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3·15事件”（前44年3月15日—前42年10月）.3
一、执政官安东尼在完成任期后，将于公元前43年以前执政官的身份，出任意大利北部行省总督，任期5年。多拉贝拉同样以前执政官的身份，出任叙利亚行省总督，任期5年。
二、安东尼任执政官期间，马其顿行省的总督一职由马库斯·布鲁图出任，任期至公元前44年年末。恺撒为远征帕提亚在希腊阿波罗尼亚集结的军队将不日召回，不归布鲁图管辖。同时身为马其顿行省总督的布鲁图不能自主召集军队。恺撒生前指派的叙利亚行省总督多拉贝拉已任执政官，因此该职位由卡西乌斯补任。
尽管屋大维声望如日中天，但18岁的他仍无法在元老院占一席之地。恺撒遇害后，身任执政官的安东尼因握有元老院会议召集权而成为元老院的执牛耳者。尽管之前他声称继承恺撒的政治遗愿，此番议案却明显是反其道而行之，不过倒也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即使屋大维出席元老院会议，他大概也不会对安东尼的议案提出任何反驳。因为他是个懂得绕道而行的人，在该伪装的场合他不会踌躇不决。
在恺撒遇害后的第五个月，元老院通过的安东尼议案中包括了以下两项内容：
一、与差两个月才满19岁的屋大维相比，年届38岁的安东尼首次公开表明要成为恺撒继承人的态度。
如前所述，由于被称为“阿尔卑斯山南高卢”的意大利北部行省全体公民都被恺撒授予了罗马公民权，因此，该地实际上已与卢比孔河以南的罗马本土融为一体了，继续保持其行省性质，一方面是为了防御北部敌人，另一方面也是利用该地驻军以保卫罗马本土。
然而恺撒遇刺后，高卢和日耳曼都遣来使节吊唁，意大利北部行省存在的第一个理由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但第二个理由依然很充分。安东尼打算卸任执政官后，身居卢比孔河北岸，将兵力置于身后，密切监视着罗马本土。这才是他接替德奇姆斯·布鲁图出任总督并任期5年的真正用意，就是在近处以武力胁迫罗马本土。至此安东尼的目的不言而明。
二、安东尼议案中另一项内容是关于“特赦”的。
若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任期到公元前44年年末为止，那么从该项任命起始日算起也不过只能持续4个月时间。但是他两人便可据此名正言顺地出境，而免于被流放的命运。让两人以公职人员身份因公出境，正是该议案的目的。不同于杀人犯的获罪流放，而让两人保全了梦寐以求的“保持颜面地逃往国外”的愿望。对安东尼来说，此刻的对手已经不再是刺杀后一心逃往国外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而是留在罗马的屋大维。因此，给这两人“特赦”正好可以获得以西塞罗为首的刺杀派的选票，从而获得更多的权力。
布鲁图、卡西乌斯、西塞罗都察觉到了安东尼的用意。如果协助安东尼，意味着这些原本为恢复共和政体不惜刺杀专制君主的人，现在要成为另一位君主上位的帮凶。然而，诚如西塞罗所言：“保证共和制旗手马库斯·布鲁图的人身安全乃当务之急。”因此，他们已顾不了这么多了，甚至打算抛弃另一位同党德奇姆斯·布鲁图。
据恺撒遇害后召开的第一次元老院会议决议，德奇姆斯·布鲁图将于次年的公元前43年出任意大利北部行省总督。但安东尼议案不仅剥夺了正前往任职地的德奇姆斯·布鲁图的任职资格，甚至也没有为他安排其他职位，这无异于将其置于危险境地。原为军团长的德奇姆斯·布鲁图常年在恺撒麾下效力，颇受恺撒赏识，恺撒生前立遗嘱指定他为第二顺位继承人。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备受恺撒青睐的人，首先举剑刺向了恺撒。正因如此，恺撒的精锐老兵和普通百姓对他的憎恨来得更为强烈。此时若失去拥有军队指挥权的行省总督一职，又没有其他公职在身的话，德奇姆斯·布鲁图就再也没有抵御公众愤怒和复仇的盾牌了。西塞罗、马库斯·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明知如此，却也对安东尼的议案毫无异议。西塞罗更是在元老院会议中给该议案投了赞成票，这明显是见死不救。
安东尼的计划相当完美。首先按照元老院会议之前通过的决议，多拉贝拉在执政官任期满后将于公元前44年年末起，出任叙利亚行省总督。而在多拉贝拉仍为执政官的这个空当，即当下至公元前44年年末，则提议由卡西乌斯出任叙利亚行省总督。另一方面提议马库斯·布鲁图出任马其顿行省总督至公元前44年年末，却没有安排他的继任者。这样即可以让布鲁图以正当理由走出国门，又给元老院中以西塞罗为首的布鲁图支持者留有希望。因为他们本以为能保全布鲁图的性命就不错了，却没想到自己还有继续参政的可能。安东尼正是抓住了这个弱点，给反恺撒派以希望，从而控制他们。
