行改革的办法要困难得多。话虽如此，苏拉的做法与其个性相符，恺撒的做法也表现了他的气度。
恺撒的做法让众多反对他的罗马人都放下了压在心头的石头。同胞之间的流血争斗，已经使大多数罗马人筋疲力尽了。像小加图那样认为宽容精神是亵渎共和政体精神的罗马人虽然已经不多，但罗马人的传统思想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够改变的，反对宽容的人依然存在。小加图虽已在乌蒂卡自杀身亡，但仍有人帮助庞培的两个儿子逃走，并准备在西班牙集结人马反击。
西塞罗虽然在《论加图》中对小加图以死明志的精神大加褒奖，但他同时也赞赏恺撒实行的“宽容路线”。此时的西塞罗积极致力于修补昔日同事与恺撒的关系，以团结两派为己任。
西塞罗的热心源于他的政治理念，他期望罗马在手握大权的恺撒领导下，重建少数精英主导的自由的共和制国家。但这也正说明了西塞罗和恺撒的思想并不在一处。因为恺撒认为国家建设并不是一种政治理念而是实干，能否让国家机构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成败的关键。人们往往会忘记自己最初其实并未理解的某个理念，而随着该理念的实施，他会生出被出卖的感觉。在战场上从不孤独的恺撒，这一回在政坛上尝到了孤军作战的滋味。
不过孤独是恺撒这类人一生都逃脱不掉的宿命，这或许也是拥有天赋才能的代价吧。沉溺于孤独中是无法完成所行之事的。恺撒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感叹自己的孤独，他把西塞罗的评论晾在一边，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理想。他首先推行历法改革，这是他作为实干家的一个象征性事件。
历法改革
罗马使用的历法是公元前7世纪由第二代罗马统治者努马制定的阴历。该历法根据月亮盈亏将一年分为12个月，共355天，每隔数年再增加一个月来平衡多出来的天数。这种方法随着年份的增加误差也在加大。到公元前1世纪时，日历上的季节已经和实际的季节间产生了近3个月的误差。
恺撒下定决心改革历法，并不只是为了纠正前人的历法，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他认为，如果在罗马统治范围内统一推广准确的历法，那么罗马所辖臣民就有了一致的生活节奏。要真正实现罗马世界的大一统，除了军事上的霸权外，还应当在允许不同文化共存的同时有共同的文明。统一每日生活所必需的时间计算标准，是实现共同文明的第一步。
恺撒任命在埃及认识的埃及天文学家及希腊数学家担纲新历法的制定工作。这些被邀请到罗马的科学家推算出，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是365天零6小时，因此将365天分为12个月作为一年，再将每年多出的6小时误差加在每隔4年的2月末，这样就有了闰年的2月29号。如果说努马制定的是阴历，那么这个就是阳历了。根据创始人的姓名，该历法被称为《尤里乌斯历法》（亦称儒略历）。
接下来就是清算之前历法累积下来的时间误差了，于是在公元前46年的11月和12月之间，添加了3个月份。这样公元前46年的月份就变成了：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加1月、加2月、加3月、12月。那一年罗马人就“多了”70天的时间。新历法于次年，也就是公元前45年1月1日正式启用。
到公元1582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对儒略历进行了修订为止，此前的1627年里，儒略历被广泛地应用于地中海世界、欧洲和中东、近东。随着16世纪后半期天文学的飞速发展，科学家发现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并不是365天零6小时，而是365天零5小时48分46秒，因此，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决定对历法进行修订，由此产生的格列高利历取代了儒略历并沿用至今。11分14秒的误差竟然需要1627年才发现，足见儒略历在当时惊人的准确程度。后来的格列高利历虽然修正了儒略历的11分14秒的误差，但其在历法上的意义远不及儒略历重大。