8月底，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分别前往马其顿、叙利亚赴任，身居公职的他们终于可以在白天堂堂正正地出发了。那些在“3月15日”高举白刃、刺杀暴君、高喊自由的人，或许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会逃亡海外吧。
尽管在给好友阿提库斯的信中，西塞罗一再斥责“以为杀掉专制君主就是打倒专制政治”的两个人“幼稚至极”，但他不得不将再度建立共和政体的理想寄托在他们身上。临别前，这位62岁智者的一番慷慨陈词，让共和主义者无不闻之动容：“过去共和政治的精神在罗马，从今日起共和政治的精神在你们到达的每一个角落。”
此外，西塞罗对自身的影响力充满自信。将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平安地送走后，更是增添了他的勇气。西塞罗此刻坚信，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离开罗马后，历史的重任就只能落在他一人肩头——以舆论为武器，再兴共和。
弹劾安东尼
从公元前44年9月起，西塞罗陆续发表了历史上有名的反安东尼演说——《腓力比克之辩》，共计14次。西塞罗将演讲标题解释为“弹劾腓力”，从标题看，西塞罗的目的不言而喻。
相传希腊步入衰退期时，亚历山大大帝的生父、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曾试图统一希腊城邦。德摩斯梯尼为此特别以“腓力比克”为题，发表了著名的反腓力演说。他向雅典公民呼吁，自由才是公民应当守护的最高价值，因此，罗马人只要一听到“腓力比克”这个标题，就大致明白西塞罗演讲的内容所指。这也正是西塞罗的高明之处。
然而，西塞罗对安东尼的攻击性演说，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西塞罗本以为，聚集在罗马广场的民众听完演说后，“西塞罗所言极是”“罗马绝不允许个人独裁”“恢复共和，流放安东尼”“迎接布鲁图”的呼声会此起彼伏，元老院也将顺应民情重新制定政策。然而，在他的演说结束后，想象中的情景终未出现。不过，他也并非一无所获。自“3月15日”后目睹安东尼专横的元老院元老，即西塞罗口中的“保守派”，开始远离安东尼。所谓“保守派”，大都是拥立屋大维的原恺撒派。
为什么西塞罗只针对安东尼，而没有连带上恺撒的指定继承人屋大维？是否在他眼中屋大维不是再兴共和的障碍？西塞罗在演讲中极尽能事地攻击安东尼的品行：指责安东尼虽孔武有力，却只有匹夫之勇；揭露安东尼沉溺于酒色，除嗓门高之外一无是处；说安东尼是个角斗士一样的普通男人。这种对品行不端的攻击正是西塞罗的特长。只是他将所有的指责都集中在安东尼一人身上；他不仅不攻击屋大维，反而大加赞扬。他的目的是想让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嫌隙更深一层。待屋大维看穿安东尼的真面目，不再期待与之进行谈判时，他便会转而投入“仲父”阵营中——这才是西塞罗希望看到的。
屋大维在回国后的四个月里，着实巩固了自己的基础。他周围除了忠诚的旧恺撒派外，还聚拢了不少原恺撒军中的精锐士兵。西塞罗以为只要拉拢了屋大维，那么布鲁图回国就指日可待。
这位62岁的罗马智者，仍然保留着对屋大维的最初印象，以为仍是当年那个“孩子”。他认为这位近19岁的“孩子”希望的，不过是继承尤里乌斯·恺撒家的遗产，并非恺撒的政治抱负，因此无须过高估计他。
进入10月，“3月15日”以来一直胶着的局势终于发生了急剧改变。恺撒生前为远征帕提亚集结的军队从希腊回国了。为了尽早将这支军队收为己用，安东尼率先赶到了军队登陆的布林迪西港口。
当初安东尼没有把恺撒金库交给屋大维，为的就是这一天。他希望用金钱收买这支部队。然而军队中过半数的士兵都拒绝接受安东尼指挥，表示愿坚定地跟随恺撒生前指定的继承人。对安东尼来说，这个打击远比西塞罗的弹劾演说要巨大得多。慌张的安东尼心生一计，以执政官身份命令意大利北部行省总督德奇姆斯·布鲁图立即卸任，以便亲自掌控意大利北部行省的军队和屋大维对抗。
可是，德奇姆斯·布鲁图深知自己是恺撒派复仇的对象，如果没有军队就意味着任人宰割，因此，他拒不服从安东尼的命令。而意大利北部行省的军队对安东尼也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安东尼决定不惜以武力夺取意大利北部行省。他没有返回首都，而是沿亚得里亚海海岸向意大利北部行省急行，途中他以高额赏金征集了不少军队。然而，到了意大利北部行省与罗马交界的卢比孔河，之前征集的士兵大多改换门庭，直奔屋大维而去。
仅尤里乌斯·恺撒之名，就已远胜1亿塞斯特斯的效力。深知这一点的恺撒固然值得敬佩，年仅18岁的屋大维能理解恺撒的深意更不简单。这一神奇的职位传承过程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屈指可数。
对于急转直下的局势，西塞罗比谁都更为关注。他一改之前见死不救的做法，认为现在挽救德奇姆斯·布鲁图的绝佳机会到来了。安东尼围攻摩德纳城中德奇姆斯·布鲁图的战斗已经打响，救布鲁图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2月20日，西塞罗在当天的元老院会议上发表第三次《腓力比克之辩》，其内容如下：
一、赞扬屋大维从安东尼的暴政中拯救了首都罗马。
二、指出支援被安东尼围攻的德奇姆斯·布鲁图乃当务之急。
三、强调安东尼才应该是罗马军队的攻击目标。
公元前44年，刺杀者历经了成功刺杀恺撒的激动时刻、刺杀后的消极直至绝望逃亡阶段，到公元前43年，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丝扭转命运的曙光。
西塞罗演说结束的20天后，公元前43年1月1日，执政官依律进行换届。按照恺撒生前的指定，由希尔提乌斯和巴苏斯两人出任当年度的执政官。这两人都曾是恺撒的亲信，一直忠心耿耿，在安东尼与屋大维的斗争中也都明显支持屋大维。西塞罗心中又重新充满了希望。他与身处希腊的马库斯·布鲁图、身在叙利亚的卡西乌斯之间的通信猛增，同时他也不忘给在意大利北部行省与安东尼对决的德奇姆斯·布鲁图写鼓励信。
当原本与自己亲厚的两人出任执政官后，西塞罗似乎有些激动得忘形了。他接连恳请元老院通过以下两个议案：
一、授予屋大维正式地位。
二、对安东尼发出“元老院终极劝告”，并宣布其为国家公敌。
可是，尽管众人对安东尼的专横感到不满，但上述两个议案都并非小事，元老院最终没有通过西塞罗的议案。一方面毕竟屋大维只有19岁，正式执政太过年轻；另一方面，非常事态的“元老院终极劝告”的非法性一直被恺撒诟病，因此，也不是轻易就能启用的。元老院最终决定派使者前往安东尼处，表达完希望其回头的意愿就散会了。此时屋大维认为事态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于是这位年轻人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募集资金，组建军队。
公元前43年3月，希尔提乌斯和巴苏斯两位执政官率领四个军团离开罗马，前往安东尼与德奇姆斯·布鲁图交战的摩德纳。摩德纳是意大利北部行省的主大道埃米利亚大道沿线的重要城市，可直达里米尼和皮亚琴察。此行的目的是以武力逼迫安东尼屈服，与两位执政官同行的正是屋大维。这一次屋大维并非以个人身份随军，而是正式率领军队参战。此次行动除了两位执政官同意，连西塞罗也极为赞成。因为西塞罗非常希望两位执政官和屋大维三人可以击退围困德奇姆斯·布鲁图的安东尼，救出德奇姆斯·布鲁图。
4月，变攻为守的安东尼不得不解除对德奇姆斯·布鲁图的包围，之后他在与两位执政官及屋大维的联合阵线对阵中败北，迅速向西撤退。在此番战斗中，两位执政官希尔提乌斯、巴苏斯皆战死沙场。他们手下的士兵拒绝接受曾经杀害恺撒的德奇姆斯·布鲁图指挥，纷纷投到屋大维帐下。
落单的德奇姆斯·布鲁图打算投奔远在希腊的马库斯·布鲁图，然而在途中被高卢人抓获。安东尼得知此消息，下令斩杀了德奇姆斯·布鲁图。
在此之前，前往叙利亚的多拉贝拉也杀掉了托雷波尼乌斯。恺撒亲信的四位军团长中，有两位提剑刺向了恺撒，而最后却死在另两位的剑下。血债血偿拉开了帷幕。德奇姆斯·布鲁图和托雷波尼乌斯的首级被送到罗马，置于罗马广场的讲坛上示众。
复仇以恺撒生前最不愿看到的方式正式开始。
复仇
首次握有兵权并独立指挥战争的屋大维，并没有听从西塞罗乘胜追击的建议，而是率领军队返回罗马。
元老院无法承受拥兵自重的屋大维的压力，在两位执政官都战死的情况下，很快就同意屋大维出任候补执政官。
西塞罗对19岁担任执政官这等前无古人之事感到为难，但他仍认为自己能操纵这个“孩子”，因此并没有强烈反对。
8月，屋大维以公民大会压倒性的得票优势正式出任执政官。同时由恺撒的外甥佩提乌斯补上了另一执政官的空缺。此时屋大维距法定任职年龄——21岁——还差两年。
19岁的屋大维就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履行成为恺撒养子的公证程序——因为，在此之前该程序一直遭到安东尼的阻挠。在公民大会毫无异义地全票通过后，屋大维开始正式启用“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屋大维”这个名字。民众及元老院元老也开始以“恺撒”代称屋大维。
19岁的“恺撒”做的第二件事，是促成另一位执政官佩提乌斯出台《佩提乌斯法》。这个法案给了远在别墅的西塞罗当头一棒。
依据该法案，那些背弃誓言杀害恺撒的人全被判定有罪，并被处以流放。正式成为恺撒之子的屋大维好像向恺撒派全员吹响了进攻号角，告诉他们“复仇的时机到了！”
接着，屋大维以执政官身份率领着实力大增的11个军团，奔赴意大利北部行省。
此时此刻，19岁的屋大维仍“情真意切”地给西塞罗写信，并不倦地向这位63岁的智者讨教，而西塞罗仍对年轻的执政官抱有一丝希望。真不知是该叹息西塞罗的愚善，还是该佩服屋大维的伪善，西塞罗仍希望北去的屋大维能够和安东尼决一雌雄并得胜而归。毕竟和安东尼的狙杀政策相比，《佩提乌斯法》规定的流放处罚还是要好得多。