不过，恺撒并没强行令其他民族改用儒略历，因为他打算制定一部“国际历法”。各民族仍照习惯使用旧历法，如高卢人就一直在此后很长时间里沿用他们自己的历法。不过，他们对新的儒略历并不抗拒，因此，同时使用阴历和阳历成了罗马统治下的非罗马公民的生活方式，直到现在仍有不少地方沿袭这种办法。
货币改革
恺撒认为两种历法同时并行也没什么不好，这种并存主义思想在继历法改革后的货币改革中也有所反映。不过，在货币改革中虽说允许多种货币并存，前提条件是必须以罗马货币为主。这样确立起来的新的货币制度，成了推动罗马世界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
恺撒首先从元老院手中取得造币权，并设立了国家造币机构，将金币、银币、铜币的铸造业务制度化、系统化。恺撒从凯旋仪式上的纪念币到常用硬币都刻上了自己的侧脸，这开创了罗马硬币上雕刻人像的先河。不过那些拥有造币权的行省乃至像雅典这样的独立城邦，恺撒都允许其继续使用自己铸造的货币。当然，这也带来了兑换市场的繁荣。
当时历史学家中有不少希腊人，因此，他们在自己撰写的史书中常常提到希腊货币单位。这让研究该段历史的现代学者头疼不已，他们肯定与我一样，常备着各国货币的换算表和计算器。不得不说这是恺撒的并存主义留下的后遗症。
与货币一样，恺撒的并存主义也适用于语言。不过如同儒略历因其正确性被广泛接纳一样，在当时也有两种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因其体系成熟而被普遍使用。在西塞罗和恺撒这两位大文豪的影响下，拉丁语于公元前1世纪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足与希腊语并立，几欲成为罗马世界的通用语。罗马人自古就有使用双语的习惯，这在恺撒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下令罗马第一座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必须同时保存希腊语和拉丁语两个版本。同时他下令任何发往希腊语文化圈内的政府公告，都必须使用希腊语。
罗马时期的语系图
（摘自意大利的大学课本）
除了这两大语系外，各地区也在很长时期里保留了当地的语言。
罗马帝国灭亡后，这些地方语言和拉丁语混杂，衍生出了现代的各国语言。
尽管恺撒在很多领域都认同权力分立，但涉及政治体制、法律、军事、城市排水系统建设、港口设施等社会资本领域，他又强调坚持罗马特有的方式，也就是中央集权。他认为帝国应当是一个权力分立和权力集中合理并存的社会。
恺撒原本致力于打造一个国际化的世界大国。不过这番宏图因为面临了新问题不得不中断。反对派在西班牙重新拥立庞培的两个儿子，举起了反抗的大旗。
孟达会战
庞培长子格涅乌斯和次子塞克斯图斯以及塔普苏斯战役失败逃脱的拉比埃努斯、瓦罗等人之所以再次作乱，是因为得到了西班牙原住民的支持。
西班牙人原本就不甘心接受罗马统治，说得好听点，是不甘心向强权屈服，实际上只不过是他们可能尚未意识到人类社会的一个残酷现实——权力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每当有人反抗罗马，西班牙人总是会跟着举起反罗马的大旗。毫不夸张地说，西班牙是个屡战屡败却又屡败屡战的民族。
公元前75年左右由庞培出马才得以解决的“塞多留之乱”就是典型例子。当年庞培是镇压该动乱的领袖，而这次他的儿子却成了发起动乱的首领。西班牙人并不属于庞培派，如果这次政府的首领不是恺撒而是庞培的话，他们应该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反抗。对付这样的民族，除了武力征服别无他法。恺撒命军团长佩提乌斯和法比乌斯两人率军在事态扩大前控制住局势。