虽然屋大维为了吹响复仇号角已苦苦等待了一年多，但他并没有与安东尼对决的打算，毕竟此刻自身实力还远逊于安东尼。
当屋大维推进自己恺撒养子的公正程序并努力谋求执政官职位时，从摩德纳战败的安东尼正在筹划与高卢行省、西班牙行省总督组成联合阵线。此时雷必达、普兰库斯、帕里奥等已升为行省总督的原恺撒军团长，率领着各自部下前往意大利北部行省与安东尼会合。
公元前43年11月，恺撒派再度于意大利北部行省内的博洛尼亚城聚首。安东尼、雷必达、屋大维三人结成同盟，史称“后三头政治”（或“后三头同盟”）。孤注一掷地信任屋大维的西塞罗，此刻彻底绝望了。
“后三头”率领部队，从博洛尼亚返回罗马。11月27日，公民大会承认“后三头同盟”为国家危机管理体制，以5年为限。
“后三头政治”
历史上由庞培、克拉苏、恺撒三人组成的“前三头政治”并没有成为正式的公认体制，而“后三头政治”却作为正式的同盟形态得到了公开承认。西塞罗的毕生理想，布鲁图等刺杀者强行守护的元老院共和政体——罗马特色的寡头政治——至此灰飞烟灭。
此外，“后三头政治”的形成也让39岁的安东尼不得不隐藏起恺撒接班人的野心。
不知道安东尼还记不记得，“前三头同盟”时“三头”里力量最弱小的恺撒后来居上，成了最后的赢家。而此刻在“后三头同盟”里，尽管19岁的年轻人手中的实力已大为加强，让人无法轻视，但无论年龄还是履历，屋大维的情况都和当年的恺撒颇为相似——年轻且无政绩。“后三头”中安东尼在年龄和政绩上都居首位。雷必达性格温厚，颇似当年“前三头”里的克拉苏，事实上他也是因为曾任恺撒左右手才成为“三头”中一员的。安东尼是否考虑过这些特性？还是像恺撒生前的名言一样，他属于“只想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现实”那一类人呢？
“后三头同盟”成立后，安东尼有句话常不离口：“屋大维有实力？那不过是背着一个恺撒的名头而已。”
“后三头同盟”成立后，首先做出如下决定：
一、制定“黑名单”，消灭反对势力。
二、安东尼与屋大维合力，共同对付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此间雷必达留守本国，守护大本营。
恺撒对敌人的宽容态度带来的好处或许并没有被抛诸脑后，然而安东尼和屋大维毕竟不是恺撒，他们只代表自己。恺撒生前曾极力反对的、臭名远扬的苏拉式恐怖政治复活了。制作黑名单时，屋大维比任何人都更冷酷无情。“复仇”取代了“宽容”。
黑名单中牵涉了300名元老院元老和经济界约2000名骑士阶级的人士。其中，有130人被定为国家公敌，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直接处死。这些人大多是以前的庞培支持者，后来在恺撒的宽容下继续保持元老院席位的元老。这130人中，直接参与刺杀行动的确有其人，但更多人与刺杀毫无关系，刺杀发生后也并未秘密支援刺杀者。因此“后三头同盟”实际上是效仿苏拉，在对反对势力斩草除根上如出一辙。
“后三头”制作黑名单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筹措资金，因此，黑名单中的2000名有经济实力的人士被没收全部财产。西塞罗的好友，著名的富翁阿提库斯，就因曾支援过布鲁图而位列黑名单中，差点被处罚。因他长年担任安东尼之妻富尔维娅的经济顾问，后来安东尼答应妻子的要求，放过了他。
此外，西塞罗因曾大肆发表弹劾安东尼的演说而位列黑名单榜首。口口声声称“仲父”、经常写信求教于他的屋大维此时也表现得异常冷漠，非但没有试图搭救他，而且对安东尼的提议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西塞罗的罪名是“刺杀恺撒行动的思想指导者”。如果翻阅刺杀恺撒时期西塞罗和布鲁图等人之间的频繁通信，这个罪名也不是毫无理由的。然而对思想进行处罚在刑法上是不是有问题呢？实际上“后三头”列出的黑名单，本身的目的就是强力扫除反对势力，西塞罗的问题并不属于刑事范围，而属政治斗争范畴。
公元前43年冬，整肃风暴席卷了罗马及整个意大利半岛。苏拉当年采用的奖赏告密者的制度重新被启用，意大利陷入了血雨腥风之中，宛如40年前苏拉的白色政治再现。一旦被列入黑名单，就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即使黑名单人员家中的妇女、儿童也会被严刑拷打，要求供出其夫或者其父的藏身地点。那些被定为死刑的130人，一旦落网立刻被割下首级送往罗马，连押送的麻烦都节省了。古罗马广场的讲坛上摆满了首级，与苏拉时代并无二致。
“后三头”对黑名单上的人物一律从严处理，甚至到了“大义灭亲”的程度。“后三头”中雷必达的亲弟弟巴鲁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安东尼的亲舅舅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都被定为死刑且严格执行。
自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罗马内战爆发以来，罗马人分成了两派——恺撒派与庞培派。大多数家庭内部也因支持不同的领袖而发生了分裂。毕竟恺撒和庞培的斗争并不仅仅是一家一族的冲突，而是关系到国家整体的政治斗争。一家一族之内的骨肉亲人间自然也会因各自不同的政见而爆发冲突。内战结束后，家庭内部血亲也因政治阵营分为胜者和败者。
恺撒对失败阵营的人士采取了宽容政策，一方面因为他很清楚如果不处理好败方心中的怨愤，对整个国家并无好处；另一方面因为他宽容的性格，他根本不愿看到这样互相怨恨的悲惨局面的出现。或许恺撒心中的理想罗马，应该是个既无胜者也无败者的世界。
然而恺撒的继任者却经历了恺撒遇害事件，他们认为如果不将败方斩草除根，便永无宁日。不过也有一些旧庞培派，因被恺撒生前委以重任，而免于受苦。大文豪特伦提乌斯·瓦罗便是其中一位，恺撒敬重其文学造诣，任命他为罗马首任国家图书馆的选书人。而且这位瓦罗和西塞罗不同，他在得到恺撒赦免后就远离了政坛。
西塞罗之死
公元前43年11月28日，“后三头”首次公布黑名单。不过这份黑名单上并没有详细列出2300人的姓名，而是公布了16位要犯。这16人包括了直接刺杀恺撒的布鲁图等14人和西塞罗兄弟俩，并且西塞罗之名赫然列在榜首。
当时西塞罗已经对安东尼和屋大维联手的罗马政治不再抱任何希望，离开首都，在其名下的8处别墅中轮住。同时他还念念不忘远在希腊的布鲁图等人的安危，不断打听他们的行踪。黑名单公布时，西塞罗还待在三面临海的阿斯托拉别墅中。知道自己名列黑名单之首后，西塞罗最初打算乘船逃往希腊。如果他那时真这么做了，或许还能逃离意大利，然而西塞罗最终没有下定决心。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是西塞罗优柔寡断的性格造成的悲剧，不过我认为，无法抛弃亲弟弟昆图斯而独自逃生是西塞罗留下来的重要原因。昆图斯一直和兄长西塞罗生活在西塞罗的别墅中，不久前因搬运必需品而回到罗马近旁的图斯库罗姆别墅。曾经在恺撒麾下参加高卢战争的昆图斯，此番被列入黑名单的死刑部分中，只因其兄长西塞罗是头号要犯，因此，西塞罗肯定不能抛下弟弟独自逃走。
另一个原因是西塞罗也无意求生。曾经无比热爱写作的西塞罗在“后三头同盟”成立后再也没有拿起笔。让一个生无可恋的人在惊涛骇浪中东躲西藏显然是太苛刻了。
得知搜捕队逼近后，西塞罗从容面对死亡。他并未做出任何反抗，面对奴隶们为保护他而表达出来的战斗意愿，他也只是说：“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
搜捕队奉安东尼之命，不仅割下了西塞罗的首级，还砍下他的右手一并带回罗马广场示众，显然安东尼对西塞罗曾经撰写《腓力比克之辩》一事无法释怀。
从无比欢欣地看着恺撒遇害，到西塞罗自己身赴黄泉，不过1年零9个月。公元前43年12月7日，西塞罗被杀害，享年63岁。
50多年后的一天，帕拉蒂尼山的皇宫内，皇孙们正聚在一起阅读西塞罗的名著时，年迈的帝王步入殿内。孩子们知道了皇祖父与西塞罗被杀的过程，都因害怕遭受训斥而紧张不已。
然而，年迈的帝王屋大维拿过孙儿们手中读物，伫立默读片刻后返还给孙儿们说：“西塞罗是位智者，学识渊博且深爱国家。”
此时的屋大维是不是回忆起那段被称为“孩子”而不忿的岁月呢？已成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此时看到的大概是西塞罗的这篇著作：
人世诸爱种种，至高至喜之爱当属爱国。世人皆知爱父母，世人亦知爱子女、兄弟、友人、爱人。然诸爱种种都包含在爱国之内。若国有难，若国有需，诸民定当赴汤蹈火，为国捐躯。
——《论责任》
《论责任》是恺撒遇害后西塞罗写成的最后一篇文章。文章充满了爱国之情、忧国之意，深深地打动着读者。这篇文章的论调其实和恺撒的主张是一致的，如果作者换成恺撒或许也不会有人发觉。那么西塞罗为什么还要继续反对恺撒呢？
我想或许这是因为二人对“祖国”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吧。
西塞罗心中的理想国是布匿战争时期的罗马，那是一个由本国出生的罗马精英——元老院阶级——主导并统治的国家。当时北部的卢比孔河、南部的墨西拿海峡是罗马本土与行省的分界线，本土版图内才是西塞罗认可的“祖国”。
而恺撒心中之“祖国”是无边界之国。他并不赞成由罗马本土出生的元老院阶级担任国家专政的统治者，因此，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选用被征服民族的代表进入元老院，引起纯正血统论者西塞罗和布鲁图的反对。恺撒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无论是高卢人、西班牙人还是希腊人都可以被任用。恺撒的“祖国”是罗马文明统治下的多人种、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共存共荣的帝国。