不过，这两位将军自高卢战争起就是恺撒的幕僚，虽是十分称职的军团长，但要他们做整个战役的总指挥无疑是过于沉重的负担了。结果他们非但没遏制住局势，反而让格涅乌斯·庞培在西班牙南部势力不断扩大。此时在西班牙南部的重要城池中支持恺撒的只剩科尔多瓦，且庞培余党兵力增加到了8万人，恺撒只好决定亲自出征。
可是，在公元前45年3月7日进行的孟达会战中，庞培派最后的反抗力量也被打垮了。恺撒以北非毛里塔尼亚士兵为主的兵力达到4.8万人，其中包括一直跟随他的高卢第五军团、法萨卢斯战役后随他出征埃及的第六军团以及非大战不加启用的第十军团。敌方有8万兵力，由庞培长子格涅乌斯及塔普苏斯会战后逃到西班牙的拉比埃努斯指挥。激战过后，恺撒军中有1000名士兵战死，而敌方则战死3.3万人，其中包括拉比埃努斯。格涅乌斯负伤在逃走途中被杀，塞克斯图斯远远地逃到大西洋沿岸的山林中才躲过一死。
内战中恺撒军抓获俘虏的数量总是远远超过杀戮的人数，因为恺撒曾严禁大肆杀害同胞士兵。但这次的孟达会战例外，激战中恺撒的士兵大开杀戒。这从侧面说明了反抗恺撒的罗马人业已不多。庞培派最后的抵抗势力中，除了司令和指挥官是罗马人，大部分参加战斗的士兵都是西班牙的原住民。
这次会战拉比埃努斯战死，他与恺撒对抗也随之结束。阔别四年再度碰面，面对背叛自己、神情仍旧刚毅的老部下的遗体，恺撒是什么心情？《西班牙战记》对此并没有任何描述，只有一句：“拉比埃努斯也战死被埋葬了。”
到此为止，恺撒从未因战胜庞培派举办过凯旋仪式。但孟达会战后恺撒立即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以感谢神佑，与民同庆。
有现代学者认为这是恺撒终于撕掉面具的表现。但恺撒认为，孟达会战是自己以正统罗马政府的身份镇压反抗的行动，因此，孟达会战和之前的战役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此次在凯旋仪式上亮相的将军也不止恺撒一人，尽管最后是恺撒亲征才获得了胜利，但佩提乌斯和法比乌斯也一起出现在凯旋将军的马车上。恺撒授予这两人对各自军团的“绝对指挥权”，这意味着两人此后拥有了公职地位，可以直接派兵镇压动乱。恺撒邀请两位部下一同参加凯旋仪式，也是为表明此次举办凯旋仪式的合理性和自己立场的正确性。
一年前经由元老院任命，恺撒成为任期10年的独裁官，并且他还兼任公元前46年度及公元前45年度的执政官。公元前46年与恺撒同为执政官的是雷必达，公元前45年的是法比乌斯。法比乌斯在执政官任上病逝后，虽然离12月底的任期结束没多少时间，恺撒仍提议由特雷波尼乌斯补缺。经由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任命，恺撒任独裁官的任期从5年延长到了10年。这表明恺撒已经开始有意地将独裁官这个原本的临时制度变成长期制度，但罗马人对君主制（王政）是极度敏感的。
遗嘱
现在的恺撒终于可以一门心思扑在政坛上了，他此时的心境体现在公元前45年立下的遗嘱中。
在女儿尤利娅嫁给庞培后的高卢战争期间，也就是公元前58年左右，恺撒写下人生第一份遗嘱。在该遗嘱中庞培是恺撒的继承人。尤利娅死后，恺撒和庞培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直到庞培去世后，第一份遗嘱自动作废。当时立遗嘱是很常见的行为，继承财产也不算离奇的事。当时恺撒的全部资产除了“苏布拉”的两座私宅外，只剩下一两处固定的山庄，还有大量外债。
但公元前45年恺撒立的遗嘱与之前的有很大不同。上一次是他在出征高卢前匆忙所立，这一次则是得胜回国后立下的。此时的恺撒虽然私有财产并未显著增多，但起码已经没有外债了，而且这次的是政治遗嘱，也就是以遗嘱形式确定政治继承人。
恺撒这次立遗嘱并不是因为自己年届54岁年老体衰，也不是因为健康问题。事实上在罗马连普通的士兵也要到45岁才退役，倘若遇上紧急情况，60岁以下的人都要应征入伍。根据罗马的标准，中老年的分界线是60岁，也根本没有针对总司令阶层的年龄限制。