有人说，公元前1世纪的顶级智者是西塞罗和恺撒，我对此也深有同感。然而这两位生于同时代的亲密友人之间却无法相互理解。
或者应该这么说，恺撒是理解西塞罗的。尽管对“国家”的观点不同，恺撒仍能体会并尊重西塞罗深切的“爱国心”。每当西塞罗陷入危机，恺撒总是尽力出手救助，并不断地希望西塞罗能理解并支持自己的大业。然而西塞罗始终无法理解恺撒。
恺撒遇害后，西塞罗并不待见实力日渐增强的安东尼，他曾数度在给好友阿提库斯的信中批评安东尼的处事：“若是恺撒，一定能处理得更好。”但是，西塞罗上述发言的理由不是因为他理解恺撒，而是因为他不满安东尼对待自己的态度。恺撒在世时对西塞罗礼遇有加，可到了安东尼这里却遭到冷落。西塞罗文笔卓越，即使在2000年后的今天，其文章仍旧是拉丁语的范文和标杆。然而这位文采斐然、洞悉世事的西塞罗却缺乏先见之明。他对“祖国”概念的理解就如实反映出了他的局限性。
“神君恺撒”
西塞罗死后，公元前42年罗马发生了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大事。
古罗马的1月1日，既不是祭祀日，也不是公休日，而是一年工作的开端。那一年的1月1日，元老院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将亡故的恺撒尊称为“神”。恺撒正式成为神族的一员。
这个决议造就了后世一个有趣的现象：研究者难以从基督教一神教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针对评价一直相当高的恺撒时，竟不知如何解释其“神格化”的问题。有研究者甚至写道：“恺撒是实用主义者，他愿意成为神吗？”在日本，出于尊崇或出于敬畏，菅原道真、明治天皇或其他历史人物都被奉为神明，日本可以说是一个有800万神明的国家，因此，出生于日本的我也无法体会基督教思想影响下的学者的困惑。当时的罗马人供奉的神明虽然没有800万这么多，但也盛行敬拜多神。比如，征服叙利亚后，叙利亚的诸神就进入了罗马；恺撒带克娄巴特拉回国后，埃及诸神也开始在罗马人中间渗透。
的确，除开国君王罗穆路斯外，恺撒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位被尊为神的帝王。据说当埃及祭司曾告知亚历山大大帝说其父并非凡人而是神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又惊又喜，因此在远征印度时表现得更为英勇无畏。这就是古代多神教丰富多彩的世界。恺撒的虚荣心也胜过常人，如果他知道自己被封神，肯定不会不高兴。或许他会开怀大笑，并与众人开玩笑说：“与我恋爱过的女子以后可以说她们曾和神恋爱过了。”
但是恺撒被神化，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才能非凡的屋大维没有具备恺撒的幽默感，因此，为了捍卫恺撒神一般的形象，他只保留了恺撒的巅峰作品《高卢战记》和《内战记》，而将其余作品全部付之一炬。恺撒青年时期创作的诗歌、戏剧、大多数的书信以及情书等永远消失在历史烟尘中。
从希腊神话里可以看出，多神教的众神其实也拥有与人类相似的缺点，譬如爱恋，譬如偷情，均毫不掩饰。话虽如此，但如果一位神留下众多情书，这让其后世情何以堪。或许是考虑到这一点，除《高卢战记》和《内战记》以外的恺撒著作，我们只能从西塞罗等人的转引中找到蛛丝马迹。显然，要成为神，麻烦总是和荣誉一起到来。
与屋大维的反应相对，普通罗马人倒是大方地接受恺撒被封神一事。对“称帝”异常反感的罗马人对“封神”却不反对，足见罗马是个多神教的国家。在老百姓看来，既然开国者罗穆路斯能够成神，那么恺撒作为罗马盛世之主，被封神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毕竟在罗马，神作为守护众生的无上力量，自是多多益善。
随着恺撒被封神，其养子屋大维自然成了“神之子”，罗马人对此并不陌生，因为曾经的亚历山大大帝也号称是“神之子”。
在公元前42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提出将恺撒神格化的议案，也是屋大维等人精心筹划的重要政治部署。20岁的屋大维已经决定借此在公元前42年内完成复仇大计，一举歼灭正在希腊整兵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屋大维深知目前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得到武将出身的安东尼的配合。然而，此时安东尼正一心一意扩大自己的实力，对为恺撒复仇一事实际上并不热心，因此屋大维只有找到大义凛然的理由，才能逼迫安东尼出战。将恺撒神格化就是最合适的理由。
杀害已经成为罗马人守护神的恺撒，是犯了罗马人的大忌，刺杀者自然成了罗马人的公敌。恺撒升格为神，为神复仇的理由使得安东尼和屋大维结成了最坚实的统一战线。公元前42年夏，两人率19个军团齐动，渡过亚得里亚海。和当年恺撒与庞培的对决一样，他们把战场选定在希腊。