可是，此时的恺撒还不知疾病为何物。之前有过恺撒患癫痫的谣传，但翻阅当时的史料，我们找不到相应的内容。只有150年甚至200年后，以普鲁塔克为首的希腊历史学家才零星记载过类似说法。像癫痫这种不分场合不分时间发作的病症，如果发生在恺撒这样经常面对大众的人身上的话，肯定是瞒不住的。此外，西塞罗号称是当时的情报专家，如果恺撒真的有病，那么以西塞罗反对恺撒的立场，肯定会在给好友阿提库斯的信中提及。但我们翻阅西塞罗的书信及论著也没有发现相关记录。该说法大概和恺撒是剖腹产一样，都是后人想象出来的吧。因为在近现代历史学家遗留的学术著作中，从未有过类似的记载。
关于恺撒遗嘱的具体内容，我们等其后来公开时再详细叙述。恺撒立下这份遗嘱时，其指定的继承人还不满18岁，恺撒可能原本是打算再过十二三年才退位的。55岁的恺撒想将自己一手开创的新罗马扶植到成熟后再交给继承人吧。因为恺撒开始进入政坛是30岁，从立遗嘱的时间再过12年，恺撒指定的继承人接手政务也正好30岁。但世事并不如他所愿，在新罗马根基未稳时，历史就已开辟了另一条航道。
走向“帝制”
自公元前202年汉尼拔战争起到公元前50年征服高卢，罗马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不过借用汉尼拔所言，此时的罗马仍处于骨骼已成熟但内在机体尚不发达的状态。
罗马的内在机体，也就是以政治体制为代表的制度体系只能适应击败迦太基之前的领土范围。而那时的罗马不过是个北从卢比孔河、南到墨西拿海峡的意大利半岛国家。击败迦太基后，罗马迅速扩张，将原本的国界——地中海——变成了“我们的海”和“内海”。在此期间，内在机体却没有随之成长，仍沿用了意大利半岛国家时期的统治体制。矛盾油然而生。格拉古兄弟首先注意到这个矛盾，在他们之后，罗马陷入了胜利者的迷思和痛苦中。
恺撒做的就是帮助罗马内在机体成熟，以适应其强大的外在。换句话说，就是让罗马从高速发展期过渡到稳定发展期。
罗马把整个地中海纳入腹中，防御范围囊括了莱茵河、多瑙河、黑海和幼发拉底河。南边以原迦太基领地现在的阿非利加行省为中心，控制了埃及和毛里塔尼亚两个盟国。西边则是意大利的天然屏障——大西洋。北边则以与不列颠、高卢相接的北海为界。恺撒最后想真正发起的战争就是远征帕提亚。远征不是为了征服帕提亚，而是为了给罗马赢得把幼发拉底河作为防御边界。此外，在计划远征帕提亚时，他也打算在回国途中顺便确立罗马的多瑙河南岸的霸权。完成这两件事后，恺撒就不再打算扩大罗马领土了。事实上从地图上看，也没有办法再扩大了。
如果说扩大防御边界是外在的话，那么扩充国力就是与之相适应的内在问题。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首先保证在罗马霸权统治各地区各民族有和平的秩序。简言之，就是首先要保证“Pax Romanna”（“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在和平秩序的前提下，罗马作为生活大国的目标才可能实现。要将罗马改造成为生活大国，不是光靠喊喊口号就行的，必须进行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制度的改革。
恺撒认为，相比于元老院主导的罗马式共和制，帝制更加适合今后的罗马。民主政治随着罗马领域的扩大而越来越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样，寡头政治也与地理环境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统治范围越来越广，体制的效率性是保证国家统治有效的首要因素。现有体制中仅元老院就有600名元老，这样的机构不仅意见难以统一，政策的出台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随着国力的增强，既有的政治体制必然也会随之改变。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共和国为了提高统治能力，也将决策机构从200人的元老院改为17人的“十人委员会”。