出发前，20岁的年轻首领宣布，将在斩杀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后建立神庙，用于供奉“复仇之神”，虽然当年恺撒战后建立的是“宽容之神”神庙。
布鲁图之死
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也没有白白浪费两年时光，他们做好了迎接复仇的准备。首先他们在各自的行省——布鲁图在希腊、卡西乌斯在叙利亚——加强军备。卡西乌斯甚至杀掉安东尼议案中指派的叙利亚行省总督多拉贝拉以血祭旗。同时他们加征各自行省的赋税，从希腊到东方的罗马行省居民都负担了沉重的赋税。
通常情况下，某地的统治者不管增强军备多么急切，也不会不顾一切地搜刮民脂民膏，因为一旦引发众怒就不利于今后的统治。而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此时已经没有退路了，头脑中只想着迎战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复仇联盟。最后在一系列准备后，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共集结了包括2万名骑兵在内的10万大军。安东尼和屋大维联盟则率领了包括1.3万名骑兵在内的12万大军勇猛进攻。攻守双方的兵力是当年恺撒和庞培在法萨卢斯战役时的2倍多。战斗在希腊北部的腓立比进行，该城位于横贯希腊东西的交通要道埃格纳提亚大道沿路的广阔平原上。这座由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建立的城池，因这次战役而名垂青史。
可是，公元前42年秋在腓立比平原上进行的这次战役，尽管参战人数达到20万之众，却在战略战术上毫无建树，其原因如下：
首要原因是没有统一的战略。一山不容二虎，无论是安东尼还是屋大维都不甘心屈居军中副手，都各自率领军队积极进攻。同时，守方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也各自为政，因此战争初期，出现了安东尼对阵卡西乌斯、屋大维对阵布鲁图的局面。这不是建立在统一战略下的大决战。
第二个原因，四位主帅中安东尼和卡西乌斯尽管具备武将的才能，却只是军团长级别的人物，并不具备总司令的能力，因此在腓立比会战中表现平平。
与当年恺撒和庞培的法萨卢斯战役相比，两次战役的总司令水平并不在一个等级上。尽管腓立比会战拥有大量骑兵——1.3万对阵2万——却连充分发挥骑兵的机动性都不知道，因此，腓立比会战仅仅是以“量”进行的正面对决。
第三个原因，尽管敌对双方的领袖屋大维和布鲁图都没有担任总司令的经验，然而由于屋大维抱病在床，其军队在布鲁图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恺撒的这位养子天生消化器官娇弱，经常出现腹痛到无法下床的情形。这也是他被安东尼轻视的原因之一。不过恺撒在指定他为继承人时肯定知道这个问题，因为当年屋大维随恺撒出征西班牙的孟达会战时，也经常“抱恙”。腓立比会战对屋大维而言意义非同小可，在关键时刻病倒确实不走运，并且恺撒亲自为屋大维挑选的武将阿格里帕也因临战经验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出恺撒期待的才能。
马库斯·布鲁图的侧面像
（刺杀恺撒不久逃往希腊后铸造，约前43—前42年）
布鲁图发行的“刺杀恺撒”纪念银币
（前43—前42年左右）
综上因素，腓立比会战前期屋大维被布鲁图击退，安东尼击败卡西乌斯。因失败而绝望的卡西乌斯不久自杀，终年43岁。
战争后期的前20天里，布鲁图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将老战友卡西乌斯遗体焚化后便一步也没有离开卡西乌斯营帐。屋大维借此机会重整大军，安东尼也进一步扩大了兵力。
我推测，或许布鲁图在迎击屋大维和安东尼很久之前，已经丧失了战斗欲望，甚至已经丧失了生存意志。因为那段时间噩耗充斥着他的脑海。
首先是托雷波尼乌斯被处决，接着是德奇姆斯·布鲁图。屋大维和安东尼结成同盟后，布鲁图绝望的妻子鲍基娅采用吞火炭这一骇人的方法死去。接着是西塞罗被处决，支持布鲁图的人一个个都被斩草除根，现在最后一位朋友卡西乌斯也自杀身亡了。
莎士比亚在《恺撒大帝》中描述布鲁图此刻眼前出现了恺撒的魂灵。或许他真正看见的并不是恺撒的魂灵，而是他自己心中的苦闷吧。因为在莎翁的另一部戏剧《哈姆雷特》中，当已故国王魂灵显现时，除王子外，其余近卫兵也看得一清二楚。而此刻只有布鲁图一人看见了恺撒魂灵，不得不说是他内心作祟。此外，以恺撒生前宽容的性格，即便死后也不可能化身为怨气的鬼魂。不论被恶灵缠身是真是假，布鲁图在生命最后几个月里，显然早已自暴自弃。
腓立比会战后期，屋大维和安东尼的联军获得了最终胜利，布鲁图则拒绝部下的逃命建议，也自杀了，终年43岁。
两位敌将（屋大维和安东尼）按照罗马传统火葬了布鲁图，并将骨灰送至其母塞维利娅处。顺带介绍一下，塞维利娅并没卷进“后三头”掀起的整肃运动，而是在恺撒赠予的那不勒斯近郊别墅中安度余生。不论是屋大维还是安东尼，对恺撒一生的挚爱还是非常尊重的，即便她是他们头号政敌的母亲。最后布鲁图葬于何处，至今再无人知晓。
这里想介绍布鲁图写给西塞罗的一封亲笔信，因为这是目前在布鲁图遗物中最能展示他性情的资料。
相较于恺撒常常是两三行、最长也不过半页的写信习惯，布鲁图却非常善于写长信，即将介绍的这封信就长达6页。不过信中布鲁图多次重复同一内容，若照信全译虽有助于理解他的性格，但无论译者还是读者大概都会不胜其烦，因此信中的雷同内容我在此均用“……”代替。
该信写成于公元前43年5月，当时西塞罗自以为能操控屋大维，因此要求屋大维饶恕布鲁图并允许其回国。正在马其顿加强军备的布鲁图，得知消息后立刻写信给罗马的西塞罗表示抗议。
致西塞罗：
从阿提库斯送来的手抄信副本中，我也得知了您写给屋大维的建议。对于您的帮助和关心，我不胜感激。本国来的信中都充满了身处国内的您每时每刻对我的关心、担忧，我也知道您为我做的一切。
然而，您给屋大维的建议却让我无比为难。我明白，您为了换得我的安全不惜向那个年轻人卑躬屈膝，但我能做到不顾共和国之名向他表示感激吗？我也明白，您将我的安全托付给了他，但我宁愿死也不愿如此苟延残喘。难道我们刺杀恺撒不是为了推翻君主制度，而只是为了让另一个人登上君主宝座吗？
您对他说话的言辞极像臣子对君王的语气。同为争取自由的人，为什么要为了达成某些愿望而这样低声下气？为守护自由而手染鲜血的我们，生命却掌握在另一个人手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倘若那个年轻人无这种意愿，那我们就失去生的权利了吗？如果是这样，那这种生倒真是不如死。我们曾对着朱庇特神宣誓，我们将解放世界人民的罗马人从暴政下解放出来，我也坚信我们也应当受到罗马人民的感激，大可不必为了活命卑躬屈膝。……
西塞罗，据悉您如今是屋大维最信赖的顾问，而您最关心的则是我的人身安全。那么，我是否也该将自身安全寄希望于那个“孩子”的温情呢？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寄希望于安东尼？反正都是忍辱偷生，反正都是寄希望于“温情”，为什么只能选择屋大维而不选择安东尼呢？在专制独裁方面，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是的，就是这个专制。正是因为向往专制，恺撒才会有登帝位称帝的野心。正是因为向往专制，安东尼才一心一意想成为恺撒的继承人。而如今的罗马正将那个年龄上尚不足以成为“男人”的“孩子”推上君主专制的宝座。
遗憾的是，这拥立中还有您的一份“功劳”。出于对安东尼的憎恨，您大力扶助屋大维。您为了帮助我们这些憎恨专制的人而拥立专制君主，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既然如此，杀死恺撒已变得毫无意义可言。……恺撒在世时我们是他的奴隶，难道恺撒死后我们还要继续做他的奴隶吗？我们能反对恺撒所行之事，却不能反对恺撒继任者所行之事吗？……
在我看来，恺撒生前的西塞罗远比现在更忠于自己。倘若继续抱着对人类奴性和卑劣性的厌恶，无论活在世界哪个角落，也不会为流亡的命运感到悲哀。正因如此，如果必须对使人产生奴性的专制主义者屈服才能回到罗马，我宁愿选择继续流亡。……因为凡得自由之地，皆是我心中之罗马。……
曾正义凛然弹劾安东尼（《腓力比克之辩》）的西塞罗，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守护人。如今屈从于一个专制主义者的西塞罗，到此已功过相抵。不但已失去了死后的荣光，也伤害了他引以自傲的尊严。
西塞罗啊，没有人能比您更爱罗马，也没有人比您更适合做罗马的根基——自由——的守护者。因此，我恳求您，不要再为我向屋大维屈服。与其让您为此努力，我更希望能看到一个忠于自己内心的西塞罗。我也祈祷：总有一天，那座城市（罗马）可以成为您为祖国做贡献的证人，恢复它以自由为傲的荣光；总有一天，罗马公民会团结一致反对专制主义者，众志成城。
写下这封信的四个月后，马库斯·布鲁图兵败，自刎于腓立比草原。
尽管刺杀恺撒的真正首犯是卡西乌斯而非布鲁图，但刺杀集团是在布鲁图领导下才正式发挥作用。尽管也有人批评布鲁图走错了方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布鲁图身上仍具有高洁的品格。
然而和西塞罗虽智慧却缺乏远见相类似，布鲁图的高洁精神也未能给罗马人指出正确的前进道路。在意大利现行的大学历史教材中也是这么评价的：“‘3·15事件’是怀旧主义者自我陶醉式的、弊大于利的悲剧。”
“3月15日”不仅是恺撒的悲剧，也是布鲁图的悲剧，只是这种悲剧并不是高尚精神不为时代所容的悲剧，而是道德情操高尚的人没有看到时代变化的悲剧。