恺撒决定把罗马的行政体制从600人的元老院共和制改成1人做主的帝制。与14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范围比起来，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统治领域要广阔得多，因此，将共和制改成帝制，才是恺撒真正要跨越的“卢比孔河”。
对于扩大城市街道网的建设，罗马人能充分理解其重要性，因为该工程的利益是目力可见的。但是恺撒要做的是改造人们看不见的国家机体，让内在机体符合外在发展的需要。
那么恺撒怎样具体实现这个理想呢？
现在回过头来看，与恺撒有着同样政治理念的亚历山大大帝也是在实现了国家的高速发展后突然辞世的。
公民权问题
前面已经叙述过历法改革和货币改革，也阐述了作为国家安全保障的边界拓展问题。接下来要论述的是与罗马未来帝制息息相关的公民权问题。
恺撒宣布从卢比孔河到阿尔卑斯山脉的意大利北部行省全体自由人都享有罗马公民权。据此，在阿尔卑斯山脉南部居住的高卢人也拥有了罗马公民权，恺撒称这是报答意大利北部行省人民在高卢战争中对自己的支持。实际上，北意大利和卢比孔河以南地区都已经罗马化了，罗马式的街道在那里随处可见。
可是，行省的全体自由居民成为罗马公民而不再是属民，这个决策有着重大意义。原本只是高卢人聚居的梅狄奥拉努斯（现在的米兰）、塔里诺鲁姆（现在的都灵）都开始像罗马一样规划城市建设。从此卢比孔河以及流经佛罗伦萨的阿尔诺河不再是罗马本土和行省的分界线了。
不过，尽管居民已经成为罗马公民，但在行政区划上，北意大利仍然作为行省被保留下来。根据罗马法律，罗马本土不允许常驻军队，而行省则不受此限制。可是如果一直到阿尔卑斯山脉为止都不设置军队的话，罗马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因此，还和以前一样，罗马直接派遣总督管理意大利北部行省，但意大利北部行省居民从此可以免缴行省税。
恺撒也考虑过将罗马公民权授予西西里居民，但西西里居民从未支援过恺撒出征，因此这回没有像“报答”那样直接的理由了。此外，与北意大利高卢人说拉丁语不同，西西里属于希腊语系，同时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
考虑到上述因素，恺撒最后授予西西里居民“拉丁公民权”。所谓“拉丁公民权”，就是剔除了政治选举权的罗马公民权，也可以看作罗马公民权的预备。
除了西西里，恺撒还将拉丁公民权授予法国南部行省，这也是为了报答其当年对自己的支持。虽然意大利北部行省和法国南部行省居住的都是高卢人，但是由于罗马化程度不同，享有的权利待遇上也产生了差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罗马政治的特色。
既然公民权有“有无”之分，那么拥有罗马公民权肯定是有优势的。
自马略的军政改革后，原本罗马公民必须履行的服兵役义务成了自愿，不愿当兵的话就可以不去。行省居民虽然也没有必须服役的义务，但是他们必须缴纳行省税作为补偿。与行省居民不同，罗马公民连像行省税这样的直接税都不必缴纳。不过要说明的是，当时像行省税这样的直接税并不高，仅占个人所有收入的一成。
除经济上的好处，罗马公民权也是个人安全的保护伞。如果罗马公民的人身安全遭受到其他国家侵害，罗马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管。此外，拥有罗马公民权就意味着拥有法律体系作为后盾。根据罗马的法律，个人的私有财产和人权都得到保护。从这一点上看，罗马公民永远不会陷入被剥夺财产、被执行私刑的恐惧中。
雅典的公民权只授予有血缘关系的人，而与此不同，罗马的公民权并没有此类限制。在恺撒之前，公民权的这种开放倾向仅限于意大利半岛上的居民。恺撒改革后，公民权的授予范围扩大了，连手下士兵退役后的去处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局限于本国，而是分散到各行省，并且高卢人、日耳曼人、西班牙人也都能拥有罗马公民权。如此在行省居住的罗马公民数量大大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